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成长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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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成长经历范文第1篇
作为一名中学普通的音乐老师，有幸同其他区县的音乐老师参加国培行动，我感到十分荣幸，首先感谢重庆师范大学给我们这次学习的机会，学校给我们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条件，这种培训模式，为教师专业成长开创了新的基地，特别是让我们教师能在紧张的工作中合理的安排时间进行学习，为我们提供了学习的方便。因此，在培训期间，每天的感觉是紧张而又充实，忙碌而又愉快，在不知不觉中，将近十五天的学习即将结束了，回味十五天的培训，感触甚深。国培计划带给了我太多的思考、太多的感动、太多的成长经历。
一、改变观念
敬业精神与科学的教学法相结合，必定是成功的保障。而在日常工作中，我经常会说工作忙、杂事多，常抱怨学校教学条件差，学生的基础差，是乐盲，没有专门的教室以及合唱用的站台等，于是工作中总是一副得过且过的思想状态，总想着教不好学生不是我的能力问题，而是许多的客观原因造成的。通过此次学习，彻底改变了我的这种“寄生虫”思想，使我明白了好的条件不是等着我去用，而是需要自己去创造、去挖掘，即使在有限的条件下，也同样能做出不平凡的壮举，同样也能培养出出色的学生。
二、以名师为榜样，以城市孩子的素养为培养目标
有幸参加了这次“国培”，在李存、魏萍、张礼慧等及其他专家传授理论方法的同时，还顺势播放了一些全国名师音乐大赛的课堂教学视频，那些名师们扎实的基本功，行云流水的课堂教学艺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名师之所以能让家喻户晓，这与他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孩子们的优秀与教师的引导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三、努力实践，力创特色
这次培训，我找到了适用于中学音乐教学的一种方法—用最简单的方法学会最难的知识，在教育行为上是将语言、动作、音乐三元素融为一体，以节奏为核心要素。在音乐教学中，我们可以不断地创编新颖的游戏，这些方式来源于生活，取材于大自然，学生当然会感兴趣，结果就不言而喻了。
通过国培行动，在以后的工作中我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不断学习。
“活到老，学到老，知识也有保质期”，因此，知识更新是必要的，我要抽出课余时间通过不同的形式和资源学习专业知识。不断学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是提高自我素养的良好基奠。一桶水早已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了，我要不断学习，成为长流水。
二、自我反思。
在教学中不断进行反思，从以往的教学实践中找出“得”与“失”，转“败”为“胜”，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吃一堑，长一智，日积月累，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不断提高教学成绩。
三、相互交流。
虚心同同事相互交流，相互学习，虚心听取同事们直言不讳的真言，久而久之，一定会大有进步和发展的。
这次培训的时间虽然很短暂，但是每天的感觉是幸福而又充实的。因为每一天都是面对不同风格的名师，每一天都能听到不同类型的讲座，每一天都能感受到思想火花的冲击。耳濡目染之中，心灵经历了忐忑、彷徨、探索、喜悦与享受。一路走来，专家、名师的讲座虽然我不能做到完全吸收他们的课程精华，但他们先进的教育理念、独到的教学思想、对我今后的教育教学工作无不起着引领和导向作用。这次培训，更增添了我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音乐骨干型教师的信心。
我的大学成长经历范文第2篇
勤于观察学生细节,善于换位思考,是我做辅导员工作的基本遵循。我始终认为“学生没有好坏之分,只有成长的差异”。工作中,我一直真心地把每一个学生当成亲人来看,注重观察学生的特点,发掘学生的潜质,及时肯定他们取得的每一点成绩。我带过的学生前后有六七百人,不管是哪一届的学生,我都能够清楚地记得他们的名字。因为我知道,能够在见面的第一时间内叫出学生的名字,对于学生来说,是一种无形的激励,能够使他们产生被关注的幸福感。平时我喜欢与学生们打成一片,和他们一同学习,一同劳动,一同郊游,一同锻炼,看他们写的自传,到学生家走访,努力了解每一位学生。
密切联系学生,做学生的知心朋友,是我做辅导员工作的重要方法。针对大学生全面“触网”的现状,网络平台成为我开展工作的重要阵地,通过QQ、MSN、飞信等网络聊天工具,我及时与学生沟通交流,成为学生们无时不在、无话不说的朋友。就在前几天,我的一个毕业生获得了香港大学每年15万港币的博士奖学金。他通过电话激动地把这个好消息第一个告诉了我。因为每当他面临选择的时候,无论是从上学时当学生干部,还是毕业后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再到是否辞职去香港读书,都是我跟他无数次在网上沟通讨论的结果,还帮他准备了很多资料。正是在无数次的交流中,他把我当成了他的亲人,我也为我的亲人能有这样的成绩而感到骄傲。
加强思想引导,做学生成长的引路人,是我做辅导员工作的目标追求。我常常听学生特别是大一新生说,不知道现在该忙什么、不知道将来能做什么。我想,学生的迷茫主要来自于对未来的不确定。为此,我着重提升学生的沟通能力、团队意识、诚信品质和社会责任感,引导学生主动了解社会需求,让他们成长为适应社会的人才。我先后带领学院团委学生骨干设计开展了“雷锋精神永驻建大”、“大学生讲坛”、“名师有约”、“吾行吾感社会链接平台”、“大学生KAB(Know About Business)创新创业平台”等活动。其中,“大学生讲坛”活动已经在学校开展了3年多,先后有20余位学生走上讲台,畅谈他们的兴趣爱好、对社会热点和大学生活的认知和感悟。“名师有约”支持学生采访学校名师,在与名师分享成长经历的过程中,学生们深受触动。“吾行吾感社会链接平台”倡导学生积极参与常规性社会实践活动,学生利用周末的时间自主联系企业参观实践,目前已经开展20余期,参与人数达千余人。还指导学生团队参加社会实践、创业计划大赛、科技学术作品大赛,获得国家级奖项5项,学生社团也多次获评全国十佳百强社团。
在做好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同时,我还积极投身课堂教学。每年我都要给学生讲授《形势与政策》、《就业与创业指导》、《大学生KAB创业基础》等课程,累计近100学时,并将辅导员工作的体会、思考和经验等运用于课堂教学。我认识到只有让学生们在“做中学”才是最有效的教育,在创业教育的互动式课堂上,我采取的小组讨论、案例分析、角色扮演、商业游戏、头脑风暴等教学形式,深受学生喜欢。该课程的推广被全校学生投票选为2008年度校园十件大事之一。我还将心理学的团体辅导和创业教育相融合,在新生班级中以团体训练的模式开展班会,并对学校的新生辅导员进行培训,收到很好的效果。我还在课余不断进行研究,先后撰写了3万多字的项目自评报告,帮助学校获得颁发的“KAB创业教育基地”和辽宁省“大学生创业教育示范校”等称号,我自己也成为该项目全国38位培训师之一。
教育者必先受教育。我深知,辅导员要做好学生的工作,必须坚持自觉加强业务学习,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提高。持续的学习和深造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和新的教育理念,让我明白了立德树人的重大意义,同时也教会了我如何利用工作开展实证研究,所有这些使得我在科研方面有所收获,除了、主持课题外,我还获得了学校教学成果奖两项。我平时喜欢看书,与同事和学生相互推荐读书,并与他们分享学习的心得与快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还利用假期到各地走访,采集图片、影像和文字等,返校后将其整理成为课堂教学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手鲜活材料,既充实提高了自己,又开拓了学生的视野,开辟了教育的新途径。
我的大学成长经历范文第3篇
2013年1月，张朝阳一条微博：“闭关一年多，重新进入地球，发现三件事：人人都在用微信；人人都在说好声音以及梁博等对我来说陌生的名字；好像是开了十，民心从骂街和用脚投票变成了建设性和拭目以待，改革开放好像又时髦了。”
这则信息代表张朝阳“闭关”结束，高调复出。清华高才生、麻省博士后、IT巨子、ISI 中国首席代表、搜狐创始人……向来满面春风、乐观示人、个性鲜明的张朝阳，一路走来是否真的如外界所看到的那般光鲜平稳？退隐复出之间，他内心里又经历了怎样难以为外人道的“成长的烦恼”？
从心高气傲到成熟内敛，张朝阳颇有心得，有话要说。
成功是唯一的选择
“成功往往让人对于自我的认知会有一个超级自我的出现。当这个超级自我出现的时候，他对外界的感恩的心就没有了，他认为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
成功是成千上万的精英们共同追求的目标，但成功是个过程，过程中到达哪一点才标志着真正的大功告成，却似乎难以判定。在张朝阳的成长经历中，1986年是一个分水岭。他考上李政道奖学金，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学习。张朝阳从小就不安分，爱幻想，不甘落后，对很多东西感兴趣。他学过画画，做过飞机航模、拉过二胡，尤其喜欢看《水浒》。他喜欢看那些自学成材的故事，读《哥德巴赫猜想》，并暗立志向：要好好念书，将来出人头地。中学时代，张的理想是当物理学家，认为只有获得诺贝尔奖，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这是他考取清华大学的直接动力，也是他考取李政道奖学金的直接动力。
从陕西西安到北京，从北京到美国，故乡渐行渐远，理想渐行渐近。人生的转折和变化成为一种标志。而今天的张朝阳，就是理想变化的结果。1993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念了几个月的物理学博士后之后，张朝阳突然感到学了很多年的物理学并不太适合自己。“在物理实验中，我发现，我是个操作型的人，特别注重结果，不能容忍搞一套理论，而这套理论要在100年之后才能得到验证。”与此同时，张朝阳看中了和中国有关的商务活动，他很幸运地在麻省理工学院谋得了亚太区中国联络官的角色，这个角色让张朝阳有机会频频回国。
1995年7月，张朝阳突然有了回国创业的强烈念头，美国随处可见的“硅谷”式创业更是激起了他的热情。他清楚地认识到互联网经济极为惊人的商业和社会价值，于是下定了创业的决心。当他看到Internet的机遇时，感觉到应该是创业的时候了。于是他1995年底开始以ISI公司驻中国首席代表身份，开始用Internet在中国收集和经济信息，为华尔街服务。
在ISI的经历，张朝阳觉得中国Internet的市场潜力巨大。1997年1月初，ITC网站正式开通，可是到了年底，第一次融资得来的18.5万美元所剩无几，快到了连工资都开不出来的地步。迫不得已，张朝阳向他的投资人发出了紧急求救，三位投资者再次为张朝阳提供了10万美元的“桥式”贷款。1998年2月，张朝阳正式推出了第一家全中文的网上搜索引擎——搜狐（S0HU）。1998年3月，张朝阳获得Intel等两家公司210万美元的投资，他的事业开始蒸蒸日上，1998年9月，搜狐上海分公司成立，1999年6月组建搜狐广州分公司。2000年搜狐在NASDAQ成功上市，并购了中国最大的年轻人社区网站Chinaren，网络社区的规模性发展给门户加入了新的内涵，使之成为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奠定了业务迅速走上规模化的基础。
张朝阳不失时机地进行了一连串大手笔的动作，让搜狐出现在更多的地方。他及时判断出短信对互联网的巨大利益，并且尝试着把它作为一个能与互联网紧密结合的产业来运作。2001年耗资百万成就“sohu手机时尚之旅”，张朝阳亲自出现在首席形象代言人的位置上，这在风风雨雨的互联网世界，确实收到了空前的效果，树立了sohu人的信心。2003年春夏之交，sohu再次给网络界带来一次惊喜：sohu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在互联网正全面复苏的时候，在Sars肆虐人类的时候，他想证明sohu的勇气，并宣告sohu的理想。
2002年7月17日，搜狐率先打破中国互连网的僵局，实现赢利。在面临新浪和网易的竞争、选择搜狐的赢利方式时，张朝阳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周末休息。有时候周末有各种活动，也是跟公司相关的。2003年，搜狐捷报频传，2月25日搜狐推出韩国游戏《骑士》进军网络游戏；在2003年上市公司中国科技人物财富排行榜上张朝阳仅次于丁磊屈居亚军；在胡润制造的2003年中国IT富豪五十强中张朝阳亦名列三甲……
2001年三四月间，搜狐股票率先跌破一美元。那时没人再看好搜狐，媒体和个别网站对搜狐和张朝阳的质疑像子弹一样打向搜狐。
不论张朝阳有什么妙计来解困，当时的困境的确非常严重。张朝阳自己也正是在这种困境下锤炼了自己。张朝阳现在坦然地承认，有一段时间，搜狐的产品其实是愧对大众的。1999年到2001年，中国的互联网市场进入时，搜狐这个老牌子其实在原地踏步。用张朝阳自己的话讲，那是一段。没有队伍，管理就张朝阳一个人强撑着。董事会也出了问题。张朝阳描述自己当时的境况是，30%精力应付董事会，40%精力应付媒体，只有另外30%精力用在产品上。张朝阳在极为艰难的处境下，大搞品牌经营，保持了搜狐表面上的风光，使搜狐得以发出持续的声音。2001年到2004年，张朝阳号称用“中医的方式”调整好了搜狐的严重问题，一直发展到目前的最佳状态。
重新领悟内心的幸福
“以前我曾经认为，越有钱，越有名气，就越幸福。但是经过这两年的闭关，我认为钱多不是幸福的保证，钱多少跟幸福没关系。我这么有钱，却这么痛苦。越有钱、越成功如果没有管理好自己，往往更容易让你陷入精神的痛苦。”
张朝阳最爱读的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和类似这样能够展示自己情结的书。某种程度上，他和小说里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一样，敏感，自省，拥有英雄主义情结，并坚定地认为自己的人生会与众不同。事实的确如此。小说里的约翰·克里斯朵夫，11岁时就被任命为宫廷音乐联合会的第二小提琴手，后又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久后就升任第一小提琴手，并拥有了一个伟大的信念：要写出伟大的作品。
张朝阳17岁时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后又成为当时中国海归的符号。创立爱特信（搜狐前身）之始，张朝阳对仅有的四个员工说自己要做中国的比尔·盖茨，员工觉得他“傻得可以”。但他和约翰·克里斯多夫都成功了。小说里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成了受人尊敬的世界级音乐家，张朝阳则被称为“唯一有资格以教父那样的语气讲述（中国互联网）历史的人”。
他们后来又都有过困惑和反思。
在成名十年之后，约翰·克里斯朵夫开始重新思索人生，他困惑于以道德为目标的创造到底能不能诞生拥有最高艺术水准的作品。此后，他选择皈依宗教，把上帝作为心灵的寄托和理想的归宿。
张朝阳也循着一条相似的路。上市两年后，他终于可以自信地讲道：“互联网可以说是走过了第一个十年，在第一次浪潮1996年萌动到1997年开始形成商业模式的探索到1998年、1999年，这是第一个浪潮，产生了相当多的企业，当然有很多很多企业失败了。比较幸运能够捷足先登获得资本市场青睐的只有三大门户，稍微晚一些可能机会少一些，但是也能够产生一些企业。经过多少年以后或者七年以后，六年以后，最初的三大门户形成相当的规模，有了足够的资金在品牌上获得发展。第二次资产浪潮到来以后，1998年、1999年产生的企业大批企业死亡了，但是剩下的几个顽强的，除了三大门户以外还有一些顽强的企业一直活下来，终于迎来资本市场第二次浪潮，第二次浪潮可以说是资本市场的第二次浪潮。但是互联网的应用和实践网民数量越来越多，每个人上网的各种行为从简单的读新闻到发邮件到年轻人上网有多种多样跟互联网的亲密接触，这是市场上的进展。活下来渡过资本严冬的企业现在逐渐融得大量风险资金获得上市，表现出来的就是资本的第二次浪潮，中国互联网企业突然有了很多钱，商业模式比较清晰，但很多方面还需要探索。”这样重要的场合里，张朝阳这样一番讲话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至少在最清楚公司运营情况的张朝阳自己看来，他已经坐到了成功者的交椅上。
但他似乎并不快乐。“在与董事会复杂的斗争中，我学会了权术，从一个学生变成了对利益关系有清醒认识的人。我的生活充满了竞争、危机和压力。远非外人所见的风光和得意，其中的孤独只有一个人默默承受，无人可以分担”，张朝阳说，“从1999年到2003年，我花了四年时间才让董事会战争基本结束”。
谈到那段时期，张朝阳用四个字形容就是“备受煎熬”。他回忆说，从1996年融资时就非常困难，四处奔走。1999年，新浪崛起，迅速超越搜狐，当时董事会不信任他，随时可能会换CEO。2000年，新浪成功上市，搜狐还遥遥无期，直到上市的最后关头还差点没上去。张朝阳从小对自己要求苛刻，甚至考试没得第一就惩罚自己去冬泳。而今遭遇这样的困境，他的难过可想而知。成长的代价，有时显得那么沉重。
大约两年前开始，张朝阳觉得自己出问题了，而且自己没办法克服。这导致我工作时总是出于忐忑不安的状态，因此我跟团队说我不能工作了，必须去解决我的问题。”张朝阳透露，他曾尝试去美国找心理医生、大量阅读心理精神类书籍，同时尝试在东方哲学中寻找自己焦虑的原因。张朝阳用“悲催”来形容他的2012年，他焦虑、抑郁，精神上常常处于一种外人无法理解的恐惧之中。“脑子里总是有某些虚妄的想法赶不走，这些想法非常恐怖。”张朝阳说，以前用脑过度，导致脑子出现一些死循环，对与人交往产生了某种恐惧。这些恐惧没有办法描述，难以言说。在他看来，早年成功之后不断被媒体、周围人追捧，导致了对自我的成功管理出现问题。“成功者往往什么东西都必须按照自己的意图走，我变得更加完美主义者，想要控制事情的结果，甚至认为我可以活到150岁。”
我的大学成长经历范文第4篇
六岁那年。
“孩子，娘要把你交给你师傅了，从此，你得跟着你师傅游走于书本之间了。”娘义正词严地说。
“娘，啥叫师傅?”
“师傅是带领你踏上人生路途的人，要懂得尊重他，知道么?只有他，才能让你通向光明大道。”
“好，我知道了。”
小学
“这孩子就交给你了，大师傅，你一定要……”娘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
“好，放心，我一定会让他通过的。”
通过啥?懒得管喽!
第二天。
“好，今天，师傅给你起个法名，叫‘苦命’，你看如何?”
“这个名字好难听哦，为什么叫‘苦命’啊?”
“艰苦奋斗，搏击命运!”
“耶!好有诗意，我喜欢!”
谁知道，接下来的命运是怎样呢?走着瞧吧!
“好，现在我们开始练功!”
“是，师傅!”(娘告诉过我，一定要听师傅的话)
“首先，我们要学习内功，内功是练一切功夫的基础!”
“具体是?”
“内功，即‘语文心法’、‘数学心经’。这两门内功是最重要的，是你的练功道路上离不开的，所以一定要认真练习，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四年后。
“苦命，今天我要检验一下你的内功程度。”说着，一张写满了稀奇古怪的纸从天而降，定晴一看，是心法和心经的题目。天哪，看得我头晕脑胀的。
呜――寒风呼啸，这好好的天，怎么一下子变了?难道，我通不过?
“苦命，恭喜你，你通过了! ”
“哦耶!师傅，我可以下山了么?”
“下山?天啊，真幼稚，你才练到哪一级啊?江湖险恶，你说不定没下山就让人给宰了!”
“那，那我怎么办呢?”
“这正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跟着师傅，师傅才能将你带到光明大道，神仙日子。”
“是，师傅，那我接下来……”
“接下来，师傅要传授你另一门武功，这一门，是继‘语文心法’和‘数学心经’之后，最重要的一门进攻性武功，‘English咒语’。”
“啥?英国历史咒语?”
“少说废话，看招!fgghdsjhgwfhafakf……”
“天啊，我头疼，师傅!”
“这就是学习这门武功的目的了，好了，从今天起，除了两门内功外，还要加上这一门咒语的学习。”
两年后。
“苦命，今天，到了检验你的时候了，看，这儿有一条路，你得走过去，一定得过去。在这条路上，你会遇到一只拦路虎，你得使出浑身解数去灭了它，也就是我们学习的两门内功和一门咒语，懂了么?”师傅严肃地说。
“是，师傅。”
师傅打开了那道门，大概叫“小升初”吧，把关的也是一只叫“小升初”的老虎。
“哇哇哇!”我发出了刚出生时的哭声，好可怕，因为我看到了那只凶悍的拦路虎。它向我猛扑过来，企图吃掉我。
我突然想起了“两内一咒”，于是我便开始了和它的搏击。经过了三天三夜的战斗，我终于道高一筹，赢了它。不过，我的体力已经耗了大半，真的无力了。
接着，我听到了一个声音。
“苦命，来吧，你已经打败了‘小升初’，你胜利了!沿着这条路，一直走，我就在尽头等你。”
我听话地走到路的尽头，看到了一个全身闪着金光的人，似乎不像小学师傅那么稚气，多了几分老练、成熟。
“你是谁?”我惊诧地问。
“我是你师傅啊!”
“我师傅?你不是我师傅，我师傅在路的那边呢!”
“我是你师傅，你的初中师傅，你得更加尊敬我，我是带你走向更高一级的人。”
“是，师傅!”
中学
“从今天开始，苦命，你就跟着我了，我说什么你都得照做，知道么?”
我狠狠地点了点头，因为，我把我的身心都出卖了，卖给了这个该死的老头。(我从他身上一点也没有看到小学师傅的影子，那般青春，那般可爱，这是一个可恶的糟老头子)
“好，我想你的内功和咒语有一定的基础了，今天，我们就开始进行深造，另外，我们还得学习另一些武功，‘历史神剑’、‘地理神拳’、‘政治魂掌’，不过，这些武功都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学会的，它们很复杂，你一定要小心谨慎，勤加练习，以防走火入魔。”
天啊，这些我听了都头晕，接下来的命运可想而知了――就是没有任何休息，一边不断地练习，一边不断地学习。
一年后。
“好，师傅看你一年来学得都挺不错，所以决定继续培养你!”
“怎么培养?”我很恐惧，我怕他又要出什么新花招。
“学习一门很重要的武功，‘物理掐掐掐’，此功能让你受益终身。”
哦，完蛋了，又来了，光这么几门已经够呛，你还来，真够狠的，你是个地地道道的糟老头，听说很多的师兄师姐就将青春毁在了你手上，我看我也不例外。
这个“物理掐掐掐”果真非同凡响，不是它有多厉害，而是学起它来真叫个厉害，比那“英国历史咒”好不到哪儿去。
一年后。
“苦命，师傅太欣赏你了，你真是个好孩子，师傅喜欢你。师傅决定教你最后一招‘化学催眠术’!”
经过了一年的苦苦挣扎，终于――
“苦命，你已经学成了!”
“耶!”我欢呼，我雀跃，这句话我真是盼星星盼月亮地等着啊!
“接下来，你的挑战到了。”
“嗯?”刚刚放松下来的心又紧绷了起来。
“你将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敌人――‘中考’!他，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勤加练习的目的所在。他可不比‘小升初’，要谨慎，我们要打败他，但那只能靠你，师傅帮不了你，懂么?”
我泄气了，我真的泄气了，我都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样“坚决”地点头的。
我终于来到了“中考”约定的决斗地点。
“小子!想从我这儿过去，没门儿!你看看这满地的尸体，他们就是妄想从我这里过去的人，最后还是死在了我的刀下!”他眼里泛着红光，充满杀气。
顿时，我想起了我的娘，那个生我养我这么多年的娘，她对我给予了多少期望，我不能辜负她，我决定，和“中考”这个恶魔一拼到底。
天啊，这家伙，果真不是吃素的，没两下就把我打得头晕脑胀的。
我坚强地站了起来，念起了“英国历史咒”，使出了“物理掐掐掐”、“化学催眠术”，和他死缠到底。
最后，我看到他倒在了一片血泊中，而我，也扑在了地上，一道金光划过我的眼前――
“哈哈，苦命，你真是好样的，来吧，爬过来吧，我在路的尽头等着你。别问我是谁，来了你就会知道的。”
我沿着那条血路爬了过去，经过师兄师姐的尸体前，为他们虔诚地祷告。继续往前爬，我真的无力了。
“来啊，高中大门向你敞开，就在路的尽头，来吧!”
我抬头望了望路的那边，什么尽头?这条路根本没有尽头……
文章乍看像是一部武侠小说，描写一个有志的少年，从小就在名师的带领下苦练武功，最后冲破了重重的阻碍，克服了重重的困难，一步步地向着更高一级的目标迈进。
仔细一看，文章又是一部讽刺小说。倒霉的主人公在令人厌烦的师傅的带领下，不得不一次次地抛弃快乐的生活，投入到水深火热的修炼过程当中，从无到有、从易到难。面对陌生而强大的敌人，使出浑身解数，却在千辛万苦之后发现这只是万里的第一步，还有更长更艰难的路在后面，如此往复，以致无穷。
后来我逐渐明白，这样的一个小说并不是作者瞎编乱造的，虽然语言很单纯和朴实，却反映出每一个中国儿童的真实成长经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一步一个坎儿，一个阶段一个难关，把我们本来轻松幸福的人生变得紧张而复杂，也让我们的心情在一次次摸爬滚打之后变得麻木。
我的大学成长经历范文第5篇
8月1日，吴长江所执掌的广东惠州雷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与美国通用（GE）消费与工业产品集团在上海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GE公司把光源及电气产品在中国境内的总销售权交给了吴长江和他的雷士。以创造“雷士速度”而闻名业界的吴长江再次受到瞩目。
8月底，北京京西宾馆，吴长江着一件白衬衫，出现在《新财经》记者面前。记者让他先讲两句，吴长江沉吟了一会儿，像一个紧张的学生，嗫嚅半天，也没有说什么。一直埋头做事的吴长江似乎还不太适应成为媒体的焦点。记者径直发问，话题渐渐展开，吴长江也渐渐兴奋起来，讲述自己驰骋“灯海”的生意经。
万元起家造灯具
吴长江出生在重庆铜梁农村。1988年，吴长江从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汉中航空公司，捧上了铁饭碗。不久，他选择了辞职，下海来到深圳。为了解决生计问题，必须找一份工作。几经周折，吴长江到一家工厂做了门卫。怀揣着大学本科学历，却只能当门卫，此时的吴长江只能黯然神伤。
然而，有“危”才有“机”。当保安几个月以后，他来到番禺一家灯饰厂打工，当时的他决不会想到，这里会成为自己日后缔造本土照明帝国的起点。在灯饰厂，他从最底层的技工、设计做起，后来做管理。有一天，吴长江来到老板办公室，告诉老板准备辞职自己办厂，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1994年初，吴长江来到惠州创业。当时，他身上只有1万元钱。无奈之下，他又找了5个股东，共同筹资10万元成立了惠州明辉电器公司。小企业开张容易，做好难。
吴长江冒险接下第一单生意，是一份看似无法完成的订单。一个港商要2万只变压器，要求两周内交货。接这单，光是开模具就需要一个月，但吴长江还是毫不犹豫接了单。为了按时交货，10多个人挑灯夜战，画图、开模仅用了一周时间，最终圆满交货。这一年，6个股东每人分得了38万元。
明辉公司对于吴长江而言，是一次练手。一年后，被一家香港企业收购，吴长江也因此完成了最初的积累。
1998年，吴长江联合两个重庆中学同学成立了雷士工业公司，注册资金100万元，靠贴牌起步。此时，飞利浦、松下、欧司朗等国际照明巨头早已进入并开始全面布局中国。虽然市场容量大到1000多个亿，但是雷士这样不知名的小公司凭什么能分得一杯羹？
吴长江很清醒：靠贴牌，公司做不大；要生存，只有建立自己的品牌。
公司成立后，吴长江在公司场区内立了一块硕大的牌子“创世界品牌，争行业第一”。一个刚成立的小公司喊出这样的口号，在当时无异于痴人说梦。
品牌与渠道双管齐下
很多人对吴长江的评价就一个字“狂”。对此，吴长江并不介意。他说，“第一年，我说我要做几千万，没人相信，但我实现了。”“先定目标，后做分析”，这是吴长江对自己做事风格的评价。
七年时间，雷士销售额增长了30倍。吴长江第一年的目标是3000万，第二年要翻一番，6000万，都实现了。随后，他提出了“百亿目标”。在照明行业这个不起眼的行业里，是什么成就了雷士速度？“狂人”吴长江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2000年，刚准备在自主品牌上大展拳脚的吴长江就遇到了难题。有客户反映雷士的灯具用不到两个月就坏了。随后公司对问题产品进行检验，发现是灯源供应商提供的产品质量有问题，而质检把关不严直接导致问题产品流向市场。吴长江当即决定将问题产品全部召回。有人建议把雷士商标抹去后再销售，他断然予以否决。
当时，“召回”在国人眼中还是一个新鲜词，雷士敢于率先向自己开刀，因此成为照明行业第一个对产品实行召回制的企业。这次召回，雷士损失了200多万元人民币，对于刚起步的雷士，资金链面临严重考验。
吴长江表示，“当时的销量直线下降，损失很大。但是树立品牌的第一步就是要诚信经营。出现问题的时候，要做负责任的企业。我觉得品牌不是宣传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允许你犯错误，但是对待错误的态度，直接体现出‘以诚为本’的企业文化。实施召回的做法以后，我们在消费者中的口碑越来越好。”
企业蹒跚学步之时，吴长江便采取了“品牌先行”策略，让品牌的影响力来弥补企业生产能力的不足。他在国内照明业首创了“品牌专营+大区域营运中心”的营销模式，打出了NVC雷士照明品牌。无数生产商主动要求来贴“雷士”的牌。
吴长江认为，小企业成长最开始是打品牌，其次就要铺渠道。渠道为王，渠道制胜，在照明行业也不例外。吴长江对于渠道有自己的理解：“渠道即人道，‘人通路通’。人通了，先交朋友再做生意。”吴长江本着这样的理念与经销商合作，经销商对雷士的忠诚度很高，坚持不卖影响雷士的产品。雷士的高速发展也让经销商们赚得盆盈钵满。吴长江说：“做雷士的经销商都发达了，身家过亿的大有人在。”
2002年，雷士加大力度铺设专卖店网点，向二级市场渗透。吴长江还在探索中开辟了照明行业的另一条新渠道――“隐形渠道”，即开拓当地的设计院和装修公司。隐形渠道为雷士在重点工程项目的竞标上赢得了绝对优势。
另外，雷士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开发新产品。吴长江告诉记者，雷士企业每年研发费用占公司总支出的20%左右，这个比例已经远远超出国内企业创新投入。
商业伙伴助阵，化解支付危机
当雷士的销售业绩以每年80%的递增速度扶摇直上时，公司股东之间纷争突起。2005年底，吴长江和他的雷士差一点折戟沉沙。
面对丰厚的利润，吴长江主张继续加大投入，而其他两个股东要分红，三人意见不合。吴长江眼看着要被踢出局，拿钱走人可能是他唯一的选择。
吴长江做好了离开的准备，就在此时，事情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也让吴长江切实体会到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感觉。在雷士经销商大会上，经销商们集体反戈，站到了吴长江一边。本来已经出局的他三天后又重掌公司大印。另外两个股东拿钱走人。
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吴长江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向另两个股东各支付5000万元，总共1亿元，余款在半年内全部结清。如果不能按期支付，将会拍卖他的股份和雷士品牌。当年，爱多VCD就是因为股权风波，被股东抽走了5000万元后，资金链断裂，从此一败涂地。
当时，吴长江账上只有100多万元。他只能硬着头皮借，还真有人二话不说借给他，几百万、几千万，有的连借条都不要。企业的员工甚至把自己家里几十万存款都拿出来，交给了吴长江。
为了渡过支付危机，吴长江不放过任何可以借钱的机会。他与新业务伙伴第一次见面就向对方借钱，而且一开口就要借2000万元，居然真就借成了。连吴长江自己都不太敢相信。他说：“这说起来好像吹牛。确实，他当时并不了解我，我简单地介绍了企业的真实情况。对方愿意借可能还是觉得我为人比较实在。当天说好，第二天2000万就到账了。最后他连利息都不要。”
2006年4月，软银国际注资雷士，这是软银在中国首次投资传统制造业。软银2200万美元的投入为雷士换来3个多亿的贴息贷款。同时，分布在全国的上千家专卖店以回款相援，使得吴长江的雷士大难不死，顺利渡过了退股支付危机。
吴长江全盘掌舵雷士后，风投的热捧为企业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据吴长江透露，美林银行已经注资2000多万美元入股雷士。“我的下一个目标，是去美国纽交所上市。”
从股权之争到风投的热捧，雷士完成了惊险的一跳，从一个本土民营企业转型为具有国际资本背景的股份制公司，企业发生了质的变化。
回顾雷士走过的八年历程，吴长江感慨良多：这八年，雷士几乎经历了中国民营企业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包括资金短缺、企业管理粗放、市场难以拓展、企业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法人治理结构不合理等。许多民企没有迈过这道坎，灰飞烟灭。雷士挺过来了。
经营企业，智商情商二八开
在山穷水尽时，别人连借条都不要就借给你几千万，这靠得决不是运气。
八年来，雷士从一只丑小鸭变成了一只白天鹅。在这个传奇企业的成长故事中，吴长江无疑是灵魂人物。
谈及企业走过的八年风雨，吴长江用“情商”和“智商”进行了诠释：“对于大部分老板来说，智商不相上下，而决定他们优秀与否的重要因素就是情商。经营企业，80%靠情商，20%靠智商。我一直相信驾驭别人，不是靠权力，而是靠人格魅力。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应该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
吴长江认为，做企业要善于整合资源广交朋友，多“赚”口碑。最让吴长江津津乐道的是“第五层领导”。据他了解，国际上正在研究一个最新的管理理论，就是“第五级领导”。现在，级别越高的领导，做事情越专一，做人也非常谦逊。
吴长江不崇拜人，因为他觉得偶像是摸不到的。但他佩服的人有一个，那就是联想的柳传志。他说：“我见过柳传志，他非常随和，跟我讲他的成长经历，没有一点狂傲。我要向他学习，也许二十年后我会跟他差不多。”
已经走到行业前排的雷士，面对的是国际巨头，采用了“联合对抗”的策略。联手GE，从飞利浦挖人，“目标是打造中国自主的民族品牌”。
说到民族品牌，吴长江情绪有些激动，“中国产品出口，经常遭遇反倾销。难道我们中国人只能做廉价的东西吗？我就是要用雷士产品证明我们的产品是高品质的。”
吴长江认为，中国的照明行业市场潜力巨大，需求规模已达1500多亿元。吴长江为雷士定的下一个目标是，“到2008年，销售额达到50个亿！”
吴长江的企业管理经
新木桶原理：桶能做多大是第一要素，有几个地方漏水，没关系，堵一堵，再捆一捆，先把“雨水“接住再说。
我的大学成长经历范文第6篇
谁是凯尔泰斯·伊姆雷?
谁是凯尔泰斯·伊姆雷?很多匈牙利人都坦陈没听说过这位同胞。就连许多大学文学教 授、评论家一时也难以回答这个问题。记得去年我们在北京采访匈牙利作家代表团时， 匈牙利作协主席波莫卡奇先生向我们列举了一批匈牙利当代重要作家的名单，里面没有 他的名字。他的作品我国恐怕一部都没介绍过。我国匈牙利文学专家在听到他获奖的消 息后，急忙翻找各类匈语词典，只在一本匈牙利作家词典中看到了短短几行介绍他的文 字。
电脑时代的优势这时显现出来了。人们立马转向网络。网络上有关凯尔泰斯·伊姆雷 的条目一夜之间增加了几千条，但传送的大多是些内容相同的信息。人们终于对这位作 家有了星星点点的了解。
凯尔泰斯·伊姆雷，1929年11月9日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1944年，当他15 岁时，被纳粹投入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第二年又转到德国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5年 5月获救。很多犹太人死于集中营。凯尔泰斯成为少数幸存者之一。19岁时，他开始在 布达佩斯一家报社当记者，1951年被解聘。从此，靠翻译和写作维持生计。在半个多世 纪漫长的岁月里，他在布达佩斯一套简陋的一居室里翻译了尼采、霍夫曼斯塔尔、弗洛 伊德、维特根斯坦等德语作家的著作并创作了《无法选择的命运》等多部小说和文论。 由于他的作品印数极小，而且不被官方认可，他实际上一直处于默默无闻的孤寂状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情形有所好转。他的一些作品被介绍到了德国、法国、瑞典等西 欧国家。但在世界范围内，他则长期属于名不见经传的作家。
可以这么说，倘若不是诺贝尔文学奖，凯尔泰斯·伊姆雷很可能会一直这样默默无闻 下去。又一位典型的由诺贝尔文学奖“发掘”出来的作家。
集中营的阴影变成文学创作的光亮
瑞典文学院在宣布伊凯尔泰斯·伊姆雷获奖理由时说，他的写作“支撑起了个体对抗 历史野蛮的独断专横的脆弱的经历”。文学院高度评价了他的处女作《无法选择的命运 》，认为对作者而言“奥斯威辛并不是一个例外事件，而是现代历史中有关人类堕落的 最后的真实”。
实际上，凯尔泰斯的所有作品都在经营一个主题：大屠杀。“每当我考虑写一部新的 小说时，我总会想起奥斯威辛。”他说。“每位作家都有一段决定性的成长经历。对我 来说，大屠杀就是这样的经历。”就这样，大屠杀的阴影变成了他文学创作的光亮。
1965年，他写出了三部曲的第一部《无法选择的命运》，但因种种原因直到1975年才 得以出版。小说的叙述者是个名叫捷尔吉·科韦斯的15岁的犹太少年。他在纳粹大搜捕 中稀里糊涂地被关进了集中营，完全不知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他。渐渐地，他发现并体 验到了种种恐怖。他却学会了生存，学会了适应，因为他忽然意识到“人们无法开始新 的生活，你只能继续现在的生活”。因此，他决心要“继续过那没法过的生活”，并且 把这种生活当作一种正常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除了残酷，除了恐怖，他居然还能时 不时地找到一些快乐。从这部小说的片段，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文字极为朴素、自然， 不加任何修饰，语调也十分平静，甚至平静到能和残酷的大屠杀形成一种不太协调的强 烈对照的程度。他的这种风格贯穿了他创作的始终。
三部曲的第二部《失败》1988年出版。小说中，成年后的科韦斯写出了一部有关奥斯 威辛集中营的小说并等着被出版社退回来。出乎他意料的是，小说竟然出版了。望着自 己刚刚出版的书，科韦斯没有丝毫喜悦和欢欣，反而感到巨大的空虚和失落：早已属于 自己生活一部分的隐私已经暴露无遗。
第三部《给一个不会出生的孩子的祈祷》1990年问世。在这部篇幅不大的小说中，叙 述者是位已成为翻译家和小说家的大屠杀幸存者。过去始终折磨着他。想到失败的婚姻 ，想到无望的事业，他不禁为无法在如此残酷的世界里养育一个孩子而感到哀伤。现实 中的凯尔泰斯曾经有过一次不成功的婚姻，也确实由于奥斯威辛的缘故一直不要孩子。
除了这几部小说外，凯尔泰斯·伊姆雷还有《作为文化的大屠杀》(1993)、《我，另 一个：一种变形史》(1997)、《行刑队重新上膛时静默的瞬间》(1998)以及《被流放的 语言》(2001)等散文作品。显然，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自传色彩，但他本人极力否认这 一点：“就拿托尔斯泰来说吧，他写出了《战争与和平》，但他本人并未参加过战争。 我经历过大屠杀，但我写的不是自传。”作者这么说很可能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承认是 自传会影响读者对他的创作能力以及作品的普遍意义的充分认识。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
样的结论：凯尔泰斯写的是有不少自传成分的小说。
世界文坛上，以大屠杀为主题写出不朽篇章的作家很多：普里莫·列维、保尔·策兰 、大卫·格鲁斯曼、辛西亚·奥奇克、伊凡·克里玛等等。波兰、捷克、以色列等国家 甚至有大屠杀文学的传统。为何偏偏匈牙利的凯尔泰斯·伊姆雷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 青睐呢?
还是再来听听瑞典文学院的说法吧。
瑞典文学院说凯尔泰斯·伊姆雷的作品探讨了“在一个人们受到社会严重压迫的时代 里继续作为个体生活和思考的可能性”。他的小说中“没有任何道德愤慨和形而上抗议 因素，可恰恰正是这一点使得他的描写获得了令人震惊的可性”。这段话实际上在肯定 凯尔泰斯·伊姆雷作为文学创作者的深度和高度以及艺术独特性的同时，已将他同其他 大屠杀文学创作者区别开来。言外之意就是他的大屠杀文学创作已摆脱了时空的羁绊而 到达了一种对人类具有永恒意义的角度。作者自己也表示：“我的作品是自己对记忆以 及对人类的一种承诺。”他还特别强调了他的特殊的犹太人境地：“我是个不信犹太教 的犹太人。可我却作为犹太人被关进了奥斯威辛死亡集中营，又作为犹太人生活在一个 不喜欢犹太人的社会里。我总有一种感觉，我是被逼无奈才成为犹太人的。”他的这种 境地对于他的创作来说，很可能意味着特点，意味着另类，意味着与众不同。也许正是 他的这种不同为他带来了好运。
当然，到目前为止，我们听到的只是瑞典文学院单方面的说法。这位匈牙利犹太作家 的文学成就和价值究竟有多大多高，我们一时还难以得出结论。再说，在巴以冲突日益 激烈、战争一触即发的当今世界里，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一个写了一辈子大 屠杀的作家，或许别有一番意味。
他为祖国赢得了巨大的荣耀
有意思的是，凯尔泰斯·伊姆雷在德国柏林接到了斯德哥尔摩打来的电话。他目前正 利用一笔为期一年的奖学金在柏林写作他的长篇小说《清算》。这是一部以铁幕时期的 布达佩斯为背景的小说，一部“过去得到清算，传记改变模样的令人震惊的”作品。这 一次并不是写那些殉难者，而是写下一代人如何面对过去的包袱。
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说：“听到这一消息后，我的第一反应是巨大的欢乐。这对我意 味着很多很多。在匈牙利，人们对大屠杀没有意识。我希望这一认可能使他们更多地正 视大屠杀。”他还希望从现在起，更多的读者将会读到他的作品。一向过着比较艰苦的 生活的凯尔泰斯同时也十分清楚一百多万美金的奖金将给他的生活带来的变化：“从今 往后，我可以过上一种比较安心的日子了，至少在物质上。”
在他的祖国，许多人虽然还不太了解他，但都为自己的同胞获得了这一具有广泛影响 的奖项而感到骄傲。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匈牙利作家。
同中东欧其他国家相比，匈牙利当代作家中有世界性影响的几乎没有。长期以来，裴 多菲成了匈牙利文学的标志性作家。而这已有一些令人悲哀的味道了。首先，从今天看 来，裴多菲成为匈牙利文学的标志，有着某种艺术以外的因素。其次，十九世纪的裴多 菲毕竟不能代表匈牙利文学的现在。匈牙利文学所所长色雷尼的话耐人寻味：“过去， 我们的文学旗帜上写着裴多菲的名字。现在，什么人的名字也没有了。”
如此情形下，凯尔泰斯的获奖不仅为匈牙利文学，也为整个匈牙利赢得了巨大的荣耀 。全世界读者的目光也肯定会顺便关注一下“被忽视的匈牙利文学”。
匈牙利总理彼得·梅德捷西很快打来电话向他表示祝贺并衷心感谢他为祖国赢得了如 此的荣耀。接着，总统弗兰克·马德勒又给他送来了贺信，上面写道：“今天是所有匈 牙利人的节日。您的生活证明，灵魂始终有着我们称之为信念的储备。这使我们所有人 感到鼓舞。”
我的大学成长经历范文第7篇
关 键 词：师德;师爱;师生关系;情感素养;和谐共鸣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2095-1183（2016）01-0040-03
学校教育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老师遇到学习和表现不佳的学生时，会格外地关心，会有更多的付出。但许多时候，学生并不领情，甚至会产生敌对情绪，认为教师处处针对自己，这让老师很困惑、迷茫。那么，老师该如何关爱学生呢？
一、提升教师的情感素养――让老师回溯成长岁月
近年来，我国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各类学校都非常重视对教师的专业培训，但在实践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特别重视对教师学科专业知识和教育教学技能的培训，把关注点更多地放在分析教材、打磨教学模式和形成教学风格上，而对于情感素养、师爱师德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二是相关师德文件、培训中的师德讲座尽管不少，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往往都只是外在要求，教师难以产生深刻的体验和感悟并持久地体现在行为上。
为了让教师深刻感悟到情感素养对自身成长和学生发展的意义，笔者在主持校本培训时，策划开展了“让老师回溯成长岁月”活动。
活动中，教师按年龄被分为60后、70后、80后、90后四个小组，一起回忆自己学生时代印象最深的老师和记忆最深刻的事情。
60、70年代的老师回忆起自己的老师时，“温暖”“严厉”“融洽”“崇拜”等关键词便脱口而出。他们认为教师对自己严厉是应该的，当自己背不出来书时，老师用戒尺打手心理所当然。有老师分享道：
读小学时，我有一段时间生病了，老师就每天来我家帮我补习功课，直到我病愈返校。这让我一想起来就非常温暖。
而80年代的老师回忆起自己的老师时，多数人会觉得他们“活泼”“开朗”“幽默”“认真”，也有人觉得他们“严厉”“糟透了”“不通情理”。一位老师分享道：
“小学时，我的英语成绩很好。进入初一后的一天，英语课上课铃响了，起立向老师问好时，不想后面有位同学恶作剧，在我的凳子上放了一根松树枝。我被扎得大叫起来。老师生气了：“叫这么大声，干什么？”我委屈地回答：“凳子上有松树枝。”老师说：“有松树枝也不要这么大声，你有什么值得这么神气的？”我也气了，回答道：“就因为我比你漂亮，所以我神气。”说完，背起书包就离开了教室。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喜欢英语老师和英语课，英语成绩也一落千丈。
90后的老师回忆起自己的老师时，不乏“温柔知性”“气质好”“严厉”“神采奕奕”等溢美之词。一位老师分享道：
自己中学时萌生了朦胧的情感，喜欢上了一个男生。但化学老师没有点破，而是时时关心、指导我，结果化学成绩一直保持得很好;而语文老师整天当着老师和同学的面批评我，导致自己再也不喜欢上语文课，成绩也随之下降。
在分享完成长经历后，大家争先分享自己的活动感悟：
――老师太重要了！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尊重学生，呵护学生，而不能随意伤害学生。
――批评学生、呵斥学生时要想到，我们的不当言行，也许扼杀的是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对老师的信任和尊敬，也许消失的是牛顿、爱因斯坦。
――现在学生的心理和自己小时候是不一样的。只有针对他们的特点，觉察他们的体验，感受他们的感受，走进他们的世界，才能真正成为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
通过回溯和分享，大家深刻体会到，不同年代学生具有不同的特点，教师言行对学生成长的深刻影响。这种记忆中的深刻体验，会帮助教师正确地去爱自己的学生，真正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
回溯式校本培训引发了教师对自身职业价值的思考，激发了教师的使命感，帮助他们真正意识到，教育是师生生命的美好相遇，是生命共同成长的过程，从而自觉提升自己的情感素养。
二、丰富学生的情感世界――让学生走进教师世界
要让师爱与生爱和谐共鸣，还可以让学生深入体验和觉察教师的情感生活，从而理解教师，改善师生关系。
情绪情感是学习生活的重要支持系统，对学生的成长有着极大的影响。在课题“让学生走进老师的世界――改善师生关系的策略创新研究”的引领下，学校开展了“让学生走进老师的世界”系列主题活动。
（一）校本心理课程探索
校本课程《女生心理导航》中设计了“走进老师的世界”一课。课前，先让学生调查，以激发走进老师世界的热情和兴趣。上课伊始，同学们谈起对老师的印象时，纷纷在黑板上写下了“认真”“严厉”“亲切”“和蔼”“优雅”“关爱”“蜡烛”“春蚕”“作业”“考试”“凶狠”萌”等词语。之后，同学们通过角色扮演，换位体验，了解老师面对工作、学习、家庭、学生、家人时的真实情感。课后，同学们带上相机、手机、摄像机等对教师进行采访、调查。学生们或当面访谈、或电话交流、或问卷调查、或网上交流;设计的采访丰富多彩，涉及教师生活、工作、学习的方方面面，体现了对教师的高度关注。这样的校本课程，有效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增进了师生间的相互理解，融洽了师生关系。
（二）主题班会教育
各班开展了“走进老师的世界”“感恩的心”“我们的老师”“吾爱吾师”等主题班会。同学们借助召开班会的契机，走进老师的生活，了解每一位老师。当老师们表达出“希望我的学生能获得更多更好的发展，我付出再多也开心”的朴素愿望时，同学们都很感动。面对面的交流中，老师成了可亲可感的亲人，而不再是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圣人”。如此，师生的距离拉近了，情感加深了。班会中，有的学生与老师热情相拥，有的播放自己拍摄的微视频，让老师大为感动。师生互诉衷肠，互送祝愿，彼此有了更多的理解和宽容。
（三）师生角色互换
为了让学生更深刻地体验老师的感受，学校开展了“我来当老师”活动。结合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改革，学生尝试自己备课、制作课件、上课、批改作业。这样的活动，既给学生搭建了展示的平台，提供了成长的机会，又让学生感受到老师工作的不易和付出，从而更加理解教师，感恩老师。
三、营造师生的成长家园――让师生共享幸福校园生活
校园生活是师生一起行走的一段特殊的生命旅程，拥有了充满情趣和快乐的校园生活，就会在师生心中播下情感的种子。师生共享幸福的校园生活，师爱与生爱才会和谐共鸣。
（一）营建丰富的社团生活
借助学校一流的教学装备和学生社团活动室，学校组建了管乐队、合唱团、民乐坊、文学社、诗社，以及剪纸、绘画、茶艺、汽车模拟驾驶、播音主持、瑜伽、健美操、美妆、九球等众多社团，深受学生喜爱。多彩多姿的社团活动，实现了课内学习向课外甚至校外的延伸，培养了以“独立、关爱、知性、优雅”为主要特征的、具有国际视野和时代精神的现代女中学生。教师也自发成立了合唱团、话剧社、瑜伽社、化妆社、书法社、羽毛球社、书法社等社团，在业余生活中发展潜能、展示特长、愉悦身心。
（二）创生深情的节日生活
教师节时，学生写信给老师，表达情谊：“看见你的第一眼就知道，注定可以和你做朋友。因为你和别的老师不同，你年纪不大，我们可以亲切地喊你一声姐姐。你嘴角总是露着微笑，要不是一副严肃的眼镜，还真以为你是一位大学生呢！莫名的亲和力让你和我们走得很近。”学生叠了几千只千纸鹤挂在学校的林荫大道上;走进教室，到处都是学生温暖的祝福。老师同样爱学生，假期，上门走访，与家长和学生夜游长江路;周末，师生漫步南山绿道……在多种形式的交流互动中，师生的心越来越近了。
不只是教师节，其它节日上，师生同样一起享受着幸福的校园生活。跳蚤市场上，师生共同经营，共同消费，一片欢腾;到了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师生共同包粽子、煮饺子、吃月饼，享受节日的快乐;共同开发“开心农场”，体验种植蔬菜的乐趣。
我的大学成长经历范文第8篇
2008年8月，为了应对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成立了货币政策委员会。樊纲被任命为委员。作为该委员会中唯一的专家(其他委员皆为财经部门的副部级官员)，樊纲颇引人注目。其实，樊纲的个人成长经历早就为人们所关注。
2009年2月，樊纲先生应邀来郑州讲学，笔者得到了一个采访樊先生的机会……
樊纲小档案
樊纲，当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1953年9月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1982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主攻“西方经济学”；1985年至1987年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1993年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1992年至1993年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1994年至1995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现为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著作有《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市场机制与经济效率》、《渐进之路――对经济改革的经济学思考》、《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等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近百篇。
无书读的少年
凡是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最该读书的年龄大都会因为“”或多或少受到影响，1953年出生的樊纲自然也不例外。“”开始的时候，樊纲刚刚通过了小学六年级的毕业考试，一年半后“就近分配”，进了中学，又一年半后就“初中毕业”了。其实当时没上过什么文化课，数学学到了正负数，英语学了一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万岁)，字母念到第八个(H)，然后就是上山下乡。樊纲的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这就决定了樊纲不能参军，不能作为工农兵上大学，事事都要排在别人后面。
1968年,在那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樊纲来到了北大荒。他对经济学的兴趣就是从这时开始产生的。社会的动荡变化和自身命运的跌宕起伏，促使他从书籍和实践中去求解这些问题。有两本书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本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本是《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这两本书的系统阅读，使樊纲第一次认真思考哲学和经济学的关系。最终他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中，经济学是更有实用价值的知识。
当时兵团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就一个连队来说，知青没来之前，二十几个人开着同样数目的机器，种着同样面积的土地。后来一下子来了百十号知青，还是那些机器那些地，产量反倒连年下降,亏损也越来越严重。于是，在1975年前后，兵团准备在一些地方试行农村的收入分配办法，把固定工资制改为工分制，其目的无非是增加一些物质刺激，使收入与劳动挂钩。樊纲所在的连队是试点之一。连队指导员觉得此事不好办，就找大伙商量。由于学了点政治经济学，有点底气，樊纲就想对此事作一番“理论分析”。他对兵团总部的试点方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连队指导员听了很欣赏，就让他写成了书面材料以连队的名义寄到了兵团总部。没过多久,兵团正好要召开一个工分制试点的工作会议，于是樊纲和指导员受邀一起去了佳木斯兵团总部。这是樊纲第一次“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从此，他对各类经济问题就更加留意了。
改变命运的冲动
1969年，樊纲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待就是六年。由于兵团里对子弟比较“关切”，尽管樊纲多方努力，仍没有转变命运的迹象。在一切能尝试的希望都破灭之后，樊纲一生当中第一次独立作出一个重大生活选择：以“投亲靠友”的理由转插到一个堂哥所在的河北省北部的围场县农村。从一定意义上讲，当时的转插是选择了下坡路。他到村里后第一天参加劳动，就是推小车拉土。那是“木牛流马”式的木制独轮车。两千年未变的生产方式，与兵团农场的拖拉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冬天里每天只吃两顿饭，晚饭一般只是玉米粥，5点钟喝完，七八点钟人就开始饿得发慌了。没有了经济收入，要靠家里接济；没有了同学、好友，唯一的亲戚即堂哥还远在五十里外的县里。樊纲闯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经历了一生中最为沉重的孤独。但是，虽然仍在边远的山沟沟里，毕竟离北京近了点，而且农民们和县里的干部们不像兵团首长们有那么强烈的关于子弟的概念，对城里来的“有点墨水”的知青，总会给点特殊的关照，加上堂哥上上下下的关系和在县里帮他使劲，不到一年的时间，樊纲就被借调到县文化馆，专职搞群众文艺的创作。有了一个读书写字的条件，樊纲感觉命运之神多少对自己绽出来了一丝笑容。1977年，樊纲在一个公社铸铁厂作为县文化馆的创作人员体验生活时，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晚就赶回县里与堂哥商量。这一年，他考上了河北大学经济系，自此跨入经济学研究的门槛。
凤凰涅的浴火
1977年恢复高考彻底改变了樊纲的命运，他考取河北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打开了通向经济学圣殿的大门。1982年毕业后，樊纲又考入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主攻“西方经济学”专业。1985年,樊纲顺利获得硕士学位并开始攻读博士学位。这时，在时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已故经济学家董辅的力荐之下樊纲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进修。
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是个开放式的研究机构，从这里，樊纲得以进入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学。在哈佛的日子是一段令人兴奋、令人着迷的经历。樊纲把这个学习过程称为高强度、高浓缩的“思想炼狱”。在这里，他有机会就近学习、揣摩大师们的思想方法。同时，大师们的学术成就也给了他很大的压力，逼着他把自己的标准设得高一些。樊纲说哈佛的学术氛围推动着你去有成就。对于立志成为经济学家的人来说，这种训练是很宝贵的。樊纲为自己预定的目标是要多上点课，多学习知识。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到哈佛大学去旁听研究生的课程。樊纲虽然在大学里就幸运地上过比较扎实的西方经济学原理课程，硕士研究生读的也是西方经济学专业，基本原理都已掌握，但学起来仍然吃力得很。当时，他并非正式注册的学生，可以不读书不做作业，甚至可以不去听课，轻轻松松当一个“访问”学者，四处走走增长些见识，写些东西。但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在课堂上系统地学习当代经济学理论的机会，如果这个机会失去了，费再大的劲也不一定真正能学通。所以，樊纲下了决心，一定要“学进去”。
暑假之后，樊纲从头学起，跟着班上的学生一起听课、做作业、参加小组讨论，甚至参加考试。虽然，他最终没能继续留下来读一个洋学位，但他还是感到很踏实也很充实，毕竟他把当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系统地学了一遍。对于当时的选择，樊纲现在想来不免还有些后怕：如果那时没有咬牙坚持下来，自己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正是在这里，樊纲打下了坚实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他不仅实现了经济学研究上的融会贯通,而且还发现了通向他最为关切、最放不下的那个问题――“中国问题”的道路。有一次，一个新加坡学者问他：你在你的国家研究经济有什么意义呢？樊纲说：“的虽然是一点点微小的事情，但是也许十二亿人口的福利就因为我的这一点微小的贡献而增加。‘经世济民’这个词的意义本身就很重要。”樊纲就是怀抱着这样的激情回国的。看一看后来樊纲在国内的表现,就一定不会怀疑，当时他确实是有备而来，一回国，他的思维就像火山爆发一样，成果接踵而至。
其实，促使樊纲下决心学成回国的还有一个相当偶然的插曲，这在他的《经济人生》中有详细的描写：“有一天，我开着车在美国街上闲逛，车里播放着古典音乐。这时有一个美国人过来跟我说，‘哎呀，你居然也听莫扎特？！’当时他的态度给我很大震动，我想我在这个社会里面连听古典音乐都被当做另类看待，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待在这个社会里面呢？我要是回到我的国家，我能做的事要比在这里有意义得多。”
“京城四少”的著作时代
1988年，樊纲进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樊纲说,对于像他这样三十多岁才出国的留学人员来说，实在太想研究中国问题了。这是一种“情结”，是出于对自己长期关切的问题的“执著”。学了更多的知识,就更想去澄清“谬误”，去对中国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证、说明，对解决问题的办法提出看法。
人们评论说，1990年在中国经济学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在中国改革风起云涌的20世纪90年代，樊纲以传播现代经济学思想而著称，并与清华大学魏杰教授、北京大学刘伟教授和现在已经从商的钟朋荣三位活跃的年轻经济学人一起被称为“京城四少”。1992年，樊纲被破格晋升为社科院研究员，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3年成为中国社科院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在《世界商业评论》评选的2004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经济学家”中，樊纲的名字赫然在列，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出色的理论阐释者，他的《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和综合》奠定了他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地位。
很多人都认为，读书是件痛苦的事情。但是樊纲仍然坚持认为自己更适合做一个读书人。20世纪90年代，在很多同行、朋友们选择下海的时候，樊纲选择留在学术界，在今天看来，他的冷静和理性帮助他选择了正确的人生定位。樊纲是2003年最早对中国经济过热发出预警的经济学家。在当年非典刚刚结束不久、整个经济增长率还很低的情况下，他根据当时投资增长率持续加速的趋势，提出“当前特别应该重视的宏观经济政策问题仍然是如何防止投资过热的苗头”，为政府后来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提供了依据。当时，他除受政府委托进行研究并就各种经济政策问题向各部门、各地方政府提供咨询、建议外，还在国内担任多种社会职务，并被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聘为经济顾问，应邀到许多国家讲学、访问、参加学术会议与合作研究。他在国际经济学刊物上发表英文论文多篇。他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论点经常被国内重要媒体引用。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熟悉樊纲的人都说他是个理性的人。经济学家也有自己具体的人生，樊纲也不例外，在《经济人生》一书中他谈起在农村的那段时光时说：“回过头来想，我们这一代人从那个经历当中最大的收获是性格得到磨炼，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搞社会科学、搞经济科学的人来讲。另外，还有一大收获，就是从最底层开始了解中国社会，这些是从书本上永远学不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当今天你在思考关于国计民生的一些很重要的课题的时候，会想到仍然生活在山村里的老百姓。因为我对他们的生活有所了解之后，就能知道某个政策出来之后，那个山村里的各色人等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樊纲说,对他们这一代人而言，中国问题太有诱惑力了。而他的这一志向却是在远离中国，留学美国时才逐渐清晰的。他说，那种感觉就好像以前学到的东西，被存放在不同的抽屉里，开始一点一点地向一个方向汇聚，逐渐连贯起来，到最后他感到开悟了。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樊纲更加欣赏林语堂先生的生活和境界。他说自己最推崇的一句话是中国古代先哲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樊纲一直有一种自觉意识，要建立经济学的独立人格。因此，他在理论研究上与官方一直有一定的距离。尽管他并不反对搞对策研究，甚至也是政府的“智囊”，但他的政策主张能够与其理论原则保持一致。他之所以建立国民经济研究所这样一个民营“思想库”，也是在实践他与官方保持距离的初衷。樊纲一直比较满意的，就是自己多年前发表的文章，而且到现在都不需要改动。这并不是说他的思想没有进步，而是说，他的立场是一贯的。一般读者可能觉得樊纲的理论庞杂，但细究起来，这些理论的主旨只有一个，即相信市场的力量。樊纲相信，种种制度最终趋于一种，即市场经济制度。■
“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品质是尊重科学”
《名人传记》：樊先生，您认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樊纲：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品质是尊重科学，尊重现实与经济规律，让自己的学术研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另外，说自己懂的，不懂的就不要乱说。现在有许多的经济学家喜欢骂，喜欢以哗众取宠的方式迎合大众的心理。骂人谁都会，谁不能为国家这个庞大的运作组织指出点毛病呢？然而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多做一些建设性的事情，为目前出现的经济问题找出解决的办法，这才是治学之本。
《名人传记》：您从国外学成归来后，并没有像其他的经济学家很早就下海了，而是成立了国民经济研究所。有媒体评论说您是致力于解决“国内问题”的经济学家，您是如何看待的？
樊纲：我之所以不下海，是因为感觉自己不适合做生意，更适合读书。特别是像我研究的领域是宏观经济，关注的主要对象是市场动向、国家经济方针和经济政策。媒体所说可能是指我更多地注重中国的国情和现实罢了。经济学不仅是数字。每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制定会受历史文化、国家体制、国民收入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因此，如果抛开这些而简单地谈市场经济，那不是“纸上谈兵”嘛！
中国还不完全是市场经济，硬是用西方的市场经济的理论批驳、指责当下的经济政策，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
《名人传记》：目前中国经济面临转型。“中国制造”在这次经济危机面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樊纲：现在有许多经济学家在唱衰中国制造业。我认为是这些人的经济学没有学好。中国百分之七十的人口是农民。中国要想国富民强，农村必须富起来。农民必须富起来。农村吸纳不了那么多劳动力，就得给这些人找挣钱的地方。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只受过小学教育。您想让他们像白领一样坐办公室、操作电脑，他们干得了吗？他们只能做一些不太复杂的、附加值不是很高的低端产业。再说像做皮鞋、袜子，这是一个永恒的产业。只要有人，就要穿鞋，穿袜子。做这个，一样能赚钱，一样能富起来。低端产业也得有人做。你不做，越南做，洪都拉斯做。所以我说，中国制造虽然赚的钱少，但总比大量的人失业没事做、没钱赚强得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