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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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2.021
崔铣（1478―1541），字子钟，号后渠，又号洹野，河南省安阳市人，明代中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有“中州杰士”之美誉。崔铣的行为处世、品行操守堪称中原士人的代表。从他的求学经历、交游、思想、著述等方面可以看出，他受传统中原文化的熏陶甚深，是中原文化精神的积极实践者。
弘扬中原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尽可能多地发掘历史上产生过积极影响的河南士人，研究他们的思想及其文化精神，从而丰富中原文化内涵。崔铣在安阳影响很大。古城安阳素有“十八巷”之称，小颜巷即是以崔铣的名字命名的、十八巷中最负盛名的一条小巷。“颜”指的是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崔铣素有“小颜回”之称，其在当时的影响可见一斑。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位素有大儒之称的河南文化名人，其文集至今未得到系统整理。安阳师范学院周国瑞出于对这位乡邦先贤的敬仰，先后出版了《崔铣洹词选》《崔铣评传》，除此之外有关崔铣的研究几付阙如。本文拟从求学、为官和为学3方面对崔铣身上所体现的中原文化精神予以发掘，以期抛砖引玉。
一、开放兼容，转益多师
崔铣自幼聪明好学，在成长过程中，善于吸收、接受其他文化中有益的成分，以形成他转益多师、开放兼容的文化意识，从而表现出鲜明的中原文人的精神特质。
崔铣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崔升，字廷进，进士出身，清廉刚正。母亲李氏，户部侍郎李公和长女。崔铣5岁能占对，习礼仪。据何塘《崔文敏公墓志铭》记载：“五岁，闲礼仪，口占成对。”[1]（P357）崔铣10岁即随父游历陕西、四川等地，广泛接触当地的文人学士。崔升十分注重对崔铣的培养，每到一处，都为他延请当地名师：“弘治改元，南郭君以职方员外郎晋知延安，携先生往，甫十岁，始授《论语》，一诵五叶。不数月，通《论》、《孟》、《学》、《庸》，习《毛诗》，能文章。”[1]（P357）崔铣母亲李淑人也对其严加管教。《显妣淑人李氏述》[2]（P492）记载：
（淑人）年三十有六，始生不肖，铣五岁时，先妣归宁，表兄弟俱衣彩褐，不肖向母索衣，先妣归启二敝笥示之，亡可制者，不肖益哭，亦竟亡也。
不肖十三时，在延安私以纸易瓜，先妣怒责二十，曰：“此渐可通贿，为官多因妻及子好货败其名！”
从上述材料可见，崔铣自身聪明早慧，父母又非常重视对他的培养，尤其是在个人品质修养上严格要求。13岁时，崔铣私自拿了家里的纸换瓜吃，结果被母亲“怒责二十”，并谆谆告诫：“此渐可通贿，为官多因妻及子好货败其名！”崔铣母亲的言传身教与严格管束为他日后成为一位清正廉洁的官员打下了良好基础。马理《崔文敏公传》载：“年十三，参政公知延安府事，携之任。时延安多髦士，属官有名士七八人。公取髦士与共日课所会文。每文成，誊七卷，驰使七人者笔削之，仍合为一卷，使后渠通阅之。久之，诸髦士及七子才美皆萃于后渠。以故，成童时举业已过人。”[1]（P355）崔铣13岁时，随其父赴任陕西，与当地文人广泛交往，学业大进，已经精通制艺时文。其后，崔铣又随父亲赴任四川，接触不少四川名人。
崔铣自幼生长在安阳，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在与关中、四川等地的文人学士交往中，不断学习、借鉴不同地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思想上逐步形成了广通博取、不主一家的观念。他才华卓著，不但精通制艺，而且擅长辞赋文艺。《洹词》清同治刻本有崔铣少子崔汲为崔铣作的年谱，其中《辛亥十四岁》条载：“师事甘泉教谕李公健，肆力举业，复善辞赋，喜吟咏。名山寺观多留题焉。”[3]（P10）崔铣在京师时与当时宰辅、著名文人李东阳交善，李东阳赠答公卿的诗词文学多令崔铣代作。《年谱・癸亥二十六岁》载：“方石公凡赠答公卿诗文学，令公代作。”[3]（P19）可见，崔铣具有过人的才识和文学才华。
不但如此，崔铣还广泛涉猎各家典籍，《年谱・壬子十五岁》载：“从广安苏公森讲《易》，通《易》学，延川教谕梁公浦善朱氏诗，复从之，益明诗。”[3]（P10）崔铣旁通博取，在通晓《易》学的同时，竟然学会了占卜。《崔文敏公墓志铭》云：“年十五，讲《太极图》，通《周易》。南郭君偶以事索卜者，先生曰：‘儿能筮。’果奇中。”[1]（P358）
可以说，年幼的崔铣，当时思想仍未定型，涉猎博杂，受中原文化、关陇文化、巴蜀文化的多重影响，雄姿英发，不拘一格。正因为如此，崔铣年轻时作文往往立异标新，以至于在第一次参加会试时，主考官以其文太奇而将之黜落。崔铣22岁北上会试，连考3次才中。22～27岁这6年间，崔铣往来京师与安阳，与当时聚于京师的文人相交，尤其是与理学家交相论文，先后与三原秦伟、马理、高陵吕楠、榆次寇天叙、林县马卿、同邑张士隆等交善。这些人都属于北方文化圈文人，马卿、张士隆同为中州士人，他们有相同的思想和价值观。出于儒家的社会责任感，崔铣尽管通晓文艺，但对文艺一直表现出一种自觉的疏离态度。因为不满当时任宰辅的李东阳忽略朝政而重视文艺的做法，遂写了《上西涯相国书》相劝。《崔文敏公墓志铭》记载：“时元辅某忽略体要，攻治文艺。先生上书，劝以及时悟主、救民、荐贤、理财、强兵、无事琐末，恳恳千余言。”[1]（P358）
崔铣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又广泛吸纳其他地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从而形成了他开放兼容、中正直行、具有中原文化特质的思想，其道德品质堪称典范。
二、清廉刚正，为政以民
人从自然接受的意象，与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心理结构具有内在的联系，因而中原文化与黄河流域的地形气候在审美图式上具有一致性。曹锦清[4]认为，黄河平时温驯，而汛期又暴烈，这不正是黄河儿女，即中国农民的双重性格吗？唐太宗懂得这个奥秘，故有贞观之治。崔铣作为一代君子之标、为官清廉刚正的代表，中原文化中正道直行、刚正不阿的精神在他身上得到集中体现。
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崔铣任翰林院编修，参与修撰《孝宗实录》。当时，宦官刘瑾专权，许多官员对他阿谀奉承，见之伏谒跪拜，独崔铣见刘瑾长揖而已。“（铣）与同官见太监刘瑾，独长揖不拜，由是忤瑾。”[5]这里的“同官”，即是与崔铣同为中州士人的何瑭。何瑭《崔文敏公墓志铭》记载：“时阉瑾窃政，囚戍元老，奴仆端揆。先生守正不屈。瑾怒，谓冢宰张彩曰：‘翰林白面后生轻薄，如崔铣尤甚。’彩曰：‘北方赖斯人倡古作。’时瑭为修撰，见瑾亦长揖。瑾俱欲重置。瑭谓先生曰：‘吾两人不可易节。’先生曰：‘铣安义命久矣！’”[1]（P358）
何瑭，字粹夫，河南武陟人。弘治十五年进士及第，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与崔铣一起参与编修《孝宗实录》。崔铣与何瑭同为中州人，声气相投。“刘瑾窃政，一日赠翰林川扇，有入而拜见者。瑭时官修撰，独长揖。瑾怒，不以赠。受赠者复拜谢，瑭正色曰：“何仆仆也！”瑾大怒，诘其姓名。瑭直应曰：‘修撰何瑭。’”[5]在刘瑾专权期间，崔铣与何瑭相互鼓励与支持，代表了中州士人独具的不畏强权、正道直行的中原文化精神。
更能体现崔铣这种精神的是嘉靖朝著名的“大礼议”事件。明武宗正德皇帝无嗣，临终遗命传位给其堂弟朱厚，即世宗嘉靖皇帝。嘉靖即位后坚持追尊其生父为兴献皇帝，武宗皇帝生父孝宗为皇伯父。嘉靖的这种做法与封建时代正统的帝系观念相违背，遭到了群臣的反对。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7月15日罢朝后，群臣二百多人聚于左顺门长跪不起，要求嘉靖皇帝称孝宗为皇考，称其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群臣自辰至午不散，嘉靖帝命司礼监收系为首8人入狱。一时群臣感奋，撼门大哭，嘉靖大怒，下令逮捕马理等130多人下狱。到17日，近200人受到杖责，其中有17人先后死于杖创。“左顺门”事件最后以嘉靖为其生父兴献王加上“皇考恭穆献皇帝”尊号为结束。群臣一时谈“礼”色变。
“左顺门”事件时，崔铣正在南京国子监祭酒任上，并没有参加，本可置身事外。但“左顺门”事件之后，崔铣却上了一封《甲申陈言急务疏》，弹劾因“大礼议”而升官的张璁等人[2]（P469-470）：
然而进讲之日少，放免者多；接士夫之时什一，对内人者什之九。……
夫人之愿有子孙者，气相传焉，而弗与形俱斩。故绝世者，人之大痛也。先王本其气之所由来，取同宗者为之后，若夫帝统必以长。祖训：继绝必以弟。必以长，一统序也；必以弟，杜忿争也。立此二义，则陛下为弟而长，又继祖之宗绝。正当继祖以伦序，则考孝宗是。故必降于所生，斯谓之后；若与所后等耳，犹弗后也。……伏望皇上无轻正统，无拂群情，无恃威可作，无谓己可继。
崔铣的这道奏疏言词切直，对嘉靖皇帝提出了严正的批评，并主动提出辞职。清乾隆刻本《洹词》中蒋希宗在《崔文敏公后渠先生洹词序》中说：“‘甲申一疏’，可与日月争光也。”
崔铣知道这封奏章可能带来的后果，在他发了奏疏之后给在安阳的长子崔滂写了一封信：“我为国家上章，必取重祸。倘致仕为民，谪职乃罢；若就逮时，尔贷银数十两来京盘费。我平生未曾受苦，逮必入狱受刑，此必死也，尔收吾骨还乡。任中止银十两。信到即行，切毋缓忽。”[3]（P38）从崔铣在上疏后对自己的后事安排上看，他是抱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心态，并且做好了以死谏诤的准备。
明清河南文人在价值取向上有一个相似的特点，即为官时刚正不阿、治政清廉，具有儒家的兼济精神，一旦被奸人弹劾或陷害，则能正道直行，不与权贵同流合污，在事情无可挽回之时，又能保持节义，退隐归乡，关心地方建设和著述。崔铣便是河南文人这种价值观的忠实实践者。他在给嘉靖皇帝上的《甲申陈言急务疏》说：“臣窃惟祭酒为世儒宗，非臣陋劣可以滥冒，况系两京四品堂上官。灾异之来，亦合自陈求退。伏望皇上将臣罢免，别选贤良代任。”[1]（P182）虽然崔铣并未参与“左顺门”事件，但在得知情况后他毅然站在护礼派一边，并以主动提出辞呈的方式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们在此姑且不论护礼派所护之“礼”是否值得以死相争，但在护礼派看来，他们坚持的是正义、是真理，其执着无畏的精神让人动容。崔铣见嘉靖并无改过之心，就再次提出辞职。嘉靖无奈之下批准了他的辞呈。于是，崔铣罢职返乡，潜心于研读治学。
崔铣入仕后不畏强权，刚正直行，无论是被排挤赋闲在家还是为官一方，皆能持重直行，关心时务，勤于哲理、道德等方面的思考和著述。
崔铣的同乡好友除何瑭外，还有前七子中的河南文人李梦阳、何景明等，他们在行为处事上与崔铣多有相似之处，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文化精神正是中原文人的共同特征。崔铣的行为处事之道已经成为中原文人一种普遍的生存方式。
流经中原腹地的黄河给予中原人的心理图式是阔大、厚重、坚实、深沉，中原文化中从来就不缺乏大义凛然、舍身护法、鞠躬为民的精神。一旦不为当权者所用，河南文人普遍转而以著述来寻求自身价值。
三、躬行实践，文章千古
明清之际，士大夫出于对社会责任及自身使命的认识，转而关注实际的功用之学。重视事功的实学传统使中原士人有着积极的从政为民意识，著述上能直面现实人生，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求真务实的价值追求。崔铣的学术思想典型地体现了中原文化包容开放、注重实践和创新的思维方式，他是中原哲学思想的成功实践者。
注重事功、躬行实践的价值取向也影响到文人的文学立场和创作。崔铣很有文学才华，但是他一生以事功为追求目标，留下的文学作品并不多，可见的只有《洹词》及散见于其他典籍中的一些诗歌。《洹词》中的几篇赠序表明了崔铣的诗论主张。他“并不一味盲从，迷信阿附，而是敢于对程朱理学中的一些论点进行批判，对他们的一些言论加以重新审查”[6]。其论诗主张先接触事物，因物有感，因感生情。崔铣的诗论主张典型体现了中原文化精神中兼容并蓄、注重实践与事功的特征。
崔铣的诗歌虽然流传下来的不多，但其诗歌体现了中原文化的核心精神。崔铣49岁时曾作诗：
九日龙山胜，诸君并马游。休嘲风落帽，且插菊盈头。醉眼睨天地，狂歌震斗牛。坐乘新月上，占尽碧林秋。
――《九日登山诗四首并序》
城上高楼接太清，登楼有客感平生。十年湖海悲秋思，万里云霄捧日情。苑鸟欲随烟树落，边笳遥散晚风轻。庾生王粲俱多兴，词赋江关空有名。
――《登郡西城楼》
“醉眼睨天地，狂歌震斗牛”，表现了中州士人豪放不羁、正道直行的性格。“十年湖海悲秋思，万里云霄捧日情”，雄浑、博大，雅正。崔铣在另一首诗《卜居》中写道：“新开数亩枕洹流，拟卜幽居事静修。三径菊松方可圃，一川风月小宜楼。茫茫宇宙人空老，冉冉光阴岁复秋。千古斯文天未丧，著书端不为穷愁。”这充分表现了诗人甘于田园生活、在著述中寻求千古的心志。
从明前七子到李濂、高叔嗣、吕坤、刘绘、刘黄裳、杨本仁、张卤、李鬯和、张民表、吕维祺、史可法、张镜心、彭尧谕、侯恪等，再到明清之际的周亮工、侯方域及康熙时期的宋荦、汤彬等，河南文学走过了一个以复古为革新，在文学创作中维护传统中原文化的历程。崔铣的诗歌正是河南文学这种特征的体现。
四、结语
作为一代大儒，崔铣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原士人兼容并包、刚正直行的文化精神。他对这些优秀中原文化传统的坚持，及在哲学、文化、文学等方面的探索、创新和贡献，对建设和谐社会、中原文化具有借鉴意义。对崔铣文集的整理及其学术思想、文学思想的系统研究将是学术界有待进行的工作。
[参考文献]
[1]周国瑞.崔铣洹词选[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2]〔明〕崔铣.洹词[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3]李光助.崔铣年谱新编[D].兰州：兰州大学，2008.
[4]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535.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一、引言
科技型人才是人力资源中最优秀的群体，其作用发挥如何对推动我国科技进步，增强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人才流动基础上形成的科技型人才聚集现象，既能够产生1+1>2的经济性效应，也可能产生1+1<2的非经济性效应。这两种效应的产生无不与人才聚集的区域环境密切相关，这里的区域环境包括制度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等。
区域文化环境是影响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产生和提升的重要因素，不同特点的区域文化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中原文化作为我国中部地区区域文化的典型代表，研究其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继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区域文化环境的对策，对于提高中部地区的人才吸引力和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中部崛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目前我国经济管理学界对中原文化的研究[微软中国1],多集中于中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1-3]，很少直接研究中原文化与区域内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之间的关系，无法指导人们运用区域文化对人才聚集效应进行管理，影响到科技型人才作用的充分发挥。基于此，本文在论述了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概念和特征的基础上，对中原文化的特点及其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其作用机理，提出了改良中原文化以推动科技型人才聚集经济性效应产生与提升的对策，旨在充分发挥中原地区科技型人才的作用，增强中原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
二、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分析
在区域要素边际收益差异和自我价值实现等因素的引致和驱动下，科技型人才会从边际收益较低的不发达地区流向区域边际收益较高的地区，使科技型人才呈现出局部集中的特征，形成了人才密度大于其他地区的聚集现象。因此，所谓的科技型人才聚集现象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内，随着科技型人才的流动，大量同类型或相关人才按照一定联系，在某一地区（物理空间）或某一行业（虚拟空间）所形成的聚类现象。
与其他经济现象一样，科技型人才聚集现象会产生两种效应：一是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不经济性效应；二是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经济性效应。
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不经济性效应是指具有一定内在联系的科技型人才，在一定区域内聚集过程中所产生的人才聚集作用低于各自独立作用的效应。产生人才聚集不经济效应的主要原因是：（1）人才聚集没有形成人才之间有机的内在联系，仅仅是人才的数量增加了，不能产生人才的规模效应。产生规模效应的前提是聚集的人才必须建立一定的有机联系，缺乏有机联系的人才聚集实际仍然为众多独立的人才，是不能产生加总作用的；（2）人才聚集的环境不理想。人才聚集所产生的加总作用是在一定的内外部环境（制度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等）条件下发生的，失去了和谐的环境条件人才的聚集就会产生不经济性效应；（3）人才的流动性不够。人才的聚集效应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人才的流动是这个动态过程的基本前提。没有人才在市场机制下的合理流动，人才的聚集现象就很难产生，即使产生也可能形成死水一潭，缺乏活力与激情，甚至出现消极现象，导致了人才聚集的不经济性效应；（4）人才聚集过程中各种冲突的产生。人才在聚集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各种冲突，如若对这些冲突消减和化解不力，就会增加冲突的破坏力，产生人才聚集的不经济性效应。
所谓的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经济性效应是指具有一定内在联系的科技型人才，在一定的区域内以类聚集，在和谐的内外部环境作用下，发挥超过各自独立时的作用所产生加总效应。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经济性效应是科技型人才聚集现象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其特征主要有：信息共享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创新效应、集体学习效应、激励效应、时间效应、规模效应、区域效应[4-5]。
三、中原文化的特点及其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分析
（一）中原文化的内涵及特点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概念。泰勒（Tylor）认为：“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含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也就是说文化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稳定性的信念、理想、价值观，它对人们的行为具有莫大的无形影响。
中原文化就其文化层次而言，属于区域文化的范畴。所谓的区域文化是指居住于特定区域的人群在从事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制度规范、心理特征、风俗习惯等的总称[6]。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文化作为一种软环境，对本区域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研究表明，相对于传统产业而言，高技术产业和人才对区域文化环境更为重视[7]。1994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安娜丽·萨克森宁（Annalee·Saxenian）教授在其《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一书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硅谷欣欣向荣与128公路地区日益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两地的区域文化差异所致[8]。这一观点证明了，一个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不能只看其物质资本或技术本身，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作用的社会文化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拉越大，其中的原因除了东部拥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国家政策支持外，区域文化的差异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区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与本区域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我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不同地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李慕寒、沈守兵将我国的区域文化划分为：燕赵文化、秦晋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两淮文化、吴越文化、江西文化、闽台文化、岭南文化、云贵文化、关东文化、草原文化、西域文化、青藏文化等十六种[9]。同其他区域文化一样，中原文化的形成也是中原地区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原文化在地域上以河南省为中心，涉及晋东南、冀南、鲁西南等地区，是覆盖范围较大、涉及人口较多、具有黄河中下游地域特征的代表性区域文化。河南省位于我国中部，黄河之滨，自古以来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中华民族最早的聚居地。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农业文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农耕文化成为中原文化的核心。此外，中原地区位于中华版图的中心，人口密集、人才辈出，地理位置显赫，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久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很多朝代都建都在河南，对中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原文化依附的制度根基。
对于中原文化的特点，不同的学者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王保国认为中原文化具有保守、务实、平和、中庸、尚古、安土重生、重人事轻自然等文化性格[10]；杨翰卿认为中原文化蕴涵着深邃的和谐精神与实学精神[11-12]；吴圣刚认为中原文化生态具有根基深厚、整体统一、稳固茂盛、动态发展、人地相关等特征[13]；刘双、刘万云认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中原人的群体人格特征主要有质直忠厚、勤劳节俭、守乡眷土、崇尚权力等[14]。站在研究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角度来看，本文认为中原文化的特点主要有：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贵中尚和的处世之道、经世致用的务实心理、正统保守的宗法观念、稳固执着的本位精神等五方面。
（二）中原文化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分析
1．“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不同的物质生产方式造成了人们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生活习惯又促使人们养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原文化具有浓郁的农耕文化特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牧歌般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中原文化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春秋繁露》）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
对于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而言，“循规蹈矩”的思维方式使人才更加顺从于管理者的规章制度，客观上消减了群体的矛盾与冲突，有利于营造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环境，便于人才之间相互学习与沟通，容易产生信息共享效应、集体学习效应和规模效应。然而，这种思维方式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它禁锢了科技型人才的求异思维，使他们难以“离经叛道”，大胆革新，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倾向于引经据典，唯恐越雷池一步。试想，科学研究没有独立思维，没有求异精神，就意味着没有否定与创新。因此，这种思维方式严重阻碍了科技型人才聚集的知识溢出效应、创新效应和区域效应的产生与提升。
2．“贵中尚和”的处世之道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中原文化深受儒家文化的渗透与浸染[1]，而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的主要特征。正如冯天瑜先生所说，汉人崇尚中庸，少走极端，是安居一处企求稳定平和的农业经济造成的人群心态趋势[15]。“中庸”教化使得在中原大地的社会生活中平均主义的理念、的精神和不偏不倚的态度深入人心，“贵中尚和”成了人们行为处世的不二法则。
“贵中尚和”的处世之道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具有积极的作用。它能够培养科技型人才的团队精神与合作意识，而这种精神与意识是人才从事重大科学技术研究，产生和提升人才聚集效应必不可少的条件。现代重大科技研究呈现出学科交叉越来越多，系统越来越复杂的趋势，任何一个自然人都很难单独完成，需要多学科人才的通力合作。如果没有一个和谐的团队，是很难完成研究任务的。“贵中尚和”的处世之道有利于引导成员融入团体，相互之间精诚团结，增强团队凝聚力，实现信息共享，促进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激励，缩短时间距离，产生和提升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信息共享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创新效应、集体学习效应、激励效应、时间效应以及规模效应。
当然，这种片面强调“集体主义”的处世之道也有其消极作用。它对科技型人才个性的张扬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使他们个体效能的发挥受到限制，而个体效能发挥的不充分自然会影响到整个人才聚集加总效应的产生。
3．“经世致用”的务实心理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长久以来，农耕文化养成了中原人民勤劳朴实的品格和讲求实际、实功、实用、实效的务实心理，也就是儒家文化所推崇的“经世致用”的思想。
“经世致用”的务实心理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而言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能够促进人才聚集过程中创新效应，特别是技术创新效应的产生和扩散。技术创新相对于科学创新更注重实用，基本上属于应用研究，而科学创新则大多属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在务实心理影响下，许多科技人员更愿意从事被他们认为是实实在在的技术研究，从而促进了技术创新，也容易形成创新效应。
另一方面，“经世致用”的务实心理也会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产生消极的影响。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科学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会受到到削弱，造成科学创新能力的不足。由于科学研究是技术研究的基础，因此科学创新能力的不足会进一步影响到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制约了整个科技型人才聚集的创新效应的增强。
4．“正统保守”的宗法观念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中原地区农耕文化的经济基础是长期形成的小农经济形态。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然经济，它的基本特征是以一个家庭、家族为基本单位而进行的农业生产。因此，在传统社会中，中原人往往把家庭看得比个人更重要，特别重视家庭的伦理关系和个人在家庭中的责任和义务。小农经济封闭的组织结构造就了中原文化“正统保守”的宗法观念。
“正统保守”的宗法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产生和提升的。因为它强调把团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激发了科技型人才的集体责任感，消减了科技型人才聚集时的各种利益冲突，维护了团体的和谐与秩序，增强了人才聚集的凝聚力和协调性，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产生与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
然而，受宗法观念的制约，中原人的思想缺乏开放性，对外部的一切异己事物持排斥态度居多，形成了较强的保守观念。从秦汉至近代两千多年间，在整个中原地区的学术界中，维护传统、弘扬传统的保守派居多，敢于破除传统的改革派却较少。同时，在正统保守的宗法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对所谓的“权威”有着天然的崇拜。在学术研究中，视权威为领头羊，不敢对他们的观点提出异议，以致人云亦云，产生了“羊群行为”，而这是学术创新的大忌。没有创新，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知识溢出效应、创新效应和区域效应就很难产生。
5．“稳固执著”的本位精神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历史上，中原地区有相当长时期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种地位造就了中原文化以正统自居的优越心理。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原文化多次遭遇外来文化侵蚀与冲击，但一直保持着其根基与核心不变，从未实现与外来文化真正的、深入的融合。在这种文化环境中，造成的结果是“人们往往以冷峻的态度迎候外来文化的纷至沓来，同时在骨子里却抱定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信念和‘以我化人’，不允许‘以人化我’的心态”[16]。
“稳固执著”的本位精神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具有严重的负面作用，它易使人才养成“唯我独尊”的心理定势，导致人才思维与行为的灵活性、机敏性、变通性相对趋弱，适应外界变化的耐力和韧劲较差。此外，它还影响到人才对自身所处环境的比较性认识，造成时间观念、节奏意识淡漠，危机感与紧迫感不强。时至今日，中原人的改革创新意识、风险竞争意识都比较落后[17]。因此，在这种本位精神的束缚下，人才不擅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阻碍了科技型人才聚集的信息共享效应、集体学习效应、知识溢出效应以及创新效应的产生与提升。同时，这种固步自封的本位精神使得人才之间难以建立广泛而深入的有机联系。缺乏有机联系，人才的聚集仅仅是量的积累，很难产生质变，当然也就无法形成人才聚集的经济性效应。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于对秦直道的研究，据考古与历史学家讲，秦直道的研究是近30余年的事情。关于秦直道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史记》，司马迁只有寥寥几笔：“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蒙恬列传》曾传记：“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除此之外，很难再找到更为详细的记录说明，更谈不上研究了。随后的两千多年里，几乎没有人再关注秦直道的意义，秦直道随同黄沙一起淹没于荒草之中。直到上世纪70年代，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教授撰写《陕西军事历史地理》时，写有《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一文，为秦直道研究开拓了新领域。随后，除1987年陕西省地方志编委办曾组织史志工作者考察过秦直道之外，再没有人对秦直道做过全面的研究。直到2005年7月，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召开了“中国・秦直道与草原文化研讨会”，这是我国首次集中进行研究秦直道的专门会议，主办方总共请来了北京、陕西、甘肃、内蒙古地区对秦直道有研究的专家学者约160余人共同出席会议。最初参与研讨的专家接到主办方邀请之时异常惊喜，毕竟这是关于秦直道的第一个研讨会。同时，许多专家学者也希望通过此次研讨会发表自己的最新观点，同时汲取更多新的研究成果。在这次会议上，众多专家都对秦直道的研究和保护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会上，形成了《关于加强对秦直道遗址鄂尔多斯段研究与保护的建议书》及《关于秦直道遗址鄂尔多斯段的评价意见书》两项成果，明确了秦直道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对秦直道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外，在主办方的主持之下，与会的众多专家也拿出了多年的研究成果与大家共同分享，并以最快的速度结集出版，也就是捌门现在所看到的这本弥足珍贵的《秦直道探索与研究》。著名历史学家、北师大教授王子今说：“这本书的出版，凝聚了众多专家的心血，同时由这么多的专家汇聚一堂，探索研究秦直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尚属首次，且规模大成果丰。这与东胜区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分不开，他们联系专家，准备资料，筹备会议，编辑论文，进行了诸多繁琐复杂的工作。仅仅是将这么多研究人员聚在一起开这个研讨会，即是大功一件，可谓功不可没。”
自汉代以后，秦直道就慢慢的被遗忘了，某些干道虽仍在使用，但很少有人将它与秦直道联系起来。自从上世纪70年代，史念海先生实地考察秦直道的成果《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发表之后，学术界才重识到秦直道的重要性。而那次研讨会上，论文集的出版，为秦直道的保护提供了许多可行有效的意见。我们知道，秦直道北起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盂家湾村)，南至秦都咸阳军事要地云阳林光宫(今陕西淳化县)，穿越14县，长达700多公里。路面最宽处约80米，一般宽有20米左右，要对其进行保护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目前秦直道遗址保存较为完好的一段就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境内，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历来各级领导班子都较为重视这一文化遗存。1989年，东胜境内的秦直道被东胜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该段秦直道遗址被人民政府公布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2003年开始，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着手保护秦直道遗址东胜段，投资800多万元，2005年7月建设落成了秦直道遗址博物馆，制作了大型秦直道复原沙盘，并征集了一批秦汉时期的历史文物，迈出了秦直道文化开发的第一步。参与“中国・秦直道与草原文化研讨会”的众多专家学者，都极为欣赏东胜区的这一做法。秦直道遗址博物馆的建立可谓一举多得，既保护了秦直道遗址和遗址上出土的文物，又有了具体的宣传场地。秦直道遗址博物馆的建立，让秦直道成为中国第一个以道路为主体的遗迹国保单位。由此可见，这个见证华夏文明奇迹的秦直道，这份祖先给鄂尔多斯人留下的珍贵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其文化品牌价值是无可替代的。
这本论文集可谓是融各家之言，展百家之长，以“中国・秦直道与草原文化研讨会”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为主，共收录了全国各地专家学者的学术论文和其他文章共32篇，学术分量相当厚重。书中不仅收入了王子今教授的《秦直道的历史文化观照》，还收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的《秦汉直道研究与直道遗迹的历史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宋超的《直道与汉匈战争》、北京大学文博学院高崇文院长的《试论匈奴民族的发展与南北文化的交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孙家洲的《秦直道研究二题》、陕西历史博物馆周天游的《秦直道的价值与保护其遗址的意义》、北京大学历史系程龙的《论秦始皇灵柩何以经九原归咸阳》、甘肃庆阳市博物馆李红雄的《略论秦直道修筑的时代背景及其历史作用》、包头教育学院廖文俊的《秦直道与九原地望》、陕西榆林市文物研究所王富春的《榆林境内秦直道与南北文化交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研究所郝诚之的《秦代直道的和平功能与昭君出塞的旅游价值》等多篇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这本书第一次将近30年间数十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公布于世，这些研究成果再一次肯定了秦直道开筑与通行的重要历史意义。书中对于其走向、规模、作用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考论，提出了许多新的创见。例如辛德勇教授的《秦汉直道研究与直道遗迹的历史价值》一文中，总结了以往秦直道研究的成果，对于秦直道中段西线与东线的认识分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直道在秦朝时已经修成，到了汉武帝时代仍然继续使用，可见秦人所筑直道，不仅按计划完工，而且工程质量也相当完善。他认为《蒙恬列传》所谓“道未就”，应是指秦代规定的直道工程中“一些非常次要的辅助工程”尚未完全完工。对于直道南端何以起始于甘泉宫，辛德勇教授也进行了有说服力的分析。有关秦直道的考古调查收获，如鲍桐《鄂尔多斯秦直道遗迹的考察与研究》、姬乃军《陕西省延安市境内的秦直道》、贺清海《旬邑县石门关近侧大型秦汉遗址真伪辨析》、张泊《子午岭秦直道考察手记》等，也收入到了这本论文集中，形成了对以往秦直道研究重要成果的一次比较全面的检阅，也为学术界进一步的考察和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
关于秦直道中一些长期困惑世人的问题由此也得到了解决。总体上说，此论文集的出版，为学术界共同研究秦直道问题提供了条件。王子今教授兴奋地说：“这本论文集的出版让在场的研究者都知道了最新的研究结果，了解了同行们的进展，知道了自己应该往哪个方向去研究，让大家都少走了一些弯路。”追根溯源，如今有这么多的专家来关注和研究秦直道，除了“中国・秦直道与 草原文化研讨会”的召开和《秦直道探索与研究》的出版之外，还因为秦直道自身的魅力所在。
秦直道在秦代如同今天的“高速公路”，它既是一条重要的边防供给线，也是一条中原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交流的大动脉，与长城共同构成了北部边疆的重要防御体系，有着与长城同类的文化层级和品牌价值，有着与长城同样重要的历史教学、科学普及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多重功能，在历史上曾为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进步作出过特殊的贡献。现在我们再去探索秦直道，深挖其历史价值，可以全面了解秦直道和秦代道路的形制、历史沿革以及测绘、建造方法、道路规模、使用维护、附属设施等最直接的、无法替代的珍贵史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工程技术信息价值。秦直道的开通，便利了中原内地与河套地区的交通往来，成了内地通往北疆的大动脉，不仅对秦抵御匈奴，巩固北疆，加强北方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秦直道遗迹以及沿线的古城遗址，对于我们研究秦汉北方地区的历史，特别是匈奴的战争史、交通史、通讯史和民族关系史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人文历史信息价值。秦直道同时又是民族大融合的桥梁，西汉末年，昭君和亲匈奴，就是沿秦直道北上的。此外，秦直道沿途的巨大冲沟，不仅展现了本地区两千年来水土流失的情况，而且断面上路基垫土层下压着的秦代原生地层，也真实地记录了这里秦代当时的地貌地质情况。
当论文集《秦直道探索与研究》面世之后，秦直道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通过此论文集，专家学者们还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通过观察研究，可以看到多角度科学考察的新气象：一、秦直道的开通和应用，在中国古代交通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作为典型性的标范，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二、对于军事交通的发展历程而言，秦直道也表现出里程碑式的意义。通过对其在兵员和军需物资的调运、军事情报的传递等方面作用的考察，可以总结有意义的历史经验。三、以文化史考察的视角关注秦直道，也可以获得有意义的发现。比如有学者进行过秦直道沿线扶苏传说的研究。四、近30余年的秦直道考古发掘中，秦直道文化遗址还保存了大量的考古文化遗存，具有很高的文化研究价值，同时还保留了生态学和环境考古学上的重要信息。另外，秦直道纵贯南北，沿线民俗的交融点，也成为民俗史学者和社会史学者瞩目的课题。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我和广西兄是多年的知交。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在河南大学（当时是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就读时，我在附中读书。虽然小他数岁，但因我在幼时曾从开封武术名家鲍成功学习武术，他正在调查开封武术的门派传承，他学的是中国文学，我也醉心于文学，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为望年的朋友。后来经过，两人各自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相见日疏，并渐失音信，只是彼此还将昔日的友情保留在心底。
前年郑州举办世界传统武术节，我应邀在武术节的科学报告会上作了题为《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武术》的报告，报告结束后，在魏真先生引荐下见到广西兄。老友重逢，昔日的情景顿时都到眼前，两人相视，感到他依然体健气爽，显得十分年轻。经过交谈我知道他已是研究近代文学的专家，先后出版过《佛学与中国近代诗坛》、《左宗棠》，主编过《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散文集》，并发表过《论近代文人的金石之癖》、《近代诗文研究的百年回顾》、《近代文人的抑郁心理》、《近代文人的地理分布》、《中国近代文社简论》等一系列论文。但对于武术，他仍然情有独钟，还在深入研究，并有《中国武术与武林气质》、《中国武术》、《中国兵》等著作问世。看到他的这些成就，真为这位老朋友感到由衷的高兴。后来，每次回到河南故里，总要和他聚谈，十分惬意。他还特意将他多年修炼的养生功法传授给我。
为了推动家乡武术文化的深入研究，我曾建议魏真先生在他所领导的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组建一个以中原武术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机构，并建议由广西兄出来担纲。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河南体育界和郑州大学体育学院领导的支持，终于在上周末正式举行了“中原武术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仪式。我被邀请出席这一仪式，和广西兄都在座谈会上作了发言，广西兄还欣然接受了中心请他出任副主任的聘请。会后我们又一同到安阳殷墟、汤阴里城和岳庙参观，路上我们在车里促膝而谈，对中原武术文化研究作出许多设想和计划。在我离开郑州的前一天晚上，我们还相约要把他多年调查的河南各派拳术传承体系用录音整理出来，作为口碑历史保存下来，并用摄像机将他的养生功法录制下来。哪能想到，我刚刚离开郑州，他竟然撒手西去，魂归道山，那晚的相约竟成永诀！
记得广西兄在他的近著《中国功夫》的《后记》里曾写下：
“世事烟云，人生如梦，镜花水月，其名亦空，又何谈痕迹？纵有痕迹，又当何如?”
他并赋诗自嘲：
“神驰八万里，梦游六十年。山云来复去，明月印秋潭。”
我原来对他的自嘲是很欣赏的，觉得很有禅意，不想竟然成为他离世而去的谶语。对于广西兄的突然离去，我感到无限悲痛，他还是那样年轻潇洒，怎么会如此轻易弃世？！为了表达我的感受，我拟出一幅尚未来得及推敲的挽联：
评近世文学，卓识方兴，不意忽然丧知己；
谈中原文化，宏论未尽，缘何顷刻失故人？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商周 陕北 民族构成 文化特征
基金项目：榆林学院社科联资助项目（2011SKL19）
商周时期陕北的民族构成
商周时期的陕北地区，在民族分布上学界认为是鬼方所在之地，如王国维先生即认为，西自汧、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从商周至战国皆为鬼方，只是不同时期民族的称谓不同。[1]但是从出土青铜器及相关铭文等资料来看，商周时期的陕北民族构成并不是单一的。
陕北绥德、清涧、子长、延川、延长等地先后出土了大批商代青铜器。曹玮对陕北商代青铜器曾做过综合研究，结合陕西淳化和甘泉出土青铜器，曹先生认为陕北是鬼方所在地，“大概至迟约殷墟三期始，开始南下，从子午岭通道进入关中。并在子午岭南北两侧，留下了南下的遗迹，子午岭南边的是淳化黑豆嘴，子午岭北边是甘泉下寺湾。”[2]对于这一民族迁徙，从青铜器的特征来说，曹先生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在1965年陕西绥德县墕头村发现的商代墓葬里，出土鼎、簋、戈等青铜器共计22件[3]。在戈上有铭文如下：
铭文经裘锡圭先生释为“亡终”，“亡”“无”古通，“亡终”就是见于《左传》的戎狄族名“无终”[4]。裘先生之说论证充分，这一结论被学术界普遍接受。所以这批青铜器是否属于鬼方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论证。
除了少数民族之外，商周时期的陕北地区还有姬姜等华夏民族存在。关于姬姓在陕北的活动，出土带有“天鼋”图形文字的青铜器可证。邹衡认为以“天”为族徽的天族，是周族的一个著名氏族，他根据有出土地点的9件，他认为天族早期曾居住在陕北绥德，再迁至泾渭地区的岐山、扶风、长武一带，克商后，有的支族迁至河南。并认为“今黄陵县有黄帝陵，其地正在绥德与岐山间。黄帝族早期活动的地域也许就在洛河之东北一带，往后才发展到泾渭地区”[5]。
在今延安志丹还有姬姓的楷国存在。《三代吉金文存》有献簋，此器是楷国之臣名献者做的器，据《梦 草堂吉金图》，其出土地是保安，也就是现在的延安志丹县境内，“由此可以推知楷的位置在今志丹、延安一带”[6]。有楷伯铭文的还有一件 簋，根据铭文内容，器主是 ，是楷伯之臣。铭文记述了驭戎大出，侵犯楷国，由此引发的一场战争。不其簋有驭方，杨树达先生认为：“驭者朔之假借字，驭方即朔方也。”[7]驭戎即朔戎，朔是北方，朔戎就是北方之戎。与献簋出土地相合。
姜姓之国有位于米脂一带的申国。这一点蒙文通先生早有发现。《逸周书·王会》言成周落成后，四方诸侯皆来道贺，言及西北诸落时，曾有“西申以凤鸟”，郑樵《通志·氏族略二》“夷狄之国”条有“西申氏”。又《史记·秦本纪》载，孝王时申侯嫁女于秦“西戎皆服”，《后汉书·西羌传》载，周宣王时“王征申戎”。可见，西周时西土确有一姜姓西申，势力很大，对稳定西北局势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由于其长期与诸戎杂居共处，故被称作“申戎”。至于其具体地望，蒙文通依据《山海经·西山经》及其注释，认为：“安塞米脂以北，西连中卫，为申戎之国，所谓西申。”[8]其言至确。
《国语·齐语》载齐桓公“西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西河，韦昭注云“在白狄之西”，但未确指何地。《史记·匈奴传》裴骃集解认为圁水在西河。圁水《索引》引《括地志》，以今陕西省北部横山县境内的无定河当之。可知齐桓公所征之白狄，在今陕北无定河一带。晋献公娶白狄女，生重耳与夷吾（晋惠公）。《史记·晋世家》：“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国也。”公元前578年晋厉公致秦桓公的《绝秦书》说：“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之婚姻也。”今陕西渭水以北为古雍州地，秦与白狄同处之，故曰“白狄及君同州”。此亦证明白狄分布在陕西北部。重耳回到晋国继承君位之后曾追述他在狄地的生活时说，“余从狄君以田渭滨”。可见白狄的南疆在若干地段已接近渭水北岸。“要之，从今陕西省北部横山县境的无定河起，沿洛河流域向南直达渭河之滨，均为白狄部落集团的分布地。”[9]
战国时期随着三晋之赵、魏，以及秦国对陕北地区的相继占领，陕北戎狄势力才逐渐衰退的。《史记·赵世家》“（武灵王）二十年（前306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榆中在秦上郡之北，北河以南，今陕西榆林以北地区，原为林胡游牧地区。
《史记·赵世家》赵惠文王三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陕西榆林南，前296年）《水经·河水注》：“奢延水又东迳肤施县南，秦昭王三年置，上郡治。”其中的“三年”，当作“十三年”。[10]即公元前294年。肤施为秦上郡治。而肤施本属赵，是至迟在公元前294年该县由赵属秦。《战国策·齐策五》载苏秦说齐闵王曰：昔魏王“其强而拔邯郸，西围定阳”，定阳在今陕西省延安市东南。出土上郡守戈铭中有“定阳”二字[11]，本为赵邑，属秦后置县，成为秦上郡属县之一。推测该县至迟在公元前295年称为上郡属县[12]。
秦国（朝）虽然最终占据了陕北全境，但是原来的少数族并没有全部迁出，余下的部分与华夏族一同在当地定居下来，逐渐融入华夏族之内，成为当地居民的一部分。
商周时期陕北的文化特征
根据商周时期陕北的民族构成及其地理特征，此时期的文化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商周时期的陕北是多民族共存并居的地区
根据王国维先生的观点，陕北地区从商到战国好像都是单一的少数民族，但是从考古资料及文献记载来看，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正如我们在上面的论述中所说的，陕北地区不但有北方少数民族居住，还有姬姜等民族和国家存在，呈现出一种多民族杂居的状态。
但是这种多元民族共存的局面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气候变化和中原王朝势力的消长而呈现变化的状态。在殷商时代，商人的势力主要在中原一带，虽然他的文化影响力已经达到陕北地区，但是政治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小，所以此时陕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势力会强大一些。但是随着周王朝的建立，西周前期几个王的开疆拓土，陕北的姬姜势力呈现强势。在西周末年，由于连续干旱，草地枯死，游牧民族为争夺水草，多次南犯渭河平原，最终迫使周人放弃关中。蒙文通曾指出：“西周末造，一夷夏迁徙之会也。而迁徙之故，殆原于干旱，实以于时气候之突变。”[13]进入春秋后，陕北大多已经沦为北狄的范围之内。这种局面直到战国随着中原王朝的强势兴起，陕北才逐渐被赵国、魏国并最终被秦国所占领，成为秦版图的一部分。
无论各种势力怎样此消彼长，但多元民族共存的局面并未改变。
第二，商周时期陕北是一个农业、牧业和狩猎业并存的地区
这一特点在李家崖遗址体现得最为明显。以前我们一提到北方的少数民族，总认为是“逐水草而居”，现在看来这种看法较为简单了。李家崖遗址的年代上限约相当于殷墟商文化的第二期，一直持续到西周时期[14]。该遗址出土的陶器有鬲、簋、豆、甗、三足瓮、罐、盆和碗，石、骨器有石刀、石凿、骨锥，反映出该文化的农业生产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还出土有马、牛、羊、猪、狗、鹿等骨骼，说明该文化畜牧业发达，而且狩猎在经济生活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15]正因为少数民族的存在与游牧经济的发达，在饮食与居住等方面体现了与华夏族不同的特点。
公元前627年，周襄王与晋正卿范武子谈到狄人的风俗习惯时说：“夫戎狄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国语·周语》）食“血气不治”的半生肉，不讲理让，是北狄族在饮食生活、人与人关系方面有别于华夏人的特点。《左传》云：“狄人荐居。”杜预注云：“荐，聚也。”陆德明《经典释文》曰：“荐，或云草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记载卫人与狄盟，不著盟地，杜预注云：“不地者，就狄庐帐盟。”刘炫疏：“春秋时戎狄错居中国，北狄无国都处所，俗逐水草，无城郭宫室，故云就庐帐盟。”《礼记·王制篇》：“北方曰狄，衣羽毛，有不粒食者矣。”《左传》记载重耳与狄君行猎于渭滨。“春秋时期的北狄人，是一个以游牧业为主兼营狩猎业的民族，其民结庐帐于草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第三，陕北是少数民族与中原文化的交汇区
1965年在绥德墕头村发现的铜器，学术界认为与山西石楼等地所出是同一个文化系统，而就出土铜器的造型、纹饰、铭文而言，既具有中原地区与北方民族文化的风格，也反映这一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因此把绥德与石楼等地所出的这一批青铜器被称为绥德—石楼类型，其时代一般认为在商武丁至周初。绥德—石楼类型的青铜器既有殷墟商文化中常见的鼎、簋、觚、爵等礼器与戈、钺、镞等武器；也有独具地方特色的蛇首匕、带环勺、弓形饰等；同时还有融合了中原特色的直线纹簋、带铃觚兽首雷纹与二蛇戏蛙柄首斗等。
学术界依据地方特色青铜器的器形与纹饰，断定李家崖文化与朱开沟文化有直接的继承关系。李家崖文化与绥德—石楼类型虽然在陕北这一区域内，但二者的文化特征是有差别的，并不是同一民族与文化。
从绥德—石楼类型和李家崖遗址所处青铜器特征看，这些青铜器既具有中原商文化的特点，又具有北方青铜文化的特征，还有融合二者后所具有的自身特征。这都是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果。这些现象告诉我们陕北地区是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汇区。
综上所述，陕北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地域环境是商周时期陕北民族构成、文化特征形成的载体，民族与文化在这一片土地上播迁、发展，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了陕北文化的重要特征。
参考文献：
[1]王国维.观堂集林[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369.
[2]曹玮.陕晋高原商代铜器的属国研究[Z].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二辑），2009（12）.
[3]黑光，朱捷元.陕西绥德墕头村发现一批窖藏商代铜器[J].文物，1975（2）.
[4]裘锡圭.释“无终”——裘锡圭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5]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2版）[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310—312.
[6]李学勤.簋铭文考释[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1）.
[7]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M].北京：中华书局，1997：39.
[8]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M].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14.
[9][18]段连勤.北狄族与中山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1，29.
[10]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702.
[11]黄盛璋.新出秦兵器铭刻新探[J].文博，1988（6）.
[12]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375.
[13]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M].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5：1.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 外宣 整体关联 多维整合
外宣，换言之也就是ν庑传，向国外友人宣传介绍自己的特色及吸引人之处。在全球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突出生态优势，展现生态特色，才是提升自身形象的关键所在。新乡市地处中原沃土，北依太行山，旅游资源丰富，长久以来吸引了无数国外游客慕名而来。为系统展现新乡的风土人情，新乡市政府及旅游局于2008年制作了新乡市旅游宣传片中英两个版本。本片既注重向世界展示新乡市的历史文化及自然和人文景观，又突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相辅相成，携手走过一千四百多年的风风雨雨。此宣传片从侧面表现出，新乡市对自然环境及历史文化保护所做出的努力。
一、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是由胡庚申教授在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做首期翻译学讲座时，借用达尔文“自然选择”的原理，初步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2003年11月，胡教授在国际期刊Perspectives上发表了专题英文论文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翻译即适应与选择），自此作者将其之前所做的此项系统理论研究统称为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是一项探讨生态翻译、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关系的跨学科研究。生态翻译学由自然法则中的“适应/选择”扩展到了翻译活动当中，提出了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生态翻译学一方面是“喻指”，另一方面是“实指”。“喻指”是把翻译生态比喻为自然生态，而“实指”是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关系。该理论主要原则是“多维整合”原则，主要指“三维”转换――语言维、交际维和文化维的转换。
二、生态翻译学在宣传片中的应用
1. 整体和关联在外宣翻译中的应用。生态翻译学注重的是“整体和关联”。从狭义上说，译者在翻译本质上有责任理解并保证原文的语言生态、文化生态和交际生态平衡统一，同时应使转换过来的译文也能在译入语中实现动态平衡及互相关联。从广义上说，生态翻译学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既要使翻译各个子生态系统内双向关联互动，同时又要保证翻译外却又与翻译相关的“翻译管理生态系统，翻译市场生态系统及翻译教育生态系统”相互平衡并满足所需。
在新乡市旅游宣传片中，各个旅游场景介绍均由一个小标题引出，如：
例1：“Landscape： showing stunning natural beaut，观：见证得天独厚；Root： traces back to the ancestors，根：追溯同宗同源；Uprising： brings about dynastic changes，奋：济世扭转乾坤；Wisdom： grows with vicissitudes of history，智：感召岁月变迁，”等等。
此片中以Landscape， Root， Uprising， Wisdom， Faith， Simplicity， Happiness为主线，引出新乡市的地理风貌，由来渊源，历史纷争，巧夺天工，笃信善行，古朴民风，安居乐业。从翻译生态系统内文本层面看，字数对等，格式相似，使整篇译文浑然天成，整体性得到高度统一。而从翻译管理系统及翻译市场系统看，译者对译文的翻译符合了外部对译文的要求，依据市场所要求的外宣策略，从不同角度用形式相同的结构增加语言气势，加深外国人对影片的印象。
例2： 原文：云台山以山称奇，以水叫绝，因峰冠雄，因峡显幽，占尽山水风韵，冠绝天下奇景。
译文：Mt. Yuntai is marvelous with its mountain， unique with its water， grand with its peak， and serene with its valley.
原文使用了汉语多采用的四字词“以山称奇，以水叫绝，因峰冠雄，因峡显幽”字数相同，格式工整，突出景点的特色山水峰峡。因此，为了达到动态平衡，译者在译入语以同样等效的形式，即形容词加介宾短语，突出了要宣传的对象及其特色。而marvelous一词更传神的表达了冠绝天下奇景，不必再赘述翻译。
2.多维整合在外宣翻译中的应用。生态翻译学“多维整合”原则，包括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之间的相互转换及适应性调整。通过以译者为中心，进行“选择性适应”及“适应性选择”，经过多维度多层面的整合之后，整合程度越高，越是满足了动态平衡，译文质量也趋于更高。
（1）语言维。在语言层面的转换上，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为了达到使外国人容易理解本民族文化的目的，在翻译时应注意翻译目的语的适应性选择。外宣翻译中经常可以看到，不少译者因为一味强调外宣的政治意义而忽视来对外宣艺术的研究，按照汉语的字面意思和语序结构，用对号入座的方法进行生硬的套译，结果只能产生大量不规范的表达，引起歧义。因此在做外宣翻译时既要准确传达源语的意思又要根据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体验来进行选择与改变，不能生搬硬套，死译硬译。在词语，次序，句式等方面要进行适应性调整，以此达到语言交际的目的。
例如：
例1：原文：龙脉博兴 点亮荡气回肠的人杰地灵
译文：Breeds up the fertile land and diligent people with the dragon spirit
例2：原文：初见美景，人如画中
译文：At the first sight， the contour of the village is like that of a painting
在例1中，原文的意思是，代代延续着龙的精神，中原这片沃土蕴藏着丰富的土地资源，并培育了无数卓越的人才。原文中点亮一词，若直接按字面意思翻译应译为brighten或lighten，这样的直译会令外国人摸不着头脑，难以理解原文到底想表达怎样的意思。而breed up是根据整个句子的涵义，进行了语言上的适应性选择，译为养育，以达到译文读者可以顺畅地理解的目的。
在例2中，原文“人如画中”若按字面意义理解，指人好像站在画里面一样。直译应是people seem like to stand in the painting，这种翻译方法并不能突出视频中表现的风景如画。因此，此处意译为the contour of the village is like that of a painting更能显示出视频画面中的村落风景如画。
（2）文化维。在文化维上，由于中西方在思维方式、道德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关系的不同，对于同一事物，中西方在表达方式上存在着诸多差异。语言是文化的心脏，任何一种语言都包含了独特的文化内涵。为了避免在交流过程中造成误解以及尴尬的情况，翻译便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翻译时可有音译，直译，或意译。“音译可分为纯音译，音译加类属，以及音译加注释。”人名，地名或已被认为的词可纯音译，例如：baligou（八里沟），Guanshan（关
山），Bigan Temple（比干庙）。而一些食物可直译如：Niuzhongxi Sesame Seed Cake（牛忠喜烧饼），spicy soup（胡辣汤）。食物做法较复杂的可进行意译，如：Fish with Fried Noodles（鲤鱼焙面），Stewed Lamb in Brown Sauce（红焖羊
肉），此类食物可通过描述做法使国外友人明白到底其中的原材料及烹饪方法。
在翻译外宣材料时，若遇到极具中国传统文化意义的解说时，更应注意文化层面的转换，让译入语读者能达到与原语言读者相同的预期，理解原文中的文化含义。“文化翻译是一种文化互动而不是简单的同化。”翻译在读者当中的调节性作用使得“跨文化翻译是阐释的具体化，而不是文化形式的直接转换。”对中国文化应进行一定的解释而不是直接译为国外某种对应文化现象。
例：原文：万善寺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当年选择云台山建寺，有位居四方中央、土生万物、万法归宗之意。
译文：Wanshan Temple was built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reason for choosing Mt. Yuntai is that it’s believed to be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which in Chinese culture implies the source of all lives and the origin of all doctrines.
原文当中，出现了“四方中央，土生万物，万法归宗”这样的道家思想，这对于多数外国人来说是十分陌生的，因此，解释其中蕴含的哲理是必不可少的。译文用which引导定语从句来说明选择云台山建寺庙的目的，因为它地处宇宙中央，是万物及万法的来源，通俗易懂的解释让不熟悉道家思想的人也能一目了然。
3.交际维。在生态翻译学中，交际维的转换即“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层面上，关注原文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英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纽马克也曾在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翻译问题研讨）中作如下论述：“交际翻译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在目的语中再现原文读者感受到的同样效果。”只是单纯的译出原文的内容或形式，往往难以向读者准确传递原作者想要达到交际意图，因此，交际层面上的转换能有效地实现语言的语用功能，达到相同的“效果”。
例1：原文：仿佛鬼斧神工雕凿而成的一个巨大盆景，又似名山大川的浓缩，园林专家称之为“自然山水精品廊”。
译文：the whole scene looks as if a huge potted scenery made by superlative craftsman， or a collection of renowned landscape， as a result of which it is called a “fine product of nature’s mountains and waters” by landscape and garden experts.
在原文中，仿佛鬼父神工雕凿而成，若翻译成made by ghost and god，容易让人误以为是鬼和神仙造就的，在这里使用了superlative craftsman指这里的风景精巧之程度非人工可及。
例3：原文：在这里可以欣赏到耳鬓厮磨，切切私语的情人瀑；四季长流，珠帘高挂的水帘洞；还有龙凤呈祥的龙凤壁；
译文：Many other scenic spots also spread here such as Qingren Waterfall， whose two branches mingled with each other， really looks like two intimate whispering lovers； Shuilian Cave， with its water flowing all the year. Longfeng Wall， with its mural of dragon and phoenix，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wall will bring good fortune to local people.
在原文中出现了情人瀑和龙凤壁，直接译为“Qingren Waterfall”“Longfeng Wall”，则很难令不懂中国文化的人明白其中的含义，情人瀑进一步解释为looks like two intimate whispering lovers，则将瀑布如胶似漆，亲密无间的感觉直观的传达给译文读者，领会到起名情人瀑的缘由。而龙凤璧若仅仅解释为dragon and phoenix，也并没有突出龙凤呈祥的含义，因此后面进一步解释了bring good fortune（带来好运）之意，可以使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能理解同样的交际意图。
生态翻译学在宏观上注重整体与关联，在翻译原则上又有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个层面的转换，通过各种适应及调整，实现翻译各群落的动态平衡。此宣传片的译文也从整体协调平衡，在语言维上，清楚准确表达了宣传重点；在文化维上，详细补充阐述中国特有文化；在交际维上，以过译或欠译来调整信息量，实现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理解相同的交际意图。从生态翻译学角度审视，此宣传片的译文为树立良好的新乡旅游形象及宣传新乡旅游特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生态理性特征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中国外语，2011（11）：96-99.
[2]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2008（2）.
[3]丁衡祁.对外宣传中的英语质量亟待提高[J].中国翻译，2002 （4）：44-46.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跨语种问卷调查（量表）；回译有效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19-0061-02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环境的形成，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医学、旅游和商业以及更多的领域，跨语种跨文化的问卷调查同期开展的情况越来越多，各种科学量表也在快速跨境流动，量表本地化的活动非常频繁而广泛。然而科学研究的严谨标准、商业数据相关的重大决策和巨额利润损失的风险等都对问卷的设计、翻译等诸多环节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而对数据被污染的恐惧，造成了人们对问卷翻译的诸多不信任。
根据笔者在现代跨国翻译公司中的翻译经验而言，回译的应用非常广泛，甚至是非问卷调查之类的文本也需要回译。这就引发了笔者思考：在国外有关回译有着什么样的理论，对于回译的应用主要集中于在哪个领域，其应用现状以及有效性等。本项目研究聚焦于对翻译质量要求极高的现代跨语种问卷调查中回译的应用。这是一个国内学者可能没有关注过的一个领域，从而能丰富国内翻译理论，为翻译实践提供一定程度的指导。
二、国内文献分析
最近几年有关回译的论文很多，有综合性理论研究，在英语翻译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文学回译案例研究等。不过对于回译对于译文质量的检测有效性研究则很少。张慧在2012年的一个国际会议上对会议作为译文质量检测手段的理据和适用范围进行了研究。肖锦银（2010年）的研究则是完全持否定态度：该学者认为回译本质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翻译过程，双语转换中有不完全对应、翻译中目标语扩增、译者的能力、时差、而评论者的立场等会对原文和回译文之间的相似度造成较大影响。因此，回译不能用来作为检验译文质量的手段。这种观点有其道理，但是比较绝对，而且完全无视翻译界的现实情况。
无论是翻译界还是其他领域的研究者，在现实中有关各种量表和问卷的中文研制的论文层出不穷，其中专门以量表和问卷的本地化，也就是翻译过程的研究几乎都是同一个模式。其中王晓茜（2013年）提出必须以“WHO-QOL跨文化生活质量研究问卷翻译法”为标准对I-QOL进行中文版本研制；顾艳荭（2014年），田庆秀（2014年）等都使用了Brislin的翻译模型：双人翻译―回译法，即将量表翻译成中文后再回译成英文，与源量表比较并征求作者意见。而夏萍等（2006年）列举了世界各地的生命质量量表项目组以及各自所使用的翻译方法，其中FACIT量表体系的专家组有自己独特的翻译理念：（1）翻译是科学。（2）翻译不是开会，要统一意见。还提到了国际生命质量评价项目组强调回译的使用并尽可能考虑文化因素。事实上，到了现在，各种问卷和量表的翻译相关的研究已跨越了翻译界本身，而构成了各种量表（问卷）本地化的一种论文模式，这种论文例子几乎数不胜数。
三、翻译和回译在国际问卷和量表本地化中的广泛应用
在国外，量表的本地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也就是翻译研究很广泛而常见。根据Samia Alhabib，Gene Feder，Jeremy Horwood（2013），在一个有关在英国的阿拉伯女性中遭受亲密关系暴力的问卷调查中，说明了该问卷的4个翻译步骤：（1）初步前译（forward translation）；（2）双语专家小组讨论（panel of bilingual experts）；（3）小组讨论、检查问卷的格式和用词；（4）独立专业双语翻译进行回译。Buch1ner & Mayr（1999）评论了许多量表的翻译方法。最常使用的方法是直接翻译（direct translation），而回译则是一个更好的方法。另一个方法是合并（merging），即由两个双语译员翻译同一个量表，接着由第三个双语译员把两个译文合并到一个量表中。第三个方法是复审或团队程序（review or group procedure），由一组受试专家（subject experts）检查翻译，彼此讨论，并将各种差异进行调和，直到形成一个单一的译本。
事实上，国际上量表和问卷的跨语种跨文化的翻译以及回译的使用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Richard W. Brislin（1969）年在博士论文《心理学研究中的回译》（Back Translation in Psychology）中，提出跨文化研究问卷的翻译属于实用性翻译（prgamatic translation），精确性是其首要目标。他引用了Campbell，Brislin，Stewart，Werner（1969）所推荐的跨文化跨语种问卷的四种翻译方法：（1）回译（back translation）。（2）双语策略（bilingual technique），即由一个双语人员分别在源语和目标语中做一遍问卷的题目，如果哪个问题的答案不一致，则说明了译文出现了问题。（3）委员会共同翻译（committee approach），由一组双语译者共同翻译，从而在共同讨论中，发现并纠正任何可能的翻译错误。（4）问卷测试前的程序（pretest procedure）：完成翻译后，可实地测试问卷，确保受试理解问卷的所有问题。这也就是我们目前许多量表信效度分析者所提到的Brislin翻译模型。
Farhan Kamrani（2011年）的总结是Hussain（2006）所提到的方法都有优点，但是受到最广泛偏爱的方法是回译。这个翻译过程包括以下阶段：首先，由一个或多个译员（译员必须是目标语为本族语的人）将原始量表翻译成目标语，如果是多个译员所翻译，则由其中一个评估这些不同的译本，将这些译本合并为一个版本。第二步，由一个或多个译员将这个合并译本回译到源语，如果是多个译员回译，则由其中一个评估这些译本，并把这些译本比较、找出差异、并合并成一个译本。第三步，是评估合并回译版本，和原始量表相比较。通常而言，这些程序过后的译本就可以进行测试了。回译这个过程，由独立译员将一个译本翻译到源语，并将回译本和原始量表相比较，从而验证译本的质量，提升量表的信度和效度。不过，在研究过程中，Farhan Kamrani使用的回译方法又有所不同。他的翻译单位变成了问卷中的问题（items）。首先，由三个译员翻译三个量表译本。接着这三个译本被回译成源语。接着最重要的是，将回译本中的问卷问题和选项等和源语相比较，将最符合的译本问题和选项等合并成最佳译本。
以上是国内外学者和量表研究人员对于回译的使用情况。这似乎说明了回译作为跨语种跨文化问卷和量表对等性检测手段的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是广泛使用，久经验证的。这就扩展了、甚至在一定程度打破了英语学科内部有关回译的看法。让人们从回译作为教学工具、有关中国文化的外语著作回译、回译作为译文检测手段的不可靠性等研究中解脱出来，看到另外一种现实和可能性。
四、问卷翻译中原文和译文的关系：密切、平等、互动
跨文化跨语种问卷的翻译中，整个翻译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单向的线性过程，而是形成了一个回圈：初始翻译、译文、回译、提前测试问卷、根据各个环节所发现的问题修订原问卷和译文问卷。为了避免数据被污染，不仅译文要通过各种手段：包括双语译者共同翻译和讨论、确定重点词汇的翻译是否准确，回译，调和，适应等彻底地实现精确翻译，而且还要进行跨文化适应，测试，最后再修订原问卷和译文问卷。可以这样说，翻译成了最脆弱最受关注的环节。同时，原文不再是中心，译文也不再是副本。译文和原文处于平等的位置。不同语种不同文化的问卷调查同时进行。不仅如此，为了保证翻译的高度精确性，问卷本身也要保证有高度的可译性。如果在翻译和其他环节中发现了问卷本身的模糊或不明确的地方，可要修改问卷原文。这就形成了原文和译文之间的互动。
参考文献：
[1]Richard W. Brislin，Back Translation in Psychology，thesis in psychology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Stat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Sep.1969：PP1-24.
[2]王琳，杨小竺，陈方淳.口腔黏膜病问卷中文版的信度和效度分析[J].华西口腔医学杂志，2014，（06）.
[3]肖锦银.回不到从前――论“回译”不能作为检验译文质量的手段[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4]顾艳荭，龚丽莉，胡雁.口腔黏膜炎每日自评问卷的汉化及信效度分析[J].中华护理杂志，2014，（01）.
中原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新公布的三处重要楚系青铜群简要评论
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出土的青铜器群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
和尚岭、徐家岭楚墓(简称两岭楚墓)是在1990年发掘的，2004年发表了全部资料。其甲类组台的青铜器群填补了春秋战国之际楚国高等级贵族墓青铜器群的空白，值得深入研究。以下主要从器类组台与形态方面进行分析。
和尚岭M1、M2，徐家岭M3、M9、M1、M10、M6都出土了青铜礼器，和尚岭M2和徐家岭M3、M10出土了青铜乐器。除和尚岭M2外，都出了青铜兵器。各墓出土青铜礼器种类、数量不一，可参阅发掘报告之登记表。关于鼎的形态，按拙著《楚系青铜器研究》所分型式标准，A型折沿鼎、B型箍口鼎、C型子口鼎、D型平底鼎均有出土。以下以未被盗、保存较完整的徐M10铜器群作重点分析。
徐M10的组合较为复杂，属于拙著所云甲类组合(图一)，其他的为乙类组合(徐M3、徐M9被盗严重，原可能为甲类组台)这七座墓只有和M2和徐M10的椁室未被盗扰。
徐M10有11件鼎；5件鬲，鬲可分2式；2件，一有铭、一无铭，簋4件，形制、大小、纹饰基本相同，其上波曲纹及方座均仿早期形式；敦分画像敦和素面敦：豆分方豆、盘豆，壶亦分方壶和圆壶，浴缶2件形制也有异，鉴2件，形、纹相同；盘分三足盘与圈足盘：F为平底素面，圆壶的颈腹部有三组凹弦纹，有辅首衔环。过去我认为这种壶型的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早，现在据此墓材料，其年代可以早到战国早期偏晚。
过去已发现的甲类组合青铜器群，其墓主身份为楚王、曾、蔡国君、令尹、左尹、封君等高级贵族，而此墓墓主应为随葬的有铭铜鼎上的蔫子昃。此人身份，据出土礼器情况，有的为杂凑，且蓠子昃的两件C型鼎，器形不大(高35.8和高28厘米)，器体无纹饰，可以认为此人之贵族身份不高，已徘徊于高级贵族与中等贵族之间，据其礼器组合为甲类，可视为已失去权势之没落高等贵族。过去只有曾国曾侯乙青铜器群为战国早期楚系青铜器的典型代表。有此徐M10，则增加了楚国贵族的战国早期甲类标准器群，所以前面提出填补了这一时期楚国高级贵族器群之空白。
和M2属乙类青铜器群，我曾以湖北襄樊蔡坡M4为战国早期晚段(第十组)的代表，此墓年代为战国早期偏早(第九组)，此为新增补的一个典型器群。
固始侯古堆一号墓青铜器群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
河南固始候古墓一号墓出土了批较精青铜器和首次见到的三乘肩舆等珍贵遗物，况又兼具复杂的文化因素，自1981年发表简报以来，备受世人关注，对其年代、国别、墓主，有着截然对立的不同学术见解。此墓所显示出来的文化面貌，确实很复杂，在此简要谈谈关于墓的考古学文化属性与国别问题。
发掘报告和有关文章均据墓内出土物有吴文化特点及铜篮铭文，定此墓为吴墓。有必要分析一下墓葬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也就是说，要作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
此墓主要有三种文化因素，楚文化因素、中原文化因素、吴越文化因素。先看楚文化因素。(1)此墓主墓的形制和椁棺结构颇具楚文化色彩，例如用青膏泥封固，特别是棺侧板微弧的形状，和楚墓弧形棺相似。(2)出土遗物中有一批楚式器，鼎、浴缶、方豆、壶、匹(图二，2、3、4)、勺、削刀、车軎和番子成周编钟、漆木瑟、豆以及陶壶、豆、盆等。其中铜壶上图像纹与和M2的壶上图像纹相似，为楚器。
次看中原文化因素，墓内积石积沙显系中原葬俗。宋公栾作作可归为中原文化因素。
再看吴越文化因素，主墓外置陪葬坑，主要的铜礼器置于陪葬坑内，可能为吴俗。随葬物中的三足盖壶形制为吴式，但其所刻纹饰则为楚式绞样。B形制和楚盂相似而有小的差异，或可归为吴器。纹饰中的S纹和宋公栾上S纹相同，这种S纹在楚器上春秋时期已出现，也可能是受楚器影响。只有所出的原始青瓷、硬陶器才是地道的吴器，成为主吴墓论者的主要依据。
从上所述，此墓的文化因素应以楚文化因素为主。因此，此墓文化属性应为楚系墓葬，所出青铜器的大部分都为楚系青铜器。
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青铜器群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
20世纪70年掘的荆州天星观号楚墓乃其时湖北省发掘的楚国最大贵族墓，可惜被盗严重。2002年春在此墓东侧发掘了二号墓，虽也被盗，但仅在南室盗去少量器物，大部分完好保存。仅经过短短一年，荆州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就迅速地整理成发掘报告出版了。其发表速度之快和质量之高(器物线图特别精、量多)，令人钦佩。
此墓年代和天星观一号墓年代相近而略早，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360年左右，为战国中期的前段(相当拙著中六期十一组)，墓主应为天星观一号墓主邸阳君番胜之妻。
此墓青铜礼器共计81件，乃楚国贵族墓(曾国的曾侯乙墓、擂鼓墩二号墓除外)中出土礼乐器数量最多的一群青铜器，是介于战国早期和醴国中期晚段之间的青铜器典型器物，值得特别重视。
青铜礼器有49件，计鼎15件(完整者14件，另有鼎耳1件)，A型大鼎1件，B型箍口鼎1件(原不止1件，其他的已被盗走)，C型子口鼎6件，D型束腰平底(鼎升)5件(图三，1)，小口鼎1件、簋5件(图三，2)、鬲5件、豆5件、敦2件(图三，3)、盘2件、F2件、盂1件、浴缶1件、匕11件；乐器有钮钟22件、D钟10件，有漆木钟架一套，石编磬被盗，仅残存一件，有漆木编磬架。漆木器大多保存完整，光彩夺目，并有不少新见的有特色器物，其器型、纹饰是工艺美术史研究的珍贵资料。
新见青铜器与楚文化及先秦文化研究的关系新见青铜器与楚墓鼎制、礼制问题
关于周代的用鼎制度，自从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此文入收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一文发表以后，由于俞伟超先生在考古界和楚文化区的巨大影响，一些考古报道均以之为探讨用鼎制度的依据。例如《包山楚墓》所附论文就人为地将不同形制的鼎凑成七、五之奇数列鼎。现在见到的《荆州天星观二号 楚墓》所论“用鼎制度所反映的等级和身份”，亦复如此，仍是人为地将其凑成几套七、五奇数列鼎。周代用鼎制度是一个亟待继续讨论的学术问题，林V、朱凤瀚等学者们先后著文讨论(林法：《周代用鼎制度商榷》，《林V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朱凤瀚之文见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我的结论性意见是：
中原地区使用大小相次的列鼎；山东地区使用大小相同的列鼎：楚国地区使用成对的大小相次的列鼎(刘彬徽，《山东地区东周青铜器研究》，收入刘彬徽学术文集《早期文明与楚文化研究》，岳麓书社，2001年)。
现在对照上述三处青铜器群的新资料，可验对我提出的对楚墓鼎制的上述基本看法仍然是正确的。
先看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的鼎制，此墓出土15件鼎，除去1件大鼎和1件小口鼎外，其他的均为两两成对、大小相次的鼎列，其中箍口鼎2件(被盗，有1件只有鼎耳)、子口鼎6件可分成两两成对的三对，相加得4对对鼎，但此墓被盗，据该墓“随葬遗物分面图(第一层)”，其南室有约一半的空白，表明已盗走铜鼎多件。因之，原来实葬铜鼎绝不止于这4对对鼎。拙著曾指出楚高级贵族用此类对鼎5对(10件)以上，楚王墓可多达10对以上。此墓为楚封君(高级贵族)的妻子，使用对鼎鼎数应合乎墓主身份，估计原应葬有4对以上铜鼎。此墓出土的铜(鼎升)有5件，其中2件为实用鼎，另3件为非实用鼎，这3件中有2件也是成对的。拙著也已指出，在楚高级贵族墓内的耕使用九、七、五一类奇数列鼎，但它的构成仍有楚风，即仍由成对大小相次组成。天星观二号楚墓之鼎，又证成了己说之不误。
关于两岭楚墓的鼎制，以基本未被盗的和M2，徐M10所出予以分析。和M2有箍口鼎4件，两两成对，是2对。徐M10的子口鼎有蔫子昃鼎2件，是为1对，另有3件卧牛形钮盖鼎，因破碎太甚，未复原，推测也应是子口鼎，至少有1对。同出耕5件，为仿古式，5件纹饰不完全相同，从其大小尺寸看，也可分为2对加1件，和我对这类(鼎升)的看法一致。和M2和徐M10的对鼎数只有2对或3对，而墓葬整体显示的身份等级，应为大夫或上大夫等级贵族。所出对鼎鼎列似不太符合其身份，这可能有几种解释：一种可能是仍有若干的鼎被盗；另一种可能是战国早期的这两贵族墓使用鼎列不循旧制，可解释为“乱礼”。
乱礼的典型例子是侯古堆M1。它的9件鼎，非两两成对，也非大小相次的列鼎，单纯看数字为9件，则是一种僭越。更有甚者，它使用的礼器组合根本不符楚制，也不符周制。按其墓葬形制，应为中等贵族，应随葬簋、敦、尊缶等礼器，此墓全无这些礼器。这成为一些学者否定此墓为楚墓的重要理由。此墓的文化属性和国别问题，确是一个可继续讨论的学术问题。
楚系青铜器的传承和创新问题
所谓创新，是指楚系青铜器自创的有特色的器型(包括形制、纹饰)。例如楚式箍口鼎、楚式束腰平底耕，楚式敦等，在两岭楚墓和天星观M2内都有传承，并且还打上了时代特点烙印。其时代特点，除体现在器形上的微小变异外，还体现在纹饰及铸造等方面。研究铜器，是不能忽略纹饰的，然有的学者似乎没有看到它的重要性。这肯定要影响到其论述的精确性。有论者看到直到战国晚期楚幽王墓内的器类组合大多见于以前时期，就来断言“那些试图以直观可见的组合差异为楚墓断代的学者，指出了其研究的谬误(李零《人山与出塞》；第273页，又物出版社，2004年)”。这种说法本身不太恰当。组合问题也是要作多方面研究的，即要分类(显示社会等级)，也要作分型分式的分期研究。这种分期就包括了组合中每种器物型式上的时代变异，更重要的在于仔细考察纹饰上的时代变异。例如前述的两岭楚墓的鼎型式组合均不同。徐M10和天M2的青铜器群同为甲类组合，其鼎、鬲、簋、、敦、豆、浴缶、盘和编钟等每种器物都有型制、纹饰的差异而显出年代先后的不同型式，据这种不同型式的组合就可进行断代研究。因之，组合研究和器物型式、纹饰等方面结合起来研究，就可显示其在分期断代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也显示出楚系青铜器是不断创新的，反映出楚文化的创新精神。
关于楚铜器的传承。这种传承，既可传承楚文化自身特色的东西，也可传承中原文化或其他地域文化因素的东西。两岭楚墓中的平底鼾，像蔫子受鼎、克黄耕就流传了几十年、上百年。徐M3、徐M10和天M2的平底鼎(3件非实用鼎)是一种仿制前一时期的传承形态。九座墩2号墓用漆木制的鼾代替青铜耕，也是一种传承形式，这都是传承楚式器。徐M10、天M2的簋则是传承周式器。徐M10的簋所饰波曲纹，乃传承西周晚期纹饰。有文提出“今式”与“古式”的说法(王红星、胡雅丽：《由包山二号楚墓看楚系高级贵族墓的用鼎制度――兼论周代鼎制的发展》，《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上述青铜器中确有仿古而铸的“古式”器物，但并不是明器，鬼器，与中原地区自西周以来出现的根本不能盛物的微型明器是有差别的，仍应是宽泛意义上的祭器、人器(可参阅梁云：《周代用鼎制度的东西差别》，《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3期》)。
楚系青铜器的传播与影响问题
国外学者曾就李零先生的楚铜器研究所说的一段话：“李教授对楚国材料的处理，主要是想揭示它们的连续性和同质性。它导致了一种对春秋中期到战国晚期这四百年的共时性眼光。尽管它对历时性的变化只是一笔带过，但这一探讨都是有助于我们深入两大争议的核心，即楚文化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如何评价人们反复议论的它的独特性”。(李零，《入山与出塞》，第273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这些话表明论者很重视楚青铜器与楚文化研究的密切关系，其着重点在注意“同质性”、“共时性”关系，但这是不够的。李零先生确很强调“楚国铜器与北方铜器的相似性，将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地方差异的混融和整个文化的统一方是它韵基本趋势”(李零・《入山与出塞》，第276、326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李零先生这些话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也曾反复强调楚文化只是先秦华夏文化中的一个有特色的区域文化。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更需要下苦功夫研究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要看到在相似性中的差异性，如不仔细研究这种差异性，只注重其同质性，对差异性则贬之为“由地方主义所人为制造”(李零・《入山与出塞》，第326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这显然把问题简单化了。我们的责任是要在详细研究所有材料(包括青铜器材料)的基础上深刻地认识其“差异性”和产生差异的原因，及其与相似性的关系。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对楚文化有全新的理解。
中国青铜器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指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楚国和楚文化系统青铜器处于这第二高峰的顶级高度。“水往低处流”，楚系铜器对外影响与流传肯定是存在的。以前看到四川绵竹县船棺墓出土了楚式豆、尊缶和1件方壶上的动物图像(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绵竹县船棺墓》，《文物》1987年第10期)，虽觉得应受楚器影响，但总觉实证材料不足。现在新见淅川和M2的27号动物纹壶，其图像和绵竹这些铜器特别是方壶上的图像如出一辙，像一个模子翻铸出来一样，从而提供了最为直观的楚器影响周边地区的又一典型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