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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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范文第1篇
原始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分水X除了石器制作工艺的区别，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陶器的出现，它是人类第一次用火将一种物质改变为另一种物质。陶器也是当时人们最重要的生活用具。它是用黏土烧制而成，为了打水和煮食物而用，而黏
土是岩石风化而来，因而制陶也可视为人造岩石。黏土主要由八种元素的氧化物组成，其中硅、铝熔点高，是成型的骨架，钾、钠、钙、镁等易熔助熔，在高温下液化填充到未熔颗粒的孔隙中，这就叫烧结。而铁、钛还起到着色的作用，其中在富氧环境中烧成，呈现出氧化铁的颜色就是红陶；在缺氧环境中，氧化铁被一氧化碳还原为铁就是灰陶；用铁、钛含量低的黏土烧出的是白陶。镇原县博物馆馆藏的两件红陶钵就是我国古老先民在富氧环境中烧成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反映了远古人类的聪明才智。
钵是古代人们最原始的盛储器，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从外型看，类似现代的碗，它兼有食器和炊器的功能。镇原县博物馆馆藏的这两件泥质红陶圜底钵1979年出土于镇原县三岔高庄遗址。钵高10.5厘米、口径23厘米，重880克。素面，口微侈，圆唇，圜底。通体光滑，造型朴素大方，做工精细，质地细腻，烧制火候较高，器型规整。从器物口沿到器底逐渐由薄变厚，内壁上留有一些平行弦纹，大概是用慢轮加工时留下的，这是一件典型的仰韶文化代表器物。2002年6月，被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仰韶文化因1921年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而得名，它分布在黄河中游，位于今天的甘肃到河南之间，距今六七千年，属于母系氏族繁荣阶段，以定居农业和发达的制陶业为特点，其陶器以红陶为主，典型器物有圜底钵、平底盆和尖底瓶等。镇原境内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有100多处，尤其以高庄遗址最为典型，文化内涵丰富，文化层堆积厚，暴露的遗迹遗物丰富。从收集到的器物和陶片看，它包括仰韶、常山下层、先周等文化类型。从这里收集到的52件文物看，有仰韶文化红陶人头罐，喇叭口灰陶尖底瓶，夹砂红陶缸、盆等；常山下层文化单耳带盖红陶罐、敞口高领折肩篮纹红陶瓮、篮纹单耳红陶杯；周文化细绳纹灰陶鬲、灰陶尊、穿耳壶、鼎等。其中，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就有4件。这两件红陶钵就是其中的一种，对于研究镇原史前时期制陶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仰韶文化范文第2篇
第一章远古时代
学习要求
1.了解元谋人，北京人及山顶洞人的距今年代和发现地点、制造工具和使用火。了解仰韶文化、河姆渡氏族的距今年代和发现地点。
2.了解河姆渡、半坡的文化及大汶口文化的内容。
3.理解我国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了解我国原始社会的分期和发展过程。了解仰韶文化和河姆渡等文化遗址所表明的我国先民的生活状况以及对世界文明的贡献。通过考古材料和传说材料说明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
考试内容：
一、我国境内的早期人类
元谋人：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发现于云南元谋，是我国境内已知的最早的人类。
北京人：北京人距今约70～20万年，发现于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里。北京人能利用打制石器(旧石器)和天然火，有简单语言，过群居生活。
山顶洞人：距今约一万八千年，在北京人遗址的山顶洞穴中，生活着一种模样接近现代人的古人类“山顶洞人”。他们不仅会打制石器、人工取火，而且掌握了磨光和钻孔技术，还能缝制衣服。
二、远古文化
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而得名。仰韶文化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生产工具以磨制的石器为主，常见的有刀、斧、锛、凿等，打制石器仍占一定的数量，骨器相当精致。日用陶器以细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细泥红陶上，常有彩绘的几何形图案或动物形花纹。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并饲养猪、狗等家畜。学者们认为仰韶文化属于母系氏族公社制的繁荣时期。由于它的遗物中常有彩陶，所以也曾被称作彩陶文化。据测定，整个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包括不同时代的各种类型，约为公元前5000～前3000年。
半坡氏族遗址是在陕西西安半坡村发现的一处距今约五六千年的氏族村落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重要遗址，反映的是黄河流域母系氏族公社的情况。半坡氏族普遍使用磨制石器(新石器)，已使用弓箭;开始种植粟(世界最早)，原始农牧业开始发展;能用麻线织布，烧制和使用彩陶;会建造房屋，形成了村落，过定居生活。
仰韶文化范文第3篇
【关键词】考古学文化；研究方法；解读
中图分类号：K87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2-156-01
《中国史前考古论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先生所著，由科学出版社于2003年3月出版。我从中选择了《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与程序》三篇文章进行阅读。《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一文，通过五个部分介绍了仰韶文化被发现之后，学者们对其文化源头的探索及论证过程；在长达数十载的争辩中，仰韶文化的源头从模糊到比较清晰，其中的研究和论证方法，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阐释了半坡文化与庙底沟文化的时间问题，并总结了之所以出现“争辩的各方使用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这样的方法，路径相同，论据确凿，结论却大相径庭”的原因。《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与程序》介绍了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的争辩、原则的确立及命名程序。选择这三篇文章，不仅是因为课程的要求，而且它们相互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三篇文章均以仰韶文化为例，系统介绍了考古学文化的源流探索、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及考古学文化的命名问题。而这三个问题在考古学文化中，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考古工作实践中常常遇到、看似简单而实为复杂的问题。对于此类问题的探讨，不仅仅是在仰韶文化的研究中，在我国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中，也非常重要。
一、 对考古学文化本身的深入解读
但凡人们在发现、研究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本身内涵的时候，都会思考这么一个问题：这种文化从何而来？也许是人们喜好追根溯源的心理、亦或是人们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理，都催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探索文化之源头，就像人们喜欢攀爬最高的山峰、追寻最长的河流一样。但是，这样的溯源，对于考古学文化研究来说，要以所发现的考古学文化本身为中心，只有对其本身进行详实解读后，才有依据去追根溯源。
所以，在《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这篇文章中，我们也能看到作者所总结的各位学者关于仰韶文化源头研究的“分源”观点，即仰韶文化虽然分布面积广、其中类型多种多样，但是其早期的各类型却各有其来源。从此观点出发，以追求仰韶文化之“本”的源头，便使线索清晰，有理可循。这就是在找准了仰韶文化之“本”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二、严谨的考古学方法
地层学和类型学为考古学的基本理论。但是，如何将这两种方法准确、灵活运用，我认为却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虽然，就半坡与庙底沟类型的关系问题而言，王先生在《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中开篇即提出：争辩的各方使用了地层学和类型学这样的方法，路径相同，论据确凿，结论却大相径庭……至于这样局面的症结所在，现在似乎还并没有到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但是，我认为我们依旧可以从前人的探索中学习、总结出一些方法和经验。
在考古学中，还有另一基本理论——地层学，我认为我们利用类型学进行器物研究，至少是应该以地层学为基础和前提的。王仁湘先生在《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中还提到，随着下孟村等遗址的发现，地层证据成为了显示半坡文化早于庙底沟文化的一个依据，许多学者，包括曾经认为庙底沟早于半坡文化的学者，也通过对地层的解读，认为半坡应该早于庙底沟文化。
在考古工作中，我们如何去思考、对待考古学文化的嬗变，怎样确立考古学文化嬗变的维度，也许会比文化人类学难得多，因为考古学的文化研究对象已成为历史，并湮没于黄土之下，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大多在现世中还能找到，并且可以对目标进行跟踪调查访问；但是我相信，透过地层、遗物、墓葬、房址、经济生活模式、地理位置、规模……我们依旧能够从文化的整体空间上去解决这些问题，只是现在于我来说，由于积累有限，解决这些问题还非常困难。
三、结语
要挑出别人的问题和错误是相对较为容易的，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确实非常困难的。虽然，现在的我们回过头去看早年的研究，会发现在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方法中，存在着一些缺陷，但是，也正是因为有这些缺陷才促使我们不断地改进研究方法。今人一个看似简单的结论，却耗费了前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中，也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和教训。读完王仁湘先生的这三篇文章之后，我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有了更深的了解，但是，要解决考古学文化研究中的问题，我自认为是能力不够的。不过，这也将会是我进一步学习的一个起点，让我从这些问题着手，更仔细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
参考文献：
[1]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2]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仰韶文化范文第4篇
由甘肃省渭源县文化局的领导带路，见到了秦长城遗址。夕阳斜照，把长城染成了黄色。墟有颓气，荒凉弥漫。秦长城分秦国的长城和秦朝的长城。我所登临的长城是秦昭襄王时所修，在渭源县北寨镇祁坪村的马家山上，攀峰而筑，逶迤而去。夯土有层，高3～8米。虽然残破败落，仍具大势。长城一带的祁坪村有数户人家，房矮墙低，羊走鸡鸣。一个妇女身穿黑衣，独坐麦秸堆旁，越过旷古高原远望着夕阳。千山万壑，白云在天。我拣到一块旧铁，不知道是秦时的还是汉时的。当年的死生之地，有待富起来。
渭河南岸手捧陶片 今人古人握手交通
渭河南岸，甘肃省陇西县文峰镇东铺村一段，有暖泉山，实际上属于渭河的二级台地，高有30余米。2016年7月20日上午11点21分，阳光几乎直射在这一片面积为18万平方米的台地上。冒着炎热，考察于斯。低头缓行，寻寻觅觅。凡拣到瓦片的，多会让考古专家张天恩辨别。他拿在手上，正一看，反一看，便肯定地说：“仰韶的。”或马家窑的，或齐家的。显然，这是一个遗址，是人类在6000余年前到4000余年前所生活过的地方。论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或齐家文化，总是感到遥远和渺茫，一旦站在遗址上，抚摸、观看彩陶、红陶和灰陶的残片，今人与古人顿然可以握手交通。叶舒宪先生脸上洋溢着欣慰的笑，因为证明他某种观点的实物又呈现了。他一直在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角度是玉。采集了几个残陶，以作暖泉山的纪念，并借之思接千秋，视通万里。
晋家坪的文化层
临到晋家坪遗址，十几位专家纷然下车，像众鸟出笼一样径直奔向保护区。
所谓保护区，也有一些种植，不过看起来都是枝矮叶疏的植物，不伤文化层。无不怀着期待，插足其间，踽步而行，分头搜剔齐家文化或别的什么文化的碎片。
晋家坪遗址在甘肃省漳县新寺乡，居渭河支流榜沙河西岸，足有25万平方米，广矣！大约3700年以前，有羌人生活于斯。大约4100年以前，不知道是什么人在此生活，留下了马家窑类型的彩陶。大约5000年以前，还有一种什么人在此生活，留下了仰韶文化类型的彩陶。显然，这是一个三种文化共存的遗址。这里日晒气蒸，平整如砥，土软若棉。榜沙河水浅发黄，微有茫然。不过几千年以前，这里一定草丰木茂，避风迎光，否则人类不会选此安家。
我在这里所见甚多，有旧石器时代的石核，色黑，不规则形，颇为尖硬，可以打砸。还有像锤子似的、食指粗的一个圆柱，应该是新石器时代的工具吧！有一块黑石，手机电池一般大小，两面皆现切割的痕线，难断定是否是一件没有完成的佩饰。我还看到彩陶、红陶和灰陶的碎片，都是深入研究的样本。我想拣一两片带回去让长安的朋友欣赏一下，也不知道他们乐意否？田野考察，又苦又累，然而却能激发想象。反复自问，在陇右的山河之间生活了几个世纪的羌人究竟到何处去了？他们为什么要琢磨玉器？实际上，我也是在求索人类的盛衰兴亡之道。它也通向现实，并自判这也是一个现实问题。人类的行为方式背后，永远涌动着生存之争的暗流。
羌人从何处进入关中
羌人从何处进入关中，这似当从齐家文化的分布考察。从甘肃渭源至天水，在渭河左岸或右岸，多有齐家玉器和陶器的发现。当然，齐家文化往往排在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之后，属于共存状态。不过天水以东的渭河两岸，已经鲜见齐家文化的遗存。
仰韶文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史前时期;瓮棺葬;相关问题;思考
瓮棺葬是我国史前时期较为常见的一种葬俗，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在我国史前时期曾广泛流行，并一直延续到历史时期。对于瓮棺葬的相关问题，一些学者进行了分析与研究。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推动对瓮棺葬的相关学术研究。
（一）关于史前时期出现婴幼儿瓮棺葬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瓮棺葬的出现是因为夭折的婴幼儿还没有进行“成丁礼”，没有成年，因而不能埋入氏族的公共墓地①。我们对这种观点持保留态度。也有学者认为瓮棺葬是古人用瓮棺来模拟人类的子宫，把婴儿至于人类“模拟子宫”之内，使死者复活或转世②。
在此，笔者也想谈谈对于婴幼儿瓮棺葬的几点看法：
1.婴幼儿瓮棺葬应当是古人关于“房屋”、“家”、“襁褓”的思想意识在埋葬习俗上的一种反应。仰韶文化时期的人们早已在房屋里居住，有半地穴式房屋，又有地面房屋。房屋有遮风避雨的作用，与每个人的生活生存息息相关，被古人所熟知。婴幼儿瓮棺葬透漏着“隔离”和“保护”的含义。把夭折的婴幼儿放置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内，使其与外界残酷的生存环境相隔离。瓮棺可能是古人为夭折的婴幼儿专门设置的一个安全、美好的“藏身所”，即当时人们思想意识中的“房屋”、“家”、“襁褓”。婴幼儿瓮棺葬一般都被埋葬于房屋附近或离居住区不远的地方，显然和房屋或居住区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体现出古人对夭折婴幼儿一种特殊的关爱与保护。
2.在宗教和精神层面上，儿童瓮棺葬很有可能是“灵魂轮回场所”。那时的人们已经有了“灵魂不灭”的思想，把夭折的婴幼儿置于瓮棺之中，极有可能是想让婴幼儿的灵魂在一个特殊的“灵魂轮回场所”之中“复生”，或使其轮回。根据民俗学方面的资料，我国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在解放前仍然保留着这种观念和习俗。
3.婴幼儿瓮棺葬所蕴含的寓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仰韶文化晚期的西山遗址当中发现一百多座瓮棺葬，位于城址东北角城门的西侧，上下两层六组，分层埋于城墙夯土之中，且位于城门附近，显然具有奠基的意义③。瓮棺葬埋葬的位置，在仰韶文化早中期一般都位于房屋或居住区附近，到仰韶文化晚期出现位于房基或墙基之下的情况，反映出人们对于瓮棺葬俗的观念已发生变化，或与宗教祭祀有关。
（二）关于史前时期出现成人瓮棺二次葬的问题
李仰松先生认为成人二次瓮棺葬是古人处理“凶死”者的葬俗④。金则恭先生指出成人二次瓮棺葬的死者是“凶死”的意见，尚有可讨论之处⑤。许宏先生认为“凶死”的说法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某些地方，瓮棺葬或许并无特殊的含义，只是为了使尸骨易于葬入瓮棺⑥。丁兰兰认为成人瓮棺二次葬是在二次葬普遍流行的基础上， 对特定人物实施厚葬的具体反映⑦。我们认为成人瓮棺二次葬是有特殊含义的，否则所发现的墓葬应全是成人土坑墓，古人不会也没有必要特意把一些成人的骨骼二次迁入瓮棺之中。在所发现的成人瓮棺二次葬中，成人骨骼的收集较一般二次迁葬齐全，且骨骼的摆放也比后者讲究。这说明成人瓮棺二次葬是古人对某些成人进行含有某种特殊意义的二次迁葬。成人瓮棺二次葬埋葬的位置，有的与婴幼儿瓮棺葬一样埋葬于房屋的附近，有的与婴幼儿瓮棺葬相似，几座为一组埋葬，有的和婴幼儿瓮棺葬夹杂埋在一起。但成人瓮棺二次葬一般不与成人土坑竖穴墓一起埋葬。从埋葬位置可以看出，成人瓮棺二次葬应当透漏着和婴幼儿瓮棺葬相似或相同的寓意，成人瓮棺二次葬中埋葬的成人与婴幼儿瓮棺葬中夭折的婴幼儿所享受的“待遇”应当是相似或近同的，绝非相反。此外，在许多遗址当中大量成人土坑墓与成人瓮棺二次葬墓并行存在，且前者数量远多于后者，说明并非所有的成人都能够享受成人瓮棺二次葬这种特殊“待遇”。大量民族学资料显示，二次葬普遍被当做“吉”葬，所谓“凶”葬一般指的是尸葬，即一次葬⑧。成人二次瓮棺葬并非是对“凶死”者的一种埋葬方式，当为古人对一些特定的成人死后实施的一种含有特别的关爱和“照顾”，让其灵魂得以“复生”或促使其轮回的有别于一般成人土坑墓的埋葬方式，亦或是厚葬。
（三）史前时期瓮棺葬发现数量较多的问题
我国史前时期瓮棺葬的数量发现较多，其中绝大部分为婴幼儿瓮棺。婴幼儿瓮棺葬在很多遗址墓葬总数中占较大比重，更有一些遗址婴幼儿瓮棺葬占仰韶文化时期墓葬总数的绝大部分或者全部。仰韶文化时期的人们生活水平比较低，卫生条件比较差，加上外部的生存环境又非常恶劣，致使婴幼儿死亡率相当高。较高的婴幼儿死亡率是瓮棺葬数量如此之多的根本原因。大量婴幼儿瓮棺葬的发现当是这一现实状况的真实反映。广大地区都发现有婴幼儿瓮棺葬，也说明该埋葬方式在很多地方都很流行，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也有人认为，古代社会有杀婴祭祀的习俗，或是通过杀婴儿来控制人口。对于注重人口增加、部族繁衍的史前社会，这种观点很是牵强。
河南地区还发现数量众多的成人瓮棺二次葬，在河南地区仰韶文化瓮棺葬总数中占有一定比例。这些成人瓮棺二次葬大都分布在豫西地区的阎村类型当中，有学者对于阎村类型及阎村类型当中的成人瓮棺二次葬做了研究⑨。我们认为在仰韶时期的豫中及西部地区，当时普遍流行着对一些特殊的成年人实行瓮棺二次迁葬的埋葬习俗，亦或是厚葬，其寓意应当和婴幼儿瓮棺葬相差不大。
（四）关于瓮棺葬小孔的问题
许多瓮棺葬的底部或者盖上发现有人为凿穿的小孔，孔径一般小于2厘米，这种现象在很多遗址中都有发现。另外在河南临汝阎村遗址当中出土的特制的瓮棺的底部也发现有这样人为凿的小孔。对于小孔的认识，有人认为是当时的人们为了避免婴幼儿“假死”的状况发生，特意留出供婴幼儿呼吸的小孔。也有人认为瓮棺葬的小孔还可以象征婴儿降生下来的阴道⑩。对于小孔不在葬具的底部而是在上部器盖的瓮棺葬来说，这种说法让人难以信服。还有种说法认为小孔是当时的人们特意凿出来的供死者灵魂出入的通道，以便于外界相沟通。根据《民族志》的资料，我国一些流行瓮棺葬这种葬俗的民族，常在陶制葬具的一端凿出一个小孔，让死者的“灵魂”可以通过这个小孔自由出入。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与当时“人死而灵魂不灭”的思想意识相符合的，也更容易被人们所接收。
瓮棺葬是古人有意识的用陶器来埋葬死者的一种葬俗。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已经有了“人死而灵魂不灭”的思想意识，而瓮棺葬与这种思想意识有密切关联。对于瓮棺葬相关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推动瓮棺葬的研究，也对了解古人的精神世界与宗教思想以及埋葬习俗和观念有重要的意义。（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注解：
①李仰松：《谈谈仰韶文化的瓮棺葬》，《考古》1976年6期：356-360页。
②郭立新：《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瓮棺葬研究》，《四川文物》2005年3期：22-26.
③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年》，文物出版社，1997年。
④李仰松：《谈谈仰韶文化的瓮棺葬》，《考古》1976年6期。
⑤金则恭.：《仰韶文化的埋葬制度》，《考古学集刊》4期，2 2 2 -2 4 6 。
⑥许宏：《略论我国史前时期的瓮棺葬》，《考古》1986年4期。
⑦丁兰兰：《略论郑洛地区仰韶文化成人瓮棺二次葬》，《四川文物》2008年第3期。
⑧张光植：《东南亚的洗骨葬与祖骨崇拜》，《科学汇报》1953年，一卷六期。
仰韶文化范文第6篇
这是陶鹰鼎最后一次出国展出，2002年，它入选国家文物局公布的《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成为64件国之重器之一。
曾被村民当做鸡食盆
1957年的一天，陕西华县太平庄农民殷思义正在田间用双轮双铧犁深翻土地，突然手头一震，犁头碰到了地里的硬物，他估摸着是地里的大石头，便准备把石头挖出来，以免碰断犁头，谁知翻开浮土，却是一件表面颇为光滑的陶器，待把这件东西全部挖出来，才发现是一件鸟形模样的陶器，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陶鹰鼎。可当时殷思义并不知道他挖到了宝贝，只是随手将挖出的碎陶片埋回原处，而将陶鹰鼎带回家去做了鸡食盆。
1958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59届的张万钟和他的同学为配合黄河水库工程，来到华县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同时宣传文物保护法，殷思义主动将陶鹰鼎上交给了考古队，陶鹰鼎这才曝光于世人面前。经过考古调查，陶鹰鼎出土于一座成年女性墓葬，与其共出的物品还有十多件骨匕、数件石圭、石斧及一批生活器皿等。
陶鹰鼎高35.8厘米，口径23.3厘米。陶鼎采用伫足站立的雄鹰造型。鹰的前胸为鼎腹，器口开在鹰的背部。两翼贴于身体两侧，尾部下垂至地，与两只鹰腿构成三个稳定的支点，是为“三足鼎立”。鹰的双目圆睁，周身光洁未加纹饰，喙部呈有力的钩状。也有的学者认为它的造型是一只猫头鹰，把它定名为“陶鸮鼎”。
陶鹰鼎虽然表现出了猛禽的凌厉姿态，但在许多普通网友看来，它滚圆的造型实在是太可爱了，是一件不折不扣的“萌物”。这又让人们不得不佩服先民们的技艺，在五千年前创造的东西今天看起来还那么有爱。
出自与华夏文明起源有关的泉护村
中国最早的陶塑艺术品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裴李岗和河姆渡遗址，距今约6000至7000年。早期的陶塑制品题材广泛，有猪、猪头、羊和人像等，但一般均小而简单，制作也较粗糙，有些还可能是儿童的玩具，有些则或与祭祀活动有关。到仰韶文化晚期，像这件陶鹰鼎，器形大，注重造型与实用相结合，既强化了雄鹰固有的形神特征，又与陶器的工艺造型取得了和谐统一；是原始艺术与实用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雕塑艺术珍品。而在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陶器中，以鸟类造型的陶器，目前仅见此一件。同时，以陶鹰鼎为首的动物造型陶塑开启了商代鸟兽形青铜器造型之先河。
仰韶文化范文第7篇
Abstract：Basisthelastwordoftheanthropologystudy,CombineprogressofthechineseancientworksresearchandArcheology,Thistextthink:TheoriginaloftheformationChinese,maindirectsourceshouldbeCentralAsia,SoutheastAsiaisjustpartofoforindirectsource.AncientmankindfromCentralAsiaenterSoutheastAsiawhobehaveSundadontytooth,thesecrowdenterthesouthofChinaorcircumfluenceentersCentralAsiaandcontinueenteringnorthernChinaandnorthAsia,aberrancebecomehumanwhobehaveSinodontytooth.Henceforth,thesecrowdfromnorthernChinaandnorthAsia,continuouslytransplanttoeastChinaandsouthernChina.Atthelaterperiod,becometheEastAsiamongoloidoftherealmeaninggradually,bealsotheChineseofnow.
关键词：中国人、源流；NRY、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古籍学；中亚、东南亚；中国北方
Keywords：Chinese、Headstream；NRY、PhysicalAnthropology、Archaeology、AncientStudy；CentralAsia、SoutheastAsia、NorthernChina
一、古人类的遗传学研究
1.1、Y染色体非重组区（NRY）的研究
金力先生等研究认为：[1]汉族的根源在中国北方。南方汉族是北方汉族向南方迁移扩散的结果。
然而，[2]文又认为：东南亚群体中的单倍型几乎涵盖全部中国和东亚的特异单倍型，因此东南亚可能是早期由非洲迁来的人群进入东亚的第一站，从那儿开始中国人的祖先从东南亚进入中国南方，而后越过长江进入北方地区。这一发现与线粒体DNA单倍型分布相符。
这里，[1]文与[2]文就形成一个严重的矛盾：形成汉族的古老原始人群，从东南亚起步，经中国南方越过长江进入中国北方，难道是一个不剩的整体迁移吗？如果不是，那么沿途遗留在东南亚、中国南方的原始汉族人群，其父系基因库就大可不必从北方汉族获得，换句话说，若按[2]文，则南方汉族当今的父系基因库，完全可以是未迁移或遗留在当地的原始汉族人群所有。
因此，若[2]文结论成立，[1]文的研究结论，学术价值就要大打折扣。
对此，杜若甫、肖春杰先生相关的遗传学研究[6][7]，基本否定了[2]文。
本文研究认为，形成中国人的原始人群，主要的直接的源头还应是中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只是部分的或间接的源头。从中亚地区进入东南亚地区并形成巽它型齿的古老现代人人群，在进入华南或回流中亚转而进入中国北方地区、北亚的过程中，异化为中国型齿人群。此后，中国型齿人群在中国北方、北亚地区不断向东、南方向迁移、融合，在较晚的时期，在中国逐渐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东亚蒙古人种群，即当今的中国现代人种群（包括汉族）。（此注：本文作者认为，东南亚及澳洲古老人群，之所以主要选择绕道中亚向其它地区迁移扩散，是因为这些古老人群，本身就是通过中亚来到东南亚及澳洲的，其绕道中亚的迁移扩散行为，只是动物的一种本能性“回流”行为的表现。）
为了清晰地看到这个过程，下面首先来看YCC3的Y染色体非重组区（NRY）已知类型在全球的地理分布图（见下图，取自[3]）。
从图上，我们清晰地看到：
1、现代中国北方汉族和蒙古人中，一定频率出现的N、Q类型，只在中亚乌兹别克人、北亚（如布里亚特人）和美洲人群中出现，并不见于中国南方原生少数民族和东南亚；
2、现代中国北方汉族和蒙古人中，一定频率出现的J类型，只在中亚乌兹别克人、南亚部分地区（如印度西北的Punjab人）有，并不见于中国南方原生少数民族和东南亚；
3、现代中国北方汉族和蒙古人中，较高频率出现的C类型，高频率出现在澳洲、东南亚和北亚、北美洲，但在台湾人中却没有；
4、藏族人群、日、韩人群中高频率出现的D类型，只在中亚哈萨克人群和北亚蒙古人群中有，却不见于中国大陆其他人群，也不见于东南亚人群；
5、在中国北方汉族和蒙古人中低频率出现的K类型，只在中亚乌兹别克人、北亚（如布里亚特人）一定频率出现，而在东南亚、澳洲人群以较高频率出现，在中国大陆其他人群中，则没有K类型；
6、东南亚人群中较高频率出现的F类型，在蒙古人群、朝鲜人群中都有，但在中国大陆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人群中，却没有发现；
7、中国北方汉族和东亚其他人群、东南亚人群及太平洋人群中高频率出现O类型，然而，中国北方汉族和东北亚其他人群的O类型，在内容上和中国南方原生少数民族、东南亚人群的O类型，有着根本的差异。
[1][4]研究发现，南方汉族与北方汉族的Y染色体单倍群频率分布非常相近，尤其是具有M122-C突变的单倍群(O3-M122和O3e-M134)普遍存在于我们研究的汉族群体中（北方汉族在37-71%之间，平均53.8%；南方汉族在35-74%之间，平均54.2%）。南方原住民族中普遍出现的单倍群M119-C(O1)和M95-T(O2a)在南方汉族中的频率（3-42%，平均19%）高于北方汉族（1-10%，平均5%）。而且，南方原住民族中普遍存在的单倍群O1b-M110,O2a1-M88和O3d-M7,在南方汉族中低频存在（平均4%），而北方汉族中却没观察到（此注：[1]文中的O3-M122、O3e-M134、O1、O2a、O1b-M110、O2a1-M88、O3d-M7，分别对应着[4]文中H6、H8、H9、H11、H10、H12、H7，是对O类型标示的两种符号系统）。
以上对中国北方汉族及其他东北亚人群的NRY类型分析的结果，可以肯定：中国北方汉族出现的单倍群类型，与中国南方原生少数民族、东南亚人群，有着非同源的明显差异，因此，不能按[2]文简单推论“中国人的祖先从东南亚进入中国南方，而后越过长江进入北方地区”，而应该考虑中国北方汉族是多源流迁移形成的。
1.2、其他遗传学研究
[6]杜若甫、肖春杰先生根据38个基因座（此注：ABO、MNSs、Rh、P、Diego、Duffy、Kell、Kidd、Lewis、Lutheran等红细胞血型,白细胞抗原系统中的HLAA、B、C、D,酸性磷酸酶、腺苷脱氨酶、腺苷酸激酶、酯酶D、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谷丙转氨酶、乙二醛酶、葡萄糖磷酸变位酶-1、磷酸葡萄糖酸脱氢酶等红细胞酶,A-抗胰蛋白酶、补体第二、三、四、六、七组分,备解素因子B、血清A-球蛋白、结合珠蛋白、免疫球蛋白Gm因子与Km因子、转铁蛋白等血清蛋白质,以及血型分泌型、和盯聍类型、苯硫脲味觉等。其中MNSs与Rh都以一个基因座来对待,而以各单倍型频率作为基因频率。）的基因频率,对我国各地的汉族人群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及各族的人种归属进行了分析。认为,全国各地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可分为南北两大群,南方各地汉族及各族间的遗传距离都比北方要大；长江以北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属北方蒙古人种,长江以南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属南方蒙古人种。且南、北汉族均与当地少数民族的血缘相近,而南、北汉族间的血缘却很远。这说明,长期以来,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有很多血缘交流。
[7]对中国人群中38个基因座的130个等位基因的频率进行了主成分分析，绘制了主成分分布地图和主成分综合地图。结果显示，汉族人群的第1主成分分布反映了南方蒙古人种与北方蒙古人种间遗传结构差异的梯度变化，而其第2主成分分布则反映了蒙古人种与高加索人种间的基因流动。中国少数民族人群的第1主成分分布与汉族中的第2主成分相似，而第2主成分分布则与汉族中的第1主成分相似。当将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基因频率放在一起分析时，所得出的主成分分布基本上与少数民族的相似。中国人群基因频率的第3、4主成分的分布则可能反映了古代某些地区人口骤增而向外扩展的历史事件。中国人群基因频率主成分综合地图明显地显示出：在亚洲的南、北方蒙古人种间有一明显的分界线——长江。猜测：如果中国现代人确实起源于非洲，则南、北方蒙古人种的祖先在进入亚洲以前已经分开，南方蒙古人种的祖先自非洲或中东沿海岸向东迁徙、扩展、直至东南亚,然后折向北，至华南，再直至长江，甚至可能有一段时间曾占据过长江以北的一些地区。北方蒙古人种的祖先则在帕米尔以北地区自西向东，直至东北亚,再扩展至美洲、日本等地,同时向南，直至长江。在近二三千年内，北方蒙古人种才不断向长江以南扩展、渗透。
综合[1]、[3]、[4]、[5]文及[6]、[7]文的研究，构成本文的研究推断如下。
推断1：M168位点下突变出的C类型，应是最早出现在东南亚、澳洲的现代人群，因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台湾）原生少数民族中，没有出现C类群，韩国、日本C类群的出现频率也远低于中国北方汉族及北亚其他人群，因此，可以推论，其迁移路线不是沿中国海岸北上，而是绕过青藏高原进入中亚地区，并在这里，向北亚、北美洲迁移，其后，北亚的C类型，向南迁移，进入中国北方；
推断2：D类型在中亚形成，一支通过北亚直接迁移到东北亚地区，另一支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青藏地区；
推断3：J类型在中亚形成，迁移进入北亚和中国华北地区；
推断4：M9位点下突变形成的K类型，在中亚形成，主要部分迁移进入东南亚、澳洲，部分迁移进入北亚和中国华北地区；
推断5：在中亚，M214位点下突变形成的N类型，向北进入北亚、北欧地区，在较晚的时期，北亚的N类型南移，进入中国华北和东北地区；
推断6：M9位点下突变形成的Q类型，在中亚形成，向北进入北亚、北美，在较晚的时期，北亚的Q类型南移，进入中国华北和东北地区；
推断7：M9位点下突变形成的R类型，在较晚的时期，从中亚地区沿天山山麓进入中国北方；
推断8：在东南亚，M214、M175位点下突变形成O类型人群（此注：金力先生又将O类型下的各单倍群分别标记为H*，如中国北方汉族中的H6、H8、H9单倍群，中国南方汉族中的H6、H8、H9、H11、H7单倍群）
我们来看O类型人群各单倍群的地理分布图（见下图，取自[4]）。
推断8.1：在东南亚，M175位点下形成的H9单倍群，分为两条路线迁移，一条沿第四纪大冰期距今最后一次冰期的中国沿海（包括海床），向北直到华东沿海地区和日本列岛，另一条同C类型人群的迁移路线，绕过青藏高原，进入中亚，并在这里向北亚迁移，形成北亚人群（如布里亚特人）中的H9单倍群；
推断8.2：在东南亚，M175位点下形成的H6单倍群，其主体部分，绕过青藏高原，从东南亚回流到中亚，并继续迁移，越过帕米尔高原，沿天山山麓进入中国华北、东北地区，在这个迁移过程中，H6突变形成H8单倍群；留在东南亚的另一部分H6单倍群，则进入华南，并向华东迁移，突变形成H7单倍群，直到长江口附近地区；
推断8.3：在华南、东南亚部分地区，H9单倍群继续突变形成H10单倍群；
推断8.4：M175、M95位点下，H11、H12单倍群在东南亚、华南地区形成，和H10单倍群一样，这两个单倍群相应的人群，基本没有大范围的迁移活动；
推断8.5：在较晚的时期，北方的H6、H8人群南下，越过长江向中国南方扩散。
通过上述研究推断，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从东南亚、中亚、北亚分别进入中国地区的NHY各类型现代人群，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和复杂的融合过程，最终形成中国现代人群（包括汉族），这就是形成中国地区现代人群的多源流过程。
下面，通过体质人类学研究、考古研究、古籍研究的最新成果，验证上述研究推断的科学信度和历史效度。
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
2.1、刘武先生的研究
刘武等人研究认为：[8]对柳江、山顶洞、资阳、丽江等主要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头骨化石及1114例全新世以来不同地区现代中国人头骨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发现：柳江人头骨绝大多数特征的出现情况位于现代中国人的变异范围，只有极个别特征与现代人不同；柳江人头骨具有的低眶等特征也可见于其他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化石，说明柳江人化石上保留有少量常见于更新世晚期人类的原始特征，但与其他中国更新世晚期人类，尤其是山顶洞人头骨相比，柳江人显得要现代的多；柳江人与山顶洞人之间头骨形态特征的差异以体现头骨原始性及粗硕强壮程度上的差别居多，而个别特征差异或许与气候环境适应有关。我们认为：柳江人在形态进化上与现代中国人已经非常接近，他们之间的差别非常小；柳江人与山顶洞人头骨特征表现上的差异主要反映了他们之间在演化程度上的差异，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各自的生存环境；现有的形态学证据不大可能为柳江人较早的时代提供支持。
生活在更新世晚期中国北方和南方人类的体质特征已经呈现出与现代中国人一致的种族群体及地区特点。此前研究指出柳江人和山顶洞人共有许多原始特征，但在一系列头骨特征的表现上有明显差别。而其中的一些差别与现代中国人南北之间的差别基本一致。以此作为现代中国人南北两大类型可以追溯到更新世晚期的证据。
研究显示柳江人及山顶洞人除具有一些可能属于更新世晚期人类的原始特征外，其余特征中的相当部分很可能是现代人类共有的，不具有种族或人群特异性的。由于我们对其中具体的细节还不是很清楚，因而目前不能排除柳江人及山顶洞人属于尚未完全分化的更新世晚期人类的可能。同时我们也倾向于同意Brown的观点，虽然若干学者都使用了原始蒙古人种的概念，但迄今对这一原始蒙古人种的形态特征并没有严格规范的定义。因而，对柳江人在现代东亚人群形成与分化上的作用尚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论证，尤其将其归入现代蒙古人种南亚类型需要更多的证据予以支持。
[9]许多研究都指出，在同一人群内，更新世晚期人类较后期人类具有更多的人群内部变异，而这些变异说明更新世晚期人类，较全新世现代人类具有更多的原始性特征，分化程度低。这些变异可能反映了更新世晚期人类具有较高程度的异质性(heterogeneitv)。而现代人类人群内部变异较小的同质性(homogeneity)倾向很可能出现在全新世。
2.2、外国学者的研究
ChristyG．Turner，YoshitakaManabe，DianeE．Hawkey等外国学者研究认为：
[10]Manabe和Hawkey的比较观察，支持由Turner(1985)所做的最初评定的可靠性，后者使用C．A．B．Smith的多变数平均歧异量测定(MMD)(BerryandBerry，1967)，认为山顶洞人头骨的牙齿实际上与中国型相同，而不可能是晚旧石器时代或近代欧洲人的齿型。
山顶洞人与古印第安人(中国型齿)之间的MMD=-0．159；山顶洞人与美洲印第安人(中国型齿)的MMD=-0．080；山顶洞人与苏联的旧石器晚期克罗马农人和马耳他人的MMD=0．205；与现代西北欧人的MMD=0．617(Turner，1985)。
实际上，山顶洞人的牙齿不太明显地保留着某些巽他型齿的性质，如同古印第安人那样(Turner，1985)。
结论是：3具山顶洞人头骨的牙齿与中国型齿型相一致。假如这些化石最终属于从110O0~30000年之间比较老的年代，那么中国型齿可能由巽他型齿演化而来。
柳江人与山顶洞人牙齿的不同，与“在亚洲北部巽他型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型齿的模式（Turner）”一致。中国齿型与晚更新世和欧洲(简化)现代人牙型的显著不同，有力地证明了东北亚人与土著美洲人的密切关系。
2.3、其他研究
潘其风先生认为：[11]在更新世晚期的原始蒙古人种代表(柳江人和山顶洞人)中已出现南北异形的现象﹐到新石器时代进一步发展为不同的地方变异类型。黄河流域主要接近现代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其中的中﹑下游地区居民的体质还表现出某些接近南亚类型的特征；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居民﹐比华北地区更明显地接近南亚类型。
朱泓先生认为：[13]“……现代各人种的形成通常是各古代群体混血的结果，而古代居民的种族类型才是他们自身体质特征的真实反映。”例如，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各类型进行对比，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各组颅骨材料中均含有较多的接近现代南亚人种的因素，同时也与东亚人种具有某些相似性，但我们恐怕不宜将其视为南亚蒙古人种与东亚蒙古人种的混血类型。再如，我国华南地区出土的若干组先秦时期人骨标本，如广东佛山河宕组、广西桂林甑皮岩组和福建闽侯昙石山组均表现出一方面与现代南亚蒙古人种比较相似，另一方面也具有与赤道人种接近的特点。考虑到在旧石器时代的山顶洞人和柳江人化石上也具有类似的性状，因此这些所谓的“赤道人种”特征的存在，未必就意味着在我国南方新石器时代居民中一定存在着与赤道人种的混杂，更为可能的是他们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祖先那里承袭下来了某些原始性状的结果。东北地区先秦时期居民中也同样存在着此类现象。
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先秦时代居民中存在着可以区分的两个古代人种类型的群体。但不管是古东北类型居民还是古华北类型居民，他们的共同特征都是高颅类型，而高颅这一性状正是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因此，如果把上述两个古代人种类型视为现代东亚人种形成过程中诸多来源中的两个重要源头的话，当不致有太大的错误。
[14]实际上，与东北地区一样，内蒙古长城地带的先秦时期居民也主要可以划分为两个古代人种类型：古华北类型和古东北类型，到了汉代以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类型，即西伯利亚类型。
古华北类型的主要体质特征是高颅窄面，较大的面部扁平度，同时还常常伴有中等偏长而狭窄的颅型。其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接近程度十分明显，但在面部扁平程度上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他们或许是现代东亚人种的一个重要源头。这种类型的居民在先秦时期的内蒙古长城地带广有分布，应该是该地区最主要的原始土著，其中心分布区可能是在内蒙古中南部到晋北、冀北一带的长城沿线，如庙子沟新石器时代居民、朱开沟早期青铜时代居民、毛庆沟和饮牛沟的东周时期居民以及白庙墓地I组居民等就是其典型的代表。此外，就目前的资料而言，该类型的居民也辐射到西辽河流域，如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古东北类型的主要体质特点是颅型较高，面型较宽阔而且颇为扁平，其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之间的接近程度也比较密切，所不同的主要是颧宽绝对值较大和较为扁平的面形，或许反映出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某个祖先类型的基本形态。该类型居民在东北地区先秦时期的分布相当广泛，应该是东北地区远古时期的土著类型，至少也是该地区最主要的古代土著类型之一。该类型的中心分布区就在我国的东北地区。在本文所研究的内蒙古长城地带范围内，属于古东北类型的先秦时期居民的代表有：大南沟等“后红山文化（或小河沿文化）”居民、大甸子第二、三分组居民、水泉墓地的一部分居民以及白庙墓地II组居民等。
现有的古人种学资料表明，从汉代开始，内蒙古长城地带的人种地理分布情况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其中主要是增加了一种新的种族类型因素，即西伯利亚人种类型。其特征为短颅、阔颅、低颅、阔面和颇大的上面部扁平度，例如前文所提到的三道湾汉代鲜卑居民、南杨家营子拓拔鲜卑居民、朝阳东部鲜卑居民以及豪欠营、山嘴子等辽代契丹族居民都属于此类型。值得注意的是，属于西伯利亚人种类型的这些古代居民均为游牧民族，而这种具有短而低的颅型的居民在先秦时期的内蒙古长城地带古人种学资料中至今尚未发现（仅在崞县窑子墓地中出现了一例属于长颅与低颅相结合的“古西伯利亚类型”的头骨）。因此，我们似乎有理由推测这应该是一种外来的人种因素。
[15]江苏南京北阴阳营组具有蒙古人种的性质，并且在基本体质特征上与当地的现代人最为接近。
江苏常州圩墩组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较为近似。
浙江余姚河姆渡组居民一方面存在着一系列明显的蒙古人种性状，可基本上归入南亚蒙古人种范畴，另一方面又具有一些接近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的性状。在古代对比组中，河姆渡居民与我国华南地区先秦时期的河宕、甑皮岩等组颇为相似。
福建闽侯昙石山组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东亚和南亚人种都比较接近，但在面部特征上的各项数值更接近南亚人种。
广东佛山河宕组与现代印度尼西亚、美拉尼西亚人种群有较多的接近成分，但其仍应属于蒙古人种的南部边缘类型。
广东增城金兰寺组既具有比较明显的南亚蒙古人种的特征，同时也拥有某些与赤道人种可以对比的性状，其多数特征与华南地区其他新石器时代居民基本一致。
广东南海鱿鱼岗组在种族类型上可能属于蒙古人种中的华南人类型。
广西桂林市甑皮岩组头骨被认为具有接近蒙古人种南亚类型的性质，但比现代南亚种族的颅型更长，还具有较大的面宽和更大的鼻宽。这种低面、阔鼻和长颅特征在我国华南地区古代居民中很具代表性。
重庆巫山大溪组居民可能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比较接近，但同时在某些种系特征上又显示出与南亚人种近似的倾向。
湖北房县七里河组的主要种系成分应接近东亚蒙古人种，此外，或许也含有某些与南亚类型相似的体质因素。
河南淅川下王岗组颅骨的形态特征与蒙古人种中的南亚类型比较接近。与其他古代对比组相比，下王岗组和黄河下游新石器时代居民比较相似，因此，研究者认为居住在丹江上游的下王岗新石器时代居民与黄河下游的居民应是同属一个种族类型的古代居民——古代华北人。
从现有的古人种学材料来看，南方地区的先秦时期居民至少可以区分为三个不同的种系类型。第一个类型以浙江余姚河姆渡、福建闽侯昙石山、广东佛山河宕、广东南海鱿鱼岗、广西桂林甑皮岩等颅骨组为代表，或许还包括了广东增城金兰寺组。该类型居民的主要种系特征为：长颅型、低面、阔鼻、低眶、突颌、身材比较矮小。他们在体质特征上与现代华南地区的绝大多数居民（包括南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均有所不同。在现代对比组中，他们一般和东南亚一带的居民，如印度尼西亚人，以及大洋州的现代土著，如美拉尼西亚人等比较接近。此外，该类型的前身，可以一直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那里。目前已知的材料显示，这种类型的居民在先秦时期可能是以我国南方沿海地区，即浙、闽、粤、桂一带为主要分布区的。鉴于上述情况，建议将该种体质类型命名为“古华南类型”。
根据古史文献记载的民族分布地望，“古华南类型”可能代表了广义的“古越人”的种系特征。至于该古代类型与现代华南地区居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不妨暂且做如下大胆的推测：由于中国历史上北方地区战乱频仍，大量的北民南迁乃至侨置郡县，致使南方地区的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北民南迁的压力迫使一部分“古华南类型”土著不断向更南方向的东南亚一带以及太平洋诸岛屿迁徙，因而对这些地方的现代人种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南迁的北民与当地土著“古华南类型”居民在长时间的共存、同化、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今天的华南汉族和其他众多少数民族。
南方地区先秦时期第二个种系类型可暂且称之为“古中原类型”，其典型代表是河南淅川下王岗组，此外还应包括江苏南京北阴阳营和常州圩墩两组居民。该类型分布的中心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江汉平原和长江下游一带仅系此类型分布区的外延部分。该类型中心分布区内的典型代表是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居民。“古中原类型”在近代对比组中与华南近代组最为接近的事实或许暗示出他们应该是南迁北民中的主要种系成分。
四川巫山大溪组和湖北房县七里河组代表了该地区第三个种系类型。该类型的基本体质特征为：偏长的中颅型，中等的头高和头宽，长高比例的正颅型和宽高比例的中颅型相结合，狭面、低眶、中等的鼻宽。由于属于该类型的古人种学资料太少，目前我们对其分布范围还无法得出比较清晰的概念。前些年，笔者曾依据现有资料的分布情况，将该类型命名为“峡江地区类型”。[40]对于该类型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尚有待于相关古人骨材料的新的发现。从现有材料的分布地域上看，这一类型或许与巴人的起源有关。
以上体质人类学研究结果，也无不支持本文上述的研究推断。
三、考古、古籍研究的研究
3.1、考古研究
[16]在仰韶文化发现近60年的时候，研究者关于仰韶渊源的探索有了较多的共识。最主要的收获是，认为不同地区的“仰韶”有着不同的来源。这个认识是在80年代初形成的，至90年代后，基本为学术界接受。杨肇清先生在总结20世纪仰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时，说“仰韶文化的源与流的问题也已大致搞清，仰韶文化早期各类型各有其来源”，具体说半坡类型源自大地湾一期文化，大河村类型源自裴李岗文化，后岗类型源自北辛、磁山等文化。
将分布在陇东一关中一陕南一豫西中心区的仰韶文化，分别命名为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和西王村文化，它们或可合称为典型仰韶文化，具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将这个区域一度划属仰韶早期的北首岭下层类型归入前仰韶文化；将周边分布区与仰韶文化关系密切年代相当的遗存，与中心区明确区别开来，分别命名为后岗(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大河村文化和下王岗文化等。
[17]陕西仰韶文化聚落群共74个，在许多聚落群中都有庙底沟类型遗址，能确定以庙底沟类型为主体的有21个。在这21个聚落群中有17个都有特级聚落或一级聚落；有2个聚落群中没有特级和一级聚落，只能把二级聚落作为龙头遗址；还有2处聚落群中连二级聚落也没有，但是庙底沟类型遗址的数量占优势，所以仍可确认是以庙底沟类型为主体的聚落群。这21个庙底沟类型为主体的聚落群，分布在西安辖区和榆林辖区各1个，铜川辖区2个，咸阳辖区4个，渭南辖区5个，延安辖区8个，陕南3个辖区没有，宝鸡辖区的聚落群中多有庙底沟类型遗址，但目前还不能确认以它为主体。这21个庙底沟类型为主体的聚落群，除榆林辖区1个外，主要分布在关中平原东部和陕北南部(主要是延安辖区)，从大范围看已经联结为一个整体。
[18]半坡文化晚期至庙底沟文化时期，是秦岭南北二侧古代居民向周边地区迁移的重要时期。从芮城东庄村到蔚县三关、从陕县庙底沟到淅川下王岗，承半坡文化之继而发展起来的庙底沟诸文化，沿汾河—桑干河、丹江一伏牛山的二条文化迁移与融合线路，不正与徐旭生先生所主张的黄帝和炎帝的东进路线完全一致吗
[19]在距今五、六千年间，源于关中盆地的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成熟型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为主要特征的庙底沟类型，与源于辽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龙形（包括鳞纹）图案彩陶和压印纹陶的瓮罐为主要特征的红山后类型，这两个出自母体文化，而比其他支系有更强生命力的优生支系，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到更广、更远的扩散面。它们终于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然后在辽西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以龙纹与花结合的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群体，红山文化坛、庙、冢就是它们相遇后迸发出的‘火花’所导致的社会文化飞跃发展的迹象。这是两类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组合而成的文化群体。
[20]据最近学者们的分期研究，半坡文化最晚的遗存仅见于渭水上游地区，表明了该文化逐渐向西退缩的总趋势，这应当反映着庙底沟文化兴起于东方并向西扩张，逼迫半坡文化退守西北一隅的事实。
[21]不仅“随枣走廊”分布有半坡类型文化遗存，在长江以北的整个湖北境内，都有半坡类型的踪影。李绍连先生以“江汉地区仰韶文化”来概括仰韶文化而且主要是半坡类型在长江以北的传播和影响，他说：“从陶器群看，江汉仰韶文化基本上属于半坡类型而同时含有一些庙底沟类型的因素”，比如半坡类型的直口杯形器纽的器盖，在大溪文化中常见，特别是在长江边上的宜都红花套遗址，出土有半坡类型的小口尖底瓶残片。他认为“江汉地区的仰韶文化内涵单调，不仅基本是半坡类型的东西，而且从陶器群看，没有早期遗存，迄今发现的都属中晚期遗存，这可能是仰韶文化由中原往这里扩展时经历了一段时间所致”
[22]岱海地区的早期农业开发,是由中原地区向北移民垦荒完成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存在岱海乃至整个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分布比较普遍,其中以王墓山坡下遗址最为典型。这个时期,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对外的影响空前扩大,在黄河流域很大的一个范围内都发现了花瓣纹彩陶等，其中主要通过岱海地区对东北地区红山文化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大司空类型文化系统与红山文化系统融合，又产生海生不浪文化。
[23]岷江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仰韶文化晚期类型，仰韶晚期类型的居民是沿白龙江流域南下，过松潘草原，进而到达今茂县、汶川、理县等地。
[24]白龙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第一期阶段与渭河上游及西汉水流域的同时代文化差别不大，都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到了第二期阶段，其文化面貌与渭河上游、西汉水、乃至黄河上游流域的同时代文化也基本一致，均属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发展到第三期阶段，白龙江流域与渭河上游、西汉水以及黄河上游流域的同时代文化仍然大同小异，以共性为主，可以归入以大地湾四期遗存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当中，即通常所说的“石岭下类型”。但到了第四期阶段，甘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生了分化。东部以泾渭区为中心，通过常山下层文化发展为东部齐家文化；中西部以河湟区为中心，通过马家窑文化发展为西部齐家文化。在白龙江下游的秦岭谷地发展成以大李家坪三期遗存为代表的具有强烈地方特点和马家窑类型文化因素的仰韶文化晚期类型；而白龙江上游的甘南高原则分化为马家窑类型，其后的文化面貌尚不清楚。西汉水流域此阶段的文化序列也不是很清楚，但可能更接近于渭河上游地区。
通过以上考古研究，可以看到，新石期时期中国核心文化——仰韶文化的产生、发展与演化，完全印证了本文上述的研究推断。
3.2、古籍研究
本文作者对《山海经》进行了十余年研究，发现《山海经》是具有很高科学信度和历史效度的中国史前唯一古籍，其所记载的史前人文地理资料，与晚更新世至全新世初期中国长江以北地区的地理、气候、植被、人群分布的最新科研成果，高度一致（此研究已著《探讨中国史前人文地理的重要手段方法》，另文发表）。
《山海经》记载的人文地理资料，也完全支持本文上述的研究推断。
3.3、最新考古证据
[25]2007年04月03日出版的国际知名学术刊物《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披露：中外科学家最近完成了对北京周口店遗址田园洞人类化石的研究，发现了一批距今大约4万年早期现代人化石，这也是迄今在欧亚大陆东部所测出的最早的现代型人类遗骸，化石表明：很难相信现代人类只是简单地从非洲向东方扩散，特别是在欧亚大陆东部发现的稍晚的古人类带有相似的混合特征。田园洞的化石指示存在从其西方和南方来的基因流。
“田园洞的化石指示存在从其西方和南方来的基因流”这一研究结论，恰恰与本文的研究结论一致。
四、本文结论
在上述诸学科的研究充分支持、印证的基础上，本文作者认为：本文的上述研究推断，作为本文的最终科学论断，可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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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范文第8篇
1 酒泉文化
自古以来，酒泉地区就是一个特殊的存在，那里不仅住着汉族，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也居住在此。正是这样的特殊性，才促进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并通过这样的融合形成了具有地区特色的边疆文化。
酒泉位于河西走廊西端，地理位置独特，地域十分辽阔，并拥有着丰富的资源，如沙漠、雪山、戈壁和绿洲。此外，酒泉也是当时重要的边塞重地，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想要进入中原都要经过此地。并且，那里的自然风景十分独特，无论是高山流水，还是大漠和古道，都别具一格，再加上那里的气候和大自然景色，为我们展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西部景观。不过由于这里的环境十分严酷，人们想要在这里生存十分困难，所以发展也很缓慢。但是这里的资源却是潜力无限，非常值得开发。因此，无论是酒泉的外部环境，还是人文气息，都对那些文人墨客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他们诗意的表达更是使这里充满了独特的地域色彩，同时也体现了这些文人的边塞情结。
酒泉很多的自然要素都成为了诗人们创作的源泉，比如大家所熟知的大漠、落日、古道、长河等，都是一些诗人创作时常用的意象。这些意象的应用也使得酒泉边塞文学形成了非常雄厚的独特风格。此外，那里许多的景象都表达着生命的艰难，也体现着生命的顽强，如忙碌的放牧人、坚持西行的旅客、坚强的红柳等。再如那里的沙枣花、胡杨林、野罂粟花都象征了那里艰苦坚守的人们。而那里地域辽阔、人烟稀少以及独特的气候特点，也使得那里的人们更加的理性和果敢。
2 酒泉地区彩陶文化类型
黄河中上游地区是彩陶文化的起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酒泉的彩陶文化。酒泉彩陶距今已经有8000多年的历史。酒泉彩陶的形状大多数是钵形的，也有少部分为圈足型的。酒泉彩陶的颜色大多比较艳丽，常见红色彩陶。彩陶的纹饰为宽带纹，宽带纹后来成为其他彩陶的母体样式。酒泉彩陶文化源远流长，因为年代久远，所以现今能找到的彩陶数量非常少，但是酒泉彩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特征鲜明，是华夏文明的来源之一，并且对后来的仰韶文化有直接影响。
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受酒泉彩陶文化影响最深。从半坡类型出土的彩陶来看，可以判断出这时彩陶的发展已经进入了繁盛期，陶器工艺比以往有了很大进步，做工方面精细了很多。陶器质地以红陶为主，陶器形状也丰富了不少，有盆、钵、大腹壶、葫芦瓶以及尖底瓶等。陶器的颜色以红色为主，红陶表面施以黑彩，十分艳丽耀眼，给人带来庄重富贵的感受。陶器纹饰也不再是简单的宽带纹，出现了鱼纹、蛙纹以及人面纹等，其中人面鱼纹彩陶盆最为珍贵，代表了半坡彩陶的最高水平。以后，我国非常重视保护传统文化，在酒泉建立了遗址博物馆。近年来，去博物馆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每一位中华儿女都有一颗记挂彩陶文化的心。1956年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庙底沟类型的彩陶，这个时期的彩陶颜色大多数为黑色，偶尔用红色作为陪衬，少量彩陶施以白色彩。陶器的形状为盆、缸以及尖底瓶等，陶器纹饰出现了鸟纹、花卉纹以及植物纹等。说明了我们的祖先在不断认识这个世界，并将生活中出现的动物、花、菜都画在了陶器上，这些图案都十分生动形象，充分说明了当时绘画技艺的成熟。其中最为出名的陶器为鹤鸟衔鱼石斧彩陶缸和人头形器口彩陶瓶，这两件陶器画面生动、色彩和谐、古朴优美，充分展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
3 酒泉地区彩陶发展特征
酒泉文化是仰韶文化向西发展的一种类型，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历经了三千多年的发展。酒泉文化虽然来自仰韶文化，但是发展各有不同，二者之间有联系也有区别，所以在20世纪40年代人们将酒泉文化从仰韶文化中脱离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后来经过考古验证，将酒泉文化独立出来是非常正确的。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多处酒泉文化遗址。酒泉文化陶器的特点是数量庞大，工艺制作水平高超，图案色彩艳丽，线条流畅，纹饰精美等。并且酒泉文化陶器上的图案生动形象，说明了当时的绘画水平更进一步发展。酒泉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图画文字。酒泉文化陶器的形状是非常全面的，几乎包含了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器具，如瓶、罐、缸、碗、盘、壶、钵等。酒泉文化陶器有红陶、灰陶和夹砂陶，其中红陶为主要类型。一些大型陶器的制作大多数采用泥条盘筑法，小型陶器采用直接捏塑法。酒泉文化陶器的颜色经历了黑色、黑白相间和黑红相间三个时期。在酒泉出土的彩陶数不胜数，并且大多数都是精品彩陶，有一些还被选用在教科书中。
酒泉文化之后，青铜器开始出现。在酒泉地区制作彩陶、使用彩陶的人逐渐减少，这时候制作的彩陶大多数都是用于日常生活的。随着技术的不断改进，人们又制作出了薄壁彩陶，也称为蛋壳彩陶，这是我国彩陶发展历史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充分展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精湛的彩陶制作技术。在酒泉发现的遗址有四百多处，之后在酒泉又发现了齐家文化遗址。在此之后出现的陶器已经呈现出了游牧民族的文化特点，陶器上的图案以骑马、打猎和牧羊为主，并且出现了老鹰的图案，老鹰是当时游牧民族的图腾。同时陶器上有非常漂亮的花纹，陶器类型以夹砂陶为主，颜色以红色为主。
在酒泉的沙漠深处，有一处史前文明遗址——缸缸洼遗址。在柔软的沙子中，有一片沙子中散落着大量的褐红色碎陶片，其中还有一些碎石片、碎铜片等，这些都是夹砂红陶、彩陶碎片和石器碎片。在距今三四千年以前，这里曾经是一个烧制陶器的场所，这些陶器做工细致，陶器上的纹路非常漂亮，说明当时烧制陶器的工艺水平已经非常高了。当时这片地方还是适合人类居住的，后来这里变成了沙漠。沙漠很好地保护了这些陶器，所以我们现在才能看到祖先的智慧。缸缸洼遗址的内涵非常丰富，对我国研究酒泉流域史前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