新红楼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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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红楼梦评论范文第1篇

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古老而优美的昆曲，演绎博大深邃的古典名著《红楼梦》，美，是可想而知的；难，却是无以想象的！且静听曹其敬导演为我们述说这一场繁华若梦……

《艺术评论》：曹导，您好！在昆曲申遗成功十年之际，昆曲《红楼梦》隆重推出，这可以说是世界文化遗产与世界文学名著的一次历史性相遇，祝贺您。

曹其敬：昆曲与《红楼梦》有很深的渊源，《红楼梦》书写的时代正是昆曲繁盛之时，《红楼梦》书中也多处出现昆曲剧目和戏文。昆曲的优美、典雅，深刻的文学性是最适合于表现《红楼梦》的。我们做昆曲《红楼梦》的初衷，就是感觉这个剧种与这部文学巨著是非常般配的，非常非常般配。此次创排昆曲《红楼梦》，我觉得实在难得，对我来说也是我创作生涯里一次难得的实践机会。

《艺术评论》：《红楼梦》在中国有众多阐释，戏曲、话剧、舞剧、电影、电视剧等。这是首次以昆曲的形式解读《红楼梦》，您感到此次创作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曹其敬：昆曲《红楼梦》难度肯定很大，因为《红楼梦》这部作品太伟大了，它的内容那么丰富，那么深邃，涉及方方面面，社会的、政治的、人文的、文化的，甚至养生的、医药的、饮食的等等，真是一部大百科全书。要想在舞台上，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内表现这样一部作品，是一个很富有挑战性的难题。舞台的独特性在于它的时空极为有限。当然有些舞台剧，比如越剧《红楼梦》，做得很成功，而且这些作品一直影响着我们。

《艺术评论》：它深入人心，人们可能不由自主地都有这样的一个参照在心里。

曹其敬：它作为一个样本在那里。后来还有黄梅戏《红楼梦》，但更多的还是一些章节性的、片断式的改编作品，不是全景式的。当然，各种作品都有自己的角度与解读方式。昆曲《红楼梦》一定要是自己独树一帜的东西，不跟任何剧目雷同，它一定要有自己的方式，自己的特色。

《艺术评论》：那么，您认为此剧与以往《红楼梦》的改编作品相比，独树一帜之处在哪里？

曹其敬：就是尽量全景式地去展现《红楼梦》。但它还是有限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艺术评论》：全景式体现《红楼梦》，表达生命的虚幻、幻梦、缥缈。从戏剧结构上会是非常大的一个难题，你们是怎样来进行取舍和戏剧结构的组织？

曹其敬：的确是这样。我们在编剧王旭烽最早写出的本子基础上进行了结构调整，分为上下两本，上本是兴，下本是衰。这个结构方式，就是从一块顽石入世开始，到这个顽石在人间走了一遭以后，领悟到了很多东西，然后它要出世，到这儿为止，用宝玉的视角来看待人生。这其中经历的东西绝不只是爱情，而是一个完整的人生。当然爱情是它主要的一条线索，宝玉跟黛玉之间的情感悲剧是一个主要的线索。

《艺术评论》：结构上比如元妃省亲这一段，与原著相比有所调整，是不是希望放在上本的结束之处来形成一个荣华富贵的高点。

曹其敬：是这样一个意图，一个顽石在人世间看到什么，听到什么，经历了什么，感受了什么，其中最主要的是大观园的兴与衰、家族的兴与衰，实际上它走的是兴衰这一遭。元妃省亲，这在时序上与原著稍微有一点颠倒，把元妃省亲放在上本的最后，是为了形成一个，

《艺术评论》：这个高点之后就是转折，这就到了下本了。

曹其敬：对，然后它就逐渐走向衰败。大观园日益破败，而且里面的肮脏、污秽和罪恶日益展现，它衰落了，它堕落了，它消亡了，这么一个过程，实际上背后有很深刻的东西。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有意识地要跟皇权连起来。实际上元妃是贾府的根儿，是他们的大树，在元妃得宠的时候，贾府是最兴旺的时候，等元妃病逝了，他们的靠山倒了，贾府也日渐败落，所以这后面有一种很深刻的政治背景，而里面所有人的命运都被这个背景笼罩着，特别是宝玉和黛玉。比如说黛玉葬花这段戏，原来的作品都是说黛玉到宝玉那儿去，结果晴雯没开门，她觉得宝玉在里面说说笑笑的，把她拒之门外，所以很伤感，在这种情况下她去葬花。我们没有采用这种方式，我觉得实际上这取决于元妃的态度。端午节元妃送礼，每人一份，唯独宝玉跟宝钗，她是很有用心地给他们相同的一份，而黛玉和其他姑娘是一样的。这是元妃对宝玉将来婚事的一种态度，这个态度实际上也控制着黛玉的命运。黛玉葬花是在受到这样的打击之下借此来抒发内心的怅惘和伤感，我们是做这样的一种解释，而不是小孩子瞎闹气的那种解释。实际上黛玉的命运是被一种力量掌控着，所以这后边有很深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儿女情长。我觉得在原著里这个东西它是不显眼的，可是我们看到它了，就把它提出来，元春作为一个很强大的背景和势力影响、笼罩和关照着这些年轻人的命运，结构上我们是有意地这么去解释的。

《艺术评论》：不仅仅是总体结构，对于一些情景的处理，此剧也有自己别样的解读方式。

曹其敬：为了有别于其他的《红楼梦》作品，凸显自己的特色，我们在比较司空见惯的一些段落，重新做了一些处理和解释。比如说黛玉焚稿、宝玉成亲，大多处理成是线性的，焚完稿，接着成亲。实际上，在小说原著里边，曹雪芹写的时候不是一个线性的写法，而是一个平行写法。但在结构戏的时候，觉得它不好结构，所以就把它拆开了；我们结构这两段戏让其同时存在，但在不同的空间进行。再者，其他戏都有宝玉哭灵，而我们这个戏没写哭灵这个场景，原著里是夜游潇湘馆听闻鬼哭，在此，我们忠实原著的场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并非林黛玉去世以后，宝玉马上就赶赴吊丧，而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经历了朝廷抄家封门，面对家族的衰败，他的出世之心越来越鲜明、越来越坚定的时候，他最后到了大观园，一个破败的大观园，再去凭吊一下往事，凭吊一下他的林妹妹，它是更深刻的。这种回味，不光是一种悲伤，里面还有一种缅怀，一种温暖，一种幸福，但最后一切都是虚空，所以从夜游潇湘馆闻鬼哭以后，他定了心要走了，宝玉就此告别，与大观园再见，走出大观园，也就走出了人生，这个处理跟其他戏是不一样的。原著本身就很妙，人世间不好，我走，我不在你这儿待着了，我还当我的石头去。

《艺术评论》：空灵感出来了，生命的终极思考意味浓。

曹其敬：对，这就是给人一种人生的思考，而不仅仅是情感抒发。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番经历，你都在人生走了一遭，你得到了什么，你看到了什么，你感悟到什么，这是你自己的事了。可能会对其他人有一些启迪，人生的启迪。剧中的这些所谓突破，不是别出心裁，就到书里边去找，就能找得到，找到别人没有注意到的东西或者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实际上就在书里边，在原著里面都存在着。《红楼梦》里可做的东西太多了，它真是一个富矿，你可以不断地去挖掘它。

《艺术评论》：原著中人物众多、庞杂，是怎样进行人物的取舍和笔墨分配的？

曹其敬：人物现在还有点多，因为有些人物提出来，但又没有展开。人物取舍，当然以宝黛为主。王熙凤比较重要，因为王熙凤是贾府里一种势力的代表，王熙凤命运的起伏是贾府势力的写照。再有就是贾母、贾政、王夫人这几个人物。王夫人在这里是封建势力的代表，她貌似疼爱自己的孩子，实际上她为她的孩子摧毁了一些年轻的生命。贾政，实际上是在不停地扼杀着宝玉青春的生命和他的智慧才华，这当然引起了宝玉的反叛，父子之间的冲突就是宝玉跟封建理学的冲突。这个戏里我特意选了游大观园题匾这一回，这是特别能展示宝玉才华的一回，但以往没有选用过。大观园落成以后，贾政领着一帮清客到这儿来，一是要炫耀一下豪华，再有就是借机显示一下儿子的才华。宝玉在这里把那几个清客，把这一帮他说的污泥浊水狠狠地戏弄了一番，而且把他们全都比下去了。在此用宝玉的才华来征服这些须眉浊物，要比单纯的闹学和反叛要更有质量，更高级。

《艺术评论》：这也是一种反叛，是以宝玉才情的卓然不群显示出来的，这一段在舞台上非常生动。但是坦率地说，在观剧的过程中，有时会感到剧本显得有些散，这是我的感受，想听听您的看法。

曹其敬：剧本散，我也是有感觉的，但这也是难处所在，就是如何把政治大背景跟家族兴衰、宝黛爱情的主线有机地串在一起。我曾经给上昆排全本的《长生殿》，洪的这个作品，我感觉到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不只是李、杨之恋，这个作品的丰富和深刻，是在于一个厚重的政治历史背景之下的一对君王和妃子的恋情，如果没有这个背景，它就仅仅是男女之情，没有意思。所以这次排《红楼梦》，如果把社会的、政治的、家族的背景性的东西都抽掉，那就是言情戏，就会大大地削弱了《红楼梦》自身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所以我们试图追求将丰厚的背景和人物的命运有机结合在一起，当然，现在还做得不够完善。

《艺术评论》：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吧，在剧中强调大的命运对人的操纵，以及人在这种背景下的无力与挣扎，更多的还有衰荣之渺冥、生死之空茫。

曹其敬：而且这个背景操纵着他，要让人看到这种操纵，看到这种无奈，这种命运无奈的东西，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儿女之情。

《艺术评论》：您的阐释使我似乎看到一幅画面，画面的背景如此强大如此重，以至于画中的人慢慢就融化到背景里去了，被背景所吞噬。这一点如果能在观剧的时候感受得更清晰更强烈的话，意味就更浓也更动人了。

曹其敬：家族的兴衰跟宝黛的情感，这需要更有机的联系，现在还不是特别有机，但这个确实很难。我不知道你看戏的时候有没有这种跳跃感，突然一下子就出这么个事，然后回到了宝黛，然后又出一个别的事。这些事情构成了宝黛生活的背景，这些背景必须得存在，有了它们的存在才能衬托其命运，但还得再推敲，让它们之间的结合更加有机一些。

《艺术评论》：您说的这种跳跃感是有的，有的时候甚至会有些碎片感。

曹其敬：全景的把握确实比较难，排这个戏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艺术评论》：昆曲在古代由文人雅士所作，知音律，善度曲，文辞精致雅丽，本身就能构成独立的审美对象。您对剧中的唱词怎么看？

曹其敬：其实欣赏昆曲首先欣赏的就是文字的美感，然后再是配上音乐之后的美感，所以昆曲的唱词一定要精雕细刻，要文学性极强。但现在能写好昆曲唱词的人可能越来越少了。说实话，我们这个戏唱词还不是特别讲究，还可以再润饰一番。我排完《长生殿》之后，我很长时间不愿意看现在的剧本，相形之下太粗糙和平白了，那种文学的享受在剧本里找不到，可是你读《长生殿》就是一种享受。

《艺术评论》：一段时间完全沉浸在昆曲的典雅之中，肯定就受不了别的文字了。我想问一下您对舞美的感觉是怎样的？

曹其敬：刘杏林老师设计的布景我挺喜欢的。首先，他抓住了戏的核心形象，因为大观园就是一个园林，这些年轻人在里边经历着他们的命运遭际。简练，但又很丰富，层次也很多；其次，构图很美，跟这个戏追求典雅、优美的风格是非常吻合的。而且，舞美是有他的语言的，他希望舞台设计能够与该剧的主题切近，例如，白色的建筑物就是为了表现白茫茫的虚无感，当然看上去好像有点单薄。

《艺术评论》：音乐上有创新的成分，加入了弦乐四重奏，还有竖琴。

曹其敬：增加了这几种乐器，其他的都是民乐。一个剧种的灵魂是音乐，是唱腔。从表演形式上都大同小异，特别是戏曲，地方戏的区别就在于地方的音韵，唱腔。在唱腔上我要求用老昆曲的原腔，原汁原味的东西，在唱腔上不革新，但在配器上可以往前走，我们邀请了董为杰。他在音乐方面总有自己的想法，他提出想用弦乐四重奏和竖琴，我当时想了想，觉得可以接受，因为弦乐四重奏和竖琴是很抒情的东西，对表现人物的情感会起到很好的作用，虽然它跟昆曲可能稍微离得远一点，但并非背道而驰。他的这种配器方式和他写的那些场景音乐，虽与昆曲传统的音乐不同，但我觉得是好的，其中的度我认为是合适的。

《艺术评论》：舞台剧有这个好处，它能在之后的演出中慢慢地打磨，下一步您希望在哪些方面更完善一些？

曹其敬：这个戏要慢慢磨。一是剧本上要再调整，让它更有机；要更精炼一些，有一些次要人物，可以不必面面俱到地出现；文辞上要再精美一些。再有就是演员的表演还要大大地加工，演员大部分都很年轻，宝、黛、钗都是80后，青春、靓丽、形象可人，但这些年轻演员的表演和唱腔还缺功夫，还需要大幅度地提高，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充实自己内心，增加自身各方面的修养，特别是古典文学、艺术方面的修养。

《艺术评论》：您本人喜欢昆曲吗？

曹其敬：非常喜欢。2006年，我给上昆排了全本《长生殿》，五年以后我又给北昆排了上下本《红楼梦》，我足矣。

《艺术评论》：听说您在排演时非常投入，也非常严厉。

曹其敬：我是有点严厉。我做事情“三严”： 态度很严肃，要求很严格，作品要很严谨。我特别反对那种玩戏，因为你一生都在干这件事情，这是一个事业。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这一辈子把艺术创作当事业来做，不是开心的事，是要付出的，是要认真的，而且要产生一定的效益，一种精神上的效益。

新红楼梦评论范文第2篇

摘要：原型泰斗荣格提出，原型是一系列的意象和模式。它能作为一种可以保留下来“种族的记忆”，而且这种记忆能够让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先天获得。本文拟从经典著作《红楼梦》中选取石、神女、水三个意象进行原型模式拓展分析，讨论原型意象在小说中的主要地位和行文中的贯穿作用。

关键词：红楼梦；石神女；水原型

作者简介：尉超伟，女，出生年月：1982年5月，籍贯：陕西宝鸡，学历：文艺学硕士，职称：初级职称，研究方向：民间文学文艺学。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7-0034-01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从诞生的那一天起研究就开始了。但无论是旧红学还是新红学，多是从中国文化评论的角度去阐释和研究的。自西方原型理论提出至今，用原型理论研究《红楼梦》显得尤为必要，这也是拓展文学研究的新途径和新方法。仔细辩寻，会发现该小说里的原型意象很多，本文仅选取三个作一分析。

新红楼梦评论范文第3篇

曹雪芹的梦中国，正是以少女为主体的青春共和国，站立于泥浊世界彼岸的净水共和国

周作人说“五四”有三大发现，即发现人、发现妇女、发现儿童。《红楼梦》正是这三大价值发现的先驱，如果说，“五四”是中国现代意识的觉醒，那么《红楼梦》早已为这一觉醒拉开了序幕。

新版电视剧《红楼梦》近期在各土地电视台播出后，来自学界和民间的各科质疑和批评此起彼伏，从另一角度佐证了《红楼梦》的恒久魅力。

作为读者或观众，究竟可以从《红楼梦》中得到什么?

自《红楼梦》问世226年以来，学界对它的研究和议论一直在延续，以至逐渐形成一门显学一“红学”。清末国学大师王国维，首创从哲学与美学角度评论《红楼梦》的艺术价值，其所著《红楼梦评论》被视为“红学史”的里程碑式著作。

“五四”之后兴起的“新红学”是考证派的天下，从、俞平伯直到周汝昌，均更多地关注作者、版本问题，注重文献资料，主要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

近年来，著名旅美学者刘再复，在《红楼梦》的阅读与探索上独辟蹊径，如其所言，将《红楼梦》“作为生命感悟和精神开掘的对象”而非“学问对象”。在他看来，“《红楼梦》本来就是生命大书、心灵大书，本就是一个无比广阔瑰丽的大梦。梦可悟证，但难以实证，更难考证。”

他试图把《红楼梦》研究拉回文学和人生的意境。

现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座研究员和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名誉教授的刘再复，曾经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著有种《性格组合论》、《论文学主体性》等名作。上世纪80年代末，他旅居美国，离乡别土之际，包中仅放两本最心爱的书，其中一本就是《红楼梦》。漂泊异乡二十载，他对《红楼梦》的醉心有增无减，甚至将其视为“袖珍祖国”和“袖珍故乡”，是自己的“心灵存放之所”。

2009年初，北京三联出版社出版了刘再复所著的“红楼四书”(《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人三十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在这些书中，刘再复一再透过《红楼梦》体认个体生命价值，用心灵领悟其中的深刻内涵。 近日，本刊记者就《红楼梦》的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独家专访了身在大洋彼岸的刘再复。

在洋洋数千言的回复中，刘再复谈及以“悟法”读《红楼梦》的因由，也揭示了《红楼梦》作为一部“心灵大书”对当代中国人的意义一“《红楼梦》每一页都在告诉中国人，人生的根本在于心，而不在‘色’，不在于物，千万不要心为物役”。

对《红楼梦》，他不吝赞誉，将之与《西游记》并视为中国的“原型文化”，认为这两部书是中国文学正典；而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他则认为是变质变态的“伪型文化”，是中国文学“负典”。

刘再复指出，充分尊重每一个体尊严的《红楼梦》，乃是“中国现代意识的伟大开端”，与“五四”运动灵魂相通，“如果说，‘五四’是中国现代意识的觉醒，那么《红楼梦》早已为这一觉醒拉开了序幕。”

访谈全文近万字，本刊将分两次发表，本期发表上半部分。

“红楼之心”

《望东方周刊》：当年去国离乡时你仅携两本书，其中之一就是《红楼梦》，你把它视为自己的“袖珍祖国”与“袖珍故乡”，为什么这么说?在海外这么多年，《红楼梦》对你的意义是什幺?在你看来，《红楼梦》对于当代中国人的意义又在哪里？

刘再复：《红楼梦》第一回就嘲笑世人“反认他乡是故乡”，也就是重新定义故乡。受其影响，我也一再定义故乡。界定来界定去，中心意思是说，故乡不仅是我的诞生地，更重要的是我的心灵存放之所。哪里可以存放我的本真本然的心灵，哪里就是我的故乡，哪里就是我的祖国。在海外漂流二十年，《红楼梦》和我一起浪迹天涯，有它在，我就感到心灵有落脚之处，有存放之所，所以它就是故乡和祖国。

我一直把祖国分解为表层祖国与深层祖国。表层祖国是江河土地、田园城乡，深层祖国则是中华文化。而《红楼梦》正是中华原型文化的集大成者，是儒、道、释三大文化精华凝聚的晶体，带着它东西穿行，总是感到祖国和我一起漂泊四方。这一意义的祖国，只是一部书籍，所以可称它为“袖珍祖国”。“袖珍祖国”是德国诗人海涅的概念，我只是借用它来表述一种情感。我常说，一个人，重要的不是身在哪里，而是心在哪里。我觉得自己的心灵存放在《红楼梦》之中，也就时时连结着自己的祖国。

在海外这么多年，《红楼梦》对我的意义非同一般。这除了我在《红楼四书》的总序中所说的，没有讲述《红楼梦》，生活就没趣，呼吸就不顺畅，也就是《红楼梦》与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之外，我今天还想说，《红楼梦》一直是我的“护身符”与“文学圣经”。

说是“护身符”，是因为有它在，我就能赢得身体的健康与灵魂的健康。有一点才能，读一点书之后，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心灵方向，《红楼梦》就启示我心灵的方向。

我把《红楼梦》当作“文学圣经”，第一意义也在于《红楼梦》给了我对于真、对于美的信仰，即推动我的心灵向真向美靠近，然后才是第二意义一把《红楼梦》视为最高的文学典范与最高文学参考系，以此参考系来看文学，才明白文学为何物，也才明白各种文学作品的优劣。《红楼梦》在我心灵中不断“积淀”，这对我生命质量的提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相信，《红楼梦》对中国的未来的影响将不可估量。如果暂时放下“未来”不说，仅说对当代中国人的意义，其意义也极为重大。这意义首先是调节文化心理，当下的中国追求财富的潮流席卷一切，物质崇拜、金钱崇拜、品牌崇拜正在成为时尚，在此语境下，《红楼梦》这部心灵大书，书中蕴含的心灵光辉对于抑制人的物化与异化将起巨大的调节作用。《红楼梦》每一页都在告诉中国人，人生的根本在于心，而不在“色”，不在于物，千万不要心为物役。

我国古圣人说要“为天地立心”，我们不敢作此妄念，但可以给自己和帮助同胞立心。我认为，立《红楼梦》就是立心。“红楼之心”一旦立起来，就不怕被俗气的潮流所吞没，所异化。《红楼梦》可以帮助当代中国人对物质潮流保持一种批判性的距离。

“槛外人”是现代“局外人”的开端

《望东方周刊》：你从《红搂梦》中感悟到7哪些深刻内涵?为什么说它是“中国现代意识的伟大开端”?你认为曹雪芹是与“五四”新文化灵魂最相通的，为什么?

刘再复：关于《红楼梦》的深刻内涵，我在《红楼四书》中作了比较充分的表述，

今天很难再作简化性说明。但我可以借你访问的机会，再强调一下，我从哲学上感悟到两点最重要的东西，即“最高价值”与“最高智慧”。

第一是最高价值。《红楼梦》启示我：人世间最宝贵的无价之宝是真情感，真品格，换句话说，人间最宝贵的是心灵。不管你是出身豪门还是出身寒门，不管你身处什么社会地位，从事什么职业，最宝贵、最有价值的还是内在的心灵。心灵高于一切，心灵重于一切。心灵不仅高于财富、功名、权力，而且高于知识和学问。

做人最难的是像贾宝玉那样，在什么都有(有钱有势有地位等)的时候仍然保持着质朴的内心，社会的泥浊无论如何也污染不了他。这位小说主人公五毒不伤，永远不会生长出世人普遍具有的，诸如嫉妒、贪婪、仇恨、猜忌等负面生命机能。贾宝玉的心灵是中国最美的心灵，所以我说他像创世纪第一个黎明出现的婴儿。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最高智慧。《红楼梦》充满人间智慧，但最高的智慧是中道智慧。“假作真来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是中道。开篇借贾雨村讲历史哲学，也是排除大仁大恶的中道。中道是大乘佛教的最高智慧。也是浸透于《红楼梦》的最基本的世界态度与人生态度。中道不走极端，它超越世俗社会中互相冲突的两端，站在更高层面用悲悯的眼光加以审视，对冲突双方的理由都给予同情的理解。

我的确说过《红楼梦》是现代意识的伟大开端。所谓现代意识，在我的理解系统里，它乃是个人从人身依附的关系网络中独立出来的意识。简单地说，便是个体独立、个性解放的意识。应当承认，现代意识首先是在西方觉醒。其觉醒并非在一朝一夕中实现，而是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等一系列大历史变动以后才发展为包括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内容的成熟体系。但最初现代意识的发生，是从反叛中世纪的人身依附关系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一项重大历史成果，是把中世纪的身份制(领主与农奴的固定化身份)转变成契约制(农奴开始作为独立的人与领主签约)。经济地位的转变使个人独立的意识也随之产生。我国明代李卓吾及泰州学派，其学说思想中也包含着鲜明的个体独立意识，到了清代反而倒退了，清朝的思想禁锢打击的正是以个体独立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意识。而《红楼梦》恰恰在文字狱极其猖獗的时代里写成，它不是时代的产物，而是天才的个案。

《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所呈现的思想意识，正是个体独立与个性解放的意识。妙玉自称“槛外人”，实际上宝玉和黛玉才是最典型的“槛外人”。所谓“槛”，就是原有的皇统、道统观念网络，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的依附等级罗网，他们意识到只有从槛中跳出来，才有自由，才有个人的生命权利。

西方现代意识成熟后，在上世纪的文学中产生了一种反抗形象，这就是法国加缪的“局外人”(也译为“异乡人”)形象，这种“局外人”从流行的中心格局中跳出来，追求人的自然化和个性化。而在加缪之前的大约二百年，曹雪芹就创造了“槛外人”形象，这种异端形象和加缪的“局外人”形象有点不同的时代内涵，但都包含着从传统格局中跳出来的个体独立意识。

我把《红楼梦》“槛外人”看作现代“局外人”的开端。五四的特点是突出个体，张扬个性。我在《近百年来中国三大意识的觉醒》一文中用“三个觉醒”概说中国近代思潮史。第一次觉醒是康、梁时代“民族一国家意识”的觉醒；第二次是“五四”时代“人―人意识”的觉醒；第三次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阶级意识的觉醒。《红楼梦》所以和“五四”灵魂最为相通，就因为它也是“人一个体意识”的觉醒。《红楼梦》要求尊重每一个体的尊严，哪怕是丫环、奴婢、戏子，也要尊重她们的生命尊严。周作人说“五四”有三大发现，即发现人、发现妇女、发现儿童。《红楼梦》正是这三大价值发现的先驱，如果说，“五四”是中国现代意识的觉醒，那么《红楼梦》早已为这―觉醒拉开了序幕。

红楼大梦：人可以诗意地栖居于地球之上《望东方周刊》：你说《红楼梦》是“生命大书、心灵大书，本就是一个无比广阔瑰丽的大梦”一能否描述一下《红楼梦》是什么样的“大梦”?

刘再复：因为现实世界没有自由，所以人类才需要通过文学艺术赢得瞬间对自由的体验，这便是文学存在的理由。梦是一种自由情感的虚幻形式，进入文学，便成了作家诗人的审美理想。

《红楼梦》中的梦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它包括梦中天(太虚幻境)、梦中乡(大荒山无稽崖、三生石畔等)、梦中国(“大观园”、诗国、理想国)、梦中人(恋人、情人、意中人)。我说它是一个无比广阔瑰丽的大梦，就因为此梦的内涵极为丰富，要详尽回答你的问题，即详尽描述此梦，恐怕得写一部专著。

不过，我认为，《红楼梦》的核心之梦，我们至少可以悟到两点：一是作为曹雪芹的审美理想的象征―少女，他希望(梦)这种生命之美、青春之美永远不要消失，永存永在。曹雪芹把“女儿”二字放到释迦牟尼和元始天尊之上，这是中国最早的“以审美代宗教”大思索的形象表述。《红楼梦》之梦，梦的是“女儿”不要出嫁，永远处于净水世界之中。因为一旦出嫁便落入男权的泥浊世界之中，便成了“死珠”和“鱼眼睛”，所以他最心爱的少女，如林黛玉、晴雯、鸳鸯等都宁可让她们死，也不让她们嫁出去。

曹雪芹的梦中国，正是以少女为主体的青春共和国，站立于泥浊世界彼岸的净水共和国。“大观园”里的诗社，便是梦中国(理想国)的一种具体存在形式。这一理想国和柏拉图理想国相反，柏拉图把诗人逐出理想国，曹雪芹则以少女诗人为理想国主体。

在这一国度里，有抒写自由、言论自由、批评自由，而且“一国两治”(一府两治，园内园外是两种世界)。最宝贵的是虽有赛诗，却人人皆有“不争之德”，贾宝玉(怡红公子)每每被评为最后―名，但他却鼓掌拍手称赞“评得好”，身上没有嫉妒等生命机能。

这是直接由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意象展示出来的梦。还有一个是蕴含于《红楼梦》全书的大梦，也可以说是小说的主旨，这就是它梦想人们可以诗意地栖居于地球之上。我在《红楼梦与西方哲学》一节中，说曹雪芹与德国诗人哲学家荷尔德林很相似，都在做“诗意栖居”的大梦。

人到地球上来走一回，时间很短，生命只有一次，人该怎么生活?《红楼梦》展示了两种活法，即两种存在方式，一种是非诗意的活法，这就是《好了歌》所嘲讽的“唯有功名忘不了”、“唯有金钱忘不了”，把人生投人追求财富、权力、功名的活法，这是贾府大小权贵的活法，另一种则是诗意活法，则远离功名利禄的妄心妄行而追求生命个体的自由、尊严与幸福，这是贾宝玉的活法。

新红楼梦评论范文第4篇

一.以导促读

《红楼梦》尽管接近白话文，但仍属半文半白，对于高中生而言，仍有许多文字不通之处，学生往往急于浏览，多数生字生词几乎放过，少有人放下书本拿出工具书来查阅汉字所表示的意思。另外《红楼梦》人物众多，关系庞杂，对于高中生来讲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整部书卷帙浩大，等学生读完整部书之后，情节人物早已模模糊糊，他们因为不明白其中很多的审美内涵，对于《红楼梦》的再次阅读则犹如噩梦。

兴趣是人学习的动力，如果能够让同学们感受到解读文本过程中所带来的审美愉悦，特别是从人性、文化、社会等属性出发，让书中的人物形象与文化获得再生。《红楼梦》中人物的一生往往是分散于各个章回的，如果不能很好地归纳总结，往往会成一个片面阅读。教师如何引导学生去阅读呢，我们可以梳理人物的事迹，将人物的全貌呈现给同学们，通过这些事情来了解人物的性格。如金陵十二钗之首的林黛玉，黛玉的一生主要纠葛是与宝玉的爱情，当然可以从黛玉与宝玉的前世姻缘说起，那就是木石前盟，黛玉进贾府是与宝玉爱情的开端，之后黛玉与宝玉的爱情可谓一波三折，前段比较平静，后因宝钗的出现掀起波澜，随着关系的逐渐调和，又趋于安稳，黛玉与宝玉的爱情也日渐成熟，最后在外部力量的干预下，黛玉与宝玉的爱情夭折了，当然还有一些重要的故事情节表现了黛玉的性格，如黛玉的诗才及黛玉葬花这些都表现了黛玉的聪明及多愁善感。

《红楼梦》似一幅卷轴，人物的命运也早已被确定，特别像一些女孩子，如金陵十二钗及一些副册女孩子，往往通过判词以及曲词就可以知晓一二，学生往往因未看过全书，对于诗词中的内容也就缺乏应有的重视，所以像这些人物命运的辅助材料也是我们解读的重点，如第一回中癞头和尚和跛脚道人遇见甄士隐抱着英莲，想要让甄士隐将英莲舍与他们，那甄士隐半生才得此女，如何舍得，僧人便念了四句言词道：“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澌澌。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这四句话是谶语，提前预示了情节的发展，英莲是在元宵节那日被拐走的，甄家又因葫芦庙走火而走向落魄，这里竟然还交待了英莲改名为菱（香菱），要嫁给雪（薛）姓，如果能够将这一些辅助材料帮助学生适当分析，他们会茅塞顿开，也不会将诗词匆匆一览而过了。再如袭人的判词：“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说明了袭人的性格以及最后的归宿，袭人最后嫁给了戏子琪官（蒋玉菡）的姻缘也是十分巧妙的，其实宝玉是其中的暗中的牵线人，这些可以给同学们扩展一下，以引起他们阅读的兴趣。

《红楼梦》的评论书籍颇多，有很多通俗读物，书中对人物的评价及情节的分析十分精妙透彻，在看了作者的分析之后再去阅读文本，犹如清水洗面，甘甜如饴，而阅读不同的评论，可能会对同一个人物有不同的评价，这正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意味着对同一个人物的评价是允许有不同的声音的，同学们在分析人物时也要注意角度的多元化、客观化，避免人物评价的绝对化。例如对薛宝钗的评价，有的人认为其心机十分重，特别是两个细节（1）滴翠亭外，宝钗听说了小红与坠儿的谈话，因涉及小红私相授受的事情，宝钗为了避免生事和没趣，而将黛玉引到其中，有的人认为宝钗有意陷害黛玉，有人则认为宝钗乃是急中生智之举，彼此都有各自的理由。（2）金钏儿投井后，宝钗与王夫人的一席话，有人认为宝钗过于冷漠，而也有人认为宝钗是为了安慰王夫人，替王夫人排忧，另外，宝钗将自己的新衣让金钏儿穿去了，表现了宝钗对金钏儿的一份情意。同学们阅读了不同的评论会丰富同学们的视野，丰富他们的思维，避免思维的单一。

此外，《红楼梦》被拍成了电视剧，大多情节忠实于原著。当然细节也获得了丰富。这些电影材料也可以作为学生阅读的导引，让学生在情节上对作品有一个了解，因为电视剧更加会吸引学生，也没有文字上的障碍，学生在看完电视剧之后会产生浓厚的阅读欲望，进而有一种阅读的冲动。

二.以写促读

《红楼梦》回数众多，故事情节琐碎，如果不能很好地掌握则易将人物、情节记得混淆，另外学生囫囵吞枣式的阅读对于人物的理解往往易人云亦云浅尝辄止。学生的思维往往过于功利化，只希望快速将全书读完，犹如走马观花，《红楼梦》本是应该细细读慢慢品，书中的韵味才会呈现出来，如何让学生改变这种阅读形式呢，首先将书中的美呈现给学生，这一环节主要体现在“导读”上，而第二个环节则应是如何让学生自己寻找到文本的美，然后我手写我心，将他们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写出来。通过写来促进学生阅读，然后他们对作品才会有更深刻的认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培养阅读古今中外各类小说、戏剧作品（包括影视剧本）的兴趣，从优秀的小说、戏剧作品中汲取思想、感情和艺术的营养，丰富、深化对历史、社会和人生的认识，提高文学修养。”

《红楼梦》中可写的东西很多，我们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些视角也可以让学生自己去寻找一些题目，但囿于高中生知识的有限，我们要让学生选择较小的视角去写，而不是寻找过于宏大的主题。可以是一些著名的情节，如“宝钗扑蝶”、“黛玉葬花”、“湘云醉卧”、“晴雯撕扇”等，可以通过这些情节的描写来反映人物的性格。如我们可以通过“湘云醉卧”的情节表现湘云的巾帼不让须眉的个性，同学们在阅读全书会知道，湘云喜欢女扮男装，性格也是十分豪爽，还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细节补证，如湘云和宝玉一起烤鹿肉喝酒赋诗，通过这一系列情节的描写，便可以归纳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也可以锻炼学生归纳总结的能力。

除了著名的故事情节可以让学生去写 ，也可以给一些能力较强的学生布置一些探究性的题目，如与文化有关的题目，当然这需要教师的引导与辅助，如《红楼梦》中的“茶文化”，茶文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红楼梦》中对茶文化也是十分考究的，有诸多礼仪，如第三回中，黛玉吃茶习惯与贾府不同也只好随俗，书中写道：“当日林如海教诲女以惜福养身，云饭后务待饭粒咽完，过一时再吃茶，方不伤脾胃。今黛玉见了这里许多事情，不合家中方式，不得不随的，少不得一一改过来。”再如，还有下为上敬茶，以及妾为主妇敬茶等，还有聘娶之茶，王熙凤曾奚落林黛玉，即喝了我们家的茶，就要给我们家作媳妇，弄得林黛玉十分害羞。除了茶文化，《红楼梦》中有诸多可以挖掘的方向，同学们除了在书中寻找材料以外，还要去找一些文化方面的书籍，进而丰富自己论证的材料，这样无形中会让同学们阅读很多书籍，有助于养成他们探究的习惯。

《红楼梦》的写作手法也值得去写一写，如草蛇灰线，伏笔铺垫等，《红楼梦》中有很多故事情节是先有伏笔的，然后过了一些章回再浮现出来，如刘姥姥三进大观园，如果没有一进大观园，王熙凤的热情接待，王熙凤没有过多地摆主子的架势，而且对刘姥姥这个经过世面的老人还是十分信任的，让她为巧姐取名字，然后才有了刘姥姥的二进三进大观园，特别是最后一次，王熙凤病重，将自己与巧姐的命运都托付给了刘姥姥，刘姥姥最后也没有忘记这份恩情，还是帮助了巧姐摆脱了苦海，也算是王熙凤的一件恩德得到了的回报。再如贾雨村初次寄宿的葫芦庙里的小沙弥，在后来贾雨村补缺应天府的时候，小沙弥已经成为了门子，而那次正好是葫芦庙失火，而英莲当时也是那时走失的，而葫芦案的发生又将几个当年的人聚集在了一起，后来贾雨村为了避免小沙弥将以前的事情讲出来，将其发派了出去，当然最后小沙弥也成为了一个官员，而贾雨村则落魄为犯人，可谓意味十足。

《红楼梦》中不仅故事写得妙，诗也写得十分美，如果能够将其诗词摘抄出来，也可独自成册，供人赏玩。可以让有兴趣的同学摘抄并模仿创作，未尝不是很好的教材，但也需要教师在诗的规范方面予以指导，或许对红楼的阅读又多了一份雅兴和诗意。如第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宝钗的咏蟹诗：“桂霭桐阴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又有一首：“酒未敌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于今落釜成何首，月浦空余禾黍香。”众人看毕，都说：“这是食螃蟹绝唱。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黛玉作了三首咏菊诗，最后的李纨给出的评价是：题目新，诗也新，立意更新。黛玉自己点评过于纤巧，而李纨又评道：“巧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同学读了不仅学了作诗，又学了几招点评之法。

三.以论促读

一门学问离不开“论”，因为只有众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一门学问才会变得丰富多元，正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红楼梦》也是这样，高中生阶段有他们自己对《红楼梦》的认识角度，不同的学生可能又会有不同的认识，让大家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形成头脑风暴，我们的课堂才会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同学们对作品的讨论离不开文本本身，可以让学生从文本的几个要素出发，如人物形象、小说的细节描写、人物的性格、艺术手法等，但囿于高中生的文学功底，主要集中在人物形象及性格的论述上，可以采取分组讨论的方法，让每一个小组成员写一个人物的评论，然后随机抽取让他们来读，其他小组听然后发表意见，供发言小组参考，然后发言人员把自己的文章再次修改，反复几次最后定稿，最终将同学们的文章集结成册，供以后学习使用，再好的文章还可以发到校报校刊上，以激励同学们去论去写。

只有有好的论题，才会有有效的讨论，这需要有一定的高度，教师可以挑选一些适合同学们去讨论的问题来设置，让同学们有抓手，如可以试问：林黛玉的性格真的就是那么小性吗？薛宝钗的心机体现在什么地方？另外也可以让同学们关注一些自己不太注意的人物，如同为金陵十二钗的元春，因为她出场不是很多，所以往往为人所忽视，我们要培养学生以小见大的能力，让同学们从书中所给的材料去挖掘人物的形象及性格。如元春的出场是冷子兴介绍的，她是出生在大年初一，长相应该不错，不然不能被选入宫中。才情如何呢？这一点可以让同学们去挖掘一下，元春自己在省亲时说到：“我素乏捷才，且不长于吟咏，姐妹辈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责，不负斯景而已。”但她的才能真正如何呢？同学们可以通过她省亲大观园以及元宵佳节赐灯谜以及品评诸姐妹的诗可以知晓一二，通过这些琐碎情节来判断一个人物的性格，培养学生的辨析能力。如元春对于贾宝玉所作的《杏帘在望》（实际上是林黛玉代作）的评价。《杏帘在望》如下：

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一畦春韭熟，十全稻花香。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

元妃将此首诗列为四首之冠。可见元春是辨析诗歌的好手，还是有一定的才能的。这首诗情景交融，前两联写景，一动一静，展现了一幅安静祥和之景，后两联歌颂盛世，再有就是元妃进入深宫真的幸福吗？她真的给贾家带来了荣华富贵吗？这些都可以让学生去讨论。

《红楼梦》中的人物有时的议论离不开比较，只有通过人物之间的相互对比，才能突显人物独特的性格，此外，有些人物的关系也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如黛玉和宝钗的性格比较。黛玉性格有些小性，又有善解人意的一面，如她小性方面有时说话尖酸刻薄，她善解人意方面是很少批评宝玉的不读书，当然黛玉有时也很莽撞，喜欢表现自己，如元妃省亲之时，她捉刀，竟枉用《西厢记》《牡丹亭》中的句子，黛玉还有多愁善感的一面，如一回见宝玉未果，还遭到了晴雯的闭门羹，又听见宝玉与宝钗欢笑，心里十分心酸，写下了葬花吟。而宝钗与黛玉比起来，性格有豪爽的一面，当然也不乏人性的瑕疵，如滴翠亭小红一事，王夫人面前说金钏儿的事情，还有抄检大观园时她未将蘅芜苑留给湘云一事，都饱受批评。

新红楼梦评论范文第5篇

摘要：《红楼梦》作为名著小说以书本为载体得到了广大受众的认可，这是因为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有着悠久文字历史，文字这种形式发展成熟同时包含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内涵。然而自1895年开始依赖于视听特性的影视作品走进了人们生活。《红楼梦》作为一部广为人知的名著，凭借它巨大的影视改编潜能，自然被提上了影视改编的历程。

关键词：红楼梦；影视改编；历史

《红楼梦》是我国长篇小说奉献给世界文学的一朵奇葩，但由于不同语言造成的交流障碍，它尚不能普及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世界人民来说，影视的声画造型语言，比文字语言有着个更便捷的普及性。所以及时地对《红楼梦》的影视改编进行规律性总结，找出经验与不足，以进行更加高质量的改编，对于《红楼梦》更大范围的传播是十分有利的。所以《红楼梦》的影视改编是履待人们去研究的一个领域。

一、解放前

《红楼梦》问世不久后，就由文字走向了舞台。据史载：清朝嘉庆年间（1796），孔绍文创作了昆曲《葬花》，演出了林黛玉葬花的故事，此时距离曹雪芹逝世仅有三十多年。《红楼梦》最早走上银幕是1926年，当时梅兰芳演出的《黛玉葬花》曾被拍成电影。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繁荣时期，电影公司的纷纷成立使得影片的数量激增。《红楼梦》为这些公司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仅1926年和1927年两年间，就有根据《红楼梦》改编的影片存在。包括：任彭年、俞伯岩导演的《红楼梦》（复旦影片公司），程树仁导演的《红楼梦》（孔雀影片公司）。

无声电影时期，尽管文学改编电影的实践已经司空见惯，但是由于当时简陋的拍摄技术，那些根据文学原著改编的影片还是显得简单、粗糙，只是抽取原著中的某个片段敷衍成片，因而影片的故事却反前后关联，线索不够清楚，人物性格也难以得到充分展示。它们大多数采用图解性镜头、幼稚的造型特征、冗长的细节和纯外部的剧情发展手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符合原著的思想内涵。

二、解放后至80年代

解放开始，《红楼梦》再次走上了银幕，同时也是在名著中首先被改编的。

杨小仲导演拍摄的《红楼二尤》被公认为是建国初期最好的影片之一。影片以原著的配角尤氏姐妹作为主人公，以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通过艺术的对比手法，成功塑造了意志薄弱、温柔善良的尤二姐和性情高尚的尤三姐这对性格迥异的姐妹。

1950年至1978年可以说是《红楼梦》电影创作的多产期和繁荣期，不但改编摄制的数量多，而且出了一些精品名作，尤其是1962年摄制的越剧电影《红楼梦》成了家喻户晓的经典。

这一时期的《红楼梦》电影经历了从黑白片到彩色片的发展过程，影片改编的方式则更是多样化，不但有时装片，而且还有现代改编版。戏曲电影在这一阶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香港成为《红楼梦》电影生产的中心，这个时期的19部电影中有15部是香港的电影公司摄制的上海摄制了三部，其中两部著名的戏曲艺术片越剧《红楼梦》和京剧《尤三姐》是和香港合拍的，这也开了大陆与香港合拍电影的先河。

在这一时期的后几年，随着电视制作、播放技术的发展，《红楼梦》电视剧也开始出现在荧屏上，香港和台湾都改编摄制了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其中香港的两部电视剧影响较大。而内地则由于经济、技术等原因而暂时落后，未有《红楼梦》电视剧面世。

1975一1978年在香港与内地先后掀起的“红楼”影视热潮让人感慨怀念。当时香港竟一下子推出七部“红楼”影视，有无线电视台的5集电视剧《红楼梦》、丽的电视的粤剧电视戏曲片《红楼宝黛》、佳艺电视台的100集电视剧《红楼梦》、“邵氏”的电影《金玉良缘红楼梦》和《红楼》、“思远”的电影《红楼春上春》和“今日”的电影《新红楼梦》，再加上1962年上海与香港合拍的越剧电影《红楼梦》也在香港上映，一时间，“红”流滚滚而来，汇成蔚为壮观的景象。而越剧电影《红楼梦》于1978年在内地重新放映，仅此一部影片即让全国人民如痴如醉，当时电影24小时轮转放映，人们通宵达旦排队购票，很多观众连续多次重复观看此片，真是万人空巷，盛况空前。

值得一提的是《金玉良缘红楼梦》，1977年，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邵氏制片厂摄制《金玉良缘红楼梦》，这部黄梅调电影模仿1962年越剧电影《红楼梦》改编摄制，剧情与之相似，在编剧方面缺少创新。因此，虽然导演手法细腻，布景服饰豪华，演员也极为卖力，却未能制造出感人的力量。但相对于那一年摄制的其他几部《红楼梦》电影来说，此片还算是较为成功的一部，主演贾宝玉的林青霞以及影片营造的“古典中国”幻象还是给观众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三、20世纪80年代至今

从1979年至2008年，似可称为《红楼梦》电影改编摄制的沉滞期与复兴期，因为自1977一1978年重拍《红楼梦》的热潮过后，从1979年开始至1987年，大陆、香港和台湾三地影坛对《红楼梦》题材似乎不再青睐，近10年来没有一部电影问世，这一阶段是《红楼梦》电影的沉寂期。

与电影不是很景气的境况相比，这一时期《红楼梦》电视剧(片)的改编摄制则处在一个发展和繁荣阶段，尤其是内地《红楼梦》电视剧制作发展迅猛，其中电视戏曲热闹非凡，“你方唱罢我登台”，不编“红楼”誓不休。从1980年开始至今，随着电视的发展、普及，以及戏曲和电视合作的加强，《红楼梦》电视戏曲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各个不同剧种的戏曲竞相改编

1987年，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摄制36集《红楼梦》该电视剧第1至29集根据脂本改编，而第30至36集则没有根据一百二十回通行本(程高本)的后四十回改编，编剧周岭主要根据小说前八十回的伏线、脂评提供的信息以及红学探佚派的观点，重新编写了《红楼梦》八十回后的故事情节，以贾府最终一败涂地、众女子流散亡逝、宝玉沦落最终在茫茫雪地中走向远方告终。该剧是内地第一次全本改编的《红楼梦》电视连续剧，1987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来在海内外不断重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评论界对这部电视剧褒贬纷纭，毁誉不一，但在《红楼梦》的影视改编史上，它还是比较成功的，并被不少人奉为“经典”。

2010版李少红版《红楼梦》，再次全本改编，选秀选出演员。此版电视剧较原来的改编有诸多的不同，进行了全本改编。因为有了全本改编大容量的保证，本来它可以对故事更多地撷取，更加从容细致地表现人物，从而较全面、更接近地传达原著的内容与精神。而选秀也是为了起用本色演员和年龄与原著人物岁数相仿的小演员，更真切地表现了大观园的单纯美好。

改编《红楼梦》具有一定的难度，不能亵渎经典也不能得不到观众的忍痛，甚至招来骂名。然而经典作品的诱惑和《红楼梦》本身所具有的改编潜能使大量的影视工作者投入其中，进行改编创作。中国的电影事业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那时就有了对《红楼梦》的电影改编，无论成功与否，人们一直都没有放弃过努力。《红楼梦》影视改编的历史，不仅是改编方法的演变也是文学和影视互动的进步，在一定意义上是文化变迁的历史。

参考文献：

[1]黄书泉《论小说的影视改编》[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2]许波《从语言艺术到视听艺术》，《电影艺术》，2004,2.

[3]李立《视觉文化语境中名著改编的审美得失》，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4]陈艳涛《王扶林:尊重原著,谨慎发挥》,《新世纪周刊》, 2008,20,113―115.

[5]谢铁骊《尊重原著是改编之本》,《中国艺术报》,2002, 8,3.

[6]蔡义江《走向了两个极端――电视连续剧〈红楼梦〉观后》,《团结报》,1987.

[7]赵凤翔.房莉《名著的影视改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

新红楼梦评论范文第6篇

关键词：王国维；悲剧；现代性；《〈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

中图分类号：I206；I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3.02.030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 第26卷 第2期 蒋 霞等：出走与回归：王国维悲剧观的现代意识

在现代美学学科范畴内看，“悲剧”概念所指有二：一是文体意义上的悲剧，即一种戏剧体裁；一是美学精神意义上的悲剧，即一种审美形态。而在西方文明中，“悲剧精神”具有很深的主体存在的哲性意义。从西方现代性角度看，关键的问题是：启蒙主义以降的现代意义上的悲剧意识到底是悲剧精神的还是式微？悲剧在何种意义上成为西方现代性的重要思想和哲学资源？对中国现代性而言，问题置换为悲剧在何种意义上成为中国现代性的重要思想和哲学资源？它对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有何意义？

一、王国维的悲剧概念

从文体上讲，中国古代没有“悲剧”概念，今天所谓的中国古典“悲剧”大多叫做“泪剧”、“苦戏”、“怨谱”。悲剧的英文为tragedy，大致上说，文体意义上的“泪剧”、“悲剧”、“tragedy”是三个具有内在差异性的词。就文类而言，中国古典悲剧和西方悲剧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中国古典剧本之间的内部差异，也远远大于西方悲剧之间的内部差异，因为这是异质文化的差异；而中国现代悲剧与中国古典悲剧也存在断代性的差异。本文重在重审王国维“悲剧”话语生成的条件，以及话语形成过程背后的现代性问题。正像有学者所说，王国维悲剧理论的“根本意义不在其理论本身正确与否，在其体现了一种现代意识，一种从‘古典思维’中挣脱而出的对人生、对生命之价值的现代反思”＼[1＼]。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到：“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於悲者终于欢，始於离者终于合，始於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2＼]10《〈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早期学术思想的代表之一，其谈论悲剧的一节标为“《红楼梦》美学上之价值”，此处讲的悲剧是美学精神意义上的，因为它“一反吾国人之乐天精神”，与叔本华定义的三种悲剧中的最高一种相契合。在《宋元戏曲考》中，王国维说：“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3＼]389后期的《宋元戏曲考》评述的是剧本，开始了文体意义上的“悲剧”立论，但重点仍在审美精神上，因为“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的依据是悲剧主人公的意志特质。

从《〈红楼梦〉评论》到《宋元戏曲考》，王国维形成了自己的悲剧观。文体意义上的普通“悲剧”，即是没有“始於悲者终于欢，始於离者终于合，始於困者终于亨”＼[2＼]10的剧作，大体是写悲惨之事又有悲惨结局的戏剧。而他所盛赞的“大悲剧”除了具有“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3＼]389的特点之外，还应至少具备两个特点：第一，反映了世界普遍的悲剧性，所谓“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2＼]11；第二，悲剧主人公有意志去面对一个客观性的普遍性的悲剧世界，且不是“他律”而是“自律”。王国维是一个概念引进者，更是一个概念创造者，即是说他在接受康德、叔本华悲剧定义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悲剧概念，应该说此概念不属于西方而属于现代中国，“与西方悲剧相比，中国悲剧有其独特的审美特征”＼[4＼]。

二、王国维悲剧观的现代意识

（一）《〈红楼梦〉评论》中的悲剧观

王国维接受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观，在《〈红楼梦〉评论》中首先承认世界充满悲剧性，人在世界中的存在将遭遇悲剧，“人生之运命固无以异于悲剧”＼[5＼]；其次认为悲剧来源于欲望，“欲”驱使人生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厌倦之间”＼[2＼]2，人“战胜”悲剧的唯一途径是解脱。而鉴于受康德启蒙主义强调的人的主体性的影响，王国维又尤其赞美人凭借发挥个体的主体性来“战胜”悲剧性及超脱生命的行为。他说：“而解脱之中，又自有二种之别：—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然前者之解脱，唯非常之人为能，其高百倍于后者，而其难亦百倍。……通常之人，其解脱由于苦痛之阅历，而不由于苦痛之知识。唯非常之人，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始知生活与痛苦之不能相离，由是求绝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脱之道。”＼[2＼]8自古希腊悲剧以降，西方高明的悲剧深刻揭示了存在意义上的悲剧性，思考的是在不可战胜的悲剧面前，人如何承负这个世界。悲剧精神就体现于人在某种精神的支撑下不妥协地与天神、命运、社会等诸多不可战胜的因素进行生存性的抗争，其结果固然是个体毁灭，却展现了人的高贵的存在。王国维认为人的主体性战胜了造就普遍的悲剧性的“欲念”，解脱就是一种抗争行为而非逃离行为。王国维对贾宝玉的描述是悲剧英雄式的：贾宝玉天生慧根，本不是凡人（而是神石）；然染人间之欲，几不得脱；“然尚屡失于宝钗，几败于五儿，屡蹶屡振，而终获最后之胜利”＼[2＼]9。这样的描述看似源自叔本华，实则借鉴了尼采和康德，打着悲观主义的旗帜，却未必悲观，因为这种“解脱”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其结果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在王国维对中国乐天精神的批判中同样可见其对主体的悲剧精神的强调。

于此王国维早期悲剧观中的现代性问题就比较清楚了：为什么我们缺少一种正视悲剧性世界的悲剧精神？面对一个充满悲剧性的世界我们该怎么办？这是具有现代气息的青年对自己民族的质问，是立足于现代性的批判，而不是民族主义的辩护。他在《〈红楼梦〉评论》中关注的是为什么落后、愚昧的国人痴迷于乐天精神鸦片式的麻醉。中国人用乐天悦世的庸俗的市民意识来填充自己，证明他们失去了足以使之正视世界的苦难和悲剧的灵魂支撑。其次，缺乏具有超越意义的悲剧精神，欲念就会加剧世界的悲剧性，而悲剧世界又会反过来加剧人的俗世乐天的欲望迷醉。这里就有了两个重要的现代性问题：在现代性境遇中人应该依赖什么样的精神支撑？受俗世化刺激的人的欲望如何克制？本段开头所述的两个问题是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现在所述的两个问题却具有普遍性，显然前两者又包含于后两者之中。按照韦伯的说法，现代社会是一个“祛魅”的过程，按照尼采的说法，上帝被杀死了，基督教信仰失落，传统哲学式微，代之以浪漫主义色彩的诗化哲学。而中国可以与之对观的是两个方面的失落：一是儒学受到西学的挑战而丧失了作为知识分子精神根基的绝对地位；二是随着君主神权地位的衰落，知识分子在君国一体中的身位也被废止。其根本的现代性问题是曾有的精神支柱的失落。

此时王国维批判国民的乐天精神的基点还是精英层面的知识人人文精神的缺失。王国维主张天才论，他明说“解脱”之路不是普通人能够走的，“唯非常之人为能”＼[2＼]8。这条路又以启蒙主义的主体性精神为基点。叔本华的解脱说受到佛教影响，具有宗教蕴涵，但是王国维认为，在《红楼梦》中，像惜春、紫娟这样的解脱，虽说也是难得，却与贾宝玉的解脱相差很远：“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秘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2＼]9王国维提供的解脱途径是自然的、人类的、美术的、壮美的，而不是超自然的、神秘的、宗教的，它需要张扬人的主体性，怀着对在世生活的审美性认识，带有强烈的此岸感而非彼岸性。于此，王国维的审美现代性思路是：人依靠人性的审美而不是宗教性的信仰来支撑精神，同时人依靠主体张扬的理性自律来对抗欲望。按照刘小枫的总结，“审美性乃是为了个体生命在失去彼岸支撑后得到此岸的支撑”，“作为现代性的审美性的实质包含三项基本诉求：一、为感性正名，重设感性的生存论和价值论地位，夺取超感性过去所占据的本体论位置；二、艺术代替传统的宗教形式，以至成为一种新的宗教和伦理，赋予艺术以解救的宗教功能；三、游戏式的人生心态，即对世界的所谓审美态度”＼[6＼]。王国维也是向中国输入游戏说的第一人，整个《〈红楼梦〉评论》中的“悲剧-解脱”说实际上是审美现代性的一种表达。从根本上说王国维引介的悲剧也不是古希腊意义上的悲剧，而是启蒙主义后主体性压过宗教性和神性的悲剧。所以王国维在此文中是以歌德的《浮士德》为范本，“夫欧洲近世之文学中，所以推格代之《法斯德》（今译《浮士德》）为第一者，以其描写博士法斯德之苦痛，及其解脱之途径，最为精切故也”＼[2＼]9。可见从根本上说王国维赞扬的不是解脱这个结果，而是人能够完成解脱这个过程。这是抗争的而非妥协的过程，是人张扬主体性而非弃绝主体性的过程。

（二）《宋元戏曲考》中的悲剧观

王国维又是最早意识到浮士德内在的深刻的悲剧性的中国学者。审美性的悲剧抗争不同于神性信仰下的悲剧精神。就王国维所开出的启蒙现代性的药方来看，它隐含着启蒙现代性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首先，个体的主体性的张扬不是意味着人的理性必然加强，而是人的感性增强、主体欲望增强。其次，人的理性自律的解脱非常难，人本身很难成为替代神性的信仰。再次，审美要求张扬人的感性，要求借助文学艺术解脱生活之苦难，而人的自律理性则是要借助哲学完成苏格拉底、康德那样的哲学家式的自为生存，两者必然形成冲突，所以王国维在当时最大的精神困境就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7＼]473。最后，解脱即便是对极少数天才有效，那怎样解决大多知识人的内在危机？又如何解决民族文化整体的现代性危机？公众如果放弃乐天，深深体味了悲剧，又将如何得以解脱？

《〈红楼梦〉评论》“其立论虽全在叔氏之立脚地”＼[8＼]，“取外来之观点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9＼]，但其用意不在悲剧本身的论述，其根柢是以西方启蒙主义后的浪漫主义哲学解决中国现代性问题。王国维认识到这种张扬生命意志和个人主体性的哲学“可爱而不可信”。在《静庵文集自序（二）》（作于1907年）中，他表示自己已经由哲学朝着文学转向，“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7＼]473。从完成于1908年的《人间词话》开始，“王国维摒弃以前形而上的哲学思辨，真正进入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境界”＼[10＼]，而完成于1913年的《宋元戏曲考》则代表了王国维思想转变后的悲剧观。

王国维写道：“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3＼]389众所周知，明代起市民文化受商业经济发展的刺激越发繁荣。因而明传奇比元杂剧更具有市民文化的世俗化气息，全都“先离后合，始困终亨”＼[3＼]389。这是中国自身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也是中国人本身心性变化的过程。市民对世俗化生活的美好想象和依恋实际上是个体欲望张扬的结果，例如明传奇《西厢记》、《牡丹亭》传达的张扬、个体意识解放等观念。由此带来两个危机：一是市民个体欲望的增强和对生命的享乐认同将导致新兴世俗伦理盖过传统理学伦常秩序；二是市民生活文化压倒精英文化成为普遍的文化态势将使整个文化媚俗化，伴随的是知识人（诗人）的“堕落”。以大圆满为特征的市民文化精神显然不具有王国维所倡导的现代性的审美精神。而对于大众来说，对在世美好生活的迷恋和企盼将使其无法具有较为纯粹的宗教精神，反而将宗教世俗化；再不能利用宗教来使自己正视和承受生活的苦难，反将宗教作为世俗美好生活的保佑和功利性的欲求。显然若按明代的市民文化形态而论，王国维两个方面的打算皆不可能实现，既不能通过审美实现对人心的救赎，也不能通过宗教实现对现实世界的拯救。

《宋元戏曲考》中的悲剧概念首先是文体意义上的，它将元杂剧的悲剧精神拔高了，因为众所周知，作为一种文体悲剧在西方文学中处于最高地位。在这里王国维的潜在用心是想唤起人们重视元明戏曲的差异。其次，此悲剧概念的侧重点依然在悲剧精神的层面，王国维想以此强调，元杂剧之后丧失了某种悲剧精神。王国维说：“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3＼]389大悲剧除了形式上没有乐天色彩外，最重要的是剧中主人公出于自我意志而敢于赴汤蹈火。相对于《〈红楼梦〉评论》在认识世界的悲剧性之后寻求解脱的个体意志而言，这里的个体意志显然发生了变化——由“解脱”变为“赴汤蹈火”，由对个体在世苦难的悄然担当变为对外在的社会悲剧的显明承负。其内在的是王国维思想的深层裂变——由启蒙人文主义的个体道德意志转变成儒家的集体道德意志，由西方现代性伦理回归中国传统伦理。其中的关键点是潜在的现代性抉择——由对知识人的主体价值拯救转变成对民族的社会价值拯救。

正是这点构成钱钟书在1935年发表于《天下月刊》的《中国古代戏曲中的悲剧》一文与王国维争辩的关键。他对王国维的悲剧说进行正面反驳的核心仍是美学和哲学意义上的悲剧精神，即这样出于主人公自我意志而赴汤蹈火算不算悲剧精神？钱钟书提出悲剧心理冲突说，揭示了这种精神与西方悲剧精神的根本不同：“剧中所表现的悲剧冲突纯粹是外在的。……然而，通过展示窦端云爱惜自己生命与拯救婆婆的愿望之间的内心斗争，也许会构成内在的悲剧冲突。意味深长的是，剧作者没有把握住这一点”。“亲情与责任之间的竞争力并不匹敌，很明显，其中一个不难战胜另一个。程婴显然认为（而且剧作家也希望我们同他一起认为）尽责牺牲比沉溺父爱更加正当……这里的斗争并不激烈，紧张的悲剧对抗突然中止，天平朝向一边倾斜。……这出被认为‘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的剧作，是在身体的实现中完成，而不是在精神的消耗中结束的。它显然比《窦娥冤》更具有悲剧力量。”＼[11＼]钱钟书所谓的悲剧冲突的缺失指的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个体生命、情感、意志层面的缺失。西方悲剧在爱与责之间，在个人价值和国家利益之间，在个体的家庭伦理和社会的城邦政治伦理之间会产生强烈冲突，在冲突中完成对悲剧的承担才具有悲剧吸引力，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悲剧精神。钱钟书看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结构对个体的漠视。他引用了白璧德等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悲剧理论来反驳王国维，其出发点显然是用西方的人文精神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进行批判性扬弃和现代化改造。

两人的根本分歧在悲剧精神背后起支撑作用的道德意志方面：是选择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人道德意志还是选择中国传统的儒教的集体道德意志？前文论述了王国维倡导启蒙人文精神时的困惑，现在可以进一步推论，王国维开始选择一种传统的道德精神和思想体系作为精神支撑，力图解决他面临的两个问题：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之间的“隔”；大众的文化道德支撑问题。《窦娥冤》和《赵氏孤儿》对于重建伦理道德秩序，排除市民庸俗文化的媚俗、不高贵、怕牺牲等劣质显然有其作用，而西方启蒙精神却不容易做到。那么如何使大众接受启蒙以及启蒙到何种程度？这是启蒙主义遇到的现代性难题。王国维放弃了《〈红楼梦〉评论》中的个体解脱精神和拯救途径，开始的是民族性精神的重构历程。

三、现代性民族意识与世界视阈

王国维的思想转变发生在现代性民族意识与世界视阈的双重视野中。在世界视阈下看民族的现代性，可以发现中国的现代性既蕴于世界现代性之中，又有其特别之处。

第一，在现代化进程中，主观上人的主体性持续张扬，客观上社会压力膨大导致个体实际生存空间缩小，两者的矛盾加剧了世界的悲剧性，而同时人的信仰又逐渐沦丧。在此状况下，人是修复信仰，修复宗教，还是用新兴的人文主义精神破除神义论的道德，代之以现代启蒙理性精神和生命意志哲学？对应于中国则是，王国维在评述悲剧时，面临的是宋元以后的市民文化勃兴、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堕落与末人性质。所以强调中国有悲剧主人公、有悲剧，实质上是在世界文化的现代性视阈中重塑中国人的价值信念，其根本是重塑社会合理性要求下的牺牲精神，如忠君、爱国、节操、义气。这样的批判指向民众和精英两个层面的现代堕落，目的是修复业已分裂的传统道德的社会正当性和伦理合理性。

第二，国家现代化的民族性问题。民族国家概念的诞生如同伴随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一样也伴随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以及民族国家的正当性的确立变成了首要的现代性问题。其中包含了两个问题：中国的文化认同的根柢是什么？中国人的文化精神信仰是什么？所以王国维准备回答的问题是中国的审美形态是什么，中国的道德根基是什么。梳理出元剧中有赴汤蹈火的悲剧精神，力图说明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哪怕是在体现世俗道德、大众文化的戏曲中反映出来）并非只有市侩庸俗的一面，还有着高贵的，可以作为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共同建构的合理模式。指出这样的赴汤蹈火的精神“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是说明中国的传统儒家伦理道德可以与世界其他道德相提并论，这样才可能在一个世界化的现代性社会中拥有合理性的民族身份。

当然，王国维的观点只代表对现代性问题的一种认识。当前，一方面，西方现代性批判理论变更太快，各自的不足反映了西方现代性思想和社会理论建构方案的内在缺陷；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儒学遭到破坏到底是因为其内在的不可弥补的现代性缺陷还是现代化进程中外在的人为破坏？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必然还会继续，而悲剧观往往是讨论的苗头和热点。中国现代每一次思想启蒙往往伴随着关于悲剧的讨论，可见“悲剧”绝不仅仅是美学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中国本身的一个深刻的现代性概念。

＼[参考文献＼]

＼[1＼] 李昌集.中国古代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733.

＼[2＼]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M＼]∥王国维文集：第1卷.姚淦铭，王 燕，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3＼]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M＼]∥王国维文集：第1卷.姚淦铭，王 燕，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4＼] 熊元义.关于悲剧——钱钟书与王国维近半个世纪的对话＼[J＼].戏剧文学，2000（2）：3943.

＼[5＼] 王国维.人间嗜好之研究＼[M＼]∥王国维文集：第3卷.姚淦铭，王 燕，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29.

＼[6＼]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三联书店，1998： 301，307.

＼[7＼] 王国维.自序（二）＼[M＼]∥王国维文集：第3卷.姚淦铭，王 燕，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8＼] 王国维.静庵文集自序＼[M＼]∥王国维文集：第3卷.姚淦铭，王 燕，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469.

＼[9＼]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M＼]∥王国维论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24.

新红楼梦评论范文第7篇

摘要：林黛玉是我国古典小说里不朽的悲剧人物形象。本文从美学的悲剧角度，以林黛玉这个作者蘸着血和泪塑造的形象为悲剧典型，从林黛玉一生的遭遇来谈悲剧的深刻意蕴，让人去体验人生，领悟审美之极致。

关键词：林黛玉；第三种悲剧；价值的毁灭；永生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就暗示了此作品是一部悲剧，里面的人物几乎全部带有悲剧色彩。林黛玉，这个中国古典小说中堪称不朽的艺术形象，凝聚了曹雪芹极大的热情和诗意的灵感。她是花之魂，诗之骨，月之魄，是《红楼梦》中的一个精神凝注的焦点。她从一个贵族之家的千金小姐，到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女，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氛围中，不断地用自己的泪水浸润自己坚执的爱情，最终用死来殉她忠贞的爱情，她的一生是悲剧的。

一、消磨于平常的悲剧

我们读《红楼梦》，读着读着，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大观园，进入了怡红院，潇湘馆。对其中人物或爱或憎，与人物同悲同欢，甚至将身化为宝玉或黛玉。去歌去哭，去生去死。这时我们又已不仅是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而且是把它当作真实生活去经历，去体验，去品味。在书中，我们看不到悲剧所有的惊心动魄，也看不到悲剧“振其邦人”，“使之兴起”的力量，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一个大宅子以及生活在这宅子里的人们的日常生活。

仔细观之，林黛玉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由她的性格造成的，是她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她“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多疑又多愁善感”，使得她周围的一切都不得不如是发展，这是一种缓慢地被“风化”，被“锈蚀”的毁灭，是一种因其平常，连受害者本人也不觉察的灭亡。这也恰恰与王国维“第三种悲剧”说相契合。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阐述了自己对《红楼梦》美学上价值的看法，他根据叔本华之说，分悲剧为三种。指出《红楼梦》既不是由于恶人破坏的那一种，也不是由于盲目命运的拨弄的那一种，而是属于第三种：“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若前二种之悲剧，吾人对蛇蝎之人物与盲目之命运，未尝不悚然战栗，其罕见之故，犹幸吾生之可以免，而不必求息肩之地也。但在第三种，则见此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之福祉者，无时而不可坠于吾前。且此等惨酷之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或可以加诸人，躬丁其酷，而无不平之可鸣，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也。

这第三种悲剧既无可怕的错误或闻所未闻的意外事故发生，又没有恶毒到极限的人物出现。只是现实生活中平平常常的人们，因处于相互对立的位置，而被迫为对方制造灾祸。这就意味着悲剧是轻易而自发的，是从人的行为和性格中产生的必然实践，它是人的命运，是无法为不公平而抱怨的灾祸。它在我们的生活中，与我们如此接近，随时都可能降临到每个人头上。鲁迅曾经说过：“人们天生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单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正因为《红楼梦》的悲剧长卷是以这种方式展开，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贵族世家的日常生活图景，而对于《红楼梦》中主要人物之一的林黛玉也不例外。她的生活中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大波大澜，也没有什么极其恶毒的人来加害于她，只是一些生活中平平常常的人物，由于各自的立场不同而使悲剧不得不发生。

二、价值的毁灭

寄人篱下的生活遭遇，不仅使林黛玉对封建时代加在妇女身上的各种压迫，有了更为切身的体验，还使她终于没有完全沿着封建礼教所规定的道路直线的发展，而且在很多思想行为上，背离了封建主义的妇道。因此，在这一人物的身上，出现了某些具有反封建意义的叛逆性。这主要表现在：她对贾宝玉的许多违反封建礼法的行为，不但从不规劝，而且常常采取同情或支持的态度。而她的这种态度，引起了以贾母为主的封建家长的厌恶，最后只能是凄惨的死去。

宝黛的爱情是在日常生活中慢慢积累起来的，是由知己之情升华而来的。它平平常常的发生，就像现在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爱情一样。我们看着他们爱情一点点成熟，看着他们一步步成长，最后又看着他们爱情的毁灭，这种痛楚是深刻的。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指出：“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我们之所以会为林黛玉流泪，伤悲，正是由于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她毁灭了，美的东西在众目睽睽下被撕碎了。她的性格，她身上所具有的品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形象已经深深地烙在了我们心上，我们开始同情她，怜悯她，而最终我们感到的是欣赏她。

三、从毁灭中得到永生

从上面的“价值的毁灭”中我们可以看到悲剧的最初一幕是丑对美的无情践踏，是把美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其实，悲剧真正的审美意义，并不在展现丑对美的践踏，展现人生有价值东西的毁灭，而在展示人在毁灭中永生，展示在有限的肉体生命毁灭中人的无限的生命意义的再造。

“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仅仅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能超越平时的自己，悲剧在于对灾难的反抗，陷入命运罗网中的悲剧人物者奋力挣扎，拼命想冲破越来越紧的罗网的包围而逃奔，即使他的努力不能成功，但在心中却总有一种反抗。”林黛玉对爱情的追求，对自由的向往正是她对当时封建社会的一种抗议。她的绝粒而亡，是对社会制度敲响的抗议的大钟，这钟声久久回响于人们耳际，使人无法平息，正义受挫，善良被毁，英雄就义，其结局固然使人震惊，使人悲痛，然而其奋斗精神，其进步思想却因此更加激扬光大，使人艋，催人奋发，从失败中给人以警醒，从而更加接近成功，悲剧展示了毁灭中的永生。林黛玉，这是一个被不合理的封建社会所损害了的形象。《红楼梦》通过林黛玉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不但深刻的批判了封建制度，同时也反映了处于封建压迫下的妇女们的某些共同希望和痛苦。

“一个悲剧，简而言之，是一首激起怜悯的诗。”林黛玉的不幸夭折，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得以最后完成。尽管她的悲剧缺少英雄史般的崇高美，但却拥有历史的深厚性。这是因为她的悲剧并不是“由极恶的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的悲剧，也不是“由于盲目的命运”“意外的变故”所导致的悲剧，而是“由于剧中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不得不如是”的悲剧。林黛玉形象就是在消磨于平常的悲剧和她身上那种悲剧精神中得以深化，获得永生。

参考文献：

[1]俞晓红.王国维笺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4：96.

[2]鲁迅.几乎无事的悲剧[M].且介亭杂文二集.

[3]鲁迅全集[J].第一卷：297.

[4][美]斯马特.《悲剧》见潘知常《生命美学》[J].第163.

新红楼梦评论范文第8篇

一、研究思路：

1、我们将以文献研究法为指导，通过建立健全有关的规章制度，完善学校对党员的评价。

2、通过开展党员贯彻落实学校“双主协调，共同发展”的教学理念示范性教学为主导的教学研究活动，进行新一轮教学思想大解放活动。

3、通过访问等形式向广大群众了解和征求意见，研究党支部的学校思想大解放中的推动作用。

三、实施步骤：

1、实施步骤：分为四个阶段

A.准备阶段

a.筹建课题研究主要成员小组，撰写课题申请报告；

b.撰写课题开题报告。

B.申报与立项阶段

a.正式申报课题，等待批准立项；

b.修改开题报告，确定细化研究内容与方向，召开开题会；

C.实施阶段

论文开题报告范本一：

论文题目gis指挥城市应急

1、选题背景(含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及评价)与意义。

城市是以人为主题，有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灾害等要素之间通过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所构成的复杂空间地域系统。随着我过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和城市化构造人口急剧膨胀，因认为因素、自然因素以及两者叠加造成的灾害事故频度和程度迅速增加，使得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功能受到严重威胁，城市公共安全面临空前的挑战，9.11事件和XX年春天流行的“非典”引发了全球思考。除此之外"每年发生在工矿企业和建筑工地等的安全事故也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像这样的突发性事件具有不可预见性和偶然性，让人们难以应付，因此实现城市公共安全对于保障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个城市是否具备防范灾害的能力已成为衡量其质量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目前应对城市突发事故的决策主要依赖于各自独立的管理部门，其效果主要取决于领导者掌握的信息量以及个人知识、经验水平，但由于人为因素过多，难免产生一些错误的决策。一旦发生灾害，错误的决策不仅容易导致在组织群众疏散和防止灾害扩大方面贻误时机，而且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在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无论是各种主要的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的工业灾害，。

对其监测、预报、评估以及防灾、救灾、恢复、教育、保险与综合管理的每一过程和环节都与空间的地理要素密切相关，如灾害发生的时空分布、强度与频度，灾害发生地的社会经济易损性及抗灾能力、人员分布、灾害应急救助措施以及应急预案等等。因而综合运用灾害科学和信息技术，建立集基础信息管理、灾害信息管理、重大危险源管理、各种灾害分析模拟、公共安全规划、应急决策模式于一体的应急决策系统，将在城市公共安全中发挥快速、准确的辅助决策作用，最大程度地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建立城市应急指挥系统迫在眉睫。

城市应急指挥系统(中心)的职责就是按照有关程序准确、及时、高效地指挥调度社会社会各方力量对紧急时间进行救援或帮助。有效的指挥调度必须以正确的决策为前提，而科学、周密的决策则需要以大量的实时信息为依据。因此，如何有效地利用政府、社会各种信息充分共享、综合加工处理、形象直观地给出辅助决策，就成为提高现代化智能化的应急指挥与传统区域性、封闭性、部门单一性、人工经验性应急指挥的区别所在。地理信息系统gis(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则成为实现以上目标提供了技术手段，它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项技术。

2、选题研究的方法与主要内容研究方法：

1、通过阅读大量与选题相关的资料，结合自身的学习水平采用评价法对过去的研究进行综合性评价，借鉴其经验，实施自己的创新研究。

2、收集相关数据信息进行测试。在研究的过程中，多采用调查法和访谈法，进一步确认数据的真实性。

研究内容：

以地理信息系统(gis)为平台，集成rs、gps、三者的优势，发挥gis可视化和空间分析的特有功能，建立起以gis为核心的应急系统模型框架以及相关子系统。对事故现场和救助机构实时动态监控。对人力、设备和车辆进行实时调度和配置。对于城市中突发性灾害事故的救助提供辅助决策。

3、研究条件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研究条件：

在本次研究中，主要通过网络查询、实地调查、图书馆查阅、走访等几种方式来收集信息，根据过去的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提出自己的观点。并通过实验验证预期的结果。

可能存在的问题：

1、目前对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了解得还不够全面。

2、由于系统的庞大，起数据也许不容易在有限的时间里收集齐全，由于城市的某些机密性。对于一些应急配置为能了解。缺乏数据的真实性和可存在性。

3、在二次开发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水平有限，可能存在诸多问题。

4、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和预期结果

a)恰当进行数据建设规划

b)平台选型要权衡多种需求

c)gis要留有足够的接口

d)多种服务提供支持信息

对以上几个问题进行积极深入的探讨，分析国内外的现状，找出gis在城市应急中应用的具体办法，利用它来保证城市的安全。

5、指导教师意见。

指导教师签名：xx年月日6、教学单位意见。

教学单位负责人签名(公章)：xx年月日

论文开题报告范本二：

标题：英语隐喻汉译(OnTranslatingEnglishMetaphorsintoChinese)

1)本选题国内外研究现状

对隐喻的研究在国外已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其中以Lakoff&Johnson(1987)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而对于其汉译的研究却凤毛麟角。国内对于隐喻的研究主要受Lakoff&Johnson理论的影响，其中以胡壮麟、朱永生为主要代表。在隐喻翻译的研究方面，李国南(1990)，胡文仲(1994)对于英汉成语或谚语中的习用性比喻的喻体进行过比较，并探讨了其翻译的途经。在近期出版的刊物中有对队喻翻译研究方面的文章，其中以徐莉娜的《隐喻的翻译》为主要代表。但其研究的范围也只是局限于文学、修辞用语的隐喻翻译。2)本选题的意义、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意义：本选题突破了历来将隐喻的汉译局限在诗学、修辞学、文学等范畴。由于“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陈宏薇：1996)，翻译对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传播起着非常重要贡献的作用。我们对日常用语中隐喻的汉译研究应与英语语言文化背景的研究结合起来。

重点：本选题重在研究隐喻在英语日常用语中存在的普遍性、可译性及其翻译的方法。

难点：怎样从文化交际的角度对日常用语中的隐喻的汉译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创新点：研究英语日常用语中的隐喻的汉译理论及其方法。

3)论文的结构及简要说明

1.引言

2.英语日常用语中隐喻存在的普遍性

2.1隐喻的定义

2.2关于隐喻研究的常用书语

2.3英语日常用语中的隐喻3.英语日常用语中隐喻的特点

3.1日常用语中隐喻的分类

论文开题报告范本三：

1.课题名称：

钢筋混凝土多层、多跨框架软件开发2.项目研究背景：

所要编写的结构程序是混凝土的框架结构的设计，建筑指各种房屋及其附属的构筑物。建筑结构是在建筑中，由若干构件，即组成结构的单元如梁、板、柱等，连接而构成的能承受作用(或称荷载)的平面或空间体系。

编写算例使用建设部最新出台的《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02，该规范与原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J10-89相比，新增内容约占15%，有重大修订的内容约占35%，保持和基本保持原规范内容的部分约占50%，规范全面总结了原规范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借鉴了国外先进标准技术。

3.项目研究意义：

建筑中，结构是为建筑物提供安全可靠、经久耐用、节能节材、满足建筑功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建筑材料、制品、施工的工业化水平密切相关，对发展新技术。新材料，提高机械化、自动化水平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由于结构计算牵扯的数学公式较多，并且所涉及的规范和标准很零碎。并且计算量非常之大，近年来，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城市人口集中、用地紧张以及商业竞争的激烈化，更加剧了房屋设计的复杂性，许多多高层建筑不断的被建造。这些建筑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劳动量上，都客观的需要计算机程序的辅助设计。这样，结构软件开发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栋建筑的结构设计是否合理，主要取决于结构体系、结构布置、构件的截面尺寸、材料强度等级以及主要机构构造是否合理。这些问题已经正确解决，结构计算、施工图的绘制、则是另令人辛苦的具体程序设计工作了，因此原来在学校使用的手算方法，将被运用到具体的程序代码中去，精力就不仅集中在怎样利用所学的结构知识来设计出做法，还要想到如何把这些做法用代码来实现。

论文开题报告范本：

题目：《浅谈贾宝玉与西门庆的悲剧性》

姓名：自己名字

指导老师：老师名字

专业：汉语言文学教育

系别：中文

年级：自己年级

1课题论证

(1)国内外研究现状

中国的两大世情小说《红楼梦》、《金瓶梅》。对他们的研究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中的两大学术热点。被称为中国第1奇书的《金瓶梅》从106世纪末问世后，研究者1开始不是很多，但是随着中国学术的从古典向现代转型，随着小说价值观念的变革与更新。对《金瓶梅》的研究渐渐的由微入深，被学术界称为“金学”。并受到国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现如今的外文译本有英、法、德、意、拉丁、芬兰、俄、日、朝、越、蒙等10几多种文种。对其做出了各方面的重大研究，并称其为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史上1个伟大的创新。

国内外的众多评论者并对其的创作时代、作者，及其所要暴露的社会矛盾和小说中所剖视扭曲的人性、悲剧性，性的描写，人物性格的刻画，语言的运用，并对其形成的网状结构做出了大量的归纳和探究。《红楼梦》与《金瓶梅》之间有着10分明显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红楼梦》是《金瓶梅》的1个重大的突破。引起了众多的人对《红楼梦》的评论和研究的兴趣，并形成了1种专门的学问——红学。《红楼梦》这部伟大的作品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红楼梦》在国外有多种的译本：英、法、日等10几种语种的译本。并且国内外众多的评论者对其版本、作者，以及其的社会悲剧，人生悲剧，爱情悲剧，人物性格，个性化的文学语言，写实与诗化的融合，浑融1体的网状结构做出了大量的归纳和探究。然而，贾宝玉与西门庆作为是《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两位男主人公。国内外的众多评论者都对其2人的人物形象，语言风格，现实原型，性格内涵，性的体验，个人悲剧等都做出了归纳和探究。《红楼梦》作为是《金瓶梅》的1个延续、1个发展，它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与西门庆有着1定的联系，对其2人的研究在今后应趋向于2人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悲剧的诠释及分析。

(2)现实意义

《金瓶梅》作为是中国的第1奇书，自问世以后，就为中国的世情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把我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划分成了才子佳人的故事和家庭生活为题材描摹世态的及以社会生活为题材、用讽刺笔法来暴露社会黑暗的两大派系。而《红楼梦》在批判的继承了《金瓶梅》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经验后又有了重大的突破。成为了世情小说最伟大的作品。

在“54”文学革命者做出了新的评价，鲁迅等阐述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杰出成就后，使《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得以回归。直到现在，《红楼梦》、《金瓶梅》仍是许多作家永远读不完、永远值得读的好书。成为中国作家创作出高水平的作品的不可多得的借鉴品。然而，探讨两大名著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与西门庆的悲剧性，可以对两大名著中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悲剧更好的认识和了解，以供后人借鉴。从而启发后世的世情小说的创作，使今后的世情小说创作中的人物悲剧性达到1个更高的巅峰。

2方案设计

(1)总论

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从《红楼梦》与《金瓶梅》题材类似的角度引出中心论点。

(2)分论

全文分3个部分

第1部分：阐述西门庆的悲剧性

西门庆1个市井无赖、流氓、棍，1个精明的商人，靠着他对金钱的占有肆意的挥霍、放纵，以自我为中心来实现他对放纵，及其通过金钱获得了强大的权利，随意的鄙弃人间，在此背后所体现出的社会的黑暗、腐败。构成了其特有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的悲剧。

第2部分：阐述贾宝玉的悲剧性

贾宝玉1块晶莹剔透的宝玉1个显耀的贵族，他的个性、他的自我、他对女孩子的尊崇迫使他与封建传统相背道。他作为荣国府的唯1继承人，他肩负着荣国府的全部希望。但是他自身的性格特点，使他成为了“大逆不道的不肖子。”

第3部分：论证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伦理观与贾宝玉、西门庆的悲剧性

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伦理观，在贾宝玉与西门庆的行为中被肆意的践踏，新兴的与传统的极大的对立，但是封建的旧势力是无比强大的，最终，贾宝玉是失败的，西门庆是失败的，形成1个永恒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