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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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范文第1篇
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学家们，摇摇晃晃、深一脚浅一脚走向属于自己的领地。文学家们在摇晃，文学又在哪呢？
人们在地摊上发现了叫做文学的东西，正在廉价出售，而且是成批生产。但是，人们在也叫做文学家的装满了钱的口袋里没有找到文学。
在摇摇晃晃接近文学的族类中，先锋作家们吸引了人们的视线。他们向传统挑战，以新颖的格调，绝然地给文学划出一块精神领地。人们有理由兴奋并给予最真诚的赞美，但兴奋平静下来的时候，赞美变成了遗憾。因为他们没有发现最初期待的文学，只看见先锋作家们在用全部的激情和真诚作文学形式的试验，而且大多是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模仿。历史故事背后呈现出现实感的枯竭，生命意识也悬浮在空中，变成形而上的空泛和迷离。
文学还在摇晃。
二
超越是文学生命发展更新的必然。一个阶段的完美是下一个阶段的束缚，不断超越，整个生命历程才有持续不断的辉煌。一代经典大师创造了文学的完美，完美的文学又超越经典大师。
当代文学有经典大师么？
文学在一个阶段内达到极致是超越的前提。在文学病态基础上的超越必然导致超越的病态。
文学必然摇晃！
三
中国的作家们一直在文学之外寻找文学。
“言志”“载道”的历史，把文学家的灵性缠绕在功利之中。功利消耗了作家的个性，也消磨了美的文学。作家们找来找去，只能发现政治伦理讲坛上的幻灯片。
在“空灵”“超越”的路上，作家的生命激情变成了不堪忍受的重负，只能寄寓在山水花月之中，转化为沉寂虚静的象征和隐喻。文学变成了参禅悟道的默祷词。
中国的作家们不是在地上呼天抢地，就是在祥云之上领悟玄机。然而，他们都在文学的大门之外。
中国文化有发达的政治伦理思想，有卓然超越的宇宙哲学，唯独没有对文学发展至关重要的生命哲学。个人、生命、灵魂，在中国文化中渺小苍白，圣人们不屑一顾。隐士们在山水之中确实体验到生命的某种真谛，但隐士的境界更近于宗教。
一种文化，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学哲学，作家必然摇晃。
四
没有必要给文学下一个定义，也没必要用各种主义、流派圈定文学创作。
唯一必要的是：那些以文学作为生命存在方式的人，时刻关注人类生命的沧桑，在历史中发现一个民族的命运；在现世与超世之间，在灵魂与肉体之间，发现人的处境和生命的神秘。并且通过创作，使读者“立即在地上获得被揭示出来的天堂”（勃特莱尔语）。
这样，当代文学自然不再摇晃。
文学家范文第2篇
[关键词]气候 物候 文学家 生命意识 中国智慧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5）06-0152-07
在中外文学批评史上，不止一个人提到过气候影响文学这一问题。法国19世纪著名批评家斯达尔夫人（1766-1817）在《论文学》一书里，在讲到“北方文学”（英国、德国、丹麦、瑞典、苏格兰等国的文学）与“南方文学”（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的文学）之间的地域差别时说：“北方人喜爱的形象和南方人乐于追忆的形象之间存在着差别。气候当然是产生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之一。”斯达尔夫人之后，法国另一位著名批评家丹纳（1828-1893）在《艺术哲学》一书里，除了一再强调“精神气候”（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也提到过自然气候对文学艺术的影响：“英国小说老是提到吃饭，最多情的女主角到第三卷末了已经喝过无数杯的茶，吃过无数块的牛油面包，夹肉面包和鸡鸭家禽。气候对这一点大有关系。”自从斯达尔夫人和丹纳提到气候影响文学这一问题之后，在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文学批评界，也有学者提到这一问题。气候影响文学这一提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这个发现无论是对文学批评来讲，还是对文学创作来讲，都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它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揭示了自然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这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遗憾的是，斯达尔夫人等人并没有就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他们只是点到为止。气候影响文学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具体问题：一是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是什么？二是气候影响文学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如果这两个具体问题得不到解答，那么气候影响文学的问题就只能是一个或然性的问题；如果解答了这两个具体问题，气候影响文学的问题就成了一个必然性的问题。关于气候影响文学的主要表现问题，笔者已有多篇论文探讨。①本文的目的，即在试图解答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问题。笔者认为，要真正解答这一问题，必须借助气候学与物候学的知识，必须借助中国智慧。
一、从气候学与物候学的角度解答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问题
气候是一种自然现象，文学是一种精神现象。气候是不能直接影响文学的，它必须以文学家为中介，气候只能通过影响文学家来影响文学。那么，气候影响文学家的什么呢？可以说，既能影响文学家的身体，也能影响文学家的精神。换句话说，既能影响文学家的生命（包括健康状况、寿命长短等等），也能影响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包括对生命的种种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就生命（或身体）这一方面而言，气候对所有的人都能构成影响，文学家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真正有所不同的，是在生命意识（或精神）方面。正是在生命意识（或精神）方面，文学家对气候有着特殊的反应。
（一）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所谓生命意识，是指人类对于生命所产生的一种自觉的情感体验和理性思考，它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对生命本身的感悟和认识，例如对生命的起源、历程、形式的探寻，对时序的感觉，对死亡的看法，对命运的思索等等，可以称为“生命本体论”；一是对生命价值的判断和把握，例如对人生的目的、意义、价值的不同看法，可以称为“生命价值论”。人的生命意识的形成，是与人的时间意识同步的。时间是无限的，人的生命却是有限的。面对有限生命和无限时间的矛盾，人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应对方式，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和学说，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本体论和生命价值论。所以人的生命意识问题，从本质上来讲，乃是一个时间问题。文学家的生命意识与普通人的生命意识，就其内涵来讲是一样的。但是表现不尽一样。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比普通人的更强烈，更敏感，也更细腻。尤其是对时序的感觉这一方面，文学家的优势特别明显。
时间的流逝是悄无声息的，一般人对时间的流逝过程，通常是浑然不觉的。在多数情况下，人们之所以能够意识到时间的流逝，之所以会有某种时间上的紧迫感或危机感，是因为受到某些生命现象的启示或警惕。这些生命现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类自身的生老病死，一是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即有关的物候现象。关于后者，英国学者弗雷泽说：“在自然界全年的现象中，表达死亡与复活的观念，再没有比草木的秋谢春生表达得更明显了。”人是自然界的一分子，人的生命，与自然界的动植物的生命是异质同构的。人的生老病死，与动植物的生长荣枯一样，都体现了自然生命的节律。问题是，一般人对人类自身（尤其是对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的生老病死的反应是敏感的，对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的反应则不够敏感，甚至有些麻痹。多数情况下，似乎只有相关领域的专家（包括种地的农民）和文学家算是例外。然而相关领域的专家对于物候的反应，通常是一种知性的或理性的反应，而文学家的反应，则多是一种感性的或情绪的反应。例如种地的农民看到杨柳绿、桃花开、燕始来等物候现象，想到的是季节的早晚，以及农事的安排；文学家看到杨柳绿、桃花开、燕始来等物候现象，则会想到时间的流逝，并由时间的流逝，想到个体生命的流程、状态、质量、价值和意义。晋代陆机《文赋》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就是讲文学家因四时物候的变化，引发了关于生命的或悲或喜的情绪体验。郁达夫在他的散文《杂谈七月》中写道：“阴历的七月天，实在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候，所谓‘已凉天气未寒时’也，因而民间对于七月的传说、故事之类，也特别的多。诗人善感，对于秋风的惨淡，会发生感慨，原是当然。至于一般无敏锐感受性的平民，对于七月，也会得这样讴歌颂扬的原因，想来总不外乎农忙已过，天气清凉，自己可以安稳来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的缘故。”由此可见一般人和文学家对于物候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文学活动是一种生命体验。文学家不仅能够对动植物的生长荣枯和推移变迁等物候现象有着更敏锐、更细腻、更强烈的体验，而且能够用一种诗化的形式，把他们的这些体验和感知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清代黄宗羲《景州诗集序》云：“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也。月露风云花鸟之在天地间，俄倾灭没，而诗人能结之不散。常人未尝不有月露风云花鸟之咏，非其性情，极雕绘而不能亲也。”所谓“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就是指诗人能够敏锐地、细腻地、强烈地体验和感知动植物的生命律动；所谓“能结之不散”，就是指他们能够抓住这种体验和感知，并且把它用诗化的形式（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文学家对生命的体验、感知和表现，又可以唤起或强化更多的读者对于生命的感受、思考和体认。所以说，生命意识对所有思维健全的人都是重要的，对文学家尤其重要。一个文学家如果没有敏锐、细腻而强烈的生命意识，不能算是优秀的文学家；一个读者如果不能从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感受到生命的流程、状态、质量、价值和意义，他（她）对于生命的体验和思考，乃至他（她）的生命质量，也是要大打折扣的。
（二）气候与物候
文学家为什么对物候现象有着更敏锐、更细腻、更强烈的体验？这与物候的特点有关，也与气候的特点有关。
所谓气候，按照《现代地理科学词典》的解释，是指“某较长时期内气象要素和天气过程的平均特征和综合统计情况”。同气候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它的周期性，一是它的地域性。气候的周期性，导致物候现象的发生；气候的地域性，导致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物候现象。而所谓物候，按照《现代地理学科学词典》的解释，“是生物受气候诸要素及其他生长因素综合影响的反应”，用著名物候学家竺可桢的话来讲：“就是谈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物候是随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时序性和地域性。通过物候，可以了解气候的变化、时序的更替和各地季节的迟早，所以物候学也被称为生物气候学。
物候被称作是“大自然的语言”。在大自然中。那些受天气气候条件的影响而出现的以一年为周期的自然现象，都属于物候现象。物候现象是非常广泛的，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植物（包括农作物）物候，如植物的发芽、展叶、开花、结果、叶变色、落叶，农作物的播种、出苗、开花、吐穗等现象；二是动物物候，如候鸟、昆虫及其他两栖类动物的迁徙、始鸣、终鸣、冬眠等现象；三是气象水文现象，如初霜、终霜、初雪、终雪、结冰、解冻等等。物候这门知识，原是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为了掌握农时，早在周、秦时代，人们就开始了对物候的观测，根据物候来安排农事。中国关于物候的记载，在世界上是最早的，《诗经》、《左传》、《管子》、《夏小正》、《吕氏春秋》、《礼记》、《淮南子》等书，都有不少关于物候的记载。如《礼记・月令》讲：“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玄鸟至。至之日……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耕者少舍，乃修阖扇，寝庙毕备。毋作大事，以妨农之事。”这就是两千多年前人们对黄河流域初春时的物候现象的一个概述。物候学最早是在中国产生的，中国是物候学的故乡。
（三）物候的时序性与文学家的时序感觉
在中国，最早关于物候的记载，是成书于公元前六世纪的《诗经》。《诗经・豳风・七月》云：“四月秀萋，五月鸣蜩”；“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讲的就是西周时期豳地（今陕西彬县、旬邑一带）的物候现象。而《秦风・蒹葭》之“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邶风・北风》之“北风其凉，雨雪其雾”，《王风-黍离》之“彼黍离离，彼稷之苗”等等，讲的则是西周时期的秦（今陕西中部、甘肃东部一带）、邶（今河南汤阴一带）和东周时期的洛邑（今河南洛阳一带）的物候现象。这说明物候现象不仅影响到农业生产，也影响到文学创作；也说明文学家对于物候现象的感受、观察和描写，实际上要早于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农民根据相关物候的出现来判断季节的迟早，从而适时地安排农事。文学家则由相关物候的出现，感知时序的更替，从而引发种种关于生命的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这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特点，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诗经・唐风・蟋蟀》云：“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蟋蟀在堂”，这是西周时唐地（今山西曲沃一带）秋天的物候。蟋蟀进屋了，一年的时光就所剩无几了，诗人由此想到有限的生命正在一天一天地流失，于是主张及时行乐。但是又认为行乐也不能过分，还得顾及自己的责任：“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所谓“忧深而思远也”。这就是文学家由“蟋蟀在堂”这一物候所引发的关于生命的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所以笔者认为，物候与文学家的生命意识之间，是有必然联系的，就像物候与农事之间有必然联系一样。中国文学有着3000年的历史，其中有2900年是古代文学的历史。古代文学作为农业社会的精神产品，它的题材、情感、思想、表现方法和形成机制等等，无不深深地打上了农业社会的种种印记。由物候联想到时间，再由时间联想到生命的流程、状态、价值和意义，这是许多古代文学作品的一种形成机制。
物候所体现的是大自然的节律。人是大自然的一分子，人的生命同样体现了大自然的节律。是什么东西把物候和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有机地联结起来了呢？笔者认为，是时间。物候所反映的是季节的迟早和时序的更替，它的实质是个时间问题；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是文学家对自身生命和时间的一种自觉，它的实质也是个时间问题。正是时间这个“节点”，把物候和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有机地联结起来了。因此，在文学作品中，物候的出现与文学家的生命意识的流露，可以说是一种因果关系。当文学家写到物候的时候，多是为了表达某种对于生命的体验或者思考；当文学家表达某种对于生命的体验或思考的时候，往往离不开某些特定的物候现象的触发。
综上所述，正是气候的变化引起了物候的变化，物候的变化触发了文学家对时序的感觉（生命意识），文学家对时序的感觉（生命意识）被触发之后，才有了文学作品的产生。气候并不能对文学家的时序感觉（生命意识）产生直接的影响，它必须以物候为中介；物候也不能对文学作品产生直接的影响，它必须以文学家的时序感觉（生命意识）为中介。因此物侯与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就成为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
二、用中国古代文论智慧解答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问题
解答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问题，除了借助气候学与物候学的知识，还可以借助中国古代文论的智慧。笔者发现，早在南朝梁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刘勰（约466-约537）和钟嵘（约467-约519）就曾经不自觉地涉及到这一问题。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乌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圭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果”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骸毖Р莩嬷韵。
笔者认为，刘勰的这两段话其实就是在讲气候与文学的关系，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在讲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问题。要真正理解这两段话的意思，必须注意厘清以下三组概念（词语）的内涵：一是“气”、“阳气”、“阴律”；二是“物”、“物色”；三是“心”、“情”、“悦豫之情”、“郁陶之心”、“阴沈之志”、“矜肃之虑”。
先看第一组概念（词语）。“气”这个字在汉语中的意思是非常丰富的。在《文心雕龙・物色》的这两段话里，“气”字一共出现了四次，“英华秀其清气”的“气”当是指气味，“写气图貌”的“气”当是指气氛，“天高气清”的“气”当是指天气，这三个“气”字似乎不难理解，那么，“阳气萌而玄驹步”的“气”是指什么呢？这需要联系同一语境中的相关词语来理解。先看“阴律”。刘勰讲：“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玄驹”就是蚂蚁，“丹鸟”就是螳螂，而“阴律”二字，就是指“阴气”。詹瑛《文心雕龙义证》：“阴律，阴气，古代用音律辨别气候，所以也可以用‘阴律’代替‘阴气’。”这两句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春天）阳气萌发而蚂蚁行走，（秋天）阴气凝聚而螳螂潜伏”。㈣刘勰这两句话，从意思和句式两方面来看，均源于汉代崔驷《四巡颂》：“臣闻阳气发而鸽鹧鸣，秋风厉而蟋蟀吟，气之动也。”阳气萌发而鸽鹧（黄莺）鸣叫，秋风凌厉而蟋蟀，这是讲春秋两季的两种物候。这两种物候的出现，正是由于气候的变化，所谓“气之动也”。清代宋荦《（明遗民诗）序》云：“譬诸霜雁叫天，秋虫吟野，亦气候所使然。”可以看作是对崔驷这几句话的一个最切当的解释。刘勰这两句是由崔驷而来，崔驷是在讲气候问题，刘勰也是。再联系“四时”这个词来看。刘勰讲：“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人感，四时之动物深矣。”当“气”字与“四时”处于同一语境的时候，这个“气’’字便是指气候。所谓“微虫犹或人感，四时之动物深矣”，意即小小的虫子（蚂蚁和螳螂）尚且受到气候的感召，可见四时气候对于生物的影响原是很深刻的。总之，当“阳气”与“阴律”（阴气）并举，又与“四时”这个表示时令的词出现在同一语境的时候，这个“气”字，就只能是指“气候”了。既然“阳气”与“阴律”这两个词是指气候，那么“春秋代序，阴阳惨舒”中的“阴”与“阳”这两个词，也是指气候，因为它们和“阳气”、“阴律”一样，也是与“春秋”这个表示时令的词组出现在同一语境里。
再看第二组概念（词语）。“物”这个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物，万物也。”本义是指客观存在之“物”。王元化指出：“《文心雕龙》一书，用物字凡四十八处（物字与他字连缀成词者，如：文物、神物、庶物、怪物、细物、齐物、物类、物色等除外），……这些物字，除极少数外，都具有同一涵义。……即《原道篇》所谓郁然有彩的‘无识之物’，作为代表外境或自然景物的称谓。”由此可见，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所讲的这个“物”，是指“自然景物”。需要指出的是，“自然景物”不可笼统言之。按照物候学的观点，自然景物有随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者，也有不随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者。前者为物候，后者为一般的自然景物。例如《文心雕龙・物色》中所讲的“物”，就不是一般的自然景物，而是指物候。要理解这一点，必须搞清楚“物色”的含义。“物色”这个词，最早出于《淮南子》、《礼记》等书。《淮南子・时则训》云：“仲秋之月，……察物色，课比类。”《礼记・月令》云：“仲秋之月，……察物色，必比类。”可见“物色”这个词是和季节联系在一起使用的。又梁萧统《文选》“赋”的“物色类”中，收有《风赋》、《秋兴赋》、《雪赋》、《月赋》四篇，唐李善注云：“四时所观之物色之赋。”“物色”的定语为“四时所观”，可见“物色”是随四时的变化而变化的自然景色，即物候，不是一般的自然景物。大凡随四时的变化而变化的自然景物，即属于物候学所讲的“物候”。刘勰这两段话是在讲“物色”，其实就是在讲物候。例如：“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讲物候随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讲物候对人的影响；“岁有其物”，是讲物候的周期性（以一年为周期）；“物有其容”，是讲不同的物候具有不同的季相（也就是不同的色彩和形态），而‘‘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则是讲特定气候环境下的物候现象，不是讲一般性的自然景物。至如“‘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骸学草虫之韵”等等，也都是在讲特定气候条件下的物候现象，而不是讲一般性的自然景物。
再看第三组概念（词语），即“心”、“情”、“悦豫之情”、“郁陶之心”、“阴沈之志”、“矜肃之虑”。这一组概念或词语，是指文学家的主观感受，也就是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讲的“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中的“七情”，亦即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个不难理解。问题是，文学家的主观感受是有具体指向的，所喜者何？所怒者何？所哀者何？所惧者何？等等，是不可以笼统言之的。应该说，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人的情感也是有季节性的。陆机《文赋》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所谓“叹逝”，就是感叹时光的流逝。时光周而复始，今年花开叶落，明年还会花开叶落，但人的生命却不能周而复始，今年见到花开叶落，明年不一定还能见到花开叶落。此即所谓“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所以“叹逝”具体来讲就是感叹人的生命在一天一天地流逝。这就是人的生命意识。人的生命意识是人的一种人文积淀，其中既有人类集体的记忆，也有个体的体验和思考，它是长期形成的，久存于心的，并不是此刻才孕育的。通常情况下，人不可能每时每处都想到生命问题，人的生命意识沉潜在人的意识深处，它需要某种感召，某种触发，才能被激活起来。所谓“喜柔条于芳春”，是说看见早春刚刚抽芽的柳条这一物候，感到新的一年又开始了，新的一年预示着新的希望，预示着生命的新的起色，所以为之欣喜。所谓“悲落叶于劲秋”，是说看见深秋纷纷而下的落叶，感到一年的时光又将过去，自己的生命又老了一岁，离死亡的大限又近了一步，所以为之悲伤。这就是“瞻万物而思纷”。所谓“万物”，在这里就是指不同季节、不同时令的物候；所谓“思纷”，就是指由不同季节、不同时令的物候所触发的关于生命的种种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所以说，人的“七情”是有具体指向和具体内涵的，是有季节性的，不可笼统言之。同样，刘勰所谓“献岁发春”、“滔滔孟夏”、“天高气清”和“霰雪无垠”是说四时物候，而“悦豫之情”、“郁陶之心”、“阴沈之志”和“矜肃之虑”，则是与四时物候相对应的关于生命的体验和思考。物候乃四时之物候，具有季节性和时令性，文学家因物候的变化而触发的生命意识也具有季节性和时令性。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的“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和“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这几句话，实际上涉及到以下三组关系：一是“气候”（阴阳）与“物候”（物色）的关系，二是“物候”（物色）与人的生命意识（心或情）的关系，三是人的生命意识（心或情）与文学（辞）的关系。由此可见，刘勰对于气候影响文学这一问题的认识，实际上要比斯达尔夫人全面得多，也具体得多，只是历来研究《文心雕龙》的学者未曾察觉而已。历来研究《文心雕龙》的学者，只注意到第二、第三组关系，而忽略了第一组关系。例如，刘绶松《文心雕龙初探》讲：…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这两句很扼要地阐释了自然环境与文学的密切关系。只有真正地对自然环境有了深刻的感受，而这种感受迫使人们不得不用艺术语言（辞）将它表现出来，这样产生出来的作品，才能够具有感人的力量。”刘大杰《中国文学批评史》讲：…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两句，扼要地说明了人们的感情随着自然景物的变化而变化，而文辞则又是由于感情的激动而产生的。”他们都强调文学（辞）是由于感情的激动而产生的，而感情又是随着自然景物（物色）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是他们都不曾意识到，自然景物（物色）又是因为什么而变化的呢？其实这个问题刘勰已经触及到了，这就是“春秋代序，阴阳惨舒”，就是“阳气萌”和“阴律凝”，也就是气候的变化。气候的变化（春秋代序，阴阳惨舒）引起物候的变化（物色之动），物候的变化（物色之动）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心亦摇焉，情以物迁），文学家生命意识的触发（心亦摇焉，情以物迁）导致文学作品的产生（辞以情发）。这就是气候影响文学的机制。刘勰的表述本来是完整的，后人的阐释反而不够完整。
当然，也不能责怪后人思虑不周，或者“失察”，因为刘勰本人的主观意图并不在讲气候与文学的关系，而在强调“以少总多”的创作原则，反对“文贵形似”的错误倾向，倡导“物色尽而情有余”的艺术效果，也就是主张文学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所以笔者认为，刘勰只是触及到了气候与文学的关系，但是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关系的重要性，更没有对这种关系进行专门的研究。
刘勰之后，梁代另一位著名批评家钟嵘在他的《诗品序》里，也触及到了这个问题：“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里的“气”，也是指“气候”。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一书在讲到钟嵘这四句话时，就是这样解释的：“气，气候。这四句说：气候使景物发生变化，景物又感动着人，所以被激动的感情，便表现在舞咏之中。这是讲诗歌产生的原因。”把“气之动物”的“气”解释为“气候”，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当然，这条解释也有两个不足之处。一是把钟嵘这里所讲的“物”笼统地解释为“景物”，二是把他这里所讲的“性情”笼统地解释为情感。实际上，钟嵘这里所讲的“物”，并非一般性的景物，而是指“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等四时物候；钟嵘这里所讲的“性情”，也不是一般的情感，而是指由物候所触发的关于生命的种种体验和思考，包括“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以及逐臣去国的悲哀，弃妇离宫的伤痛，将士久戍不归的惆怅，思妇独守空房的幽怨等等，而这种种的体验和思考，其实就是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文学家范文第3篇
“对啊，孩儿他爸，今天你就留在家里给孩子过过生日吧！”旁边一位中年妇女附和着说了一句，继而又转变成一种愤怒的语气，“你天天晚上出去观察什么星象，有啥用啊？能当饭吃吗？看我们那一亩三分地全都荒芜了，我一个弱女子哪干得了啊！每天晚上都只留给我一个冰冷的被窝……”说着说着竟落下了几滴眼泪。
“够了！”男子终于开口，“你们懂什么啊？天象的变化关系着老百姓的生活……唉！”长叹一口气，男子愤怒地摔门而出，他讨厌妻儿的不理解。
夜，黑沉沉的，北风呼呼地刮着，无情地扎着男子的脸颊。中年男子安静地走在田间小道上，专注地观察着天上的星星，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习惯。
不知为什么，这阵子海王星好像偏离了轨道，一直在向天蝎座的方向移动，要是相撞了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还有，冥王星也不太正常，好像是要引发一场洪水……
“扑通”一声，男子忽然被猛地一拽，掉入了一口枯井。井太高了，任凭男子如何努力也无法爬出井口。她大声呼救，他依稀记得这附近有一户人家，现在自己唯一的希望就全寄托在他们身上了。
“旺旺旺……”不远处传来了狗叫的声音。他知道自己有救了，更加拼命地呼唤。不久，井上传来了一个壮汉的声音——
“朋友，你怎么掉到井里去啦？”
“我夜观天象，一不小心失足落井了。”
“哈哈哈……”井上传来了一阵大笑，让他觉得很刺耳，“你怎么只留心天上的东西，而不顾地上的东西呢？”
“朋友，你能不能就我上去呢？”他有点急了。
文学家范文第4篇
如果我成为一名天文学家，一定尽力探索宇宙中各个天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运行轨迹，发现更多目前我们还不知道的星系。
而过我成为一名天文学家，我会尽力阻止其他行星和可怕的黑洞接近地球，让地球上的动植物以及我们人类继续在这颗美丽的蓝色星球上好好的生存下去。
如果我成为一名天文学家，我会去解开黑洞的神秘面纱，解开白洞是否存在的谜题。
我国我成为一名天文学家，我会去探索宇宙大爆炸前后到底有哪些差异？
我梦想着有一天，我走入天文台，走到一个巨大的反射式天文望远镜前，时刻关注着宇宙中的天体运动，关注着这些天体是否会对地球造成威胁，等待着新天体的诞生！
文学家范文第5篇
大多数星系团是宇宙中最大的结构体。在很久以前，在孕育出它们所能形成的许多恒星后，它们中的绝大多数现在都是“呈现红色并已经死去了”。但从理论上来说，根据新的恒星所发出的蓝色光线，星系团的形成应该有一种处于冷却的状态。
这个被正式命名为SPT-CLJ2344-4243的星系团距离我们大约70亿光年。研究者根据它所在的星座重新为它命名，它拥有的质量相当于大约2500万亿个太阳。
就如同行星被认为是由恒星形成后周边的物质聚合所构成的那样，星系团也被认为是通过巨大的星系合并而成的。目光敏锐的天文学家不止一次地设法得到了一些有关这类合并事件的图像。
理论上认为，除了中央有一个黑洞外，星系团在它的核心还存在大量的气体，这些气体来自附近的星系和超新星。星系团的核心最终将冷却下来以至于可以聚集在一起，并开始新的恒星形成过程。但是，天文学家目前只观测到星系团核心部分呈现红色和已经死亡的区域，没有太多的证据来证明这个理论上的“冷却流说”。
但从位于南极洲的南极望远镜和位于太空的钱德拉x射线望远镜的观测结果，天文学家在许多新发现的星系团中找到一个很明亮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国际领先的研究队伍利用位于世界各地的10台不同的望远镜，从每个望远镜中观测到光线中不同的颜色，以描绘出这个令人惊奇的凤凰座星系团的特性。凤凰座星系团在紫外光谱中呈现出特别明亮的射线，对应着成百上千个年轻的恒星，这表明每年约有740颗新恒星诞生了。
麻省理工学院的迈克尔·麦克唐纳表示：“它不仅是宇宙中X射线最明亮的星系团，而且它中间质量巨大的星系正以无可比拟的速度正在形成恒星”
这些发现揭示了所有大型星系核心部分的超质量黑洞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周围浩瀚的气体包围。
这些黑洞是宇宙间“拔河比赛的王者”，它们的重力把物质吸进去，但电喷射出巨大的能量。这些能量升高了周围气体的温度，并把这些气体保持在一定距离之外。
研究人员相信，在他们观测的时候，凤凰座星系团中央核心的黑洞一定没有放射出太多的能量。
文学家范文第6篇
但是，阳明为什么要放弃自己已经颇有成就的辞章之学，转而探究有异端悬疑的释、老之学呢？答案是终日埋头诗歌古文，徒在文字名相上耗时间，不仅不能解决有限生命如何超越的问题，而且更造成了极大的人生困惑和紧张。诚如阳明自己所说：“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他渴望的是真正在身心上受益的学问，当然就有可能放弃辞章而探究释、老之学了。
然而辞章之学毕竟是文人雅士交际应酬的时髦学问，如果真要放弃仍是一种痛苦的人生选择。与放弃个人身心已经受益的释、老之学，乃是他返归儒家正学的一大重要前提类似，放弃已经颇有成就和声名影响的辞章之学，也是他转入释、老之学的一大根本前提。这显然正是心路历程艰难跋涉的必然结果，既是不断反思批判和修正调整朝向终极目标的人生行为选择，也是超越自我和提升境界留下的路途痕迹，前人以“三变”说总结他龙场悟道之前的人生经历，即使阳明本人亦从不讳言龙场悟道之前生命歧出的焦虑和困窘，实具有极为重要的人格与思想交叉互融的现象学分析意义。
然而遗憾的是，作为阳明的亲炙弟子，钱德洪有鉴于阳明曾反复谈到自己“溺志词章之习”的人生经历，遂不能不以“三变”说来概括师门早期的思想变化;一方面又有意为阳明避讳，在编纂《王阳明文录》时，删汰了师门大量所谓早期的“应酬诸作”。
钱德洪为什么要删除阳明大量早期“应酬诸作”呢？原因显然主要是“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又尝泛滥于词章，出入二氏之学”，一旦骤闻其源自心性体验又有别于朱子思想的新说，必然以固有成见视之，“目以为立异好奇，漫不省究”，产生种种质疑责难。为了减轻来自权力世界和朱子官学阵营的指责压力，钱德洪遂将其无关于儒家正学的大量早年文学作品作了删汰，遂使我们研究他早年的心路跋涉历程――特别是如何从已有成就的辞章之学挣扎出来――缺少了不少重要的脉络环节，造成了难以客观述其早期思想变化细节与评价其文学成就的困局。
文学家范文第7篇
张衡从小就爱好天文，具有刻苦钻研的精神。
东汉少年时立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17岁时离乡游学，求师访友，考察天下，曾“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能够抵制当时的迷信虚伪，科学的解释自然现象。
张衡从小立志高远，不耽于安乐，而是在艰难中刻苦自学，坚韧不拨，自励上进。在成长过程中，家学的熏陶，祖父的品行业绩起到垂范作用，对张衡后来成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有着巨大的影响，后二人同被列传于《后汉书》，名垂史册。
张衡品行高洁、才识卓著，是担任太史令的最佳人选。而张衡生平本着“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厚，而耻智之不博”的自诫，淡泊名利。虽然太史令仅是中级官员，俸禄并非十分丰厚，但张衡对能学以致用、进一步开拓天文研究领域的职务十分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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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范文第8篇
1、宋代《高斋漫录》有载：司马光与苏轼论茶墨俱香云：“茶与墨二者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欲陈，苏曰：奇茶妙墨俱香，是其德同也，皆坚，是其操同也。譬如贤人君子”。可见茶墨之芬芳，茶墨之秉德。
2、我虽无饮茶之嗜好，也不懂饮茶有四季之究，倒也每天泡一砂壶“茉莉大方”，咀嚼着清新的幽香，闲适的惬意，品尝唐代诗人卢仝《走笔谢孟谏议新茶》的“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3、对茶一知半解，对墨的感受却也浮浅。有则故事说：一日，唐玄宗看见御案墨上有一个小道士如蝇而行，当即叱之，小道士三呼万岁，自称是“墨精”。得此故事，颇觉有趣，一时雅兴，想领略古人弄墨之妙，便找出女儿用过残缺不全的“文房四宝”来，再翻出欧阳询字贴，先从点、横、撇、捺练起，字习了一案头，只是未曾闻到什么墨香，方知这供学生之用的墨，是远远逊于古人所用的徽墨的。于是，便也买了瓶上档次的“一得阁”。半年下来，“永”字八法还领会不到要领，倒是钢笔字长进不小，原本写字潦草难辩，天连水，水连天，“清景一失后难摹”，今初见成效，真是获益匪浅。每天坚持，虽练不出什么名堂，然一杯香茗，一笔在握的那份佳境，颇有回味，有茶、墨相伴，欲虑一应尽去；有茶香、墨香扑鼻，能气定神闲。练到情浓，对自己认为较满意的字体，还收藏起来，那是笔墨的缱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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