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计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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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量学范文第1篇
通过Citespace III分析的机构图谱发现对于长鼓舞的研究机构集中在高校, 排名前五位的机构分别是广西师范大学、吉首大学、韶关学院、湖南科技职业技术学院、贺州学院, 这几所学校都位于少数民族集聚地, 是目前瑶族的迁移地, 体现了研究的地域性特点。
图4 研究机构前五名分布图
3.4 作者分布
分析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作者分布知识图谱, 可以揭示不同研究者对本研究领域的贡献程度及其在学术方面的影响力。通过Citespace III软件分析, Threshold设置为2得到该研究作者分布知识图谱, 从图5节点大小可以看出钱应华、王桂忠、胡海玲、陈东云为高产作者, 从他们之间的连线可以发现作者之间联系少, 几乎没有什么合作交流, 这种单个研究的现象严重影响了长鼓舞研究的可持续性发展。
4 讨论
4.1 关于长鼓舞的理论研究
长鼓舞是瑶族舞蹈的特色, 多流传与湘、粤、桂三省毗邻的瑶族聚集地。目前流传较为典型的过山瑶平地瑶排瑶主要流传于湖南、广东、广西等[4], 长鼓舞在历史的改革中不断地流传, 研究者追溯历史, 发现长鼓舞的本质是祭祀活动的舞蹈, 众多研究者从审美角度对于长鼓舞的舞姿舞韵进行研究, 发现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 长鼓舞也在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打破旧的传统束缚, 表演动作多样化, 表演内容愈加广泛, 其承载的民族文化更加厚重[5]。目前对于长鼓舞的理论研究角度多样, 数量较多, 但研究内容不够深入, 缺乏深层次文献研究, 这也是当前长鼓舞的研究面临的基础现实。未来, 关于长鼓舞文化研究仍然有待进一步的全方位深入系统的研究。
图5 长鼓舞研究作者分布图谱
4.2 长鼓舞的文化特征
长鼓舞是标志性的瑶族文化, 由于客观的自然生态环境形成了长鼓舞独特鲜明的地域性特征。虽然长鼓舞有其传承的一惯性和集体的共识性, 但是还是有很大的地域差异。如过山瑶和平地瑶由于地理环境的区域性, 自古人们以农耕为主, 人们多归附于自然威力的统摄之下, 长鼓舞是以祭祀活动的舞蹈, 对于动作、形式就形成了地域特色的差异文化。广义上来看长鼓舞文化从地理环境、宗教信仰、民俗文化等方面运用伦理学、历史学、体育学和民族学等多学科知识将瑶族文化内涵进行完美的表现;狭义上来讲长鼓舞是和谐统一的艺术形式, 它将瑶族舞蹈、音乐、体育、民俗融合一体, 通过动作和音乐完美的演绎出来, 对发展和谐社会、和谐体育都具有积极的作用[6]。结合众多的因素, 长鼓舞形成了开放与兼容、独立和务实、娱乐和民俗并存的文化特征。
4.3 长鼓舞传承发展定位
4.3.1 长鼓舞传承思想定位
长鼓舞具有传播生态思想的意义, 长鼓舞的动作是古人模拟农事劳作、驱邪消灾、祈福迎祥的活动, 反映了瑶族祖先人和自然和谐发展观, 承载着瑶族许多重大历史文化信息和原始记忆, 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亲和力的标志, 又是瑶族传统文化的活化石[7]。长鼓舞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引导和传播生态思想, 引导我们从自然生态的视野来看待文化要素和整体之间的关系, 保持一种和谐美的发展, 因此我们应该回归初心, 寻求根源, 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去引导和传播长鼓舞的生态思想。
4.3.2 长鼓舞传承方向定位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浪潮中, 除了对经济的追求以外人们越来越注重身体、心理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更加讲究内心与外在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8]。在生活压力和学习压力无处不在的今天, 群众体育的发展成了必然趋势, 长鼓舞的舞姿舞韵无一不是群众体育追求的方向, 将长鼓舞发展成为引领健康潮流的运动项目, 成为时尚休闲生活的一部分。
4.3.3 长鼓舞传承方式定位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迅猛, 在科技的带动下推动文化全球化, 对于本就脆弱的长鼓舞也不免受到全球文化科技的冲击和同化[9]。而且改革开放后, 一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一辈背井离乡, 到经济快速增长的东南沿海一带打工, 在经济发达的城市接受了现代化的生活观念, 习惯了新的运动休闲方式, 并将现代化的运动技能带回家乡传播开来, 使原本脆弱的民族文化更加受挫。在这样的背景下使长鼓舞的传承出现断层之险[10], 即使是长鼓舞的工作可以开展, 但由于缺乏民族文化传承的氛围, 在青少年人群中缺失文化的认同感或者出现认同偏移现象, 从而导致长鼓舞传承从根基上缺失, 造成民族文化的断层。为此要打破传统传承方式, 开拓新的传承方法, 充分利用电视、网络、视频等科技手段解决长鼓舞传承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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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先国.论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变迁[J].体育与科学, 2012 (01) .
文献计量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心理学 学科半衰期 引用半衰期 被引半衰期 文献计量学 引文分析
中图分类号：G250.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38（2014）04-0067-06
1 引言
文献计量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网络信息时代 书评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信息计量学
[分类号]G257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信息高速公路与Internet的建设和飞速发展，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已成为当前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显著特征。信息成为人们使用最频繁的概念之一，也成为情报学和信息管理等学科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从定量的角度分析和研究信息的动态特征，并找出其中的内在规律，是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简称“三计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随着信息技术和信息科学的迅速发展，从文献单元深入到信息单元，从文献计量向信息计量转变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邱均平教授是我国率先开展“三计学”教学与研究的著名计量学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文献计量学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1988年，邱均平教授编著的《文献计量学》在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首次从理论、方法和应用相结合的角度构建了文献计量学的内容体系，是我国出版最早的、为数不多的文献计量学经典著作之一，受到学术界同行的热烈欢迎和好评。它不仅被多所高校采用作为图书馆学、情报学和信息管理学等学科领域的核心教材，而且被引率至今一直名列前茅。之后，邱均平先生又开展了大量有关“三计学”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外形成了重大影响。随着信息技术和信息科学的迅速发展，信息资源电子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日益普及，给人类社会、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深刻的变革。在这种新的社会环境和技术条件下，文献计量学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方向和趋势。面对这一新形势、新趋势和新课题，邱均平教授又在国内率先开展了信息计量学和网络信息计量学研究。2000年～2001年，邱均平教授以“信息计量学”和“网络信息计量学”为题在《情报理论与实践》上发表了系列研究论文，在国内外学术界造成了巨大反响，被引率一直居高不下，成为开展信息计量学和网络信息计量学研究必看的经典系列文章。2007年1月，武汉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邱均平教授的《信息计量学》一书。这是邱均平教授长期从事“三计学”教学与研究的结晶，是反映网络信息时代“三计学”发展特征，面向图书馆学、情报学和信息管理学及相关学科领域教学与研究现实需要的产物。该书是作者敏锐地站在时代和学科发展前沿，把握国内外信息计量学发展动向，精心研究而成的最新成果。也是作者20余年来从事“三计学”问题研究的系统总结和综合集成之作，同时又是“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和“高等学校信息管理类核心教材”之一，具有重要的科学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1 《信息计量学》是时展和现实需要的产物
文献计量研究始于20世纪初，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方法和内容体系。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电子计算机的逐渐普及与广泛应用，文献计量学研究进入了新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成果迭出。1969年，英国计算中心的普里查德(A.Pritchard)开创性地提出了“文献计量学”这一名词，文献计量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伴随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文献计量学中的广泛应用，文献计量学的研究范围和深度不断扩展，于是出现了以信息单元、情报单元和知识单元为计量对象的“信息计量学”或称“情报计量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网络技术迅速普及，信息资源数字化、网络化和数字信息资源日益丰富，并出现了以网络信息和数据为计量对象的“网络信息计量学”或称“网络计量学”(Webmetrics)。
虽然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文献计量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文献计量学理论、方法和内容体系尚未得到有效更新，反映信息计量研究的、系统的、新的教材还没有，现有的几本文献计量学教材的内容体系已经陈旧过时，大都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当前信息化、电子化、数字化、网络化的新形势下，文献计量正在向信息计量方向发展，信息管理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和新规律。迫切需要以新的视角去研究、去解决、去寻求新的正确答案。信息计量学正是在网络信息时代大背景下，随着信息资源电子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发展，适应社会经济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化发展的迫切需要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重要的科学理论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信息计量学》一书的及时出版正是网络信息时代满足“三计学”研究、发展和现实需要的应时之作，同时也是情报学和信息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发展需要的必然产物。其深厚的研究基础，全新的研究视角，科学的研究方法，系统的研究内容，广泛的应用实例，反映和集成了国内外信息计量学研究中的最新进展，必将成为信息计量学发展中的新标志和新里程碑。该书重点突出了“信息、网络和应用”三大主题，反映了网络信息时代“三计学”的主旋律。
2 《信息计量学》反映了“三计学”研究的交叉与融合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图书馆学、文献学、情报学、信息管理学和科学学领域相继出现了三个类似的术语：Bibliomet―tics、Scientometrics和Informetrics，分别代表着3个十分相似的定量性的分支学科，即“三计学”。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研究和推动，“三计学”都不同程度地取得了一定进展，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承认。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情报计量学)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尽管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目的有所不同，但三者的起源相同，并且享有共同的原理、方法和工具，因此学术界习惯于将它们统称为“三计学”，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三门计量学的不断拓展，它们之间出现了合流的趋势，还产生了共同的国际学术组织――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国际学会(Intemational Society forSeientometries and Informetrics，ISSI)。但由于“三计学”分别属于不同的学科领域，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事实上的相互独立的研究状态，很少有学者出于共同的研究目的，将三者融合在一起展开研究。《信息计量学》首次从“三计学”的共同研究基础出发，在信息计量学的研究框架下，将三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展开研究，反映了“三计学”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在书中，作者从起源、发展、研究对象和目的等方面对“三计学”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在详细论述其共同原理、方法和工具的基础上，展示了“三计学”
在各个学科领域中的广泛应用，这无疑是“三计学”研究中的一场精彩的演绎，展现了“三计学”的无穷魅力。
信息计量学跨越了学科的边界，成为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管理学、科学学等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或一种研究方法。印度情报学家雷坚(Rajan)把信息计量学(情报计量学)的目的系统阐述为：为研究和发展；为决策和规划；为组织机构，科研项目、计划和各种活动的管理提供可靠的数据。英国著名情报学家布鲁克斯也认为：信息计量学(情报计量学)是迄今计量学科中语义最广泛最深奥的一个术语，将作为包罗文献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的一个全称术语。可见，在“信息计量学”这一统称术语和共同框架下整合“三计学”研究是国际发展的重要趋势。《信息计量学》一书的出版正是这一趋势的真实反映，不仅在国内是首例，而且走在世界前列。
3 《信息计量学》是文献计量学研究的继承与创新
信息计量学是在文献计量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信息计量学发展的逻辑过程经历以下几个阶段：书目计量学一文献计量学一科学计量学一信息计量学。文献计量学是信息计量学研究的基础，信息计量学是文献计量学研究的继承、拓展与延伸。《信息计量学》也是在《文献计量学》的基础上修改、补充、更新和扩展而成的，讨论的重点也主要是文献信息的计量问题。书中的文献信息增长规律、文献信息老化规律、文献信息集中与离散分布规律――布拉德福定律、文献信息词频分布规律――齐普夫定律、文献信息作者分布规律――洛特卡定律、引文分析法和文献信息统计分析法等基础上保留了文献计量学经典定律和方法的原貌。但信息计量学不限于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其研究对象、范围、方法和应用远远大于两者。《信息计量学》将文献、信息、计算机、网络和应用五个重要特征有机结合在一起，反映了网络信息时代文献计量学的新发展。信息计量学是文献计量学与科学计量学研究的重要发展与创新。从信息的计量单元来看，信息计量学已不仅仅停留在以篇、册、卷、本等为单位的文献单元的计量上，而是开始深入到文献的内部，对知识单元和文献的相关信息特征进行计量研究，如题名、著者、机构、主题词、关键词、词频、知识项、引文信息、出版者、日期、语言、格式、基金等信息单元。正因为如此，信息计量方法和复杂程度远远大于文献计量和科学计量方法。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献计量学在飞速发展，包括理论、方法和应用三个方面的研究范围都在不断拓宽，并且出现了4个值得关注的趋势：①从文献计量向信息计量发展；②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的合流趋势；③文献计量研究手段的现代化趋势，计算机辅助文献计量研究成为重要发展方向；④日益重视文献计量学在图书馆管理、信息管理、信息服务、科学研究、科学评价、科技管理和决策等中的应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因特网这一新生事物的产生，文献计量学又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即网上信息计量学(Cybermetrics)，或称网络信息计量学。网络信息计量学的出现表明文献计量学又有了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新的研究领域。《信息计量学》反映和吸收了国内外“三计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尤其对以上4个方面的发展趋势给予了高度关注，并进行了重点论述和讨论。如该书的11、12、13、14章集中论述了计算机辅助信息计量分析法、信息计量学在各学科领域的应用和网络信息计量学等新方法、新领域。这也正是该书对“三计学”研究的发展和创新之处，同时也是《信息计量学》一书的亮点之一，令人耳目一新。
4 《信息计量学》是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的高度结晶
《信息计量学》一书的出版经历了长期的研究和积累过程，是作者长期从事信息计量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的高度结晶。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作者就一直在武汉大学从事“三计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并于1983年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开设了“文献计量学”本科课程，同时编著了同名教材《文献计量学》，于1988年在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20年来该书一直成为国内各高校图书馆学、情报学和信息管理等学科专业争相采用的重要核心教材，被引率也一直高居前列，受到了学术界同行的高度评价。著名情报学家杨沛霆如此评价该书，认为《文献计量学》一书“无疑是对我国情报学研究和情报学教育的积极贡献，具有开创性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开设“文献计量学”本科课程的基础上，作者又先后指导和培养了多名信息计量学方面的硕士研究生，后来又增设了“信息资源计量研究”硕士生方向和“信息计量与科学评价”博士生专业方向，并先后以“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情报计量学研究”、“科学计量学研究”、“网络计量学研究”和“网络信息资源计量研究”等为题主讲了多年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课程。在20多年的学习、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作者积累了大量的心得体会和信息资料以及丰富的研究成果和教学经验，为《信息计量学》的研究和出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信息计量学》一书的出版既是作者在文献计量学教学与科研方面的延续与扩展，也是发展与创新。没有多年来深厚的研究基础和丰富的教学经验，也不会有《信息计量学》一书的诞生。从1999年《信息计量学》被列入“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到今天《信息计量学》一书的面世，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5 《信息计量学》体现了理论、方法与应用的有机结合
文献计量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数学方法；情报学；数学思想；数学模型
1、 引言
数学方法的运用是现代科学研究的主要特征之一，学术界甚至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以数学方法的运用程度作为科学研究研究水平的评判标准。情报学由定性研究走向定量研究，数学方法越来越多地被引入情报学研究。[1]
由国防科工委情报所八室编科技文献出版社1988年12月出版的《情报数学》是中国最早论述情报科学技术和数学之间的结合部的一本专著。[2]
数学这是所有学科中的基础的学科，如果哪门学科没有加入数学很难说其已经建成了真正的科学。因此，数学方法对于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方法、实践领域以及所拓展的研究方向，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3]
2、 数学方法在情报学中的应用
2.1计量学
计量学是情报学领域最为常用的数学方法之一。1934- 1960年是文献计量学的奠定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比较注重理论研究与规律的发现。献计量学中大量的规律和定律都是在这段时间内提出的， 其中包括文献计量学中著名的三大定律中的布拉德福定律和齐普夫定律。在此阶段， 除了对文献计量学的基本规律进行了研究以外，还对其他规律进行研究。例如文献的引用规律、文献的增长规律及文献的老化规律。之后，又有许多文献计量学的概念、规律和方法被提出。从科学引文索引的发行以来， 从实际应用的角度计量学分成两种类型类型： 评价类和关联类。
计量学很好地利用了数学的思维方式，即运用数和量来发现事物的规律和联系。
2.2集合理论
假如一个系统可以划分成N种类别，并且各个类别之间的关系可以被清楚地表达出来，那么这个系统就能很方便地建立起一个集合模型，例如集合论在的主题词系统中的应用。
情报集合是一个集合，由许多条情报组成。也就是说一条条情报便是集合中的元素。实际上每条情报也是一个集合，它是由一个个概念词组合而成。为著录和查询情报而编制的主题词索引也组成一个主题词集合。主题词集合与对应的情报集合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即存在一个映射F，能够完成主题词集合到情报集合的映射。
2.3模糊数学
模糊数学又被叫作Fuzzy 数学，是用于研究和处理模糊性现象的一套数学理论和方法。它是模糊拓扑、模糊测度论等数学领域的统称，是在模糊集合、模糊逻辑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数学工具，用来研究现实世界中许多界限不明确以及存在模糊性 的问题的。
情报学领域存在大量模糊现象，仅靠随机数学和明确数学方法很难解决所有问题。模糊数学的引入提供了很好的视角。情报学领域经常采用的模糊数学的方法包括模糊算法，模糊匹配，模糊评价法，模糊聚类，模糊推理，模糊加权等。模糊数学在情报学中的应用，如信息检索的动态模糊聚类现象，可以使用模糊数学理论和方法描述作出模糊判断。模糊数学在该领域迅速地应用，显示出独特功能。如建立网络信息聚类的模糊模型。
2.4概率论与统计学
统计学是一门相对综合的科学，主要是通过搜集、整理、分析等技术手段达到推断所测对象的本质，甚至能预测对象未来的科学，在此过程中运用大量的数学及其它学科的专业知识，它的使用范围极广泛，几乎覆盖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统计学在情报学领域的应用跟计量学有时候不太好区分，但是两者的应用领域还是比较明显的。统计学在医学情报学这个大的情报学分支上应用相对较多，而且也已经相当成熟。在处理情报的过程中的遇到的事件大多为随机事件，比如情报用户需求，情报的分布情况等。对于研究这种类型的问题，常采用数理统计方法。情报数理统计分析包括多种分析方法，例如情报分布统计分析，情报用户需求的统计分析，情报统计分析与预测，建立情报检索概率模型等。一般可将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方法结合来进行处理，目的是可以看出变动的趋势，并且可以计算出各种可能出现的结果的比例和分布。例如情报分布情况的概率统计模型，情报检索系统的概率统计模型等。[4]
2.5线性代数
向量常常用来描绘与多个因素有关的一个问题，而矩阵描述的是与多个因素有关的一组问题， 其中最特殊的问题是线性代数中的线性方程组问题。
情报学中对于类概念词（包括主题词、关键词、标引词、类名等）的组配规则， 它们之间存在的多维性及它们因整体所显示的某种线性空间的性质的重视， 是矩阵理论与向量理论运用到情报工作中的前提条件。因为情报工作中亦存在着多维概念空间， 或者说存在着需要通过多个因素的量进行描述的问题， 这为线性代数应用于情报工作创造了最为坚实的基础。矩阵和向量在情报学中的应用主要是在计算机检索， 线性代数方法既是计算机检索系统模拟方法之一， 也是计算机扩检和缩检的手段之一。 情报检索系统采用的矩阵向量模型改进了传统检索的思路， 检索速度更快， 检索效率更高。线性代数方法还用于解释和预见情报活动中的实际具体问题，如著名的普莱斯指数增长模型，引文检索系统中的矩阵向量。[5]
3、 数学方法在情报学应用的发展趋势
首先，新的理论成果与新的方法渗透到情报学的研究工作中。数学方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适应各种科学研究的特点，最重要的是数学中的各种理论方法不断吸收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新成果来完善自身。[6]
其次，定性和定量方法相结合。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日益成为情报学研究方法的主流，数学方法能够有效地把两种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由定量分析上升至有相对数量依据的定性判断，最终形成具有足够根据的科学结论。
第三，利用计算机辅助建模及模型求解是发展的新趋势。情报系统涉及的因素、变量经常是众多的，有时计算量之大超出人的能力。计算机计算速度快、信息储存量大、计算结果准确的特点，特别是专业性软件的开发与应用可帮助研究者处理复杂问题。（作者单位：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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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量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ACA 情报学 网络范式
[分类号]G350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指出：范式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它赋予一门新学科以特色，并决定其未来与发展；范式的演变则表征着学术研究的整套方法及态度正在被另外一套方法及态度所取代。本文将通过两次ACA(著者共引分析，Author co-citation analysi8)透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对情报学研究范式的影响。
1 两次ACA分析及其差异
1.1 1998年与2008年两次ACA
ACA，亦称著者共引分析，系美国费城德雷塞尔大学White与Griffith开发。1981年，他们通过世界39位情报学家的共引分析揭示了情报科学的结构，从而开创了著者共引技术的先河。1998年，Whke与MeCain沿用1981年的方法对1972―1995年间世界上120位情报学家展开共引分析，因其所涉作者数量之多、时间跨度之长引起情报界的瞩目。文中对24年间《情报科学技术年评》、《科学计量学》、《美国情报学会会刊》、《电子图书馆》等12种期刊中高频被引作者进行ACA分析，聚类结果为：二维体系图有类于澳大利亚版图，沿海地区迅速发展，中部地区人口稀少；情报科学大致分为文献计量与情报检索两部分，两大阵营泾渭分明；因子分析析出的因子依次为：检索实践、引文分析、联机检索、文献计量、大图书馆系统、科学交流、用户理论、联机公共目录查询、其他学科观点的移植、标引理论、引用理论、交流理论等。
2008年，《美国情报学会会刊》刊载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DangzM Zhao与Andreas Strotmann的文章，其中以1996―2005年间120位情报学家为样本，采用因子分析的正向和斜向旋转方法，描述了情报科学的学科分布。作者仍然选用1998年分析中的12种期刊，并开发了Python程序用于引文数据以及共引频次的统计，首先利用Web of Science下载了1996―2005年间这12种期刊发表的文章，因此获得4422篇来源文献、110785篇参考文献；继而通过限定高频被引阈值筛选了120名作者，并通过主成分分析抽出了一些因子；最后采用Pajek制图。鉴于正交旋转因子分析长于反映学科总体概况，本文采用了这一方法的结果，如图1所示：
1.2两次ACA结果之比较
就作者数量而言，两次调查均为120位作者，但1998年调查中的76位作者没有入围2008年的分析，相同率仅为36.7％。
就因子分析结果来看，因子及其排序都存在显著差异。2008年通过主成分分析及Kaiser准则确定的12个因子依次为：用户研究、引文分析、检索实践、网络计量学、知识域可视化、科学交流、相关性反馈机制、信息检索与情境、儿童信息检索行为、元数据和数字资源、文献计量学模型及其分布、结构式文摘。其中前5位因子作者数量及其所占百分比如表1所示：
就二维体系图来看，用户研究、引文分析、检索实践、网络计量学、知识域可视化5个主要分支已经构成情报学研究的主体；1998年分析中泾渭分明的两大分支仍未融合成一体，文献集团居于上左，检索集团居于下右；但两大集团之间散布着一些作者，已然成为连接两大阵营的纽带和桥梁。
就总体情况而言，用户研究十年后成为情报学的主要分支；网络计量学、知识域可视化研究群体脱颖而出；科学交流先前庞大的研究队伍现只有三人；联机检索、联机公共目录查询、公共图书馆系统等研究群体消失；而1998年调查中的主要研究分支――实践检索与引文分析十年后仍然占据主要地位。
1998、2008年两次分析之差异对于情报学研究意义是深远的。两者不仅在所选取的时间段上堪称一种无缝化的衔接，并且2008分析恰逢互联网快速发展的第一个十年，因此，差异之分析不仅能够折射出情报学的发展脉络，并能直观反映网络对于情报学研究范式的影响。
2 1998―2008十年间情报学网络范式的形成
两次分析结果，无论是通过高频被引筛选出的研究群体、因子分析体现的研究重点，还是二维体系图反映的学科结构，都勿庸置疑地标志着发展与变化，而这一切与互联网的发展是相契合的。网络的开发和利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情报科学，从而促进了新的增长点的形成、认知趋向的明朗化、学科定位的回归以致情报科学网络范式的形成与发展。
2.1新的增长点的形成
就调查结果来看，2008年调查中出现了L.Leydes-dorlt、A.Smith、M.Thelwall、S.Hamad、林夏、陈超美等一些新面孔，同时情报科学出现了两个新的研究方向：网络计量学与知识图谱。
作为对网络信息资源进行分析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网络计量学伴随网络的发展走过了十年的历程。1997年，丹麦皇家图书情报学院的Almind和英格尔森(Peter Ingwersen)提出网络计量学(webometrics)一词。其后，对于超级链接与引用相似性的顿悟以及网络影响因子(Web Impact Factor)算法的提出，促使citationaIllysis为更为宽泛的link analysis所取代，因此文献计量学的相关方法被借鉴、移植于网络现象的定量分析，并形成了网络引文分析(Web Citation Analysis)、搜索引擎评价(Search Engine Evaluation)和纯描述性网络研究(Purely Descriptive Studies of the Web)等研究方法。2006年，WIS(网络计量学、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国际论坛上，英格尔森题为“网络计量学十年历程”的发言可谓网络计量学历史的最好写照。该发言指出Google Scholar、Citeseer以及开放知识库资源将成为网络计量的新课题，为此开发新的数据采集和数据融合技术成为当务之急。相关统计亦证实，1996―1999年，为网络计量学研究的前期，2001年后，网络计量学受到各国的普遍关注，链接分析、搜索引擎研究、网络指标研究、网络影响因子及测度研究、网络结构研究成为探讨的主题；2008年，第四届WIS国际论坛上，网络计量学专家邱利文(Vaughan Liwen)指出网站数据挖掘将成为网络计量学研究的新前沿。可见，网络首先为网络计量学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其次，
作为其生长母体的文献计量学则提供了链接、引用、聚类等研究方法，以便于借助文档之间的相互关联对文档之间的特征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形成了情报学新的增长点，而LJ Leydesdorff、A.Smith、M.Thelwall、S.Har-nad等则成为这一领域的代表。
至于知识图谱研究群体，1998年ACA分析中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分支，2008年才作为新的研究群体出现。关于这一领域凸现的缘由，借用Garfield八十寿辰之际汤森路透科技集团贺词中的一段话：互联网使得引文数据比以往任何时候可获性更强……借助于互联网提供的海量信息，知识图谱以其理论上的综合化、方法上的可视化、描述上的形象化等诸多特征，获得迅猛发展，一跃成为情报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前沿。作为一种微观与宏观相济的方法，它采用可视化的知识图形和序列化的知识谱系显示知识元或知识群之间网络、结构、互动、交叉、演化或者衍生等诸多复杂关系，将知识域作为一个整体的、综合的、动态的甚至可能是转瞬即逝的复杂系统加以认识和追踪，从而为科学研究提供参考。目前已然出现了Pajek、UCI-NET、Netdraw、bibexcel、WordStat、Wordsmith、Citespace、HistCite、Vxlnsight等软件。就因子分析看来，陈超美、林夏、怀特因子载荷超过了0.5，成为这一领域的带头人。
2.2学科定位的回归
用户研究群体人员数量居于榜首是2008年ACA分析爆出的一大冷门。作为一个庞大的研究群体，作者数量增至36人，占总体的30％，其中不仅增加了Vakkari P、Allen B、Savolainen R，而且1998年分析中该项因子载荷处于第二位的一些作者Belkin、Saracevic、Borgman、Fidel、Bates也都成为这一分支的主力军。
检索环境的网络化，改变了用户访问、使用信息的方式，从而弱化了图书情报机构作为信息中介的职能。经过理性思考，人们意识到：在信息过载以及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环境中，用户研究将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手段，促使情报人员理解信息利用、进行信息的有效传递，因此情报学必须回归其根本――用户研究并有赖于对于信息用户的深刻理解以寻求其发展。虽然情报学源于信息利用，早在1948年英国皇家学会情报会议上，贝尔纳既已作出了208位用户的研究报告，但是长期以来在信息生产者与利用者之间独一无二的中介地位，使我们过多地从信息中心的视角思考问题。虽然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无论是信息检索、情报分析与综合，还是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都与用户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始终没有直面问题本身。网络的开发迫使人们再度思考如何促进用户的吸收与利用，而不再仅仅从系统的视角看待情报利用的主体。情报学源于为用户服务又归于用户问题，就学科发展的角度而言无疑是螺旋上升过程中的理性回归，同时这种研究群体向用户研究的大规模迁移意味着学科研究范式的改变。
2.3认知趋向的明朗化
与用户研究群体人数骤增一脉相承，对于网络这一新兴媒体利用情形的关注促使情报学认知观研究群体迅速壮大。1998年调查中，怀特等人既已意识到认知观在情报学中的重要地位，文中出现“认知范式”这一术语达11处之多。至2008年，原因子载荷处于第二位的一些作者(1998年)转为主攻认知观，如来自实验检索领域的Belkin、Saracevic，源自联机检索队伍的Borgman、Fidel、Bates、Hjcrland B.。事实上，认知学派始于对情报技术与情报系统为导向的研究主流与传统的反思，对于情报利用主体的认识，促使情报学从关注人工制品或物理媒介所记录的知识表达的系统观进化到强调人在情报使用和查询环境中组织与处理情报方式的认知观。它通过对现象的概念化以及情报和人类认知过程的重新界定来诠释情报传播这样一个经典问题，因此具有了创新性。20世纪90年代。网络的发展放大了不同学科交流中的差异，对于用户认知结构的理解再次被提到日程上来，因此也就有了英格尔森所谓以全面视角审视情报传递过程中交互式过程的情报学认知观发展第二阶段的出现。网络与情报学认知观不期而遇，网络的开发与利用促使情报学认知观重要性日益提升。随着认知趋向的明朗化，其在研究导向和范式转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英格尔森曾指出，认知观是统合情报学领域中传统技术导向和用户导向研究的更完整的情报学研究范式。它通过在信息检索、信息系统设计和信息可视化等领域的渗透而将情报学串接起来，从而使情报科学各个领域集成并相互关联。
2.4学科结构重组与网络范式的出现
随着网络的开发与利用，情报学新的分支出现――用户研究的梅开二度――认知观的发展――学科范式变化――学科结构发生重组，就像一条链条上发生的连锁反应。伴随上述变化，一些学科分支出现或复生，同时一些分支消亡，联机检索、图书馆系统、联机公共目录查询即是其中萎缩的研究群体，因此一些作者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如1998年调查中的Alfred J.Lotka、Brian C.Viekery、Claude E.Shannon、Dinan Crane、Leimkuhler F F、George K.zipf、Robert A。Fairthome、William Goffman。他们曾经代表着一代情报科学，曾经是情报科学的代名词，他们的学术成就曾经构成了情报科学的研究范式，但是他们没有入围2008年的分析，同时Hjorland B、Lynch c、Leydesdorff L、Thelwall M、Hamad S、陈超美、林夏等77位新人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诚然，科学发展中一些学者的淡出是自然的，但是仅仅是新老作者交替这一因素不可能带来短短十年之中64％作者的变化，研究方法的取代才是对这种现象的诠释。新近出现的作者分别代表着知识图谱、认知研究、用户研究、网络计量，而不再是文献计量、科学交流、联机检索、联机公共目录查询，其背后所蕴含的则是旧的研究范式的解体和新的研究范式的开端，即网络研究范式的形成。
网络研究范式作为集成框架整合了这一学科：1998年泾渭分明的格局被打破，新近出现的分支在图中位置上不再鲜明，如属于文献领域的网络计量学和知识图谱以及隶属检索范畴的信息检索位置上都向对方有所偏移，同时一些作者，如Lin、Kohonen、Brookes、Line、Lawrence、Garvey、Rogers填补了两大阵营之间的空白。因此，网络将统和情报学历经的机构范式(从图书情报机构的实践出发)、技术范式、认知范式、知识管理范式，并形成建立在网络媒体之上的以认知思想为主导的、集成的情报学网络研究范式。
文献计量学范文第6篇
[关键词]尤金·加菲尔德 三次中国之行 SCI 影响
[分类号]G322
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博士是美国著名的情报学家和科学计量学家，是科学引文索引(Sci－enae Citation Index，SCI)及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ISI)的创始人，先后任ISI主席及名誉主席、美国情报学会主席、The Scientist杂志发行人兼主编、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和荣誉教授，目前担任汤森路透科技集团(Thomson—Reuters Scientific)终身名誉董事长。鉴于加菲尔德博士在科学引文索引、引文分析方法和科学计量学方面的开创性、奠基性贡献，国际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学会授予他本领域最高荣誉——普赖斯奖章(首届获奖人)。加菲尔德博士是一位为促进科学发展、推动人类进步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巨人。
中国学术界在20世纪70年代末引入SCI，SCI给中国科学界带来了强烈的震动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为繁荣中国学术、使之跻身国际舞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笔者通过与加菲尔德博士通信及相关资料的研读，确定加菲尔德博士到中国访问过三次。1982年他第一次来中国，当时中国的很多领域刚刚起步；2009年他以84岁高龄第三次来到中国，惊奇地看到中国已经成为信息计量学、科学计量学领域的骨干力量。
1、第一次中国之行(1982年)
1982年加菲尔德博士首次访问中国，据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馆员、图书馆学博士生导师孟连生老师回忆：自1978年起，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当时叫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当时叫北京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订购了SCI，加菲尔德博士作为ISI的总裁，经ISI美籍华人顾问陈华江先生联系，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邀请接待，于1982年访问了“国图”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目的是宣传产品、访问客户。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由老馆长佟曾功(已故)接待，孟连生老师作翻译，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没有留下照片和相关的档案记录。
当时，由于SCI的特殊编制结构，人们对该索引的了解困难重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能予以应有的认识与利用。加菲尔德博士的第一次中国之行极大地推动了印刷版SCI的推广，此后随着光盘版与网络版的发行，国内高校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专业纷纷把SCI等引文检索工具、引文分析、文献计量学等列为教学的重要内容，SCI、SSCI、A&HCI在国内逐渐普及，它们在信息检索、科学研究和期刊评价方面的作用也日益显现出来。
2、第二次中国之行(2002年)
2002年加菲尔德博士第二次访问中国，先后到过北京、合肥、上海、成都和香港等地。SCI在中国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甚至崇拜。加菲尔德博士此次中国之行不仅宣传新研发的信息产品，还多次谈到了SCI创立的初衷以及利用SCI进行科研评价的问题。此行诞生了加菲尔德博士的专著《引文索引法的理论及应用》中译本，成为国内研究引文索引及引文分析的核心文献。
2.1 参加中华医学基金会研讨会
2002年9月23-24日，加菲尔德博士应当时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CMB)主席Schwarz博士邀请，在中华医学基金会研讨会上做了“一个科学计量学家/信息传播者的回顾——从现刊目次到引用学和引文编年图”(Reflections of a Scientome－trician/Communicator－From Current Contents to Citati，onology and Algorithmic Historiography)的报告。加菲尔德博士回顾了过去50年来他在信息领域里扮演的不同角色——科学传播者、信息科学家、科学计量学家。他谈到了The Scientist期刊、《现刊目次》(CurrentContents，CC)、SCI、引文分析(citation analysis)、期刊影响因子(jOHrrlal impact factors)和史学分析(historiogm－phic analysis)等问题。
他在报告中谈到，SCI的初衷主要是为了改进传统的信息检索方法，直至今天，SCI备受争议的不是它的检索方法而是用它进行科研评价。基于统计的文献计量学评价原则要把个人或机构进行同类比较，不能单独评价，应有相应的评价标准。期刊影响因子是为了比较不同期刊，不能用来评价个人的研究成果。
2.2 访问中国科技大学
2002年9月25－27日，加菲尔德博士应朱清时校长的邀请，到中国科技大学进行学术访问。25日举行了加菲尔德博士名誉教授聘任仪式，朱清时校长为加菲尔德颁发名誉教授聘任书。仪式后，加菲尔德博士为学校师生做了题为“HistCite的评论与演示”(Re，marks and Demonstration of HistCite)的学术报告，回顾了信息检索系统的发展历史，系统地阐述他所发明的信息系统的主要原理和功用，介绍了使用方法，并回答了师生的提问。
9月26日，中国科技大学有关部门负责人和科研人员与加菲尔德博士进行了讨论交流，就SCI等检索系统的现状、发展趋势和前景交换了意见，讨论如何正确理解和使用SCI的有关数据对科研人员的成果进行客观评价等。加菲尔德博士还就如何从形式和内容上进一步完善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的学术刊物提出了宝贵意见。中国科技大学是加菲尔德博士此次访华期间访问的唯一一所中国高校。
2.3 《引文索引法的理论及应用》中译本的诞生
在上海停留期间，加菲尔德博士约见了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管理系侯汉清教授，讨论加菲尔德博士的专著Citation Indexing——Its Theory andApplication in Sci－ence，Technology，and Humanities(1979年版)的翻译及中文序言的主题，提出了许多建议。将该专著译成中文出版的计划得到加菲尔德博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慷慨地不收任何版税，2004年中文版《引文索引法的理论及应用》面世。
文献计量学范文第7篇
[关键词]学术期刊 核心期刊 质量评价 期刊评价
[分类号]G255.2
近年来，新闻出版总署一再要求制定期刊质量综合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对期刊质量进行全面评价。经综合评价，未达到规定标准或者不能维持正常出版活动期刊，由新闻出版总署撤销《期刊出版许可证》，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注销登记。那么什么是期刊的质量，期刊质量评价与核心期刊评价是何关系?这是目前学界、管理界、期刊界等普遍关注的问题。
质量是什么?国内外学者有过很多讨论，似乎仍未达成一致意见。从字面上看，质量是满足或符合一些既定的标准或适应目标或达到目标的程度。常以“卓越”、“优秀”、“第一流”等词来描述，它涉及价值论领域。在有关中国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中，质量被定义为“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一般可使用形容词如差、好或优秀来修饰。‘固有的’(其反义词是‘赋予的’)就是指在某事或某物中本来就有的，尤其是那种永久的特性”。按照此定义和注释，学术期刊的质量是指学术期刊符合一些既定的办刊标准或达到办刊目标的程度，涉及到期刊编辑、学术、出版、发行等各个方面的水准或质量，其中尤以期刊的学术质量为主要，可以用“权威”、“一流”、“优秀”、“好”、“高”等一组有联系的词来形容。而核心期刊原本的含义则是指用文献计量学的数据，诸如载文量或载文率、文摘量或率、引文量或率、利用量或率(阅读、借阅、复印、下载等)统计分析后得到的概念，通常用“核心”与“非核心”，或“核心”、“相关”、“边缘”等一组词来表达。
可见，学术期刊质量评价与核心期刊评价既有相同点亦有不同点。其不同点至少有三点：其一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同。期刊质量评价是衡量期刊学术水平、编辑水平、出版水平、政治水平等达到的既定标准、目标或程度，外延较大；而核心期刊主要从载文量、文摘量、引文量(率)的大小、比例来测定期刊所属的层次，并辅以专家微调，核心期刊的数量应较少。其二是评价的方式方法不同。尽管目前核心期刊评价也应用定性的专家评价法，但侧重点不同，期刊质量评价以专家评价为主，而核心期刊则以文献计量学的指标为主。其三是评价语词不同。期刊质量评价多以“权威”、“一流”、“优秀”、“好”、“高”等词表示，而核心期刊则根据信息集中分散的程度用相关的语词来描述。其相同点主要在于核心期刊评定依据的载文、文摘、引文、利用等指标与期刊质量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例如载文量，即期刊编辑部通过同行评议认为文稿达到该刊发表水平的数量，通常选题有意义、概念清晰、论证有力、结论合理的文稿，即具有一定质量的文稿才会被正式发表，有一定质量的文稿正式发表量大，与该期刊的质量有弱相关性。而文摘量的相关性则强于载文量，因为文摘是文摘期刊编辑部(也可能有专家介入)对已正式发表的论文的内容是否重要、是否被读者所关注进行评价的结果。引文数据与期刊质量的相关性更强，因为引文数据是众多作者(引用者)对已发表的论文等对自己研究有无影响的评价，其中正面引用数据与期刊的质量有很强的正相关性。但值得强调指出，与期刊质量有很强的正相关性的评价并不等于期刊质量的整体评价。把握和处理好两者评价的异同的“度”，对期刊评价和管理至关重要。
实际上，关于学术期刊质量评价与核心期刊评价的异同，早在14年前，笔者在拙作《核心期刊概论》中就明确表达过：“核心期刊主要是通过载文量、引文率、利用率等文献计量学的指标来筛选的，这些指标从一些重要的侧面反映了期刊的学术、技术水平及质量，然而，要较全面地衡量期刊的质量，除了文献计量学指标外，尚有其他一些指标。这(较全面地衡量期刊的质量)是一项十分有益而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和常设机构”(叶继元，核心期刊概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113)。关于核心期刊与其所刊载的论文质量之间的关系，书中也明确指出：“一般说来，核心期刊上刊载的论文，大都是质量高的，但并不是所有高质量的文章全部只刊载在核心期刊上，由于投稿的目的不同等各种原因，有些高质量论文也会出现在一般期刊上”(56页)。可惜这些有价值的观点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正是由于没有下功夫认真研究和正确对待两者的异同等问题，对科学概念不求甚解，将“很强的正相关性”大而化之地等同于质量整体评价，将核心期刊中高质量论文在概率上较多完全等同于其刊载的论文篇篇都是高质量论文，“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导致了核心期刊概念的泛化或异化。
近十多年来，随着核心期刊概念突破图书情报界，迅速向社会普及，由于“全面地衡量期刊的质量”的复杂的系统工程迟迟没有完成或及时推出，而学术界及社会又有这方面的迫切需求，于是，很多人，包括科研管理部门、文理各学科的专业人士及公众已将原本文献计量学上的概念有意无意地发展到了期刊学术质量上的概念，将一个方面的评价扩大到期刊质量整体评价。例如，媒体在报道、表扬某个学者时，经常说他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多少论文；在各学术机构评职称时，有关部门明确要求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多少论文。这里已将核心期刊等同于好期刊。有的评价部门也将核心期刊再划分，将期刊质量评价的一些形容词，如权威期刊、一流期刊来表述核心期刊中的部分期刊，也是将核心期刊泛化为好期刊。这些都说明，不管是由于无知、误解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核心期刊已被许多人约定俗成(或异化)为质量好的期刊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为什么核心期刊在我国登陆20多年来，虽累遭质疑，却依然不衰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既然核心期刊在我国已有狭义(原本)和广义的两种理解，既然学界、期刊编辑界要求核心期刊回归原本含义的呼声没有产生实际效果，为了尽快解决核心期刊泛化或异化问题和期刊质量评价系统工程长期没有建成的问题，何不换一种思维方式，将已有相当基础的核心期刊广义概念进一步“合法化”，即按照“好期刊”的概念重新定义，并按好期刊的评价标准、指标、方法来评选?广义的核心期刊与质量好的期刊可以看成同义词，可以互换，因为概念、术语很大程度上就是约定俗成的产物。翻翻字词典，一个词有几个义项的比比皆是。当然，如果经过学术共同体的讨论，觉得区分核心期刊的狭义和广义概念并非最佳之举，那么，依然可以用“权威”、“一流”、“优秀”、“好”来表述质量高的期刊，而核心期刊只指原本文献计量学上的含义。但不论用什么
术语，“全面地衡量期刊的质量”却是当务之急。
要“全面地衡量期刊的质量”，不仅要完善引文、文摘等与期刊质量有密切关系的文献计量学指标体系，而且要制定同行评价的期刊学术水平的指标体系。可以吸收核心期刊评价的经验，深入到期刊文本内容，以同行专家精读为主，从整体上定性和定量相结合评价期刊质量。
笔者在2008年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布局研究》中曾对期刊质量评价的指标、评价方法等有过初步设想，现根据最新的思考，对期刊质量，尤其是对期刊整体学术水平的评价提出建议。
首先，要更加注重学术期刊评价的目的性。是一般性的过关评价，还是分级评价，还是淘汰性的精品评价，必须首先明了。评价目的明确，才会有相应的评价标准、指标和评价方法，才有可能避免对学术期刊的过度评价、异化评价、“千刊一面”的同质化评价的现象，真正达到评价的目的。例如，新闻出版署期刊“退出机制”的评价是“达标”、“合格”之评价，而教育部名刊工程的评价则是“优中选优”的竞争性评价，这二种评价的目的不同，就决定了其评价标准和指标、评价方法的不同。
其次，要分类分层评价，即各学科类(二或三级类)的期刊，理论性与应用性、综合性与专科性、研究性与资料检索性期刊分开评价。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学术期刊的办刊目标是不同的，期刊所载论文的研究内容也是多样的，研究的层次、深度也不一样，这些特点决定了学术期刊质量评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同类型和层次的期刊的评价标准也是多元的。只有确定一组期刊有可比性，才能得到合理的评价结果。
其三，要更加注重指标对期刊质量的导引作用。根据学术质量的要求，在匿名审稿、策划、特色、创新等方面设置指标，以导引期刊质量的提高。比如目前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普遍存在学术性不强、审稿制度不全、学术影响不大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可以设置相应的指标和权重，诸如策划能力、独立风格、创新指数、专家审稿人数、审稿严格程度、引用率等指标，使这些指标能对期刊的常态工作发挥导引作用，以促进整体期刊水平的提高。
其四，注重同行专家对期刊整体学术水平的定性评价。所谓专家定性评价，即由专家直接面对期刊的文本，根据自己的阅读和研究经验，直接评判期刊的综合质量，进行排序，并给出理由。为了使定性评价具有一定的可比较性和可操作性，可以列出一些指标，但不要求像定量指标一样各项指标平均加分后叠加统计总分，而是重点考察每个期刊在某些分项指标方面是否有独特的优势，如有，则仍可能获得“优秀”的评价。此评价可以与引文、文摘等计量学指标互为参照，最终给期刊一个总体评价。比如，可以分成学术水平、编辑水平、出版水平等指标，对于期刊整体学术水平，可以从科学性、创新性、前沿性、价值性、规范性、可持续性等方面考察，期刊整体编辑水平则可以从策划能力、组织能力、文字能力、交流能力等方面去评价。
文献计量学范文第8篇
[关键词] 共词分析 专利引文分析 知识关联
[分类号] G255.53
1 科学―技术知识关联的概念
“科学―技术知识关联”是近年来专利计量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在Scientometrics、World PatentInformation等权威期刊的相关文献中通常被表述为Science Technology Linkage、Science Technology Interac-tion、Science Dependence of Technology。研究科学一技术知识关联的意义在于：通过揭示哪些基础研究学科与哪些技术发明领域之间存在知识关联，预见二者间可能的推动或启示作用，从而为国家创新体系的管理者提供科技资源配置方面的决策参考，以便目标明确地扶持更具产出能力的基础学科，发掘已具备基础储备的未来技术创新领域。
2 揭示科学一技术知识关联的各种途径和方法
目前，揭示科学一技术知识关联的途径多种多样，不同学科都在为此作出各自的贡献。
在科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视野下，研究公共基础研究机构(公共科研院所、研究型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与企业的合作研发活动，是揭示科学一技术知识关联的有效途径。技术社会学认为，公共基础研究是技术变迁过程的基本要素，它通过提高社会整体创新水平间接推动企业的开发活动。科学社会学的双螺旋理论(Double Helix Model)认为，科学与技术是一对舞者(a pair of dancer)的关系，二者在相互推动下呈螺旋状上升发展。基础研究与技术开发之间的知识交互过程和合作活动是实现技术突破的能量储备过程，是实现技术跃迁的重要前提。文献[1―3]通过统计大学及公共基础研究机构与企业的合作研发活动，揭示了激光、分子生物学等领域的科学一技术知识关联、知识扩散和成果应用情况。
在技术经济学视野下，挖掘基础科研机构和技术开发机构(各类企业)在地理空间分布上所表现出的关联规则，是揭示科学一技术知识关联的又一途径。技术经济学认为，区域经济管理者在制定科技政策时，通常会从有利于本地经济和技术发展的角度出发，利用基础科研对本地技术创新的影响，在同一地域范围内统筹规划创新型企业和基础科研机构，从而构建起两者间知识关联和转移的通道。基于上述技术经济基础，基础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地理邻近性与两者间的知识关联和转移强度之间通常会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文献[4―6]分别通过研究美国、法国、东欧范围内基础科研机构和创新型企业的地理空间凝聚现象，揭示了对应的科学一技术知识关联和知识转移强度。
在科学计量学和文献计量学视野下，解析科研期刊论文与技术专利文献间的关联关系，也是揭示科学一技术知识关联的另一途径。科学计量学家Verbeek认为，企业创新人员对科研文献的理解、认同和利用是引发科学一技术知识关联和最终造就技术转化的关键环节。Garfield指出，发明不可能来源于魔术或真空，它是发明人对若干已有的概念进行重新组合的知识成果。Narin等认为，几乎所有的科技成果都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知识的关联性在专利引文中有着明显的体现。科研期刊论文与技术专利文献之间的共词关系和引用关系是新知识向技术部门转移的显性表现。
3 利用共词分析法揭示科学一技术知识关联的局限
共词分析法以某一(或一系列)主题检索词(科学概念或技术术语)为“关联点”，分析该词在科研论文和专利说明书中的“共现”情况，从而推理和判断基础科学学科与技术创新领域之间关联关系的方法。共词分析法直观、有效，但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和局限。
3.1 科学概念与技术术语之间存在部分不对应问题
尽管INSPEC和INPADOCDB等词表能够提供某一科学概念和技术术语的多种词汇表达，但它们不能解决“部分科学概念与技术术语不对应”的基本矛盾。例如：专利说明书中的技术术语thin film(纳米绝缘薄膜)及其同义术语ion sol-gel(离子溶胶凝胶)、polyerys-talline film(硅多晶薄膜)等在科研论文中并没有绝对对应的概念，通常只能被近似地映射为chemical vapordeposition(化学气相沉积)、carbon nanotubes(纳米碳管)、amorphous nitride(无定形氮化膜)等词汇形式。
3.2 同一概念术语在科研论文和技术专利中的表达方式各不相同
科研论文中的化合物名称在专利说明书中往往以分子式、化学键结构式或马库什结构式(Mm-kush strue-ture)表示，例如，pantoprazole作为一种常用的抗溃疡药物的化学名称常出现在科研论文中，但在专利说明书中这一词汇很少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其马库什结构式，如图1所示：
3.3 专利技术的核心特征词难以被确定
科研论文由作者给出关键词，指明论文的核心知识概念，但专利说明书中没有“关键词”，发明人没有归结出专利的核心技术特征。目前的共词分析主要依据“词频”和词出现在专利说明书中的“位置”来间接推断某术语是否表达了技术的核心特征。但核心特征词的“词频”的分布阈值和词出现在专利说明书中的什么“位置”能否代表技术的核心特征也还是一个争论性话题，如有人重视“标题”、“摘要”位置，也有人重视“权利要求条款”位置。
3.4 语种差异有时会引发技术术语缺失
例如，中国专利中的中医治疗方法专利和中药配方专利所涉及的人体穴位和草药名称等都没有对应的英语词汇。
目前，上述问题都还没有有效的解决方案，这就局限着共词分析法在揭示科学一技术知识关联方面的效度和信度。
4 利用专利引文揭示科学一技术知识关联的优势
本文所讨论的专利引文主要是指专利说明书所引证的相关科研期刊论文。Jaffe等将“专利引文分析法”(patent citation analysis)定义为：利用各种数学与统计学的方法，对专利引文进行分析并揭示其中存在的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方法。1994年Narin首创了“专利计量学”(Patentbibliometric)并构建了专利计量指标(Science Linkage，sL)，用以度量技术发明与基础研究之间的关联强度。利用专利引文揭示科学一技术知识关联的方法，以专利引文为纽带，通过专利说明书对科研期刊论文的引证映射，揭示对应的基础研究学科与技术创新领域之间的知识关联，其基本原理如图2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