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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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护理安全是指在实施护理的全过程中，患者不发生法律和法规允许范围以外的心理、机体结构或功能上的损害、障碍、缺陷或死亡.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护理安全还应包括护士的执业安全，即在执业过程中不发生允许范围与限度之外的不良因素的影响和损害。本文主要从护理人员的角度来讨论护理安全。
2护理核心制度的内容
护理质量管理制度、病房管理制度、抢救工作制度、分级护理制度、护理值班交接班制度、查对制度、给药制度、护理查房制度、患者健康教育制度、护理会诊制度、病房一般消毒隔离管理制度、护理安全管理制度、护理缺陷报告讨论分析和管理制度、术前患者访视制度、护理文件管理制度和护理病历讨论制度。
3落实护理核心制度的意义
随着患者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和对医学知识的普及，在就医过程中患者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合法权益，医患矛盾也逐渐增多，此时医疗安全就显得尤为重要。落实护理核心制度是护理最核心，也是最基本的制度，它是一切护理制度的根本，是护士的医疗行为准则。在医疗活动中，只有落实护理核心制度，才能确保护理安全，只有落实护理核心制度，才能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4不落实护理核心制度的危害
不落实护理核心制度就不能培养高素质的护理人才，同时也是对护士护理的不重视，更是对病人的不重视。不落实护理核心制度会对护理工作产生影响，缺乏规范的护理制度和护理操作规范，从而影响护理工作的进行，影响护理安全，不利于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
5具体核心制度未落实临床上出现的问题
具体例举了没有落实分级护理制度、查对制度和抢救工作制度而在临床上出现的问题
5.1分级护理制度未落实临床上出现的问题
分级护理制度未落实，观察病情的水平有限，不能按分级护理的要求巡问病室,对病人的动态情况掌握不够,专科护理水平有限,对病情的判断能力和分析能力有限。如护士未能正确评估病人，未及时记录并按要求为病人翻身，受压部位皮肤擦伤，病情不允许翻身，恶液质，低蛋白血症，高度水肿，某些特殊病例等极易发生疮，如镇静剂中毒的病人极易发生压疮。
5.2查对制度未落实临床上出现的问题
查对制度未落实主要表现在处理医嘱,执行医嘱及进行各种治疗前后不认真执行“三查七对”，而是凭经验、,印象作主观判断或带侥幸心理匆忙行事，出现给错药、错误给药途径、错误给药时间、错误给药剂量等。这类问题最常见，也是最危险的。如注射青霉素、中草药针剂、生物制剂的过敏性休克；口服药误作静脉注射：泰诺、瑞素、能全力等注入静脉；肌内注射、气道湿化液误作静脉注射；血透病人或用肝素等抗凝药物的病人当天肌内注射后引发局部血肿的问题。
5.3抢救工作制度未落实临床上出现的问题
抢救工作制度未落实应急能力不高，主要表现技术操作有章不循,抢救仪器设备掌握不熟练,药物知识掌握不够,遇紧急情况时的应急能力不高。如在临床中出现①未能妥善固定、安装错误、滑脱、扭曲、阻塞、断裂、引流物的量与性质未能准确及时记录。如：胸腔闭式引流管可能出现的问题：胸腔闭式引流管断裂、胸管固定不妥、胸管放置时间较长，缝线脱落，胸管滑脱；水封瓶的长管和短管接错，误将短管接在胸腔管上，引发气胸；更换水封瓶时无菌操作不严而致污染、吸入气溶胶；水封瓶液体倒流。鼻饲管可能出现的问题：喂饲前未能验证胃管是否在胃内、鼻饲管不在胃内而盘曲在咽喉部、未发现病人已经严重胃潴留而继续喂饲引发病人呕吐窒息；鼻饲管堵塞，鼻饲管固定不妥、滑出，翻身时拉出或病人不能耐受自己将管拔出；鼻饲管断裂；鼻饲与静脉用药混淆。②不能一针见血、抽错病人、抽血的试管出错、抽血量过少或过多而不能进行化验、溶血，以及血液被污染、抽血部位选择不当，如在颈外静脉抽血后按压不当造成意外等。尤其是一些特殊的病人，如出血、贫血病人，小儿，老年人，极易因重抽血而增加病人痛苦引发纠纷和投诉。③输液泵未能按要求工作，造成药物应用的错误，尤其是在用血管活性药、化疗药、湿化气道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监护仪、呼吸机的报警限设置有误或报警功能完全丧失，在临床上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6根据出现的问题采取以下措施来落实护理核心制度，实现护理安全，杜绝问题发生
6.1成立护理安全质量控制小组，定期检查。
医院和科室设立护理安全领导小组，定期进行护理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对可能造成安全隐患的及时上报护理部并及时整改。建立健全护理质控体系，成立了护理质量管理委员会，加强各级质控组织的职能落实，更新补充和完善护理工作制度，明确护理人员岗位职责与工作质量标准，规范临床护理技术操作规程及质量标准，进一步完善质量考核办法。实行每周护士长夜查房一次，每月全院护理质量检查一次，每季度组织护士长护理业务或管理查房一次，定期召开全院护士长例会，及时对工作进行分析、总结、交流经验。
6.2落实各项护理措施,加强危重病人防护，制定护理预案。
认真落实各项护理措施，履行三查七对制度,工作时做到尽心尽责,对危重病人、重点病人要做到心中有数,重点巡视观察,防止并发症和意外事故的发生。对重危患者、烦躁不合作的患者应加强保护，并适当约束和镇静，防止坠床，防止引流管的脱落。病室通风不够，会增加院内感染的机会，易增加患者对护理的投诉。病室患者多，不利于保护患者的隐私，易引起患者心理和生理上的不舒适感，所以要注意保护病人的隐私，加强病室环境通风。同时制定护理应急预案、管理规范、操作标准和流程：如心脏猝死的应急预案，输液不良反应等应急预案；输血的管理规范；各项操作标准，各种疾病的护理常规，抢救室的工作流程等并组织学习落实。严格执行交接班制度,转科、急诊收住病人时,双方认真交接,并做好相应记录。
6.3加强护理队伍建设，提升护理人员素质。
不断学习和巩固基础理论及专业知识,扩大知识面,提高专业技术操作水平,力求做到精益求精,提高应急能力,妥善和正确处理各种情况,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组织护理业务查房，疑难病历讨论，提高护士专业技术水平。不但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和熟练的操作技能：除常规的护理操作技术外，还应熟练侵入性操作技术，深静脉穿刺术、如：气管插管术。要熟练握抢救仪器：如除颤器、呼吸机、心电图机、监护仪的操作使用。鼓励年青护士参加函授、自考、电大等多途径、多渠道的学习以提高护理队伍整体素质。加强各级各类护理人员的在职培训，督促检查各科内业务学习、护理查房、工休座谈会是否按规定开展。组织护理业务学习，组织护理基础理论考试和技能操作考核。鼓励护理人员撰写论文。有计划地选派护士长、业务骨干到上级医院参观学习。
6.4学习各种法律法规，做好带教工作。
学习各种法律法规，加强医疗安全意识。做好带教工作,在护理过程中和病人沟通要耐心、礼貌、灵活,忌简单,禁刺激和伤害性语言。带教老师要跟随实习生进行操作,这样不但可以锻炼实习生的胆量,提高操作成功率,也会增加病人对实习生的信任,一旦操作失败,老师要向病人道歉,并亲自完成操作。实习生的工作差错由带教老师负全责。杜绝护理教学中的安全隐患，制定防范措施：在临床教学过程中，带教老师应选择业务好、责任心强、善于交流的优秀护经过规范的岗前培训，考核合格方能担任。坚持教学讲课，提高实习护生的理论知识。
6.5及时评价和考核。
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充分发挥科室质量管理小组、护理部质量管护士长在每天的日常工作中要把护理安全放在首位，检危病人的护理措施是否落实到位，每周组织科内质量管理小组对科室护理安全工作进行检查，是否存在不安全因素，并上报护理部。护理部每月重点抽查，并给每位护士长打分考核。每季度组织全院质量管理委员会全面检查：核心制度、护理常规、病人健康教育的落实情况；对急救物品、药理委员会的作用，及时评价和考核。品、剧毒、麻药的管理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门急诊、手术室、重症监护室、血液净化中心、供应中心等重点科室制定不同的考核细则，将护理安全作为其中重要内容实行监管。护理部每月在护士长会议上讲评全院的护理安全检查情况，同时作书面反馈，对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并将其作为下一步的必查内容。
制度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收费；奖学金；成本分担；贷学金
对于研究生的培养机制，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招生、自筹经费、委托培养的方式。2007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10所高校率先进行研究生培养机制的试点改革，由国家培养和自筹经费的双轨制并行改为资助制，即取消国家计划，所有研究生都要交费。研究生教育收费是大势所趋。
一、我国实施研究生收费制度的理论探析
首先，I.M.布坎南认为：“任何教育的直接受益者都是那些得到教育的儿童及其家庭。在这一方面，教育是可以分割的，而且类似于在市场经济中生产的普通服务。”美国学者E.S.萨瓦斯根据排他性和消费方式的差别将物品和服务分为个人物品、可收费物品、集体物品和公用资源四类，不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不是纯粹的个人物品，而被认为是混合物品，或称为准公共物品。与基础教育相比，高等教育更接近于私人物品。一般地，一个私人家庭只有在资金的预期利益等于或超过其私人利益时才愿意付费。其不会考虑给社会带来的溢出利益。高等教育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获得，是个人消费，同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预期的利益更高，所以对高等教育收费更加容易被享受着接受。基于此，教育成本应由纳税人、学生家长及社会共同分担。但是基础教育比高等教育具有更多的外部利益，更符合混合物品的特征，因此基础教育应当由政府举办并分担全部费用，其他各阶段的教育则由政府、社会和个人共同分担教育成本。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实行收费制度符合教育成本分担原则。
其次，实行研究生收费制度是教育公平的体现。一方面，研究生在社会上获得就业的机会要比同专业的本、专科生多，同等情况下其薪金前者也要高于后者。也就是说，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其私人收益率一般高于只受过本、专科生教育的人。我国面向普通本科生、大专生推行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的改革已进行了多年。根据经济公平原则，面向研究生推行收费制度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研究生教育全面收费更好地体现了教育机会公平原则。中高收入阶层在全面收费的情况下是有经济实力支付一定培养费的，低收入阶层成绩优异、表现突出的经济困难学生则可通过增大覆盖面的有奖学金、贷学金等配套措施，获得奖学金或部分依靠贷学金来维持学业。
二、推行研究生全面收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第一，我国从1999年高校连续扩招以来，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以年均25％的速度持续快速增长，到2006年研究生招生人数从2000年的12万人增长到了39.8万人，在校生数超过110万人。目前我国高校教育经费不足，研究生规模的快速增大与国家财力投入之间的矛盾日趋突出，已成为制约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体制之一。要想这一矛盾得到很好的解决，实施研究生的有偿培养制度改革是一条重要的举措，
第二，在传统模式下，研究生的学习动力不足。目前国家计划内招收的公费研究生。其培养经费和生活费全部由国家承担。一般情况下，计划内、自筹经费录取类别的确定都是在录取时根据考生的初试和复试成绩确定的，所以对研究生而言是“一考定3年”。且目前，按照国家规定，本科生、公费研究生是享受公费医疗的，唯独自筹经费研究生不享受，一旦发生病痛或意外事故，全部费用都得自己负担。“这也就导致了计划内的研究生高枕无忧。学习的动力不足，科学研究和创新的积极性难以激发；而计划外的研究生迫于学费和生活费的压力，存在着不安心学习的现象。”实行研究生收费制度后，如果研究生个人不努力，就得不到奖学金，就要分担部分教育成本。这就使研究生的学习和经济利益就有了直接的联系，从而调动研究生们学习、研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培养质量的大幅度提高。
第三。教育经济学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人们对研究生收费制度的认知度和认同度不断提升。关于人力资本和教育投资的观念正在逐步形成。对研究生教育进行投资形成的人力资本将产生巨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按照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人力资本的拥有者、使用者、受益者应当分担相应份额教育投资的见解，逐步被人们所认同。这就使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的实行具有内在的可行性。
根据十所高校的试点情况，随着改革的实行，试点高校纷纷提升奖学金、助学金的资助额度，以使受资助的研究生不低于以前公费生的比例。很多学校采用了以助教、助研、助管三助岗位为主要内容的研究生奖助体系，这些配套措施使研究生收费制度的推行就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三、当前实施研究生教育全面收费制度面临的问题
首先，学校、地域的差别使奖学金的设立存在很大差异。一流高校可以靠自身优势拥有一定数目的奖学金来满足研究生的需要，而其他一些二类院校没有足够的途径获取这样的巨额经费。据统计，中国人民大学共有奖学金种类33种，奖学金总额约115万元，获奖学生比例15％。而中国农业大学共有奖学金种类2种，奖学金总额约25万元，获奖学生比例5％。据调查，北京大学66种研究生奖学金都是“社会捐助”，其中包括企业捐助、个人捐助、学校捐助和事业单位捐助。而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奖学金则是一半来自国家，另一半来自两家企业的捐助。地方学校中，除了当地重点院校外，其他学校很难筹集到足够的社会捐助。由于一流学校毕竟是少数，如果推行全面收费制度，学生读研成本很可能会由于改革而大幅度提高，产生新的教育不公。
其次，研究生收费改革给导师带来的很大压力。2006年，教育部明确推出了以导师负责制和研究生资助制为核心、以建立研究生教育质量长效保障机制和内在激励机制为主要内容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案，并进行了试点，计划于2009年在全国全面实行研究生培养机制的改革。各高校在落实导师负责制时，认为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导师有责任资助研究生学习和进行科研的责任，并对导师资助提出了几种方式。例如，有的高校根据研究生的招生名额设定了具体的导师资助标准，有的高校明确规定导师对助研的研究生必须提供助研津贴。这将让导师面临更现实的“财力与生源”问题。导师有足够的能力申请到大课题，就能让自己的研究生做科研，就能让自己的研究生获取足够养活自己的科研劳务费。突然的转变使大部分导师难以接受，尤其是受学科性质的限制。一些科研经费相对较少的导师更是难以接受。
再者，对维持研究生日常消费来说，奖学金只是杯水车薪。目前我国实行的奖学金制度数额小。覆盖面低。对一般学校的研究生而言，即使是获奖学金的大户，集多奖于一身，有优秀学生干部奖、学习优秀奖等。奖学金总额也只有几千元。且能拿到多项奖学金的研究生是非常少的，一般来说，一个院系一年有50％～60％获奖比例就已经是很高的了，有的院系只是5％左右。而且一般来说，每个学生获奖都是1000元之内。很多研究生在就读期间未获得任何奖学金。这样收费制度会对研究生造成很大的经济负担。
最后，对研究生教育来说，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福利性的教育政策，其中计划内统招生占了绝大比例。计划内统招生免缴学费，国家每月还提供一定数额的助学金或生活补助金。若实行研究生收费制度，社会、学生个人及其家长可能在观念上都一时难以转变。对学生个人或其家长而言，不少学生认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高层次人才，因此，读研究生是为了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国家理所当然应该承担所有教育成本。还有研究生认为，以前读研究生都是“免费”的，而实行收费制度后。对学生不公平等。这些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
四、推行研究生教育收费制度的配套措施
首先，按地域、分学校、分专业收取不同费用。从地域情况看，北京、上海等地的生源远大于其他地区，尤其对于西部地区来说，考生热情不高。从学校层次上看。名牌大学和著名科研院所的生源持续增长，报考人数明显多于一般的培养单位，很多一般学校招生不足，只能通过调剂满足需要。从近几年研究生的报考情况来看，考生对学科专业的选择有明显的利益驱动性。金融、外语、计算机、通信、法律、经贸等应用学科专业生源充足。报考人数较多，录取分数较高，而农、林、地质、石油等从事基础研究、工作条件相对艰苦的学科专业，生源严重不足。且如上所述，与大城市的一流高校相比，很多地方的一般学校无力筹集足够的社会捐助以满足收费制度的需要，针对这些情况，实行收费改革，要充分发挥其经济杠杆的作用。对经济发达地区、名牌大学及热门专业，可适当提高收费标准。而对经济不发达地区、一般培养单位及冷门专业，可降低收费标准。
其次。建立规范的奖学金和贷学金制度。奖学金是研究生完成学业的重要保证，国外高校提供的奖学金额度都很高，而国内目前奖学金的额度和覆盖面都很小。因此。实行收费制度改革以后，应当加大奖学金力度，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的激励机制。尚未实行全面收费的学校，可以参照暨南大学的做法：硕士研究生“计划内”、“计划外”资格将不再实行“一考定三年”的制度，而实行硕士生计划内资格逐年评审制度，从入学后第二年开始按学习成绩和表现一年一评，重新排定公费、自费名单。促进良好学风的形成对于贷学金贷学金制度，我国现时提供给学生的贷学金数量偏少，而且要求学生的还贷时间也太短，从而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学生的求学问题。目前每位研究生每年的贷款总额一般在6000元以下，在实行研究生收费制度之后，这些贷款额度可能仅够学生半年的学费，而他们的其他所有学费及生活费仍将无从着落。对此，我国的贷学金额度最少应当提高到全额学费水平。当然在贷款的制度和手续上需要有一系列的制约措施，提倡诚信意识，建立健全诚信制度。对于获得贷款。但未按期还款的学生，可给予相应的处罚措施。
再者，完善“三助”制度。近年来，很多高校推行了研究生担任助教、助研、助管的制度。其中助研主要由导师负责提供岗位。而助教、助管则是由于学校提供岗位。但目前“三助”岗位少、报酬低、学生参与积极性不高，效果不理想。随着研究生收费制度的施行，需要进一步完善“三助”制度。为研究生提供更多担任助教、助研、助管的机会，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将这种自助式的资助方式与社会服务联接，将资助岗位从校园扩展到社会，工作内容也拓展到各种社会需要的服务。另外，及时落实资金。切实加强助学资金管理，确保及时发放、专款专用。同时加强监督检查，杜绝挤占挪用助学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制度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对于人口众多、劳动资源丰富的中国来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解决大量失业人员及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不仅是当务之急，更是长期任务。失业是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许多国家经过长期实践，建立了失业保险制度，并在解决失业人员再就业方面采取了有效措施，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本文重点对日、美两国失业保险制度的有关内容进行一些比较分析，以期对我国建立和完善失业保障制度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一、日、美失业保险制度比较
1、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历程
日本于1947年以后，根据失业保险法实施了失业保险制度，在受保者失业后，向其支付失业补助金，以保障受保者的生活安定，该制度作为雇用对策的重要一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74年12月，日本雇用保险法出台，失业保险法随之被废止，并从1975年4月起，开始实施新的雇用保险制度。雇用保险继承了失业保险制度的“失业补助”的功能，又在充实强化这一功能的基础上，不仅作为失业的对策，而且进一步积极预防失业、调整雇用状态，扩大雇用机会，促进劳动者能力的开发及提高，进而谋求增进改善劳动者的福利状况。1984年，日本失业保险法律又进行了调整，具体内容是：（1）在失业保险金支付天数确定方面，将过去仅依据年龄大小改成依据年龄及被保险人参加保险时间长短确定，支付天数改为90——100天之间。（2）65岁以上老年人原则上被排除在了失业保险适用范围，因为日本规定的退休年龄线多数在60——65岁之间，有些部门还可以工作到70岁。所以，已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应该从失业保险适用范围中排除。（3）创设了对提早重新就业的失业人员支付补助金的制度，这种补助称为“重新就业补贴”。1998年，日本失业保险法律再度调整，具体调整内容有两项：其一是创设了“教育训练补助”制度，即对参加了劳动大臣指定的教育训练讲座的工人，不分在职与失业，均可支付经费的80％；另外，对因护理家人而中止工作的人，也可支付“连续就业补助”，标准相当于本人工资的25％。
美国失业保障制度建立于20世纪30年代。经历数十年的曲折历程发展至今，它从主要依靠政府、群众组织及慈善机构发放救济金到逐步建立失业保险体系，从单纯进行失业保险到以适应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不断变化为目标，采取对劳动力实行培训与继续教育、促进人口流动、将就业纳入城镇建设计划、提供就业者的特殊服务等措施，积极扩大了就业门路。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其失业保险制度既有联邦项目，又有州项目。从立法上看，联邦失业保险的最初立法是1935年制定的《社会保障法》，虽历经多年修订，这部法律维持其中的失业保险部分的有关条款，至今仍然生效。从制度类型上看，美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属于强制性社会保险制度。完整的美国失业保险法律制度是由联邦和州失业保险法律制度两部分组成的。美国联邦有关失业保险的法律有《社会保障法》、《联邦保险税法》。这两部法律主要规定：各州政府必须建立失业保险制度；失业保险税由雇主缴纳，每个企业开业，雇主必须办理失业保险登记，并在企业内公开张贴参加失业保险书；失业保险津贴的领取人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失业保险由联邦政府劳工部和各州政府劳工局主管；失业保险办法全国不统一，由各州政府自行制定；联邦劳工负责监督州政府执行失业保险的情况，并决定和拨付各州管理失业保险机构的行政费用等。1994年1月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里奇向国会提交的《劳动保障法案》，是对美国30年代以来的失业保险制度所作的全面修订。其宗旨正如里奇所言：“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重新就业的制度，而不是一种失业（救济）制度。”这表明，美国的劳工市场机制正处在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性大调整过程中。
2、失业保险的适用范围
日本雇用保险制度的基本方针是强制适用者加入。考虑到劳动者的劳动方式的不同，对难以适应划一制度的劳动者，设置了特别被保险者种类，并设计了细致的保险金支付方法。雇用保险的适用范围包括适用单位和适用劳动者。（1）适用单位：只要雇用一名属于雇用保险制度的劳动者的单位，就属于雇用保险的适用单位。但是，对于不满5人的个体经营的农林水产业的企事业，可例外地根据雇主的申请与否来决定其是否是雇用保险制度的适用单位。（2）适用劳动者：被适用单位雇用的劳动者，原则上皆是受保对象，属于适用劳动者。但是，下述不适用于失业补助制度的劳动者，不可随意加人雇用保险：①从事四个月的季节性工作者。②船员保险的受保者（船员保险的受保者失业后，根据船员保险制度可得到失业补助金）。③公务员（根据国家公务员的退职津贴法或地方公共团体的退职津贴条例，公务员退职后可得到相当于失业补助的退职津贴）。④65岁以上者（65岁前一直受雇于同一雇主者除外）。⑤短期季节劳动者。
在美工作的绝大多数劳动者都能受到失业保险法的保障。联邦立法规定，所有工商企业的雇员，1年有20周雇用人数在4人或4人以上的非盈利机构的雇员，州和地方政府的工人，家庭佣人以及部分农场工人有资格参加失业保险。州立法规定的保险范围包括：凡1年中连续20周雇用1人以上，或任何1个季度支付1500美元或更多的工资、缴纳联邦失业税的私人企业；每个季度支出工资2万美元，或者1年内有20周每周至少有1天雇用10人或10人以上的农业企业；在1个季度中支付佣人工资1000美元或1000美元以上的家庭所雇用的劳动者；l年内有20周每周至少有1天雇用4人或4人以上的福利、教育和宗教等非盈利组织。小农场的工人和大部分家庭用工被排除在保险之外。失业保险的范围最初限于私人企业部门的雇员，1970年扩大到非赢利部门，1976年扩大到州地方政府雇员，1978年将失业保险几乎扩大到所有工薪工作者。
3、失业保险的运作主体
日本失业保险工作，统一由劳动省职业安定局及其在全国主要地区设置的600多个公共职业安定所负责办理参加和支付有关待遇的手续。也就是说，雇佣保险制度的运作主体是政府。劳动省职业安定局失业保险处通过都道府县设置的失业保险处对公共职业安定所的制度运作进行指导。对于雇用保险费的征收，中央政府设有劳动大臣官房劳动保险征收课，地方政府则设立劳动基准局及劳动基准监督署。公共职业安定所采用的电脑网络（失业保险综合系统）相互联网，各参加单位、被保险人（工人）分类建立的数据，通过设在东京的中央计算机中心统一管理，随时处理各种手续及有关问题。
美国早期的失业保险行政管理部门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从1949年劳工部重新管理失业保险到现在，美国的失业保险工作一直由联邦和州劳工部门的就业与培训机构承担。联邦立法由劳工部的就业与训练署监督实施。该署下设联邦失业保险服务机构，具体负责联邦失业保险工作，其职能主要是：就联邦——州失业保险计划及其他相关计划的发展、改进和运作向各州就业保障机构提供领导和政策指导；检查各州的失业保险法律及其管理；监督计划的发展、津贴支付方式、裁决、申诉、税收和基金管理；帮助各州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等。各州的就业培训机构由州政府劳工局直接领导，并接受劳工部派驻各区专家的业务指导和监督。各州就业培训局下设执行机构，负责各辖区失业保险金的发放与职业介绍等工作。地方一般通过公共就业办公室接受申请，提供就业服务。联邦财政部负责征集联邦失业保险税，投资失业保险信托基金。
4、失业保险的待遇标准及给付期限
日本雇用保险制度规定，失业人员享受失业保险各项待遇，一般应具备以下条件：失业情况得到公共职业安定所确认；日前处于无工作状态；失业之前的1年内，累计参保时间须在6个月以上。基本补助的日标准是，失业前6个月的平均日工资（6个月的工资总额，不包括奖金）的80％－50％左右。在确定具体给付标准时，既要考虑失业人员年龄因素，也要考虑日工资标准因素。基本补助的给付期限是：参加保险时间在1年以下的，无论年龄大小，一律是90天；最长的情况为300天。除此之外，由于特殊情况，可以适当延长基本补助给付期限，包括四种类型：（1）个别延长支付。对就业困难又符合有关条件的求职者，可延长支付30——90天。（2）训练延长支付。根据职业安定所所长的指示，在公共职业训练所待命、听讲超过所规定的支付天数时，其超过部分可以延长。（3）广域延长支付。被认定为可以在劳动大臣指定地区接受由广域职业介绍所提供的职业介绍，且有权享受这类补助的，可延长支付90天。（4）全国延长支付。当全国范围的就业状况严重恶化时，支付可延长90天。
美国在规定失业津贴方面遵从国际劳工组织的下列建议：（1）津贴根据失业者原工资或投保记录规定。（2）津贴标准界定在原工资60%以上。（3）津贴标准可规定上限——原工资的2/3.但是，这些建议在美国是经过各州有关失业保险的立法体现的，因为联邦政府授权地方自行规定失业津贴标准。所以，美国有50个州，就有50种失业津贴标准。各州制定失业津贴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每周津贴额是由过去的工资收入决定的，且有一定的高低限规定。大多数州的津贴计发是以失业前一年本人最大季收入为基数的。这个收入被看作是失业者在业时充分就业的工资收入。（2）失业待遇有最高最低限额，最低限度为5－73美元（因各州而异），最高限度为133－347美元（1995年的数字）。（3）对于部分失业的工人，所有州都有减额津贴的规定。减额津贴一般是完全失业津贴与部分就业（失业）的工资收入差，再加上一点补贴。美国70年代规定，失业津贴给付期上限为26周，也就是156个工作日，上限最短的是20周，波多黎各州实行；最长的是34周，哥伦比亚、威斯康星州实行。进入80年代，几乎90％的州把失业津贴给付期上限延长到36周。
5、失业保险资金的筹集
日本失业保险费主要由单位和被保险人双方共同负担，按年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国库予以适当补助。现行的具体负担比例是：（1）一般行业，总负担比例是11.5‰。其中业主负担7.5‰，工人负担4‰，用于失业补助部分。（2）建筑业，总负担比例是14.5‰，其中业主负担9.5‰，5‰由工人负担，用于失业补助部分。（3）农村水产清酒制造业，总负担比例是13.5‰，其中业主负担8.5‰，5‰由工人负担，用于失业补助部分。国库对以下几项补助所需资金给予一定的支持，具体支持的待遇项目及比例是：求职者补助（不包括高龄求职者补助、日工求职者补助）为1/4；求职者补助（主要指日工求职者补助费）为1/3；连续雇用补助为1/8.
依据1935年国会通过的《社会保障法》和《联邦保险税法》的规定，美国失业保险金由国家税务局通过国家税收方式，强制收缴。所有雇主从开业伊始，均有义务为雇员缴纳失业保险税。但征收办法和征收比例由各州自行确定。按联邦、州失业保险法律规定，雇主需分别向联邦和州缴纳失业保险税，其中向联邦缴纳的部分占雇员年收入的0.8%；雇主向州缴纳的失业保险税率由各州确定，平均为雇员年收入的2%.（1）联邦失业保险税：①税基。1936年，雇主缴纳失业保险税的基数是雇员工资总额；1939年改为每个受保雇员工资收入的头3000美元；1983年增加到每个受保雇员工资的头7000美元，直至今日。②税率。1936年为1%，1937年为2%，1938年为3%；1983年为3.5%，1995年为6.2%.③减免税。如果某州的失业保险办法符合联邦的基本要求，那么联邦对该州雇主的失业保险税可以适当减免或由本州自行征收使用，一般是减免90%.（2）各州失业保险税：①税基。有10多个州的雇主纳税是以联邦税为基数的，其余各州雇主纳税基数都比联邦标准高。其中，15个州的征收基数有自动调整规定，税基一般相当于州平均工资收入的60%——100%.②税率。虽然联邦不要求各州采取浮动税率，但现在各州都采取浮动税率。③雇员个人缴税。只有3个州实行个人缴税，税率在0.l%——l%之间。
二、日、美失业保险制度评价与借鉴
日本雇用保险制度最显著的特色是其详尽、周密的雇用促进事业，通过有效的经济手段从劳动者与雇主两方面分别刺激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达到促进就业的根本目的。尽管几十年来日本失业率也存在某种上升趋势，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逐年有增，但失业保险基金仍然有结余，表明该制度始终处于运转常态之中，显示了强大的屏障功能。日本雇用保险制度这张安全网的网上纽结主要由企业构成，它有三道梯次分明的防线：第一道，由企业构成，防止失业。由政府资助企业内部消化富余人员，并且提供更多的岗位，增加雇用。第二道，由失业保险金承担，保障失业者的基本生活。第三道，促进再就业，由社会就业服务机构完成，并和第一道防线相衔接。这是日本雇用保险制度的显著特色，究其原因有以下两点：1、日本鲜有把企业富余人员看成包袱的观念，而是把人视为财富加以充分利用。2、日本的内部劳动力市场比外部劳动力市场发达得多。日本企业极为注重针对本企业内部的岗位要求对员工进行专业技能培训，并且这种培训能得到政府资助。因此，对企业而言，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较高。
美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在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我们关注：1、70年代以来，美国改变了不向失业者征税的传统，改而采取征税的办法。费改税有利于减少失业保险金开支，也有助于激励失业人员积极寻找新工作。2、美国失业保险法律制度由联邦和州共同制定和执行。这种既统一又分立的失业保险法律制度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3、美国对失业救济金的发放有极其严格的要求，失业救济金申请人要符合一定的条件，经过严格审查才能领取，同时还要履行一定的义务。4、美国无论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无论是雇主还是雇员，都享有充分的双向选择自。对企业用人、工资制度、保险福利等，国家没有统一规定，完全由企业根据经营状况和市场变化决定。政府职能部门侧重于立法、监督检查和咨询服务。
通过以上对日、美失业保险制度的对比分析，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应借鉴日、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着重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1、开征社会保障税。在社会保障税税制的设计上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课税范围。针对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小，实施范围窄，占人口80%的农村人员的社会保障以家庭保障为主及二元经济结构将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存在的现状，社会保障税的征收范围可先限定在城镇，以城镇各类企业、机关、单位及其职工作为纳税人，并在时机成熟时把征税范围逐步扩大到农村。（2）课税对象。参照各国经验，我国社会保障税可以企业单位发放的职工工资总额、职工取得的工资薪金收入和个体及私营企业主交纳个人所得税的所得额作为课税对象。（3）税目。按照与现行社会保险制度相衔接的原则和大多数国家的做法，社会保障税的税目可确定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失业保险三个税目。（4）税率。多数国家社会保障税实行比例税率，即针对退休、失业、伤残、医疗、生育等项目需要的社会保障支出量规定高低不一的差别比例税率，我国也可以分项目制定比例税率，并根据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现状，开始时实行低税率，并注意同现行的社会保险缴费制度相衔接。（5）征收办法。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为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其干部职工，因此，宜按属地原则由税务部门按月计征。
2、理顺失业保险的管理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失业保险制度要求其管理体制应具有统一性和高效性的特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失业保险制度的经验告诉我们：高效、统一的失业保险管理体制可以是多种形式，如美国、英国、日本等的政府直接管理形式；德国、法国、意大利等的自治机构管理形式；以及瑞典、丹麦、芬兰等的工会管理形式等。但具体到中国，采用在政府的监督或间接管理下由自治机构进行直接管理的形式，与中国的国情更相符。采用自治机构管理的形式，就是要求由劳动者、企业、政府三方共同组成有关机构，进行合作式的管理。实质上就是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具体经办失业保险业务的、非营利性的、相对独立的单位。目前，全国各地按照国务院《规定》要求建立起来的失业保险机构，就是这样一种管理方式的尝试。尽管现有的失业保险机构是非营利性的具体经办失业保险业务的单位，但其在职责、权限、业务等方面还很难相对独立，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体制不顺、政出多门、扯皮内耗等现象。显然，理顺失业保险的管理体制、强化失业保险机构具体经办失业保险业务的权力及相对独立性，成为向市场经济失业保险制度过渡的一个突破口。
3、完善失业保险金支付制度。失业保险金的支付不能单独依靠是否失业来作为衡量标准，而应从就业机构的审查和个人的隐性收入调查来考虑。当然，失业保险金领取者的资格审查就更严格。在失业保险金的支付上，应体现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把促进就业纳入失业保险的责任范围，使失业者享受的权利形式更多样化，同时对履行义务不同的失业者给予不同的待遇。另外，应改变目前按固定数额支付失业保险金的做法，建立与缴费的数量、时间适当挂钩，多档次的失业保险金支付制度。个人缴费时间越长、数量越多，可享受的失业保险待遇越高。同时，根据目前我国社会的实际，在实行多档次形式的同时，还应确立一个最低基准，以保证劳动力市场的正常展开。另外，对自谋职业的失业人员，可一次性发放一定数量的失业保险金，作为再就业启动资金。
4、加强失业保险的法制建设。到目前为止，国务院颁布的两部法规是行政性法规，这也只是中国失业保险法制建设的一个雏形。不可否认，两部法规实施以来，对于建立中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其表现出来的缺陷和各地在执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失业保险费收缴难、资金挪用严重、管理费用过高、救济金发放不合理等问题，要求加强失业保险的法制建设刻不容缓。应该说，中国失业保险的法制建设目前已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加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中国失业保险法制建设要特别注意这样几点：一是要在宪法中增补失业保险方面的条款，以增强失业保险法制建设的权威性；二是国家权力机关要尽快制定和通过《失业保险法》及其配套法律，以维护失业保险法律的真正效力；三是要明确和制定有关法律责任和处罚条款，以发挥失业保险法律的震慑力。
参考资料：
⑴袁志刚，《失业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⑵胡鞍钢，《就业与发展——中国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⑶杨伟明主编，《失业保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⑷邓大松，《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制度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江南；耕作农具；土壤耕作
TheSoilCultivationSysteminJiangnanofModernTimes
Abstract:Thesoilcultivationsystemisanessentiallinkofthefarmcropssystem,whichhascloserelationwithcropsplantersystem.ThisarticlewillaimatthesoilcultivationsysteminJiangnanofmoderntimes.Firstly,wewillcarryontheconcretesoilcultivationlinkofeachmaincrops,thendiscussthecultivationsystemindifferentcropsdistributionareacombiningwiththecropsplantersystem.
keywords:Jiangnan;cultivationfarmtools;soilcultivation
土壤耕作制度简言之就是土地如何耕作的问题，实质在于通过犁、耙等工具的机械作用改变土壤耕层构造和地面状况，以调节土壤水肥气热等因素，为作物播种、出苗、生长与发育提供适宜的土壤环境。其由一系列的技术环节所构成，主要有翻耕、耙地、耖田、起垅、开沟、筑畦、中耕、耘耥等[1]。从历史上来说，土壤耕作制度是不断发展的，对此诸多前贤学人已有相关研究[2]。对于江南所在的中国南方水田的土壤耕作制度而言，以郭文韬先生的研究最为突出。他认为古代中国南方水田的耕作系统大体分为三个环节，即水田的耕耙耖、旱作的开垅作沟及套复种的免耕播种。具体来说，又有两种结合方式，一种是稻麦两熟田的水耕与旱耕结合，即耕耙耖耘与开垅作沟的结合，另一种是套种田的耕与不耕结合[3]。不过，虽然诸多前贤学人已有开创之作，但由于他们的研究基本都是总体性的，故对于作物种植过程中具体的土壤耕作环节问题却论述不多。基于此，本文就力图对这一问题进行较为细致深入的探讨，时空范围则限定在近代的江南东部平原地区[4]。在具体论述过程中，我们将先对近代江南地区的耕作农具进行简要论述，然后再对各主要作物种植过程中的具体土壤耕作环节进行探讨[5]，最后再与作物种植制度相结合以探讨不同作物分布区内的土壤耕作体系问题。
1、近代江南地区的耕作农具
土壤耕作需要借助于一定的耕作农具，而这些农具又是与一个地区的环境特征及具体的作物种植相适应的，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耕作农具也应该是土壤耕作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近代江南地区的土壤耕作农具有两个系统：一个是畜力耕作系统，主要农具为犁、耙、耖，由畜力牵引进行；一个是人力耕作系统，主要农具为铁搭，由人力使用进行[6]。当然，这两个系统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某些情况下也可相互结合，如在冬播作物的种植过程中，前期的土壤耕作可凭借畜力或人力进行，但后期的开垅作沟与中耕管理环节却通常只能由人力进行。
畜力耕作系统的最主要工具就是犁。与自然环境与具体的作物种植制度相适应，近代江南地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犁型，即小犁与大犁，也就是水地犁与旱地犁。水地犁主要用于水稻播种及插秧前的水田耕作，而旱地犁主要是用于耕稻板田，也就是割稻后的土地耕作，另外棉花等旱作也是使用这种犁。水地犁犁头为尖形，犁耳为鱼背状，这样在耕作时土就自然会向左右两侧分散。旱地犁的构造略同于水地犁，惟是犁底较短，犁辕较长，犁身稍偏于后，原因在于旱地犁较水地犁耕作时费力，所以犁身较短，这样耕作时就能减少负土量。同时，旱地犁重量较轻，犁辕较长，则这样耕作时拖拉才会更加有力[7]。由于自然环境的关系，水地犁在江南地区的应用中占优势地位。犁外，就是耙与耖。耙的作用在于把大土块弄碎以利于作物种植的进行。耖则是水稻耕作过程中的特有农具，其作用在于进一步把土块弄碎，起熟化水田土壤的作用。对此，《王祯农书》云：“耖，疏通田泥器也，耕耙后而用此，泥壤始熟矣。”但其更主要的作用还在于把泥浆荡起混匀，再使其沉积成平软的泥层，以利于插秧的进行。正如邝璠所云：“耙过还要耖一番，田中泥块要匀摊。摊得匀时好插秧，摊弗匀时插也难。[8]”对于秧田整治而言，又有一种称为耱的农具。耱又名耢，用于摩平整细田面，通常是一块平板，摩刮起的泥土运至凹处逐渐填放、刮平。在江南水田地区这项作业通常被称“落平”[9]。对此，《王桢农书》亦有言：“平板，平摩种秧泥田器也。用滑面木版，长广相称，上置两耳，系绳连轭架车，或人拖之。摩田须平，方可受种。即得放水浸渍匀停，秧出必齐。”
铁搭是人力土壤耕作的主要农具，其也有多种形制，以适应于不同环境与不同工作环节下的工作。如在浙江平湖县，每年秋收之后，为种植春花作物，此时须将田土翻转一次，俗称翻寒田，工具就向用大铁搭，亦称铁耙（俗称寒田铁搭），此种为铁搭中之最大者，四股之端各有铁角，翻土最为有力。春花收获后，在种水稻前，田地亦须翻转一次，俗称翻白田，相比之下，翻寒田是深耕，故用大铁搭，而翻白田较浅，只用中等铁搭（俗称尖刺），其股端为尖形。种水稻所用工具则为小号铁搭（俗称摊耙），功用在于将田土摊匀。又凿沟所用之铁搭，名带翘，大小略小于寒田铁搭，股较细，为防止折断，在尽头横套铁条一枝[10]。嘉善县，铁搭则有满封、套封、平齿、尖齿之分类，满封、套封用于水田翻耕，而尖齿、平齿大多用于旱地耕作[11]。铁搭整地后，通常再用相同的工具弄碎泥块，也有用人力拖拉耙进行的，在耙上放大石条，由人拉动耙田。
曹幸穗先生认为，近代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出现了一种简单化趋势，即人力代畜力，从“犁耕文化”倒退到了“锄耕文化”[12]，而其实质就是人力耕作系统对畜力耕作系统的代替。当然，这种趋势不是从近代才开始的，而是很早就已出现。如据曾雄生的研究，南宋以后，由于人口的迁移、增长及在此基础上的多熟制的推行，江南地区能够用于饲养耕牛的土地日益减少，于是耕牛的饲养量也就日渐降低。到了明代，这种现象更加严重，以致于人们不得不以铁搭代替耕牛耕地，所以《沈氏农书》与《补农书》也很少提到养牛的情况[13]。只是到了近代这种趋势更趋严重。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人口压力所导致的土地零细化。由于人均耕地面积少，因而单靠人力加简单的铁搭就足以胜任了，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耕牛的使用也就变得没有必要。如在崇德县：“耕地面积狭小，又无荒山草地，平时耕种，人力足以胜任，故牛之饲养尤少，几云绝迹。[14]”开弦弓村，也是“农田较小，每户的土地又是如此分散，以致于不能使用畜力，农民只用一种叫做‘铁鎝’的工具”[15]。常熟兴隆镇亦存在同样的情形，“田少劳多，历史上很少养牛，个别富裕人家偶有饲养”[16]。对于这种情形，德国人瓦格纳也说：“南方的稻田常是极小，以致兽力无所施，这上面固然全靠锄头（即铁搭——笔者注），即在较大的田地上，锄头的使用也是完全普遍的。[17]”与之相反，在那些相对耕地面积较多而人力较少的地方耕牛的饲养就会增多。如在吴江县，其东北部地区相比于西部地区，由于人口少而耕地面积多，故全县的耕牛基本上就都分布于此[18]，自然畜力耕作系统也就更为盛行。当然，这种趋势并非是直线进行下去的，在某一短暂时期内也曾有所反复。如运动后，江南地区的耕牛饲养就一度有增长的迹象[19]。之所以如此，除移民习惯的因素外，背后的关键原因可能还在于人口大量死亡所导致的战后人地关系的相对松弛。
2、水稻种植过程中的土壤耕作
水稻整地，分秧田与本田两种。秧田整地，多选择土质肥沃、灌溉便利的冬闲田或绿肥田为之，细细耕耙。如果是冬闲田的话，一般都要冬翻，预备播种前再行翻垦，灌水后反复耙碎，然后进行掏秧沟的工作（据笔者所见，此项工作通常用脚踏进行）。通常沟深半尺左右，两沟间即为撒播稻谷的畦面（俗称秧扇），有时为保证秧沟笔直，先用草绳对面拉直，再沿绳掏出秧沟。秧沟做好后平整田面，并去除稻根等杂物，再用推秧板推平田面，然后便可播种了[20]。为防止过多的稗草混于秧苗间，有时会采取如下措施：“将面泥丕刂去，扫净去之，然后垦倒，临时罱泥铺面，而后以所浸谷下之。[21]”据笔者在江南农村所见，每条秧畦宽约1.5米左右。秧田整地的基本技术要求，姜皋认为要“宜平宜松”[22]。
本田整地，因前作的不同而有多种形式，如《双林镇志》所载：“冬日刈稻后即将田垦转，以深为贵，至来春三月重加翻劚，谓之钞田，欲其土块细碎得水易融合也。有冬不及垦，直至插秧时爬转者，曰筅箒田，以稻本尚留也。又有垦板田，有虽垦而未加钞者，曰镬蓋田，以土片大如镬蓋也。又有并不垦转，蓄水在田，近夏至径插青，谓之烂水田，此皆惰农所为，良农不出此。至若得种春花之田，菜麦既收，翻平沟稜而细削之，谓之折麦稜。[23]”不过总体言之，主要分为三种，即冬闲田、绿肥田与冬作田，此外还有一种就是长期渍水的冬水田，只是在江南地区并不占重要地位。但不管哪种形式，具体耕耙耖的三个环节基本不变，只是每一环节进行的次数各不相同，通常耖只在插秧前进行一次，耕与耙则可能需要进行多次[24]。
冬闲田，俗称白板田，一般先要进行冬耕，但不耙。对于冬耕的基本要求是力求早，正如农谚所言：“正月犁田是块金，二月犁田是块银，三月犁田是块铁，四月犁田是个鳖”[25]，这样经过一个冬天的冻融与曝晒，土壤疏松，又可除草沤肥与消灭害虫，因而对于春种有极大的好处。正如宋应星所言：“稻田刈获不再种者，土宜本秋耕垦，使宿藁化烂，敌粪力一倍。[26]”而对于冬闲田的具体耕作环节问题，包世臣曾有详细论述：“刈稻即起板，勿耢。……入春冻解，又耕之，及时，又耕之，乃耢。冬不耕者，老土耗下泽，流土刮上膏，土板不经冻，块硬稻柔，不能起土，收常减。春不耕者，土性冻涩不和，亦减收。[27]”是为三耕一耙。当然，各地情况并非整齐划一，如吴兴县第六区，先冬耕或春耕一次，分秧前再耕一次，然后耙平；第九区则是先冬耕，然后临插秧前再耕一次，然后耙平，则在这两个地方耕作环节为两耕一耙[28]。而在桐乡县，传统习惯则是多不从事冬耕：“农民狃于习惯，每年种稻一次后，多不从事冬耕，坐令大好空间，逐年荒废，殊堪惋惜。[29]”
对于绿肥田，通常为二耕一耙，立夏至小满时节犁转土地直接把绿肥翻入土中，或者先把绿肥作物砍成二至三段再翻耕。第一次通常干耕，几天后灌水以让绿肥充分腐烂，然后插秧前再浅耕一次，耙耖后便可插秧[30]。对于绿肥田的土壤耕作，松江县广大农民的基本经验之一是“早车（耕）田，慢种秧”，就是说翻耕红花草和移栽之间应保持一定的间隔，以利红花草充分腐熟[31]。其具体的土壤耕作环节为：小满前一周左右时，把绿肥翻入土内七八寸深，小满时节再用水车向田内车水，当田内积水到达一定程度时再用牛牵引进行耕田，耕过之后再用耙进行碎土作业；没有耕牛的农家则用铁鎝进行耕翻[32]。
冬作田则通常为两耕两耙，冬作物收获后随即平整沟稜，先干耕，时间允许的话可以进行一两天的晒田作业，然后灌水耙田，待插秧前再进行一次耕耙作业，随后耖平即可插秧。在旧松江府地区，冬作田的具体耕作环节为：耕田开始前先整理田畴，然后犁翻土地，有用牛力，亦有用人力者，耕后耙，是为第一次；耙后灌水入田，四五日后再犁、再耙，是为第二次；也有少数农家为力求精细而进行第三次者[33]。嘉善县冬作田的传统大田耕作亦多为两耕两耙[34]。
而对于长期渍水的烂水田，一般是一年只种植一季水稻，水稻收获后通常不耕，只是到来年插秧前再行耕耙耖的工作，一般只进行一次。对于这种田块，由于常年积水而又只耕耙一次，因而对于作物的生长很是不利，所以曾在中国工作的德国农学家瓦格纳说：“耕作仅限于种稻之前幾时，……土壤的耕作这样少，而土壤的流通空气也很少，结果便看见这种长在水中的土地完全普遍的发生一种沼铁，很有害于植物的生长。[35]”
以上我们主要从畜力耕作系统的角度论述了近代江南地区水稻种植过程中的土壤耕作环节。与之相比，人力耕作系统由于没有畜力等外力的协助，因而在具体的耕作环节上可能就相对简单一些。如在开弦弓村，人们先用铁鎝翻地，“翻地以后，土地粗，地面不平。第二步就是耙细和平地，使用同一工具。一个人翻耙平整一亩地需要四天”。平整土地后灌水入田，每亩田再用一天的时间加以平整，然后就可以插秧了。也就是说，具体的耕作环节只有一耕两耙，并不进行冬耕。至于铁搭耕地的具体过程，则如下[36]：
农民只用一种叫做“铁搭”的工具，它的木把有一人高，铁耙上有四个齿，形成一个小锐角。农民手握木把的一端，把耙举过头先往后，再往前甩，铁齿由于甩劲插入泥土，然后向后拉耙，把土翻松。
平湖县的人力翻垦工作，也只是在春花作物收获之后、将种水稻之前，用铁搭将田翻转一次，然后用摊耙将田土摊匀，即行插秧[37]。吴兴第一区，本田整地也是只靠人工进行，虽亦为冬闲田，但冬季多不耕地，通常只是于预备插秧时用铁鎝翻土一次，再耧平即可[38]。在此更是只有一耕一耙。至于具体的耕作法及效率问题，光绪《松江府志》则有此记载：“一土大一锄，以旧稻幹根为准，以锄去根二，三锄去根六，所谓三铁搭六稻幹。如此来而往复，一人日可锄一亩。”
对于翻垦稻田的技术要求，沈氏认为一是要深，二是要趁好天气，他说：“古称‘深耕易耨’，以知田地全要垦深。切不可贪阴雨闲工，须要老晴天气，二、三层起深。[39]”此外的另一项技术措施就是要力求做得平整，这样才能够使整个稻田都能够均匀的得到水的维护[40]。田整好后插秧，当秧苗长到一定程度时便进行耘耥的工作，以清除田间杂草与疏松土壤。
3、其他作物种植过程中的土壤耕作
棉花，对于前作而言亦有好几种情形，即冬闲田、草子田与冬作田。冬闲田，一般也要进行冬耕，把表土翻到下层，把底土翻到上面，然后来春播种时再整理一遍。“隔寒将地岔起，以冀害虫冻死，曰岔地。清明后耙松，曰倒地，以牛犁之，曰翻。若土块过粗，再驶一过，曰划。[41]”不论冬季还是春季的整地，“宜多次”，如此才能使“泥土细熟”[42]。当然，在具体的整地环节上可能各地情况不一，如在嘉定，冬闲田就先于冬间翻耕一次，然后到播种前再仔细整地一次[43]。太仓县则不冬耕，通常是于清明前后耕起整地[44]。绿肥田，则到谷雨左右再行耕田，连同绿肥作物翻入田中以做基肥，在川沙就有此种方式施行：“掩入苜蓿头以作基肥，总以土壤匀细、经画井然为合宜。[45]”冬作田，又具体分为两种情况。如果是元麦、蚕豆等冬播作物的话，则到立夏左右收获之后再行耕耙土地。如在嘉定就是如此，春花收获后直接用犁耕地，然后用铁耙（又称为划耙）弄碎土块，并平整土地[46]。太仓县具体环节亦同[47]。如果是小麦、油菜等冬作地，由于小麦与油菜的收获期要到小满左右才开始，而这通常已错过了棉花播种的最佳时机。正如农谚所云：“谷雨早，小满迟，立夏种花正当时”、“立夏花，大把抓；小满花，不回家。[48]”为把握农时，人们便采取了免耕播种的方法，即在冬小麦收获前一二十天把棉籽播于麦田内，待小麦收获后再行发育。对此，包世臣曾说：“沟塍种小麦者，及小满可于麦根点种。刈麦，棉长数寸，锄密补空，每窝三茎，深锄细敲，无减专种。[49]”在川沙这种方式被称谓“攒花”，只是小麦通常要条播方可。但由于可将“花子及时播入”，因而也就“毋庸翻垦”[50]。
与水稻整地相比，棉花整地过程中没有耖的工序，耕耙次数也没有那么多，相对较为简便一些。但棉花种植过程中需要做畦开沟，这项工作要在耕耙之后进行。在南汇，做畦的工作俗称分畹，“令土凸起成行，畦背之阔无过六尺，高七寸，此行与彼行交错如犬牙，俾一泄水”，但通常是“阔以三尺为度”，且“尤须中高边低，取其泄水”。做好畦播种后开沟。沟分两种，即直沟与横沟，直沟是与畦相平行的沟，横沟又称腰沟，与畦相垂直。“每塍周围务开极深水沟一条（深一尺五寸阔一尺），其在田心每隔三四畹开沟一条（较周围之沟略浅狭），每畹头开小水沟一条（长约五六尺），尤须开浚极深腰沟一条，不然多雨时恒恐水积伤苗。[51]”与南汇相比，嘉定的畦宽在1.5米至3米之间，通常在2米左右，也是中间稍高、两边稍低以便于泄水，畦与畦之间为排水沟，沟深在10到20厘米之间，每隔二三畦的沟开得稍微深一些，畦的两头也分别开沟一条，类似于腰沟的开浚。棉花播种于畦的中间，临近排水沟的两侧则种植大豆[52]。畦做好后播种，在棉花的生长过程中再进行多次的中耕锄草工作。
麦类作物，水稻收获前几天先排水干田，收获后随即耕翻土地，很多情况下根本就不进行耙的作业[53]。即使耙的话，由于时间紧促，一般也只能是一耕一耙，然后作畦开沟，畦宽通常与上述棉花畦相类似。沟也分两种，即横沟与腰沟。正如《王祯农书》所言：“起土仑为疄，两疄之间，自成一畛。一段耕毕，以锄横截其疄，泄利其水，谓之腰沟。”对于麦田整理的技术要求，《农政全书》有言：“玄扈先生曰：耕种麦地，俱须晴天，若雨中耕种，令土坚土各，麦不易长，明年秋种亦不易长。南方种大小麦最忌水湿，每人一日只令锄六分，要极细，作垅如龟背。”沈氏则认为：“垦麦棱，惟干田最好。如烂田，须垦过几日，待棱背干燥，方可沈种。”张履祥亦说：“种麦又有几善，垦沟揪沟，便于早：早则脱水而埨燥，力暇而沟深，沟益深则土益厚；早则经霜雪而土疏，麦根深而胜壅，根益深则苗益肥，收成必倍。[54]”畦做好后播种，在作物的生长过程中要注意适时清沟理墒，对此徐光启曾言：“冬月，宜清理麦沟，令深直泻水，即春雨易泻，不浸麦根。[55]”在此过程中有时还同时进行敲菜麦沟的工作，就是用铁锹拍打麦的畦棱以使之紧实，一方面起壅土的作用，一方面也有利于行水。
其他一些冬播作物，如油菜、蚕豆等，与小麦的整地技术基本相同，在此不赘述。只是就油菜来说，在某些地方畦可能要作的比麦窄一些，如笔者在湖州所见的油菜畦，大约只有50——60厘米宽，高约30厘米左右，畦面很窄，宽约十几厘米左右，极为类似于北方的红薯沟。草子，一般都是采取免耕播种的方式进行播种。“于稻将成熟时之时，寒露前后，田水未放，将草籽（红花草）撒于稻肋内，到斫稻时，草子已青，冬生春长，三月而花，蔓延满田，垦田时翻压于土下，不日即烂，肥不可言。[56]”
桑树[57]，作为一种多年生植物，对于已成型之桑园自然翻耕无法用牛力进行，只能由人力用铁搭进行。按照沈氏的记述，一年之中，桑园的翻土要进行两次。第一次是在秋后、冬季前进行，称为垦，“垦地须在冬至以前，取其冬月严寒——风日冻晒。必照垦田法，二三层起深”。第二次是在春季进行，称为倒，也就是按与第一次相反的方向进行，“若倒地，则春天雨水正多，地面又要犁平（即扒平——陈恒力注），使不滞水，背后脚迹，尽数揉平”。对于垦地与倒地，要在晴朗天气时进行，“非天色极晴不可。若倒下不晒一日，即便逢雨，不如不倒为愈”。此外，桑园还要随时锄草，称为丕刂，亦是“尤要天晴，尤要草未生而先丕刂”[58]。包世臣也认为：“凡桑田皆宜春秋两耕，隔间三尺。[59]”当然，每一个地方不一定都是完全按照包氏、沈氏等所说的方法进行，如在吴兴，翻耕就只在冬季进行一次[60]。
4、余论
土壤耕作制度是与一个地区的作物种植制度紧密相连的，有什么样的作物种植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土壤耕作制度与之相配套，以达到用地与养地的有机结合。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性，江南地区可大体分为三个作物分布区，即桑稻区、稻区及棉稻区[61]。棉稻区，作物种植夏作以棉稻为主，轮作方式以一年棉一年稻与两年棉一年稻占主要地位。同时，由于地势较高，受水害的程度轻，因此本区冬季作物的种植就相对比较普遍，但由于冬播作物的种植主要是在轮种水稻时才种植，棉花播种后则通常是休闲或播种绿肥，而棉花又是本区最主要的作物，所以总体的作物种植制度以两年三熟或三年四熟为主。稻区，则由于地势过于低洼很大程度上并不利于冬季作物的种植，因此本区大部分地区是以一年一熟为主，只种一季水稻，冬季或休闲或种绿肥作物。但由于本区自然环境的差异性及开垅作沟与良好的水利设施等保障措施的实行，水稻——麦油等一年两熟的种植制度在本区也占有一定的地位。桑稻区，则一方面由于地势低洼，另一方面也受蚕桑高收益的影响，冬季作物的种植也并不普遍，在种植制度上则以一年一熟制占优势地位，绝大多数地方一年只种一季水稻，冬季或休闲或种绿肥作物[62]。
由于作物种植制度的不同，则各区间土壤耕作体系也必然就有所不同。棉区，棉稻轮作，则土壤耕作体系结合了水田的耕耙耖、旱作的耕耙与开垅作沟及棉麦套种与草子撒播过程中的免耕播种环节。具体耕作环节为：一年棉一年稻，则结合方式为：耕耙（或免耕播种）、开垅作沟——免耕播种（若种绿肥）——耕耙耖——耕耙、开垅作沟；两年棉一年稻则为：耕耙（或免耕播种）、开垅作沟——免耕播种（若种绿肥）——耕耙、开垅作沟——免耕播种（若种绿肥）——耕耙耖——耕耙、开垅作沟。稻区，一年一作的话，则为耕耙耖——免耕播种（若种绿肥）；一年两作，则为耕耙耖——耕耙、开垅作沟。桑区，由于桑的情形比较特殊，只有人力垦倒这一环节，而对于粮食作物而言，由于一年一作占优势地位，则土壤耕作制度主要为耕耙耖——免耕播种（若种绿肥）。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由棉区至桑区，土壤耕作制度呈现逐渐简化的趋势。棉区由于冬季作物种植广泛，且夏作物采取水旱轮作的方式，因而土壤耕作制度也就最为复杂；桑区，田以一年一熟为主，地也只是以人力垦倒，因而也就最为简单；稻区，即有大量的一年一熟制，也有相当程度的一年两熟制，因此土壤耕作体系处于两者之间。
[1]刘巽洁等：《中国耕作制度》，农业出版社，1993年05月第1版，第195页。
[2]如郭文韬：《中国古代的农作制与耕作法》，农业出版社，1981年12月；（日）天野元之助：《中国传统耕作方法考》，载华南农学院主编：《农史研究》第3辑，农业出版社，1983年4月。
[3]郭文韬：《略论中国古代南方水田的耕作体系》，《中国农史》1989年第3期。
[4]大体相当于原苏、松、嘉三府、太仓直隶州全部及湖州府大部。
制度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一、州保险税制中的保险人身份划分
就美国州保险税制而言，了解保险公司的身份划分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其许多制度规定建立在公司身份的基础之上，这是我们洞察州保险税制的基本出发点。出于管理和征税的目的，美国务州将保险公司的身份划分为两类：本州居民公司（domesticCompanies）和非本州居民公司（forcingcompanies）。这种划分采用的是注册地标准，即视保险公司设立时所依据的法律而定，凡依某州法律所设立的公司称为某州的居民公司，否则称为某州的非居民公司。从税收意义上看，大部分州在“居民公司”资格的认定中要求其在本州具有实际上的公司总部，尽管有些州在公司不满足这一标准时也被称为“居民公司”，但在税收待遇上仍按“非居民公司”处理（如科罗拉多州等），这说明他们实际上以双重标准对公司的州居民身份进行了界定。一个保险公司在经营所在州以何种身份出现，将直接影响其税收地位进而决定其所适用的税收条款。实践中存在的差异性条款几乎都是倾向于本州居民公司，从而形成了直接针对两类公司的双重税收待遇，这种状况在各州税法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具体表现不尽相同，有的反映在适用税种或税基方面，有的则反映在法定税率方面，还有的是通过抵扣、减免等税收政策表现出来，或者上述各方面兼而有之。这种双重税收待遇将在下面相关的内容中进一步涉及。
二、州保险税制中的税种运用
在美国的税权结构下，各级政府都拥有自己的主体税种，联邦政府以所得税为主，州政府则主要依赖于消费税，地方政府以财产税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在保险税制上这一特点同样得到了体现。针对保险行业，联邦政府主要开征公司所得税，同时还包括联邦特别消费税，地方政府除开征财产税外还在州税的基础上征收少量的附加税并且还有一些收费项目。在美国州保险税制中，按税基划分主要存在两种类型的课税：一是消费类课税，如保费税（IPF，InsurancePremiumTax），在保费税制度中，又包括报复税（RetaliatoryTax）、互惠税（ReciprocalTax）条款；二是所得类课税，如公司所得税（CorporateIncomeTax）、投资所得税（InvestmentIncomeTax）、公司特权税（CorporateFranchiseTax）。在这些主要课税之外，有些州税中还可能包括财产税（PropertyTax）和工薪税（PayrollTax）等其他的税收，但在本文中不予以体现。每个州具体课征哪些税收则因州而异，即使是同一种税，也会因税制要素的具体规定不同而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所有这些差异充分体现了美国税权划分结构的特征。
1.税费基础：保费税
美国保费税于1836年由纽约州首次开征，专门针对在其辖区内从事火险业务的外州保险公司人，目的是补偿消防部门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当时的保费税被认为是一种财产税，因为火险保费的确定是以被保财产的实际价值为基础。随着州政府收人需求的扩张，加之州政府认识到保费税是其取得大量收入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从而它逐渐被所有其它州效仿并扩展到几乎所有的保险业务类型，已成为州政府来自保险业的主要收入渠道，原有的那种特殊的历史联系不复存在。尽管如此，目前仍有许多州针对火险业务单独课以更高的税率或适用特殊的课税办法。在南达科塔，火险保费税率为7.5％，高出其它业务平均税率5个百分点。1996年，美国火险平均税率为3.5%，而同期本州居民公司和非本州居民公司两类纳税人的其它保险税率分别为2.09％和2.29％。
关于保费税税基。保费税以保险公司初保业务所收到全部保费为税基，但通常扣除保赞返还、对股东的分红等项目。在具体的计税依据上，每个州的做法可能存在差异，这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确定应税保费收入的标准不同。在保险业务中，保费的具体内涵有三种：（1）承保保费（Premiumwritten），即保单所规定的在有效期内应收取的全部保费；（2）期满保费（Premiumearned），即按权责发生制原则认定的保单责任期已满的那部分保费；（3）实收保费（Premiumwrittenreceived），即按现金收付制原则认定的实际已收到的那部分保费。在美国州保费税中，通常以承保保费或期满保费作为税基，但也有少数州（如乔冶亚州）采用实收保费标准。从长远来看，不同标准下纳税义务是一致的，但在短期内会影响到纳税期。二是准予从保费收人中扣除的项目不同。在认定应税保费时每个州都提供了可扣除项目，但内容和数额不尽一致，从而实际税基有宽窄之分。比如说，大部分州将年金业务的保费排除在征税之外，但有6个州以0.5％-2.25％的税率对年金征税，如果考虑其它形式多样的保费扣除项目，差异则会更明显。
关于保费税税率。综观美国州保费税，我们不难发现其在税率结构上具有这么几个特点：（1）按不同险种制定相应的税率。不管是出于公平对待不同金融产品的目的，还是出于社会福利目标等其它目的，各州通常在不同类型的保险、同一类型中的不同险种上实行差异税率政策。（2）按保险人不同身份制定相应的税率。这方面充分体现了州保险税制中普遍存在的双重待遇和税收歧视。尽管1985年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MetropolitanlifeInsuranceCompanyv.Ward）对州保险税收中优待本州居民公司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并了低级法院的裁决。然而，州政府究竟能否征收歧视性保费税并没有在一案例中得到解决，因此双重待遇仍然存在于州保险税制中。尽管如此，但其影响是深远的，作为对此判决的回应，许多州在某些歧视性条款上作了修正。事实上，更多的情况是将表面的双重待遇转向了更带隐蔽性的实质性的双重待遇上，下表数据反映了整个美国两种纳税人面临的平均税率。（3）法定税率和有效税率间存在程度不等的偏离。单独考察法定税率可能会高估保费税的税负，因为扣除、减免因素会降低保费税税负，两者间的偏离程度体现在州税制间的结构差异上。如加州法定保费税率为2.35％，而有效税率为2.07％，在弗罗里达州这两个比率分别为1.75％和1.70％。在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我们不能仅从保费税的法定或有效税率上来衡量公司的总体税负，因为各州除了运用保费税外，还可能存在税基不同的其它课税，并且公司还要负担州和地方的其它收费。此外，在保费税中，通常包含报复税或互惠税条款，这将留待后面单独介绍。
2.所得基础：公司所得税、公司特权税、投资所得税
按照所得基础对保险公司征税是联邦的一般做法，在州一级虽然不占主体，但也存在这类税收。所得课税的最大困难就是所得概念的界定，这在保险业务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为了避免确定所得的烦琐，州的做法通常是在联邦所得（AGI，thefederaladjustedgrossincome）的基础上间接得出自己的所得税基。
在开征所得税的州中，不管是以公司所得税的形式，还是以公司特权税或投资所得税的形式出现，都需要处理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所得税的适用对象问题；二是所得税与保费税的关系问题。在处理所得税的适用对象上，有两种不同选择，要么无论是本州居民公司纳税人还是非本州居民公司纳税人都适用所得税，要么仅对本州居民纳税人适用。在后一种情况下，本州居民公司的纳税义务通常要轻，如威斯康星州对非本州居民公司的意外与健康险征收2％的保费税，而对大部分本州居民公司的此类业务征收税负不超过保费2％的公司特权税，肯塔基州也存在类似情况。在这里还必须提及的是，所得税的适用对象还可能是以险种为标准做出选择，如密歇根州对本州的财产和意外保险人征收所得税而不是保费税。在处理所得税与保费税的关系上，同样也有这样几种不同情形：（1）征收所得税而不征收保费税，纳税人只负担所得税的纳税义务；（2）同时征收所得税和保费税，但是通常允许全部或部分抵扣另外税种的纳税义务。比如说以所纳保费税税额抵扣所得税税额，在田纳西、新罕布什尔等州提供了100％的抵扣规定；另外就是以所纳所得税税额抵扣保费税税额，如弗罗里达州（65％的比例）和密西西比州（100％的比例）的人寿业务等，在这种抵扣方式下，由于所得税基小于保费税基，因而纳税人要缴纳两种不同的税，但税收总额不会超过保费税额。此外，还有些州允许纳税人在是缴纳所得税还是缴纳保费税上做出选择。
美国保险税实行属地纳税主义原则，各州政府就保险公司在本州境内取得的收入或所得征收。在这一原则下，必须首先对跨州经营公司的全部所得进行分配来确定应归属于某州的所得。划分标准与方法主要有：（1）保费因素法，即按照从本州所获得的保费占总保费的比例来计算：归属i州的所得=总所得×从i州获得的保费／总保费；（2）二因素法，即以保费与工薪为基础作加权平均计算：
归属i州的所得=总所得×[保费权重×从i州获得的保费／总保费+工薪权重×发生于i州获得的工薪/工薪总额]
如威斯康星、马萨诸塞州等采用这种方法；（3）三因素法，此法除了考虑保费和工薪因素外，还考虑公司在奉州的财产因素，基本思想与（2）相一致。在实践中还存在其它特殊的分配方法。
三、州保险税制中的报复税或互惠税制度
严格意义上说报复税或互惠税并不是单独的税种，它们只是保费税制度中的具体条款，这是在美国保险税制“分州而治”框架下所形成的专门针对保险业的一种独特制度。自从马萨诸塞州首次实施报复税条款以来，迄今为止，除夏威夷州以外的所有州的保险税收制度中都包含相应的报复税规定，在威斯康星州同时还规定有互惠税条款。
报复税条款的初衷是对某些州歧视性税收制度的一种惩罚，但发展到今天。它不仅仅是出于惩罚的目的，只要其他州的适用税率高于本州税率，则可能课以报复税，以更高或以其母州对非居民课征的税率予以课税，尽管那个州对居民公司与非居民公司同等对待。但也有些州是有条件地使用报复税，也就是说，只有对方州对自己的居民公司适用报复税条款时才予以采用。在报复税的具体数量上存在两种不同的计算方法：一是总税负计算法，按照总的纳税义务差额确定应征收的报复税。在这种方法下，Trji=TPji-Tpji，其中，Trji为j州的居民公司在i州应纳的报复税，Tpji为i州居民公司按同等保费应在j州所负担的全部税负，Tpi为j州居民公司按i州规定所负担的全部税负。二是分税（项）计算法，按某种税（比如说是保费税）计算出的纳税义务差额征收报复税。在这种方法下，以保费税为例，Trji=Premxtj-Premxti，其中，Prem指j州居民公司在i州获得的保费山为j州针对非居民公司的保费税率，ti为i州针对非居民的保费税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非本州居民的税负要高于本州居民公司，但也存在例外。如在威斯康星州除了报复性条款以外同时还规定了互惠条款，也就是说，如果非本州居民的母州税率低于本州税率，则在威斯康星州同样给予优待，结果其税负可能比本州的居民公司要低。在运用报复税时，有少数州将收费项目视同税收而适用其条款的规定。从理论上说，报复税条款的采用，会产生正负两方面的效应：首先负面效应是明显的，它给保险服务的跨州经营带来了税收壁垒，不利于保险人在一州范围内的公平竞争；其次也有正面效应，那就是通过报复税条款迫使各州为避免报复税而采取较为一致的保险税收制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由于高度分权而形成的制度差异。但从经验数据来看，这种正面效应并不十分明显，在Bodily（1977）的一项研究中并没有发现各州税率降低或税收制度趋同的证据。
四、州保险税制中的优惠制度
与其它税收一样，州保险税制从诸多目的出发为纳税人提供了较为广泛的免税，减税、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针对公司类型的税收优惠
在美国保险市场上，除了占主体的股份保险公司和共同保险公司以外，还有健康保养组织（HMOs，healthmaintenanceorganizations）、蓝十字会（BlueCross）、互助会（fraternalbenefitsocieties）、非盈利合作保险人以及其它保险人，这些保险人通常带有慈善或福利的性质，由于其提供的服务在功能上能部分替代政府部门提供的福利计划而体现政府的福利目标，因此大部分州对这类保险人的纳税义务给予部分或全部的豁免。在威斯康星州，全部免除互助会、非盈利合作保险人、城镇共同保险人所有业务的税收，阿肯色州对HMOs征收0.5％的优惠税，而其它意外与健康保险的税率为2.5％。
2.针对险种类型的税收优惠
险种特性与功能差异也是美国保险税收优惠政策运用的一个重要基点，通常为此提供优惠税率和保费扣除待遇。在大部分州制度中，对所有公司的年金业务免税，部分州即使是征税，但也会将构成退休计划部分的年金作纳税扣除{缅因州、内布拉斯加州、内华达州等）。此外，对于某些团体保险业务、特种追加准备金以及与农业相关的保险等业务都规定有不同程度的优惠税率或扣除额。
3.投资导向型的税收优惠
投资税收优惠普遍存在于州保险税收当中，总的来说，其目的都是出于促进本州经济的发展，但侧重点有所不同：（1）鼓励保险人投资于本州所发行的证券，如西弗吉尼亚州、威斯康星州等；（2）鼓励保险人对本州的不动产或某些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如阿拉巴马州、俄克拉荷马州；（3）鼓励保险人为本州提供工作岗位而促进就业，如爱荷华州、华盛顿州、俄克拉荷马州等；（4）鼓励保险人对需要经济资助的特定区域或特定群体进行投资，如康涅狄格州（投资于贫困地区）、加州（投资于低收入者住房计划以及社区发展金融机构）等。在投资优惠的形式上，主要运用的是税收抵免，允许纳税人将符合规定的投资额从其应纳税额中抵扣。
五、几点启示
美国州保险税制的结构模式，与其所特有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密不可分，因此可以说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十分有限，并且其暴露出来的弊端也为其国内许多学者所病诟，各州税制分立所形成的税收冲突给其国内的税收协调带来了很大困难，显然有碍于跨州经营活动的开展。我们撇开这一因素，单就某些具体的税制要素规定来看，还是能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1.我国保险税制在整个税制中的定位问题
在保险经济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保险与其它金融行业以及非金融行业的特征界限会不断地从明显走向模糊甚至消失，也就是说会经历一个差异性减少而相似性增强的过程，但是这要求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与成熟，其道路是漫长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不同经济间的差异因素仍占主导地位。就是在美国这样的成熟市场经济中，体现保险业特征的税收制度规定也清晰可见。因此，我国目前的保险税制必须以体现保险业基本特征为基点展开设计，这样才有利于我国保险业的长足发展。至于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在保险税制中反映出来，这与一国保险业的发展阶段与发展策略、保险业的竞争实力、保险供给与需求局面息息相关。从我国现有保险税制来看，更多的是采取“一刀切”的做法而以对待一般经济的眼光进行制度设计，撇开其它许多因素不论，仅仅看营业税率的确定，无论是在险种方面还是在整个保险业方面，这一点都反映得相当明显，税制与保险经济间表现出来的冲突与我国这种税制设计思路和税制定位偏差不无关系。
2.我国保险业的税负问题
税负问题是世界各国都十分关注的话题，它直接涉及一国保险业的国际竞争力。美国1997年纳税人减免法案（TRA‘97）1175条款被否决这一事件，涉及到的仅是美国国外保险公司的纳税义务期限问题，引来的却是一场置于保险公司国际竞争力框架下的大讨论（卡洛A.多纳胡、安德鲁B.利昂，1998）。可见西方国家对保险企业税负的敏感度非同一般。众所周知，税负问题不仅仅是税率问题，它是由诸多因素如税率、税基、纳税期限、减免优惠等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同时税负问题不仅是所得税或营业税问题，它还包括各种似税非税、似费非费的一些收费负担。在保险业的税负上，西方国家重点讨论的是保险税收的税基问题，也就是如何处理保费税基和所得税基的关系。有大量文献对保费税基所形成的税负进行了研究（Coshay，1976；Price-Waterhouse，1994；Sangha，BalvinderandNeubig，1994）。Goshay（1976）在对加州人寿保险人的研究中发现，其1971年2.35％的保费税率与27.3％的公司保费税率相当，足以见保费税基对税负的影响程度。但是，不管怎么样，保费税的简便特性决定了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会被抛弃，在我国现有条件下，对它的依赖性更强。对我国保险公司税负之所以相当高的原因判断，可以说并不在所得税上，而是在营业税上。税负调整是我国保险税制改革中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关键环节，也是一项最艰巨的任务。尽管从形式上看并不复杂，但考虑到各种利益关系的话，压力是很大的。因此，我们应该把眼光拓展到整个大的经济环境中以及保险税制的各个要素上进行通盘考虑，局部的“修修补补”不应该成为我国当前人世背景下的保险税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3.关于我国保险税制的优惠政策问题
单看美国州保险税制中的税率或税基方面可能高估他们的税负，同时还可能低估他们的政策效果，因为他们一般都有一套形式多样、功能性和针对性强的保险税收政策体系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从前面的介绍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税收优惠涉及面广、形式灵活，尤其在引导商业保险为政府福利保障体系分担压力和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上做了大文章。反观我国的相关制度，看到的却是单调、狭窄、功能性差的局面。如何设计我国保险税制的优惠政策体系，至少应从这么几个方面出发：（1）经济发展型导向。鼓励保险公司投资于国家重点建设债券和资本相对稀缺的地区。（2）稳健经营型导向。促进保险公司提高自身的资本积累及偿付能力。（3）社会福利型导向。某些险种与社会保障体系相关项目之间存在需求替代性，通过税收优惠降低提供成本进而扩大需求，减轻我国当前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巨大压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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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Goshay，Robert（1976），NetlncomeAsaBaseforLifeInsuranceCompanyTaxationinCalifornia：Implications.JournalOfRiskandInsurance，March1976，43（1）。
制度理论论文范文第6篇
林业的管理过程中,森林防火是一项很重要的管理项目,因为森林火灾的发生是一种很复杂的自然现象,涉及多方面的因素。森林的防火工作人员一般要面对一些很复杂的数据及信息,根据者信息去实施林火的预防以及扑救善后等工作,随着当前科技的发展,采用GIS技术结合林改的成果图进行分析,可以及时有效地呈现出应该预防火灾的地点或是已发生活在的位置,有利于林业管理工作者作出相关决策,进行火灾预防或扑救的实施[1]。(1)根据已知经纬度查询地理位置。在林权制度改革的前提下形成的林改成果图,对于森林防火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因为林改成果图可以直观反映出相关经纬度数值的标注点是非林地还是林地,进而进行可疑热点森林火灾发生与否的确认,如果已发生火灾,可很快查询出林火周围相接林地的信息,确定发生林火的坡坡位、坡向等相关信息,并利用林改的数字成果资料及相关数据,进行防火及灭火工作的布置和开展。乡镇林业防火管理中,在接到可疑热点经纬度值时,工作人员应首先输入经纬度对热点的辖区范围进行确定,同时与所在村、组干部及时联系计划设计出最佳到达路径,实施林业的灭火或防火。如果是县级森林防火指挥部接收到卫星可疑热点时,可根据林改的数据资料进行热点位置的确定,及时通知乡镇相关部门进行核实,进而实施森林防火。(2)结合GPS技术。在森林防火中,可利用GPS技术进行地理位置的确定,并将其位置信息转化成GIS数据格式输入到GIS中,产生相对应的地图,方便森林防火的进行。运用GPS技术也可将采集到的位置路线等转化成点、线以及多边形数据,并结合扑火工作人员的位置信息,在指挥部形成统一的地图进行综合性的指挥,对于前进位置以及路线等进行灵活的调整指挥,利于扑火工作的展开。(3)现场报告与林火定位。在森林救火的实施中,因为GIS技术具有查询功能,可对扑火现场的模糊信息进行查询,对其位置进行清晰地定位,或者现场的经纬度或大地坐标的直接报告,然后利用GIS技术定位,让扑火指挥者及时掌握相关的数据及位置信息,进行综合调控[2]。
二、林改成果在资源林政管理中的应用
(1)林业规划的设计。在林业管理过程中,对林业的规划设计是很重要的管理项目,在进行规划设计时,要对林改成果图和相关的数据资料进行综合分析,进而对小地名以及户主的姓名、树种以及面积的大小、起源等进行合理的规划,生成各种林业专题图和林相图,满足生产发展过程中,县乡级工作人员进行各种规划设计时的数据及资料要求,更好地对区域的生产发展进行合理的规划设计。(2)矢量数据的建立。林权制度改革后,会形成相应的栅格地图,而配准好的栅格地图上面有相应的地理坐标,是制作森林资源管理用图的是必要资料,县级森林资源管理者可用栅格地图的图像作背景,通过先进技术的运用,创建主流地理信息系统shape文件格式,通过这种方法,县级森林资源管理者就可以独立制作出森林资源管理过程中需要用到的相关矢量数据,有利于森林资源管理工作的有序进行。(3)森林限额采伐管理。林区制度改革后形成的林改成果图,可以明确显示乡镇以及村。组的森力资源分布状况,这样有利于林业管理者在下达采伐限额的指标时可以做到有的放矢,与此同时。在确定所管地区森林资源经营措施方面,经过林改成果图的运用也可以实现以小宗地为单位的动态经营管理,促进了林业管理的发展。在林业管理过程中,资源管理部门在办理林木采伐手续时,应根据用户提交的申请,结合林改的数字信息资料进行采伐地块的查询,并根据多重属性对小宗地进行详细查询,比如对采伐设计图的界限以及权属等等的查询等,林业管理人员还要结合林权证管理系统进行对林权证合法有效与否的查询,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下一步的审批发证,在此过程中,根据不同时间段的审批新建一个图层,进行基础数据的收集,通过这种方式,为以后的防备重复办证查询提供了基础和依据,有利于森林限额采伐的管理[3]。
三、为林业生产的研究方向提供了依据
林权制度改革的进行过程中,查清了所在县以及乡镇的林户所经营的林业面积以及地块分布等情况,还有主要经营的树种及相关生长情况,形成了一定的资料和数据,而从这些数据及资料中可以研究分析出所在地当年林业生产经营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先进的林业生产经营方式和林业经营者可采用的先进生产技术等信息,为研究林业生产的技术和相应的林业生产模式提供了数据资料的支撑,为林业的更快更好发展提供了数据及资料的保障,有利于林业管理的更好进行。
四、结语
制度理论论文范文第7篇
要了解小城镇对周围农村发展的作用，了解小城镇的人口容量，就必须研究小城镇的人口问题。也只有对小城镇的人口问题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才可能对小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有清楚的认识。
一、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回顾
农村改革后大量的农民进城谋生。因此1984年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县城以下的集镇入户居住，发给《自理口粮户口簿》。这是对50年代以来户口管理体制的一个重大突破。自理口粮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大，1990年全国自理口粮人口428万人，1993年只上升到470万人[1]，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小城镇的经济缺乏活力。以1993年为例，在自理口粮就业人口中，从事工业的占26.7%、商业的占23.2%、服务业的占17.7%、建筑业的占10.7%、交通运输业的占6.1%、其他的占15.6%，从这个结构可以看出为小城镇自身经济服务的就业人口占半数以上。让农民自理口粮到城镇，而小城镇给农民的机会有限，因此吸引力也有限。
1992年公安部出台的《关于实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制度的通知》，决定实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度，范围是小城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等，对象是外商亲属、投资者、被征地的农民。在这一基础上，1992年山东省政府出台了“山东省地方城镇户口”政策，其他大部分地方采取的是“蓝印户口”这种更加机动的户籍政策。蓝印户口是一种介于正式户口与暂住户口之间的户籍，因使用的印章为蓝色而得名。拥有蓝印户口的人基本上可以享受正式户口的利益，但是要经过若干年后才能够转变为正式户口。最早采用蓝印户口的以中小城市居多，在一些地方的小城镇也实行蓝印户口。蓝印户口的条件和价值与城镇的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城镇地位越高，得到蓝印户口的条件也越高。
1997年在全国近400个小城镇进行户籍改革试点。从1998年开始，各地逐步开放小城镇户籍。在这方面，中西部地区开放的步伐迈得比较大。例如1998年贵州省在10个小城镇进行试点，在贵州省公安厅的《小城镇户籍改革试点方案》中规定，在小城镇中有合法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稳定的生活来源，有合法的固定居所后居住满两年，就可以办理小城镇的常住户口，并且不允许收取城镇增容费。
2000年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对县级市市区及以下的城镇，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农民，均可根据本人意愿转为城镇户口。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各地对小城镇户籍的开放速度也相应加速。2001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小城镇的户籍改革进一步放宽，至此绝大多数小城镇的户籍基本上对农民开放了。
在开放小城镇户籍这场改革中，对开放户籍促进城镇化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其实从1997年开始小城镇的户籍试点改革到现在，小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并没有明显的增强，没有出现大量农民迁入小城镇的情况。例如1999年在安徽涡阳县竟然要把城镇户籍以每个600元的价格摊派出售[2]。河南省小城镇的户籍开放后，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大，在一些改革试点小城镇竟然没有一个人申报[3]。为什么小城镇的户籍改革没有引起大的反响，这从小城镇人口状况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
二、小城镇人口状况
关于小城镇的人口统计比较混乱，不同的资料来源有出入。资料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统计口径问题，按照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一个镇人口的身份至少有两种类型，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在一些镇中则可能还有“自理口粮人口”、“蓝印户口”、“地方城镇户口”等等。按照户口所在地又可以划分成本地人和外来人口，而外来人口中又可以划分为办理了暂住手续与没有办理的两类。按行政区划来划分镇人口，时常会产生误导。因为大多数小城镇的管辖范围都比较大，包含了大量的农村，容易夸大小城镇的人口规模。目前小城镇的范围界定也有待完善，因为在一些地方，随着小城镇的发展、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农村工业的发展，镇与周边农村在地理上已经连成一片，如果用原来的行政区域来计算小城镇的人口规模则容易缩小其实际的人口数量。鉴于上述情况，在本文中对小城镇人口的描述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只能是一种概况性的介绍。
表1与表2是来自不同资料的全国性小城镇人口资料，表1是历史性的回顾，表2是时间剖面的状况。表2的资料并不完整，缺了接近2000个镇的数据，占当年全部城镇数量的10%。如果比较两张表的数据，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在平均人口规模上有比较大的差异，而在平均非农业人口规模上的差异比较小，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是统计范围的不同，前者是用镇行政区划统计，因此规模偏大，后者用建成区，因此规模偏小。由于农业人口大部分居住在镇的建成区外，用行政区与建成区不同口径统计导致的差距比较大。又因为非农业人口主要集中在镇的建成区内，所以用行政区与建成区不同口径统计导致的差距相对比较小。上述的两个资料都有缺陷，但是相比之下用建成区统计的资料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2]《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3]《中国人口年鉴》(198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根据表2中的数据，从60年代初期开始到改革开放前的20年间，全国小城镇在数量和人口规模上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小城镇的数量从1980年不足3000增长到1999年接近2万个，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0.5%；人口规模从5693万增加到37637万，平均每年增长率也为10.5%。虽然近年来小城镇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分析一下却可以看出小城镇发展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作为小城镇主体的非农业人口，从1980年到1999年的平均年增长率只有2.8%，扣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因素，小城镇的非农业人口迁移增长率实际上是很低的。第二个是在1980年平均每个小城镇有1.5万的非农业人口，到1999年平均每个小城镇的非农业人口不到4000人。小城镇非农业人口规模的缩小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部分人口规模大的小城镇发展为小城市，二是新增加的小城镇的人口规模小，三是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大量在小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业人口”没有被承认是非农业人口。
表21999年各地带小城镇人口情况人／个
地带平均人口平均非农业人口平均劳动力人数平均企业人员数
东部5842241531551516
中部511923782489857
西部331214601676505
全国5009216926121077
说明：①共17260个镇资料，根据这些镇的资料计算，下同。
②此表的人口指的是镇区的人口。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前几年大量的县城转变为城市，导致剩下的小城镇人口规模普遍不大，全国大约70%的小城镇的人口规模不到5000人，非农业人口规模不到2000人。小城镇人口规模超过2万，或非农业人口规模超过1万的小城镇，占全部城镇的比重在3%左右。从空间的角度看，小城镇的人口规模以东部地带为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例如东部地带小城镇平均人口规模比西部高76.4%，东部地带小城镇平均非农业人口规模比西部高65.4%。根据17260个镇的资料，在人口规模最小的2000个镇中，约50%在西部地区。
由于大部分小城镇人口规模小，只要增加几千人就可以让不少城镇人口倍增，由此带来生活环境恶化，就业机会减少等问题，因此短期内大多数小城镇人口增长的空间不大。
三、小城镇人口中实际非农业人口估算
在前面谈到小城镇发展过程中，大量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的“农业人口”得不到承认为合法的非农业身份，这部分人在目前的城镇人口中占相当大的一部分。同时在部分小城镇中存在大量的外来劳动力，在有资料的城镇中，有1226个镇的企业中的就业人数超过有当地户籍的劳动力人数，表明大量外来人口存在。这种情况以东部居多，数量最多的分别是广东、江苏和重庆。如果大量实际从事非农业工作者的身份得到确认，对城镇户籍管理有益，这些城镇将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到底小城镇中有多少人口应该属于非农业人口，这是无法准确回答的问题，因为在小城镇中，有些家庭内部的成员可以分别从事农业与非农业工作，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同时兼职农业与非农业。不过还是可以对目前小城镇中实际非农业人口规模作一大略估计，下面是估计的公式：
期望城镇非农业人口＝1.8×（企业人员数＋劳动力人数×0.1）
这一公式的基本思路是：第一，按目前中国城镇的实际情况，每个非农业劳动力供养1.8人（包括劳动力本人在内）；第二，在一个镇内部的劳动力中至少有10%的人是从事行政管理、文教卫生、商业和服务业，应该说10%这一比重可能偏低。用这一公式计算出的城镇非农业人口规模，本文称为期望城镇非农业人口。表6是根据公式计算的结果，从中可知全国小城镇中，实际属于非农业的人口要比统计数多50%左右，其中东部地区大约多70%，中西部则在30%左右。要强调的是这些期望可在小城镇增加的非农业人口中，70%以上在东部地区。
从期望可增加的小城镇非农业人口数量上看，除了局部地区之外，小城镇非农业人口的增长并非是无限的，它受到小城镇就业条件的限制。除了少数以交通、旅游、集市贸易为主要产业的小城镇之外，大部分小城镇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企业发展的制约，只要没有一定数量和规模的企业存在，让小城镇人口大发展是空中楼阁。根据表2中的数据，全国平均每个小城镇只有大约1000人的企业员工。东部地区多些，平均有1500人左右，西部平均只有500人上下。而从表7的数据中可知，全国接近40%的小城镇中，企业员工数量不足250人，在西部地区这一比重是接近60%。从企业情况看，目前大部分小城镇容纳大量人口就业的前景并不乐观。
注：①期望可增加非农业人口＝A类城镇的期望非农业人口-A类城镇的实际非农业人口
A类城镇指的是：期望非农业人口＞实际非农业人口的小城镇
B类城镇指的是：期望非农业人口＜实际非农业人口的小城镇
②期望可增加非农业人口比重＝期望可增加非农业人口／实际非农业人口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从期望城镇非农业人口和小城镇企业规模的分析中可以得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可以让一些实际上已经在小城镇工作的人得到户籍，但是靠这类人口来增加小城镇人口的作法在东部地区可以比较有效，在中西部地区的效果不大
四、关于小城镇人口与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几点讨论
在对小城镇人口状况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可以从人口的角度对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作一点讨论。
首先，小城镇的人口规模普遍太小，对大多数服务行业来说，根本达不到许多服务业所能生存的“门槛人口”。在这些城镇中，要依靠企业中就业人口的大量增加，拉动服务业人口的增加才可能发展。其实从“自理口粮”人口对小城镇发展起的作用有限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到开放小城镇户籍对大部分小城镇的发展帮助有限。
其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口的流动主要是受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从目前小城镇的人口状况看，大多数小城镇的劳动力市场潜力有限。大部分企业规模小，容纳劳动力的能力极有限。根据《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数据计算，在小城镇中平均每个企业的规模12人，其中东部地区平均16人，中部地区平均9人，西部地区平均7人，可以说相当部分企业是处于小作坊的水平。没有就业机会，白给农民一个小城镇户籍对农民没有实质意义。
第三，目前户籍制度改革并不限于小城镇，大多数小城市的户籍已经相当开放，甚至于石家庄这样大城市的户籍也基本上开放，与小城镇相比，城市的吸引力远大得多，而且对石家庄这样的城市来说，户籍开放后也没有出现大量人口涌入的局面。因此只要小城镇的就业机会无法超过城市，那么小城镇的户籍吸引力就有限。
第四，小城镇户籍改革的实质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根据目前小城镇人口现状，小城镇户籍改革的实质是承认大批在小城镇工作、生活的人口，他们的身份已经不是农民，其目的应该是方便人口管理。如果把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目的定位在促进农村城镇化上，从前面的分析看，很可能要失望的。
第五，小城镇户籍改革的效果存在地区差距。在东部地区小城镇的发展水平比较高，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特大城市的郊区，户籍改革对小城镇规模的发展会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相反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简单通过开放小城镇户籍，甚至是开放城市户籍，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依然有限。
收稿日期：2002-1-21；修订日期：2002-4-3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1990年度与1993年度）.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1993.
制度理论论文范文第8篇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生了所谓司法危机，在民事诉讼领域，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几乎同时在进行着声势浩大的改革。各国为解决司法危机而进行的改革，带来了司法理念的调整，大体而言，各国民事司法理念晚近比较显著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从实质正义到分配正义、从当事人控制诉讼到法官控制诉讼、从争议解决方式的单一化到多元化。在新的司法理念的影响下，各国诉讼制度呈现出新的动向，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日益重视对审前程序的改革与完善。我国在90年代初，还在推行以“一步到庭”为先导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强化庭审功能。然而到了90年代末,理论界和司法界均开始重新审视审前准备，在对“一步到庭”的做法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关于我国民事审前程序的见解。据一些学者所见，我国的民事审前准备尚未形成独立的程序,确切地应称之为审前“阶段”；而建立民事审前程序在比较的视角下，既属必须，又有前车之鉴。而今年，学界更是掀起了新一波民事诉讼法修改的热潮，其中，重新构建我国的民事诉讼审前程序正是热点之一。本文欲通过对美、德、法三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比较分析，立足于本国理论和司法实践基础之上，采它山之石，对我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构建提出一点微末看法。
一美、德、法、中“审前程序”比较
美国的审前程序主要是证据开示(discovery)和审前会议(pretrialconference),德国主要是书面诉讼准备或初步审理,法国主要是准备程序。而中国则体现在以证据交换为核心的有关审前改革措施。
1938年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规定的证据开示程序,开创了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一个新的时代。证据开示(Discovery)的基本含义是:民事诉讼的当事人相互获取对方或者案外第三人持有的与案件有关的信息和证据的方法。美国的证据开示起着以下几种作用：（1）保全审理时不能出庭的证人的证言；（2）暴露事实；（3）明确争执点；（4）把证言冻结起来防止伪造；（5）当双方当事人发现他们之间唯一争执点为法律争执点时，便于援用建议判决程序；（6）经过仔细地调查，双方摸清了对方的事实与法律点的分量后，很可能进行和解；（7）即使不能避免进行审理，运用得当的发现方式能为审理做好准备，使审理的事项达到具体化程度。而证据开示的具体制度，在美国各州之间并不尽相同，大致有如下一些方法：（1）笔录证言；（2）答复书面问题的笔录证言；（3）对书面问题的书面答复；（4）发现书面材料与物件；（5）身体和精神状态的检查；（6）自认。而审前会议（PretrialConference）一般在证据开示程序结束之后举行。在审前会议上，双方律师与法官作非正式的交谈，旨于对争执点达到协议。双方律师知道他们打算在审理时将提出哪些证据、带来哪些证人，所以能同法官一起规划审理的进行和方式。
德国没有证据开示程序。在德国民事诉讼中,一方当事人不能强迫对方披露其所掌握的与诉讼有关的信息。如果当事人不愿提交书证,这一证据只有通过法院的命令方能获得。这一差异与德美两国“开庭审理”方式的不同有关。日本学者谷口安平指出:“德国法和美国法之间最根本的区别根植于开庭审理方式的差异。”证据开示的需要乃基于美国对抗制下一次性、集中、连续的审理方式,一次性集中审理是当事人证明其主张并辩驳对方证据的唯一机会。证据开示使当事人在进入开庭审理时就已充分准备好所有诉讼细节。而在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中,民事案件的“审理”是通过一定期限内的一系列开庭展开的。在这种审理程序中,有争议的证据可以轻易地在随后的某次开庭中查明、提交。但德国经由斯图加特模式和1976年改革,实际上已将审理结构和功能进行重组,将“审理”分为准备性审理(即初步审理)和主要庭审,所谓审前程序指的是主要庭审之前的程序。因此,德国初步审理和书面诉讼准备发挥着美国证据开示和审前会议的功能。
法国尽管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其民事审判程序仍保留了当事人注意模式，与英美法国家大致相同。根据法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又被称作事前程序。法国民事诉讼法受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其审前程序的绝大部分的具体工作是由诉讼当事人及其律师来完成的，法官并不越俎代庖。审前程序的具体工作都是由当事人及其律师完成的，法官只是起指挥和主持的作用。当事人和律师在事前程序中起主导作用。在法国的准备程序中，当事人和律师应完成下列准备工作：交换主张和证据、明确正点等，使案件达到可开庭审理的程度。在法官的主持之下，法国的准备程序主要由当事人及其律师实现证据开示（Discovery）和审前会议的功能。
而我国并没有独立的审前程序，今年来采取了一系列以证据交换为核心的有关审前改革措施。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规定了所谓的“举证时限和证据交换制度”。其中第32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情形、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30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第34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并在第41条定义了“新的证据”。从制度建设上讲，未尝不是新的进步。然而，尽管在法律传统上，我国诉讼法律制度接近于大陆法系,但在准备程序的构建上,更多地是采用英美法系的术语。从学理观之，近年来,“证据开示”和“审前会议”频频见诸报刊文章,并付诸改革实践。由于缺乏美国特定法律文化的内涵,中国法院以“证据开示”和“审前会议”为名的准备程序改革,实际上是接近于德国法“初步审理”的审判方式,这或许是改革者始料不及的。故有学者作结道：实践表明,在中国的法律文化背景下,几乎不可能建立美国法意义上的“证据开示”。
问题在于：（1）我国法官从受理案件开始就全面充分地接触案件的方方面面，难免先入为主。目前法官的主导，不论是从其后开庭审理的公正性上说还是从诉讼效率角度，未免都失之被动。（2）尽管通过司法解释等实践改革，（不论法理上其法律效力究竟如何，）证据交换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初步建立，但是庭审前，当事人仍然没有机会积极参与准备工作，制度失之粗糙，仍然不利于双方当事人迅速、准确地形成案件争点，也不利于他们在庭审中充分举证、质证、认证；由于在目前的证据交换制度中，开了所谓“新的证据”的口子，但是其正当性和合理性仍然缺乏有效论证，在实践中仍然给突然袭击留下了可能。这一现状和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仍未将审前程序作为一个独立的程序对待，没有充分认识到它的独立价值有关。
二充分认识审前程序的独立价值
在美国，通过审前程序和ADR（A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的分流，只有5%的案件会进入到审理程序之中。而不论在哪个国家，相对审前程序就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解决，审理程序都是漫长的，也必然花费更多的金钱和时间，并且消耗更多的司法资源。无论美国、德国还是法国，审前程序都具有都是整理争点和证据并促进和解的功能。即使当事人的纠纷不能在正式审理之前得到解决，正式对案件进行审理的法官也将面对着清晰的案件争点和围绕争点进行的证明材料。从整体上看,各国加大了对审前程序的立法重视程度以及实务上的运作幅度,使得原本处于近似边缘化的一种前置诉讼架构逐渐转变为甚至能够决定或排斥普通庭审程序的一套相对独立的体系,甚至在英美法系的一些国家,“审前”这个词不再是审判的前奏,相反,它被设定为一个无须审判而结束案件的途径。审前程序正逐步成长为一种解决民事纠纷的自足性诉讼程序形态,具备了纠纷解决所需要的一切程序要件,其不依赖于其它程序,仅依靠自身构造,就有能力解决民事纠纷,完成诉讼的目的和任务,与庭审程序等一起构建起了程序完整的纠纷解决流程。而我国审前的证据交换制度，现在却很难说能够实现这样的功能，因而也很难说我国已经建立起了独立的审前制度，这和没有认识到审前程序的独立价值有关。
在我国，审前准备只是第一审普通程序的一个阶段,完全依附于庭审程序。司法实务中,“一步到庭”审理方式在缺乏必要准备的情况下,将包括整理争点和证据在内的所有诉讼内容笼而统之地在开庭中一并审理,反而弱化了庭审功能,降低了审判效率,与审判方式改革目的相悖。
从美、德、法各国来看，审前程序的目标有两个:一是使案件达到适合审理状态以促进诉讼,一是寻求替代性纠纷解决(ADR)的可能。前者要求审前程序具有整理争点和证据的功能(即促进审理集中化),后者则以促进和解功能为典型。
从审前程序的独立价值角度出发，如果要实现其功能，审前程序就必须做到：
1、独立性。尽管审前程序具有整理争点使案件达到适合审理状态以促进诉讼效率的功能，审前程序并非和开庭审理是一体的。它是作为程序形态存在的,自身具有纠纷解决功能,如果案件经此流程即能完成诉讼目的,则不必再启动其它程序,因而,从效率角度考量,审前程序的独立性也是必需的。
2、自足性。审前程序应该具备了发挥程序功能所需的一切要素和资源，使得自身就能满足功能需要,完成功能任务,实现诉讼目的。在一个独立完整的审前程序之中，审前程序应该能够实现其独立解决纠纷的功能。即使仅仅是将争点整理清楚，我们也将会发现，司法实践中的大量案件并不需要进入到审理程序中去。例如原告诉被告偿还债务，被告对债务的存在和数额并无异议，那么这个案件就没有真正的争点，在审前程序就可以得到解决。
3、安定性。作为一种程序形态,审前程序要实现解决纠纷的功能目标,必须对程序内所进行的诉讼活动固定化,使之趋向安定,由动态化逐步静态化,这是程序安定和诉讼诚信的需要,也是审前程序依照非讼法理处理无争议事件的基础。这种安定性一方面表现为程序内的稳定性,程序终结时,诉讼活动内容一经固定,在本程序内不能再次出现变动；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程序外的稳定性,即在程序终结之后,正常情况下,诉讼活动内容也不能被其它程序所变动。
4、正当性。审前程序作为一种纠纷解决的程序形态,使案件没有经过开庭审理获得终结,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缺乏程序的正当性基础的,如果要获得与经过庭审终结的案件相同的程序正当性,那么,审前程序在获得程序结果时,案件应当达到与进行庭审之后相同的法律状态,或是达到没有必要进行庭审的法律状态,也就是说,要么与庭审后的效果一样,要么庭审没必要。这就要求在案件事实方面,审前程序要以消灭当事人之间的争执为目标,一切的诉讼活动都要具有缩小当事人之间分歧的功能,最终即便不能完全消灭分歧,也要使分歧缩小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因为,分歧越小,沟通也就越容易,争点越少,的机率也就越高,当事人也就越易于取得一致。因此,在不能消除分歧的情况下,自然会滤出争点,滤出争点的目的就在于让当事人真正认清案件的症结所在,对照争点,审视相关证据材料,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程序选择。
三制度建构
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13条至第119条的规定和民事审判实践，审理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有以下内容：（1）在法定期间内及时送达诉讼文书；（2）成立审判组织并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3）认真审核诉讼材料；（4）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5）其他准备，包括追加当事人，移送案件，预收诉讼费用。然而这还不足以建构一个独立的审前程序并实现其本可具有的功能和价值。从建构和进化我国审前程序的角度考虑，我国应建立以下民事诉讼制度：
1、民事诉讼失权制度。
民事诉讼中的失权是指当事人(含第三人)在民事诉讼中原本享有的诉讼权利因某种原因或事由的发生而丧失。要使审前准备程序发挥整理争点和证据的功能,在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体制下,必须建立答辩失权和证据失权制度。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3条规定,答辩与否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第125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法庭上提出新的证据。因此,就证据方面而言,我国法学界普遍认为立法采取的是“证据随时提出主义”。而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6日制定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此进行了变革。第33条规定：“举证期限可以由人民法院指定,或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第34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第41条通过限缩性解释方式,对《民事诉讼法》第125条规定的“新的证据”范围作出严格界定。据此,在民事诉讼法未作修改的情况下,我国司法实务中已改采“证据适时提出主义”。但是，该规定仍是之粗糙，可操作性仍不强；而且存在有待解决的法律效力上的问题，因为司法解释毕竟不是“法律”，从法律位阶上仍没有对抗我国民诉法第113条的充分理由。因而，在立法上对失权制度进行规定使之上升为法律的地位，并加以细化以方便操作，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2、诉答程序。
书和答辩状是当事人诉讼意见的载体,基本上载明了事实、理由及证据,其中也反映了当事人的争点。但当事人在状和答辩状表述的争点有可能是模糊的、非实质性的,特别是在没有律师指导或代拟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而,有必要建立互动式的诉答程序,即美德法的诉答文书交换制度。原告针对被告的答辩有权进行反答辩,法院在将反答辩状送达被告时,可以根据诉答情况或当事人请求决定下一步工作。如果当事人间的争点已基本明确,法官可通过初步审理(预备庭)进一步整理争点,或直接进入开庭审理程序。如果当事人还有新的意见,或者经当事人请求,法官亦可继续进行诉答文书交换。在当事人住所距离法院较远、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多次进行文书交换可便利当事人诉讼,节省诉讼成本。
3、初步审理。
对于法官在开庭审理前主持当事人整理争点和证据、促进和解的活动,实务界有多种名称:准备庭、预备庭、预审庭、审前听证会、审前会议等。《民事证据规定》则将这种审判活动名之以“证据交换”。然而从司法传统角度，以及名实相符角度，以借鉴德国“初步审理”的审前准备方式为佳。在初步审理中,法官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可作出最终判决。从程序法理角度看,是对传统的审理内容重新调整,即将现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中的争点和证据整理的内容前置于审前,从而使开庭审理集中化。进而言之,经过审前的整理争点和证据,传统开庭审理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结构已被消解,开庭审理实际上成为当事人仅就争点和证据进行辩论的过程。初步审理过程中，尤应当借鉴法国经验，以当事人的诉讼活动为主导,法官的职能应是程序性和管理性,对争点和证据只梳理存疑而不评判,实质性审理应尽可能避免。但在初步审理时如发现案件属争议不大的简易案件,则可径行辩论和判决,此时初步审理转化为完整的庭审。如果开庭审理必须进行,法官可将初步审理中争点和证据的整理结果形成书面文件,在开庭前送达当事人和其他法官,从而将初步审理与开庭审理衔接起来。
4、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司法纷争解决方式多元化是当今国际社会司法改革潮流趋势之一。司法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故其改革目标,除在于促成新的排解纠纷机构的形成和发展外,国家司法机关亦应与其保持某种程度之联系或牵制,共同达成当事人纷争解决之多元化和法律化。美国ADR作为一个能提供快捷和减少对抗的纠纷解决机制,值得我国民事司法改革借鉴。在审前程序充分利用多种替代性解决纠纷方式,乃ADR题中之义。调解是ADR中最为常见和最重要的一种形式,是所有其他ADR形式的基础。调解制度作为我国ADR的构成部分,其未来发展可遵循以下的进路:将调解从现行民事诉讼法中剥离出来,制定独立的民事调解法,对调解的原则、适用范围、调解程序的启动、调解协议的达成等内容作全面的规范。该法作为纯粹的关于调解一般程序的规定,不仅适用于法院调解,而且也适用于仲裁调解和任何民间性质的调解。与此同时,在民事实体法中将和解确认为一种有名合同,赋予其契约的效力,使得当事人单独进行的和解,由法院或第三者主持下进行的和解(调解),经过法院的确认或核定,都具有可执行的效力。
注释：
①齐树洁：《构建我国民事审前程序的思考》，《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屈广清，郭明文：《法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评价及对我国的启示》，《当代法学》2001年第7期。
②刘荣军：《美国民事诉讼的证据开示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民商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③张卫平，陈刚编著：《法国民事诉讼法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
④李汉昌：《美国民事审前程序中值得借鉴的几个问题》，《法学评论》1998年第6期。
⑤沈达明编著：《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⑥[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⑦齐树洁：《构建我国民事审前程序的思考》，《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⑧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⑨参见[美]史蒂文•苏本，玛格瑞特•伍：《美国民事诉讼的真谛》，蔡彦敏，徐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⑩汤维建：《论构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自足性审前程序———审前程序和庭审程序并立的改革观》，《政法论坛》2004年第4期。
⑪张卫平：《论民事诉讼中失权的正义性》，《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齐树洁：《构建我国民事审前程序的思考》，《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2、屈广清，郭明文：《法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评价及对我国的启示》，《当代法学》2001年第7期。
3、刘荣军：《美国民事诉讼的证据开示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民商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4、张卫平，陈刚编著：《法国民事诉讼法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5、李汉昌：《美国民事审前程序中值得借鉴的几个问题》，《法学评论》1998年第6期。
6、沈达明编著：《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7、[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8、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
9、[美]史蒂文•苏本，玛格瑞特•伍：《美国民事诉讼的真谛》，蔡彦敏，徐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