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技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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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技术论文范文第1篇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与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与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发明与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研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研究的动力：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研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核心的研究部类，正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核心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问题的希望：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颖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与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
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与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麦克卢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他把媒介技术比作人体或人类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例如，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而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麦氏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口头传播时期、文字传播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他认为人的感觉需要平衡，任何一种感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觉的作用被人们所疏远，这样的个体不会是健全的。而新兴的电子传播时期，将会使人重新走向和谐，使人的各种感觉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另外，麦还有关于“冷媒介、热媒介”的理论。
二人把媒介技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进行考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了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新的研究传统。这是此二人学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重要的缺陷：陷入了唯技术决定论的悖论。他们的媒介理论都失之于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作用，把媒介描绘称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从而被学界批评为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这是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思想时所必须警醒的。除此之外，两人在写作中，常常对一些基础的定义未作明确的界定，而为了追求一种夸张的风格造成了思维逻辑上的混乱。这一点也同样需要读者加以注意。
与此二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著名学者，西方批判学派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先锋、西方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毕生致力于文化研究，于他而言，大众传媒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认为，对媒介文化研究要运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其认为，文化现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它们的变化牵涉到所有社会现象包括内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在任何时候，它都即包括对现代的反应，也包括对历史的延续。”其次，他把文化研究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询文化制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以下观点看出来：第一，强调社会传播过程就是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上建立并且历史地演变的过程，强调传播和社会制度机构、习俗之间关系密切。第二，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是自由的大众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实际上由商业系统控制社会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传媒文化中的种种问题的社会性。他反对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去看待社会文化问题，大众文化中存在着内容低劣等问题，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张把他们看作社会问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这其中包括：对过去真正的通俗文化传统的蔑视；作为人类文化伟大成就的伟大文化传统又被搞成少数人的独占；投机商们的乘虚而入。
对于传媒科技发展与社会关系这一问题，威廉斯批评了传播界占有显赫地位的两位大师的理论，一是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威廉斯对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一模式遗漏了对真正社会与文化过程至关重要的“意向”问题，如果忽略了为什么目的而传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这涉及到传播过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传媒的真正意向常常与有关当局公开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区别，并与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会过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区别。只有对意向的正确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传媒的内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首先，他认为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踪影，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特征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间的相互关联。麦氏的理论虽然关注到不同媒介不特殊性，但只是把它们臆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它缺乏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理性批判，最后，麦的理论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的缺陷。
在提出对这两者进行批评的同时，威廉斯也谈到了自己对媒介文化意向与社会科技发展关系的看法：第一，所有技术的创造与发展都是为了有助于已知的人类实践，这是基本的意向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第二，在许多情况下，技术往往产生原先并未预料到的使用情况与效果，他们也是对初使意向的真正的修正。第三，真正的决定是一个过程，一个牵涉到整个现实的社会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总之，媒介技术是媒介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它往往能引起巨大的传播方式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本身巨变。所以媒介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定义，其蕴涵的社会含义值得更多有识之士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媒介技术论文范文第2篇
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6月
【评委评语】
作为一本学术会议的论文集，《旅行的图像与文本》中的“摄影作为信息和方法”单元，集中展现了当代中国学研究的新取向，即在现代中文语境中，通过对于摄影图像与文学文本之间的跨媒介互动，来发现摄影在型塑“中国性”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摄影和文学互动所激发出来的对于文本释读的新的可能性。同时，这些论文（并不限于这个单元）也体现了这一领域里的最新学术成果，并且可以为正在兴起的当代摄影学术研究提供成熟的规范借鉴。
―顾铮
如果说从手抄本到印刷本是书籍史、阅读史上划时代的变化的话，那照相术毫无疑问是近世信息传播领域里一场天翻地覆的技术革命。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媒介即信息”的著名观点。“信息”在此并不仅仅是知识，而是指“对人的组合与行动的尺度和形态”，媒介发挥了塑造和控制的作用。照片、影像，以其巨大的复制、传播的功能，随着全球资本市场的兴起，彻底地改造了现代人感知世界、情感交流的模式。海德格尔前瞻性地预言说，“世界被把握为图像”。视觉性，就如同语言，成为现代人把握世界、表达自我的基本方式。本书收入的第二组四篇论文，既是对中国早期摄影史的补白，更是思考摄影新媒介，作为“人的任何延伸”，在近代中国的技术传播中引发的感知与改造主体性的革命。
芮哲非（Christopher A.Reed）在其专著《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一书中指出，照相技术与武器制造、铁路一样，成为清末推动革新的重要推动因素。收入本书的论文勾勒了照相术早期在上海传播的概貌，指出石印技术在19世纪后期仍占主导地位，照片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普及。该文对石印技术、摄影术作为两种同时进入中国印刷业的技术进行比较研究，兼及讨论技术性的图像与潜在观者、受众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信息交流模式（图像生产过程）与信息网络（体现在图像中的受众群体的构成）的研究，他提出一种假说：石印图片中淡化中国人，不见洋人；而工业照片中却时时可见西洋管理者的身影。作为清末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信息交流模式的视觉呈现，《媒体即信息：中国早期工业照片和 石印图片及其观者之比较》一文认为照片为研究中国工业生产网络、重构受众群体提供了直观的证据。作者亦是在此意义上使用媒体（照片）即信息（工业生产网络的参与者）的说法。
法国学者狄瑞景（Régine Thiriez）长期致力于中国早期摄影史的研究、照片的收藏与整理工作。收入本书的论文《威廉・桑德斯镜头下的旧上海风情》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历史图像文献，即1862年到1870年间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在上海开设森泰照相馆时拍摄的民俗照片。这类摄影多为摆拍，展现东方奇观，无论是待砍头的国人、蝴蝶发髻的女子、流动的食摊、沿街叫卖的小贩，还是披枷带锁的囚犯。这些来自文化他者的凝视、技巧、构图，推动了中国本土摄影业的发展，上海耀华照相馆等即有模仿桑德斯的作品。桑德斯通过摆拍、修饰的策略对文化“类型与风俗”的镜头捕捉，为在世界范围内的印刷品的流通传播提供了一份意义含混的中国影像。这份对历史“永恒”的记录，也提醒后世的研究者反思“图像反映真实”这一迷思。
吴盛青与徐兰君的文章，都是利用视觉材料来讨论新的观视技术对感性主体的型塑作用。吴盛青的文章《相思之影：清末明初照相文化中的情感地图》通过对19世纪末20世纪早期的诗歌与人物肖像照的对读，展示新旧杂糅的时代里旧诗与新影像的交锋对峙以及融合。摄影从传入中国之初起就与性别化的凝视与想象女性的视觉政治与文化表演彼此缠绕、互相牵连。题照诗，发扬题美人画的传统，是对“女性”照片的想象上的意义的增值与添加。该文关注以苏曼殊、柳亚子为中心的文人圈子，追溯照片作为礼物、信物题咏、流播的轨迹，讨论情与物的关系，尤其是新媒介对男性文人情感的主体间性的塑造作用。文章《照相术与现代中国“儿童相”的谱系学研究》是对“儿童相”知识考古学的梳理，徐兰君认檎障嗍踉凇胺⑾帧毕执儿童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晚清传教士何德兰的《孺子歌图》《中国男孩与女孩》，借用照片和儿歌的翻译以及游戏，从人类学的视角向世界介绍中国儿童。照片作为辅助媒介，召唤在儿歌的文字翻译中丢失了的中国性，唤起的是富于象征意味的中国形象。现代心理学先驱人物陈鹤琴，记录儿童日常生活中的面部表情、行为动作，进一步倡导童年生活中“趣味”的概念。该文提出一系列关键性的思考：影像如何发挥作用？与现代学科建设（如文化人类学、心理学）与大众媒体（如《良友》画报）之间有何种关系？影像如何对现代人的身心建构、人格型塑起到“规训”的作用？
媒介技术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历史教学；媒介素养
现代媒介的优点是方便快捷，包括作业的正误统计，线上老师学生之间的及时交流，一切都在面对面第一时间解决。但同时大部分老师也担心把网络和电脑给了学生，他们打开一些不良网页，看一些中学生不适宜的信息怎么办？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其中的一些风险而故步自封，盲目排斥时代的潮流。在这些“洪水猛兽”侵袭学生的思维之前，作为老师我们应该思考如何把现代技术的不良影响减少到最小。
现代媒介形式各样，包括网络，电视，书籍报刊杂志等，网络媒介由于其受众多、传播快、信息面广等特点成为大众接受信息的最主要方式。它是个虚拟的环境，人们在这个世界中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身份，自由发表言论，因为没人知道自己是谁，只要不不违法的言论他可以不必负任何责任。这样的信息与我们历史的核心理念是背道而驰的，历史强调客观公正，强调历史的准确性。那么在放让学生利用网络资源，搜集历史资料的时候，就需要先教会学生如何正确的利用网络，培养他们的媒介素养。学生在历史课程学习中更多的是扮演受众的角色，我的学生经常会对电视剧的情节信以为真，会把网上的一些谣言拿来问我是否真实。在目前的教学中发生了一些学生无法识别真伪，甚至被现代媒介毒害的例子。高一的历史教学中我们历史备课小组为了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探究能力，给学生布置了自主研究课题《你心目中的》。要求孩子在九月和十月的周末以及假期搜集各类信息，对于自己心目中的做出一个评价，各合作小组写出一份历史小论文，要求孩子的论文要有理有据有节。从孩子们交上来的论文中角度新颖，内容丰富多彩，但我发现孩子们论文里面陈述的故事情节很多都只是听说，或者网络的段子，并没有什么史实的依据。比如一个孩子写《神奇的》一文中举了两个例子：一、出生奇异——1893年12月26日，相传出生时，虽已冬至，但这一天雷鸣电闪，风雨交加，当地老人惊骇：只怕有真龙天子问世。按相术说是土龙，据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之说，他需东海之水润泽，故取名“泽东”字“润之”。二、呼风唤雨——1958年7月2日下午4时，在北戴河游泳上岸，随囗问身旁警卫员张木奇，现在河北还在干旱？张回答说是的，几个月沒下雨了。毛望了望碧空万里的蓝天，皱着眉头说：“今天不下明天下，一个星期不下透雨，罢老天爷的官”。果然，四天后，即7月6日，一声炸雷响过之后，滂沱大雨倾盆而至，浇透了华北大地。像这样的信息作为奇闻异事讲讲可以，但是作为论文素材就不属于信史无法佐证论点。在一次的网络教学中，我让全体学生上一个教科书推荐的历史论坛查阅资料，结果论坛里面有一些不良言论，甚至有人说脏话。学生告诉我时，我觉得很尴尬，主流媒体宣传网站上都会这样，可想而知孩子在独自上网时那些时不时跳出来的低俗广告，一些网络游戏的宣传，会不断侵害孩子的自制力，引诱孩子滑向深渊。所以在教学中教会学生识别网络好坏，培养媒介素养已经是迫在眉睫。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第一：学校加强学生的认知教育，教会学生识别分析网络信息，积极发挥网络的正面影响。
生活在网络时代，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丰富精彩、方便快捷。电脑像电视一样被搬进千家万户，在学校的管理中我们知道政教工作是重中之中，因为只有抓好学生的德育建设，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提升学生的道德水平，才能为学生的学习做好准备。因此在对于部分学生网络成瘾的问题上我们要充分发挥政教工作的主渠道作用，引导他们分清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告诉他们什么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把道德教育作为防止青少年接触网上不良信息的根本措施。结合我们学校的实际，我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抓起：（一）开展主题班会（二）利用教材知识宣传媒介素养（三）建立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相关的社团。第二：建议历史学科组织建立专门的学科教育信息网。第三：家长要积极主动关心孩子，正确引导上网。作为家长一定要关心自己孩子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避免学生在不被父母知道的情况下私自去网吧上网。另外部分中学生往往在家中使用互联网，家长应该对网络有一定的认识，要正确引导孩子上网的目的，同时也要关心孩子到底看些什么，学到了什么，并且要和孩子一起学习、交流、成长。家长与孩子上网，可以提供两代人交往探讨的话题，共同上网，查找信息、评论是非这就是一个实施家庭教育的好机会。加强对孩子上网监管，更是每个家长责无旁贷的事情，严格控制孩子的上网内容、上网时间，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网络作用，既借助网络帮助中学生成才，又消除它的负面影响。同时父母应该加大对孩子的网络安全教育，加强与学校的信息沟通，避免孩子在家或在网吧登陆不良网站，以免受到网络侵害或引发违法犯罪。第四：国家和地方要加大网络管理力度，加强网络法制建设，规范互联网及相关事业的有序发展。我国制定颁布一系列互联网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确立我国网络管理的基础性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要加快立法进程，区分轻重缓急，抓紧制定完善最急需最迫切的法律法规，加强对现有法律法规适用网络管理的延伸和司法解释工作。同时，加大执法力度，壮大执法队伍，健全执法体系，落实执法责任，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参考文献：
[1]王召凤《媒介素养教育与高中历史教学融合路径探析》
媒介技术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规则 变革 媒介融合 新定向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自20世纪末以来，随着各种传播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新的媒介形态层出不穷。与此同时，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与各种新媒体，在组织结构、传播手段上日益相互渗透和融合，媒介间的技术和形态界限日渐模糊。
这场遍及全球的“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革命，不仅给传播业务和传播产业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而且使传统的传播规制政策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媒体分立时代所构建的政策架构，已经成为媒介融合在推进过程中最主要的障碍。因此，对媒介融合语境下的传播规制政策变革的必要性以及路径、模式等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已成为一项在实践和理论两个领域都非常迫切且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本文立足于文献研究，在对媒介融合研究现状进行回顾与厘清的基础上，探讨了媒介融合语境下规制变革的必要性以及相关研究的现状。
一、媒介融合的研究现状
有关“媒介融合”的思想可以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McLuhan)。在媒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视野里，没有一种媒介能够独立存在。“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文字的内容是言语，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印刷又是电报的内容一样”。这种媒介观事实上便已包含“媒介融合”思想的基因。
不过，“媒介融合”思想真正萌芽的始点一般认为是美国未来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olasNegroponte)提出的观点：“广播电视业”、“电脑业”和“印刷出版业”将在数字化浪潮下呈现交叠重合的发展趋势。20世纪70年代末，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媒介实验室(Media Lab)的筹建演讲上，尼葛洛庞帝提出了这种“传播与资讯通讯科技终将汇聚合一”的思想，并用三个重叠的圆圈来描述计算机、印刷和广播三者的技术边界，认为三个圆圈的交叉处将成为成长最快、创新最多的领域。
自尼葛洛庞帝提出“三个重叠的圆圈”之后，媒介问的融聚汇合便备受关注和讨论。但“媒介融合”真正作为一个学理概念，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伊契尔・索勒・浦尔(IthielDe Sola Pool)首先提出的。在1983年出版的《自由的科技》(Technologies of Freedom)一书中，浦尔首次提出“形态融合”(convergence of modes)的概念，并率先对媒介融合的内涵作出界定，认为媒介融合是“媒介间界线日渐模糊”的进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媒介间的融聚、汇流便在数字化的潮流中日渐得以显现和证实。而媒介融合作为一项前沿课题也逐渐得到广泛关注，相关研究也开始得到接续和深入。目前，西方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热情非常高涨，相关论文和研究成果的数量逐年增多，美国一些大学甚至专门开设了媒介融合专业或方向。从已经问世的成果看，西方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视角比较多元化，目前已开辟了媒介技术融合、媒介所有权融合、媒介文化融合、媒介组织结构融合、新闻采编技能融合等多个研究领域，初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我国学者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即开始关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共存、互动以及整合、融合的问题。但具学理意义的“媒介融合”的研究，则一直到2004年才由中国人民大学学者蔡雯在考察美国媒介发展状况过程中引进。2005年开始，以蔡雯为首的一批学者以极大的学术热情迅速投入该课题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随即迅速增多。目前，国内各学者围绕该课题的研究已获得了第一批成果。
一些先行研究者围绕“媒介融合”的概念内涵、研究范围和层次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而系统的整理，初步搭建起该课题的理论架构。从2006年开始，以蔡雯为代表的学者开始从应用新闻学角度对“融合新闻”(convergence Journalism)进行研究与探索，对“媒介融合”语境下新闻传播方式和流程的变革、新闻资源开发、新闻报道策划以及新闻人才技能的更新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与此同时，研究者也开始尝试以一种相对宏观的视角，探讨“媒介融合”对传媒产业和社会可能带来的变革与影响，研究视角逐渐呈现出微观、具体视角和宏观、思辨视角并重的局面。
综观既有研究，我国对“媒介融合”的研究已开始进入理论化、系统化的阶段，学界的研究视角正在趋于多样化。不过，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社会背景下，其理论的研究仍然落后于实践的发展，虽然研究的广度得到拓展，但深度比较欠缺。而且，既有研究大多关注的是媒介形态、功能的融合。对媒介所有权、组织结构上的融合还关注不够；同时，基本基于一种“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理论取向，对媒介融合过程中的技术推动力量持一种过于简单和乐观的态度，而普遍忽视了政策规制、社会文化等因素对媒介融合进程的制约作用。不过，目前学界已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和局限。从研究的整体趋势来看。在媒介技术融合、产业融合等既有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化的基础上，一种基于社会、文化领域的宏观研究视角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二、规制融合：“社会形成论”视野下的新视角
从尼葛洛庞帝开始。技术因素便被定义为媒介融合的直接诱因，而媒介间的融聚、汇合过程被认为是技术驱动的进程。如，在浦尔的最初理解中，媒介融合不过是由于数字化的发展而导致的通信和广播的形态融合。Pavlik(1996)将融合定义为“在计算机技术驱动下，传播媒体的所有形式汇聚到一个电子化、数字化的平台之上”。
确实，在许多人看来，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和电视之所以会产生碰撞而导致边界模糊，主要是由于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的使用和影响。但这些将数字技术(或者称为“计算机技术”等)视为媒介融合唯一前因的观点，显然充满了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色彩。在技术决定论的理论视野下。技术被看成是形塑社会的最具影响力的因素，甚至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唯一逻辑。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技术单向决定社会发展的线性模式便已受到众多批判。作为最主要的批判理论，技术社会形成论(Social shaping theory，SST)十分强调技术的社会因素塑造。注重考察社会、体制、经济以及文化等力量对技术的形塑和影响作用，认为技术并不是完全按照技术自身内在的逻辑发展的，而是由创造和使用它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情境所决定的。
因此，遵循技术社会形成论的认识论，一些学者对媒介融合技术决定的论调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技术因素并非媒介融合在现实社会中实现的唯一因素，媒介融合作为技术变革的产物，并不完全依赖于技术的内部逻辑，而要受到其
运作环境和社会情境的限定。即使媒介形态在技术上实现了融合，但媒介融合的社会进程必然是缓慢和渐进的。正如Winseck所指出的，媒介融合其实在数字化之前就开始了，并且一直都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但是媒介私有化的制度以及政府规制等种种限制阻碍了其进程。
事实上，媒介融合在当下所面临的困境也已经证实了技术社会形成论的观点。如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媒介融合作为媒介的发展趋势，受到了各国和地区的普遍认同和追捧，但在产业、组织等现实推进中却是困难重重。政策规制变革的滞后、产业和市场融合所面临的种种壁垒、盈利模式的探索和转换以及相应人才资源的匮乏……种种社会条件的限制，成为了进一步推进媒介融合的束缚。
在种种限制性社会因素中，不能适应媒介融合发展现状和趋势的传统媒介规制体制无疑是最主要的阻力之一。在大部分的国家，传统的媒介规制方式都由基础技术平台的分类所决定。如在我国，报刊以及印刷出版归属新闻出版局管理，广播电视归属广播电视局管理，互联网和手机媒体等归属信产部管理。但在媒介技术平台日益汇流以后，媒体功能出现重迭，传统媒介产业之间乃至于媒介产业与通讯产业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原本处于不同产业中的报刊媒体、广电媒体、网络媒体以及通讯渠道相互渗透和交叉竞争。在这种情势下，传统的基础平台分类为依据的产业分立规制体制便面临着出现双重标准、规制失灵等问题，而媒介融合无论是在技术平台上的融合，还是内容产品、媒介组织乃至媒介产业的融合上，都毫无例外地受到了牵制和阻碍。
基于媒介融合融合的现实困境和发展规律，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个“规制融合”(regulatory convergence)的概念，认为，所谓“规制融合”，其实意味着通过展开一系列因应媒介技术融合、市场融合和产业融合的媒介规制变革，从而“建立一个能够适应所有融合领域的共通的规制框架”。从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来看，“规制融合”的推进是一项涉及到机构变革、政策调整等方方面面内容的系统工程。如，不仅包括规制主体和对象的融合，而且要求建立适应媒介融合领域的规制政策以及更灵活、更具融合性的市场准入制度，并且建立相应的市场监管制度，以促使市场的有效竞争和充分竞争。
就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政策规制的变革往往滞后于技术的变革，而政策规制的调整与变革往往是进一步推进技术变革的重要条件。但对于媒介规制融合与媒介技术融合以及媒介产业和市场融合之间的关系，西方学者们并不赞同以一种单向线性的思维，简单地将之构建为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如，在迈阿密大学传播学院的Bruce Garrison和Michel Dupagne设计的“媒介融合”模型(图1)中。既可以是技术融合作为经济融合(即市场或产业融合)和规制融合的先决前提，也可以是经济融合和规制融合带来技术的融合。但无论是哪一种模式，融合效果的最后产生都是技术、经济和规制因素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这样一种系统论的思维出发，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媒介融合不仅仅是技术和平台的聚合和产业、市场的融汇，也不仅仅是规制政策的应对和融合，而是多种因素(既包括技术的，也包括社会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结果。
三、媒介融合语境下规制变革研究现状
在媒介融合趋势初露端倪的20世纪末，西方一些学者便开始关注传播规制政策的变革。如，Clements和Blaekman在1998年便注意到了电信产业与媒介产业的融合趋势。并对相关产业政策的调整进行了探讨。不过，当时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融合趋势对广电频率资源以及电信产业政策的挑战，而关于传统媒介内部规制政策的探讨较为鲜见。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数字化对传统媒体内容与流程的影响日渐扩大和普遍，关于融合趋势下媒介产业内部政策调整的研究开始逐渐增多。学者们主要围绕媒介融合对传播规制政策的挑战与冲击以及传播政策的调整与变革两个问题展开研究。在媒介融合对传播政策的挑战与冲击这一个问题上，学者们的认识比较一致：基本上都认为在媒介融合的语境下，过往将不同媒体以不同模式分别监管的政策将面临挑战。但在应该如何建立适合媒介融合趋势的传播政策这一问题上，研究者们的意见比较多元。如，香港中文大学的粱丽娟在对比台三地传播政策的基础上，从“政府角色”、“规管模式”和“竞争法律”三个方面探讨了媒介融合对传播政策的影响，认为在媒介融合语境下，政策架构由多重规管简化为单一架构以及引入竞争法律将有利跨媒体竞争；因应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02)而成立的ITU-D(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研究小组在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由事前监控的产业政策(sector specific ex-ante law)转向事后追惩的竞争政策(ex-post application ofcompetition law)的建议：而台湾政治大学硕士研究生袁常捷则针对台湾地区广播电视市场，提出了一种层级模式(layered model)。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从各国或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个案分析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台湾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陈立兴在其毕业论文中，对媒介融合语境下台湾地区有线电视与电信事业的相关管制规范与竞争机制进行了研究；伦敦吉尔德霍尔大学的MarkWheeler对英国传播政策在媒介融合语境的调整与变革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伦教城市大学社会学系传播政策项目负责人Pesos losifidis探讨了媒介融合刘欧洲各国传播政策的影响和冲击，并初步勾画了融合时代欧洲新的政策架构。总体来言，在个案研究方面，欧盟各国传播政策的调整与变革被认为是目前较为成功和成熟的做法，尤其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相关研究成果比较多。
近两三年来，媒介融合语境下的传播规制政策研究也开始引起我国学者的学术关注。相关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观点开始散见于各级学术期刊。如，蔡雯及其博士研究生黄金在分析、比较美国、欧盟、新加坡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媒介管理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规制的变革乃是媒介融合的必要前提”的观点；肖燕雄在其论文《论应对媒介融合的法制管理原则》中，总结了西方国家和一些发达地区应对媒介融合的法制原则：法律政策整合原则、管理分散原则、管理国际化原则。同时，一些大型的科研课题也开始将该议题纳入研究框架，如蔡雯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数字化时代媒介融合发展与新闻传播改革研究”。重点关注了传播规制政策的变革；肖燕雄主持的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现代传播技术变革与新闻传媒法律、政策”，则在媒介技术变革与传播政策变革的宏观框架下，对媒介融合语境下的政策变革进行了探讨。而在今年10月，我国第一场有关“媒介融合语境下的内容规制与传播政策”的主题研讨会也将在中国传媒大学(北京)举行。
总体而言，我国对媒介融合语境下传播政策研究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不仅成果数量少。而且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足。就研究的关注点而言，目前我国学者的研究还处于总结西方经验的初始阶段，不仅对于媒介融合对传播规制政策的挑战与冲击这一问题的研究未及深入，而且还基本没有涉及我国传播规制政策调整与变革这一问题。
四、小结
媒介技术论文范文第5篇
一、雕塑材料与中国传统雕塑发展
《圣经》云：上帝用尘土按自己的模样创造出世上第一个男人亚当。中国神话也载有女娲“抟黄土为人”。似乎人类一开始便与万物结下不解之缘。雕塑的起源不是本论文的主题，但雕塑的产生与物质材料分不开，雕塑形象是借助物质材料呈现出来的。雕塑史的发展，撇开雕塑语言自身发展规律外，与人类科技文明的发展也是密不可分的。人类制造工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具，后创造形象。从削制的石头工具和用黏土涂在编制或木制的容器上经火烤而成的陶器工具开始，似乎雕塑这个词的“雕刻和塑造”的内涵已经具备。后随青铜冶炼技术的发展，在雕塑材料里添加新的成员，再由铜制、铁制工具的使用，使大型的石雕、木雕成为可能。随科技的发展，不仅雕塑形体的尺寸不断扩大，制作工艺的精细也成为可能，当然这里涉及到材料来源和其他诸如运输、安装等基础科学技术。在传统雕塑中，材料只是作为一种媒介，从属于选择地位，雕塑几千年的发展，对材料的运用已非常成熟。
中国古代掌握雕塑材料的情况如下：
*130～50万年前：原始人群时期。打制粗糙的石工具。
*2万年前：母系氏族初期。打制兼能磨制石、骨工具，并在贝壳上钻孔穿连，用为装饰，形成雕刻艺术雏形。
*6000年前：母系和由母系向父系过渡的氏族时期。磨制各种各样的石器工具，雕磨玉、牙等装饰品，烧制泥塑的各种陶器以及简单的人物、动物造型，成为中国最早的雕塑的起源。
*4000年前：父系氏族时期。除各种石、玉、牙、陶等器具和装饰制品外，人像和人体雕塑都有进一步的发展。
*殷商时期：已熟练地冶炼铜锡等金属，雕铸为各种青铜器用具、象形青铜器，雕琢玉石象牙等装饰品和人物动物雕刻制作。官府手工业，有土、金、木、石、兽（皮革）、草（苇席）等六工。
*周代：更有珠（翠）、象牙、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玉、石、木、金、革、羽等八材之分。
*战国：雕塑艺术走向精致。在青铜器方面，镶嵌错金银技术有突出的发展。
*秦汉：雕塑走向成熟，在制作大型雕塑方面已有丰富的经验。
*唐代：在雕塑表现形式上，所有的石雕、铜铸、木雕、泥塑、陶瓷塑以及夹纻、锤碟等，唐代已普遍盛行。在雕塑材料上，紫檀、黄杨、玉石、犀角、象牙以至竹根等，已是应有尽有。在雕刻技法上，雕、琢、镂、刻、剔、嵌等，亦无不刀凿兼施，五光十色。
*宋、元、明、清时期：宋代有雕瓷出现。元代在工部以下，有出蜡局、铸泻局、银局、镔铁局、玛瑙玉局、石局、木局、竹局等。这个时期，除雕漆以外其他工艺美术，如石雕、玉雕、牙雕、木雕、竹雕等工艺无不得到发展。
二、雕塑材料与中国传统审美
雕塑是造型艺术中与材料最直接相关的一门艺术，虽然材料只是一种媒介，但在雕塑的审美中，材料占有重要的位置，没有它，美就没有形象性、具体性和直观性，就不能作用于人的感观而成为审美对象。由于雕塑形象的呈现是借助物质材料而呈现的，材料本身的表面肌理也构成了形象呈现的一个方面，使得与触觉相联系的质感具有了审美的意义。但另一方面，在传统雕塑中，材料本身质地与雕塑作品二者的审美结果不一定成正比的。一件大理石的作品或许是失败的，一件泥制的作品可能是杰出的。雕塑作品的审美就其本质而言，是有和物质材料不同的特征，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它不能归结为物质的特征和属性。一件作品的泥稿、石膏、铸铜三个形式，其审美价值应该在浇铜之前已经存在。当然，媒介材料有时也直接对雕塑的人物性格起象征作用。同一作品用大理石或花岗岩雕成，前者温柔，后者刚硬，给人的感觉是不同的。
在所有传统雕塑材料中，对材质美感的认识方面，其他材料是很难与玉石相匹敌的。在古代中国，玉器的被注意是在新石器时代末期，青铜器渐次萌芽之时。玉质的天然美既深得奴隶主的爱好，而玉工的传统技巧又得到新工具（青铜器）补助大有提高，故大量玉器被制作。
因硬玉和软玉都有温润之光和不可描写之色，深为人所好。“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智也；糜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礼记·聘义》第四十八篇）。这里不仅把玉看作坚贞温和、不屈不挠的高尚品格的象征，而且把玉作为人生行为至好标准的代称辞（如玉人、玉色、玉立等）。似乎玉石的材质审美已高于用玉石做媒介的雕塑本身。
象牙与黄金也是贵重雕塑材料，象牙不仅稀少，而且材质纯洁光润，所以很珍贵。黄金为贵金属，产量不多。材料本身的珍贵使得雕塑的审美效果大大提高。
在传统雕塑中，人们最爱用而且用得也最广泛的材料是青铜。以中国青铜器为例，根据历代著录及发掘所得，大约成品已超过万余件。虽然铜的合金有好几种，但由于长期受腐蚀，最终的质感差别不大，铜制雕塑数量虽多，其材质美感已成定式。木材与石材一样，材料资源丰富，石材坚固永久，木材的人工雕凿肌理丰富，两者加工工艺成熟，很受广大制作者青睐。
纵观中国古代雕塑，一方面与绘画相比，雕塑只是工匠们的“皂隶之事”，使得雕塑难以形成系统、完整的理论思维形态，古人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雕塑实物资料，却没有留下系统的雕塑史论的专著。另则雕塑一直没有摆脱宗教与墓葬两大服务，由于题材和仪规的限制，极大地妨碍了雕塑工作者的艺术想象。对雕塑材料的探讨也仅局限于工艺品之类。[next]再者对雕塑材料的探索还跟材料的加工工艺紧密相连，在工业文明之前，手工工艺从某种意义上也有其局限性，其耗费的精力远大于机械加工手段，机械加工所带来新的材质美感从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雕塑审美的发展。
三、材料探索与西方现代雕塑
赫伯特·里特写的《现代雕塑简史》是从罗丹开始的，罗丹本人对雕塑材料有很好的描述，他说大理石近似人的皮肤：“抚摩这座像的时候，几乎会觉得是温暖的。”在现代雕塑发展过程中，通过对雕塑材料的探索，产生了立体派、构成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诸多流派，而对材料自然属性的探索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布朗库希的雕塑形式是“在两个颇为使人折服的观念下发展进行的——普遍的和谐及材料的真实性。”1布朗库希本人也曾表示:“当你雕琢一块石头时，你将发现你手中的这块石头的精神及其他属性，你将跟着对这块材料的思考而展开你的艺术构思。”2布朗库希所使用的雕塑材料，从现有的作品看仍是铜、大理石、木材等，但他对材料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抛光、着色以及从对材料的观念出发下的形式等，在现代雕塑史的发展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布朗库希，现代雕塑的特征进一步被奠定——对自然材料的重视。让我们回顾一下西方现代雕塑史：
虽然毕加索在1909—1910年完成第一件立体派雕塑《女人头像》，但在随后两年间，立体派的“纯形式”理想渐渐被一大堆各种物体的“掺杂”所代替——浆糊纸、油毡、木片和细绳，其中脱颖而出的第一件用集合手法做成的雕塑《苦艾酒杯》，是用蜡模翻制的青铜作品，上面放置一把真正的汤匙来平衡整个雕塑。
构成主义的倡导者——塔特林，从毕加索那儿得到了启迪，开始“一种新型的雕塑，用原材料和现成物品构成艺术品，并将它安置在真实的环境空间中，严格摒除任何再现的意图。材料有着各自的造型品格，用木头、铁、玻璃等表面质感来组织一幅艺术品，‘真实空间中真实材料构成’。”3《第三国际纪念碑》这件作品不仅仅用合适的材料来象征这个新时代可能获得的成就；更进一步说，一种新的艺术也依赖着新的材料也被创造出来，并被赋予社会意义。
而后，康定斯基、嘉博、佩夫斯奈、罗德钦柯和李西斯基相信艺术的功能更为直接——对空间、量感和色彩基本因素的深入研究，如他们所讲，去发现“美学、物理和功能上的容量”，雕塑和构成的浮雕似乎是揭示这种物理和功能的容量的最好媒介，也提供了生产上最终的益处。
在包豪斯学校，构成主义的教学分为基础课和设计课，前者指材料和工具的训练，后者指观察、表现和构思的训练。而后的基础课指导老师莫霍利·纳吉创作出活动的雕塑，而且采用了一种新材料“树脂玻璃”，到1943年他完成了第一件树脂玻璃与铬管的雕塑。
毕加索的立体主义从未同具像传统作出过决定性分裂，而波丘尼的未来主义则相反，他不仅仅是工业技术文明的第一批艺术家：他们的原则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来自技术——动力和运动、机械的节奏和制造的材料。他还宣称人类的整个艺术体系的基础都将被改变，同新体系相符合的应是新的形象、新材料、新的社会功能。
对于雕塑的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在绘画、浮雕、圆雕和现成品之间消除任何形式上的区别。现成品艺术由此产生。这样的艺术品已经远远不是通常的雕塑、绘画所指的涵义了，而是一件不能具体规定的物体。超级秘书网
轻视思想上的母题，导致雕塑家迈向金属材料的选择，金属易拉长，拉长成丝；易锻打，可以锤击成形；还可以熔和铸。现代雕塑家充分利用金属的这些特点，开始制作金属焊接雕塑。
由以上的西方现代雕塑各流派的发展得出：材料的探索对雕塑的发展意义重大。
虽然，在亨利·摩尔的作品中青铜作为最终材料不断出现，但他的雕塑设计随材料变化而作相应的调整。在雕塑中发现的材料真实性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特质。每种物质材料都有它自己的特质，只有当雕塑作品直接地与材料发生关系时，物质材料才能作为观念的一部分发挥作用。例如岩石是坚硬和凝固的，它不可能超出它的物质结构之外去勉强达到一种柔软的程度。
随着雕塑概念的解构，现代艺术家已从生态学、大地艺术、多媒体艺术等多样艺术入口，将艺术与人的感官和环境、时间、空间等紧密地联系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起来，各种艺术的可能性正在探索。材料的内涵已不仅是传统雕塑材料中的金、石、木等，而是指包括多媒体在内的各种媒介。
参考文献：
媒介技术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基于网络技术平台的新媒介得以不断涌现,并得到了迅速普及。新媒介已广泛地影响着高校师生的工作、学习、生活等各个方面。本文在阐释校园文化的涵义的基础上,从网络语境下新媒介的涵义及特点论述其对传统校园文化所带来的冲击与影响。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和日益普及,新媒介为校园文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物质技术环境,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新媒介带来的不同于以往的参与方式,不可避免地给传统的校园文化建设带来了冲击与影响,这影响有利有弊,有好也有坏,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加以引导,扬长避短,兴利除弊。
一、高校校园文化的涵义
校园文化随着学校的出现而产生,是社会文化的一种亚文化。高校校园文化是指广大师生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创造的、与社会密切相关又具有校园特色的人文氛围和校园精神。从广义上理解,校园文化是指校园中所有成员共同创造形成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及其创造过程,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从狭义上理解,校园文化主要指精神文化,是指除了教育、教学、管理以外的一种群体文化,其主要内容是学生思想、人才培养、学习风气、文化艺术活动。[1]
二、新媒介的涵义及特点
(一)新媒介的涵义。
新媒介是指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不同于传统的媒介的新介质、新载体,是高技术迅猛发展的产物,是所有人面向所有人的传播载体。在强大的网络技术、信息储备和超文本链接技术的支持下,依附于手机、PC、互联网等物质载体而不断涌现的手机短信息、互联网聊天软件(QQ,MSN等)、Blog、BBS、播客、掘客、电子刊物等便构成了今天新媒介的主体,成为高校学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极大地改变了当代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方式,冲击着原有的传统观念。
(二)新媒介的特点。
1.新媒介依附载体的易获得性与易操作性。
手机、PC、互联网作为新媒介的主要依附载体,由于技术进步,规模生产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让还处于消费者阶段但同时又是校园文化建设主体的大学生能够以可以承受的价格去拥有它。其次,由于其本身功能的不断完善,成本价格的降低及“先行者”的引导示范,大学生都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得到它。同时,新媒介的使用技术门槛低,为新媒介的推广普及提供了极大便利。目前,在大学生较为流行的QQ-Zone、手机短信息、Blog、拍客、BBS等都由服务商提供了成熟模板,其“傻瓜式”的操作方式及免费使用的运营模式,都成为吸引大学生加入其中的有力条件。据2008年中国互联网调查报告,2008年我国网民人数达到24400万人,学生用户占互联网用户的比例为19.3%,达到4709.2万人。2008年全国手机用户高达5.5亿人,高校学生普及率更是达到了90%以上,手机成为大学生的生活必备要件。
2.新媒介表述主体的虚拟性及自我满足性。
在网络语境下,观点表述者首先可以实现“隐身”,用符号“代言”,避免因自身观点的对误而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带来“麻烦”,进而可以自由陈述观点,没有后顾之忧。其次,表述者在具备基本依附载体的条件下,可以随时随地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观点陈述,而不必受时空的限制,从而获得畅所欲言的机会,进而获得满足感。每一个人都是它的共享者、创造者和评论者。
3.新媒介参与者的主体性与互动性。
作为网络语境下的新媒介,观点陈述者不仅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能够自由上传自身观点,实现内容的公开共享,打破了传统主流媒介的信息“把关人”审核制,每个人既是“作者”,又是“读者”,主体性明显,满足其张扬个性,抒感的需要,积极性得以提高。[2]此外,新媒介能同时提供与受众的信息与情感的同步交流、知识经验的探讨、个性意见、网络作品的发表等。作为新媒介最基本、最显著的特质,其交互性和开放性在校园新媒介信息的传播上表现更为突出,它与其主体受众——大学生的求新、求快、寻求交流的认知方式、阅读方式和心理需求无论是在传播内容还是在传播方式上都达到了高度的吻合和统一。
三、新媒介对校园文化的影响
目前,网络语境下的新媒介对大学生的影响不仅是知识和信息上的传递与获取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对学生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新媒介的出现,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了便利,促进了校园文化的更加繁荣,为校园文化的建设带来了积极影响。
1.新媒介进一步开辟了校园文化建设的途径,极大调动了校园文化建设主体的参与积极性。
新媒介作为大家喜闻乐见的一种参与载体,其本身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丰富性打破了过去传统的地域、时空限制及表现形式的单一枯燥性。大学生可以用自己所喜欢的文字、视频、Flash等形式来表现自己的观点,参与到校园文化建设中来。
2.新媒介进一步丰富了校园文化的内容,促进了校园文化的多元性。
青年学生在从汹涌的网络文化信息库中选择符合自己兴趣特点的元素的同时,积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自己擅长的新媒介载体将以前通过传统媒介手段不易、不方便展示的具有“独创性”的内容呈现出来,交流经验,抒感,共享体会,极大促进了校园文化的多元性。
3.新媒介进一步拓展了校园文化的内涵,增强了校园文化的包容性。
校园文化是指校园中所有成员共同创造形成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及其创造过程,包含了教育、教学、管理的一种群体文化。在新媒介日益普及的背景下,教育者可以通过新媒介载体丰富教育形式,激发互动,增强效果;管理者可以通过具有“民间”性质的新媒介载体(如BBS,Blog等)问计于民,自查得失,掌握动态,舆论引导,化解矛盾,改善环境,有利于和谐校园的建设。如:复旦大学校园网“网上辅导员,以及自己所在学校的针对女生工作而开设的“女生BLOG”等基于网络环境的新工作平台,都受到了广大学生的欢迎,收到了积极的效果。网络新媒介使校园的物质文化环境、宣传环境、校园人际关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3]
(二)新媒介在对校园文化的繁荣发展起着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影响,给高校师生们的学习生活、价值塑造、精神世界产生了巨大冲击。
1.新媒介表述主体的自主性与虚拟性削弱了责任意识,影响着大学生健康成长。
在新媒介环境下,表述主体表述“随意性”被极度放大,而不论表述内容正确与否。大学校园是学生个性张扬的舞台和阵地,但在这种张力施展的背后,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个体价值观的偏差和错误,导致行为方式上的自我封闭、任意宣泄、对外破坏等举动,而新媒介的出现又为这种个别思想现象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对周边群体也起着连锁效应,带来负面影响。
2.新媒介的互动性与自我满足性引发了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增多。
新媒介从产生开始就迎合了当代大学生求新、求异的心理特点,其本身较强的互动性与自我满足性更是加重了大学生对其的依赖,使大学生能够完全沉浸其中而不能自拔,进而发展为病态的网络沉溺。[4]上网后精神亢奋,废寝忘食,一下网就精神萎靡,垂头丧气,并常出现焦虑、忧郁、情绪波动、烦躁不安等现象,严重危害其身心健康,忘却了自己在现实中必须履行的义务、承担的责任,因而荒废了学业。
3.新媒介带来的参与性的提高使校园主体文化面临挑战。
新媒介本身作为一个传播载体,所带来的信息纷繁芜杂、良莠不齐,一些意志薄弱的大学生在不良信息的情感诱惑和暗示作用下,由欣赏走向趋同,由无意识模仿走向有意识追求,从而导致以民族传统文化为主导的校园主体文化面临严重的威胁和挑战。
四、对策建议
针对新媒介的出现及普及,我们在以之为载体,充分发挥其优势的同时,应该从意识培养、制度保障、技术过滤和队伍组建等几个方面弱化新媒介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不利影响。
(一)开展网络相关法律法规的教育学习,培养正确使用新媒介的意识。
作为高校,应该将相关法律法规与本校实际相结合,制订本校师生网络使用相关管理办法,纳入考核。其次,在每年新生入学和新教职工岗前培训中,可将其作为新生入学教育和新教职工岗前培训的必修内容,强化法律责任意识,增强道德使命感,合理、正确利用新媒介。
(二)充分利用新兴网络技术,对新媒介信息应采用防火墙和过滤技术,限制“不良信息”的传播。
该技术会有效地将“不良信息”的链接或关键字自动封锁,使学生在新媒介上的过激语言得到初步过滤。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建议在所有计算机生产商的出厂计算机上预装“绿坝—花季护航”不良信息过滤软件,就是利用技术手段限制不良信息的传播的一种有效手段。
(三)组建专业工作队伍,主导引导舆论热点,确保新媒介载体这个“意见的自由市场”的正常,良好运行。
高校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从师生中挑选政治素质可靠、业务素质过硬、舆论敏锐性较强的师生组建工作队伍,主导引导舆论热点。第一,用工作人员作为普通师生中的一员,应留意并关注师生近期热点话题及突发事件,及时在网络上利用新媒介“理性贴”,引导广大师生理性思考,挤占“极端贴”、“愤青帖”的生存空间,掌握舆论热点的主动权。第二,对于已发的不良信息或“极端贴”,确属无中生有,以讹传讹的,要坚决删除;对于信息者是由于政策不了解或确实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情绪贴”,在及时向相关部门了解真实情况的同时,给予及时引导,疏导情绪,化解矛盾,避免情绪共振,引发。
网络语境下新媒介的出现改变着校园人的生活方式、行为特征、价值观念、心理世界,深刻影响着校园文化的发展。因此,正确分析网络语境下新媒介对校园文化的影响,这对于我们在全新的网络时代引导校园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刘清香.对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理性思考.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04:15-16.
[2]刘俭云.新媒体特征渗透出的传播语境.电化教育研究,2005,(3):20-21.
媒介技术论文范文第7篇
汶川抗震救灾中传媒的表现普遍被视为传媒改革30年成就的一次大检阅。会议主题报告用“正确的抉择、重大的胜利”评价中国新闻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实力大大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努力探索体制和机制创新、新闻传播学术研究趋向繁荣、人才梯队建设初有成效。如今传媒改革遇到新闻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弊端所造成的种种障碍，反思过往、探寻未来之路，是本次会议召开的主旨。
思想解放：激荡30年
经历过思想被严酷禁锢的人更能深深体会到“解放”的含义。中国新闻改革和新闻学研究30年的亲历者之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童兵教授认为思想解放是中国传媒发展强大的原动力。他在题为《突破体制瓶颈深化新闻改革》的主题演讲中，回顾了1977-1981年启动改革的三次思想解放大讨论和新闻传播界的三次重要会议，提出要继续深化改革的5项举措。作为曾直接指挥传媒前行的领军人物，原广电部副部长、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先生提交的论文《创新是电视事业和产业发展的动力》，回忆了中国电视从电视剧到新闻节目的创新与变革，认为要注重对“度”的把握，以求扩大正面效应减少负面效应。
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各种动力因素就复杂起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者郑保卫教授在《从激发人的潜能到全方位整合资源》一文中，概括了30年报业改革发展动力体系的丰富与拓展：最初，通过调动人的积极性来谋求发展；后来制度、资本、市场、技术等各种因素逐渐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华中科技大学孙旭培教授的文章《从精英主义新闻观念到无产阶级新闻自由》追溯历史源头，认为新闻观念在两条路线上发展：从弥尔顿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主义认为，言论、新闻自由是人权，应该人人都有；从柏拉图到的精英主义认为，只有部分精英可以享有言论、新闻自由。两条路线的分水岭为是否承认人人平等，于是出现社会自由和阶级自由的分野。多数人自由、实质自由的说法都是用来支撑阶级自由的理论的。
武汉大学单波教授在《西方新闻传播观念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改革》一文中认为，1992年之前的第一次思想解放，“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观启蒙”，解决了传媒“无新闻”的问题，具有思想“解冻”的味道；1992年之后是第二次思想解放，开始了向大众传播学的转向，带来了精神空间的拓展，解决了新闻“无业”的问题；从1997年开始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是面向全球化语境下的新闻改革，进一步冲破了“所有制崇拜”。但囿于政治体制，中国传媒寻求本土化生存成了当下一个相对可行的策略；今后新闻改革将不得不直面自由的挑战。
市场化与传媒公共性
市场经济是新闻改革最重要、最根本的推动力。武汉大学罗以澄教授认为传媒业的市场化转型，是中国新闻改革30年的缩影和最核心的“板块”，它给中国新闻传媒业带来了巨大变化，同时也带来了更为严峻的生存压力以及无法回避的挑战与问题。
传媒市场化是促进还是压抑了中国公共空间的发展？两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都讨论了传媒的公共性。来自美国威斯康新－麦迪逊分校传播艺术系的潘忠党教授在题为《传媒的公共性与传媒改革的再起步》主题演讲中，认为30年的改革依赖并发挥了市场的解放力量，传媒改革步入正题就必须超越市场，以不同的目标思路和价值引导重新起步。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陈韬文教授以“公共空间”为核心概念，发表《传媒市场化、权力结构与公共空间的发展：一个比较视角》的演讲，检视西欧、美国、新加坡、香港、大陆地区的公共空间形态，认为其形态变化受制于权力结构及市场化程度。民主化带来权力结构的开放，是发挥传媒市场化扩大公共空间作用的社会条件之一，也是开拓公共空间最根本的办法。河北大学白贵教授在《博客新闻评论的特征与功能》一文中认为，网络在培养民众的公共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方面功不可没，博客新闻评论的公共性体现在搭建进入公共领域的平台、实现完整的民意记录。
在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视角下，传媒话语实践的变化，体现了公共空间与权力结构之间的互动。复旦大学孙玮教授以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大众化报纸的演变为线索，采用话语分析的路径，认为由大众化报纸建构的社会主体经历了“读者”、“市民”、“公民”、“小资”等不同阶段的变化。但这种话语实践为社会结构中的多重力量所左右，常常出现游移和混乱，充满着很多变数。香港浸会大学郭中实教授与复旦大学陆晔教授合作的论文《报告文学的“事实演绎”：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本管窥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之变迁》，认为“报告文学的发展路向，从70年代末期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合法性建构开始，经过80年代中后期与国家政治权力结盟短暂触及政治体制改革，至90年代演变成知识分子将公共利益作为社会现实批判和与国家关系建构的话语基础。通过三个典型文本分析，发现在这一过程中，市场经济催生的国家―社会从高度统合到有限疏离的结构性转变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作为起到重要影响”。
30年改革也投影在新闻文体的变化中。复旦大学许燕副教授的文章将新闻文体变化分为四个时期：大转型时期（1978～1982年）――多元化时期（1983～1989年）――分众化时期（1990～1998年）――网络化时期（1999～2008年），文体从新闻报道理念、文体结构布局、语言修辞风格和文体表现方式等方面都随着社会环境的迅速变化而不断变化。
改革攻坚与传媒重新定位
“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曾经释放了传媒的文化生产力，如今则成为传媒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深圳报业集团党委书记黄扬略的文章《走出误区，正确把握党报集团改革方向》，针对夸大“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中的企业因素、甚至主张把传媒集团划归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认识“误区”，认为要正确把握党报集团的改革方向，不能轻率地将党报集团归入企业。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张伟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历史价值》一文中认为，“由于事业和企业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组织逻辑集于传媒一身，形成一种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困扼，影响和阻碍了传媒产业的健康发展”。复旦大学张涛甫副教授在《中国传媒改革的风险考虑》中认为，媒体改革面临着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市场风险，“增量改革在化解风险的同时，也在积累新的风险；需要在存量改革阶段解决结构性、系统性风险。”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中，中国传媒需要重新定位。上海大学张咏华教授认为，“反映我国传媒社会定位转型的企业化管理和重塑传媒市场主体的探索，需要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深化。它没有相同的现成经验可以照搬，难点的存在势所必然，曲折乃至彷徨或徘徊或许也在所难免。但是，这种转型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思考传媒重新定位的另一种视角是风险社会理论。天津师范大学殷莉副教授认为“新闻传媒在风险传播中的新闻价值取向必须符合价值理性，以公众关注的公共利益和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公共兴趣为选择标准”。
公民权利、舆论监督与重构现代新闻制度
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三项权利,即言论出版自由、知情权和批评建议权为舆论监督提供了宪法依据。暨南大学董天策教授、林爱B副教授及河北大学乔云霞教授撰文谈到以公民权利为基础、为舆论监督提供制度保障和法治保障。复旦大学黄旦教授与瞿翌轶合作的论文认为“权力”与“权利”是考察中国语境下舆论监督的两种视角。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展江教授从公民社会的理论视角梳理了近七年来大陆的舆论监督，认为其表现出了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双重热情。南京大学丁柏栓教授在《扩大人民民主与实施新闻舆论监督关系论》一文中认为，改变新闻舆论监督难的境况，要靠扩大人民民主。而从执政党自身建设方面来说，则需要将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监督工作作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现代新闻制度的核心，是通过新闻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权。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博树和前新闻局长钟沛璋合作的文章认为，中国传媒如今面临着重构现代新闻制度的历史任务，新闻制度的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李瞻教授在《报业制度与政治制度之关联性》一文中认为，报业制度决定于政治制度，当社会政治制度变更时，报业制度亦随之变更。华中科技大学张昆教授在《中国媒介改革的政治限度》一文中认为，现存的政治限度是：不危及社会系统的稳定、不伤害权力系统的合法性、不削弱权力对媒介的管理、不影响主流价值的传承。
数字化、媒介融合与制度整合
数字媒体技术推动了媒介融合，进而提出了制度融合的需求。广电总局副总编辑、发展改革研究中心黄勇主任发表了题为《数字化――中国广播电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的演讲。谈到目前推进数字化进程面临的困难是：定位不够清晰、用户认可度不高、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认为推动广电数字化需要政策支持与制度创新。中国传媒大学黄升民教授、周艳、王薇在《推进、发展、冲突、创新―――解析广电数字新媒体的发展演变》中认为，广电产业与其他媒体产业一样，各方利益矛盾冲突的特征是内包、长存、调适的，矛盾各方形成一个无法明言的底线，呈浑浊状态博弈前行。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教授在《媒介融合时代的中国媒介制度整合》演讲中谈到，中国传媒面临的问题是内容单一但却渠道多元，他认为媒介制度整合的原则是：保证资源的合理分布与公平利用，信息传播的多样性，保护受众的公共利益。
新媒体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全面而具体。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吕宇翔、张铮合作的文章认为，新媒体不仅是一种技术生产力，还是一种文化生产力。它在发展中与生产关系不断出现适应―不适应―再适应的过程，从而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华东师范大学严三九教授则通过调查发现了上海市网络视听专业人才紧缺，进而思考新闻传播教育如何面对市场需求。上海大学吴信训教授和王建磊合作的论文则积极探索新媒体环境下电视新闻的增值方式：运用数字存储和点播、编辑技术，使原本大多为一次性消费的新闻得到价值的重新开发和利用。
2001年，中国广告产业全面开放。武汉大学张金海教授认为，制度选择与制度安排促进了中国广告产业30年的高速发展，也导致中国广告产业的市场低集中度、外资主导倾向，以及结构不均衡等许多严重问题。全球化语境下，文章思考自由开放市场模式与产业后发的政策保护及自主发展之间、市场运作机制与以行政为主导的市场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
文化传播与新闻传播教育
上海大学戴元光教授和郑涵教授合作的论文《建构多元的文化传播体系提高我国文化的传播能力》认为，我国文化传播体系形态进入迅速扩容和分化重组的发展阶段，文化传播的关键在于公信、多元与经济竞争力。安徽大学姜红教授检视了现代中国新闻学术思想中的进化论观念，发现存在着两种思想脉络：“渐变”式进化论和“突变”式进化论。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邱沛篁教授、上海大学李建新教授总结、回顾了30年来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和流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高钢教授在《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教育基础元素的构建》中则强调，在媒介融合的新形势下，构成新闻教育四大基础元素的学科架构、师资队伍、课程体系和教学平台，需要在新的教育目标之下重新建构。南京大学段京肃教授基于CSSCI数据库，通过分析论文篇均引用数量发现新闻传播学科研究水平仍较低。
媒介技术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新闻语言 研究文献 新媒体 媒介融合
一、引言
在当今信息时代，信息已成为人们工作、学习、生活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而信息传播主要是以语言的形态呈现和存在。新闻语言是“通过新闻媒介，向人们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传播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时所使用的语言”。①它区别于文学语言和科技语言，肩负着向受众传递新闻信息，表述新闻事实的特殊使命。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催生出新媒体，新闻传播也呈现出多种表现形式。而媒介形态的丰富，又使得新闻语言呈现出复杂化和多样化。目前新闻语言可分为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和手机新闻语言。因此，对当前的新闻语言研究作出归纳、分析、总结，以调整自身的研究方向，适应当前的多媒介融合形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统计
以2000年至2011年为搜索年限段，在学术期刊网上以“题名”为搜索前提输入“新闻语言”，再点“精确”搜索得到356篇文献。按学科类别分组，得到各相关学科的篇数（见表1）。
除以上论文文献外，这期间也有学者出版了关于新闻语言学的教材或专著。如黄匡宇的《电视新闻语言学》，对相关的电视语言特征进行了探讨；李元授的《新闻语言学》，重点论述了传统报纸和广播电视新闻语言；李杰的《媒体新闻语言》，从宏观意义上比较了不同媒体新闻语言之间的差异；崔林的《电视新闻语言：模式、符号、叙事》，从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角度，讨论了电视新闻画面与语言的关系；段业辉的《新闻语言比较研究》，立足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四大媒体新闻语言的比较，重点讨论了新闻语言的信息结构、衔接、语境、主观化等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吴郁、侯寄南的 《广播电视新闻语言与形体传播教程》，廖艳君的《新闻报道的语言学研究》等文献。
三、研究对象
通过对搜索到的356篇文献进行归纳分析，发现我国目前对于新闻语言的学术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的：
1、对新闻语言特性的研究
新闻及时、准确、真实的特性使得新闻语言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语言。对新闻语言特性的研究占了新闻语言研究的大部分。有直接性研究，如《信息时代的新闻语言》，该文指出新闻语言要力求准确、规范，以增强新闻的真实性；新闻语言要讲究“立言得体”，以增加新闻的亲和力；新闻语言要有时代特色，以增强新闻的可读性。《略论新闻语言的语体特征》归纳了新闻语言的四个特性：叙述性、准确性、接近性和交叉渗透性。也有对当下新闻语言提出批评建议的研究，如《提倡新闻语言多点文学味》，该文提出新闻语言在准确、客观、公正的同时，还应该运用一些文学方法和表达方式让新闻语言变得生动、活泼、亲切、新鲜、传神，让群众喜闻乐见。《新闻语言的弊病与传媒素养的缺失》一文，提出新闻语言存在语言的歧视色彩和媚俗化倾向。对于新闻语言特性的研究，虽然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但他们观点基本一致，没有出现相互冲突的现象。
2、对新闻语言的语用规范研究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大量的新鲜词语出现。如泊来词、缩略词、网络流行语等新词新语广为流传。在新闻语言中这些词语也很常见，有些词语正是通过新闻媒体流行开来的。学者针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在流行语使用问题上态度褒贬不一。在《新闻语言中外来语的滥用与规范》一文中，作者就指出滥用外来语的几点消极影响：1、忽略视听受众中的大多数弱势群体；2、影响汉语文字的独立性，造成汉字拼盘化；3、人为造成语言的沟通障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4、损害国家和政府的形象。②而《从“给力”现象看大众传播语境下的新闻语言》一文，则认为新闻语言经常运用流行语、俚语、谚语，可以增加可读性，迅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使新闻快速传播。有些学者另辟蹊径，跳出对新闻语言运用流行语好或不好的讨论，转而研究流行语的特点及其表现形式，如《新闻语言中流行语的语言表现形式浅析》、《浅谈新闻语中流行语的运用》等。
3、对新闻语言的比较研究
在新闻语言研究中，比较研究占了356篇文献中的6.7%。这些文献主要分为对新闻语言不同发展阶段的纵向比较探究和对不同媒介、不同文体、不同国家的横向比较研究。
（1）纵向比较研究
新闻语言的发展，离不开特定时代的新闻传播理念和传播技术的影响。我国从解放初期到改革开放以来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新闻语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解放初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这段时间里，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新闻媒体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其主要功能表现为宣传、教育和引导，工作核心就是肩负上传下达的任务。所以这段时期新闻语言体现出主观、高调的书面语色彩。语言中缺乏理性的客观报道，感性的主观评价大行其道，激昂的字眼、短促的排比句和诗体句成为报道主要风格。③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新闻报道从以宣传为主向以报道事实为主转变，但是这一时期的新闻语言生硬死板，概括性的套话是新闻语言的惯常模式。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和摄录技术的提高，电视新闻语言更加多元化，新闻语言不再是以前高高在上的说教模式，而是更加的平民化，注重通俗、亲切，贴近受众。
（2）横向比较研究
当前主要的媒介传播形态有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对于不同媒介中新闻语言的特点用表2来呈现：
可以看出，由于各种媒体的传播方式和语言构成上的不同，使得新闻语言的特点也不尽相同。
新闻语言和文学语言都具有形象性、生动性，都要求新鲜准确。但是两者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新闻语言讲究客观、准确、具体。新闻语言越具体其可信度就越高；文学语言则含蓄、模糊。文学语言为了突出主题和人物个性，经常有意渲染，给人一种模糊的含蓄的感觉。新闻语言的特性决定了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信息传递给受众，这就要求新闻语言简单明了，不需要过分的形容；文学语言则不同，为了塑造人物的个性，为了描写和渲染环境，往往是不惜笔墨。
中西方新闻语言因历史文化差异而各具特色。西方新闻语言短小精悍、简练，美联社专门把“简短”作为编辑守则中的一条；其次，西方新闻语言措辞生动、明确有力。强调多用动词，少用形容词。语言简朴、通俗、真切、形象、幽默是西方新闻语言的又一特色。西方新闻学强调写新闻报道只准用规范化的语言，不要使用过于生僻艰深的词汇和行话专业用语。④我国的新闻语言则是语言简练、晓畅明了、通俗易懂、鲜明生动、准确严谨。由此可以看出，中西方在新闻语言的运用上都遵循了简短精悍、准确具体等共性，但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新闻语言各有自己的特点，体现出不同的风格。
4、对新闻语言的美学研究
不同体裁的新闻语言有着不同的特点和要求, 作为真实反映客观现实的新闻语言也有着它独特的特点和美的自身规律。对于这方面研究的结论大多殊途同归。《新闻语言的美学意蕴》一文中指出：新闻语言要讲究含蓄美。将丰富生动的内容，以藏而不露的方式体现出来，或者用曲折的方式、意到笔不到的方式、曲尽有余音的方式去表现某一思想感情。新闻语言要讲究意境美。新闻作品中要有丰富蕴含和情景相谐的形象和画面；新闻语言要讲究节奏美。新闻语言要错综变化，张弛有度；新闻语言要讲究幽默美。恰当地运用风趣与幽默的笔调使新闻妙趣横生，别具风采；新闻语言要讲究形式美。新闻报道中的色彩、音响、形状要与受众直觉相契合；新闻语言要讲究理性美。新闻语言要客观、公正、准确。而一个好的新闻作品往往兼具以上几种美。
结语
从学术期刊网上搜索到的文献数据和我国学者对新闻语言研究的内容来看，对于新闻语言的研究趋向成熟，但是逐一研读这些论文我们会发现这些研究仍存在一定的问题。
1、研究浮于表层
通过对现有新闻语言研究文献的阅读，发现不少论文停留在表象层面的概括上，缺乏结合相关学科理论对之进行深入分析。如《新闻语言要讲求“鲜活”》、《试谈新闻语言的准确性》、《新闻语言呼唤生动》等。这些论文属于经验式的总结，并没有运用语言学、语用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知识对新闻语言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缺乏理论借鉴与学理深度。
2、研究对象狭隘
在上述几类研究中，对语言特性的研究占到了356篇文献的54% ，而语用规范研究、比较研究和美学研究所占比例分别是3.4% 、6.7%和5.9%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新闻语言特性的研究上。即使这样也并不尽如人意，除上述研究浮于表面外，还存在着研究对象狭隘的问题。以电视新闻语言为例，其构成包括语言符号系统和非语言符号系统两大类。语言符号系统是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它涵括了书写符号（文字）和声音符号（语言）两大系统。电视新闻语言并不仅仅包括有声语言和字幕，电视画面上的一切信息都是电视新闻语言的组成部分。可是从目前的文献来看，我们仅仅把研究范围局限在对电视新闻语言符号系统的研究上，而对非语言符号系统的各种语言的研究几乎没有。只有《谈电视新闻缺失的语言》和《电视新闻有声语言的思维与创作》谈到了画面的重要性及目前我国电视新闻画面语言的缺失，而对于其他非语言符号新闻语言的研究更是缺乏。
3、研究落后于新媒体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催生出新的媒体形态。以网络和手机为载体的新兴媒介，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近年来，以手机报、手机视频、手机广播、手机杂志、手机信息服务等为代表的手机媒体正在快速崛起，从覆盖范围、受众人数上来讲，手机媒体已成为传播新闻的第一媒介。就目前新闻语言研究现状来看，主要集中在传统媒体“新闻语言”这一共性层面的特征研究上，而对手机媒介新闻语言的研究，则见不到相关的研究资料。因此，充分挖掘新媒介的语用特点、风格特色及其应用规律，塑造新媒介新闻语言的特性研究体系，已成为学界和业界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随着多媒体时代的到来，新闻语言的融合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因此，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语言研究与媒体发展相适应，以满足新闻融合的需要，则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参考文献
①蓝鸿文、马向伍：《新闻语言分析》[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89：8
②徐华，《新闻语言中外来语的滥用与规范》[J].《新闻爱好者》，2011（8）
③蔡育红，《从时代变迁看新闻语言的发展变化》[J].《龙岩学院学报》，2009（4）
④吴建清，《从一般性报道谈中西方新闻语言比较》[J].《大众科技》，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