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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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案件范文第1篇
关键词：借贷纠纷；程序；实体；裁判观点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深化发展，新的特点、新情况、新问题、新的纠纷不断出现，青岛市中院审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也呈现出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特点，需要在审理案件和解决纠纷时加以深入思考，找出相应对策。
一、 争议焦点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争议焦点可分为程序与实体两方面，实体方面的问题高达70%，但随着民事主体法律意识的不断加强以及律师专业素质的不断提高，程序问题也越来越受关注。
（一）程序方面。该类型案件在程序方面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于主体是否适格、管辖权异议、送达程序是否合法及诉讼时效等方面。
（二）实体方面。借贷纠纷案件在实体方面的争议焦点绝大部分围绕借贷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其所占比例高达42.22%，而实践中借贷是否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是否应当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责任也是比较常见的争议问题。
二、 裁判结果
（一）二审案件的裁判结果。青岛中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二审结果发改率达27.27%。其中5个发回重审的案件，有3份判决的理由均为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三）项，即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另2份除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外，还涉及《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四）项，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二）管辖权案件的裁判结果。在摘取的45件借贷纠纷案件中，有4件属管辖权异议，但青岛中院都作出了维持的裁定。
三、 裁判观点
（一） 程序问题
1.借贷合同纠纷案件的适格主体为借贷合同的双方当事人，而非该借款金额的实际使用人。
上诉人张维波因与被上诉人周延贵民间借贷纠纷案中[（2014）青民二终字第144号]，上诉人辩称，其是代姜诚诚给被上诉人书写借条，实际借款人为姜诚诚。青岛中院认为，2014年2月27日上诉人以借款人身份出具借条，即便该款项实际为姜诚诚所用，但姜诚诚以担保人身份签名，上述事实证明上诉人是实际借款人，姜诚诚是担保人，上诉人应承担还款责任。因此，上诉人是本案的适格责任主体，应向被上诉人偿还借款。
2.合同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此外， 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施行，根据该司法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因此，确定借款合同的履行地应以新司法解释为准即以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借款合同履行地问题的批复》中“贷款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不再适用。
（二） 实体问题
1. 借款人出具借据，且贷款人实际交付借款，双方借贷关系成立。
上诉人周健与被上诉人青岛玉柘木业有限公司民事借贷纠纷案[（2014）青民二终字第196号]中，原审法院认为，玉柘公司主张其于2012年10月18日给付周健20万元系借款，周健虽对此不予认可，主张该笔款项系玉柘公司替他人向周健偿还借款，但周健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主张，以为提交证据证明其与玉柘公司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故对玉柘公司主张该20万元系借款予以支持。上诉人于上诉期间提交的证据证明：①被上诉人股东分别为张守玉、张吉春、张桓；②在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20万元以前，上诉人曾支付张守玉10万元，支付张吉春8万元。但不能证明上诉人有向被上诉人借款的意思表示，仅凭该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双方当事人存在借贷关系证据不足。
2.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在上诉人藤素英与被上诉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花园支行借款合同纠纷案[（2014）青金商终字第62号]中，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借款发生于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系期间，藤素英应与王波承担共同还款责任。青岛中院认为，结合①上诉人与王波于2004年6月26日签订了关于收入与债务相互独立的协议书，②两人于2009年10月4日将上诉人单独购买的房产产权进行公证，该两份证据，认定上诉人与王波对于家庭财务收入和支出相互独立。上诉人对于本案借款，既不具有借款的意思表示，亦未实际使用款项，不应对王波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借贷合同中的借款金额为借贷合同记载的金额，但贷款人未足额交付的，以贷款人实际交付的金额为准。
在上诉人纪毓德与被上诉人栾志强民间借贷纠纷案[（2014）青民二终字第114号]中，栾志强在一审中辩称，人民币10万元的借条纪毓德实际只交付了9.7万元。原审法院认为，纪毓德提交的借条只能证明双方存在借款的合意，因纪毓德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履行了借款交付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结合栾志强提交的借条及双方陈述，确认纪毓德实际支付栾志强借款的数额为9.7万元。而青岛中院认为，被上诉人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上诉人支付9.7万元的主张，故本院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10万元。因此，被上诉人应偿还上诉人10万元借款。
四、 结语
本文是对青岛中院近两个月来已公布的借贷纠纷审判案例的简单梳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前借贷多采用书面形式、债务人逃避债务的手段增多、借贷合同的形式多样等问题，因此借贷纠纷所涉及的各项法律问题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学习研究。
参考文献：
[1] 张涛著.民间借贷法律问答[M].天地出版社， 2008.
纠纷案件范文第2篇
[关键词]医疗纠纷；特点；案件；分布
[中图分类号] R197.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6）10（b）-0141-03
[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dical dispute prosecution cases in Shanxi province，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revention of medical disputes，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patients and medical personnel.Methods 28 cases （from January 2012 to April 2016） related to this study of Chinese referee instruments net were collected and arranged by comprehensive using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statistical methods.Reasons for the prosecution of medical institutions，fault participation degree and amount of compensation were focus analyzed.Results Cases of medical disputes in Shanxi province mainly occurred in Taiyuan and the southern part of Shanxi province；the higher level of medical institutions，the lower fault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case，the higher amount of compensation and the longer time the decision to prosecute；the mainly reason that Two grade hospitals were being sued was the misdiagnosis，while mainly reason that Three grade hospitals were being sued was inadequate treatment；compensation for patients with death as the outcome were more than those with disability.Conclusion Two grade hospitals should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of medical personnel through training and Three grade hospitals through summary experience， developing plan to deal with the protection to protect the patients′ health right and prevent medical disputes.
[Key words]Medical dispute；Characteristics；Prosecution case；Distribution
目前我国医患关系紧张，暴力伤医事件频发。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医务人员超负荷劳动，患者对医疗行业、医学科学认识不足等[1]。因此国家通过调整医保支付比例、建立医师培训制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手段来遏制医疗暴力事件的发生[2]。但医务人员诊疗水平的改变、患者对医学科学的认识、医疗法律法规的健全都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医疗纠纷发生的特征对于预防医疗纠纷进一步演变为医疗暴力至关重要。
本文对山西省医疗纠纷判决书进行分析，旨在发现医疗纠纷发生的特征，为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预防医疗纠纷及医疗暴力提供借鉴。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资料
以山西省、医疗损害纠纷赔偿为关键词，从中国裁判文书网共80个案例中筛选出28个（2012年1月～2016年4月）。
纳入标准：①参与医疗机构为山西省；②为医疗损害纠纷赔偿判决书；③有赔偿金额和法院判定的过错参与度。
排除标准：①不是发生在山西省医疗机构中的医疗纠纷事件；②没有关于案件的情况介绍；③没有赔偿金额、过错参与度、患者最终结局等指标的案件。
1.2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统计及逻辑分析方法，将筛选出28个案例的发生机构、赔偿金额、过错参与度、诉讼时间等进行全面分析，发现其中存在的共同特点。
2结果
2.1山西省医疗纠纷事件的地域特征
在调查的28个案例中，太原发生的医疗纠纷事件最多（6例），赔偿金额也最多（352 706.43元），详细数据见表1。
2.2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医疗纠纷事件的特征
调查的28个案例中有23个医疗机构可以明确医院等级，其中二甲医院10所，三乙医院2所，三甲医院10所，民营医院1所。其中二甲医院平均过错参与度为64.5%，三乙医院为50.0%，三甲医院为37.45%，民营医院为20.0%。平均赔偿金额中，三甲医院最多，后依次为民营医院、二甲医院、三乙医院。患者从到判决经历的时间中三甲医院最长（30.88个月），后依次为民营医院、二甲医院、三乙医院（表2）。
2.3不同等级医院被的原因
二甲医院被的主要原因集中在诊断不足与诊断错误方面；三甲医院被的主要原因是治疗不当和效果不佳（表3）。
2.4不同治疗结局纠纷事件的特征
在被筛选的28个案例中有27个案例提及参与患者的治疗结局情况，其中6个有明确的伤残等级鉴定，10个未有伤残等级鉴定但健康状况受损恢复为原状态较难，有11例参与患者死亡。以死亡为结局的患者从到判决的平均时间最长（28.44个月），获得的平均赔偿金额也最多（184 029.90元）。
2.5不同疾病纠纷事件的特征
在被调查的28个案例中有9例是因为意外事故导致的骨折等疾病，4例是心脏类疾病，3例是与分娩有关的纠纷，还有其他多脏器、多系统病变，脑梗死，失血等12种单独疾病。
3讨论与思考
3.1医疗事件呈现地域聚集特点
从28个案例分析结果可知，71.4%的医疗纠纷案件发生在太原及其以南的长治、临汾和运城。2014年山西省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太原市、长治市、临汾和运城的地区总产值较其他地区高[3]。经济越发达，医疗纠纷发生的数量也会越多[4]。
优质医疗资源的配置极度向发达地区倾斜，必然导致欠发达地区居民涌向发达地区就医[5]，这缩短了患者个别就诊时间并加重了医务人员的工作负荷。因此经济发达地区医疗机构在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时，既要为医疗卫生事业投入硬件设施，也要注重软件设施的建设[6]。软件的建设应该包括两个方面：①医疗质量的提高，如落实核心制度，制定医务人员培训方案等；②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使患者尽可能的恢复健康，在当前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下，部分医护人员丧失了原有的道德价值观，出现过度医疗、索要患者红包、拿不当回扣等现象，使得医患之间互信度显著降低，医患矛盾日益紧张[7]。良好医德医风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关键，因此医疗机构应该重视医护人员医德医风的培养，树立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达到医务人员与患者和谐相处的目的。
3.2医疗事件呈等级分布特点
调查结果显示，从二甲到三甲，随着医院等级的升高，医院在医疗事件中的过错参与度随之降低，赔偿金额和到判决的时间随之升高和延长。三甲医院是中国优质医疗资源的聚集场所，聚集了较多的高素质医务人员[8]，这些医务人员均经过了良好的医学教育，医疗技术水平相对较高，因此在处理疾病时较为规范，过错参与度较低。而二甲医院的医疗资源相对较少、医务人员的素质相对较低[9]，可能导致其过错参与度较高。
在被调查的案例中，二甲医院主要被的原因是由于诊断不足与诊断错误；三级医院主要被的原因是对患者病情考虑不全面。二甲医院之所以被是因为医务人员诊疗水平较低，处理的病例种类较少，到最后在遇到症状不典型的患者时发生了误诊；三级医院之所以被是因为，被送到三甲医院的患者大多是疑难重症病例，所患的疾病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多脏器、多部位病变，医务人员在诊疗时由于未能全面考虑导致部分病情未得到治疗。
为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二甲及以下医院应该加强对医务人员诊疗技术的培训，鼓励医务人员到三甲医院进修学习[10]；三甲医院首先应培养每个医务人员的会诊意识，医学分科一方面加强了专业深度，另一方面削弱了全科意识[11]，目前三级医院的患者大部分是疑难重症患者，患者的疾病不是单一病种，大多是多病共存，这要求医生在治疗其主要症状的同时及时请会诊；其次应该制定更加人文关怀的诊疗方案，以保护患者生命健康，避免医疗纠纷发生[12]。
3.3医疗事件呈结局分布特点
在有明确描述患者治疗后结局的27个案例中，有11个死亡病例，10个健康受损病例和6个有明确伤残鉴定的病例。结果显示，死亡病例的赔偿金额最多，从到判决的时间也最长。
目前，国内的医疗机构把精力放在了满足患者的期望值上，导致患者期望值较高，认为到医院就医，患者的疾病就可以被治愈[13]。导致患者这种不合理期望值的主要原因是，①不恰当的医患沟通：患者在进行手术、诊疗前医务人员过分强调成功率，直观上给患者及家属一种错觉，即医师是有把握可以治好患者的疾病，如果术后患者一旦死亡，患者家属就对诊疗行为存在疑惑，医患关系就可能产生矛盾。②不当使用传统文化：孔子提出“仁者，爱人”的思想，道家提出“以和为贵”的思想对当代构建和谐医患关系都具有积极的影响[14]，但是许多医院在科室门口都悬挂如“妙手回春”“再世华佗”等锦旗，无形中提高了患者的期望值，为医患矛盾埋下了隐患。
过高的期望值，在患者死亡后成为医患矛盾激化的导火索，因此各级医院应该制定针对以死亡为结局的医疗纠纷处置预防措施，使得事件一旦发生在医院就可以做出相应正确行动，以保护医生人身安全和维护患者权益[15]。
[参考文献]
[1]张文娟，郝艳华，吴群红，等.我国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及对策[J].医学与社会，2014，27（4）：44-46.
[2]白宏治，张银峰，张桂荣，等.加强医患沟通及减少医疗纠纷的对策[J].中国当代医药，2011，18（14）：141-142.
[3]山西省统计局.山西省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4]范贞，张云林，韩学军，等.北京市、山西省、英国和德国医疗纠纷发生水平的比较[J].中国医院，2012，16（12）：2-3.
[5]代英姿，王兆刚.中国医疗资源的配置：失衡与调整[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4，（1）：47-53.
[6]顾桂国，娄继权，王枫华，等.公立医院医疗纠纷现状与解决途径分析[J].中国卫生质量管理，2011，18（1）：51-53.
[7]郭文海，叶升a，黄舒雅.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提升医院文化软实力[J].中国当代医药，2011，18（23）：5-6.
[8]金岳心子，杨峰.徐州市某二级综合医院30例医疗纠纷案例分析[J].中国校医，2014，28（8）：625-626.
[9]李锐.重庆市二级医院人才留住机制研究[D].重庆：重庆医科大学，2007.
[10]刘卉，张卫，夏春萍，等.上海市松江区二级医院医疗纠纷事件分布特征研究[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3，（4）：260-261，271.
[11]黄菊，代涛.分工视角下的全科与专科医学服务分化研究[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5，8（2）：8-12.
[12]彭凤裘，叶军，肖.三级医院医疗纠纷原因与防范措施[J].医学信息，2011，24（3）：1177-1178.
[13]徐苏，王学明.患者期望值管理在预防医疗纠纷中的应用[J].中国医院，2011，15（8）：63-65.
纠纷案件范文第3篇
投保人、保险人在缔结、履行合同过程中，在履行告知义务和说明义务缺乏诚信的具体表现有：1、投保人不诚信。尤其是在人身保险中，有相当一部分投保人、被保险人往往是患病以后，或已知身体状况不佳，才意识到参加保险的重要性和好处而投保。但在保险人询问时，因担心保险公司不予承保或提高保险费率，或根本不知晓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出险后，保险人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到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尽如实告知义务的证据而拒赔。2、保险人不诚信。如今保险市场，保险产品应有尽有，保险公司之间市场竞争相当激烈。保险人，尤其是一些保险和业务员为多发展客户，多快好省，为尽速达成保险招揽，对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有关情况不予询问；或违反有限告知原则，在询问表中设计“其他”等字样的兜底条款；或询问含有大量让投保人难以理解的专业术语和无明确判断标准的询问事项，造成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不告、漏告、错告”。甚至有些保险人明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漏告、错告”而不进一步询问。对于条款的说明，只说明对投保人有利的解释，不利的不说或轻描淡写、避重就轻的进行解释，不能让投保人正确认识和知晓合同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使其无法正确的判断做出真实意思表示。一旦出险，保险人除了利用合同条款推卸或减轻责任，还以投保人未尽如实告知义务而拒赔。3、投保人与保险人均不诚信。投保人和保险人在签订合同时，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也未尽说明义务，保险人在核保时已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而不进一步询问核实，仍予以承保。一旦出险，双方又以对方未尽如实告知义务或说明义务予以抗辩。
我国保险法对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和保险人说明义务的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可操作性不强容易产生不同理解。从法条上看只在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了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说明义务及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在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了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和保险人违反该义务的法律后果。保险纠纷审判实务中，因审判人员对保险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不同理解和认识，出现较多的同样事实情节，在适用法律上迥然不同的判法的现象，甚至一些审判人员机械适用法律条文，导致保险合同当事人利益明显失衡。我国保险法关于投保人告知义务、保险人说明义务及违反以上义务的法律后果的简单规定，已不能适应我国保险业的迅猛发展之势。因而，在目前，法官应在诚实信用原则的指引下，根据公平正义原则，遵循立法本意进行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正确使用自由裁量权，以弥补保险法立法缺陷与不足，公平合理地保护保险交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保险市场诚信和谐地健康发展。
以下笔者就保险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之具体规定，对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说明义务谈谈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一、关于投保人告知义务
（一）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立法依据和理论基础
关于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立法依据和理论基础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主张：
1、诚信说。该说认为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保险法基本原则之一就是最大诚信原则，故订约时，投保人应将有关危险的重要事项据实告知保险人。
2、危险测定说。该说认为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是保险技术上要求。该说认为保险合同的成立，以能测定危险、计算保险费为条件，故告知制度是保险技术上所必需的。
3、射悻说。该说认为保险合同为一种射悻合同，因而就确定的事故而言，双方具有平等的认识为原则，投保人应负有告知已知事实的义务。
4、合意说。该说认为保险合同的成立，以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内容的危险程度及其范围等的意思完全一致为必要。
5、担保说，该说认为有偿合同的当事人须负瑕疵担保责任，保险合同即为有偿合同一种，如告知义务人不如实告知，即属隐匿其瑕疵，而应负责任。
还有的学者认为，投保人告知义务的产生依据是减少交易成本的需要。因为保险人通过投保人的如实告知可以获得相关的信息，从而省去许多不必要的调查费用，从而降低交易成本。笔者暂称之为“经济说”。
笔者认为，以上诸说中，诚信说、危险测定说、射悻说、经济说各有其合理成份，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诚信说侧重考察、关注义务人的主观心态，要求义务人履行告知义务是必须尽到诚信的要求。危险测定说说明保险人对保险危险的测定计算保费对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有很大依赖性。射悻说表明告知义务产生的很重要原因是缘于保险合同的射悻性质，因为保险合同是设悻性质的合同，所以保险人对投保风险的控制十分的重要，所以投保人必须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这样才使得保险人合理的控制风险。经济说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在交易成本的条件下，初始权利的界定要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最优化，最佳社会安排的选择要有助于减低交易成本。而合意说与担保说难以解释告知义务产生的依据。告知义务是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之前负担的法定义务，是先合同义务，因此合意说将其作为合同成立时的内容是不合适的；担保说将合同法上买卖合同的瑕疵担保义务与保险法上的法定告知义务两种互不相干的制度牵强的联系，不能说明告知义务的真实依据。
根据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的规定，笔者认为我国保险法对于投保人告知义务的立法依据采用的是危险测定说兼诚信说。根据该法条的规定，在订立保险合同前，保险人有权对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来测定、评估风险。对风险程度评估是保险人的责任，但保险人要正确测定、评估风险以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为基础，此时，只有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作出充分、真实的批露和陈述，保险人才能对保险标的风险状况作出正确的测定、评估，从而决定是否承保或确定保险费率。危险测定说兼诚信说反映出了告知制度的本质要求和目的。
（二）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
纠纷案件范文第4篇
一、《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产生的背景
存单纠纷案件属于新型案件，几乎每个案件的案情都很复杂，而且都不相同。诉讼标的额大、当事人追求高额暴利、涉案的机构工作人员多违规操作滥开存单是此类案件的典型特征。在当时由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没有针对性的、可资操作的、明确的依据和政策依据，各地法院在法律适用上遇到相当大的难度，案件处理上意见不一，造成同一类型的案件在不同的法院有不同的处理结果。因此，为及时正确处理此次大规模出现的存单纠纷案件，并在全国法院统一对存单纠纷案件的处理，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审判人员着手制定了一套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即《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
《若干规定》性质上属于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存单纠纷这一类型案件的统一的审判政策，各地人民法院在审理存单纠纷案件中，应当将这一政策贯彻适用于存单纠纷案件的审理中。《若干规定》适用于一般存单纠纷案件，也适用于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后一种案件是《若干规定》着重要解决的重点。可以说，《若干规定》的制定，其中心宗旨是规范审判，打击违法拆借，防范金融风险。在《若干规定》的适用实践中，有人认为《若干规定》保护了金融机构，出资人吃了亏。这种认识是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和理解《若干规定》制定宗旨的结果。为了打击上一些人利用金融机构少数工作人员的不法行为，搞非法借贷，并将风险向金融机构转嫁，同时也为了打击金融机构违反国家金融法律法规和政策，搞帐外经营，《若干规定》在对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的定性和处理上，均始终贯彻以打击违法拆借为原则，并对拆借中的损失适用过错与损失相一致的归责原则，改变过去一味只看存单不管拆借、风险由银行承担的审判思路。这么映了审判关注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统一的大局观。出资人、金融机构、用资人参与违法拆借均要承担法律责任，均应予以惩戒。这既避免了风险无条件向金融机构转嫁，也通过审判活动规范了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可以肯定地说，由于出资人在《若干规定》下要承担参与违法拆借的风险，这对在将来消灭这种类型的纠纷案件奠定了基础。否则，这种案件还会有，尤其在国家一再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利率的情况下，当事人为追求高额利差，还会搞这一类拆借活动。
二、制定《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的法律依据
存单是表明存款人与金融机构间存在存款合同关系的重要证据，其性质属于合同凭证，《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的主要依据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相关规定。另外，由于存单系金融机构在吸收存款活动中开具的，涉及金融机构的经营规范，因而，《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也当然是制定《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的重要法律依据。事实上，存单除具有合同凭证的法律本质外，还兼有票据的法律特征，即权利与凭证不可分离。但《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为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我国银行长期以来对存单性质的认识。
三、《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的内容
（一）存单纠纷案件的范围和案由
《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限制适用于存单纠纷案件。存单纠纷案件的要领和范围是从当前出现的众多存单纠纷案件中抽象出来的，有存单持有人诉金融机构的，也有金融机构诉存单持有人的，这些都包括在存单纠纷案件中。另外，由于金融机构在开展存款活动中不一定都给存款式开具存单，有的金融机构给相对人只出具进帐单、对帐单、存款合同，不开存单，故规定将持进帐单、对帐单、存款合同提起诉讼的纠纷案件，也视为存单纠纷案件。统一将存单纠纷案件以存单纠纷为案由，避免各地法院在案由确定上的五花八门，也避免因案由定的不同，案件的实体处理。这一来就在民事审判中确立了存单纠纷案件这一新的案由，这样定对存单纠纷案件的审理有积极意义。
（二）存单纠纷案件的受理和中止
《若干规定》将存单纠纷案件的受理和中止作为单独一条，是针对有的人民法院在遇到存单纠纷案件时，所采取的不当处理的。有的法院对存单纠纷案件采取不予受理、随意中止、随意移送的处理方法，对存单纠纷案件中的民事纠纷和民事责任不作认定，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的保护，造成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若干规定》要求人民法院对存单纠纷案件在符合民诉法的前提下均应受理，中止审理必须有《若干规定》所列情形，发现犯罪线索应及时书面告知有关国家机关，案件不全案移送。这样规定有审理指南的性质，尽量使各级法院在存单纠纷案件的审理上做到统一，这是司法统一的内在要求。存单纠纷案件按照《若干规定》五、六、七、八条规定的内容，一般都可以得到解决。如案件审理确实须以他案的审结为前提的，可以中止审理。全案移送本来就没有民事诉讼法上的依据，没有得到这次规定的认可。存单纠纷案件的中止审理，《若干规定》要求有严格的要件，这是防止随意中止搞地方保护主义。《若干规定》要求的要件是：1、存单有伪造、变造、虚开情形；2、有关当事人涉嫌犯罪已被公安或检察机关立案侦查；3、存单纠纷案件非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无法确认当事人民事责任。三个要件缺一不可。
（三）存单纠纷案件的管辖
存款合同关系是存单所代表的主要法律关系，《若干规定》对存单纠纷案件的管辖仿照了民诉法关于合同案件管辖规定，以被告住所地和合同的履行地为存单纠纷案件的管辖地。合同履行地确定为以出具存单等凭证的金融机构所在地，这样规定是考虑到围绕存单的各项活动往往也是围绕着银行进行了，银行接受存款、开具存单是履行存款合同的主要活动，确立以出具存单等凭证的金融机构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比较适宜。
（四）一般存单纠纷案件的认定和处理
1、对一般存单纠纷案件的认定
规定第五条确定了一般存单纠纷案件的内涵与外延，它是对一般存单纠纷案件认定的关键，以区别于存在用资人和借贷情形的存单纠纷案件。一般存单纠纷案件当事人只有两方，即存单等凭证的持有人和金融机构，无第三人。通常该类纠纷表现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柜台向存款人出具虚假存单或在记载上存在瑕疵的存单，私吞款项或携款逃跑后，引发存款人与金融机构间存单纠纷；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或其他人持银行真实存单、印章到客户处揽存，所得款项未交单位，引发存款人与金融机构间存单纠纷；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或其他人伪造银行存单、印章到客户处揽存，所得款项未交单位，引发存款人与金融机构间存单纠纷；存单持有人的真实存单与金融机构底单不符，无其他相关证据证明真实情况，金融机构拒付存款而引发的存单纠纷；当事人伪造、变造存单起诉金融机构，企图骗取款项而引发的存单纠纷等。
2、对一般存单纠纷案件的处理
对一般存单纠纷案件的处理，《若干规定》确立了以存单的真实性和存款关系的真实性的双重真实性处理案件的“双重真实性原则”，不仅仅以存单为处理案件的唯一依据，避免了证据认定上的偏颇（这也反映了司法解释没有承认存单的票据性）。同时，《若干规定》以举证责任为突破口，确立了金融机构的举证责任。这样规定的理由是：（1）金融机构应对其开出和“流出”（指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私自开出）的存单负责，当事人的真实存单应作为最有力的证据；（2）在是否存在存款俣同关系上，金融机构有举证的方便；（3）查其他国家的立法例，该类举证责任通常亦由金融机构承担，我国民法亦如是。
瑕疵存单因不能证明为伪造、变造的存单，故人民法院仍应对存款关系的真实性进行查证，举证责任仍在金融机构。存单持有人对瑕疵存单的取得应承担提供合理的陈述的义务。陈述是否合理，由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认定，这属于人民法院审判中的自由裁量，无需在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什么样的陈述属于合理，什么样的陈述为不合理。即便规定了也可能会造成挂一漏万，难有性。
伪造、变造的存单如能查实，即无需再审查存款关系的真实性。当事人在案件中主要围绕存单的真实性而不是存款关系的真实性进行举证。人民法院可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径行判决；不能判决的，如符合《若干规定》的中止情形的，案件可以中止审理。
（五）对以存单为表现的借贷纠纷案件的认定和处理
1、以存单为表现的借贷纠纷案件的认定
《若干规定》第六条确定了以存单为表现的借贷行为的内涵和外延，从而确定了以存单为表现的借贷纠纷案件的范围。该类案件的典型特征有三项：（1）当事人至少有三方，出资人、金融机构、用资人；（2）有资金流动，资金从出资人流向用资人，金融机构在其中提供帮助；（3）出资人为追求高额利差，与金融机构或与用资人约定了利差或已扣除利差。
该条列了一项例外，即以存单为表现的借贷行为，其资金流动与委托贷款或信托贷款相同，如当事人有委托贷款或信托贷款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认定为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已有相关法律规定或部门规章，应按照相关规定、规章处理。另外，款项被金融机构出借，如无存款人的意思表示，应按一般存单纠纷案件中确立的原则处理。但如存款人收取利差或与金融机构、用资人约定利差，应认定款项出借中有存款人的意思表示，仍按以存单为表现的借贷行为处理。
2、以存单为表现的借贷纠纷案件的处理
以存单为表现的借贷行为因规避国家有关贷款规模的限制，搞体外循环，并意欲套取金融机构信用、转嫁风险，实质上形成了由金融机构承担风险的间借贷，违反我国金融法律法规，应认定为违法借贷。对违法借贷中产生的损失，各方当事人均应根据过错大小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若干规定》对当事人过错的大小是根据资金的交付和资金的处分为标准进行划分的，分四种情况，每种情况中因当事人的过错大小不同，案件的处理结果也不同。第六条之（二）中的第1、2两种情况因金融机构是资金的处分者，其责任较大，第3、4两种情况中出资人是资金的处分者，出资人应承担较大的责任。另外，资金的处分以资金的占有为前提，资金的占有才能产生处分资金上的可能。故资金的交付也是衡量当事人过错大小的一个情节。第3种情况中资金虽是出资人处分的，但由于资金已从出资人处交付给了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本可以正当经营，不接受出资人的指定。但金融机构接受了指定，将款项贷出，由此产生的风险，出资人、金融机构、用资人三方要共同承担。第4种情况中资金没有交付给金融机构，属于典型的只要金融机构的信用（承担风险），不要金融机构的服务（指交易服务），故出资人责任大。由于金融机构出具了存单帮助违法借贷，金融机构不能完全免责，《若干规定》规定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承担百分之二十的责任。
用资人是资金的实际使用者，在案件中当然是主要责任者，其负有给付资金及利息的不容推卸的责任。基于这点考虑，虽然金融机构对违法借贷承担的是过错责任，但金融机构在承担了责任后，应允许其有向用资人进行追偿的权利。
《若干规定》明确“交付”的法律涵义，是为了解决金融机构在诉讼过程中所主张的“入帐说”的。“入帐说”认为存款关系的成立以金融机构人帐为标准，款项虽已交付给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但如果金融机构帐上没这笔钱，存款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关系应未成立。工作人员不入帐的，属于犯罪行为，存款人应通过有关国家机关向犯罪人追偿。《若干规定》认为，交付即民法中的移转占有，占有的移转产生所有权和风险转移等重大意义。在存款活动中，存款人向金融机构交付款项后，存款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合同即告成立，金融机构此后是否入帐，不影响存款关系的成立与效力。因而，交付是考查存款关系的重要标准，而交付的含义是资金占有的转移。另外需要明确的是，存款和交付是两个概念，不能将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存款是向存款人自己的帐户内存入款项，交付是向金融机构移转资金的占有，不能错误地认为既然款项是存在存款人自己的帐户内，所以就不构成交付。
出资人收取的高额利差充抵本金，是考虑到利差数额巨大，一般达到本金的五分之一，甚至有的超过本金，如果收缴，留下的窟窿太大，也易滋生执法中的利益驱动主义。
以存单为表现的借贷纠纷案件中，往往出现存单虚假等情况，人民法院在处理案件时，如果能够认定以存单为表现的借贷行为确已发生，那么就应该按照案件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处理，因而存单虚假不影响对案件的实体处理。但如果纯粹是当事人以伪造、变造的存单欺骗出资人进行拆借，而不是金融机构出具存单帮助拆借的，金融机构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七）对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的认定和处理
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行为类似于委托贷款行为，但后者应有委托贷款的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应围绕是否形成委托贷款进行举证。委托贷款协议的签订，应按照人民银行和商业银行的有关规定的要求进行，委托贷款协议不符合要求的，可能委托贷款关系的成立。但鉴于人民法院是按照案件的实际情况进行审判的，如果当事人之间委托贷款的关系能够查明，委托贷款协议形式上不符合要求的，人民法院也不以委贷协议形式上的瑕疵协议应按照委托贷款协议的要求签订书面协议之外，又允许用其他证据来证明委托贷款关系的制定意图。构成委托贷款的，因有相关政策和规章的规定，处理结果与对以存单为表现的借贷行为的处理相差很大。《若干规定》第七条将构成委托贷款的，排除出以存单为表现的借贷范围之外，另行处理，即使机构在其中也出具了存单。
构成委托贷款的案件中，存单原则上不作为判决的依据，但存单等凭证如果是金融机构作为担保的工具开具的，如能证实，对这种担保的性质应认定为连带保证。因为，我国现行担保法规定保证的性质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按连带保证处理。《若干规定》既然是现在制定的，就应该按现行担保法的规定作相应的解释。
信托贷款与委托贷款的区别主要在于，信托贷款由信托机构确定款项使用人，款项的安全由信托机构负责，风险由信托机构承担。委托贷款由委托人自己确定款项使用人，贷款风险由委托人自行承担。由于两者在处理上有重大区别，所以《若干规定》将这两种情况加以区分，区分的关键在于款项使用人由谁确定，由金融机构确定的，属于信托贷款，由出资人确定的属于委托贷款。
（八）存单质押的认定和处理
按照我国担保法的规定，存单可以质押。如存单系伪造、变造的虚假存单，质押合同因标的虚假，质权自始不能实现。质押合同因存在欺诈情节，应认定为无效合同，质权不成立。如质权人以存单质押为由起诉金融机构，应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可告知其另案起诉出质人。金融机构开具没有存款或与实际存款不符的存单给出质人，出质人以这种存单为质押标的，造成善意接受出质的当事人财产受损的，按民法通则有关侵权行为的规定，金融机构因其虚开存单帮助出质人骗取善意接受出质的当事人的财产，金融机构与出质人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接受存单质押的人明知存单是虚开的而接受质押，该当事人属于恶意取得存单质押，实际为套取金融机构信用，损失的产生与金融机构虚开的存单无必然联系，故金融机构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人民法院可以视情况对这种违反金融管理规定虚开存单的行为给予民事制裁。
接受存单质押的人在审查存单的真实性上有重大过失的，《若干规定》考虑了部分减轻金融机构的责任，即规定开具存单的金融机构对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接受存单质押的人在审查存单的真实性上的重大过失，指存单的真实性上存在明显瑕疵，而相对人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按侵权行为，接受存单质押的人在审查存单的真实性上有重大过失，应相应减轻加害方的责任。故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以区别与前面的连带责任。
存单核押指质权人将存单质押的情况告知金融机构，并就存单的真实性向金融机构咨询，金融机构对存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在存单上或以其他方式签章的行为。如存单已经金融机构核押，即如同存单的真实性得到了开具存单的金融机构的再确认，因而，存单应推定为具有完全权利内容的权利证书，该存单无论有任何情形，均可成为质押的标的。《若干规定》将经过核押的存单单独列出，单独处理，符合实际情况，也与我国担保法的规定相一致。
四、应当注意的
1、伪造、变造存单的认定
《若干规定》第五条（二）之4规定的伪造、变造的存单，指当事人制作的或当事人与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串通制作的，在样式、印鉴上区别于真实存单的存单。金融机构对伪造、变造存单的持单人，不负清偿之责，即便持单人已将资金交付给了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此时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是不会如实将资金入帐的；如资金入了金融机构的帐，则可以按照真实的存款关系进行判决，没有疑问）。需要注意的是，如存单在样式、印鉴上与真实存单完全相同，则在案件的处理上就不应按照《若干规定》第五条（二）之4关于伪造存单的规定处理，而应当按照第五条（二）之1关于真实存单的规定处理。另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自己伪造、变造存单给存款人，侵占存款人的存款，除存款人在接受存单上系恶意或有重大过失的，金融机构仍然应当承担责任，不能因其工作人员犯罪，就免除金融机构的赔偿责任。恶意指存单持有人对存单系伪造、变造的事实处于明知的心理状态。重大过失指存单持有人明知出具存单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不是办理存款业务的，或在金融机构营业场所以外办理存款并从金融机构营业场所以外的地方取得存单。
2、如何认定“指定”
《若干规定》第六条在对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的处理中，将“指定”作为一个重要的情节，谁“指定”，谁就要承担主要责任。金融机构指定用资人的，即便资金没有交付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也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出资人指定用资人的，即便资金已经交付给了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对此也仅承担不超过40%的赔偿责任。因此，如何确定“指定”就成为关键。“指定”是案件的事实问题，认定“指定”必须以确定的证据为依据。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后，往往对事实说法不一，法院难以从双方的陈述中得到统一的说法，因此，证据是认定“指定”的关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认可的各种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视听材料等证据，均可作为认定的事实依据。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一方当事人的陈述是不能认定的。如果遇到案件事实难以查明，那么要结合资金的占有进行推定。原则上，在没有相反的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谁占有资金，谁应当首先被推定是资金的“指定”者。如出资人将资金已经交付给了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成为资金的占有者，资金从金融机构转到用资人手中，除非有出资人指定金融机构转款的证据，金融机构应当被认为是资金的处分者，应承担主要责任；相反，如资金没有交付给金融机构，而是出资人自己用汇票等手续将资金转给用资人的，除非有金融机构指定出资人转款的证据，出资人应当被认为是资金的处分者，应承担主要责任。
3、空白票据问题
在存单纠纷案件中，经常出现出资人或存款人向金融机构交付有资金内容，但未注明收款人的票据，金融机构给出资人或存款人开具存单。我们将这种票据简称空白票据。《若干规定》肯定交付空白票据的，构成资金交付。也就是说，空白票据交付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给出资人或存款人开具存单（有的开具进帐单），出资人或存款式与金融机构间的存款关系即告成立。如果款项从金融机构再行转给用资人，除有证据证明是出资人或存款人指定外，金融机构要对款项的安全负责。在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中，金融机构应与用资人承担连带责任。从案件审理中我们发现，空白票据中的款项被转出金融机构到用资人手中，往往是通过在空白票据收款人栏上直接填上用资人的名字，然后款项直接划给了用资人。对这种情况，如果收款人栏上的用资人不是出资人填的，金融机构应对款项的安全负责。因为在票据交付后，出资人或存款人已经取得存单或进帐单，存款关系形成在先。该票据在由金融机构占有控制后，从空白票据变为“非空白标据”，彻底改变了已经形成的存款的性质，除有相反证据，应认定这种填写是金融机构所为。
存单纠纷与票据有关的另一种情况是，标据注明了收款人（一般是存款人自己或其经受人），并且收款人在票据背书人栏签章，而让被背书人栏空着。出资人或存款人将这种票据交付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给出资人或存款人开具存单。交付这种票据构成资金的交付没有疑问，问题经常出现在，资金后来被证明是通过在被背书人栏填上用资人的名字转给了用资人，那么，谁应当对资金的安全负责。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原则与对空白票据的处理一样。在票据交付给金融机构后，如果被背书人栏上的用资人不是出资人或存款人填的，金融机构应对款项的安全负责。因为在票据交付后，出资人或存款人已经取得存单或进帐单，存款关系也形成在先。该票据在由金融机构占有控制后，从被背书人栏空白变为填上了用资人名字，除有相反证据，应认定这种填写是金融机构所为。
4、利息的
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中，资金利息是受保护的，这主要是考虑到这种借贷经过了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开具的存单是当事人实现借借的条件，与一般的间拆借不同。《若干规定》明确了资金利息要予以计算，但对利息的计算，《若干规定》没有进行具体化。这主要是因为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情况复杂，几乎每个案件都有自己的特点，难以整齐划一。解决的方法是，由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根据涉案当事人在违法借贷中的具体情况，进行自由裁量，将利息高低与当事人在违法借贷中的过错大小挂钩。除存单上明确记载的利率和期限不能进行自由裁量外，对存单到期后的利息的计算方法，人民法院有权自行确定。
5、核押的地位
存单的质押并不需要核押这个必经程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当事人签定质押合同，并交付存单给质权人后，质权就成立。当事人核押与否，并不影响存单上存在的质权。核押的法律意义在于，如果当事人进行了核押，开具存单的金融机构就不得再向存款人支付存单上的款项，更不允许挂失，此时质权人是真正的权利享有者，而存款人只是“虚有权利人”，不能行使提款的权利。如果当事人没有核押，开具存单的金融机构因为不知存单已经被质押的事实，当存款人背着质权人到金融机构声称存单丢失而要挂失时，金融机构依照营业惯例是不能拒绝的。如存款因存款人恶意持失而被支取，金融机构是不负责任的。由此可见，核押是质权人保护权利安全的方法，为权利安全起见，核押比不核押好，但不要因此得出存单质押不经核押就无效的错误结论。
：
1、李国光：《审判指导与参考》，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2、最高人民法院编著：《合同法解释与适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纠纷案件范文第5篇
——附33例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分析
【摘要】20__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实施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民法院在处理医疗纠
纷案件采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适用《条例》进行判决。但在审判过程中，存在鉴定“二元化”，适用不同的法律进行医
疗损害赔偿判决，赔偿标准采用不一，高额赔偿依然存在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损害了我国法制的严肃性和统
一性、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及患者最终权利的保护。本文通过随机收集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法院判决书，分析研究
我国医疗纠纷案件的处理面临的问题及亟待解决的难题，以促进“公正、公平”处理医疗纠纷案件。健全我国医疗损
害赔偿制度，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促进医学科学健康发展。
【关键词】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法院判决；医疗损害赔偿
【中图分类号】d919．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 1007—9297(20__)04—248—d4
一
、资料来源及基本情况
1．研究资料来源于经省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
定案例中随机反馈的33份法院判决书。
2．基本情况：
(1)33份判决书中，基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3份，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10份。
(2)医患双方胜诉情况：33份判判决决书中，患
方胜诉，法院判赔的26例，占78．8％，患方败诉的7
例，占21．2％(见表1)。
表1 33仞医疗纠纷案件的裁判情况
注：33份法院判决书中有8例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为“不属于
医疗事故”的案件，患方仍获得了赔偿。
表2 33仞医疗纠纷鉴定结论采信情况
注：①完全采信：完全根据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进行判决。②部分
采信：采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部分内容。③不采信：完全不采信医
疗事故技术鉴定。
(3)鉴定结论采信情况见表2。
(4)判决适用法律情况：在33份案件中，其中5
份完全依照《条例》进行判决，l6份不完全依照《条
例》判决，l2份完全不依照《条例》判决见表3。
表3 33仞医疗纠纷法院裁判中法律适用情况
二、分析
1．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大多由法院采信。
33份法院判决书中，其中对鉴定结论完全采信
的26份，不采信率只有12．1％。说明医学会自20__
年《条例》颁布实施后，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及时、
便民”的原则，规范、认真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为
科学、客观、公正处理医疗纠纷，维护医患双方的合
法权益，促进医学科学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
献。得到了社会和和有关部门的认可。
2．医疗纠纷案件在司法诉讼中。医疗事故技术
鉴定和司法鉴定并存。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不被采信
的情况依然存在。
33份法院判决书中。有9例既进行了医疗事故
技术鉴定又进行了司法鉴定，占27．3％：
法院委托不采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情形是多
种的，有患方改变诉由方面的原因。也有非患方因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4卷(第4期)
素。
(1)先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为“不属于医
疗事故”后，法院启动司法鉴定。例1：某患儿出生后
3天．患严重败血症，后又发生脑栓塞，最终造成脑
瘫。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认为“不属于医疗事故”，后
委托司法鉴定。结论认为“医疗过错与患者目前后果
有一定因果关系，承担次要责任”。法院最终采纳了
司法鉴定。
(2)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属于医疗事故，但患方
提出诉由不是“医疗事故”后，进行司法鉴定。例2：
某患者，异位妊娠，失血性贫血，医院给于甲氨喋呤
注射化疗，患者发生肾功能不全，混合性贫血，经医
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为四级医疗事故，医方承担次
要责任。因患方对鉴定结论的医方责任程度不服，提
出本案诉由是医疗过错，而不是医疗事故。因此，法
院委托进行了司法鉴定，司法鉴定认为医疗过错与
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为主要原因，参与度为
75％，法院采信司法鉴定结论，并进行了判决。
(3)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为不属于医疗事故后，
法院直接否认了鉴定结论，采信患方提供的证据。例
3：某患者在医疗机构输血染上丙肝，经省、市两级医
疗事故技术鉴定均认为，患者输血时国家未有相关
规定须检测丙肝内容，医方在为患者输血未作相关
检测不存在过错，但法院认为鉴定结论有失公正，故
不予采信。
3．同一起医疗纠纷案件。存在法院判决适用法
律不同，对患者的赔偿标准就不一样，不属于医疗事
故的仍然得到赔偿
(1)法院在判决过程中，把医疗纠纷赔偿分为
“医疗事故”赔偿与“医疗过错”赔偿，患者诉讼的事
由不同，适用法律就不同。如例2患者对医疗事故技
术鉴定结论中医方所负的责任程度不服。即改变诉
讼事由，提出对医方的医疗过错进行赔偿，法院予以
采纳，按照《职工非因工伤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鉴定
标准(试行)》等进行了判赔。
(2)33份判决书中，法院除适用《条例》有关赔
偿内容以外，还适用了《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以下简称《解释》)、以及其他有关法规等。
(3)医疗纠纷案件在司法判决中，存在鉴定成属
于医疗事故的，按照《条例》的计算方法，患者获得的
赔偿少，适用《民法通则》和《解释》的，赔偿金额高。
随机收集的判决书中仅有5例完全按照《条例》
进行判决，占总数的15．1％。有8例经鉴定不属于医
· 249 ·
疗事故，反而得到了赔偿，占总数的24．2％。例2中医
方虽不构成医疗事故，但患者仍得到27万多的赔偿。
三、讨论
1．近年来，医患纠纷已成为社会的热点、难点问
题。如何公正处理医患纠纷，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
关系到医学科学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进步。《条
例》作为一部专门处理医疗事故争议的行政法规，在
医疗事故概念界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程序和内容，
医疗事故的行政处理，赔偿的标准，患者权利的保
护。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等方面的规定。具有很强的
严谨性和公正性，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因此，20__
年最高人民法院也颁布了《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
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从而确立了人民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中，
适用《条例》的司法原则。从随机收集的33份法院判
决书中看，有26例完全采信了医学会的医疗事故技
术鉴定结论，占总数的78．8％。有21例适用了《条
例》有关条款进行判决，占63．7％。但认真分析有关
内容，我们发现。在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诉讼
中，鉴定的“二元化”，医疗损害赔偿标准不一。法律
适用之间冲突和混乱。高额赔偿存在仍是不容忽视
的突出问题。
2．理论界对医患法律关系性质的不同认知，是
造成医疗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不同及赔偿标准不一
的理论基础。
医患法律关系性质目前我国有诸多学说，有人
认为医疗纠纷处理应当适用行政法律、法规：另外有
人认为，医疗纠纷处理应按民事法律法规来处理；还
有人认为医患关系是一种独立的法律关系，医疗纠
纷处理应当有独特的处理原则。[11医患法律关系的
性质不同，适用的法律内容也就不同。法律界大多认
为医患关系应属于民事法律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
的横向的民事法律关系或司法关系。嘲患者出现医
疗损害后。应当追究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医疗损
害责任。医疗损害除了直接表现⋯⋯对患者健康权
及身体权的侵害，还可表现为对患者隐私权、名誉权
的侵害。同时，因患者的伤亡、人格权的侵害，还会给
患者或近亲属带来财产上和精神上的损害。【3】因此，
面临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因医疗行为不当而对患者
的侵权行为，无论给患者造成身体上组织器官的损
害还是精神上损害或利益上损失，都应进行医疗损
害责任赔偿。虽然《条例》第49条规定不属于医疗事
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这一规定受到法
律界的质疑。[41例4：某患者，宫内孕36周、双胎、急
· 250 ·
性脂肪肝入住某医院，给于常规检查后在连硬外麻
醉下行子宫下段剖宫产术，术前与患方谈话内容不
详，双方没有签订正式的“剖宫产”手术同意书，没有
签手术同意书，术后患者大出血抢救无效死亡。市省
两级鉴定均认为“不属于医疗事故”，法院认为原、被
告之间是一种医疗合同关系，被告在原告支付医疗
费用的情况下，负有提供安全医疗服务的责任和义
务，本案虽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认为不属于医疗事
故，但由于属于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不适用《条例》有
关规定，应按照《民法通则》、《解释》规定，判决被告
承担40％赔偿责任，共赔偿36 073．6元。
3．《条例》第49条规定的不属于医疗事故不予
赔偿内容及属于医疗事故进行赔偿的计算方法和内
容，与民法的基本原则和《解释》相冲突或不一致是
造成鉴定“二元化”和赔偿标准不一的法律原因。
在医疗事故鉴定中，我们经常发现，虽经医疗事
故技术鉴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医疗过失行为不
属于医疗事故，但医方的医疗过失行为是显而易见
的，如患者而严重疾病而需要特殊的医疗治疗时，医
方未能履行告知义务或未能全面履行告知义务，违
反了卫生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如《执业医师法》规定的
“医师应如实向患者或其家属介绍病情，但注意避免
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医师进行实验性临床治疗，应
当经医院批准并征得患者本人或其家属同意。”上面
例4所举的医方行手术抢救治疗时。术前与患方谈话
内容不详，双方没有签订“剖宫产”手术同意书，也没
有签手术同意书，术后出现患者因大出血抢救无效死
亡。医患纠纷因此发生。市省两级鉴定之所以认为“不
属于医疗事故”，是因为医方虽有没有签订“剖宫产”
手术同意书，也没有签手术同意书等过失，但这些过
失不会导致患者出现大出血而死亡，按照医疗事故
的定义鉴定结论为不属于医疗事故，也符合法学的
因果关系论。按照《条例》第49条规定不属于医疗事
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笔者认为这个规定
的公平性是值得商榷的。医方虽不构成医疗事故，但
医方这种未全面履行告知义务的过失行为是一种剥
夺患者的治疗选择权和心理准备的违法行为，给患
方造成的精神痛楚和物质损失是巨大的，医方应基
于人道主义的原则给予患方一定经济赔偿。但第49
条否决了患方通过这种渠道获取救济途径，显然有
失于公平、合理的原则，因此，患方通过其它方式如
司法鉴定改变诉讼事由寻求赔偿是必然的了。
此外《条例》关于医疗损害赔偿内容如精神损害
抚慰金的计算标准和方法，与民法的标准，具体的说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4卷(第4期)
也就是与最高人民法院《解释》不尽一致，也是造成
医疗纠纷案件赔偿标准不一的另一重要原因．有人
以深圳地区医疗机构造成患者死亡为例，分别按《解
释》和《条例》进行计算赔偿金额，前者赔偿金为478
117．8元，后者为71 904元，由此可见两者的赔偿标
准相差太远[51。
4．忽视《条例》医疗事故概念的内涵和医疗事故
技术鉴定的内容，人为划分所谓“医疗事故鉴定”和
“医疗过错鉴定”是造成司法诉讼中鉴定“二元化”主
要原因。
《条例》第27条、第31条规定了医疗事故技术
鉴定的内容，即主要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医疗
行为是否存在过失，医疗过失行为是否属于医疗事
故进行鉴定。判断医疗行为是否有过失的标准是医
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是否遵守了卫生行
政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
常规。调查和实践中我们认为，虽然医疗事故技术鉴
定结论认为医方的医疗过失行为不构成医疗事故，
但医方过失行为还是鉴定书得到体现的，如例4就
指出医方未能履行告知义务，属于医疗过失。但在司
法诉讼阶段，由于一些患者和法官认识的偏颇，不能
正确理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内涵和内容，机械地
认为医学会组织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只作出“属于
医疗事故”或“不属于医疗事故”的结论，对医疗机构
和医务人员的医疗过失，患者人身损害后果，它们之
间的关系未予以理论，鉴定涉及面窄等等。而司法鉴
定对多因一果的死亡成因进行分析，从而确认了较
为科学的因果关系参与度系数等。笔者认为，这种观
点是不科学，不公正的。又是欠理性的。医学本身作
为一门涉及到人的自然科学，是有其自身特征和规
律的，非医学专业技术人员是难以掌握和了解其复
杂性、高风险性的医疗行为，更不用说判断医疗行为
的正误了。现代医学分科越分越细，涉及的专业越来
越多，如搞普通儿科的专家就无法涉及新生儿专业
的案件。同时还存在着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医务
人员对患者的诊疗存在着不可预见性，加之患者的
特殊体质等多种因素，缺少多年的临床经验和专业
知识，如何能够正确的判断复杂的病情变化呢?俗话
说：“隔行如隔山”，遇到医疗纠纷的案件，就需要有
一个专门的机构去认定、判断，而不是任何一个鉴定
机构和人员都可以判定医疗行为正误的。因此，《医
疗事故处理条例释义》指出：“医疗工作一项科学性、
技术性、专业性都很强的工作由此产生的纠纷，不邀
请掌握医学原理的专业人士，不用科学的方法、专门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4卷(第4期)
的知识做出鉴定结论，就判断不了是非曲直，就不能
妥善地解决纠纷。”[61
而司法鉴定中法医学鉴定主要是解决伤残等
级．致伤致死原因的活动，与临床医学是截然不同的
两门学科。法医虽然掌握一定的医学知识。但不具备
临床医学相关基础知识和长期形成的临床经验，对
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对患者实施治疗的医疗行为
是否妥当、是否存在过失难以作出正确评价和判断，
很显然法医是不能胜任这一鉴定内容的。因此，在司
法诉讼过程中。避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而选择司法
法医学鉴定或以法医学鉴定否认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是不可取的。试想，在对一个高度专业学科进行鉴定
却排除相关专家参与。其科学性、公正性又何在?不
公正、不科学鉴定结论又如何作为判决的依据，保证
判决的公正、公平呢?目前司法诉讼活动中各种司法
鉴定存在，同一个法庭，同一起案件有不同种鉴定结
论，有时甚至鉴定结论相反，法官不知采信哪一种鉴
定作为判案依据，陷入尴尬的境地，同时这种客观造
成法官适用法律自由裁量权的加大。加重了赔偿标
· 251 ·
准的不一。也加重法官判案的随意性，更容易滋生司
法腐败。司法不公。
总之，在司法诉讼活动中要维护我国法制的统
一性和严肃性．避免医疗纠纷案件赔偿标准不一和
处理不公，统一对医疗事故或医疗损害责任的认识，
正确的对医疗纠纷案件的处理进行法律适用。进一
步明确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法律地位，仍是摆在法
律工作者、卫生行政管理者和医鉴工作者面前亟待
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郭庆文，陈新山．医疗纠纷处理适用法律回顾及展望．医院
管理杂志，20__，10(2)：182～183
f21梁慧星．给法官们的建议．南方周未，1999-01—09
[3】龚赛红．医疗损害赔偿立法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__．122
[4】马军．论医患纠纷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一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第49条的质疑．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11(1)：1—5
[5】俞飞．浅析医疗纠纷诉讼中的法律问题．中国科技信息，20__，15：
237
纠纷案件范文第6篇
一 、审理农村信用社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主要特点。
（1）法院收案剧增。农村信用社为了盘活不良资产，除了自身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和办法组织清收，大部分无法清收的贷款到法院。20__年__县农村信用社向我院提讼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仅为164件，20__年就上升到253件，而今年1－6月份，我院已受理该类诉讼案件262件，同比前两年同期平均受案数增长152％。
（2）诉讼标的额有增大的趋势。由以前的数千元，上升到现在的数万元至数十万元。
（3）相当部分案件缺席审理。以我院民二庭为例，今年上半年该庭共审理农村信用社借款合同纠纷案件139件，判决结案129件，占总案件数的93％，其中缺席判决的91件，占总结案数的71％。缺席审理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被告下落不明，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和开庭传票；二是经法院传票传唤，作为借款人的被告抱着借款是事实，反正没钱偿还，担保人则抱着反正钱不是我贷的，法院怎么判都无所谓的心态，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4）借款大部分无财产抵押担保。近几年，农村信用社侧重采用信用贷款的方式，无法保证信贷资金的安全；
（5）贷款对象以农民和个体户居多。农户贷款的用途主要是用于种植、养殖业的投入以及消费性贷款。而种养业又是弱质产业，存在着较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这种风险将直接转化为信贷风险。
二、执行农村信用社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发现的问题。
农村信用社的信贷行为，存在着贷前审查不严和贷后管理防范疏漏等方面的问题，因而信贷资金安全受到威胁。
（1）农村信用社发放的贷款虽有担保人担保，但相当部分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家庭资产不足以偿还借款，有的甚至连其基本最低生活也难以保障；
（2）债务人之间互相担保，担保人重复担保。在执行中发现此贷款的债务人又是彼贷款的担保人，有的担保人在几起案件中同时出现，但信贷人员却视而不见。只注重担保的形式要[！]件，而不注重担保的实质要件，将担保流于形式；
（3）贷前审查把关不严。个别信贷人员对申请贷款的农户审查不到位，对借款人、担保人的主体资格、经营状况、借款用途、有无还贷能力疏于审查，造成贷款到期无法收回。或者明知借款人资信较差，放贷风险较大，但只要有担保人仍给予放贷。实际上有的担保人在多起贷款中担保，根本无力履行担保责任。如本院在执行金贵信用社与洒建国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该贷款户的担保人杨伏祥就声称曾给本村的20多家贷款户担保过。
(4）贷后监督使用、跟踪管理不到位。在执行此类案件中发现，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用途为流动资金贷款，但借款人却用来建房、婚嫁等消费方面，甚至个别农户在贷款后直接用于赌博，借款用途和实际用途不一致；有的借款人借款后，即跑到外地经商或打工，不知去向，信用社对此情况一无所知，以致后，无法直接通知被告（借款人）应诉，这也是造成法院缺席审理的原因之一，也直接导致案件难以执行，此类案件占借款合同纠纷未执结案件的70％左右。
（5）贷款担保方式单一，对信贷资金安全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一般信用社要求农户为贷款提供必要的抵押物，但由于农户借款普遍缺乏有效抵押物或抵押物价值不高，同时抵押手续繁琐，评估费用较高，农户难以接受，并且抵押物价值与农户信贷资金相差悬殊，造成一些信用社只能被动发放担保贷款的局面。
（6）垒大户贷款，人为形成信贷风险。由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从建档、评级、授信、发证、到最后放款都是人为操作，个别信贷人员利用人手不足、审查不严、操作上不规范等管理方面的漏洞，搞人情贷款、自批自用贷款、假冒贷款，有的甚至给客户出主意化整为零，一户多贷，夫妻、子女齐上阵，a社贷了b社贷，b社贷了c社还贷，形成实质上的“垒大户”，最终诱发信贷风险。（如黄建荣、杨桂森夫妻借款合同纠纷数案）。
（7）跨乡镇贷款。有的农户在所属乡镇信用社有贷款尚未偿还，又通过种种渠道到其他信用社贷款，个别信贷人员在“人情”，“关系”“金钱”面前违反制度而给予放贷。由于对此类贷款户个人及家庭情况缺乏了解，致使贷款到期后才发现该农户早已负债累累，根本无能力偿还。在执行中发现几家信用社同时申请执行一家贷款户的现象。甚至还发现从外县市来我县信用社贷款的情况，到执行时才发现该贷款户早已不在原籍居住，至今下落不明，而信贷人员对此情况竟一无所知。（如盐池县人何生存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8）到期贷款催收不及时，导致到期债权和担保超过诉讼时效。个别信贷人员缺乏责任心，在贷款到期后不及时发送贷款到期催收通知书，致使担保人因超过担保时效而免除担保责任，在执行中发
现，最小一笔免除担保人责任的贷款案件标的额二万元（如屠正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最大一笔免除担保人责任的贷款案件标的额竟达四十余万元（如赵新存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此类贷款因担保人免责，主债人无偿还能力或下落不明，至今仍无法执结。
（9）社会信用环境不佳，个人或企业恶意逃避债务而造成收贷难、执行难。一部分个人或企业信用观念淡薄，存在“敢借、敢用、敢不还”的赖债思想，想方设法逃避、悬空信用社的债权，达到“轻装上阵”的目的，形成了不良贷款。（如__县西夏粮油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三 农村信用社降低信贷风险的对策。
（1）、农村信用社应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对发放贷款实行贷前审查，贷后监督，责任到人，跟踪管理。对贷款的使用、借款人的经营状况、偿还能力有否变化等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从而采取相应措施，以保障信贷资金的安全回笼；
（2）、建立健全和落实信贷人员承担信贷风险制度。对确因信贷人员责任心不强或严重违反信贷制度而造成的信贷风险，在调查核实的情况下，由信贷人员和相关责任人按比例承担所造成风险的贷款份额，以此警示信贷人员和规范信贷行为，对涉嫌经济犯罪的要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追究其刑事责任，打消信贷人员所持有的“收不回来有法院”的依赖心理。
（3）、建立贷款农户诚信调查制度。 诚信调查对避免贷款风险起着很大作用，信贷员在对农户发放贷款前，可以着手从农户按时缴纳水费、电费、电话费等方面进行基本诚信度的调查，从中发现农户是否有不良信用记录，对收集和掌握到的农户从事经营活动情况、收入情况、还款记录等信息资料，应建立完整的个人档案。并依靠村、镇干部和村级基层组织反映的情况正确作出诚信判断。信用社还可以与法院执行机构沟通被执行人名录，形成一种长效的贷款农户诚信体制管理机制。
四 解决农村信用社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执行难”的对策。
（1）、以案件审理为抓手，审理中兼顾执行。审判人员在审理该类案件时，就应注意收集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及个人信息，并及时采取财产保全等措施，在审理中兼顾执行。利用巡回法庭、委托调解等司法便民新举措，对及时的找到欠贷农户就地审案，减少案件审理的缺席判决率。并在审理中加大案件调解力度，提高欠贷农户的自觉履行率。并邀请镇、村干部一起上门做工作，强化欠贷农户的信用观念，促使部分农户主动还贷，以点带面做好农户的宣传工作，促进农村信贷环境进一步好转。
（2）、加大执行力度、创新执行方式。对欠贷不还的被执行人在所在村、社区和打工单位开展公告曝光活动，向社会征求执行线索并悬赏执行，在社会上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对查实有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选择典型案件加大执行力度，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用足、用好强制措施。让不履行债务的被执行人因拒不履行、不讲诚信而付出更大的经济代价，更高的拒执成本
（3）建立法院与金融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各专业银行、信用社和法院执行局定期在每季度召开一次联席会议。执行法官要针对审判、执行过程中发现的金融机构信贷管理方面的疏漏，通过司法建议的形式予以反馈，以健全金融机构的信贷制度，防范金融风险。同时，执行局要协调各专业银行、信用社对欠贷不还的被执行人在金融系统内部进行通报、曝光。在金融机构内部形成一种联防机制，使信用差的被执行人在金融各部门无立足之地。
纠纷案件范文第7篇
一、联营合同效力的确认
本文所指房地产联营是指一方出资金，一方出土地合作建房并分利的行为。审理房地产联营纠纷案件，首要问题就是联营合同效力的确认。而房地产联营合同效力的确认除了依照《合同法》规定的普通标准外，还有其部门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规定的特殊标准。下面着重谈谈其特殊性。
依据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1995年1月1日后从事房地产联营活动的双方都必须具备房地产开发的资格，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后，联营行为才能成为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双方所订立的联营合同才能被确认合法有效，并受到法律保护。
在1995年1月1日《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从事房地产联营活动的，其合同效力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规定，应视具体情况，作如下认定：一、享有土地使用权的一方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与他人合作建房，签订的合建合同是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一种特殊形式，除办理合建审批手续外，还应依法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建合同无效，但双方已实际履行了合同，或房屋已基本建成，又无其他违法行为的，可认定合建合同有效，责令当事人补办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二、当事人签订合建合同，依法办理了合建审批手续和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的，不因合建一方没有房地产开发经营权而认定合同无效。三、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一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施行前，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以其使用的土地作为投资与他人合作建房的，可认定合建合同有效。四、《条例》施行后，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一方未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以其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与他人合建房屋的，应认定合建合同无效，但在一审诉讼期间，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依法补办了出让手续的，可认定合同有效。五、名为合作建房，实为土地使用权转让的合同，可按合同实际性质处理。如土地使用权的转让符合法律规定的，可认定合同有效，不因以合作建房为名而认定合同无效。
二、房地产联营纠纷的解决方法
（一）确定当事人
第一，确定原告和被告。原、被告都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此，作为房地产联营纠纷案件的原、被告，只能是联营合同的主体。第二，确定第三人。譬如第三人认为自己在原告提起联营房地产诉讼前，已经通过购买或抵偿的方式取得联营房屋的全部所有权或部分所有权，则该第三人就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另外如联营房地产的一方当事人将联营房屋的全部或一部分出租给第三人居住或经营，则该第三人就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该第三人对争议房屋的产权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的处理结果却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他对一审要求承担义务的判决不服时比如一审认为租赁合同无效，判决解除租赁合同，他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联营房地产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比较复杂，审理时应特别注意案件所涉及的当事人的地位，不要遗漏第三人，造成审判程序错误。
（二）证据的认定
在房地产联营案件中，一般有合同书、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及联营建房的审批手续、有双方房地产经营资格证明、有工程量结算书等等。面对大量繁杂的证据材料，不仅需要鉴别真伪和该证据材料的来源是否合法，而且要依照与案件的关联性规则予以审查，最终才能采信定案的证据。
如果当事人对工程质量或工程造价产生争议，还需要委托专业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结论往往决定案件的判决结果，因此对鉴定的审查采信尤为重要。首先，要审查其委托程序是否合法。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第二十六条和《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出鉴定申请后，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双方当事人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进行协商，但应当在人民法院指定的范围内。协商不成的，才能委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其次，要审查鉴定程序是否合法。按照上述两个《规定》的有关内容，主要应当审查：①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有无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②鉴定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③鉴定结论是否与其他证据有矛盾﹖④鉴定材料是否真实﹖⑤鉴定方法是否科学﹖⑥鉴定人有无应当回避的情形﹖⑦有无影响鉴定人准确鉴定的其他因素﹖再次，应当审查鉴定书的内容是否完备：①委托人姓名或者名称、委托鉴定的内容；②委托鉴定的材料；③鉴定的依据及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④对鉴定过程的说明；⑤明确的鉴定结论；⑥对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⑦鉴定人员及鉴定机构签名盖章。经审查合法的鉴定结论，可以认定其证明力，作为定案的证据。
（三）解决纠纷的意见
房地产联营案件诉讼标的一般比较大，证据比较繁杂，审理时关键要先正确确定办案思路，查清案情事实，确认合同效力，理顺法律关系，确定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责任，然后才能适用法律分别不同情况作出判决。
1.房地产联营合同被确认合法有效。此种情况下，应保护合同约定的条款。按照《合同法》的规定，若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2.房地产联营合同被确认无效。此种情况应以《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后为界线分别作出不同处理。
①房地产联营合同是在1995年1月1日后签订并履行的，除了按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判令解除联营合同，双方互相返还所取得的对方的财产，并按过错责任赔偿对方实际损失外，还应当按照《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违反本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未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房地产开发业务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对双方当事人进行处罚，没收双方联营房地产所得的利润。因此，返还给双方当事人的财产，只能是双方的投资本金即联营土地原始地价和工程造价，房地产的增值部分应依法没收归国家所有。具体处理时，若双方合建的房屋尚未最后竣工或尚未销售出去，可以判决合建房屋的相当于原始地价的一部分归出土地的一方所有，由出土地的一方补偿工程造价给对方，增值部分房屋没收归国家所有。
②房地产联营合同是在1995年1月1日前签订并履行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联营建房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在建或已建成的房屋，其所有权可确认归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的一方所有，对方的投资可根据资金的转化形态，分别处理；资金尚未投入实际建设的，可由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的一方将对方投入的资金予以返还，并支付同期同类银行贷款的利息；资金已转化为在建中的建筑物，并有一定增值的，可在返还投资款的同时，参照当地房地产业的利润情况，由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的一方给予对方相应比例的经济赔偿；房屋已经建成的，可将约定出资方应分得的房产份额按现行审价价值或出资方实际出资占房屋造价的比例，认定出资方的经济损失，由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的一方给予赔偿。
三、审理中出现的其他问题的处理
（一）债务的负担
对于房地产联营过程中产生的新的债务，应当先区分是联营体所欠债务还是联营方单方所欠债务，然后按具体情况分别处理。
1.联营体所欠债务的处理
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条的规定，联营分为法人型联营、合伙型联营、合同型联营三种形式。按照上述规定，只有法人型联营和合伙型联营才组成新的经济实体，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后，才能对外营业，联营体在营运过程中，才有可能产生联营体负债问题。联营体是企业法人的，就按企业法人的规定清偿债务，联营体是合伙组织的，就以合伙组织法的规定偿还债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以提供土地使用权作为联营条件的一方，对联营企业的债务，应当按照书面协议的约定承担；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可以按照出资比例或者盈余分配比例承担。
（二）以联营房屋抵债的效力。
在房地产联营过程中，经常出现联营双方或单方将联营所建的房屋的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以抵偿所欠第三人债务的问题。对转让行为的效力，应按不同情况加以认定。
1.转让人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转让人取得房屋所有权后，对该房屋就有了处分权，转让就是其行使处分权的行为，只要受让人到当地房管部门进行登记过户，该行为就已完成并具有法律效力。
2.转让人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由于房地产属于不动产，不动产所有权的取得适用登记注册制度。房屋建成后未依法办理所有权证前，亦应视为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联营双方对该房屋并无处分权，因此这种情况下将房屋转让给第三人的行为是无效民事行为，不受法律保护。
纠纷案件范文第8篇
所谓的发包方，即工程建设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以下简称《建筑法》）中被称为“建设单位”或“发包单位”。这里的“单位”一词，本人认为应当作广义的解释，即不能单纯地认为只能是企业，还应当包括个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中就明确称之为“发包人”，这也是对个人发包的认可。对于承包方，要求就比较高，除满足《合同法》关于合同主体资格的要求外，还要满足《建筑法》关于施工合同承包人主体资格的要求。也就是说对于承包方来说，其建筑资质非常重要，一定的资质只能在其资质核准范围内承接工程，超资质承接工程就可能出现合同无效的问题了。是不是所有的工程都需要有资质的承包方来承接呢？笔者认为也不尽然，还是要看具体施工的工程的量以及工程的范围来确定，若如农家自建一个猪棚，显然没有必要非要请有资质的企业来施工。
二、合同纠纷案件管辖权问题
第一，如果合同双方在合同中就管辖权有约定的，则只要不违反级别管辖或专属管辖的前提下，依双方的约定。其中笔者要提的一点是，很多情况下，双方在约定管辖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即约定仲裁又约定法院管辖的情况，依据《仲裁法》的解释，此管辖约定是无效的，因此建议法律服务者需注意提醒自己的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应避免出现这样的管辖权无效条款。
第二，没有约定管辖的，依据《合同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没有约定管辖权的时候，如何来利用法律的规定，选择更有利于己方的管辖地呢？对于合同履行地，《最高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建设纠纷解释》）明确规定，施工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因此一般来说，建筑施工合同的合同履行地相对固定，没有选择余地。而被告住所地反而是可以为当事人规避选择管辖权所考虑。举例说，发包方所在地在甲城，其开发项目在乙城，总承包人也是在乙城，现在发包方与总承包方发生纠纷，作为发包方来说，总是愿意选择自己所在的城市即甲城的法院管辖的，但是按照《合同法》的规定来说，该案被告所在地或者合同履行地都在乙地，似乎只能在乙地法院。这个时候，发包方发现，总承包方底下有分包人或实际施工人，且分包人或实际施工人又正好是在甲城的，《建设纠纷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因建设工程质量发生争议的，发包人可以以总承包人、分包人和实际施工人为共同被告提讼。这个时候，发包方就会在甲城分包人或实际施工人，并列总承包人为共同被告，这就起到规避管辖权的效果了。同样情况还可能出现在《建设纠纷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中，即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这样可能出现的是有意识地选择被告当事人，然后再追加其他当事人，一并审理，起到了管辖权选择的目的。
三、合同的履行期限问题
（一）关于履行期限
第一种，一般的约定，即工期自某年某月某日起至某年某月某日止；第二种，特殊的约定，即只约定了自开工之日起几个月内完工，但是没有确定开工的日期。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约定，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这种合同一般签订较早，签订时尚无法确定开工日期。上述第一种情况，工期固定，比较明确；而第二种情况下，一旦合同双方将来产生纠纷，尤其是对工期有异议，这个时候，如何确认开工日期，争议就会比较大。这个时候，就双方均需要通过其他的途径寻求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对于发包方来说，有人认为监理的监理日志是一个比较有利的证据，该日志中应当记明开工日期。但笔者认为以监理日志为证据也可能会出现问题，一方面由于监理是发包方聘请的，虽然其应当中立，但毕竟有利害关系，因此，承包方很可能对此不予认可；另一方面，有时监理日志记录的开工日期，并不一定会对己方有利。若出现上述两种情况的时候，笔者认为，发包方可以把支付首笔工程款之日视同开工之日。对于承包方来说，首先自然是希望得到监理的监理日志，但是可能性比较小，毕竟是对方聘请的，一般是不会为其提供的，这个时候就比较难证明，因此笔者建议，承包方在正式进场开工之日，可自制一份开工证明，并要求监理签字确认，由于刚开始的时候不存在纠纷问题，一般情况下监理是会同意签字的，这样就为将来保留了有效证据。上述阐述的是如何确定开工日期，那如何确定竣工日期呢？《建设纠纷解释》第十四条有着明确的规定：
1.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为竣工日期；
2.承包人已经提交竣工验收报告，发包人拖延验收的，以承包人提交验收报告之日为竣工日期；3.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那么如何确定“竣工验收合格之日”呢？有的观点认为，应当以发包人（建设单位）提供的《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中载明的“工程竣工验收日期”为建设工程的竣工验收合格之日；有的观点认为应当以地方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中载明的“工程竣工验收日期”来确定建设工程的竣工验收合格日。
（二）关于工期变更问题
对于工期缩短的情况，一般经过双方协商，只要施工方同意即可，当然施工方若不同意的，一般不予缩短。对于工期延长的情况，在现实中比较常见，通常是工程索赔中的一个焦点，笔者来具体分析一下。工期的延长，从承包方的角度来讲，可分为两种情况，一为可原谅的延期，二为不可原谅的延期。“可原谅的延期”，一般情况为发包方的原因，如修改设计、施工条件变化、增加施工量或施工项目等，另外还有客观上的原因，如异常恶劣天气、天灾等不可抗力引起，这个时候一般应当认可承包方工期的延长。若发包方原因引起的延期，承包方还存在一个损失索赔的问题，赔偿的金额应当包括如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工人误工费、材料保管费等等。而在客观原因造成延期的情况下，一般不存在索赔问题。笔者认为，在“可原谅的延期”的情况下，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来证明的问题，即承包方如何证明“可原谅的延期”事由的发生？笔者建议，承包方在遇到相关事由发生后，必须要做好自我保护的工作，包括立刻给发包方发函，说明情况，进行现场签证，要求发包方确认等等。“不可原谅的延期”，是指由承包方自身原因造成了工期的拖延，如工效不高、施工组织不好、设备材料供应不及时等等，这个时候，若有工期延长的，则应当认定为逾期，并应当赔偿法包方的损失。但事实上，在现实工程中，通常造成延期不会仅仅是一方的责任，往往都是双方或多方均有责任，可以认为是“共同延误”，这个时候如何确认延误的可原谅性，值得探讨，笔者认可以下观点：首先去判断造成延期的多种原因中，哪一种是最先发生的，即确定“初始延误”，由初始延误者承担工期延误的责任，在初始延误发生期间，其他并发的延误者不承担拖期责任。另《建设纠纷解释》第十五条也规定了一种工期顺延的情况，即建设工程竣工前，当事人对工程质量发生争议，工程质量经鉴定合格的，鉴定期间为顺延工期期间。
四、工程量与工程质量问题
（一）工程量的确定
一般有两种途径确定：1.双方结合报价单、施工中的签证单、监理报告等相关材料，共同协商确定。
2.共同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对工程量进行鉴定。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工程量的确定往往不是单独进行的，因为对于工程量的确定，最终目的是对工程价款的确定，因此，一般来说，工程量和工程价款的确定是同时进行的，很少有单纯的对工程量的确定的。比如说双方对于工程量协商不成，均同意通过第三方鉴定的方式确定的，那么通常还会提出工程款的审计鉴定，完成了工程量的鉴定，工程款的审计鉴定立刻启动。
（二）工程质量问题
但笔者认为，若仅以施工工程存在质量问题作为抗辩理由中唯一抗辩理由的，胜诉率不高，因为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不是简单的说比如有地方漏水，那就是有质量问题。出现诸如漏水现象，可能是施工问题也可能是使用问题，最终要确定是否有质量问题，还是需要双方共同委托相关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其实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相对来说是比较保护施工单位的。
五、合同的解除问题
（一）合同解除的条件
1.承包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
2.承包方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完工，且在发包人催告的合理期限内仍没有完工；
3.承包方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并拒绝修复；
4.承包方将承包的建设工程非法转包、违法分包。
一方面，任何一方意欲解除合同的时候，总是会照搬硬套上述的条件，主观的意志非常强烈，而事实上是否如其所述，是有差距的。在司法实践中，仍需综合判断，不可偏听偏信；另一方面，司法解释的规定也有一定的笼统性，如“发包方未按约定支付工程款”的承包方可以解除合同，对于这个条款，就应当考虑一个度的问题，未按约定支付工程款达到什么程度，若发包方未按约定支付的工程款仅仅只是很少一部分的时候，就不应当至今适用而解除合同。
（二）合同解除后的处理
至于合同解除后，后期问题如何处理，《建设纠纷解释》是这样规定的，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除后，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合格的，发包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工程款；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的，参照合同无效的相关规定来处理。
六、合同无效的问题
（一）无效的分类
1.进行了招投标情况下的无效，即中标无效的情况在有如下几种：第一，招投标当事人实施了某一行为，该行为的实施直接影响了中标结果的，可导致中标无效，归纳下来主要有：（1）招标机构违反本法规定，泄露应当保密的与招标投标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的，或者与招标人、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
（2）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人向他人透露已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的名称、数量或者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招标投标的其他情况的，或者泄露标底的。（3）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违反本法规定，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的。
第二，招投标的当事人，只要实施了某一行为，中标即认定为无效，归纳起来主要有：
（1）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中标无效。
（2）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中标无效。
（3）招标人在评标委员会依法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以外确定中标人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在所有投标被评标委员会否决后自行确定中标人的，中标无效。
（4）中标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低于成本价。
2.没有进行招投标情况下的无效。笔者归纳下来通常有以下几个原因：
（1）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而去承接工程的；（2）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的名义去承接工程的；
（3）某建设工程依据法律规定必须进行招标，但实际却未进行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
（4）承包人进行了非法转包；
（5）承包人实施了违法分包；
（二）合同无效后的处理
合同一旦被确定为无效，那么必然引发一系列的后续问题，笔者在此分三种情况进行分析。
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订立后尚未履行前被确认无效的处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订立后尚未履行前被确认无效的，笔者认为，双方当事人均应不得再继续履行合同，并按照缔约过失来处理，即有过错的一方赔偿另一方因合同无效而造成的损失，双方均有过错的，按照过错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
2.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所约定的工程已经开工但尚未完工时被确认无效的处理。这种情况即所谓的半吊子工程，处理起来最为复杂，一般可考虑按下列原则处理。第一，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双方应当立即停止履行。第二，恢复原状或折价补偿。第三，赔偿损失。具体操作起来可能会非常复杂，笔者在此也仅是提供一个处理问题的原则，在原则框架下进行处理。
3.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后被确认无效的处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但该建设工程已经完工，并经竣工验收合格的，若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当予以支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且该建设工程随已完工，但经竣工验收不合格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1）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发包人请求承包人承担修复费用的，应予支持；
（2）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承包人请求支付工程价款的，不予支持。因建设工程不合格造成的损失，发包人有过错的，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七、工程款的结算问题
工程款的结算与支付，说起来容易，一旦诉讼到法院，特别是半吊子工程，将演变为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法院的审判实践来看，建设合同纠纷的焦点本质就一个：施工方要钱，希望拿回业主拖欠的工程款或者从心态上讲是想多要点钱，业主的心态就是少给或不给钱，其抗辩理由是施工方存在工期拖延问题,工程施工质量存在问题，本质是想达到抵消或吞并部分工程款的目的。工程款的结算，专业性也是较强的。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对于工程价款的计算存在争议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工程范围的确定。在一些案件中，当事人的争议点在于何为合同范围内的工程、何为合同范围外的工程、是否重复计价、是否遗漏计价等。对此需知晓建设工程的各个环节及其相互之间的独立性和联系，进而判断是否应当计入工程价款中。第二，工程价款计算标准的确定。若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是固定价（俗称闭口价），则法官应当按照当事人间的约定认定工程价款；若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是按实结算工程款（俗称开口价），那么在案件审理时就会产生按照何种标准结算工程价款的问题，如按照市场价结算、按照定额标准结算。
在工程款的结算中，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黑白合同”问题。在我国尚不十分规范的建筑施工市场，按照法律规定实行强制招标投标的项目领域，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签有两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情况时常发生。其中，一份是招标人与中标人根据中标文件签订的合同，即中标合同，另一份则是内容与中标合同内容不一致的合同，社会上形象地称之为“黑白合同”或“阴阳合同”。从词意上就可以看出合同的性质，即中标合同“白合同”是经得起政府职能部门的检查监督的、光明磊落的，而“黑合同”是经不起政府职能部门的检查监督的、搞私下交易的，违背《招标投标法》的规定。这样的做法无疑侵害了其他投标人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使招标投标制度形同虚设。对于“黑白合同”的在工程款结算上的效力问题，如何认定是有争议的。有的认为只能按照白合同来确定工程价款；有的认为黑合同只要不违反《合同法》及国家强制性规定的，应当认定其效力。笔者认为应当分情况处理，对于招投标工程，《建设纠纷解释》第21条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由此明确规定了中标合同就工程价款问题上的效力。而对于没有实行招投标的工程，也出现备案合同与具体施工合同不一致的情况，效力如何认定，笔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也就是说不能直接照搬适用《建设纠纷解释》第21条的规定，因为对于一个民事合同，最重要的还是要看订约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哪一份合同是双方最真实意思的表示，并且不违反《合同法》52条之规定的，就应当认定其效力，从而判断工程款的结算依据。
八、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