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政治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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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政治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文化自觉”是先生学术反思的结晶，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即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自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文化价值选择和构建过程中人们的一种价值取向，是在文化反省、文化创造和文化实践中所反映出来的一种主体意识和心态，是人的自觉、理性的自觉、行为和责任的自觉。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传播，是一种文化选择和文化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既是作为理论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授教过程，也是作为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和内化过程。有学者指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功能就是“在培养人的实践活动中以文化的内容、文化的形态、文化的方式、文化的方法促进人的文化选择的传承、创新，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因此，文化自觉与思想政治教育是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文化自觉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功能的实现形式，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功能也保证了文化自觉的实现。在目前多元文化的态势下，以文化自觉的科学态度对待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新问题新挑战，正确认识和评价本民族文化，辩证对待外来文化，提升对信仰的认可性、接受性和自信性，也正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涵之一。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必要性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是文化自觉的应有之义
“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否实现自觉和自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传统文化扬弃的客观与科学态度”。中国传统文化承载着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血脉，是民族的精神支柱。在历史的坐标中，传统文化的作用是不能被诋毁和贬低的，轻率地否认传统文化，实则意味着莽撞地割裂自身文化血脉，以及文化“无根”现象的产生。当社会出现文化“无根”现象时，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文化自信的不足、文化凝聚力的消解，因此，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批判、合理继承、勇于创新是文化自觉的本质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在弘扬主流意识形态的前提下，按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的原则，挖掘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使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优化整合，实现传统和现代的创新发展，从而提升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和认同，真正实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二）应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困境的积极回应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文化属性，需要以文化为依托。中国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是探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路径，是文化产业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应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困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重大创新。当前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多元文化并存态势越来越明显，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较以前发生了剧烈变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严峻挑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主要还是通过课堂教学来进行的，不少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往往采用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方面的知识与技术，表面化和浅显化地临时解决问题，即使运用传统文化为依托，也停留在“机械融合”或“单纯说教”式的传输层面，没有深入考察传统文化的实质内涵、时代背景、阶级立场等因素，使得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和渗透非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甚至在不同程度上淡化了学生民族情感与原有的传统文化的重要应用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也大打折扣。要真正发挥传统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作用，关键是要具有文化自觉意识，探索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和传统文化结合的最佳机制。
（三）有助于正确把握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实质精神
能够在中国传播，就是因为它适应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能够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深深扎根，就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其生长点和结合点，和中国传统文化磨合、结合直到整合、融合。可以说，一部中国化的历程就是马克思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鲜明的民族传统文化特色是实现理论价值的重要途径。中国化的就是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语言形式都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的。在当代中国，正确地认识作为指导思想的和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寻求两者实现融合互动发展的最佳机制，也是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核心问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对学生进行理论教育，帮助大学生确立的科学信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要深入理解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实质精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传统文化为载体，将系统的理论教育根植于大学生内在的传统文化精神基因中，把握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与文化追求。
（四）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丰厚的资源支撑
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固然需要以为指导，但是也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性资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有助于培养学生对集体、民族、国家的奉献精神和责任意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有助于培养学生不畏艰难、开拓进取的意志品质；“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传递了一种普遍的生命意识，有利于学生生态伦理意识的培养；“仁者爱人、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念有利于学生形成相互尊重、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修身为本、知行合一”的道德修养有助于克服学生道德观念薄弱、道德实践不足等道德行为问题。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若干重点和热点问题，都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浩瀚宝库中找到价值资源。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可行性
（一）目标的类同性
中国传统文化培养个人与家族、国家、社会的良好组织关系，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培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人，即“以文化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教育人、培养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践活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其最本质的意义，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要启发人的自觉性，调动人的积极性，激发人的创造性。两者的指向都是人，两者的核心都是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二）功能的互补性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偏重于说教和灌输，主要还是在于它的德育功能特别是意识形态功能，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含有人文内容，但是长期以来过分强调其意识形态性，使得其人文精神受到遮蔽。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的精神追求，强调道德内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人去理解自然、社会、思维具有一种清晰的逻辑架构，这种架构具有逻辑层次上的说服力，体现了思维的深刻性。一旦将这种逻辑架构运用于课堂，易于引起受教育者的共鸣，其效果明显不同于纯粹的思想政治教育说教。
（三）思想情感上的亲缘性
“传统文化及其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以及维系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纽带，也是民族国家‘合法性’的来源和国民凝聚力之所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爱国主义为重点，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从而培育学生对个人身份的认同感，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的教育过程，这种教育需要大家有共同的根。而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认同是大学生形成民族共识的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融入传统文化，能够提升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关注程度，能够在润物细无声的状态下完成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国家认同的任务。
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理性审视
过去的十余年，一些高校在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共同发展过程中做出了一些探索和试验，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在二者融合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突出的问题需要解决，并且两者结合的程度处于低级的初级阶段，二者之间融合运行的效率较低，运行水平较弱，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传统文化都造成了一定的滞后影响。要真正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必须深入探究两者结合的关键点，考量影响二者契合的主要因素，建立两者融合的最佳视野模式。
（一）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释，提升学生的文化认同感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但是，高校中普遍存在着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困境和认同危机，这也与我国高校教育整体缺乏人文气息有关。人文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中重要的一部分，在高等教育中一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在传统文化价值的发挥上缺少应有的规模和成就，这也是阻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提高的重要因素。鉴于此，一方面，在把握精髓的前提下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传统文化教育绝不是仅仅停留在让学生熟记古诗美文的层面，而是将传统文化放在新时代新语境下重新阐释，需要把传统文化思想精髓集中整理，加以分类，以新颖的、更为简洁的内容形式，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从而提高中国传统文化对学生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将传统文化资源和理论体系进行有效整合。在基本理论教育中，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当代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同在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以及社会理想目标上都有贯通之处，可以成为有机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的“中华文明活的灵魂。”最后，注重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破解结合起来。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如果仅仅持有“拿来主义”的态度来借用或移植传统文化，势必难以发挥良好的教育效果。要善于运用传统文化智慧剖析社会现实，引导学生走出伦理师范、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等现实困境，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提升学生的文化认同感。
（二）坚持传承与创新，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张力
传承和创新是相辅相成的。传承的目的是为了创新，创新的结果是基于传承。坚持文化传承和创新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自觉的本质，面对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冲击，我们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盲目随从，而是要在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和对国外文化“扬弃”的基础上进行文化选择，并且进行文化创新，而这个过程正是文化自觉的过程。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首先是传承文化。必须引导学生科学全面地认识传统文化，去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成分，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成分，提高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自豪感。其次是创新文化。“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她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像自然的过程那样，在它的形态和形式的无限变化与活动里，仍然永远保持其原始的规律，没有进步。”中国传统文化在影响现实的同时，也在新时代氛围中发生蜕变，实现转型获得新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过程中，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要求，努力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再者要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优秀文化的有机结合，借鉴国外文化创新的有益成果，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在中西方融合的视域中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发展。
（三）坚持先进文化引领，正确把握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政治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文化价值就在于弘扬和维护主流形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过程中，还要正确处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意蕴和意识形态政治功能的关系。既不能把思想政治教育简单地演变成传统文化的普及，也不能仅仅把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简化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素材或注脚，而是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功能和文化使命的有机统一。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我国的主流文化，也是我们进行和谐社会建设的先进文化。只有用先进文化占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阵地，才能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未来发展的走向和价值所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它体现了中国特色主义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定和目标取向，思想政治教育弘扬和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关键就在于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性”。因此，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精神导向，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元主导”和尊重多元文化，正确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增强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并把认同升华为信仰，把信仰外化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实际行动。
（四）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方式
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指出，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真正的人性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性活动，而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发掘人创造文化的潜能。学生既是文化的接受者，又是文化的传播者和创造者。这就要求在两者融合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文关怀。首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凝练出贴近学生成长成才实际需要的一系列教育主题，主题的选取既要兼顾学生的心理、交往、发展等人格升华，又应涵盖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考量。其次，教育者不应仅仅充当知识传输的“中介”，而是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增进平等交流，善于和学生探讨解决问题。这也要求教育者不断增强自身的传统文化知识涵养，才能更好地承担传承传统文化的任务。再次，要积极创新两者融合的方式。适当的方式是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效载体，也是链接教育主客体的纽带和桥梁。除了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为主渠道，积极渗透传统文化的教育内容以外，还要善于运用选修课、社团活动、名师讲座、学术沙龙、网络德育等新方式新载体，以提高学生的传统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
（五）回归实践，锻造学生文化创新能力
传统政治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在全球化背景下，论文写作专业的论文对于全球化当前也进行了广泛的涉猎。特别是如今的全球形势，在传统论文写作和网络论文写作相结合的时代背景下, 论文写作理论的民族性研究始终是一个热点问题, 论文写作涉及到的范围比较广, 并且不同学者或者是不同学派对其民族性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无论哪种观点, 对于我国现代化社会的建设以及民族意识的形成都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 对于论文写作专业的毕业生，经过长时间的研究, 需要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希望可以为一些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提供一些帮助。
作为一个利益单位, 各个民族及国家都应该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守护和捍卫。我们所说的“世界文化”或者是“世界论文写作”, 都是一个虚幻称号, 该称号的实际内容多数情况下都会被一些发达国家所劫持, 帮助他们进行代言。没有任何国家会将自身文化传统放弃, 甚至还会为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开战。在这种情况下, 多数批判家都提出了主张, 希望可以尽快恢复中国论文写作理论的重要地位, 并从西方论文写作理论中夺回论文写作的解释权。
我国现代论文写作理论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就是受到苏联论文写作理论的影响, 通过该理论对进行了解。到了50年代, 中国出版了很多论文写作理论教材, 多数都是在《论文写作原理》和《文艺学引论》之上建立起来的。实际上, 在我国现代论文写作理论当中, 多数西方论文写作概念都来源于苏联, 比如论文写作的倾向性、人民性以及党性等。对于苏联而言, 无论是在经济模式、文化观念还是在政治制度方面, 都对我国论文写作理论的民族性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
本土的特征并不是一种自我规定, 而是取决于民族间的竞争、活动、对抗等。本土和西方文化必须在现代性平台之上进行竞争, 民族发展不可能脱离全球化网络, 或者是放弃现代化社会, 而回到远古时代, 所以我们不应该将论文写作理论的话语权拱手相让, 而应该通过现代性平台和西方国家进行抗衡, 建立中国式的现代性。
异域的理论也可能对本土的现实进行阐释, 比如生物学以及物理学的研究明显不受民族、地域等的限制, 我们不能够说美学理论对我国论文写作无效, 也不能说我国论文写作对美学没有任何作用, 我们应该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各个民族论文写作理论之间的联系及影响。比如在魏晋时期, 佛学曾介入到了中国论文写作当中, 并对我国的古典诗产生了影响, 例如“意境”。再如, 在“五四”时期, 西方文化也曾介入到中国论文写作当中, 比如鲁迅、巴金以及老舍等论文写作作品中都多多少少涉及到了西方一些论文写作理论, 所以本土论文写作理论并不仅限于对自己本民族的问题进行阐释。
论文写作理论的民族性和传统文化的紧密联系集中体现在我国古代论文写作理论上。我们或许认为中国古代论文写作理论主要是对中国古典诗文进行阐述, 但是这一观点显然不能够对中国现代论文写作的情节、气韵等进行解释。在“五四”后, 一种新型的现代论文写作体系日益成熟, 并且在这种体系下, 多种论文写作作品都和历史有关, 比如梁启超写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就极具历史的敏感性。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复杂, 这些论文写作作品明显力不从心, 在叙事论文写作之后, 我国古代论文写作理论主要是通过“诗文评”对社会进行相应的反映。另外, 在我国古代论文写作当中, 多数都是对当时社会的批判, 或者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反应, 或者是对国家的一种情怀及奉献精神。比如杜甫的《春望》、陆游的《示儿》等, 都具有一定的民族色彩。
传统政治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20世纪后期的西方文论发生了“范式”转换，即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向了文学的外部研究，希利斯•米勒描述道:“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问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问题。文学理论的关键词不再是传统文学研究所关注的“审美”、“价值”、“经验”和“作品有机体”，而是“符号系统”、“意识形态”、“性别”、“身份/认同”、“主置”、“他者”和“机构。以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后、精神分析批评、生态批评、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为主体的当代西方文论颠覆了以“新批评”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文学性”研究的总体走势，都超出了纯粹“文学的”范畴，以突出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颠覆性、解构性、公共性而强化了文学理论的政治言说维度。对此，拉曼•塞尔登等人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这些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对一切话语形式的重新解释和调整，成了激进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学的’(研究和理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多少有点意义的再现形式。，文学理论成为“文化政治”的组成部分，可以说，这一观点深刻地阐明了当代西方文论的实质，进人“后现代”时期的20世纪西方文论的确大规模地走向了“理论化”，走向了“政治化”。陆贵山先生指出:“正当中国新时期的某些学人着意淡化和消解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时候，当代西方社会却掀起了这样那样的论述文艺和政治关系的热潮。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文化政治与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问题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不足之处，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①。
一、国外相关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文化政治”为关键词的研究几乎遍及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文化政治可以切人文学、历史、音乐、绘画、舞蹈、影视、传媒、出版、教育、翻译、身份、种族、宗教、伦理、阶级、经济、法律、国家、建筑、医疗、科学等各种观念、现象和学科，为之提供全新的阐释和研究视角。但是，从总体上宏观地探讨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之关联的研究并不多，尚处于起步阶段。据笔者查阅，最早以“文化政治”为题名关键词的单篇论文是吉拉德•格拉芙写于1973年的((审美主义与文化政治》!文章主要质疑了以超功利、自足、自律为理念的审美主义的纯粹性，即审美主义自身陷人政治和反政治的窘境之中而不能自圆其说。米雪儿•巴瑞特的论文《女性主义和文化政治的定义》被收人1982年的一本文集’，该文强调了雷蒙德•威廉斯在人类学意义上对文化做出的理解，明确意识到文化政治会涉及到意义之争。论文通过考察“女性主义艺术”与“艺术”、“妇女的艺术”的区别，认为艺术作品不能与媒体意识形态的再现艺术相混同，从而得出结论:任意扩大艺术的政治意义是危险的，我们不应该忽视艺术作品的虚构、想象和审美之维，艺术的许多方面不能缩减为意识形态的概念分析。作者在文化政治渗透艺术领域的时尚之中能够做出如此深刻的反省，着实难能可贵。这两篇论文对文化政治文论的研究有首创之功，但都没有清晰地界定“文化政治”概念。成规模的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艺术渗透的研究出现于1990年前后。乔纳森•多利莫尔和阿兰•辛费尔德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主编出版了一套“文化政治”丛书②，两位总主编在《前言:文化政治》中明确认识到，在、女性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后结构主义话语的冲击下，197()年以来英国文学研究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发生了“断裂”，新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式重点关注历史和文化语境、(文化)理论的方法、政治义务以及文本分析，因为“文化意义最终总是政治意义”，故而名之曰“文化政治”。他们强调指出，作为文化政治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不再伪装政治中立，“相反，它将其任务定位于改造社会秩序，这一秩序正在以种族、性别、性态和阶级的名义压榨着人民。
显然，这套丛书就是运用文化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各种文化现象，并以发掘其政治含义为旨归。莲达•赫哲仁的((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学》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文化政治概念，但主要是研究后现代的摄影、绘画、小说、历史等文化形式的“表征的政治”，关注它们表意实践背后的意识形态编码策略和意义版图的争斗，所以，此书所要探讨的正是文化政治与后现代艺术之间的密切关联。莫克西著于1994年的《理论的实践:后结构主义，文化政治和艺术史》‘，’一书以“表征”、“意识形态”、“作者”为三个关键词，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理论加以剖析，凸现出这些理论的文化政治功能，打破了传统的认识论艺术史观，而代之以符号学的建构主义的文化观、历史观:一者，处于历史语境中的理论所包含的文化政治含义深刻地影响着历史叙述和知识建构;再者，新的政治观和表意实践会使得文化价值、文化意义观变动不居、不再固定。但赫哲仁、莫克西的著作和上述文化政治丛书的共同缺陷是: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涉及甚少。托斌•希伯斯的《冷战批评与怀疑论之政治》第一次从“怀疑论政治”的角度全面评述和反思了战后兴起的各种批评理论。作者认为，新近出现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精神分析、新等政治化文论以“种族、性别、阶级”为三大主题，克服了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乃至新历史主义批评局限于“学院政治”的弊端，有所贴近现实政治，但还是处于政治隐喻的言说状态，难以落实于实际行动。
希伯斯希望强化文化政治文论的实践性和批判性，要求“后冷战批评”应当加强现实政治关怀，发挥实践功能。从全书来看，他局限于美国一隅，对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当代文化政治文论把握得不够全面，且评价过低。格林•乔丹和克里斯•威登合著的《文化政治:阶级、性别、种族和后现代世界》‘川对“文化政治”概念作出较为清晰的界定，他们认为文化政治是文化产品在意义、价值、主体性形式和身份建构方面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关涉文化在阶级、种族、性别、身份等社会区分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不过，他们放弃了文化的人类学含义，只是指艺术产品，包括音乐、文学、绘画、雕塑、戏剧和电影。作者从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人文主义的文化和教育理论开始，重点分析了文化艺术对近现代西方社会的阶级、性别、种族的分化和抗争所起到的政治作用。此书的缺点是对于“文化政治”概念使用得过于宽泛，按照他们的用法，近代甚至古代时期即已经存在文化政治文论，这就模糊了它的时代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后现代解构普遍性、元叙事、主体本质和意义的稳固性的做法表示担优，因为后现代欢呼差异政治而容易忽略真正的社会差异，在书的结尾，他们意味深长地反问道:我们是将文化政治当作一项严肃的事业，还是游戏?这种对后期文化政治逐渐脱离经济、制度、权力的忧虑，同晚期者，如詹姆逊、伊格尔顿、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等人的观点倒颇为接近。这也正预示着文化政治随同文化理论一起，在新世纪的“后理论时代”步人反思阶段。2000年前后，随着马丁•麦克奎兰等人编写的《后理论:批评的新方向》、瓦伦丁•卡宁汉的《理论之后的阅读》、让一米歇尔•拉巴特的《理论的未来》、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等一批著作的涌现，西方文论进人了“后理论时代”。对于文学理论而言，恢复文学的审美、诗性、形式、伦理、价值等被“理论”所遮蔽的层面似乎又成为新的时尚。在“后理论时代”背景下，学界面临的任务是要正确估价和承接“理论时期”所馈赠的政治化文论的遗产，对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的深层关联作出新的思考。#p#分页标题#e#
二、国内相关研究
“文化政治”概念在国内文艺学界为人所知离不开两位海外华人学者的引介和推广。一是谢少波，他所著的《抵抗的文化政治学》中涉及到詹姆逊的文化政治思想:“詹姆逊在这里提出的政治是用文化斗争来抵消旧的阶级战争，这不仅因为文化始终是阶级斗争的场所，而更重要的是，在当代的消费社会里，文化是阶级斗争的特殊的甚至是惟一的场所。谢少波认为，这是一种“新葛兰西式的反霸权政治”，也是对后现代微观政治的修正。二是张旭东，他是从意义建构的角度来理解文化政治的，认为文化是一个“意义生成结构，人依赖于这个意义结构来组织个人和集体生活，形成‘世界’或‘生活世界’的概念”，追问文化的社会政治内涵和价值取向也就是追间文化和生活世界的关系。但此书并不以文学理论为论述对象，而着力于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相比之下，刘象愚等人译介的弗兰西斯•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倒是对国内的西方文论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马尔赫恩认为，“新左派”文化政治打破了自由人文主义将文化超越于政治的传统看法，发展了相反的方向，“文化远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验，它本身已经是政治的了。‘川孙盛涛的《政治与美学的变奏:西方文艺基本问题研究》将西方从“阶级意识”向“文化政治”的转向追溯到卢卡奇和葛兰西，依据就是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这种文化政治理念恰好打开通向美学的道路，使政治与美学的关联纳人文化研究领域的思想大平台，政治与美学的关联更加细密而自然。冯宪光的《在革命与艺术之间:二十世纪国外政治学文艺理论研究》也引用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但他认为，正是在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后的后现代时期，西方的文学批评才提出了“文化政治”问题。从“新左派”文化政治角度研究西方文论的著作还包括:陈永国的《文化的政治阐释学:后现代语境中的詹姆逊》、马海良的《文化政治美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吴琼的《走向一种辩证批评:詹姆逊文化政治诗学研究》、赵国新的《新左派的文化政治: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等等。以上著作在局部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并未关涉到西方文化政治文论的全貌，在“文化政治”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也没有达成一致。
当然，国内已有部分学者从总体上注意到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特征。童庆炳等人对文化研究影响下的西方文论政治化问题，有两点概括和担忧:一是它们的“反诗意”特征，二是“可能重新让文学理论面临‘为政治服务’的痛苦记忆”。文化研究学者陶东风认为，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有着共同的研究旨趣、研究方法、价值立场，“这就是突出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与批判性精神”。，’。“文化批评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一权力关系，它基本上是伊格尔顿所说的‘政治批评’。他还注意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少数族裔理论、生态理论等非常政治化的文论的繁荣，正是文化政治赐予文学理论以自主性和反抗性的结果。另外，近年出版的《文化研究关键词》一书为“文化政治”概念编写了一个简短的释义，认为文化政治意指文化背后的权力关系，具体包括性别政治、阳性政治、视觉政治、同性恋政治、身份政治、身体政治等类别，所以，批评、文化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身份研究、性别研究等批评理论和流派，都具有文化政治的特点。周宪也撰文指出，当代西方文论从文学理论转向“理论”，也就是从纯学术向“学术政治”的转变，其结果是将传统的人文主义、审美主义文论还原为意识形态的建构物，把任何文学研究都看作是“理论政治”的表征。姚文放甚至将文化政治文论形态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共和国60年文学理论”第三次转型”这一说法是否符合国情还值得商榷③，但他认为文化政治一维的加人对于面临全新语境的文学理论具有激活的作用，倒也符合实际。本文认为，以上对文化政治文论的概括性论述大部分是正确的，但也只是有助于而不能代替全面而深人的研究。
三、研究现状的不足
总的看来，到目前为止，文化政治对文艺理论和文学艺术领域的影响研究在国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文化政治与西方文论关系的研究在国内有所展开，但是，尚存在以下几点缺陷:
1.因为“文化政治”概念本身的内涵非常丰富、复杂，文艺学甚至政治学界至今都没有对其做出一个清晰的梳理，运用起来相当随意和混乱，这必然会影响对文论政治化问题的深入分析和思考。
传统政治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邱江宁的论文《“一代斗山”虞集论》刊行于《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论文内容丰富、结构严谨，辨析细密、论述透辟，揭示了虞集作为元代文坛尤其是元代中叶文坛“一代斗山”的真正原因。文中从虞集的教育背景和人生际遇出发，细致地辨析了虞集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社会交友与文化主张，阐释了虞集在元代文坛“一代斗山”的卓然地位。
论文首先论述了虞集成为有元一代斗山，与他的家学、师承、交友和际遇等有重要关系。文章详细论述了虞集成长的背景，对于虞集的家世背景，在此前的许多论文中都有论述，重点从事研究虞集的学者查洪德教授《虞集的学术渊源和文学主张》（殷都学刊，1999.11.30）一文中，论述了虞集除早年受虞氏家学和外家杨氏之学的影响外，还先后受到了蜀中之学、吴澄之学、邵雍之学、张载之学的濡染。李舜臣博士的《论江右文化对虞集的影响》（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10）一文中，阐明虞集的文学思想、学术主张以及人格都深受江右文化的濡染，他接续了欧阳修、曾巩等人开创的散文传统，诗歌则主张“宗唐得古”，不满江西末流崇怪尚奇的倾向，力倡平易雅正的诗文风气。虞集的学术思想主张“会和朱陆”，融汇诸家学说，此亦深受元初江右理学特别是其师吴澄的影响。此外，他还与江西籍的玄教中人交往甚密，对道教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形成了冲淡舂融的品格。李舜臣博士一文中具体的论述了其师吴澄“和会朱陆”思想对虞集学术思想的影响。
《“一代斗山”虞集论》，在论述虞集成长背景时，比较全面的论述了虞集教育，际遇背景，条分缕析，论述详细。与此前许多论文的比较中，文章中还论述了虞集人生中另一重要际遇――元文宗，虞集与元文宗的相遇相知，使虞集在政治上得意取得重大成就，进入奎章阁学士院，修撰《经世大典》等，虞集取得了崇高的社会地位。虞集借修撰《经世大典》的契机，接触了大量的典章制度、山川地理、文物礼义、档案公文等，扩大自己的学识眼界。同时，虞集受到元文宗的赏识，成为朝中极为重要的著作大臣，朝中著作大事无不参与其中，品题大量大量时人的文集、著作，见到当代大量著作。同时他还见识与品题了大量的书画作品。虞集这些特殊的际遇，使他成为了元朝的“一代斗山”。
《“一代斗山”虞集论》第二部分具体论述了虞集的文艺思想及创作实践――复古宗经，尊崇性情。1988年，邓绍基教授在《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发表《略论元代著名作家虞集》一文，分析了虞集的思想倾向，指出其“尊奉程朱理学”，但“又不是完全拘守程朱门户，他曾追随老师吴澄在朱学中吸收陆学的若干成分的主张和实践”，肯定他在朱学“定为国是”的前提下，不趋向极端之卓越见识。邓先生将虞集的诗歌主张概括为三点：一是坚持儒家正统观念，主张“性情之正”；二是提倡宗唐宗古；三是推崇“嗜欲淡泊，思虑安静”的诗风。此文论述了虞集的思想倾向、诗文主张、诗文题材内容及艺术风格等在内的多项内容。查洪德教授《虞集的学术渊源和文学主张》（殷都学刊，1999.11.30）一文中，论述了虞集之学术有三个特点：第一，他有回归传统儒学的倾向，第二，有兼融各家的倾向，第三，受张载影响较深。虞集学术的三个特点，决定了他的文学思想：他在学术上回归传统儒学，在文学上便倡导复古，具体表现为理性、中和、雅正、世用；兼融各家的学术特点，使他的文学思想，既不同于宋以来道学家的文论，也不同于文章家的文论，而是两者的融合，再加上政治家的眼光；他以气运论文，又主张克治血气，归于平和，都与张载的影响有关。
邱江宁与这两位先生的论文的都提出了虞集的复古思想，追求雅正平和之气。邱江宁的论文中详细论述了虞集的复古思想，分别从虞集的散文和诗歌进行论述，并且通过具有代表性的创作实践作品加以论述虞集的文艺复古宗旨。与邱江宁文章相比，查文中提及了虞集兼容百家的思想，这和邱江宁文中虞集和会朱陆，以经为本，涵容经史，有相似之处。邱江宁和邓先生的文章都提出了尊崇性情的思想，邱江宁重点从诗歌方面论述了虞集推崇性情的主张。邓先生一文中提出了虞集尊奉程朱理学的思想，但他不完全拘守程朱门户，吸取陆学思想，推崇儒家思想。邱江宁的文章以虞集的创作实践作品表现虞集的文艺思想，更易于理解，论述充分有力。
在论文的第三部分，邱江宁具体论述了虞集虞集在元代文坛的影响，“大江以南，断无似人”。2009年，谢皓烨《浅论虞集的文学思想》（湘南学院学报）一文中，论述了虞集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务的主张，文中论述了虞集深厚的儒学素养，秉持立言垂教的学术使命。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论述文学于时政、道德的作用，赋予文学以政治的责任和道德的使命，体现了虞集对于外部事功世界的关注，是他那种以教化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在文学观念中的反映，也是其立言垂教的学术价值观在其文学思想中的折射。
邱江宁的论文中在论述虞集在元代文坛的影响时，虞集在退隐时期，著书立教，立言立教推广自己学术、创作思想。这与谢皓烨《浅论虞集的文学思想》中虞集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务的主张相同，体现了文学的功利价值。邱江宁的文章还论述了虞集著书立教的重大影响。在以往的论文中，对于虞集在元代文坛的重大影响有一些论述，但是没有形成系统，没有专门的章节进行论述。邱江宁一文对于虞集“大江以南，断无似人”的重大影响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主要分为两个时期进行说明，馆阁时期和退隐时期。在馆阁时期的影响主要从北人和南人两方面影响说明，在北人中，虞集与卢挚、曹伯启、元明善、孛术鲁、曹元用、王结、王士熙、马祖常等北人都有非常频繁的交往，逐步受到影响并影响于人，他们一道发出了“元盛世之音”。虞集的北人弟子有苏天爵、王守诚、刘基等，都受到了虞集深厚的影响。虞集又与程钜夫、赵孟、邓文原、贡奎、袁桷等交往，他们相互唱和，掀起了元代中叶复古创作的热潮，虞集取得了瞩目影响，具有代表性。在退隐时期，虞集不仅著书立教，立言立教推广自己学术，还参与选集编纂全集并进行刊刻，将他在馆阁之中形成的理论及影响力波及山林。
邱江宁的《“一代斗山”虞集论》，论述精细，条分缕析，结构严谨，重点突出，揭示了虞集一生的巨大成就，展现了虞集卓尔不凡的人生，真可谓“一代斗山”“大江南北、断无似人”！
参考论文：
[1] 邱江宁：《“一代斗山”虞集论》，文学评论 2012.3。
[2] 查洪德：《虞集的学术渊源和文学主张》，殷都学刊，1999.11.30。
[3] 李舜臣：《论江右文化对虞集的影响》，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10。
[4] 邓绍基：《略论元代著名作家虞集》，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88。
[5] 谢皓烨：《浅论虞集的文学思想》，湘南学院学报，2009。
传统政治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一、基础：准确严谨
议论文范文的选择必须是规范的经典文章，最好的莫过于教材选文，如韩愈的《师说》、苏洵的《六国论》、鲁迅的《拿来主义》、赫尔曼的《获得教养的途径》，等等。在阅读课文时，要分析、体会议论文语言的准确与严谨。
1副词使用的准确性
副词有表示时间、地点、程度、范围、语气等不同的作用，它们在议论文中对动词、形容词的修饰、限制与补充，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议论的力度。
比如《〈物种起源〉绪论》中：“如果耐心地搜集和思索可能与这个问题有任何关联的各种事实，也许能够对于这个问题得到一些了解。……1844年，我把这些简短笔记扩大为结论的纲要，这些结论我当时认为是正确的。”从第一句中的“可能”“任何”我们可看到作者工作的艰巨、材料的浩繁，“也许”“一些”用语准确严密；第二句“当时”一词表明作者思想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不断有新发现去修正自己的观点，折射了作者严谨的工作态度。
2关联词语使用的准确性
关注关联词，分析各个分句所表达的意思，细心体会论证过程中逻辑的严密性，这是提升议论文语言准确性十分重要的一环。
首先，单篇学习。比如在教《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时，用关联词进行语段练习：“即使有时这个民族的某个或某些成员会酿出某些独特的心理，也往往由于禁忌、孤立等社会力量的威慑，不是迅速销声匿迹，便是陷于孤芳自赏，而很难挤进民族的共同圈子里去，除非有了变化着的共同生活做后盾。”假设关联词“即使……也……”后紧跟着条件关联词“除非”，而在假设关联词里套着因果关联词“由于……而……”，在因果关联词里又套着选择关联词“不是……便是……”，准确地说明了文化传统的形成必须有共同生活、共同心理做后盾。
其次，综合学习。学完五册必修课本，将这些关联词综合梳理一下，提取因果关联词、假设关联词和转折关联词让学生练习。前两种关联词为因果关系和假设关系，可迁移为议论文中的因果分析法和假设分析法，从而避免学生只“叙”不“议”。转折关联词特别练习的原因，一是学生常用到转折关联词，但很多时候是强加转折关系，用了“其实”“可”等词却没有转折的意思；二是“固然/当然/诚然……可是/但……”这种让步转折关联词多了之后考虑会更全面，使文章更严密，从而避免文章偏激或绝对化。
二、发展：增强语言表现力
学生议论文写作时有个误区，即认为议论文不必锤炼词句，不需讲究文采。其实，在确保论点明确、语言缜密、论证有力的前提下，文采斐然的议论文说服力更强。与教材相结合，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对议论语言进行提升和强化。
贬词褒用与褒词贬用。例如：“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啊！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记念刘和珍君》）
近义词和反义词的运用。近义词连用，可以使情感的表述有层层推进的意味；反义词配合使用，两相比照，可以使情感更加显豁。例如：“文化传统是一种惰性力量。它制约着人们的思维方法，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控制着人们的情感抒发，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悬置着人们的终极关怀（灵魂归宿）。”（《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六国论》）
化雅为俗，雅俗共呈，合理地使用文言和俗语。使用文言词语，有利于形成典雅之美，文章显得精炼；而使用口头俗语，则可以彰显机智幽默，文章显得意趣别致。“如今日美国螃蟹气十足。今天到中东上思想政治课，明天到东亚办人权学习班，刚在南斯拉夫踢完了热身赛，又跑到印度半岛当裁判。”（网络评论）
铺排与转折。先从立意的对立面进行铺排，阐述种种理由，再转折阐述自己观点。此手法语势极强，表明作者观点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例如：“虽然奥林匹克精神不足以确保社会和平，不能更加均衡地为人类分配生产和消费物质必需品的权利，甚至也不能够为青少年提供免费接受智力培训的机会……但是，奥林匹克精神将依然为人类所需要。”（《奥林匹克精神》）
传统政治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体育伦理;文化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体育伦理思想，能较好地协调古人从事体育活动的价值和利益关系，反映时代精神。 然而，进入高度发达的今天，以伦理道德为重心的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各种影响下出现了一定的弱化和衰退，严重地制约着现代体育的健康持续发展。为了建立更为合理、有效的体育道德规范，我们有必要对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文化精神和历史渊源进行探析，并采取扬弃和内省的方式，实现体育伦理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与创新。[1]
1 伦理政治型文化与中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
“一定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产物。”[2]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专制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始终是以封闭、分散的自然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这种自然经济形态下，老百姓思想封闭，因循守旧，其活动基本限制在家庭范围内，从而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别强调宗亲血缘和家庭伦理思想。并散射开来，要求在整个社会建立一种有礼有序，和睦相处的人身依附关系，以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
在政治结构上，至周朝起，中国封建社会就建立了一套体系完整、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所谓宗法制度，就是以血缘家族为出发点，通过“家国同构”的组织建构和“由家及国”、“移孝作忠”的价值导向，达到族权巩固王权，宗统保护政统的目的。[3]表现为对内以血缘亲疏维系政治等级序列，对外用分封制(姓氏和亲戚)和宗庙祭祀制度来维护和巩固统治。实质上，封建统治阶级大肆宣扬“家天下”“宗主即君主”思想的背后，只是借助根植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家庭伦理和血亲道德对其思想的制约作用，使人们自觉遵守儒家的“纲理伦常”和“礼制”思想，达到维护专制统治的目的。由此可见，伦理道德在社会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最终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以世间伦理纲常、现实专制统治为指导思想和行动的主要价值取向，具有明显的伦理性和政治性特征。中国古代体育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与其说是被伦理政治型文化深刻影响，不如说古代体育已经成为一种道德教化、礼仪培养的政治工具:古代礼射有严格的礼仪程序和等级规定，旨在“明人伦，知礼法”;儒家主张“文武兼备”，其目的在于提升道德修养，成为君子、圣人;武林各派首倡“武德”，以匡扶正义、捍卫祖国为己任;岳飞背负“精忠报国”之志，拼死沙场，不吝其生……[4]由此可见，传统文化的伦理政治思想已深深渗透到我国古代体育中，使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处处体现“求善”“求治”的意蕴，表现了儒家“仁爱”“礼治”精神。而古代体育过于强调其伦理内涵和政治功用，弱化了竞技体育应有的激烈、竞争的本质特征，与宗教、军事、医学等的紧密结合又加剧了这种倾向，后逐渐发展成为与西方体育风格迥异的“哲学体育”。
2 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基本文化精神
2.1 天人合一—自然、人文的和谐统一 博大精深、意蕴深远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毕业论文 古代体育作为伦理、政治的附属物，始终以“天人合一”为思想主线，注重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模式，也是古代体育活动的主体价值所在。所谓“损肤不孝”、“生以养存”，古人从事体育活动之目的在于修身养性、立身治世，与自然、社会保持一种和谐或稳态，体现了对人自身终极的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体育的竞争和博弈意识，有利于培养运动员尊重对手、关爱生命的可贵品质，对中国体育形成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有积极意义。然而，我们应看到，“天人合一”所倡导的人与自然的内外和谐与平衡，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力量、速度和高度等体育因素的追求，背离了竞技体育固有的竞争、拼搏的本质特征，促使古代体育活动朝着重道德教化，轻竞技对抗的方向发展。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儒家“尚德不尚力”过于看中体育的政治功能，道家“尚柔守雌”而完全脱离社会，人们在儒道两家思想的交织影响下，往往安于现状、守柔不争，表现出与西方的武士精神、决斗风范大相径庭的大陆民族依附性特征，古代体育作为封建道德法则的形式而存在，则表现出了竞技性的缺失，表演性和技巧性的冗余，中国古代体育在封建思想的束缚和压抑下畸形发展，不可能全方位地走向世界。
2.2 和合中庸—以和为贵的处事准则 “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社会的融会贯通，由此便形成了中华文化和合的思想观念。“和”是指异质因素的共处;“合”指异质因素的融会贯通。中华文化和合思想极具辨证思维，它积极地看待自然与人文、社会的差异和矛盾，提倡发挥不同个体的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整体的和谐发展。反映在体育伦理思想上，主张科学地吸纳不同流派的伦理精髓，通过异质文化内部的磨合、交融，达到外部的整体和谐。纵观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是以哲学文化为背景，儒道伦理共存互补为主线，援引阴阳五行说，兼揉法、墨、释、医诸家的伦理综合。体育伦理领域这种“兼容并蓄”的博怀，正是源于中华文化的和合思想观念。故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古代体育伦理思想中，既重事功，主张“不仕无义”，又崇尚淡泊名利，行走江湖的侠义情怀;既倡导儒家“仁”“礼”伦理道德学说，又倾心于道家清心寡欲养生理论。
和合思想在儒家和谐理论中表现为“中庸”思想。硕士论文 中庸之道强调人和，反对纷争，重群体，重友谊，适用于人际交往的各层面，在古代体育活动也得到贯彻。传统养生要求“顺应四时”;蹴鞠力求营造“三朋和气满，入队笑声喧，四海人皆喜”的和谐氛围;太极拳要求身形“虚灵顶劲，尾间中正”，推手时做到“无过不及，随屈就伸”、“不丢不顶”等，[7]正是这种中庸之道的直接反映。
因“天人合一”思想而生的和合中庸观念，对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建构具有双重意义:和合中庸思想注重社会的整体和谐，这对于中国体育形成团结合作、友谊第一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中庸之不偏不依，允之适度观念，限制了人格独立，约束了个性解放。古代体育参与者严守伦常之理、中庸之道，难以突破伦理道德的束缚，在个性上严重缺乏冒险、竞争、超越的精神，从而决定了古代体育始终缺乏“力”之美，最终发展成为与个性张扬的西方体育完全不同的体育形式。
尊德重礼—德礼并举的伦理规范 根植于伦理政治型
文化背景下的古代体育，始终把道德礼仪的培养作为首要任务，通过实践寓之德礼的“准体育”，影射和强化了深刻的伦理内涵，培养具有理想人格、文武兼备、身心俱德的君子、圣人。
礼射是我国古代的习武礼仪活动。后经儒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思想指导得以重新整理和诠释，进一步强化了道德礼仪的教化功能。一方面，礼射继续保持了繁琐复杂的礼仪程序，体现了森严的等级观念。《礼记·射义》开篇有云:“古有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行乡饮礼，故燕礼者，所以明臣之义也，乡饮酒者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不仅如此，礼射还按照参与者的不同等级身份对配乐、侯(箭靶)、标准(父鹄、子鹄)等加以区分，旨在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即按既定的方针政策行事，达到明“君臣之义”和“长幼之序”的目的。[8]另一方面，寓教于射，重视礼射的道德教化功能。祖师孔子主张“射不主皮”，淡化射技的同时，重视射手的道德礼仪培养。提倡“揖让而升，下而饮”的爱人精神。孟子也指出“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从而确立了“正己从事，不怨他人”的体育道德。
武术是我国古代体育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传统体育道德体系的一个全息影像。医学论文 综观古今所有门派都不约而同地默许和尊崇“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的思想，把培养德、礼作为习武的前提条件，放在首位。而各门派的门规戒约和谚语格言中，都蕴涵了丰富的伦理内容。
武林门派要发扬光大，首先要精心择徒，而在众多入门标准中，犹以德性考察为重。少林强调“道勿滥传”，应传“贤良之人”;峨眉主张“不仁者不传”。练武以“德薄艺难高”为指导思想，把武德培养视作通向上乘境界的精神航标。这样督促练武者在修炼武功的同时，既遵守基本的伦理规范，笃行儒家伦常之理，中庸之道，提倡忠孝仁义，贤良方正的道德规范。又培养谦和忍让，立身正直，取义轻利，守信重诺的侠义精神[9]。而德中必有礼，礼作为德的外在体现在武术活动中也留有诸多痕迹。习武者相见必抱拳以礼，若要切磋武艺，在交手之前必有“有礼”、“承让”之类谦恭语，且武术交手中通常不伤及性命，主张点到为止。
统治阶级倡导寓德于体，把礼的观念植入体育伦理之中，其目的是引导民众在学艺中培养和升华道德礼仪，在习武中尊崇和默许人伦规范，以巩固其封建专制统治。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体育是中国封建道德体系的一个完整缩影，通过体育可以反映中国古代的道德观、伦理观与审美观。
德礼并举的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在巩固宗法等级制度的同时，遏杀了中华民族的人格独立和拼搏精神，使古代体育活动从一开始就在人们的主体意识中丧失了公平竞争的可能。而没有公平竞争的体育就不是真正的体育，古代体育在德、礼之双重约束下始终保持“准体育”状态，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
2.4 立德事功—经世致用的主体精神 儒家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但要成为圣人并非易事，必须把修身作为安身立命，齐家治国之根本，努力实践“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的经世途径，力求达到儒家所倡导的“内贤”“外王”出入坦然的人生境界。
这种爱家及国的民族气节，在重视宗亲血缘，家国同构的古代社会，既能够维护社会的稳定，也能受到老百姓的普遍敬仰和尊崇，故历朝历代都大力推行以修身为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治国模式，鼓励老百姓积极入世，建功立业，影射了中国传统文化长久积淀的立德事功—经世致用的主体精神。
中国古代体育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表现出了极大的功利性。儒家主张通过个体的“身心兼修”以达到“文武兼备”的目的，进而提升到或仁或圣的状态;明代少林武僧为抗击倭寇，而抛开佛门戒律，大开杀戒，血染沙场;清末“少林戒约”后十条之首条要求习武者“必须以恢复中国为志”;岳飞背负“精忠报国”四刺字，去抗击金兵，虽冤死沙场，但铸就了“忠君爱国”的千古美名，永为世人敬仰。
如果完全抛开阶级局限性，从这一角度来认识中国古代体育的价值是值得肯定的:古代体育伦理中蕴涵着立德事功的价值导向和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职称论文 集中体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责任意识。古人通过武术抵御外侵，改朝换代，推动中华历史不断前行的同时，促成了民族主义体育思想的形成。另一方面，我们应认识到:古代体育所倡导的“忠君爱国”、“立德事功”等精神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局限性。在封建社会里，“忠孝”思想是君权专制主义的伦理基础，“忠君爱国”无疑是“忠孝”思想的标榜和典范，古代仁人义士为了维护君主、国家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权利和个性发展，重复演绎“忠君爱国”的高尚节义，实质上影射了古人对封建统治阶级绝对的人身依附和盲从，而这种变相的精神奴役与现代社会倡导的独立意志和科学精神大相径庭。
古代体育所倡导的“忠君爱国”、“立德事功”思想对现代竞技体育仍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运动员获奖时复杂的情感体验和崇高的精神荣誉。也可以反思中国竞技体育大环境为何如此“沉闷”，中国竞技选手在世界顶级赛事上为何屡屡发挥失常等等，只因其背负太多的义务与责任。
以上从四方面揭示了中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基本文化精神。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其不可避免地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但谈古旨在论今，在加强体育道德建设的今天，我们应扬其精华去其糟柏，使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龚正伟，张子沙.中国传统体育伦理思想及现代转型[J].体育科学，2000，20(5):12-14.
[2]牟艳娟.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解读[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5，3(2):130-132.
[3]赵洪恩，李宝席.中国传统文化通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35-442.
[4]张新，夏思永.管窥中国传统体育伦理精神[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27(1):28-30.
[5]姜义华，李向平.中华文化读本[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3-27.
[6]戴有祥，张晓林.论武术文化中的传统哲理[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1997，21(3):8-9.
[7]张新，夏思永.管窥中国传统体育伦理精神[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27(1):28-30.
传统政治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史学论文写作 改革 创新 模式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4）04-0121-02
在高等教育中，历史学科是基础之一，必须坚持把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作为教学活动的根本目标，同时，要紧密结合改革的步伐和社会的需求来培养人才。历史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21世纪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基础扎实、知识丰富、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小学师资及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和相关专门人才。根据这一目标，改革和创新史学论文写作的理论教学和写作实践，必将对我们实现目标、培养人才起到突出的作用。
史学论文写作课程教学和学年论文、毕业论文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提高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写好论文是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关键，学生通过论文的写作，将所学的专业基本知识运用于实践，掌握论文撰写的步骤、方法和技能，并且在思想品德、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和创新能力等方面得到全面提高，为毕业后从事科研、教学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整体优化构建
（一）改革理论教学
改革以往史学论文写作课程的传统理论教学方式，增加研读、探求两个环节，来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分析能力。同时，有必要逐步改革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这两门历史专业核心课的内容和体例，使之更好地反映时代变化和学术的最新发展。三年级将较多地开设专业选修课（包括必选课和任选课），地方高校尤其要注重开设部分区域历史文化课程，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增加有关生态、拓殖、人口、社会思潮、大众心态、社会生活等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内容，将历史学习与现代社会问题诸如区域稳定、边疆经济、生态变迁等紧密联系起来，使学生更多地了解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趋势，凸显历史学的社会功能。要增开反映本学科前沿成果，有助于提高学生基本功训练和理论思维能力的选修课，特别是文化史、社会史、宗教史、外交史等领域的专门课程以及断代史研究的专题，拓宽学生的认知面。
（二）创新实践方式
要结合理论教学的改革，充分挖掘和利用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发挥历史学教化与教养的功能，凸显历史学科功能和价值，培育经典名师，讲传经典文献，开设精品课程，打造精彩讲堂；培养学术人才，加强地方特色文化研究，提高校园文化品位和学生人文素质，建设文化名校；培养社会人才，满足社会对具有一定史学功底的应用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同时，结合高校教学团学一体化建设的实践，创办校园历史文化节、“历史与文化”学生论文大赛、学生学术论坛等学术实践活动，以演讲、辩论、沙龙、历史剧、考古调查等形式，丰富校园文化、提高学生能力，在学校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体现历史专业独特的魅力。
（三）增强教师指导
教育目标的实现，归根结底是通过教师的具体教学活动来完成的。建立结构合理的学科梯队，进一步完善师资队伍的知识储备，是保证改革顺利进行的不可忽视的前提。必须把教师队伍建设放在重要位置，要抓好中青年教师队伍的稳定及其知识结构的完善，采取相应措施保证绝大多数教授、副教授都承担本科教学第一线教学任务，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教学科研积极性。不仅对学生在知识结构、思辨能力、认知水平、学科体系、考研素质等方面着力进行培养，还要对学生在创新思维、实践能力等方面进行全面打造。四年级学生除了继续进行少量课程的学习外，在教师的指导下，要积极参与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和项目活动开展。尤其是结合论文写作课程、毕业论文（设计）、历史文化研究竞赛等活动，提高能力。
二、积极开展课题研究
（一）具体分工与集体攻关相结合
课题的研究和实践，需要课题组全体成员积极配合、协调统一来展开。在总项目之下，设置若干子项目，充分了解历史学专业本科学生学术研究倾向；调查历史学专业学生读书情况；理清教学、团学工作一体化与创新改革的关系等等。对每一个子项目进行具体分工，展开工作，不定期进行集中讨论。最终在子项目完成的基础上，通过实践检验和集体修订，形成最终方案。
（二）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相结合
要在现代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教育教学新理念的指导之下，紧紧把握教育教学理论研究的前沿成果。结合国家、地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法规、政策，认真学习，融会贯通，将核心内容渗透在课题的研究和实践中。同时，教育教学改革成果的形成，必须通过实践活动展开，如对相关现状的调查，就必须通过大量的调查问卷来进行，而初步研究形成的方案，也必然通过教学实践活动来进行检验和不断完善。只有理论与实践的相互结合，才能形成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
（三）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
课题的研究要立足于具体高校，但又不能仅局限在一所院校，必须与历史学专业改革发展的趋势目标相统一，与地方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和趋势相统一，与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相统一。课题的研究主要针对史学论文写作，但又不能仅局限在写作上，要充分考虑应用型人才对各学科知识的需求，对各种能力的需求，以及教学团学一体化建设的思路。
（四）专业课程与知识拓展相结合
课题的研究还包括在历史学专业传统的课程设置以外，有效地对教师资源进行整合，以师资特色开设专门史、断代史专题选修课来培养“学术型”人才；同时，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结合历史过去性的特点，以多媒体辅助教学，集声像、音响、图片于一体，增强历史教学的生动性，激发学生学史兴趣。开展专业考察、地方遗址遗迹参观了解等方式，增强学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
三、主要特色和创新
经过长期的摸索和实践，我们提出，创新史学论文写作教学和实践活动，具有特色的“123模式”是有效的途径。
“123模式”具体来说包括两个“123”，即教学中的“一堂课、两论文、三环节”；实践中的“一结合、两展示、三监控”。
在史学论文写作教学活动中，创新“一堂课、两论文、三环节”。一堂理论课程，对历史学本科学生继续开设史学论文写作理论课程，要通过调整使学年论文能够和毕业论文更好地衔接，学年论文总结和毕业论文启动同时进行，为毕业论文的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两论文，即两个写作实践，包括历史学本科学生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科学合理地安排指导教师，加强对学生的锻炼，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三环节指理论教学过程中的三个具体环节，包括研读式环节、探求式环节、思辨式环节。改变以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弊端。在理论学习中，首先结合理论学习，指导学生选择感兴趣的学术论文进行研读；其次，结合理论学习进行对史料的搜集整理，以探求本质；第三，指导学生对具体选题进行思辨，然后再进行写作实践。
传统政治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柳冕；文章本乎教化；美学意义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2-0149-02
据《全唐文》，柳冕传下来的文章只有十四篇，而以“论文”名者仅六篇，其余除《青帅乞朝觐表》、《皇太子服纪议》、《请筑别庙居献懿二祖议》、《请定公主母称号状》四篇应酬或公事文字外，亦都实质是“论文”之文。他的文论，最要者有三点：情道一元论、文教论和才与气论，其中阐述最多的则是文教观，即“文章本乎教化”论。
一、柳冕“文章本乎教化”论之理论内涵
柳冕现存的文章多数是以书信体写的，他是一个鼓吹古文的理论家。他以为文章宜本于教化，他说：“故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则是一技耳。……非夫两汉近古犹有三代之风乎？惜也系王风而不本于王化！”（《谢杜相公论防杜二相书》）“昔尧、舜殁，《雅》、《颂》作；《雅》、《颂》寝，夫子作。未有不因于教化为文章以成国风。”（《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与徐给事论文书》）以教化为标准，所以攻击今文而推崇古文。这种提倡古文的论调，便是韩、柳的先声。
以教化为标准，柳冕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张。“夫文章者本于教化，发于情性。本于教化，尧、舜之道也；发于情性，圣人之言也。……圣人之道，犹圣人之文也。学其道不知其文，君子耻之。学其文不知其教，君子亦耻之。”（《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盖言教化发乎性情，系乎国风之道，故君子之文必有其道。……苟文不足，则无人取焉。故言而不能文，非君子之儒也；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也。”（《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这种论调被韩愈继承发扬，他在文章形式上已摆脱骈文形式，精神实质则是儒家文化。
他的理论是纯儒家的文学理论，主张文道结合，反对“道不及文”、“文不知道”。针对当时“文多道寡”的现实情况，他更为强调“道”，但他以为最理想的还是文道结合。如他在《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中云：“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知道则气衰。文多道寡，斯为艺矣！语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兼之者斯为美矣。昔游夏之文章，与夫子之道通流，列于四科之末，此艺成而下也。苟言无文，斯不足征。小子志虽复古，力不足也。言虽近道，辞则不文，虽欲拯其将坠，末由也已。”这类论说在其他的文章中也反复申述过。
然柳冕所倡导的“道”是纯粹的儒家之道，合乎他标准的古人很少。《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曰：“文而知道，二者兼难；兼之者大君子之事。上之尧、舜、周、孔也，次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贾生、董仲舒也。”而在《与徐给事论文书》中，屈、宋、扬、马、曹、刘、潘、陆等，一概都被否定了。
他的主张是彻头彻尾的教化主义，他以为“尊经术则教化美”，尊经术即是教化的方法，而教化之所由能美即在于“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他又以为“教化美则文章盛”，教化既美则变易其心，即所谓“君子之儒必有其道”也。教化美而文章盛，又所谓“有其道必有其文”也。他又以为“文章盛则王道兴”，盖“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所以文章既盛，则王道自兴。待到王道能兴，则文章之作用始显，而同时便收到教化的效果。此所以慨然地说“文章风俗其弊一也”；此所以以为“如变其文即先变其俗”也。
二、柳冕“文章本乎教化”论之美学意义
（一）柳冕“文章本华教化”论之思想渊源
“教化”意识在中国源远流长，而较早提出此观念的，则应推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孔子对文学的认识，主要表现在他对《诗经》的评价上。孔子从政治伦理教化的角度来审视《诗经》，他提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以“礼”的标准来评价诗之内容，其中既蕴含了他评价文学作品内容和艺术表现方式的价值观念，也表现了将文学与伦理教化、政治兴衰密切相连的功利主义文学观。“不学诗，无以言”，孔子把学诗用诗提到了一种治国经邦的高度来体认。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温柔敦厚”说、“乐而不，哀而不伤”等论述，都是从伦理道德教化的角度来阐述诗之作用。
而汉代经学著作《毛诗序》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明确地提出诗是实施教化的工具，它的本质就是教化。所以“先王以是经夫妇，成教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第一次用“教化”这个概念来阐释文学的社会功能，首次将中国古代文学“教化论”赋以了明确的理论形态，使得“教化”成为后人解说文学社会功能最常用概念之一。
而柳冕所倡导的“文章本乎教化”论，正是继承了儒家之“教化”观念。他重新举起儒家文教观的大旗，以伦理道德教化作为文学之目的，为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开了先声。
（二）柳冕“文章本乎教化”论之美学意义
柳冕是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的先驱之一，古文运动使得骈文的发展暂时沉寂，出现了一批古文作家。他的文教观是儒家思想的继续，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新阐释，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白居易的文学艺术理论，但同样适用于柳冕德“文章本乎教化”论。强调文学要反映现实生活的喜怒哀乐，表现对社会现实的关怀和干预，摆脱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的消极处世态度，主张积极投入社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文人应以文学为手段，发挥文学批判社会现实的作用，宣扬儒家政治道德标准，加强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因此，在柳冕看来，文学必须要有强烈的社会干预作用，文人不应仅表现个人得失，而应胸怀天下。如杜甫从自己身处饥寒交迫中，想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陆游至死不忘恢复失地，“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范仲淹更是形象地概括了古代优秀文学家的崇高精神境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对柳冕“文章本乎教化”论的最好阐释，也是柳冕文教观在文学创作和文人精神境界的深刻体现。
第二，他认为文教应当合一，对中唐古文运动乃至后世文学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就历史而言，三代是文教合一的，自屈宋至梁陈是文教分立的。对于唐代文学，希望“兴三代之文”，就是仍返于文教合一。他主张文道并重，尊经崇儒，认为“经术尊则教化美，教化美则文章盛，文章盛则王道兴”（《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公书》），而对屈原以来的辞赋，则持论偏激，斥为“亡国之音”，“魏、晋江左，随波而不反”（同前）。这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宗旨。他论文又强调“气”，即社会的风气、作者的志气、作品的生气（《答杨中丞论文书》、《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是韩愈论气的先导；又主张“陈诗以观人风”（《答杨中丞论文书》）,“文生于情,情生于哀乐，哀乐生于治乱”(《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阐说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后世白居易在阐述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就深受柳冕的影响。
然柳冕的“文章本乎教化”论是有其局限的，这并非柳冕一人的局限，而是文学“教化论”在整个文学史上的表现。它将人文精神限制在忠君爱国、功名抱负的理想范畴之中，因此，其对社会苦难的关注，对黎民百姓的同情，对国家命运的忧患等是与对君主的忠心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忠君”意识，妨碍了文学中人文精神的深化，使得文学作品止于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道德义愤，却很少思索社会黑暗的根源，缺乏一种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
参考文献：
[1]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唐代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3]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