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观念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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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观念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开放大学；汉语言文学；微课；教学
开放大学是以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为依托开展的远程教育，这种教学方式完全颠覆了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师和学生分离，学生随时随地都能听课，没有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它有利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对教育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微课教学异军突起，成为远程教育中一股新兴力量，开放大学应与时俱进，积极开展微课教学。
一、开放大学与微课
（一）开放大学的概念
开放大学是国内较早开展远程教育的教育部直属部门。它以新型的教育媒介为基础，有两种教育模式，一种是针对有学历的，一种是针对没有学历背景的。在这些年的实践中，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这种教学模式有很多优点，对高校教师教学的资源进行优化整合，提高了教学内容的质量，有利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突破了教学时间和地点的限制，限制少，教学门槛低，给一些没有学历背景的人提供了学习的机会。
（二）微课教学的概念
微课教学是指按照新课标和教学的要求，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记录教师在课堂教学上针对教学重点、难点的讲解，同时还兼有有关课题的教学设计、课程总结以及课后练习等。微课教学内容更加凝练，重点突出。微课教学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给传统的教学模式以强烈的冲击，开放大学之于微课教学，开放大学的教学资源中，一些课程知识陈旧、教学观念落后，无论教学内容还是教育形式在很多地方都落后于微课教学。开放大学应与时俱进，及时做出调整和改革，重视并引入微课教学。
二、开放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如何开展微课教学
（一）转变教学观念，优化教学模式
从古至今，在传统的教学观念里，都是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在这种教学模式中，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教师传授了什么，学生就接受什么，长此以往，这种教学模式的弊端显现出来，学生没有自己发挥想象力的空间，思维发散的能力得不到训练，缺乏自主学习能力，不利于培养学生的个性。随着教学改革的推进，一种新型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在众多专家学者中的讨论越来越烈。这种教学模式以学生自学、自己探索为主，教师起辅作用，给学生答疑解惑，引导学生去感悟、学习并且总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二）重视教学方法
开放大学属于高等教育范畴，对汉语言文学的设置要有与之相符的高度和深度。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要求教师重视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优化文学内容的选取和设计。针对文学作品的教学设计，可以以作品所在的时代背景或者是作者的背景为切入点，然后从作品的主题、故事构架、风格以及对人物的塑造等多方面展开。最终教师在对这些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和教学设计的时候，要注重表现形式的丰富性，使整个教学过程不死板，降低学生对知识点掌握的难度，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充分利用网络平台
网络视频是微课的核心传播方式，要求教师做的网络教学视频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在讲课的过程中，学生以提问的方式与教师进行互动，教师及时答疑解惑。在整个教学结束后，学生自主在视频下留言，对这节课的评价，指出其优、缺点，学生也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提出更加合理化的建议。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评价，对优点之处，在以后的教学中继续保持和发扬，对不足之处，要虚心改进。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根据学生的需求改进教学设计，让教学设计更加科学化和合理化，更能为学生服务好。
三、开放大学开放汉语言文学的意义
开放大学开设汉语言文学的意义要从两方面进行探讨，一方面是对教师，有利于提高教师自身的教学水平，同时也提高了教学质量，与传统教学相比，最大差异之处在于学生与教师的平等关系，学生可以自由对教师的教学方式进行评价，指出其中不足或者需要改进之处，这有利于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是对学生，学生提高自主学习能力，积极加入对学习的探讨中去，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综上所述，关于开放大学汉语言专业发展微课教学的设计，符合时代教育发展的潮流，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微课的开展提供了技术支持，让微课教学的传播更加广泛，降低了进入门槛，真正实现了有教无类，有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参考文献：
［1］黎加厚.微课的含义与发展［J］.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2013（4）.
［2］吴晓辉.探析微课程在开放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应用的意义［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4（13）.
［3］胡铁生.微课：区域教育信息资源发展趋势［J］.电化教育研究，2011（11）.
作者:白芳芳单位：天津广播电视大学宁河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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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观念论文范文第2篇
邱江宁的论文《“一代斗山”虞集论》刊行于《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论文内容丰富、结构严谨，辨析细密、论述透辟，揭示了虞集作为元代文坛尤其是元代中叶文坛“一代斗山”的真正原因。文中从虞集的教育背景和人生际遇出发，细致地辨析了虞集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社会交友与文化主张，阐释了虞集在元代文坛“一代斗山”的卓然地位。
论文首先论述了虞集成为有元一代斗山，与他的家学、师承、交友和际遇等有重要关系。文章详细论述了虞集成长的背景，对于虞集的家世背景，在此前的许多论文中都有论述，重点从事研究虞集的学者查洪德教授《虞集的学术渊源和文学主张》（殷都学刊，1999.11.30）一文中，论述了虞集除早年受虞氏家学和外家杨氏之学的影响外，还先后受到了蜀中之学、吴澄之学、邵雍之学、张载之学的濡染。李舜臣博士的《论江右文化对虞集的影响》（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10）一文中，阐明虞集的文学思想、学术主张以及人格都深受江右文化的濡染，他接续了欧阳修、曾巩等人开创的散文传统，诗歌则主张“宗唐得古”，不满江西末流崇怪尚奇的倾向，力倡平易雅正的诗文风气。虞集的学术思想主张“会和朱陆”，融汇诸家学说，此亦深受元初江右理学特别是其师吴澄的影响。此外，他还与江西籍的玄教中人交往甚密，对道教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形成了冲淡舂融的品格。李舜臣博士一文中具体的论述了其师吴澄“和会朱陆”思想对虞集学术思想的影响。
《“一代斗山”虞集论》，在论述虞集成长背景时，比较全面的论述了虞集教育，际遇背景，条分缕析，论述详细。与此前许多论文的比较中，文章中还论述了虞集人生中另一重要际遇――元文宗，虞集与元文宗的相遇相知，使虞集在政治上得意取得重大成就，进入奎章阁学士院，修撰《经世大典》等，虞集取得了崇高的社会地位。虞集借修撰《经世大典》的契机，接触了大量的典章制度、山川地理、文物礼义、档案公文等，扩大自己的学识眼界。同时，虞集受到元文宗的赏识，成为朝中极为重要的著作大臣，朝中著作大事无不参与其中，品题大量大量时人的文集、著作，见到当代大量著作。同时他还见识与品题了大量的书画作品。虞集这些特殊的际遇，使他成为了元朝的“一代斗山”。
《“一代斗山”虞集论》第二部分具体论述了虞集的文艺思想及创作实践――复古宗经，尊崇性情。1988年，邓绍基教授在《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发表《略论元代著名作家虞集》一文，分析了虞集的思想倾向，指出其“尊奉程朱理学”，但“又不是完全拘守程朱门户，他曾追随老师吴澄在朱学中吸收陆学的若干成分的主张和实践”，肯定他在朱学“定为国是”的前提下，不趋向极端之卓越见识。邓先生将虞集的诗歌主张概括为三点：一是坚持儒家正统观念，主张“性情之正”；二是提倡宗唐宗古；三是推崇“嗜欲淡泊，思虑安静”的诗风。此文论述了虞集的思想倾向、诗文主张、诗文题材内容及艺术风格等在内的多项内容。查洪德教授《虞集的学术渊源和文学主张》（殷都学刊，1999.11.30）一文中，论述了虞集之学术有三个特点：第一，他有回归传统儒学的倾向，第二，有兼融各家的倾向，第三，受张载影响较深。虞集学术的三个特点，决定了他的文学思想：他在学术上回归传统儒学，在文学上便倡导复古，具体表现为理性、中和、雅正、世用；兼融各家的学术特点，使他的文学思想，既不同于宋以来道学家的文论，也不同于文章家的文论，而是两者的融合，再加上政治家的眼光；他以气运论文，又主张克治血气，归于平和，都与张载的影响有关。
邱江宁与这两位先生的论文的都提出了虞集的复古思想，追求雅正平和之气。邱江宁的论文中详细论述了虞集的复古思想，分别从虞集的散文和诗歌进行论述，并且通过具有代表性的创作实践作品加以论述虞集的文艺复古宗旨。与邱江宁文章相比，查文中提及了虞集兼容百家的思想，这和邱江宁文中虞集和会朱陆，以经为本，涵容经史，有相似之处。邱江宁和邓先生的文章都提出了尊崇性情的思想，邱江宁重点从诗歌方面论述了虞集推崇性情的主张。邓先生一文中提出了虞集尊奉程朱理学的思想，但他不完全拘守程朱门户，吸取陆学思想，推崇儒家思想。邱江宁的文章以虞集的创作实践作品表现虞集的文艺思想，更易于理解，论述充分有力。
在论文的第三部分，邱江宁具体论述了虞集虞集在元代文坛的影响，“大江以南，断无似人”。2009年，谢皓烨《浅论虞集的文学思想》（湘南学院学报）一文中，论述了虞集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务的主张，文中论述了虞集深厚的儒学素养，秉持立言垂教的学术使命。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论述文学于时政、道德的作用，赋予文学以政治的责任和道德的使命，体现了虞集对于外部事功世界的关注，是他那种以教化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在文学观念中的反映，也是其立言垂教的学术价值观在其文学思想中的折射。
邱江宁的论文中在论述虞集在元代文坛的影响时，虞集在退隐时期，著书立教，立言立教推广自己学术、创作思想。这与谢皓烨《浅论虞集的文学思想》中虞集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务的主张相同，体现了文学的功利价值。邱江宁的文章还论述了虞集著书立教的重大影响。在以往的论文中，对于虞集在元代文坛的重大影响有一些论述，但是没有形成系统，没有专门的章节进行论述。邱江宁一文对于虞集“大江以南，断无似人”的重大影响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主要分为两个时期进行说明，馆阁时期和退隐时期。在馆阁时期的影响主要从北人和南人两方面影响说明，在北人中，虞集与卢挚、曹伯启、元明善、孛术鲁、曹元用、王结、王士熙、马祖常等北人都有非常频繁的交往，逐步受到影响并影响于人，他们一道发出了“元盛世之音”。虞集的北人弟子有苏天爵、王守诚、刘基等，都受到了虞集深厚的影响。虞集又与程钜夫、赵孟、邓文原、贡奎、袁桷等交往，他们相互唱和，掀起了元代中叶复古创作的热潮，虞集取得了瞩目影响，具有代表性。在退隐时期，虞集不仅著书立教，立言立教推广自己学术，还参与选集编纂全集并进行刊刻，将他在馆阁之中形成的理论及影响力波及山林。
邱江宁的《“一代斗山”虞集论》，论述精细，条分缕析，结构严谨，重点突出，揭示了虞集一生的巨大成就，展现了虞集卓尔不凡的人生，真可谓“一代斗山”“大江南北、断无似人”！
参考论文：
[1] 邱江宁：《“一代斗山”虞集论》，文学评论 2012.3。
[2] 查洪德：《虞集的学术渊源和文学主张》，殷都学刊，1999.11.30。
[3] 李舜臣：《论江右文化对虞集的影响》，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10。
[4] 邓绍基：《略论元代著名作家虞集》，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88。
[5] 谢皓烨：《浅论虞集的文学思想》，湘南学院学报，2009。
文学观念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金瓶梅》；宗教；文献
《金瓶梅》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被称为“金学”，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版本、写作年代、成书过程、作者、思想主旨、人物形象、语言风貌、理论批评、资料汇编、翻译出版等众多课题的展开，标志着金学成为当代显学。
宗教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文学则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反映着文学创作时代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当然也就包括了宗教。研究考察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尤其是与宗教有着密切联系的明清小说，对于认识和理解明清小说的主题思想与文化内涵，有着相当的意义。《金瓶梅》作为深刻反映社会生活的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有着很多的宗教痕迹与印迹。但是，纵观《金瓶梅》的研究成果，多偏重于研究书中描绘鲜明的情态，或人物形象及其艺术成就，再就是《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相对地有些忽略《金瓶梅》与宗教这一历史文化课题，因此，将《金瓶梅》与宗教文化结合的专题研究，数量上似乎是稍嫌不多，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盛行以“阶级斗争”来解释一切文学现象，宗教与小说关系的研究自然也是受此思想的挟制。20世纪80年代，大量的学者，开始用客观的目光，审视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文化背景下通俗小说的创作，重新关注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形成了宗教与小说研究的新热潮。关于《金瓶梅》与宗教的研究著述也多了起来。
施晔在她的论文《玉皇庙、永福寺在〈金瓶梅〉中的作用及其宗教文化因缘》中写到，笑笑生“对两教的讽笔、刺笔展现了佛道世俗化进程中市民复杂的宗教文化心理，同时还折射出作者尊奉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潜意识”。其言虽然笑笑生并没有将《金瓶梅》写成忠孝文字，然而主流的儒教文化因子仍然弥漫于整部作品中。成晓辉写了三篇不同题的论文表述了同一主旨，即《金瓶梅》是一部充满了佛教精神的世情小说，佛教是这部作品的主题，当然，这三篇论文的论述方法和论点都一样，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难免有重复劳动之嫌。赵甜甜的论文《〈金瓶梅〉慈悲情怀之我见》也是阐述《金瓶梅》是一部充满了佛教精神的悲天悯人情怀的作品。笑笑生推崇佛道，作者创造的普静禅师就是明证，普静给读者的印象是拥有无边的佛法，还以他的荐亡，解释冤魂作结，展示出“空”。笑笑生在文中宣扬佛道意识，佛道精神且以宣扬佛教教义为核心。但从其客观效果来说，也许这与作者的意识相矛盾，它否定了儒家和佛道两教的道德观。
孔繁华在《〈金瓶梅〉与宗教》中认为《金瓶梅》的宗教观念有因果报应观念和鬼神灵应观念。相比之前的研究论文，他还增加了一条天命思想，这一条由书中的许多劝人听天由命的诗得出。他也指出《金瓶梅》所宣扬的天命思想，实际是佛道二教“色”、“空”思想的移植。他论证鬼神灵应比魏崇新更充分，如瓶儿梦子虚索命系因果善恶的表达，潘金莲托梦与陈经济与春梅也是写报应惩罚，指出鬼神现象也是为创作主旨服务，增加了惩戒的效果。
玉皇庙与永福寺在《金瓶梅》中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因此在很多论文中有论述。大塚秀高的论文《从玉皇庙到永福寺——〈金瓶梅〉的构思（续）》（认为改订本（崇祯本）的前半部就是以玉皇庙和以在那里结拜的十友为中心展开情节的，中心是在玉皇庙，而永福寺在《金瓶梅》的后半部情节中占最重要的地位。他提出《金瓶梅》中的玉皇庙和永福寺也可看成是潘金莲和吴月娘的象征。因此，《金瓶梅》的情节可看成前半部以玉皇庙和潘金莲为中心展开，后半部以永福寺和吴月娘为中心展开。他认为第39回官哥在玉皇庙打醮是《金瓶梅》的一大分界点。西门庆在云游胡僧处得壮阳药的第49回也是一分界点，这发生在永福寺。《金瓶梅》的基本构造就是围绕玉皇庙和永福寺展开的。施晔也持相同意见。他说玉皇庙、永福寺是支撑小说上下两部分的双翼。他的上下两部分之分，是以前65回为上半部，概括为西门庆的发迹史。后35回为下半部，概括为西门庆的衰败史。第一，玉皇庙和永福寺在《金瓶梅》中的布局极为规整对称，这在大塚秀高的论文中也有体现，只是大塚秀高没有概括。第二，施晔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即玉皇庙又在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举的两个例子也就是前面大塚秀高说得两个分界点。第39回“寄法名官哥穿道服”，西门庆忙于玉皇庙打醮，没给潘金莲上寿，以至于加深了潘金莲对李瓶儿母子的仇恨，由指桑骂槐的叫骂到用猫吓死官哥，到瓶儿无法承受丧子之痛而病亡，一系列情节都是“由玉皇庙串联的”。第49回永福寺处胡僧的壮阳药也引导西门庆一步一步走向不归路。第三，玉皇庙、永福寺还是起结人物的舞台。《金瓶梅》的主要人物皆出于玉皇庙而归于永福寺。他指出玉皇庙、永福寺已深入到了小说的结构搭建，人物塑造和情节发展之中。王平的论文专门论述崇祯本第一回宗教现象的叙事功能，也谈到了玉皇庙与永福寺。他指出从第1回起，玉皇庙与永福寺便多次出现，成为照应全书的重要情节。他还专门论述了第1回中借助玉皇庙道教神仙的画像，成功地刻画了应伯爵这一人物的性格特征，为后面这一人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大塚秀高把第39回和第49回看作是《金瓶梅》的两大分界点。施晔把《金瓶梅》分为以第六十五回为界的上下两部分。吴光正《〈金瓶梅词话〉的宗教描写与作者的艺术构思》则认为《金瓶梅词话》中的宗教描写是该小说情节的自然分界点。第29回和第79回的宗教描写不仅对相关人物和相关情节进行了设计，而且将整个小说分成了兴起、发展和结局三个情节架构。前29回向读者介绍了西门庆家族的境况，对家庭成员的各种关系作了成功的揭示，展示了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等人的情望。第39至79回主要表现的是妻妾争锋，吴潘之争是一大叙事中心。第79回后的情节是由吴神仙在79回中的判语预测展开情节，直到第100回，通过普静禅师解释冤魂完成了对小说人物的交代。吴光正认为逢九的回目都有宗教描写的存在，而且这些宗教描写都在情节发展上起着承前启后的叙事功能。这一点在大塚秀高的论文中早有提起，只是没有展开论述。吴光正对39回、49回、59回、69回、79回、89回、100回的宗教描写都进行了分析。他说第59回，阴阳先生为官哥看水琬宣告了道教梦想的破灭并转而宣誓了佛教的因果轮回。第89回为《金瓶梅》叙事上得分界点。总的来说，他的分界有一定的道理。
关于宗教对人物描写的作用，很多论文也进行了论述。无独有偶，孔繁华在论文中也论述了宗教意识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他明显地指出“吴神仙冰鉴定终身”一回是人物设计的蓝图。他也指出作者安排人物的命运，不是简单地套用果报观念，只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例如西门庆，孔繁华认为作者“在因果报应思想的支配下，所塑造的西门庆，在总体上达到了‘深罪西门’的创作意图”。对于其他人物也是一样，虽然使用了了宗教因果报应的观念，但这种建立在现实生活基础上的因果律，使人物命运由因到果的发展更符合性格逻辑。蔡莉就宗教描写对《金瓶梅词话》人物塑造的艺术作用作了专门的论述。她认为宗教描写将人物性格塑造得更加完整化、多层次化。宗教描写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主要有三个作用，其一，反映人物的精神世界。吴月娘借官哥来规劝西门庆时两人的对话写出了两人的性格特点。其二，揭示了人物的未来命运。主要讲了“吴神仙贵贱相人”和“妻妾笑卜龟儿卦”这两次算命，这两者在文中的作用以前者为主，但也各表一枝。前者尤其对了解人物未来命运，勾勒小说人物性格以反映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主要由春梅的判词引发）有重要作用。其三，形成人物性格的对比。官哥寄名经疏被拆看之时，潘金莲。孟玉楼和吴月娘的心态被描写的各具特色。蔡莉论述的比较充分，但就第一点来看，论述展开不足，说服力不够。
吴光正只专门对宗教判语与人物设计展开论述。相关人物的命相描写一方面显示了作品的人物架构，将人物分成两个层面，用以体现男性世界的长幼之别和女性世界的正副之别。西门庆看了面相、手相和行相，79回的时候还演了禽星，很全面，写得也很细致。作为子辈的官哥和陈经济只是算了命或看过相。还通过命相描写的多寡显示女主人公的重要性。吴月娘先后算了三次命。其他人物的宗教判语相比他们来说就显得简单，有些人没有。表明这些人物的命运相对简单，而且表明了他们是作品中的次要人物。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宗教判语揭示人物的形貌，性格和命运。在对这些特性进行总结和预测的同时传达着作者的创作意图。与上述其他对此也有论述的论文不同的是，吴光正重点分析了吴月娘、潘金莲、李瓶儿、孟玉楼等每个人不同时期获得的宗教判语以及对这些不同的原因作了阐述。
文学观念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儿童文学；研究性教学；实施策略
[作者简介]何德珍，桂林工学院人文社科系讲师，广西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G4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09－0231－03
研究性学习既是一门课程，也是一种学习方法，还是一种教学策略。专门的研究性学习课程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有重要意义，但学科教学中也蕴藏着组织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的丰富素材，笔者认为把研究性学习引进课堂教学，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是师范教育进行研究性学习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在此，仅从儿童文学这门学科提出研究性教学的实施策略。
“研究性教学策略”是指“教师通过引发、促进、支持、指导学生的研究性学习活动，来完成学科教学任务的一种教学思想、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而实施研究性教学策略的教学就可称为“研究性教学”。笔者认为，进行儿童文学的研究性教学要做到如下方面：
一、建构灵活多样的研究性教学模式
儿童文学研究性课堂教学模式，也就是以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为模式载体，以学生独立研究、合作研究为实施方式，通过问题的引导，让学生自己动手，在查找、搜集、整理、研究的过程中获得并体验自己所需的信息材料，最终增进学生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分析能力和研究能力。在儿童文学课堂教学中，针对儿童文学自身的理论特点，不同的教学内容可采用不同的模式进行研究性教学：
1．归纳模式(阅读文本―分析研究―得出结论)。无论文科还是理科，我们的教材和教法都喜欢先给出结论，然后再去证明验证它，这用的是演绎法。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说：“演绎法是对付考试用的办法，归纳法是做学问的办法。”演绎法重结果，归纳法重过程。在儿童文学教学中，笔者对浅显知识，如各种文学体裁的特点和作家作品的艺术特色，就常采用归纳法进行教学，其目的就是想教给学生做学问的方法。
一般的步骤是：(1)让学生阅读作品。(2)让学生在阅读中感悟、自主探究、主动发现作品的特点或其他问题。(3)比较分析思考后，最后得出结论，自己归纳出作品的特点。如讲儿歌特点，先给学生听(读)几首儿歌，再出示一两首成人诗歌。让学生在阅读比较后，自己发现儿歌与成人诗歌的区别，然后归纳出儿歌的特点。这种“阅读文本一分析研究一得出结论”的教学是学生自主探究的过程，但是教师也并非只在一旁观看，当学生归纳不全面的时候，教师还需在一旁引导。如阅读完儿歌后，学生很容易得出儿歌篇幅短小、结构简单、主题单一、语言通俗、易唱易记的结论，但归纳得不够全面，这时，教师就需进一步引导分析，从而发现儿歌的另一特点：形象具体、想象丰富。归纳过程中，学生不是去证明观点，而是参与了观点形成的过程。课堂教学培养学生自己去研究、分析、归纳的习惯，这应该是研究性教学的一个重要理念。
2．问题探讨模式(发现问题一讨论问题一形成观点)。问题探讨模式是指在课堂上教师创设情境，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巧，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一种教学模式。
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从某种意义讲，人类的“好奇心”是产生“问题意识”的心理根源，也是推动人类成长和前进的根本动力所在。研究性学习是以问题为依据展开的，教师给学生营造一个问题的情境，这是研究性教学的重要途径。
这种模式的误区是教师提出若干个问题，让学生热烈讨论。其实这种“课堂讨论法”依然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是问题的提出者、引导者，这还不能算一种真正开放式的教学。故笔者认为这种模式的最佳形态不应只是教师创设问题，而应该是教师创设情境，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如讲小说的题材特点，可以先让学生阅读儿童小说《独船》，然后让学生谈谈读后感，不少学生发现并提出了问题：“写人性的畸形变态对儿童是否适合?”“儿童文学能描写阴暗面吗?”随后我们设立正反两方，以辩论的形式展开了讨论。学生思维异常活跃，课后还查资料支持自己的观点，写成了小论文。让学生成为问题的发现者，这也应该是研究性教学的另一重要理念。
3．理论一实践模式。理论一实践模式是指师生在共同学习研究性学习理论的基础上，学生应用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体验儿童文学理论和研究性学习理论的价值，培养其综合能力的一种教学模式。这种模式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学生把所学理论运用到实际生活和工作中，达到学以致用的境地。
用什么模式进行研究性教学取决于内容，像文学史之类的知识就不适合，但创作用这种模式却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在学生学习了儿童文学创作理论后，让他们创作儿歌、童话、寓言、故事等各种体裁的作品，是培养学生创造力和写作能力的有效途径。而改编、演出课本剧，只有在掌握了戏剧理论和写作的基础知识，感受、体验了原作品作者的情感，把握了作品中人物性格、文章主题及艺术表现形式，了解戏剧写作及舞台表演知识后才能完成，这就实现了研究性学习所追求的知识学习、能力培养、情感体验有机统一的目标。理论一实践模式让纯理论生活化，又让理论在生活中得到检验，获得发展。一位高中生的呐喊仍能震撼人们的心灵：“让我们接触大自然，接触社会。我们不需要口号，不需要看报纸上‘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长篇大论，我们想要的是实践!是尝试!”笔者认为，帮助学生实现学科理论向实践转化，让教学生活化，也应是我们进行研究性教学的重要方向。
4．多媒体网络教学模式。多媒体网络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对象的特点，通过教学设计，合理选择和运用多种现代教学媒体，并与传统教学手段有机组合，师生共同参与教学全过程，形成互动的教学过程结构，达到最优化的教学效果。如今的教学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学校已经不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世外桃源”，学生们可以通过教学网络接触到社会上许多东西，信息的开放性无疑对掌握知识权威的教师提出了挑战，但同时也为研究性教学提供了施展的平台。互联网作为新媒体已经成为学生接触信息进行自主学习最方便快捷的一种途径，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指导学生进入专题网站，如哈利波特网站、郑渊洁网站等查询资料，请专家指导；甚至也可以在课堂上网浏览资料，发现问题，大家一起讨论，再查资料支持自己的论点，这样的研究主动性、积极性、互动性都很强，效果就不言而喻了。课后，教师也可开辟论坛或博客，解答学生在课堂上的疑难，学生可用网名跟老师一起参与讨论，这样的互动形式更
平等自由，也深受学生喜爱。近两年，已有不少大学和中学建立了校园网络，这为研究性教学提供了先进的现代教育技术设备，为教学走进生活开辟了通路。
多媒体和网络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是对传统教学方式的挑战，但不会取代传统的教学模式。
二、充分开掘教材的研究性价值
儿童文学的研究性学习不同于自然科学和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它除了从自身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选择和确定研究课题以外，还应该注意从教材中寻找研究课题。相对于研究性学习的特点来说，儿童文学的理论相对较浅，要提高学生研究性学习的兴趣与热情，必须提升教材的可研究性。也就是说，教师要善于开拓教材的研究价值。
1．鼓励学生敢于质疑挑战教材的学术权威，用新的理论和观念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儿童文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许多理论都还处在建设发展完善的阶段。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许多概念采用新视角、新观念都可重新界定和评价。如关于儿童文学的性质界定，教材是采用日本儿童文学理论家上笙一郎所下的定义：“所谓儿童文学，是以通过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将儿童培育引导成为健全的社会一员为最终目的，是成年人适应儿童读者的发育阶段而创造的文学。”而教材下面举例却有少年作者郁秀的《花季雨季》，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就可发现问题：儿童文学只能是成年人适应儿童读者的发育阶段而创造的文学吗?同时，教师可介绍我国历年来的儿童文学定义，诸如“儿童文学是儿童本位的文学”、“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儿童文学是解放儿童的文学”等观点，并引导学生进行探讨，鼓励他们提出自己的观点。
2．引进与教材相关的内容。指导学生进行比较研究。比较是思维训练的一种方法，也是科学研究的常用手段。由于学生的学术水平有限，他们很难发现教材某些观念的不足，因此，教师更多的可采用引进与教材相关的内容或不同的学术观点，与教材形成对照。如我们学生用的小教大专儿童文学教材(光明出版社出版)对童话幻想的理解是：幻想是自由，无拘无束的。这个问题是儿童文学理论界争论较多的热点问题，其他的教材却有不同的理解，1993年李继学等著的《童话学写作通论》、1997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幼儿文学》等认为幻想来源于生活，必然要受到生活逻辑的制约；蒋风主编的《儿童文学教程》却认为童话的幻想要受童话逻辑的限制，即要人性和物性的统一；而儿童文学理论家马力在《童话学通论》中说童话幻想必须符合儿童的思维和心理特点。众多观点的引入让学生通过比较，发现问题，激发学生研究的兴趣，也训练了学生的思维。
三、巧妙设计研究性作业
大专儿童文学研究可采用多种作业形式：小论文(长作业)、调查报告、毕业论文。
1．小论文。小论文也叫长作业，一般是根据课文内容引申的论题，可让学生自查资料独立完成。学生思考后可写成小论文。如“统计分析小学语文教材儿童诗的分配情况，你可得出怎样的结论?”“儿童小说一定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吗?”
2．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指学生带着问题到社会中调查，分析调查数据或现象，提出问题或得出结论。如《蜡笔小新》热播却因遭到一些家长反对而停演，学生可采用问卷形式分别对家长和小学生进行调查，通过家长与小学生不同的反映，一定可以发现一些问题。而最近几年，出现了一系列带有恐怖因素的畅销小说，如英国罗林的《哈利波特》、美国斯坦的“鸡皮疙瘩系列”、“幽灵街系列”，引起了儿童文学界及教育界的关注和讨论，恐怖的作品对于孩子而言是刺激还是惧怕?学生可就此设计问题调查，从而从接受心理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
文学观念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理解(understanding)；视域(perspective)；原道；文；终极依据
一、《文心雕龙·原道》篇对“原”与“源”的区别使用
《文心雕龙·原道》的首段经常被看作是概括地说明了作者对文学起源问题的看法①。按照这样的理解，刘勰在这里是确立了自己“文源于道”的观念。可是，高诱注《淮南子·原道训》之“原”为：“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历万物，故曰原道，用以题篇。”[1]《稗编·文艺》解“原”为：“原，按韵书，原者本也，一说推原也，……推其本原之义以示人也。”[2]从《序志》篇“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一句来看，对刘勰《原道》篇之所谓“原”的意义的理解当取高诱注为宜。此处之“原”用作动词，“本于”之意，亦即“探究(根本)”的意思。“原道”就是本于“道”，若就刘勰此处论“文”而言，则“原道”之意为“探究文之根本”的意思。而且，从整部《文心雕龙》来看，刘勰对“源”与“原”的使用是有明显区别的。《文心雕龙》中在要表达source或origin的意义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使用了“源”字，而且这样的用例很多。“原”字在差不多所有的场合，都是用作意为“探究(根本)”的动词，如《原道》篇“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定势》篇“原其为体，讹势所变”等。日本学者兴膳宏在《(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一文中对这一问题也有详细论证。他认为：“刘勰把‘原’作为意为‘探究’的动词，‘源’作为意为‘本源’的名词，在使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3]因而，我们在此首先确立《原道》之“原”意为“探究(根本)”的观点，“原道”就是本于“道”，刘勰此处论“文”言“原道”，其意实为“探究文之根本”，即“文原于道”而非“文源于道”，《原道》篇讨论的是文之为文的终极依据问题，而不是文学的起源问题②。
其实，清代学者纪昀对《原道》篇的点评也是意在揭示此篇“探究根本”的实质的。纪昀在此篇开头眉批道：“自汉以来，论文者罕能及此。彦和以此发端，所见在六朝文士之上。”[4]纪氏在此明确指出，刘勰以“原道”作为整部《文心雕龙》的理论起点，实际上已显示了其胜人一筹的卓越的理论天赋，这同时也是其作品得以高于汉魏六朝其他文论的一个重要原因。随后。纪昀又说：“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体之尊，所以截断众流。”[5]这就进一步明确指出刘勰之“原道”意在论“文”而非“载道”，并且，“原道”的目的在于“明其本然”。这一评语，已明确道出了刘勰《原道》篇的主旨在于“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而非“文源于道”。所谓“明其本然”，亦即“探究根本”之意，而所谓“根本”，实际即是探寻“终极”的问题。在自己整部作品的首篇首段，刘勰开宗明义，探讨文学的本原，明确自己关于文之终极的观念，即“文原于道”，认为文学的本原是“道”，“道”是天文、地文、人文得以存在的终极依据，即本体。
刘勰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讨论文学，是使《文心雕龙》在当时及后世的文论著作中得以胜人一筹的重要原因之一。罗素思考为什么智者哲人于思想的运作中无法逃避对本体论的建构时，曾把这一疑惑归结为生命主体对“永恒”的追示：“追示一种永恒的东西乃是引入研究哲学(本体论)的最根深蒂固的本能之一。”[6]其实，刘勰思考“文原于道”的时刻，也正是他追示“永恒”的时刻，在刘勰的观念里，“永恒”就是“道”，“道”是天地万物得以安身立命的终极。
二、“文原于道”是刘勰对“圣人之道”作出的“现在”的“不同理解”
“道”的原初意义，就是指涉“道路”。许慎在《说文》中所诠释的“道，所行道也”[7]，《尔雅·释宫》的“一达谓之道路”，即是在“道路”的意义上对“道”进行的阐释[8]。在这里，“道”是一个描述形而下之客体的实物名词。以后，“道”的意义从规定人的行动方向的道路，引申、转型为主体所遵循的一种抽象的道理、准则、规律、道德、道义与信念等。但是，同为抽象名词的意义，在具体不同的语境中，“道”的使用已经含有本体与非本体的区别。如《孟子·尽心上》言：“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9]在这里，“道”应该只是作为非本体的道德伦理意义上使用的儒家之道。而《周易·系辞上》言：“一阴一阳谓之道。”[10]《韩非子?解老》曰：“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辑也。”[11]此处所言之“道”则是在世界的终极本体的意义上使用的。
刘勰的《原道》篇有七处使用“道”，其中只有“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一句，是说明由“道”派生、衍化而形成文学的过程和方式，即自自然然的道理，其“道”的意义的使用是在现象界层面的使用；而其余六句均为本体论意义上的“道”的使用，指的是宇宙万物(包括文学)的本原和终极，是文之为文的终极依据。
可是，问题在于。刘勰在《原道》篇中所“原”之“道”，即作为天地万物的终极依据之“道”，并不在儒者所理解的居于现世的“圣人之道”中。在《灭惑论》中，刘勰有关于形上之“道”的论述。他说：“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但言万象既生，假名遂立。梵言‘菩提’，汉语曰‘道’。”[12]而这一形上之“道”，在思想上显然更为接近道家之“道”。《庄子·大宗师》篇有叙述万物因道而生化的一节[13]，《韩非子·解老》曰：“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辑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14]《淮南子·原道训》曰：“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鳞以之游，凤以之翔。”[15]《庄子》、《韩非子》与《淮南子》都认为万物因道而生化活动，《韩非子·解老》篇和《淮南子．原道训》之说显然属于《庄子》的理论范畴。
可对儒家而言，我们知道，尽管孔子有所谓“一以贯之”之“道”，但由于“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之“不可得而闻”[16]。所以，至少在先秦儒家的观念里，对“圣人之道”的理解还是限于处理现世实际问题的伦理、道德与政治的思路。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哉!”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17]可见，曾子所体察到的孔子“一以贯之”之“道”乃是“忠恕”。《论语·学而》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8]这里明确“孝悌”是本。荀子释“道”也强调：“道也者，治之经理也。”[19]“忠恕”、“孝悌”及“治之经理”之“道”，终究未能脱离以具体阐释和实践伦理道德为特征的窠臼。到了汉代，依翼奉的解释，“道”是“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示圣人”的“天道”[20]。这种“天道”可以直接映射于社会政治，可以“知王治之象”[21]，其实也还是一种现实性极强的思路，并未达到宇宙的终极问题的讨论。显然，刘勰所谓之“道之文”之“道”，并不是儒家所谓“忠恕”、“仁义”的“圣人之道”；而就“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夸饰》)而言，作为万物、包括“文”之终极依据的“道”，根本就不在文字描摹的范畴之内。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刘勰的“文原于道”呢?
伽达默尔以为：“如果我们一般有所理解，那么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22]“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23]这也就是说，理解不仅仅是单纯的重复过去，而是要参与到现在的意义中来。这也是本文所谓之“现在”的“不同理解”的立论根据。
刘勰生活的六朝时期，正是经学的玄学化时期。这一时期，面对着“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的尴尬[24]，何晏、王弼等玄学家们援道入儒，以道家思想去融摄儒家思想，从“以无为本”立论，将“圣人之道”理解为“无名”与“无体”之“道”，以《老》、《庄》解释《周易》和《论语》，对儒家经典做出了“不同方式”的理解，使儒家思想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重新”的、“创造性”的诠释和发挥①。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中，与他的同时代人一样，刘勰也不得不思考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经”是凭靠着怎样的依据，上达“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的崇高地位的?而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刘勰对“圣人之道”作出了“现在”的“不同理解”，即援用经学玄学化的思路，将“圣人之道”理解为“无名”与“无体”之“道”；再经由圣人体道而有“经”的途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从而完成了对圣人之文——“经”的本体论意义的建构。
在此，正是借着“圣人”这一中介，刘勰将形上之“道”与形下之“文”联系了起来。尽管，作为本体的“无”或“道”是无名无形、无声无奥、超言绝象、不可感知的，而言象究竟出于“道”，正所谓“形器易写，状辞可得喻其真”，形器、万有是可以感知、摹拟、界说和规范的，加以圣人天成、智慧自备，圣人体“道”而有“文”，“道”凭借“文”而得以显明，圣人之文就是“经”。这样，本体之“道”就经由圣人显现在“经”中，“经”是圣人所著而体现着“道”的，所以“经”也就是“道”，“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的命题得以成立。以“经”为“宗”，也就是以“道”为“本”。汤用彤以为：“宇宙之本体(道)，吾人能否用语言表达出来，又如何表达出来?此问题初视似不可能，但实非不可能。”[25]“滴水非海，一瓢非三千弱水，然滴水究自海，一瓢究为弱水。若得其道，就滴水而知大海，就一瓢而知弱水。故于宇宙本体，要在是否善于用语言表达，即用作一种表达之媒介。而表达宇宙本体之语言(媒介)有充足的、适当的及不充足的、不适当的，如能找到充足的、适当的语言(媒介)，得宇宙本体亦非不可能。”[26]
在刘勰的观念里，所谓“充足的、适当的语言(媒介)”，就是“圣人之文”——经，刘勰又称之为“恒久之至道”。这一“恒久之至道”——经，由“圣人体道”而来。圣人是真正把“道”和“经”认为一体的人，本体即在万有之中，非在万有之外而另为一物。因而，“原道心以敷章”，则“道”和“经”自然是统一的，即“经”是“道心”与“圣人之心”合二为一的“道之文”，是终极本体的显现。在这样的高度，万世之文的典范只能是“经”；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经”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作为中国文人安身立命的终极依据的崇高地位就能够得以确立。
很显然，刘勰《原道》、《征圣》、《宗经》的最终目的在于为儒家之“经”找到终极的形上依据。他之所以对“经”之形上依据进行追问，并最终以“原道”做出回答，其真正目的正在于显露“经”的真正强大——“经”是世界之终极本原在现世的显现，“经”是“道之文”。有了这一依据，“经”作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的地位就自此更加坚固而不可动摇。
三、“文原于道”之“文”作为“道”本体的一种外在显现形式
《文心雕龙》首句言称：“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这就已经为“文”确立了一个远远高出曹丕所谓“经国之大业”的崇高地位：“文”与“天地并生”。
刘勰认为：“日月迭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天地之文”“盖道之文也”，“文之为德”之“大”即在于“天地之文”是“道”本体的外在显现。那么，“人之文”又是什么呢?
刘勰先给人的位置定位：“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位于天地(两仪)之中的，是天地灵气之所钟聚的人，天地人合称为“三才”，人在天地间处于与天地并立的地位。天地本身是“道”在现象界的显现。那么，与天地并立的“人”的位置，也只能立于现象界而成为终极本体“道”的一种显现。“天之象地之形”为“天地之文”，“人之言”即为“人之文”，这样，“天地之文”和“人之文”，都是“道”本体的显现形式。天文、地文、人文之“与天地并生”的地位是由于它们都是“道之文”的缘故，是宇宙终极在世界、在现象界的显现。同样的道理，“人之言”之有“文”，即有“文采”、有“文饰”，也如同天、地之有“文”一样，是自然而然的道理，即“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文原于道”之“文”作为“道”本体的一种外在显现形式，实际上也就是汤用彤所谓之“表现天地自然之充足的媒介”[27]。于是，“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龙凤、虎豹、云霞、草木”，自呈“形文”；“林籁结响、泉石激韵”，又显“声文”，这些“无识之物”尚且“郁然有采”，作为有思想有情感的人，当然必有其文——“情文”。这一“天之文”、“地之文”、“人之文”到“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的模式，与《情采》篇所谓“形文”、“声文”、“情文”的模式是一致的，天地万物都有“文”，天地万物之“文”之为“文”的终极依据在于“道”。汤用彤用一句话明确了这一观念：“宇宙之本体(道)为一切事物之宗极，文自亦为道之表现。”[28]
纪昀所谓明“当然”与明“本然”的不同及黄侃《札记》所说“此与后世言文以载道者截然不同”[29]，不仅在于明“当然”与明“本然”的不同，而且也在于“道”的含义的不同。范文澜指出：“按彦和于篇中屡言‘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夫岂外饰，盖自然耳’；‘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综此以观，所谓道者，即自然之道。”[30]从“自然”的本体论意义上理解，这是正确的。但接着又说：“亦即《宗经》篇所谓‘恒久之至道’。”[31]“彦和所称之道，自指圣贤之大道而言。”[32]这就又把问题搞糊涂了，读来难免“汗漫”之极①。真正明白这一问题的是刘永济。《文心雕龙原道篇释义》在解释“道之文”时解释得更为明白，他说：
此篇论“文”原于道之义，既以日月山川为道之文，复以云霞草木为自然之文，是其所谓“道”亦自然也。此义也，盖与“文”之本训适相吻合。“文”之本训为交错，故凡经纬错综者，皆曰文，而经纬错综之物，必繁缛而可观。故凡华采铺芬者，亦曰文。惟其如此，故大而天地山川，小而禽兽草木，精而人纪物序，粗而花落鸟啼，各有节文，不相凌乱者，皆自然之文也。然则道也，自然，文也皆弥纶万品而无外，条贯群生而靡遗者也[33]。
在此，刘永济首先明确“文原于道”，随后确定“道”即“自然”，而且，这一“道”“条贯群生而靡遗”，对“道之文”做出了准确的解释。另外，在《文心雕龙校释》中，他又强调：“舍人论文，首重自然。……此所谓自然者，即道之异名。”[34]
刘勰生活在一个玄风大盛的时代。当玄学家们的目光由对社会伦理和天地起源等具体问题的规范和描述，进而深入到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和终极原因的时候，当他们开始研究万物万事万有即现象界之上、之后是否有一个更为根本的本体的时候，处身其中的刘勰在构筑自己的文学理论大厦之时，也禁不住地要追问“文之为文”的终极依据。很显然，所谓“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根”即“本”，即“原”，而“源”就是“经”，也就是要“宗经”之前必须先以“原道”、“本乎道”，而“原道”、“本乎道”也就是一种本体论的哲学态度，即“文原于道，明其本然”。在这里，刘勰至少认识到，在这样一个时代，只有回答了文学的本体问题，才足以“立家”。事实上，正是刘勰对“立文之本”在于“道”的思考，使刘勰的文学理论得以在理论与逻辑上更加严密与周全。惟其如此，《文心雕龙》才能够赢得“体大虑周”的美誉。从“本体”、“终极依据”的视域透视刘勰“文原于道”的文学观念，可以从形上角度对这一观念做出“更好”的“不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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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4]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2．p4，p2．
①按：王元化、陈伯海、孙蓉蓉等皆持此说。参见王元化《刘勰的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作论》(见《文心雕龙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页)。陈伯海《(文心)二题议》(见《文心雕龙学刊》第二辑，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编，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24页)。孙蓉蓉《“文原于道”与“文以载道”》(见《<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主编，文史哲出版社民国八十九年版，第127页)。
文学观念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清代；知识女性；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228-03
严格的清代知识女性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展于90年代，繁荣于21世纪近十余年。目前学界对清代知识女性的研究主要在作品解析、人物考述、思想意识、文化生活、家庭教育、婚姻与交际等方面，成果喜人。尤其是近十余年，论著日丰，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本文以大陆学者为主，兼顾海外学术成就，试对近二十余年来的研究成果作一综述，以供学界讨论批评。
一、大陆学述成果研究追述
清代知识女性研究是女性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清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为使清代知识女性受到应有的关注，大陆学者们做出了不懈的探索。
（一）知识女性专题研究
1.时期的知识女性。论及这一时期知识女性的文章非常多，大多认为时期以女学生和女教师为主体的知识女性，已向近代转型，他们对起推动作用，但其社会地位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他们的自我解放思想和政治意识开始觉醒，交际与活动空间不断扩大。沈智在著述里，曾对知识女性的办刊活动进行了详细剖析[1]。李兰萍对女知识分子的精英――晚清留日女生的特点及其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探究。魏中林、花宏艳《晚清女诗人交际网络的近代拓展》（《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指出晚清女诗人的文学与交际网络包括家族网络、媒介传播网络、以学校为核心的私谊网络和以社团为载体的会社网络。在晚清女性自我意识和政治的觉醒、妇女解放运动和社会角色的建构几方面论文也不少。王庆宏从清末妇女解放的背景、内容和特点及其影响都做了详细的分析，指出妇女解放思想片面追求男女平权，妇女解放主体局限于小资产阶、资产阶级范畴[2]。沈蓓绯《与近代女性社会角色的建构》（《广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则从女性主体意识、政治意识、家庭角色重塑方面探讨了知识女性社会角色的建构。
2.知识女性的特点与生成因素。乔玉钰《一生几许伤心事， 不向空门何处消――明清才女的皈依佛、道之风》（《古典文学知识》2006年第2期）指出明清相当一部分才女皈依佛道的现象及其原因。杨银权认为清代知识女性的知识通过家庭、婚姻生活、交游等途径获得，清初和清末知识女性关注社会事务的特点鲜明[3]。郭蓁《论清代女诗人生成的文化环境》（《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认为良好的家庭熏陶是清代知识女性们生成的一重要因素。此外，郭英德认为清代女子“才德不相妨”观念的流行，为普及女子文学教育提供了机缘。
3.作品出版与文化生活方面。张聆雨将清代知识女性的作品出版途径归纳为：男性亲属、老师或藏书家、好友等非亲属女性、作者本人刊刻四种[4]。蒋勇军的《清末民初女子文化生活与女性意识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以知识女性为研究主体，介绍了清末知识女性接受教育、创校、办刊、举办慈善事业、开展文娱活动、反对封建文化陋习等文化生活。而崔景博士论文则从文学创作、交游活动、女性形象及生存环境、女性书写的流传于传播等方面进行了研究[5]。韩淑举《明清女性阅读活动探析》（《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9年第1期）一文，研究了清代知识女性的阅读书籍种类及其阅读特点。
4.家庭角色与职业方面。关于清代知识女性的家庭角色问题，不少学者在论著里有涉及，但专门论述的文章不多。侯杰、秦方以《大公报》几位著名女编辑、记者为例，探讨他们的人生历程、婚姻家庭，以此解读清末知识女性的家庭角色[6]。逯慧娟的《略论清末民初知识女性的职业状况》（《石家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指出清末知识女性向教育、医疗、出版社等领域渗透独立谋生，总结了其职业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5.思想观念方面。李静、刘蔓通过对《名媛诗话》的研究，认为传统知识女性对“贞节”观念是十分认同的，尽管无奈，但他们还是以守寡、殉节、伤害身体的方式来表达对“贞节”的恪守，往往将不幸归结于命不好[7]。张磊在《中国近代知识女性的教育观》（《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9年第3期）阐释了近代知识女性的教育观，即兴女学、男女同校、掌握知识是男女平等的基础。 段继红在其论文中揭示，清代知识女性渴望寻求志同道合、同声相应、注重精神和情感交流的理想婚姻[8]。段继红、 高剑华《清代才女结社拜师风气及女性意识的觉醒》（《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指出，清代才女冲破传统拜师结社、广泛阅读，女性意识开始觉醒。鲍震培的《从弹词小说看清代女作家的写作心态》（《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孟梅的《论明清女性剧作家的“谪仙”情结》（《艺海》2012年第9期），则从写作心态与作品中饱含的期盼去挖掘清代知识女性复杂的内心世界。
（二）人物研究
清代知识女性人物研究已有一定数量颇见功底的文章问世，其中群体研究的文章较多，为数众多的广大知识女性仍被冷落于角落，个案研究亟待深入。
1.比较研究。李玮玮的学位论文部分章节从宗教、词情、爱情、友情几方面对三位女词人做了比较研究[9]。徐莉梅《吴藻、沈善宝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通过对两位知识女性的诗词研究，探讨了两人迥异的创作心态及其原因。
2.个案研究。词人：清代词人中受关注较多的是顾春、吴藻、贺双卿、吕碧成、熊琏、徐灿等人。对顾春的研究文章很多，其中吕菲的《论清代北京满族女作家顾春的文学创作》（《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对其作品进行了赏析。对贺双卿其人有无问题，学界仍有争议，但肯定者为多数，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其人与作品的整理与研究日盛。对吕碧成的研究也不少，主要是从其词作，其人与国际素食运动的关系，中国知识女性的转型这些方面对其进行了探讨。对吴藻的研究主要是从生平考述、其悲苦人生和作品这几方面。
诗人：对清代女诗人的研究成果斐然，研究较多的是沈善宝、恽珠等人。张佳生对满族女诗人进行了宏观研究，列出的清代女诗人达几十人之多，并对比较著名的女诗人进行了评述[10]；朱吉吉的《清代满族女诗人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则更为细化，采用个案方法，对清初期、中期、后期的女诗人进行研究。经过梳理，万鹏、陈玉玲发掘出若干名不见经传的清代无为女诗人[11]。聂欣晗的《清代女诗家沈善宝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是沈善宝研究的一部力作。高春花的《清代女诗人恽珠生平家世考略》（《兰台世界》2011年第23期）对恽珠的生平及恽氏家族进行了考述；杜家骥先生考证了那逊兰保的生平、其家族与清廷的关系，对史籍和论著中的错误进行了辨析，并以那逊兰保及类似史事为例探讨了汉满蒙血缘、文化交融的现象[12]。其他在专篇论述中被研究的女诗人也有不少，列举如下：骆绮兰、汪端、陈静渊、王淑昭、钱凤纶、席佩兰、薛绍徽、杨继端、谢浣湘、汪韫玉、佟佳氏、张令仪、钱孟钿、方维仪、刁素云等。
画家：白英追溯了为慈禧的宫廷职业女画家缪嘉蕙的生平往事，开启了对清代女画家的研究[13]。彭建的《清姿秀骨 俊逸脱俗――清代女画家廖云锦赏析》（《收藏界》2012年第3期）对廖氏画韵的赏析，使女画家的性情跃然纸上。
科学家：沈雨梧教授的集学术性与普及性合一的女科学家传记著作，记录了天文、数学、物理、中西医学、纺织学等各学科的31 位清代女科学家[14]。李敏《始信须眉等巾帼谁言儿女不英雄――清代女科学家王贞仪的成才之路》（《高师函授》1986年第1期）介绍了清代著名女科学家王贞仪的生平、家世、婚姻及其作品。
其他领域：对其他领域的清代知识女性也有专门的论述。清代女史家有清代李晚芳、陈尔士，戏曲家有王筠，清末著名办报人有胡彬夏和晚清女权主义者唐群英等，而屠揆先的《清代女中医曾懿及其简介》（《中医杂志》1981年第4期）则向我们介绍了清代女中医曾懿及其医学成就。
3.群体研究。有关清代知识女性群体的研究，一些论文用力较深。《清代女诗人研究》[15]一文，对诗人及其创作进行了整体和个案研究；汪青云的《清代女性词人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研究了女性词坛的盛况、词人的生存状况、创作等内容；《关于随园女弟子的成员生成与创作》（《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和张远凤的《清初“蕉园诗社”形成原因初探》（《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是对诗社成员群体研究的代表作。郭蓁认为，清代女诗人群体凸显出地域性、伉俪诗缘、家族化、边缘化、多孀居者等特征[16]。冯曦缘《试论近代女性创作群体的分类》（《甘肃高师学报》2010年第1期） 对晚清女诗人进行了分类研究。
（三）地域性研究
清代知识女性区域研究中，江南市镇是学者们研讨的中心，对苏州、常州、吴地、浙江、徽州、桐城、杭州、上海等地知识女性研究的论文很多，且大多是硕博论文；而对边疆地带知识女性的研究薄弱。在清代知识女性的分布上，付琼、曾献飞认为清代女诗人主要分布在江南，呈现从沿海到内陆、从南到北递减的特点；从各省分布看，可分为名府中心型和首府中心型，清代女诗人群体的分布区与进士群的分布大致吻合[17]。王细芝《清代闺秀诗人的集中分布及其成因》（《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也对此问题进行了类似的探讨。花宏艳《晚清女诗人地域分布的近代化》（《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指出，晚清女诗人的地域分布继承了清以来闺阁文学的地域优势，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湖南、广东近代化较早、较深入的地区女诗人的数量大幅增长。
（四）知识女性创作研究
总体看来，清代知识女性的研究主要是文学工作者对女性文学作品的赏析展开的，这方面的文章十分多，大多是从创作的成就、特征、艺术风格等进行探讨，史学视角下的研究极为不足。王瑜《清代女性诗词成就论》（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对清代女性诗词的成就分类进行了探析，并对其成就的局限性和原因发表了看法；张宏生《清代妇女词的繁荣及其成就》（《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对清代知识女性的创作成就予以赞扬，对女词繁荣原因阐释了自己的见解；冯晓东、饶晨曦、申国娥《清代女词人创作特征研究》（《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年第8期）一文指出，清代词人有一门风雅、才名意识、群体唱和三特征。此外还有对女性弹词小说和女性书信体散文书写的研究文章，不再赘述。
二、港台地区研究成果
近二十年来，港台地区清代知识女性研究比较深入。香港黄嫣梨女士通过四位女词人的创作和遭遇，透视清代妇女在国家、社会、婚姻、宗教观等方面的思想转变[18]。中国台湾钟慧玲的《清代女诗人研究》（里仁书局，2001）末章，赏析了金逸、徐昭华、汪端等闺秀的文学创作。中国台湾女学者华玮的《明清妇女之戏曲创作与批评》（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4年）一书，是明清妇女戏曲创作与批评的主要成果。王力坚的《清代才媛与文化考察》（文津出版社，2006）从诗词、话、书简、戏曲几方面对清代妇女文学进行了研究；他的《从看家庭对清代才媛的影响》（《长江学术》2006年第3期）一文则探讨了清代知识女性的生成问题。
三、国外研究成果
国外学术界对清代知识女性的研究视角新颖。美国学者高彦颐从女性视角进行研究，一改认为五四时期中国女性才开始解放的传统史观，认为明末清初的知识女性并不是人们认为的那样饱受压迫，他们反而是旧社会的积极构建者[19]。美国耶鲁大学康正果先生的《与・边缘文人的才女情结》（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一节，对清代女诗人贺双卿做了专论。《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美]曼素思著，定宜庄、颜宜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通过（1683-1839）对清代江南女性的人生历程、写作、娱乐、工作、虔信的探讨以强调女性史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中国女性史》（[日]山川丽著，高大伦、范勇译，三秦出版社，1987）的第七章，谈及了清代知识女性的觉醒等内容。美国女汉学家孙康宜，在其著述里对清代薄命才女―寡妇诗人的文学成就进行了概括[20]。此外，美国学者魏爱莲教授对清代才女的文学生活亦有相关著述。美国白馥兰的《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江湄、邓京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书，指出女性科技强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女性角色与性别规则，认为妇女非男权的牺牲品，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与社会秩序的积极参与者。
四、结语
近二十余年来，清代知识女性的研究工作成绩斐然，但亦有薄弱环节。人物个案研究极其匮乏，少数民族、文学领域之外的知识女性群体研究尚需深入。地域性研究不均衡，多聚焦江南，对东北、西北、西南、中部地区知识女性关注不够。研究视角较窄，多从文学赏析角度研究，史学视角下的研究不足，缺少对“人”的关注。此外，研究重两头轻中间，忽视了对清中期知识女性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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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银权.清代知识女性的知识养成及特点[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4]张聆雨.清代女性著述出版途径考[J].古典文献研究，2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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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侯杰，秦方.知识女性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家庭角色分析――以女编辑、记者为实例[J].南方论丛，2003，（2）.
[7]李静，刘蔓.从《名媛诗话》看清代女性文人的贞节观[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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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万鹏、陈玉玲.清朝无为女才人考证[J].安徽文学：下半月， 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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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段继红.清代女诗人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6，（6）.
[16]郭蓁.清代女性诗人群的总体特征――以清初至道咸诗坛为中心[J].齐鲁学刊，2008，（5）.
[17]付琼，曾献飞.论清代女诗人的地域分布―以《国朝闺秀诗柳絮集》所收诗人为例[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1）.
[18]黄嫣梨.清代四大女词人―转型中的清代知识女性[M].北京：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2.
文学观念论文范文第7篇
摘 要：本论文主要研究语文学科的人文性特征。文章通过对人文性这一概念的剖析，并结合文化学的研究成果，深入地论述了语文学科人文性的本质特征 ：语文学科的人文性是一种观念性的人文性，语文学科人文性的实现以解读文本为主，语文学科教育的任务、目标、内容、过程、方法、原则、评价都应具有人文特色。这是对语文学科属性研究的最深入的阐述，填补了此项研究的空白。
关键词：语文学科 人文性 本质特征
（一）
自1904年中国语文单独设科以来，国内学者对于其性质的探讨一直就没有停止过。百余年的时间内，人们对语文学科属性的认识大致经历了工具说、思想说、人文说、人文性与工具性统一说等。这表明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研究的发展，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在不断地深化；同时也反映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近十几年来，关于语文学科人文性逐步引起人们的关注，此项研究的成果也很多。《中学语文教学课程标准》将语文学科的性质定义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应当是多年来对语文学科性质探讨的总结的体现。
但是，不可否认，我们对语文学科人文性质的阐述只是停留在一个较含糊的一般认识上，缺少对这一命题的深刻的实证分析，也就是说对这一命题还不能作出明晰、系统、既有一定理论高度又能指导语文实践的令人信服的阐释；另外，笔者认为关于语文学科人文性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如语文学科人文性的特征、语文人文性的层面、语文人文性的时代特征等，我们的研究还没有很好地将其解决。
所以，探讨语文学科人文性质、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对于语文学建设、对于语文教育，对于培养更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笔者一直非常关注这一问题，并作了一定的思考和研究，写成此文，以求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二)
什么是“人文性”？语文的“人文性”同人类社会中其他事物所体现的“人文性”有何不同？语文的人文性的本质特点是什么？
“人文”这一概念，既古老而又年轻。成书于三千年前的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周易》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近代西方的“人文”来源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概念，是指与中世纪神学对立的一种以人为中心审视世界的文化思潮，强调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反对神学对人的精神控制。
有学者把“人文性”定义为“人的文化性和文化的人性”,笔者认为不无道理。人只有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才能更充分地参与人类的社会活动，也才能真正地实现人的价值，这即是“人的文化性”；但这只是“人文性”的一方面，可以说是一种极不健全的方面，因为文化毕竟是一个复杂而多义的概念。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所以这种解释的后半部分“文化中的人性”可以说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张岱年先生在《中国文化概论》中把文化分为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他认为广义的文化结构包括四个层次：
（一）由人类加工自然创造的各种器物，即“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的物态文化层。
（二）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构成的制度文化层。
（三）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尤其是在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构成的行为文化层。
（四）由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长期浸蕴化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的心态文化层。这是文化的核心部分。
狭义的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专注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所以又被称为“小文化”。1871年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文化“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是狭义“文化”早期的经典界说。在汉语系统中，“文化”的本意是“以文教化”，亦属于“小文化”的范畴.
(三)
笔者认为，语文学科反映出的人文性具有多层含义，主要包括语文课程和语文教学两方面：
（一）物质形态性的，如语文课程标准、语文教材、教室、教案、教学设备、作业、语文读物等语文教育资源；
（二）关系性质的，如语文学科的历史沿革、制度规范、语文课程和语文教育与社会生活及学生的关系、母语教育与外语教育的关系、汉语教育与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关系等；
（三）活动性的，如语文课堂教学活动、语文课外活动、语文教研活动、语文实际活动；
（四）观念性的，如语文知识、思想、心理活动、伦理观念、语文审美、信仰等。
这四方面人文性的含义，哪一种揭示了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呢？很显然，前三种只是揭示了语文学科所具有的人文性的一般特征，具有其他学科的共同特征，因此，应属于广义的人文性，不能叫做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语文学科的人文性质是通过文本来反映人类生活中物质形态的人文性、制度形态的人文性、行为文化形态的人文性，同时也反映人类观念形态的人文性。它的存在绝对离不开其他形态的人文性，它区别于其他人文性的本质特征在于其观念性。第四种含义，即语文是一种体现在人类观念中的人文性或者说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是观念形态的人文性，这类形态的人文性应是语文学科性质的本质特征。
总之，语文学科正是由于其观念的人文特征，从而使得其本身真正负起体现、承载、反映人类文化的任务，使语文真正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语文学科人文性质的本质特点是指语文主体在从事以解读和创造文本为主的语文活动过程中接受、感悟、体验透过文本所反映、折射出的人文性的观念性活动。这一定义包含如下含义：
第一，语文的人文性是一种观念性的人文性，它是外部世界的人文性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也包括语文主体自身对这些反映的反映。
第二，语文人文性的实现以语文主体解读文本为主，还包括语文主体所从事的其他活动如口语交际活动、写作活动、倾听等等。
第三，语文的人文性是人类文化的综合反映，正因为此，决定了语文学科教育的任务、目标、内容、过程、方法、原则、评价都应具有人文特色。
参考文献：
[1]张岱年 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王文彦 蔡名主编《语文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3]饶杰滕编 《语文学科教育探索》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文学观念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市民阶层是社会中存在的一个特殊的文化消费群体。伴随着经济观念对传统社会的不断渗人，新的社会群体—市民阶层的出现和不断地壮大，旧的文学观念受到巨大的冲击，文学艺术也在经济社会中开始商品化，进人到特殊的文化市场而成为特殊的商品，而新的文学观念也渐渐的形成，并潜在地发生着嫂变。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如秦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一时代亦有一时代之文学观念，秦经之纬，汉赋之丽，唐诗之境，宋词之骨，元曲，明清小说之浅白易懂、率性真挚。但是，几千年来中国现存之根本之社会制度之未变，诗文之核心观念亦不变，即天理伦常，说教载道之思想文化观念是没有变的。直到新的社会主体—市民阶层的出现而使社会形态有所变迁，社会主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态度，审美态度亦有所变迁，促使新的社会思潮，文学观念渐趋生成。可以说，市民阶层的出现对于社会的发展，文学观念的遭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新的文化消费主体的出现和文化市场的形成
数千年来，文学是属于官贵将相们的专利，文学的创作者、消费者都是有头有脸的上层人物(或曾经是)。文学对于他们而言，是用以谈道说教，抒情言志，聊以自娱自乐的工具。作诗作文是一种高雅的精神活动。
但自宋代以来，钱币的大量流通和商品经济因素的深刻影响，利益群体的不断壮大，坊市瓦肆的出现，市民这一特殊群体的出现，使得文学创作，文学消费的主体开始向市民群转移。文学也开始越来越大众化、平民化，文学也因经济社会的影响开始商品化进人到特殊的“文化市场”，而这种“文化市场”早在宋代就已经有所萌芽，由于于“当时(宋代)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除掉……都市居民生活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居民的种种欲望强烈起来的缘故，导致了新的都市风情、文化娱乐的产生，也导致了市民意识的形成”。而这种新的市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形成，必然要求新的与他们的需求相适应的文学作品“商品”满足他们的审美需求，并且会使旧有的古典的道本体的文学观念渐趋瓦解，新的以趣味和娱乐为主旨的文学观念形成和遭变。
2传统文学观念的裂变和市民文化场的独立
虽然现在仍有许多学者质疑中国是否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但是谁也无法否认作为其主体的市民阶层在中国大量地存在过，存在着，甚至在当今中国社会，可以说市民已经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且市民阶层对文学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无疑有很大的影响。文学观念从其历史发展形态而言可分为传统文学观念和现代文学观念。文学观念的遭变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指由传统文学观念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变。可以说现代文学观念是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和状况在文学艺术领域内的反映。不同形态的社会及社会主体也必然要求有相应的文学观念与之相适应，以保证这些利益主体的各种利益的实现，而其中金钱观念是促使文学观念发生变化的关键因素。
明末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出现以来，整个的社会因经济利益的驱使，都在发生着史前所未有的巨变。经济社会的活动主体市民阶层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得到强化，金钱财务私有化，个人利益极端化以及由此而带来思想观念自由化，欲望合理化，生活理想现世化(世俗化)，文学消费多样化等新现象已经成为了不可逆转的事实。又由于大多数市民是没落的官贵，多能识文断字，他们的生活常常是自由的，经商时经商，休息时休息，相对于农工而言有更为充裕的闲暇时间和经济上的便利条件可以谈文说书他们也常常对现有的文学艺术和文学家直接或间接地提出这样那样需要。因为他们操纵着文化市场(出版社，报社及其销售人经营者多为市民)，于是，随着“城市工商业高度发展所带来的市井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巨增，市民阶层向社群转变的完成以及经济、政治地位的提高，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族群的市民群体(阶层)最终形成。而这个文化族群一经形成，随着社会活动的加强与突出，共同的物质文化心态逐步趋同，代表这个族群物质文化心态的市井文化就由之产生了。
3审美需求与文学观念的双向互动
市民阶层作为新的消费群，必然要求相应的可以满足其消费欲望的精神文化产品—各种文化(文学)文本。文学文本也必须成为“特殊的商品”，既然是商品就一定要进人市场，这就是“文化市场”。“文化进人了市场，促使不少文人转向市场机制，而小说创作最能满足知识阶层、广大识文断字的人其别是市民阶层。需求的，遂使各种小说风行起来，文学观念也酝酿着变化。化市场可以分为三大领域:(1)文化(文学)创造者即写作者;(2)文化(文学)传播的媒介(各类报刊杂志出版物等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3)文化消费群。(童庆炳先生把文化市场分为狭义上的物质市场(具体的)和广义上的文化商品交换的活动(抽象的)的总和。童庆炳著《文学理论教程》，而这三者之中最为重要的是文化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和审美需要。文学消费活动是在特殊的条件下，“人们对它的消费、阅读和欣赏”这种文学消费的重要形式就是作者所创造出来的文学文本为消费者所购买或借阅，使文学文本这一本体形态(或观念形态)的东西成为一种商品进人到读者的阅读视野，成为其审美对象。至此，一部文学作品才成其为作品。因为无论是何种商品，只有使用价值得以实现，价值得以证明，此商品才是真正的商品，文学观念的形成与擅变才有了可能。同样，作为懂得欣赏文学商品的消费主体的市民的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擅变才有了可能，而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擅变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与多种因素有关的过程。
文化消费者的审美要求是文学观念形成和擅变的直接原因。当市民阶层成为文化消费的主体时，他们由于经济上的便利，对文化的需求既是多变的，又是多样的。既需要高雅的，也需要媚俗的;既需要严肃的，也需要诙谐的。那么如此多样形态的文学观念是以怎样的途经实现到或者说是物化到文学文本中的呢?他们寻找到了一个新的传言达意的阵地，各种媒介，包括各类的报刊，杂志出版物等“公共空间”，这对于文学观念的形成，传播，擅变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谓的“公共空间”就是指一种可以为各阶层的民众所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各种思想的空间。这是一个集思想文化休闲娱乐自由的精神活动的抽象的公共场所，是市民阶层的多种多样的精神文化需求得以表达的途径。总之，他们要读要欣赏要消费的东西只有真正地满足他们的口味，他们才能够购买或是放在案头独赏或于茶馆之中品头论足。因此，写作者必须改变自己的写作姿态，从形式到内容，从审美姿态到文学观念以适应文学消费者的需求。当然，写作者调整姿态也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就是经济因素的考虑。因为在现有的经济社会中，生存是首要的事情。而且，许多的写作者渐渐发现了一个新的现象，那就是文字也可以卖钱，写作可以成为他们谋生的一个手段，这就使过去的那种以文字为茶余饭后、花前月下用以抒情解怀的高尚的精神娱乐活动变成了非常世俗通俗的生活中的一部分。写作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开始成为职业化、专业化的工作。然而如果要想真正地以写作为自己的职业，其前提条件是这些写作者的文字必须成为一种特殊的产品而得到消费者的承认。写作者为了适应这个变化了的现实社会和新的写作环境，必须自觉主动地调整自己的写作姿态。一部分以精英知识分子自居的写作者，或者彻底放弃原有的社会人生精神价值的追求，主动的放弃自我人格的独立性而成为这个都市民间市民阶层中的会“码字”(审美的行为)的一员，这一类的写作者从生活态度到审美理想，从作品的形式到内容儿乎是彻底的“俗”，他们的写作完全是以消费者的需要为写作标准，而无拯世救民之大责大任，其作品多呈现感伤俗媚谐谑侃谈之风。另一部分写作者则在表面的俗的下面，在人情世态的自然摹写中传达着写作者的对于社会人生的认知体察，由于媒介即信息(麦克卢汉)，媒介是人类大脑手脚的延伸。随着这些现代报刊杂志、出版业、广播电台等现代传播媒介的兴起，占有经济优势的广大市民阶层由于其自身有许多便利条件而在社会思潮、文化(文学)观念的形成与嫂变中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他们能够利用这些媒介向社会，写作者发出这样那样的审美需求信息，写作者也就能够适当地调整自我，来满足读者的需求。这些市民(文化消费的主体)在赏析评阅的过程中对人生之意义有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