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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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业技术范文第1篇
首先，提高家庭农场主的科学文化素质。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农业增长的主要源泉，农业发展不仅要引入化肥、种子等技术要素，而且要培育有现代科学知识、能运用现代生产要素的劳动力，促进农业发展。此外有研究发现农户受正式教育的情况及农户通过农民职业教育、农业技术培训等所了解掌握的农业技术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对农业技术的接受和使用。这些无不说明科学文化对农业的重要性，因此，家庭农场主的科学文化素质程度将直接影响家庭农场的生产与增收，将对家庭农场的经济产生重要影响。提高家庭农场主的科学文化素质首先应发展与完善农村基础教育，其次应促进与改革现有农业培训机制，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培训质量，通过多层次、高质量的培训把农场主培育成为懂管理、会经营、能发展的新型职业农场主，文化程度的提高将有效解决当前家庭农场农业技术的吸收、引进、应用问题。
其次，大力发展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提高农业技术推广的效率。家庭农场的技术信息获取主要依靠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该体系不仅为家庭农场提供有效的技术保障，同时对家庭农场的生产决策具有指导意义川。当前我国家庭农场的技术推广体系并不完善，这就要求进一步发展技术推广体系，建立高效便捷的推广机制。在农业推广的内容上要以农民需要为主，立足当地实际情况，转变传统一刀切的需求供给，同时将单一的推广方式转变为多元推广方式。在推广方式上，要充分利用传播技术，通过技术培训、田间示范等方式促进农民对农业信息技术的需要，从而提高推广效率。同时要结合当地情况，根据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家庭农场经营管理者提出符合培训口的的方式方法，改变传统农业技术推广方式，完善新型农业技术推广策略。
再次，降低家庭农场采用新农业信息技术的风险。由于传统农业技术经验所限制和年龄差异产生的观念局限，导致家庭农场采用技术依旧停留在常规技术上，加上对新技术的不了解、不认同，导致畏惧新技术带来的风险。政府应加大对农业技术信息的推广力度，增加人们对不同农业技术信息的了解程度，消除人们对新农业技术的畏惧感，同时，在推广农业技术信息的同时注重农业产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的全程服务指导。在产前注重对市场的需求预测并提供风险评估，在产中进行技术指导，包括田间示范、专家指导等措施，实现增产增收。在产后进行市场导向，对销售工作给予帮助，从而实现农民的增产增收，同时将农民采用新型农业技术的风险降到最低。
最后，立足实际，促进农业技术信息现代化。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传统农业信息技术已经不能满足新型家庭农场的需要，伴随着家庭农场规模的不断提高，年轻的家庭农场经营管理者对新型智能化、电子化、溯源化等高新技术的渴望需求度较高，年纪稍长的家庭农场经营管理者也逐渐对新型农业技术慢慢接受，政府等有关部门应立足实际，引进并推广先进智能农业技术，加大家庭农场技术培训，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发展现代农业的新形势下，农业科研部门要加强农业技术信息的供给，积极研发和生产适合农户需求的高新技术，以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为重点，逐步使农业产业由“资源主导型”向“科技主导型”转变困。
传统农业技术范文第2篇
针对我国农村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农业衰退风险问题，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立城市现代产业对农业的改造机制。农业是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产业，没有农业剩余，也就不可能有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城市素质的提高。这也就是说，农业现代化发展是城镇化发展的应有之义。因此，我国在二元结构进一步强化的条件下，要加快城镇化发展，就必须建立城市现代产业对农业改造的机制，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
一是建立现代农业技术的研发机制。城市现代产业对农业改造的重点是提升农业技术含量，不断培育农业新品种，以品牌产品带动农业发展。这就要求大中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在技术研究开发上，要在重视城市产业技术开发的同时，高度重视农业新技术的科研开发，实现城乡产业技术研究开发的有机统一。①政府要加大农业技术研究机构的支持力度。建立基础性农业科技开发的财政投入增长机制，实现基础性农业科技研究开发经费财政全额拨付机制，增加财政科研经费投入中农业科技研究经费投入的比例，重点支持生物工程技术、农作物品种改良与畜禽水产育种技术、重大农作物病虫害灾变预测和控制技术、农副产品加工贮运和保鲜技术、设施农业和工厂化农业技术、农业管理和信息技术等现代农业技术的研究开发，把重视农业高科技技术开发和发展与重视农业应用技术有机地结合，既站在国际农业先进技术的最前沿，大力发展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高新农业技术，又重视应用基础研究开发，优先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急需解决或有明显应用前景的基础性研究，加大实用性农作技术的创新力度，从而使得我国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绿色农业、白色农业、蓝色农业、太空农业、基因农业、精准农业、设施农业、生态农业、都市农业和网上农业发展。②建立科学的农业科技评价体系。当前我国农业大学研究机构中的激励评价体系非结构化，专业利益驱动化，严重影响农业科技研究，排斥综合性、应用性研究与开发。为此，必须打破目前以论文及获奖作为农业科技人员晋升与发展主要指标的农业科技评价体系，建立一个有利于促进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的长效机制。③鼓励农业大中专院校、科研院所的研究开发与县、乡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相结合。在国家、省和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的改革中，除从事基础性科研的所、室外，应用性研究院所都要采取与县、乡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相结合的措施，使科研人员深入实际，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加大农业科研的针对性和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力度。版权所有
二是建立现代农业科技推广机制。农业科技推广机制是现代城市产业对农业改造机制的关键环节。因此，进一步改革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是城乡现代产业改造农业的内在要求：①改革目前的乡镇级农技推广组织体系，在县级区域内建立跨乡镇的区域性中心农技推广站。区域中心站的建立将改变以往乡镇农技站小而全、力量单薄等弊端，有利于整合资源，提高农业技术推广水平，促进农业规模发展。②优化农技推广机构的服务职能。将农业其他专业与现有农技站职能合并至区域农技站，成为能够对农民进行综合服务的推广机构，由以前狭隘的农技推广变为广义的农技推广，并使之成为其他进行有偿农技服务团体（企业）的监督管理机构。③对区域农技中心站进行信息化建设。将区域中心站建成放大的窗口、扩展的平台、延伸的网络，把农技推广体系建设成为农业信息体系，将政府、科研单位、龙头企业、批发市场、中介组织、种养大户、农机大户、乡镇农村联结起来，提高信息的时效性、准确性、权威性。④加大农业技术市场建设。通过建立农业技术市场和网上农业技术产品交易市场，为农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及民营科技企业的成果转化与市场化提供便利条件和保障，同时对发展民营农业科技服务组织与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起到推动作用。
三是建立城市产业对农业改造的政策扶持机制。现代城市产业与农业融合是防范城镇化农业衰退风险的有效途径。现代城市产业与农业融合的内容主要包括现代城市技术对传统农业改造、现代城市企业直接参与农业生产经营。对于城市现代技术对传统农业改造问题，在前面已经分析，这里讲的城市产业对农业改造，主要是分析现代城市企业参与农业生产经营问题。要防范城镇化过程中的农业衰退风险，不仅仅是要用现代农业技术对传统农业技术进行改造，还应该促使城市企业参与农业生产经营，实现农业企业化生产和农业工业化产业链延伸，没有现代城市产业与农业的融合，只是局限于农业谈农业，在激烈的全球化市场竞争和产业结构升级中就会扩大农业的衰退风险。因此，政府必须建立城市现代产业对农业改造的政策扶持机制，对于直接投资于农业生产经营的企业要实行技术改造和固定资产投资的贴息贷款、3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等优惠措施；对于进行农产品加工的龙头企业不但在贷款贴息、税收减免、土地使用等方面进行优惠，而且政府可以成立龙头企业发展基金，根据企业与农户利益的关联程度和企业效益进行资金支持；同时，也鼓励农户按法定程序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城市企业，与城市非农企业形成股份公司，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城市产业与农业的融合，尤其是农户直接作为城市非农公司的股东，是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现代化转型的有效方式，也是实现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城市现代化的有效途径。通过城市现代产业与农业融合，增加了农业增值链，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促使农民按照现代企业要求进行生产经营，有利于农民成为现代化职业农民。
传统农业技术范文第3篇
农业技术创新是实现农民稳定增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及实现农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农业技术创新相对于工业领域等其他行业的技术创新具有研发、推广及应用上的难度，但在国家利好政策的驱动之下，我国在农业技术创新方面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关键词：
农业技术；难点分析；技术创新；成效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生产过程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农耕运作体系并总结出一批优秀的生产经验技术，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农业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为农业生产效率及作物产量提供了新的增长点。农业技术创新进程中显现出区别于工业、水利水电、能源开发利用等领域的独有特征，从技术的研发到投入生产过程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周期，其应用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具有滞后性，所以在研发、试验、推广及应用效果等方面都具有独有特征。
1农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性
现代农业生产不同于传统农业耕种，现代的农业生产活动中涉及大量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生产工具、先进管理与经营体系等的介入，农业生产目标除了提高作物产量，还要充分考虑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生产活动的环境效益及生产经营的经济效益等。所以现代化农业生产的关键在于促进农业科学技术的进度，以实现对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业综合经济效益和竞争力的提高。首先农业技术创新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根本途径。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民都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一年收成的好坏全凭天意，农民的收入基础不稳固。现代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农业生产方面完成了农田水利工程、农机推广服务等技术性攻坚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农民的收入基础。未来农业生产要走“稳定耕地面积、提高粮食单位产出量”的路子，只有通过科技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附加值和经济效益的手段，才能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与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然后农业技术创新是实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经济相对落后的广大农村正面临着土地、淡水等资源的短缺问题，在资源短缺矛盾日渐激发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农业技术创新开辟一条农村经济的发展道路。农业科技进步在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要注重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最后农业技术创新是提高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举措。我国当前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农业生产国家之间尚存在很大的差异，我国的农产品国际贸易竞争力表现力不足，农产品在发展速度上远远跟不上我国总体贸易的发展速度。对农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机械化生产技术、资源环境友好型技术等科技术加大投入，是提升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
2农业技术创新难点分析
农业技术要实现创新过程需要承担创新周期性长、创新效益滞后、推广使用存在地域差异等风险，农业技术的创新主体主要是国家政府部门、农业科研机构、农技推广机构等，技术创新的主体具有较强的准公益性特征，市场竞争机制的体现程度不强使得技术创新的动力不足。另外，农业技术创新的应用对象是依赖自然条件生长发育的生物，不仅包括植物范畴水稻、小麦、大豆、玉米等农作物，还包括畜牧与家禽养殖中的牛、羊、鸡、鸭，甚至特殊用途的德国小蠊等动物，这些不同的生命个体生长于繁殖的过程具有复杂性和不可控性，针对这些复杂的生命体进行科学研究与技术研发，其过程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变化性及高风险性，大大增加了农业技术创新的难度。
3我国农业技术创新主要成效
3.1农业技术创新体制改革进展
近年在国家不断加大农业技术创新投入的过程中，我国农业科技整体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主要表现在农业科技进步、农业综合生产力增强、传统农业改造加快等方面。具体体现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落实了“一个衔接，两个覆盖”，在体制完善、队伍健全的基础上实现了服务水平的提高。良好的政策环境催生了农业实验室的一批前沿农业技术成果，如黄瓜苦味生物合成与调控的研究成果，禽流感病毒进化、跨种感染及致病力分子机制等一批领先国际的前沿成果。
3.2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应用的加快
在科技兴农的战略发展思想的指引下，农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国家在农业技术创新与技术推广方面发挥了其重要的主导作用，并同步实施多项兴农举措与计划。另外，我国还在多个国家已建立了农业示范中心，并与其他具有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国家进行技术交流，这些举措加快了我国农业技术创新成果的转化与推广。
3.3农业技术创新确立了环境友好型发展方向
农业资源压力的日渐增大、水资源紧缺程度加剧、全球气候条件变暖及土地资源污染等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重大障碍。现代农业技术创新过程将环境因素纳入了技术创新的思路之中，在对传统农业技术进行创新的过程中要融合环境规制，新的技术既要适应市场需求与实现技术市场的价值，又要朝着环境友好的方向稳步前进。
4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要实现从农业大国到农业强国的转变，需要依赖于优良的农业生产传统、政府的政策、资金、技术支持及先进的农生生产科学技术。我国农业的健康发现需要在不断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加大农业科技投入，营造支持农业技术创新的良好环境，攻克农业技术创新的难点，以利我国在农业技术创新方面取得更大成效，促进我国农业的可持续性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传统农业技术范文第4篇
生态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尚未建立目前,我国生态农业发展较快,但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仍然是传统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即政府直接领导,以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为主多部门协作的农业推广体系。该体系形式上功能健全,国家对农业技术推广的人、财、物进行统一管理,统一立项选定重点推广技术成果,组织进行实用技术培训,建立科技服务实体,结合技术服务推广新产品、新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但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农业技术开发研究与农业技术推广分离;科、教、研及农业技术服务组织等系统间相互协调困难,难以产生协同效应。许多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功能仅仅是销售种子、农药及地膜等农业生产资料,技术服务推广功能形同虚设。先进的生态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基本没有形成,这种落后的推广方式和农业技术严重影响着生态农业的发展。
生态农业技术推广方式单一现阶段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仍然是传统农业技术的推广方式,主要是通过试验、示范、培训指导以及咨询服务等,把农业技术普及应用于农业生产活动中。这种推广基本上是单纯的耕作技术的推广,忽视对农业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以及农产品自身的安全等问题,使农业技术推广仅仅限于农业生产这一个环节上而不是产前、产中、产后的全过程推广,最终导致了土壤污染、耕地衰竭、草场退化、水资源浪费及农产品质量低等种种生态问题。这种推广方式不利于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农业技术推广资金投入严重不足生态农业与其他农业生产模式相比,它主要是综合效益明显,远期效益突出,而农业企业是最讲实惠的,他们只看重经济效益,而且是只看重近期的经济效益。因此,我国生态农业技术推广经费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近年来用于农技推广的财政拨款逐年减少,用在生态农业技术推广上的更是少之又少,况且少数地方还出现挤占、挪用现象,使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因资金问题难以维持。与发达国家相比,一般发达国家的推广经费占国内农业生产总值的5%左右,世界平均1%,而我国目前仅占0.2%,差距相当大。经费不足已严重影响了生态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开展。
生态农业技术推广人才缺乏生态农业是一种新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它强调的是对现有技术的优化组合,对推广人员的技术要求高,但我国现有农业科技推广人员大部分只有中专学历,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不多。同时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基层农科站所“网破线断”的现象。另外,我国平均2000多个农业劳动力中仅有1名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而发达国家平均不足400人有1名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我国生态农技推广缺乏相应的技术支撑和人才支持,这严重影响着生态农业推广和发展。
我国进一步推广生态农业技术的对策
建立新型科技创新体系生态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建立要以农业科技发展纲要为基础,确保实现农业现代化,保证农民收入。一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科研机构和高校为依托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相互合作的农业技术创新组织体系;二是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生态农业技术创新体系,将农业科技人员、农业科技成果与农户有机结合在一起,有效地解决了研究开发与产业发展脱节问题;三是建立健全农业科技创新保障体系。农业科技成果是一种公开的、保密性差的成果,具有正外部性效益,因此,要制定保护农业科技创新的配套政策,保证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活动有效与快速地发展。
建立生态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间的自然情况不同,因此,生态农业技术的推广必须首先考虑到不同地区间的差异问题。生态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建立要确保以下两点,一是要让农民懂得如何利用生态规律,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保持农村生态平衡;二是建立农业信息交互网络平台,及时将国家的相关政策和技术成果传授给农户,并听取农民的生产需求。
传统农业技术范文第5篇
1．市场经济中农业技术概念的不适应
在人们的普遍概念中，农业技术仅仅局限在农业生产这个环节，相当于英语中的technique。因此，尽管人们将其扩展到产前和产后，但最终仍然没有脱离一个“产”字。显然，这一格局依然是沿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并与传统农业较低的生产力相关联。虽然我们运用了一系列先进的“生物技术”、“化学技术”、“物理技术”和“机械技术”，尤其是近来不断发展中的所谓农业高科技，如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在农业中的应用以及“电脑农业”、“精细农业”等，但归要结底无不是以增加农业生产的产量为目标导向的。因而，这些技术在小规模的示范阶段，因其极大地提高了农产品产量。并且在这种农产品在市场上处于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使农业增产和增收的双重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然而，一旦将这些技术在更大的范围进行推广应用时，便会出现农民应用先进技术后“增产而不增收”的普遍现象。其原因一方面是人们在选择应用新技术时，缺乏对市场最基本规律的熟悉，另一方面则与人们使用了这种单一性的、不完整的农业技术概念有关。在传统的农业技术概念中，农业生产和农业经营始终处于分离的状态。
严格意义上的农业技术应该是英文中的tech-nology，是指一系列工具、手段、方法、工艺、程序等的总称，它不仅作用于生产过程，同时也涉及到生产的组织和治理过程；既作用于物，同时亦作用于人，而根本的则在于对人的能力的提升，提高其在变化的、复杂环境中的适应性和能动性。因此，农业技术不仅要作用于自然，降低农业生产中的自然风险，更重要的是要作用于人与人所关联的社会，以减少农业生产的社会风险，并在同市场的关联中，控制市场风险。
但长期以来，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农业技术被限定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关系的产物，而忽视了农业技术同样是人类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结果。人们在选择农业技术时，往往对农业技术应用的社会性因素考虑不够。在农业技术由政府供给主导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在制定农业政策和在推广农业技术时，往往运用静态的决策方法，即只是根据当前市场状态，而缺乏对未来市场变化的基本猜测，有时是按当前外地市场甚至是国际市场的价格来组织当地的农业生产，决策时存在着严重的时空错位现象。而在当地农产品市场容量极为有限时，农民缺乏有效组织的情况下，造成了农民间的无序竞争，各种农产品收购大战中，最终受损失的是农民的利益。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地方在推广农业新技术时，均出现过大起大落的局面，尤其是像果品生产，从决策到见成效，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周期。这种决策的延滞效应，使农民在政府的行政命令下，一次次地随着政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而且更重要的是导致了政府权威性的逐步衰减，农民们甚至发现了“逆政府号召而动”的规律。在用市场行为标准处理一系列相关的问题时，农民行为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冲突呈日益加大的趋势。
2．市场经济中农业技术的价值
面对这种当地市场空间狭小，而政府调动资源能力超强的情况，各地农业技术部门扮演着一个十分尴尬的角色，在增加农民收入的良好愿望的激励下，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仍然沿用传统的推广模式：技术引进-试验-示范-推广，农业新技术在解决农民对技术某方面需求的过程中，往往产生农民所不期望的负效应。大规模推广的各种新技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起到了干扰、破坏市场平稳运行的反作用。
严格来讲，农业技术部门缺乏真正有效的技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技术有效性的评价再也不是以前以产量的增加幅度为唯一的标准了，衡量技术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其能产生的经济效益，而对技术经济效益的评价只能是通过市场，较之计划经济下的专家评估体系更加客观。显然，在许多新技术推广过程中，农业技术部门是同市场脱节的，即所推广的新技术缺乏市场检验的过程。因此，当问到技术人员自己敢不敢首先应用所推广的新技术时，回答一般是否定的，或至少在考虑市场因素时，回答往往是不肯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求农民采用新技术，岂不有自欺欺人之嫌？当然，这里涉及到对技术的评价问题，即如何熟悉技术效益的两面性。当人们追求技术的正效益的时候，往往会缺乏对技术可能的负效益的应有熟悉，缺乏对技术应用风险性的正确理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的经济效益同市场风险呈正相关，即效益愈高，其存在的市场风险亦愈大。而且，任何技术的经济效益是同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关联在一起的，受到市场供求均衡基本规律的制约。
农民在满足自身对农产品消费的传统自给自足的生产目标时，农业生产技术以其极大提高产量的优势，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农业技术进步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广大农民粮食自给问题。然而，在以市场为导向追求农业的经济效益目标的商品化生产时，农业便不是一种简单的生产过程，更多的则取决于同生产相关联的经营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经营策略决定了对技术选择的效益。一旦经营策略失误，技术愈先进，产量愈高，则带来的损失愈大。
由于对技术经济效益的不确定性增加，传统农业生产的弊端便显露无遗。农民尚没有改变其在市场经济中的自然人状态，其对技术的选择应用仍然受到下列因素的严重制约。
（1）农户小规模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限制了其在市场中的有效参与。
（2）农户处于市场信息不完全条件的多主体决策状态，所形成的决策趋同性，经常导致农副产品生产的供大于求。
（3）农户间的无序竞争格局，尤其是在有限的本地市场，导致农户有限资源的内部消耗。
4）由于缺乏相应的资本市场，农户调动资源的能力十分有限
，很难充分地利用新技术的优势把握市场机会。
（5）政府技术部门在向农民提供技术时，处于严重的部门分割，学科分离的状态。
所有这些反映出农村地区农业技术进步的落后状况，并与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要求不相适应。农业技术市场发育的滞后，使农民在被动地接受政府部门供给的农业生产技术外，缺乏根据市场机会和其自身特点选择农业技术的可能性。
3．市场经济中农业技术进步的体系特征
面对市场，农民不仅需要农业生产技术，同时更需要与农业经营相关的技术。市场经济体系为农民提供了不同的发展机会，因而也促进了农村社区原来基本上处于同质状态的农户间的不断分化。在同一社区农户自然资源禀赋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把握和应用农业技术的差异，导致并加速农户间分化的根本性动因。因此，当我们比较同一农村社区农户间的差异时，会毫无例外地发现，那些社区中的“能人”（专业大户），较一般农户，尤其是较贫困户的优势，并非仅仅表现在农业生产这类“硬”的技术上，更多的是在“软”的经营技术上，包括更强的经营能力和组织能力，具有更强信息意识和创新意识，即他们在对其“智能”的应用上，呈现出高于一般农户的明显倾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不仅仅是一个生产者，更重要的他们已经或正在成为农业的经营者，即根据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和自身的资源特点，组织进行以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农业经营活动。在传统农业中，种什么、养什么以及怎样种、怎样养的技术对于农民生存条件的获得是十分重要的，但在市场条件下，生产技术必须在同市场关联的情况下才能意义。所谓的经营技术，首先是要会进行最基本的成本-效益分析，知道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如何降低生产成本、如何提高销售利润，从而制定针对不同市场状态的经营策略，尤其是如何避免市场价格风险的措施。显然，绝大多数农村“专业户”，通过长期实践的摸索和总结，基本上具备了这方面的技术能力，使之能更主动和更有效地参与市场，以取得相应的经济效益，而一般农户的技术水平尚没有进入到这一层次，使其提高农业效益十分艰难。
当然，即使那些成功的“专业户”，在追求更高经济效益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经济技术，农业生产和经营仍然停留在较小的规模上，导致其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尤其是不能参与到更远、更大的市场中去。本地农产品市场空间的狭小以及农户间的无序竞争格局，成为农业提高效益的瓶颈之一。因此，农业组织技术所针对的是如何有效解决农户小生产对大市场的适应，通过组织的形式不断扩大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促进农户间需求和农户自身特点的分工与合作。目前各地在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过程中，强调并扶持各种类型的农民技术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建立，其实质便是农业组织技术的具体推广和应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经营呈现出越来越开放的格局，相对于自给自足传统农业的封闭性，其有效运行是建立在信息的基础之上的。农业商品化程度越高，生产经营的规模越大，对有关信息的需求量则越大，对信息的质量要求越高。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农业生产经营的效益与所采用的信息技术呈正相关。农村中的“小贩”在关联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活跃农产品市场、提高农业效益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业流通领域中信息的价值。农业信息技术是涉及到如何更有效地收集信息、分析信息、传递信息和使用信息等的手段和途径，使信息最终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决策提供有效的依据。显然，相对于分散的农户生产经营格局，有组织有规模的农业生产经营更依靠于信息技术的有效性。
同传统农业的保守性相对而言，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生产经营是以创新为根本动力机制的。国内外实践充分表明，没有创新便不会有农业的发展。当然，这里所讨论的创新并不仅仅是前述各技术层面上一般意义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强调战略层面的创新，包括观念上、意识上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等，运用有效的手段和途径，适应不断变化中社会、市场环境的要求，从而使农业生产经营能更好地为全社会的发展服务，并更广泛地调动全社会在农业中的参与。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国应该将农业技术理解为一个体系，即除了农业生产技术外，还包括与农业经营相关的各种技术，包括农业经营技术、农业组织技术、农业信息技术和农业创新技术等，其在农业中的重要性处于不同的层次。处于下部的技术是基础，是高层次技术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使农业效益不断提高，在处于低层次的技术得到基本配置的情况下，则取决于较高层次的技术是否得到配置以及配置的数量和质量。严格来讲，较高层次技术的发展是农业效益提高的源泉，是促进农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这五个层次的技术中，除了生产技术是以物为载体外，其他四个层次的技术均是以人为载体的。显然，把握和运用这些技术，对人的知识和能力的要求，愈往上则愈高。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农业技术进步的方向，不仅涉及到对人的技能的开发，更重要的是对人的智能的开发。
4．市场经济中农业技术进步的战略
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为农业技术进步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制度环境，并带来更多的机遇，同时也使建立在计划经济体系下的农业科研推广体系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目前农业技术体系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原有的技术体系同市场经济体系的不适应，尤其是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仍然在深刻地影响着广大农业科技人员和农民在市场中的行为方式。
依靠农业技术进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现代化的必然战略选择。为此，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对现有农业技术体系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对其进行改造，加强其同市场的关联，在提高各级技术人员素质的同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实现技术队伍人员结构和知识结构的优化；另一方面按照农业发展对技术需求，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农村技术服务体系，促进农业技术的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和规模化的发展。
（1）农业技术和农业技术人员需要以技术发展主体的角色参与市场，通过市场检验和实现农业技术的效益和技术人员的价值。为此，需要技术市场的建设同其他农业要素市场的建议综合在一起，
根据农业技术的特点，形成农业技术市场运行和治理的规范。
（2）技术人员需要了解市场、研究市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建立起农业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同市场-消费者的关联。为此，需要建立有效的制度，使技术人员能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的进程，不断提高其市场意识和市场能力。
（3）在强调农业“硬”的生产技术发展的同时，农业科技政策需要将重点逐步转移到对农业“软”技术的开发上，促进生产技术、经营技术、组织技术、信息技术和创新技术等以市场和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均衡发展格局。为此，需要根据农业发展和农业技术进步的方向，制定相关的农业技术政策和发展计划。
（4）建立农业技术体系中部门之间，学科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合作和协调机制，尤其需要运用市场行为替代政府行为，使市场利益机制在技术资源的配置和技术效益的分配过程中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为此，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在科技资源市场化的进程中，提高农业运行的效率。
（5）根据农民对不同技术的需求特点以及其把握不同技术的能力差异，建立不同形式的技术服务体系，促进技术推广和技术服务的多样化和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针对性和及时性。为此，需要借助市场资源来装备农业服务的手段，而不应沿袭“等、靠、要”的思维方式。
传统农业技术范文第6篇
（一）农业技术推广
农业技术推广，就是把新型的农业技术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农业从业人员。使得新型的农业技术得以在实际的生产中实践和应用，在验证农业技术的同时也能进一步的提升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农业技术推广的主要形式有：①试验、②示范、③培训、④指导、⑤咨询服务等。农业技术推广是为了把新的农业技术普及到农业生产的过程中。
（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在以往的农业推广体系中，往往是以政府建立相关的部门为主导，并进行农业技术的推广，但在实际工作中的效果并不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建立除了政府的主导之外，还必须结合市场经济的大环境的作用。才能够使得农业技术能够在农业的不同领域、不同对象和不同层次间都得到有效的推广和应用。
（三）农业技术推广模式
农业技术的推广模式具有灵活多变的风格。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农业技术的推广模式都不一样。大体上的农业推广模式都具有分异性、多向性、阶段性和趋同性的特点。
二、加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对传统农业的改革刻不容缓。传统农业想要获得现代化的改革和进步，就必须掌握现代化的农业技术。所以农业技术的推广就非常的重要。虽然，多年来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一直在改革和调整，但是仍然不能与市场经济的体系合理的融合和适应。其主要的原因是：①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②没有稳定的农业技术推广的队伍、③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运行机制不灵活、④推广的内容和手段还有待加强。加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建立，主要的原因有：
1、耕地面积的减少：由于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导致了农业的人均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于是对农业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劳动成本提高：由于农业生产的效率太低，往往依赖农业从业人员的劳动力，但是由于农业产业的劳动回报率并不高，导致了农业从业人员的生产积极性并不高；
3、农产品的品质：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需求也在不断的提高，对于农产品的品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加上环境的污染，以及农业技术的不完善，就容易导致农产品的品质降低。所以加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建立，才能有效的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以及农产品的品质。
三、加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相关建议
（一）多元化的农业技术推广
1、改革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体制：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层次和多元化。农业技术的推广也应该满足这一需求，就必须对以往的体制进行改革，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
2、更新推广理念：①以农民为本，推广农业技术就是满足农民的需求；②提升农业技术的服务范围，农业技术推广不只是把新的技术引入农业的生产中，而是要结合生活、生产、生态。促进服务的多元化和高效化。
3、建立政策支持：农业技术的推广必须得到政府的政策支持，建立有效的财政补助的体系，以及吸引民间的投资和激励机制等，对新技术进行更深入的推广，起到促进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建立。
4、建立更有效的管理机制：对不同的农业技术推广进行分类和甄选，强化公益的定位，把财政权利和人事权利都上收，并进行更有效的管理。才能确保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顺利进行，能够按规章办事。
5、完善农业技术推广的运行机制：在项目管理的过程中，通过竞争上岗的方式提升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并建立起激励和淘汰的体系。
6、健全保障体系：我国在农业技术推广的体系建立的相关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导致了在农业技术推广的实际工作中的障碍，只有建立起健全的保障体系，才能保证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能够有效的实施和开展。
7、创新农业技术推广方式：改变传统的推广模式，放弃以技术为核心的推广，而是以农业从业人员的需求为核心，进行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只有结合实际的生产情况，才能促进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引导教育机构的农业推广服务
我国农业技术的成果在国际上并不低，但是造成农业产业的发展缓慢的原因就是对农业技术的推广效果十分不理想。所以对于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也必须更多的组织的支持。在高校中引入农业技术的推广教育，对培养农业技术推广的创新人才是非常有效的方式。只有结合教育与推广，才能对农业技术的推广效果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和贡献。
（三）支持农业技术创办企业
在农业推广的过程中，对于许多新型的，农业技术人员自主研发的技术，可以支持其创办企业。只有农业技术的推广能够得到明显的收益的时候，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作才能更有效的开展。
四、结语
传统农业技术范文第7篇
有机农业是一种可以避免多种生态环境影响的综合的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方式。虽然当前以有机农业全面代替传统农业生产仍有较大难度,①但是在对水质影响较为显著的沿湖库周边地区推广有机农业仍是有效避免氮磷流失的重要途径。此外,相对于精准施肥、缓释肥而言,有机农业在农户中具有较好的认知基础。因此,本文对影响沿湖库地区农户对有机农业生产方式采用意愿的各种因素展开研究。有机农业生产方式属于广义的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关于农户对新技术的采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1〕其中关于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例如病虫害综合管理、节水灌溉等技术的农户采用行为,也有较多研究。〔2〕具体到有机农业技术,随着20世纪90年代有机农业的快速发展,其采用行为影响因素研究相继展开。Burton等(1999)基于二元Logit模型研究了英国237农户采用有机农业农艺的影响因素,发现女性、年龄较小的、环境组织成员、从其他农户处获得相关信息的、自给自足型、家庭成员较多的农户采用有机农业农艺的概率更高,而受教育程度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3〕Anderson等(2005)也基于二元Logit模型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175农户有机农业采用行为进行研究,发现是否自行销售、总销售额、耕地面积对有机农业采用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变量影响不显著。〔4〕Genius等(2006)基于三变量顺序Probit模型对希腊237农户的有机农业技术采用行为进行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政府补贴、环境意识、信息收集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农场专业化程度、年龄等具有显著的负影响。〔5〕Gopal等(2011)基于二元Logit模型对泰国Mahasarakham省172农户的有机蔬菜行为进行研究,发现妇女领导角色、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推动、社区与农民组织推动、培训、对有机产品价格满意程度、虫害强度减少变量等均呈现显著的正影响。〔6〕Naoufel(2011)进一步研究了道德和社会关注因素对农户有机农业采用行为的影响,〔7〕而Doris等(2011)研究了各种因素对早、中、晚期农户有机农业采用行为的不同影响。〔8〕比较而言,国内关于有机农业采用行为影响因素研究较少,李锁娜等(2006)从宏观上定性分析了江苏省有机农业地区发展差异原因,认为环境既不是唯一影响因素,也不是主导因素,经济和政策因素才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9〕袁涓文等(2009)以贵阳W村为例,对农户采纳有机农业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性分析,认为项目推动和培训对农户采纳有机农业生产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10〕整体来看,国外多应用二元Logit等计量模型进行定量研究,从其研究框架设计来看其越来越关注更为深入的问题,但是不同研究者关于影响因素的选择则因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国内方面相关研究较少,仅有的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通过对沿湖库地区农户问卷调研,获得其采用有机农业的意愿及其相关特征,并通过二元Logit模型研究影响因素,为提高农户采用意愿、推广有机农业生产技术提供参考。
二、理论假设
有机农业是一个可持续的农业管理系统。我国有机产品国家标准将有机农业定义为“遵照一定的有机农业生产标准,在生产中不采用基因工程获得的生物及其产物,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饲料添加剂等物质,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协调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平衡,采用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以维持持续稳定的农业生产体系的一种农业生产方式。”②本文将有机农业简化表述为:不使用化肥而使用有机肥、不使用现行高毒农药而采用生物农药、不使用灭草剂而采用机械或人工拔草的农业生产方式。相对地,本文将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的农业生产成为传统农业。一般地,与传统农业相比,有机农业资金、劳动力投入较多,产量较低但是产品价格较高,整体收益较高,同时其产品价格受市场因素影响波动幅度较大,并且有机农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小。从理论上分析影响农户有机农业采用意愿的各种因素及其可能的影响。农户技术选择行为主要是经济因素驱动,即作为生产单位的农户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理性经济人;〔11〕同时,农户行为还受到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经济因素方面,由于有机农业具有资金投入与劳动力投入较多、收益较高但风险较大的经济特征,与这些特征相关的因素都将影响到农户选择有机农业技术的经济利益并最终影响其对有机农业的选择概率,从农户个人、农户家庭、外部因素等三方面识别此类影响因素。非经济因素方面,对于有机农业而言,环境友好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健康是其重要特征,由于环境影响的外部性而没有涵盖在经济因素内,但是这并不能否定部分农户出于环境或者健康因素的考虑而更愿意采用有机农业技术,因此环境因素有可能对农户有机农业采用意愿产生影响。
(1)农户个人特征。农户个人特征影响着其对有机农业生产技术的认知、劳动力机会成本等因素从而影响其对有机农业的采用意愿。具体来说,相关个人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等。性别因素。一方面,女性劳动力机会成本较低,从而有可能愿意选择有机农业生产技术,Gopal等(2011)的研究表明女性担任领导者的家庭更愿意采用有机蔬菜生产技术,〔12〕Burton等(1999)也得出了类似结论。〔13〕另一方面,与男性相比,女性更为厌恶风险,这不利于有机农业技术的采用。因此,性别因素对有机农业采用意愿的影响取决于这两方面因素的相对大小。年龄因素。一方面,年龄较大的农户劳动力机会成本较低,同时因其对我国过去不使用化肥、农药的农业生产方式较为熟悉而对有机农业较为了解,并且相对而言其对健康因素关注较多,这些因素都使得年龄较大的人更愿意采用有机农业。另一方面,年龄较大的人一般不愿意做出改变,也就不愿意调整现行的农业生产方式,这降低了其对有机农业的采用意愿。受教育程度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科学认知并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一般地,受教育程度对农户选择新技术具有正向影响。如林毅夫(1992)利用湖南省五个县的500户农户数据研究了农户杂交水稻技术采用行为,发现农户的教育水平对农户采用杂交水稻的概率有显著的正效应。〔14〕Genius等(2006)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对有机农业技术采用行为具有显著的正的影响。〔15〕然而,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一般其劳动力机会成本较高,这又不利于其采用有机农业技术。因此,受教育程度是否增加有机农业采用概率取决于这两方面作用的相对大小。是否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也会影响农户的新技术采用行为,因为通过培训可以直接了解某项新技术可能带来的收益,从而增加其选择新技术的概率。Gopal等(2011)研究发现参加培训可以提高农户选择有机蔬菜的概率。〔16〕关于有机农业技术的采用意愿,与不曾参加过培训的农户相比,曾参加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户更愿意接受新的技术,也更愿意采用有机农业技术。
(2)农户家庭特征。作为农业生产活动的基本单元,农户的经营特征将直接影响到其有机农业技术采用行为或者意愿。较多经验研究表明:生产经营规模大小、家庭收入、家庭对风险承受能力的大小均对农户采用技术有着显着的影响。农户的经营规模因素。以耕地面积表征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户的经营规模。一般地,农户的耕地面积越大,由于不同生产技术对其成本与收益影响越大,其对有利于提高收益的新技术的采用意愿越高。林毅夫(1992)在研究农户采用杂交水稻技术中发现,农户的耕地规模对于农户采用杂交水稻的概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17〕Anderson等(2005)发现耕地面积对有机农业采用具有显著的正的影响,〔18〕不过Genius等(2006)发现农地规模并无显著影响。〔19〕家庭收入因素。一般地,收入较高的农户,其资金的机会成本较低,同时,其对健康等因素关注相对较多,这均有利于其采用有机农业技术。Anderson等(2005)发现农场总销售额变量对有机农业采用具有显著的正的影响。〔20〕另外,非农收入比重较高的农户,农业生产在其收入中的份额较小,其对农业收入关注较少,因此非农收入比重可能会降低其有机农业采用概率。不过Genius等(2006)研究发现非农收入对有机农业技术采用行为没有显著影响。〔21〕农户家庭风险承受能力因素。由于有机农业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幅度较大,风险承受能力较小的家庭不愿意采用。相反地,风险承受能力较大的家庭更有意愿采用有机农业技术。由于风险承受能力难以定量表征,现有研究中涉及的比较少,本文以“可承受的最大产量损失比例”表征其风险承受能力。本文选取耕地面积、人均收入、非农收入占比、风险承受能力4个变量作为影响农户有机农业技术采用意愿的农户家庭特征变量。
(3)外部因素。影响农户有机农业采用意愿的外部因素很多,其中主要的有有机产品价格、有机产品消费市场、人才与技术支撑,相关信息的获取等。本文选择距离大城市距离的远近来综合表征这些外部因素。一般地,大城市具有如下特征:居民收入较高且对健康更为关注,相应地有机农产品消费市场较大;大城市科技水平较高,可以有力支撑有机农业发展所需的相关技术和人才;大城市对环境质量关注较多,对其周边农业生产的环境要求较高,更有可能采取更大的鼓励措施使农户采用环境友好的技术。因此,距离大城市越近,越接近较大的有机产品消费市场,也越有较好的技术支持,同时信息获取也更为便利,因此,距离大城市较近的农户更有意愿采用有机农业技术。不过,Genius等(2006)研究发现,与城市的距离并没有显著影响农户的有机农业技术采用行为。〔22〕本文以“是否靠近大城市”作为外部因素的综合表征。
(4)环境因素。理论上,市场经济中的农户将按照经济利益驱动选择农业生产技术,作为外部性的环境因素较难直接影响其行为。但是,现实中,部分农户可能因为其更为关注环境问题而愿意采用有机农业技术。本文以农户对“种植业是否影响水环境质量”的回答作为其环境意识的表征指标,以研究环境意识对有机农业技术采用意愿的影响。
三、模型与数据
1.模型构建
基于二元Logit模型研究农户对有机农业技术采用意愿的影响因素。因变量为农户对有机农业技术的采用意愿,如果回答愿意采用,则定义y=1;否则y=0。设y=1的概率为p,则y的概率密度函数为:f(y)=py(1-p)1-y,y∈{0,1}其中,p是各种影响因素即自变量的函数。二元Logit模型设定p与自变量的关系如下:P=exp(β0+β1X1+…+βkXk)1+exp(β0+β1X1+…+βkXk)(2)其中,β1为系数,Xi为自变量,即农户采用意愿的各种影响因素变量。其中,βi的符号表征了自变量Xi变化对选择概率p的影响,如果βi为正,那么自变量Xi的增加对选择概率p有正向影响。对(2)进一步变形可得:1n(p1-p)=β0+β1X1+…βkXk(3)其中,等式左边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与不发生的可能性之比(即机会比)的对数,根据等式右边,可以发现回归系数βi为自变量Xi变化一个单位所引起的机会比对数的改变值。通过最大似然估计得到参数估计值,基于得到的回归方程,还可以预测一个具有某种特定特征(以一组自变量值表征)的农户对有机农业技术的采用概率。
2.调研与数据
调研地区选择。本研究对北京密云水库周边地区和山东沿南四湖地区农户进行调研。密云水库是北京市的主要饮用水源,为了保障水库水质,密云县工农业发展受到严格环境限制,有机农业成为密云县发挥生态优势发展经济的重要思路,鱼、蜂蜜、杂粮、蔬菜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效益,但在粮食等大田作物方面尚有较大改进空间。南四湖地处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过水区,2009年其水质为IV类水,主要污染指标为石油类、总磷、总氮,周边地区农业生产活动所产生的氮磷流失对南四湖水质形成较大影响。而南四湖周边地区农业生产技术的环境友好属性较差。调研问卷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调查农户对有机农业技术的采用意愿;第二部分为农户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环境意识变量。对17个村落250位农户进行了问卷调研,得到有效问卷231份。调研农户的特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摘要。可见,调研对象平均年龄为50.63岁,即调研时在农村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多为中老年人。平均受教育程度为初中水平,而曾经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户仅占31%。从收入来看,平均的非农收入占比达到了71%,即农业收入已经不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从环境意识来看,调研对象的平均环境认识为种植业对水环境质量影响较小。从调研过程来看,被调查者多认为周边的工业企业或者养殖场是造成水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
四、结果与分析
基于SPSS16.0对调研数据进行二元Logit回归,计量结果见表2。从回归结果可见,调研对象年龄、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和地区虚拟变量回归系数较为显著,且均为正向影响。
(1)年龄变量对农户有机农业技术采用意愿的影响,该变量回归系数为0.045,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年龄越大的农户,越愿意选择有机农业技术。这与Burton等(1999)研究结果相同。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与传统农业相比,有机农业技术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年轻的农民多进城务工,其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较高,相对来说,年龄较大的农民则因务工机会少而使得其劳动力机会成本较低,所以更愿意采用有机农业生产;其二,根据调研发现,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多是年龄较大的人,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从事的农业生产与当前倡导的有机农业有较多相似之处,对有机农业较为熟悉,因此相对于年轻人来说更愿意采用有机农业。
(2)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对其有机农业技术采用意愿的影响,该变量回归系数为1.214,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收入越高的农户,越愿意选择有机农业技术。这与Anderson等(2005)研究结果相同,也与理论预期相符。
(3)地区虚拟变量对农户有机农业采用意愿的影响,该变量回归系数为1.75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即位于密云的农户更愿意采用有机农业。这也与理论预期相符。位于密云的农户,更接近大城市,接近有机产品消费市场,也可以获得较好的人才技术支持,信息获取方便。同时北京对密云传统农业发展有较多限制而对有机农业大力鼓励发展。相比之下,沿南四湖地区的微山县工业经济较强,附近农户多到城里打工,对种植业更愿意采用省时省力的传统农业;调研中有农户说曾试验过有机农业,但是技术比较复杂难以掌握所以后来又放弃了,这也说明密云县因临近北京而有较好的技术支持从而更愿意采用有机农业。
(4)环境因素对农户有机农业采用意愿的影响,该变量回归系数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环境意识并没有显著影响农户的采用意愿,某种程度上说明即使部分农户认为种植业对水环境有较大影响,也不会采取更加环境友好的有机农业生产技术。这说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环境污染的外部性没有纳入市场体制,农户不会因为污染环境而受到相应的惩罚,所以农户在选择生产技术时仍然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对环境问题的认知与环境意识尚无法影响其行为选择。此外,其他自变量回归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性别、受教育程度两个变量的理论预期并不确定,所以结果与预期基本相符。
传统农业技术范文第8篇
【摘 要 题】农村改革与发展
【关 键 词】小农经济/公共产品供给/二元结构
【 正 文】
一、土地制度和小农经济：“二元均衡”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变动趋势
西方制度经济理论指出，不同的产权安排会导致不同的制度绩效。因此，以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经济效率时，必须考察特定的产权安排背景。事实上，在经营方式和效率等方面，中国传统农业所体现出来的特点，与其特有的土地产权制度有着极强的相关性。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在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合法的制度安排下，土地的兼并成为一种不可抑制和逆转的必然趋势。兼并者为了从土地资源中获取更多的地租收益，有最大限度扩大土地规模的激励。在一定的技术生产条件下，他会选择能够最大化其地租收益的人地结合比例，这与资本主义中企业家行为选择存在着相似之处，就是以最佳的规模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大土地所有者会根据土地占有的多少，规模的大小（假定技术条件是一定的），来决定租佃或雇佣劳动者的多寡，吸纳或渗出农业劳动者，产生如傅筑夫将中国的土地兼并与英国的圈地运动比较研究后指出的，土地私有和兼并造就了大量的农业无产者，使中国的租佃关系中土地所有者一方能够对租税进行极端索取，对农民残酷剥削，农民只有以此作为交换才能与土地相结合，从而“在形式上也形成了像鸟一样无拘无束的无产者”。［1］
这些农业无产者失去生产资料又不能全部被大土地所有者吸纳，就产生了极大的生存危机。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城市工商业不够发达，农业中产生的相对过剩人口没有渠道渗出，游离在生产领域边缘，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和威胁统治者生存的一个群体。因此，国家就必须担负起安置流民的责任。而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将国有土地平均分割，给无地农民经营。这就是均田制，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一种最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意义的土地制度安排。国家将国有土地平均分配给他的编户齐民，一方面是为了保证稳定可靠和最大限度的租税来源，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政局稳定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当国家使土地承担起这种农业失业人口“蓄水池”的功能时，对于人地结合的比例是否为一定技术前提下的最佳规模，可能考虑的就会比大土地所有者欠缺得多。
马克思在论述这种小农经济时说：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2］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不断扩大的应用。［3］据此，长期在我国史学界就有观点认为，这是我国传统农业社会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不能发展的根源，甚至造成了对现代化进程的阻碍。
近年来开始出现其他角度的分析，认为这样的经营特点造成了高效的农业，对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繁荣作出了贡献。赵冈就认为家庭农场是农业生产较合适的经营方式。一来是农业生产所要求的最佳规模不大，二来因农业生产的特性决定的：首先，农业生产工作的监督很难，因此监督费用会比其他产业部门高很多。其次，农业生产周期长，农业耕作的各个环节工作质量无法按规定的标准来逐一检查，各环节步骤质量的好坏，只能从最后收成的好坏多寡体现。这样一来，家庭农场因依靠家庭成员而具有可靠的激励机制，比大规模农业生产要有较大的优势。这种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耕作方式，是在井田制私田经营中，以及土地私有后自发形成的经营方式。国家在为了安置个体家庭分配土地给无地农民的均田制度中，沿袭了这种经营方式。对于大土地所有者，多采用租佃制方式将土地租给佃农，尤其是土地规模大时，也同样体现出大土地所有和小土地家庭经营的特点来。虽然在后期土地经营中出现了雇佣制，但是根据考证对于租佃制或雇佣制的选择中，雇佣制的替代与土地所有者性质与其土地规模大小虽有一定的相关性，更重要的却是来源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
傅筑夫认为在中国，土地兼并导致的土地所有权的集中，伴随的是经营规模的不断缩小，经营方式的更加分散。有经济学家称之为中国农业经营的“过密化”。这种特色的小农经济在中国历史上能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是依靠国家的支持实现的，这种支持一方面体现在国家通过政策（如均田、摧抑兼并等）稳定保持土地产权结构和经营方式上，另一方面，在农业领域中国家主动承担起了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技术创新和推广、水利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职能，也成为小农经济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兴旺发达的重要原因。
二、公共物品的供给与小农经济的保障
1.传统农业中的技术创新和信息传播
前文论及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的合法化对农业产生的影响，首先是产生出大量的与土地相脱离的“自由人”。这些人的存在会对政权的稳定带来严重的威胁，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也还难以提供如此多的剩余产品养活过剩人口。因此，一方面为了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定安全，“授田与民”来达到“人得耕种，不得买卖，以赡贫弱”的目的，另一方面为了能从产出中提取更多的租税收入，统治者对于能够提高授田农户劳动生产率和农业产量的技术创新和推广十分重视。为此，各朝统治者都不遗余力地鼓励推广使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新的工具，通过提高土地单位面积的产量来增加总的产量。在土地授民的基础上，推广农业技术和指导农业生产成为了历朝历代统治者责无旁贷的职能。
反观中国农业社会经济史，农业技术的发明、使用和推广都深深打上了国家行为的烙印。早在汉武帝的时候，就曾在全国范围内由政府倡导新技术和新工具的采用，大力推广犁耕和新的耕作方法（代田制和区田制），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出面在全国推动农业生产方法的转变，从而在短期内普及了新的技术，并迅速提高了农业产量，使中国农业生产就此走上精耕细作的道路。
国家以完备的层级官僚体制为依托，承担起技术创新和推广的主要责任，在客观上部分地替代了市场形成的自发力量。以至于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封建地主政权虽然不是由于管理水利灌溉而出现的东方专制国家，但在实行重农政策，保护小农经济时，却类似地采取了一系列直接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国家干预下的几次重要的农业耕作工具的发展推广使用，先进的耕作方法传播普及速度之快，范围之广，足以证明这种方式对于市场自发形成的传播机制有很好的替代性。
同以上分析相映证的是，在我国传统农业技术创新和传播中，最活跃的行为主体是统治者在各区域中对农业生产负责的人，某些朝代称之为农官。据史料记载，很多当时先进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的创新也多是来源于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集农业生产者、技术使用者和租税收入执行者于一身，既有农业生产的实践经验，又兼有国家赋予的提高生产率的职责，是当时最具有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以及传播动力和传播能力的行为主体。固然有提高国家收入的意图，但这种模式对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增长有很高的贡献率。这也可以看作是国家为了换取收入而向在国有土地上劳动者提供的一种服务。
随着国家经济控制权力被削弱和侵蚀，均田制度的逐步瓦解，这种技术创新和传播的信息体系也因之解体了。因此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后期，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再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突破，更多地是对原有技术体系的细化和完善。相较于国家主导型的技术创新和推广机制而言，这一阶段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值的提高，更多地体现了市场化导向的特征。
2.基本农田水利设施的供给
小农经济细微的生产组织和广泛的地理分布不仅带来了农业生产上技术变革的麻烦，而且使得“公共物品”——水利工程灌溉设施及运输仓储等方面产生了先天供给不足的缺陷。对于自然条件不稳定、不平衡的农业大国，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保障稳定的农业产出和防止因天灾引起的农业波动，统治者以其所获取的租金中的一部分用于向社会提供必须的服务。这类服务的特征是必须有庞大的资金支持，有序的协作、计划和组织，复杂的技术和相应的大规模的劳动投入，这是国家机器所拥有和擅长的能力，可以凭借整个国家掌握的资源和权力作为支撑。
固然小农个体都可以意识到这类物品的供给对其再生产的重要性，但由其能力和性质决定，组织一个系统工程所需要的交易成本（组织费用、谈判、磨擦等等）足以破灭任何一个自发的小农组织下的雄心壮志。因此在初期，这类物品的供给是完全依赖国家意志来实现的。尤其是在各朝发展农业的初期，中央集权的力量最为强大时，往往伴随着大规模、大投资的水利系统工程的进行。从汉武帝至三国期间，各政权都曾普遍兴修水利。这有助于我们观测国家在对经济资源控制力比较，对其“编户齐民”的授田者的经济效率既承担后果（获取所有权收益租金与税收）又负有责任（经济增长和社会安定）时，大型的水利工程、灌溉设施等有稳定、周期性和地域性增长的现象。
由于水利工程的供给是以大规模、大系统、大协作、大投入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这样的国家供给部分替代了农户个体可能需要的投入。对于经济能力弱小、缺乏应对危机和风险能力的小型家庭农场，提供了较高层次的生产保障，使他们比较容易在现实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下生存。这样小规模、家庭经营、简单协作、小投入的生产方式与大规模、系统组织、高度分工协作、大投入的公共物品的供给相配合，宏观上减弱并消解了可能因缺乏此类供给而带来的农业生产风险和经济波动，提高了农业整体产出效率和生产水平；微观上为小型家庭农业的存在和延续提供了必要的保障，防止了小农阶层的迅速分化，使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在兼并和自由买卖的威胁下，有可能维持最低限度的再生产，降低了自耕农阶层瓦解的可能性。
一方面是国家机器上精密先进极具现代生产经营特点的系统工程，另一方面是大量分散细小的家庭农耕方式的简单生产单位；不同于刘易斯二元经济中两部门的划分和两者间存在的巨大势差和隔离，他们都统一在中央集权的农业经济体系中。这两个规模、形式全然相反的二元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农业生产的高效率，维护了农业经济的稳定性。
与技术扩散的特征相类似，我们可看到随着国家所有的土地的削减，国家“授田于民”的能力丧失，以及由此产生的财政收入的锐减，在传统农业社会后期（宋后），由政府规划实施的大型的农田水利设施寥寥无几。后期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主要致力于既有水利设施的修复与改善。这一时期可数的较大规模的工程多是在天灾人祸的背景下被动实施的，而且往往因为对人力、物力和正常耕作的妨碍而受到相关利益阶层、豪强贵族的阻挠，最终半途而废。对原有水利设施的修修补补就成为这一阶段水利建设的主流。
其次，中小型水利工程的兴起和水利环境的破坏相伴。中小型水利工程的兴起与国家权力向地方权力，主要是人口、土地和财力资源各方面的转移和分化直接相关。同国家追求的经济目标相似，地方政府和地方豪强对地方农业经济发展的责任和自身利益极其关注，使区域性、小范围的水利设施建设既成为必要又成为可能。但与此同时，由于私有权（大土地私有和小土地私有）的强化和国家控制力的减弱，使土地利用方面的短期行为大量滋生。太湖流域就曾因豪强任意兼并和圈围，个体农民自筑腾岸止水旱，使得大圩田被分割为零乱的小圩，使塘埔圩田系统始终未得到有效的改变。
这种由于缺乏统一规划、混乱无序导致的农业基础设施的破坏，用现代经济学观点可以解释为“个体理性导致的集体非理性”以及“公共物品提供中的市场失灵”。徐浩在解释为何中国华北农业由先进变为落后，在清代农业劳动生产率呈现出停滞和下降趋势时，认为农田水利失修是最根本的原因。农田水利失修造成水旱灾害，使农民生命财产被破坏，是对农村宏观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打击，即使在一般年景也使农业水平下降，粮食单位产量普遍偏低。“河防不善，庐舍难保，水利未兴，耕凿何赖，试观历年以来土地之肥瘠，烟村之多寡，以及小民之贫富，大半均由河防水利之所致，合境大利大害无过于此。”［4 ］但我们也不能小视在这一过程里中心工程中私人投资兴起的意义，这是当国家财力有限却又需要提供必需的公共物品时，逐渐发展出的一种公私合作的权宜之计。它以给予合作投资个体某种优惠政策为前提，同时投资个体往往也是当地土地所有大户，当这种合作触犯到其自身利益时，工程往往就会半途而废。
由于国家势力的变动和土地所有权结构的变动，这种“二元均衡”在中后期尤其是均田、屯田逐渐缩小的趋势下，逐步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随着这种小农经济中个体农业经营和国家保障的“二元结构”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体现并加剧了传统农业经济及其经营模式的逐步分化衰落，直至被现代农业技术和生产方式所替代。
参考文献
［1］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