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礼仪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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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礼仪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体育伦理;文化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体育伦理思想，能较好地协调古人从事体育活动的价值和利益关系，反映时代精神。 然而，进入高度发达的今天，以伦理道德为重心的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各种影响下出现了一定的弱化和衰退，严重地制约着现代体育的健康持续发展。为了建立更为合理、有效的体育道德规范，我们有必要对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文化精神和历史渊源进行探析，并采取扬弃和内省的方式，实现体育伦理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与创新。[1]
1 伦理政治型文化与中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
“一定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产物。”[2]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专制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始终是以封闭、分散的自然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这种自然经济形态下，老百姓思想封闭，因循守旧，其活动基本限制在家庭范围内，从而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别强调宗亲血缘和家庭伦理思想。并散射开来，要求在整个社会建立一种有礼有序，和睦相处的人身依附关系，以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
在政治结构上，至周朝起，中国封建社会就建立了一套体系完整、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所谓宗法制度，就是以血缘家族为出发点，通过“家国同构”的组织建构和“由家及国”、“移孝作忠”的价值导向，达到族权巩固王权，宗统保护政统的目的。[3]表现为对内以血缘亲疏维系政治等级序列，对外用分封制(姓氏和亲戚)和宗庙祭祀制度来维护和巩固统治。实质上，封建统治阶级大肆宣扬“家天下”“宗主即君主”思想的背后，只是借助根植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家庭伦理和血亲道德对其思想的制约作用，使人们自觉遵守儒家的“纲理伦常”和“礼制”思想，达到维护专制统治的目的。由此可见，伦理道德在社会秩序的建构和调节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最终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以世间伦理纲常、现实专制统治为指导思想和行动的主要价值取向，具有明显的伦理性和政治性特征。中国古代体育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与其说是被伦理政治型文化深刻影响，不如说古代体育已经成为一种道德教化、礼仪培养的政治工具:古代礼射有严格的礼仪程序和等级规定，旨在“明人伦，知礼法”;儒家主张“文武兼备”，其目的在于提升道德修养，成为君子、圣人;武林各派首倡“武德”，以匡扶正义、捍卫祖国为己任;岳飞背负“精忠报国”之志，拼死沙场，不吝其生……[4]由此可见，传统文化的伦理政治思想已深深渗透到我国古代体育中，使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处处体现“求善”“求治”的意蕴，表现了儒家“仁爱”“礼治”精神。而古代体育过于强调其伦理内涵和政治功用，弱化了竞技体育应有的激烈、竞争的本质特征，与宗教、军事、医学等的紧密结合又加剧了这种倾向，后逐渐发展成为与西方体育风格迥异的“哲学体育”。
2 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基本文化精神
2.1 天人合一—自然、人文的和谐统一 博大精深、意蕴深远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毕业论文 古代体育作为伦理、政治的附属物，始终以“天人合一”为思想主线，注重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模式，也是古代体育活动的主体价值所在。所谓“损肤不孝”、“生以养存”，古人从事体育活动之目的在于修身养性、立身治世，与自然、社会保持一种和谐或稳态，体现了对人自身终极的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体育的竞争和博弈意识，有利于培养运动员尊重对手、关爱生命的可贵品质，对中国体育形成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有积极意义。然而，我们应看到，“天人合一”所倡导的人与自然的内外和谐与平衡，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力量、速度和高度等体育因素的追求，背离了竞技体育固有的竞争、拼搏的本质特征，促使古代体育活动朝着重道德教化，轻竞技对抗的方向发展。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儒家“尚德不尚力”过于看中体育的政治功能，道家“尚柔守雌”而完全脱离社会，人们在儒道两家思想的交织影响下，往往安于现状、守柔不争，表现出与西方的武士精神、决斗风范大相径庭的大陆民族依附性特征，古代体育作为封建道德法则的形式而存在，则表现出了竞技性的缺失，表演性和技巧性的冗余，中国古代体育在封建思想的束缚和压抑下畸形发展，不可能全方位地走向世界。
2.2 和合中庸—以和为贵的处事准则 “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社会的融会贯通，由此便形成了中华文化和合的思想观念。“和”是指异质因素的共处;“合”指异质因素的融会贯通。中华文化和合思想极具辨证思维，它积极地看待自然与人文、社会的差异和矛盾，提倡发挥不同个体的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整体的和谐发展。反映在体育伦理思想上，主张科学地吸纳不同流派的伦理精髓，通过异质文化内部的磨合、交融，达到外部的整体和谐。纵观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是以哲学文化为背景，儒道伦理共存互补为主线，援引阴阳五行说，兼揉法、墨、释、医诸家的伦理综合。体育伦理领域这种“兼容并蓄”的博怀，正是源于中华文化的和合思想观念。故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古代体育伦理思想中，既重事功，主张“不仕无义”，又崇尚淡泊名利，行走江湖的侠义情怀;既倡导儒家“仁”“礼”伦理道德学说，又倾心于道家清心寡欲养生理论。
和合思想在儒家和谐理论中表现为“中庸”思想。硕士论文 中庸之道强调人和，反对纷争，重群体，重友谊，适用于人际交往的各层面，在古代体育活动也得到贯彻。传统养生要求“顺应四时”;蹴鞠力求营造“三朋和气满，入队笑声喧，四海人皆喜”的和谐氛围;太极拳要求身形“虚灵顶劲，尾间中正”，推手时做到“无过不及，随屈就伸”、“不丢不顶”等，[7]正是这种中庸之道的直接反映。
因“天人合一”思想而生的和合中庸观念，对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建构具有双重意义:和合中庸思想注重社会的整体和谐，这对于中国体育形成团结合作、友谊第一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中庸之不偏不依，允之适度观念，限制了人格独立，约束了个性解放。古代体育参与者严守伦常之理、中庸之道，难以突破伦理道德的束缚，在个性上严重缺乏冒险、竞争、超越的精神，从而决定了古代体育始终缺乏“力”之美，最终发展成为与个性张扬的西方体育完全不同的体育形式。
尊德重礼—德礼并举的伦理规范 根植于伦理政治型
文化背景下的古代体育，始终把道德礼仪的培养作为首要任务，通过实践寓之德礼的“准体育”，影射和强化了深刻的伦理内涵，培养具有理想人格、文武兼备、身心俱德的君子、圣人。
礼射是我国古代的习武礼仪活动。后经儒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思想指导得以重新整理和诠释，进一步强化了道德礼仪的教化功能。一方面，礼射继续保持了繁琐复杂的礼仪程序，体现了森严的等级观念。《礼记·射义》开篇有云:“古有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行乡饮礼，故燕礼者，所以明臣之义也，乡饮酒者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不仅如此，礼射还按照参与者的不同等级身份对配乐、侯(箭靶)、标准(父鹄、子鹄)等加以区分，旨在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即按既定的方针政策行事，达到明“君臣之义”和“长幼之序”的目的。[8]另一方面，寓教于射，重视礼射的道德教化功能。祖师孔子主张“射不主皮”，淡化射技的同时，重视射手的道德礼仪培养。提倡“揖让而升，下而饮”的爱人精神。孟子也指出“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从而确立了“正己从事，不怨他人”的体育道德。
武术是我国古代体育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传统体育道德体系的一个全息影像。医学论文 综观古今所有门派都不约而同地默许和尊崇“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的思想，把培养德、礼作为习武的前提条件，放在首位。而各门派的门规戒约和谚语格言中，都蕴涵了丰富的伦理内容。
武林门派要发扬光大，首先要精心择徒，而在众多入门标准中，犹以德性考察为重。少林强调“道勿滥传”，应传“贤良之人”;峨眉主张“不仁者不传”。练武以“德薄艺难高”为指导思想，把武德培养视作通向上乘境界的精神航标。这样督促练武者在修炼武功的同时，既遵守基本的伦理规范，笃行儒家伦常之理，中庸之道，提倡忠孝仁义，贤良方正的道德规范。又培养谦和忍让，立身正直，取义轻利，守信重诺的侠义精神[9]。而德中必有礼，礼作为德的外在体现在武术活动中也留有诸多痕迹。习武者相见必抱拳以礼，若要切磋武艺，在交手之前必有“有礼”、“承让”之类谦恭语，且武术交手中通常不伤及性命，主张点到为止。
统治阶级倡导寓德于体，把礼的观念植入体育伦理之中，其目的是引导民众在学艺中培养和升华道德礼仪，在习武中尊崇和默许人伦规范，以巩固其封建专制统治。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体育是中国封建道德体系的一个完整缩影，通过体育可以反映中国古代的道德观、伦理观与审美观。
德礼并举的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在巩固宗法等级制度的同时，遏杀了中华民族的人格独立和拼搏精神，使古代体育活动从一开始就在人们的主体意识中丧失了公平竞争的可能。而没有公平竞争的体育就不是真正的体育，古代体育在德、礼之双重约束下始终保持“准体育”状态，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
2.4 立德事功—经世致用的主体精神 儒家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但要成为圣人并非易事，必须把修身作为安身立命，齐家治国之根本，努力实践“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的经世途径，力求达到儒家所倡导的“内贤”“外王”出入坦然的人生境界。
这种爱家及国的民族气节，在重视宗亲血缘，家国同构的古代社会，既能够维护社会的稳定，也能受到老百姓的普遍敬仰和尊崇，故历朝历代都大力推行以修身为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治国模式，鼓励老百姓积极入世，建功立业，影射了中国传统文化长久积淀的立德事功—经世致用的主体精神。
中国古代体育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表现出了极大的功利性。儒家主张通过个体的“身心兼修”以达到“文武兼备”的目的，进而提升到或仁或圣的状态;明代少林武僧为抗击倭寇，而抛开佛门戒律，大开杀戒，血染沙场;清末“少林戒约”后十条之首条要求习武者“必须以恢复中国为志”;岳飞背负“精忠报国”四刺字，去抗击金兵，虽冤死沙场，但铸就了“忠君爱国”的千古美名，永为世人敬仰。
如果完全抛开阶级局限性，从这一角度来认识中国古代体育的价值是值得肯定的:古代体育伦理中蕴涵着立德事功的价值导向和经世致用的实用理性，职称论文 集中体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责任意识。古人通过武术抵御外侵，改朝换代，推动中华历史不断前行的同时，促成了民族主义体育思想的形成。另一方面，我们应认识到:古代体育所倡导的“忠君爱国”、“立德事功”等精神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局限性。在封建社会里，“忠孝”思想是君权专制主义的伦理基础，“忠君爱国”无疑是“忠孝”思想的标榜和典范，古代仁人义士为了维护君主、国家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权利和个性发展，重复演绎“忠君爱国”的高尚节义，实质上影射了古人对封建统治阶级绝对的人身依附和盲从，而这种变相的精神奴役与现代社会倡导的独立意志和科学精神大相径庭。
古代体育所倡导的“忠君爱国”、“立德事功”思想对现代竞技体育仍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运动员获奖时复杂的情感体验和崇高的精神荣誉。也可以反思中国竞技体育大环境为何如此“沉闷”，中国竞技选手在世界顶级赛事上为何屡屡发挥失常等等，只因其背负太多的义务与责任。
以上从四方面揭示了中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基本文化精神。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其不可避免地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但谈古旨在论今，在加强体育道德建设的今天，我们应扬其精华去其糟柏，使我国古代体育伦理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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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新，夏思永.管窥中国传统体育伦理精神[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27(1):28-30.
中国传统礼仪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丧祭礼仪 生命 灵魂 中西社会思想
礼仪是人与人关系的规范,丧祭之礼也不例外,它是生者与死者之间“看不见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不可通约性引申出这样一个问题,丧礼为谁?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看中西丧礼的不同表现形态。
中国丧祭礼仪分析
《说文》中对“礼”的解释是“,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故“礼”的最初意义并非针对人间的社会行为规范而言,而是对神的敬畏,行礼是为了给神献祭。“绝地天通”之后,神的位置让位于人,一切“礼”都遵循“尊尊”和“亲亲”的原则,儒家的丧祭之礼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孔子非常重视丧祭中“哀”的成分,如“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① “哀”是为了尽孝道,“对‘死人’的孝,从本质意义上来说,就是重视丧葬和丧葬质量。《论语》说,“‘慎终追远’,《中庸》则强调‘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慎终追远”谓居父母丧要尽礼节。祭祀要尽虔诚。“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②而“孝”是因为存在一个等级关系,正如先生所言,“儒家所注重的‘孝’道,其实是维持社会安定的手段,孝的解释是‘无违’,那就是承认长老权力。长老代表传统,遵守传统也就可以无违于父之教。” ③
正因为长者中心制支配着一切丧葬礼仪,中国人在丧礼上表现出来的繁文缛节才显得并不偶然,死亡仪式最终要符合的是社会的情理。报丧、哭丧、入葬的方式甚至不同的人死的称呼都是不同的,死者没有任何逾越世俗权威的可能,因为丧祭礼仪关系到整个社会伦理规范和政治秩序的稳定。“孝”的本质并不是精神性的,因为这里没有自由可言。孔子所谓内心的孝道――“仁”缺乏一个基于一般人性的普适性的标准,因为孝道实际上是一种基于血缘和亲属关系的私人德行,这种常被人们称道的“孝文化”实质并非对“人”的敬重,而是对外在规范的无条件服从。“孝”最终是要不悖于“礼”,“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④如《礼记・曲礼下》对死的称谓,“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只有贫民百姓才是死,王公士大夫之死则要蒙一层尘世的光环,丧祭礼仪表达的是生者的荣耀;哭丧也很有讲究,要求“主人嘀,兄弟哭,妇人哭踊”,哭的方式与个人身份是相吻合的,哭不是想哭就能哭的,哭丧是哭给生者看的,哭抹去了生者对死者的一切罪过。传统儒家的孝道其实主要针对的是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尤其是长者,但即便是对亲属的孝也是缺乏最起码的“人道”意义的,丧葬的礼节其实成了生者摆脱自己罪责的方式。鲁迅对国民性的体察无疑是深刻的,而五四时期的对中国传统丧祭礼仪的改革其实只是在仪式上作了减法,却丝毫也没有触动这种礼仪文化的根子。
再看“奠”,这个字很能表达我们的死亡观念。“奠”是一个象形字,上面是“酋”即“酒”,下面象放东西的基物。本义是设酒食以祭,特指初死时的备供品敬礼。《说文》中解释为“奠,置祭也。”把死者当生者一样供奉,我们看重的显然不是死者的精神生命,而是肉身,我们理解的生活也就像费尔巴哈所说的“吃、穿、住”那样,丧祭礼仪对应于此的是酒食祭品、寿衣以及棺墓。无限地拉近死者与生者的距离,即“事死如事生”,这的确是中国丧葬文化的独特性。《荀子・礼论》云:“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把死者当生者看待,粗看起来是一种崇高的礼遇,其实不然。中国文化中对生命的理解与西方人相反,我们是尽力把灵魂排除出去,抽象出肉身,许慎在《说文》中对“死”下的定义是“死,澌也,人所离也。从,从人”,指形体与灵魂相分离。李清桓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人死后有灵魂的存在,死去的亲人只是灵魂脱离人身,‘他们’过度到另一世界生活,还会祝福人间。所以人应‘不死其亲’,不把死去的亲人当作‘亡人’,当‘视死如生’”。⑤在中国的丧葬仪式上只看得到生者对死者的权利,死者没有尊严,因为“人死如灯灭”。中国人虽然相信死后灵魂的存在,可并不认同灵魂的独特性,西方人说的“灵魂不灭”指的是人精神的永恒,中国人说到的“灵魂”则像是一个实体性的东西,或许人们更愿意称它为“鬼魂”或“阴魂”,是会对自己的现世的祸福产生影响的。正因此,对死者献祭就显得必要。一般来说,除了“三年之祭”外,人们大都是在人间遇事不顺时,才想着去拜一拜死者,因为死者与冥间有沟通,希望死者能显灵,保佑他们在人间生活畅达。中国社会中的丧祭礼仪对于生命的肯定表达实则是人的肉身生活,它完全忽略了人生命的精神特性,它所理解的生命其实是相当抽象的。
西方丧祭礼仪的文化解读
西方的丧祭礼仪大抵很简单,其形式基本上属宗教式的。葬礼与葬礼弥撒一般由神父或死者亲属议定,包括祈祷词和经文,然后是圣餐,最后为告别仪式。西方丧葬礼俗主要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基督教将每一个人的灵魂直接与上帝发生关系,不允许偶像崇拜,崇尚灵魂升华而轻视肉体,因此西方的丧葬风俗是简丧薄葬。基督教的丧礼更多的是为死者祈祷,祝其灵魂早日升人天堂,解脱生前痛苦。基督教认为人死后灵魂需要安静,因此丧礼非常肃穆。在基督教文化影响下,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丧葬基本从简,即所谓在上帝面前“灵魂平等”的原则。哭丧无论是初终还是在教堂,也无论是在送葬路上或下葬时,亲友都不能大声嚎哭,只能默默流泪或嘤嘤啜泣,意为不要打扰死者灵魂安静。⑥在西方人眼中,死者和临终者与一切现成的社会规则脱离了。生者对死者的感情是凌驾于一切社会权威和法则之上的个体生命以及对一个个体的无限珍视。同样,在西方,死之神圣带来丧祭之礼的独特表达,丧礼只有采用宗教性仪式才能真正让死者的灵魂得到安慰,“宗教的临终仪式能够在其信徒心中激起感情,让人们认识到人们在以人性的方式关心着他们,毫无疑问,这是宗教仪式的真正功能。” ⑦
西方人把对死者的安慰权交给上帝与人间的使者――牧师,他会说:“天父,我的上主,在地上如同在天上,请您饶恕我们,正如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而荣耀都是归于您的”。西方人的丧祭仪式本着基督教的原罪和复活的概念展开。西方历史上最意味深长的死莫过于苏格拉底和基督之死。苏格拉底临死前叮嘱家人和朋友不要悲伤哭泣,对他而言,死亡是摆脱肉体的最好方式,肉体死了,精神诞生了,他最后留给世人的话是“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路更好,只有神知道”;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受难以及死后复活给人同样的启示,生命的真正秘密在于精神从肉身中超。
从中西丧祭礼仪的区别看中西社会文化思想的不同
从中西丧祭礼仪的区别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人的丧祭场面往往宏伟而热闹,死者亲属的悲痛溢于言表,中国人对死亡真正痛苦的其实是族群生命力的衰弱,而非一个唯一个体的消亡;西方那种静悄悄的丧祭礼仪其实是一种等待和倾听,等待着至善天国的来临,倾听天堂的回音,在仪式中生者和死者共同领受这不同凡响的一刻,死亡事件启示了比死亡本身更大的意义。
中国传统的丧祭礼仪受制于儒家的等级秩序和长者原则,个体生命被抽象地理解为尘世的生物性活动,死后的灵魂则是一个能左右人祸福的实体。正因为如此,丧祭礼仪对中国人来说显得是一种对死亡的直接感受,在此岸和彼岸之间,人们更着眼于现世和当下,这种根源于儒家传统的情形正如韦伯所言,“儒教与信徒的关系,不管是巫术性质的,还是祭祀性质的,从其本义上讲,都是此岸性的”;⑧西方的基督教丧葬礼仪则把人的死亡与原罪和复活相联系,个体生命的神圣性和唯一性维系于灵魂不朽的观念,即精神的永恒性。两相比较,可以这样讲,西方人的丧祭之礼更多地表现出对个体生命本身的理解和尊重以及死亡之于生存的意义;而中国人的丧祭之礼无论在形式上表现得有多么精致或繁复,其所要表达的意义无非是“慎终追远”式的无奈和茫然,它除了沉溺于“生命苦短”的悲观意识之外就再也没有从死亡中超的勇气。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人在丧祭礼仪上也悄悄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人们开始接受西方的简约形式,送花、追悼等,但人们在对死者以及死亡的观念上究竟有多大本质的改变还是一个问题,但无论如何,这种形式的变化已经是一个开端,它所孕育出来的也许就是对于生命意义的深刻理解和领会。(作者单位:江汉大学政法学院社会学系)
注释
①②④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2、6、13页。
③:《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110页。
⑤李清桓:“《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丧葬文化”,《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8期。
⑥省略/xiview.asp?id=1&ssid=1
中国传统礼仪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必然要积极适应现代化的进程。电视娱乐节目作为电视媒体中最具大众属性的节目形态，吸引了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并占据了人们相当大的娱乐空间。这种娱乐形式成为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吸纳某种文化的重要途径。
随着娱乐节目的内容与形式被日益的丰富和发展变化，娱乐节目处在一个有序而多变的动态过程之中，内容上力求趣味性、娱乐性和知识性，形式上也更加突出参与性和游戏性。将娱乐元素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为观众树立“以人为本”的正确价值观，警惕腐朽文化，低俗文化在玩乐中的侵蚀，使其真正成为一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而又让人喜闻乐见的节目形式。
一、中国电视娱乐节目
娱乐节目以人自身作为传播符号，实现了对感官的全方位调动，凭借其贴近生活，讲究观众的参与性，互动性等优势，在交流互动中还原了人最初始的人性化娱乐状态，将电视媒体娱乐的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重要工具。但是不可否认，中国的电视娱乐节目除了直接引进的节目外，大部分脱胎于外来节目，尽管进行了一系列“本土化”的改造，但仍然遗留着“他文化”的印记。
值得肯定的是，目前我国资讯类娱乐节目，如《中国娱乐报道》、《娱乐无极》等节目采用娱乐化新闻、全球化视角，创新的风格及市场化运作这几大元素来经营，已渐现成熟;同时以幸运劝 ，心辞:娜为代表的益智类节目也早被受众肯定和接受，让观众走上舞台，成为节目中的主体，与主持人进行互动。天向扮等娱乐脱口秀类的节目，成为时下大热;另外一个代表着“平民娱乐时代”的“超级女声”、“快乐男声”作为一档全程跟踪式直播的节目，将中国的电视娱乐节目推人一个全新的阶段。这种“平民参与、观众做主”的娱乐形式，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电视节目发展的必然、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促进了节目与受众的互动;肯定了娱乐本身的平民性以及与大众进行亲密接触的可能性。
二、中国电视娱乐节目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中华自古为礼仪大邦，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是支持我们民族精神的灵魂，是维系国家的精神纽带，是我们民族真正的根基。然而到了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逐渐消失，国民优秀礼仪风范逐渐退化，与文明之邦国的称号相去甚远。挽救民族文化，形式岌岌可危。而以“娱乐”为目的的电视娱乐节目热已成为当前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工具可以传达一种精神上的导向，引导受众的精神状态，必然影响着收视群体的社会意识形态，也就必然成为一个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好平台。因此，面对庞大的收视群体，如何做到寓教于乐，为电视娱乐与中国传统文化找到一个最佳契合点，是极为重要和意义深远的。
目前中国的电视娱乐节目还处于摸索阶段，多以借鉴国外节目为主，将娱乐与本国传统文化结合较好的栏目为数不多。
辞卿作为央视二套的王牌节目，准确锁定以“家庭”为基础的收视群体，围绕着中国传统亲情观念，成功引进国外益智节目的全新理念，取得了非同凡响的市场效果。尤其在暑期举办特别节目“开心学国学”，用扣人心弦、热热闹闹的电视选秀将国学乔装打扮，搬上舞台。通过全国范围内的国学知识竞技将“国学”概念带给千家万户，令国学基础文化知识深人人心。虽然由于很多专家针对国学的严谨性，对这一节目颇有争议，但也不影响其深受观众的喜爱，取得高收视率。
三、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问题及发展前景
电视娱乐节目要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很好结合，首先必须要有其吸引观众的特色作为基础，节目才能持久，它才有能力更进一步的完善，这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是必经阶段。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娱乐节目:就是用令人愉悦的方式使人受到启迪的节目，能让人在娱乐中学到东西，才能成为一台真正为大众所喜爱的优秀娱乐节目。一个成功的电视娱乐节目，必然与其强大的制作团队，卓越的节目创新力、超强的主持阵容、优美的背景音乐等多种因素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首先，形式要创新，形态多样。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审美水平也在逐步提高，同时多个电视节目的同台多台竞争，使观众对节目的要求越发的严格和挑剔。目前中国成功的的电视娱乐节目形式太少了，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几档节目。同时由于版权保护制度的不健全，电视台的急功近利，电视节目制作的低门槛与易模仿性，使得一档很好的娱乐节目因出现众多定位、风格、内容雷同，创意缺乏的同类节目而使受众出现审美疲劳，在互相“克隆与模仿”中，缺少变化与创新，似乎走上了崎岖之路。例如当下很受青睐的以婚恋为主题的节目就先后涌出三台诚勿拗， 爱向前哟以及们约会A阶。同时节目环节设置单调。我们看到国内的某些益智类娱乐节目的场面往往是一个表情严肃的主持人加上一排神色紧张的选手对决，有时候看得叫人喘不过气来。往往显得知识性有余，而娱乐性不足，定位于娱乐节目而又不能让大多数观众得到身心的释放和相应的轻松、愉悦、满足感，已渐渐导致受众市场的流失。
其次，立意要深远，寓教于乐。当前大部分的电视娱乐节目还是处于借鉴阶段，但是在借鉴国内国外节目形式的过程中却丢失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品位，娱乐节目内容空洞，忽视内容而突出各种搞笑的形式，浅薄轻浮、虚张声势，过分夸张的肢体语言与自娱自乐，缺乏思想，浅层次的感官刺激和享乐，只能算是“愚乐”。电视节目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在背后作引导，不明白其传播主旨是什么，选取的题材立意不远，最终会“告知”大众一些错误的认识，传播一种不正确的导向，从而带来一些隐形的社会问题，虽然娱乐节目不要求其具备太强的教化功能，但并不等同思想文化的缺失，在观看娱乐节目的过程中，能够寓教于乐，让人快乐的同时又有所受益，雅俗共赏才是最佳境界。
再次，品质要保证，精益求精。一个优秀的电视娱乐节目，必然需要有好的品质做保障。有一支非常优秀的节目制作团队，会对于娱乐节目有非常好的把握和拿捏。这其中包括王牌主持的绝对实力、快乐电视的独有表达、话题的艺术占领，等等。
中国传统礼仪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广告是企业经营中的重要促销手段，如何使广告更好地打入消费者的心智，赢得消费者，本文认为要重视传统文化在广告传播中的作用，并从价值、伦理、审美、风俗、语言等传统文化方面进行了论述。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多种多样、浩瀚灿烂，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着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有着强烈的文化认同感。企业广告在促销产品的过程中，能将中国传统文化渗透其中，就能赢得消费者的认同，从而取得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1、哲学理念呈现的作用。中国哲学思想总体上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终极宇宙观境界，因而中国人对自然抱着一份心心相印的感情，强调人与自然的调和。自然与我在本质上是属于一体的，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知人即可知天，没有人与自然的统一就决不会有美的事物。因此，在中国广告中往往以自然为表现主体，将人的感情溶入自然景物之中，达到主客体交融来展现一种深层的理念，使商品品牌深入人心。比如广告“天上彩虹，人间长虹”(长虹电视机)，“鹤舞白沙，我心飞翔”(白沙香烟)，“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的爱天长地久”(太阳神品牌)，“志在蓝天，心有绿洲”(太平洋鸟服饰)等都是典型的体现“天人合一”哲理的广告代表作。“杉杉”品牌更是紧扣“天人合一”的理念，将企业标志设计成：一棵绿色的大杉树旁以“杉杉”拼音字母“S”形成两条蓝色的小溪，表达了人类热爱大自然的美好心愿。
2．价值观呈现的作用。中国传统价值观集中表现在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它表现为对自己民族文化、民族传统、祖国美好河山的无限热爱；表现为对自己祖国前途和命运的关注，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上看待，形成了宁愿为祖国的富强而牺牲一切的奉献精神。我们的一些民族工业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往往注重抓住民众的这种爱国心理，纷纷打出“民族”、“国家”的旗号，把民族精神、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作为宣传的重要内容。我们常可看到一些企业以“爱我中华，用我品牌”为切入点做广告，如“长虹”、“海尔”、“恒源祥”、“红旗”、“中华”等品牌在传递企业商品信息的同时，提出了“以民族昌盛为己任”，“产业报国，追求卓越”，“振兴民族工业”，“开放的中国路，时代的红旗车”，“道不尽的强国梦，述不尽的红旗车”，“中华永在我心中”等广告语，他们以自己的企业精神影响着国人，激起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撞击着?肖费者的心灵，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广告促销。
3．伦理道德呈现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以儒家仁爱为核心基础上的多元一体的文化，十分重视以道德来调节人的行为，侧重于唤醒人的内在良心；重视家族人伦，倡导孝亲精神，追求“格物致和，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境界。以弘扬传统伦理道德为诉求点的广告，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促销效果。如广告“孔府家酒，叫人想家”就变成一种心灵深处的家乡情怀；而“威力洗衣机，献给母亲的爱”，“真情付出，心灵交汇”(雕牌牙膏)，“天冷了，多穿点”(张裕品牌)，“养育之恩，何以为报”(养生堂药丸)，“孝敬爸妈还是脑白金”(脑白金)等则是典型中国传统道德观浓缩，都是让商品广告在中国“孝”与“亲情”的伦理层面中得到展现的。诚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广告传播中，品牌、店名常常以仁义诚信展现，如“同仁堂”、“积善堂”、“德寿堂”、“全聚德”等。在当今中国，就有许多以诚信为其广告宗旨的企业，如“海尔”提出的“真诚到永远”的经营理念；“娃哈哈”叫出的“爱你等于爱自己”广告语，都是传统道德观的集中展现。
4．思维方式呈现的作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和积淀下来的，具有本民族显著的特点的思维模式，即思维的现世性取向和实用性取向。这种思维方式的突出特点是直觉体悟，也就是说它是直观性的而不是思辨性的，是领悟性的而不是逻辑性的，是模糊性的而不是精确性的，是经验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中国人习惯于用一种非逻辑的通感直接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如《人民日报》刊登的韩国大宇公司的广告《拈花微笑》：图片上展示是中国与韩国的两位少女，手拿一朵鲜花面带微笑的情景，广告借用的就是佛教禅宗讲求顿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意。广告运用中国传统的这种直觉思维方式，把一种纯商业的行为提升到精神交流的境界，其传播取得了意在言外的效果。再比如浙江纳爱斯“雕牌”牙膏电视广告《后母篇》中，那小女孩同后母的会心一笑后，接着广告语“真情关爱，心灵相通”，表达的也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直觉体悟性。
5．审美情趣呈现的作用。人类的审美感受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不同的文化地域，由于传统的思维方式、语言形式、风俗习惯等的不同，由此而产生的审美原则、审美体验、审美理想、审美追求会有很大的不同。广告正是通过视听审美器官，引导消费者对商品进行深入的审美感受与领悟来达到理想的促销效益的。中国传统的审美理想突出地体现在对意境的追求，重视作品“立意”的构思，要求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妙在无处，寻求一种空灵回荡的意境。在广告传播中这种审美追求是常有的。如太阳神品牌广告《形象片》就展示出一种境界：天涯的大地，广阔的天空，辉煌的太阳；一群人奋力将一个巨大的人字从地面拉起，使之顶天立地，沐浴在天地阳光之中。广告传递出一种超现实的、人立于天地之间的神秘境界，其中的哲理意蕴令人回味无穷。深圳原野公司曾在电视台播放过一个广告：画面是湍急的河流、巍峨的高山、茂盛的森林和广袤的草原，广告配音给人以深远辽阔、如诗如梦的感觉，仿佛把受众引入了朦胧的远古境地，让人体悟出一种意境之美。
6．艺术风格呈现的作用。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的艺术风格与特征。中国艺术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文化成就卓越的一部分，而且应当说是中华古国文明最富有民族内蕴与特征的一大标志。它的绵延不断、多彩多姿的历史发展，它的琳琅满目、门类繁多艺术风格，令世界所惊叹。当下中国艺术在广告中的运用的最为普遍的，中国绘画、诗词、音乐等艺术等在广告中随处可见。比如“悠悠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三九胃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南山奶粉)，“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红豆制衣)，“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牡丹电视)，“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稻花香酒)，“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兰陵酒)，“春眠不觉晓，还是‘蓝梦’好”(蓝梦席梦思)，“春来江水绿如兰”(春兰空调)，“不尽长江滚滚来”(长江计算机)，“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丰田汽车)等。在广告中也有许多以神话传说、世俗小说作为传播内容的，如中国电信做的“牛郎织女篇”、“西游记篇”、“西厢记篇”就是典型的范例。
中国传统礼仪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传统文化;融入
随着外语教学从单纯的语言教学向“语言与内容融合”的教学模式的转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外语教学中逐步得到加强。而我国的许多外语院校也在人才培养的指导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手段等方面都体现了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意识等现实需要为目的的原则。河北传媒学院作为以艺术类人才培养为主的院校，其外语人才的培养要充分理性地审视“艺术类外语人才的传统文化教育和跨文化语言交际能力教育”的关系，在充分重视学生外语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同时，要有保护母语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识，这样才能培养出适应全球化新形势的具有“中国认同和国际眼光、传播中西文化和传递中国声音”的艺术类外语人才。
一、理性审视传统文化和外语教学的关系
为了更理性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和外语教学的关系，课题组在2016年1月至2016年3月组织了问卷调查。针对国际传播学院2014级和2015级英语、西语、葡语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本科生和15名青年教师共计198余人进行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190份。调查结果显示，90%以上的被访者认为，虽然在语言学习中会有母语的“负迁移”现象，但是母语的语言功底对外语学习有重要的积极作用。95%以上的被访者认为作为外语专业的学生，非常有必要加强汉语语言和传统文化的学习。70%的被访者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遭遇母语的“失语”现象，认为在外语人才培养中非常有必要强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认知。
二、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外语教学中的必要性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文化的载体和写照。外语教学既是语言教学，也是文化教学。我们的外语类程在讲授语言专业技能和传播外来文化方面功不可没;但从文化的相通性的角度来看，外语教学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对外传播方面远远不足。在跨文化交际的大背景下，要培养传统文化素养深厚、语言能力突出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才能满足传承中国特色文化和进行文化艺术国际交流的需要。
从语言学习的角度而言，语言的共性决定了母语既是外语学习不可缺少的基础，又是可以利用的资源。语言之间有很多普遍现象，我们在学习外语时是以我们的母语为参照，外语及其文化所传递的信息必须首先经过母语文化“过滤”，其中的各种语言的、非语言的文化因素，必须以语言学习者的母语文化为背景，通过两种文化的比较发现它们的共性与差异。
从跨文化交际的大背景来看，大学生是向世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坚力量，但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外语表达方面却不尽人意。所以作为艺术类院校的外语专业人才，要成为国际交流的使者，承担“学习世界文化、传递中国声音”的跨文化交流的使命，就需要在语言文化学习中具有国家情怀和国际眼光。
三、中国传统文化融入艺术类外语教学中的途径
为了在人才培养中更好地融入中国语言和传统文化教学，可以从课程设置、教材选择、评价体系以及教师个人素养等环节进行改进。目前国际传播学院对英语，西语、葡语和汉语国际教育等本科专业的学生以及英语笔译专业硕士开设了跨文化交际、涉外礼仪、西方文化概论、中国传统文化等相关课程，并且加强了中国语言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外语言比较等课程的比重。在教材选择方面除了选用国内高校较为权威的专业教材之外，也在自编教材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课程评价体系方面也从传统的语言知识和读写能力的评价逐渐转向语言应用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评价，以论题研讨和论文形式进行学习效果评价的方式正在被广泛采纳。课堂组织尤其强调学生的积极参与和主动性、互动式的教育模式。在这些课程开设一年以来受到了学生的广泛认可。
在外语人才培养中合理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有效改善外语专业课教学存在的语言环境和交流的缺失的现象;增强学生对不同文化因素的了解和理解;强化我国艺术类外语人才保护母语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识，切实提高跨文化语言交际能力。培养出适应全球化新形势的具有中国认同和国际眼光、传播中西文化和传递中国声音的艺术类外语人才。
参考文献：
[1]白俊杰.90 后大学生传统文化认知现状调查分析[J].中医药管理杂志，2010（10）.
中国传统礼仪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婚姻乃人生大事。通过对中世纪中西方的婚姻礼仪进行比较，可以分析得出其背后不同的文化内涵。中世纪西方国家的婚姻礼仪主要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而处于同一时期的中国，其婚姻礼仪则主要受封建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传统的宗法思想的影响。
中国有句俗话：“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婚姻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而婚礼作为“五礼”中的“嘉礼”，是礼的本源和发端，是人生最重要的礼仪之一，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一直深受重视。然而，由于地理、民族、历史、宗教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西方的婚礼习俗存在诸多差异。例如，西方的婚礼一般都在教堂举行且由牧师主持，然后新郎新娘相互交换结婚戒指并吟诵结婚誓言；而中国古代的婚礼多在新郎家中举行且由男方家长主婚，然后新郎新娘“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透过这些有趣的礼仪，令人不禁发问：“为什么会有这些结婚礼仪？为什么中西方的婚礼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于是，以中世纪中西方的婚姻礼仪为切入口，通过比较，试图分析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从《当代国内外学者对欧洲中世纪婚姻问题的研究》一文中了解到，大约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西方社会学和人口学研究逐渐兴起，并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大面积地涉及到婚姻与家庭问题，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重要成果。著名的人口学家杰克·古迪(Jack.Goody)，就以人口学的方法，写成了《欧洲家庭和婚姻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mily and Marriage in Europe)一书。而有关中世纪婚姻的专门化研究大约始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迅速拓展，大量关于中世纪婚姻和家庭研究的学术期刊应运而生，有关的讲座也频频举行。其中英国“剑桥人口和社会结构史研究组”(Cambridge Group for theHistory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的动态最为活跃，该团体将中世纪婚姻作为其探讨的一个中心课题，汇集了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社会史和人口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如拉斯莱特(Laslett)，瑞格莱格(Wrigleg)，斯克菲尔德(Schofield)，理查德·斯密斯(Richard Smith)等，取得了一批引人注目的重要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婚姻问题研究的展开。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中的探讨呈现出广角度与多层次的特点，有关的研究日益深入，一批著名的学者脱颖而出，一些更有分量的学术著作相继问世……中世纪的婚姻研究不仅在学术界赢得了一席之地，甚至一度成为历史学研究的“时髦”领域。
就国内来看，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迅速发展及其所带来的某些婚姻观念与婚姻家庭模式的变化，随着西方新史学在我国史学界的传播，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对西欧中世纪的婚姻问题进行研讨。不过，由于我国西欧中世纪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因而专门研究中世纪婚姻的学者并不多，至今仍未有这方面的学术专著问世。一些关于西方婚姻家庭的著作的译著虽时有出版，但主要集中在人口学、社会学和法学等领域，而其中关于中世纪欧洲婚姻的论述又多采用西方人的传统观点，层次不深，论述不详，对西方有关的最新研究成果吸纳不够；学术论文的数量也相对较少。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6大问题上：1.中世纪婚姻思想的历史根源；2.男女的结婚年龄；3.教会与婚姻；4.贵族与婚姻；5.王室与婚姻；6.宗教改革与中世纪的婚姻⑴。
概括来说，对中世纪婚姻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也有着相当突出的现实意义，因而较早受到了西方学者们的重视，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成果。相比之下，我国学者对这一领域虽然有所关注，但还缺乏深度与广度。“以的唯物史观为指南，对西方学者的学术成果进行批判地分析与借鉴，拓展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无疑是我国史学界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⑵”。再者，在有关中世纪婚姻问题的研究中，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似乎还没有对中西方婚姻礼仪进行专门研究的论著，而笔者又对此怀有浓厚的兴趣，所以试图通过对中世纪中西方婚姻礼仪进行比较以分析其背后各自不同的文化内涵，希望能为此方面的研究尽一份绵薄之力。
一、西方中世纪的婚姻礼仪
西方人大多信仰基督教，所以这里所说的西方中世纪婚姻礼仪主要是指西方中世纪的教会婚礼。基督教认为，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是神圣的、是庄严的、是婚姻当事人永远的约定。“伊甸园是礼堂，上帝是主礼人，亚当与夏娃结为一夫一妻，这正是基督教婚姻的根据。”⑶在4、5世纪，教会开始要求结婚的基督徒从教士那里得到婚姻祝福，教会的婚礼仪式首次形成……在以后的世纪里，教会想把婚姻以某种教会仪式标志出来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以致在11世纪末、12世纪初，完整的基督教会婚姻仪式出现了。下面是一份完整的、从11世纪起就流行于英国的婚礼仪式书，从中我们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基督教会婚姻仪式的整个过程：
新郎和新娘被领到教堂门口或教堂前面，以上帝、教士和围观的人群作证。新郎站在新娘的右手，因为女人是从亚当身上左边的肋骨制成的。（4）（对此，山东临沂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党委副书记于建波却在《西方婚礼习俗一瞥》一文中说道：“至于新娘站在新郎左边则是很有趣的说法。古时候抢婚成风，新郎用左手护住未来的新娘的同时，还必须腾出右手，用剑打败并赶走其他想抢她为妻的人。”（5））
教士开始向众人询问结婚预告：“我的兄弟们，现在我们聚集在这里，在上帝和他的天使及所有的圣徒面前，在教会面前，使两个身体结合在一起，从今以后，他们将可能成为一体，他们在上帝的信仰和法律中是两个灵魂，而最终他们可能将结合一生。因此，我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向你们询问，如果你们中任何一个人知道任何一种这两个人不能合法地结合在一起的原因，请现在陈述出来……”
同样的询问也被问及新郎新娘：他们是否秘密地做过什么，是否发过什么誓言，是否知道他们之间有任何方式的联系。如果其中有任何一种障碍被陈述出来并被保证加以证实，那么婚姻就要被推迟直到事实被澄清。这种结婚预告一般要被张贴三次，在三个特定的神圣日子，每个日子间隔一星期。如果没有结婚障碍被提出，婚礼就被举行，教士向新郎问道：
“你愿意娶这位女子为妻，爱她、尊敬她、维护她、保护她，不论在健康还是生病时，都作为一个基督徒丈夫对待他的妻子那样，只要你们生活在一起？”
“我愿意。”
新娘也被问及同样的问题……
“我愿意。”
然后新娘由她的父亲或朋友给出，如果新娘是姑娘，不用把手蒙上，如果是寡妇，则要蒙上手。新郎接受她，以上帝和他自己的忠诚，当着教士的面，用自己的右手拉着新娘的右手，以现在时向新娘发誓：
“从今天起，我以你作为我的妻子，不论好、坏，不论贫、富，不论生病、健康，只有死亡才会将我们分开，让圣洁的教会作证，我发誓。”
新娘也向新郎发类似的誓：
接着，新郎把金或银和一枚戒指放在盘子或书上，由教士祝圣戒指：
“让我们祈祷，人类的创造者和保持者，精神荣耀的给予者，永久得救的赐予者，我主上帝，赐福这枚戒指，让戴上它的人以天国防卫的力量武装起来，以有利于她的得救，阿门……”
然后，教士把戒指递给新郎，新郎用右手拿着戒指，左手拉起新娘的右手，说道：“用这枚戒指我娶你为妻，我给你金、银，用我的身体尊敬你，用我世间所有的财产尊敬你。”
新郎依次把戒指戴在新娘的拇指、食指和中指上，分别说道：“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最后让戒指停留在第二个手指上，说道：“阿门。”因为这个手指有某种静脉，通到心脏，在它们之间，内在的感情总是鲜艳明朗，真正的银制戒指象征着这一点。然后新郎新娘低头，教士向他们祝福。
之后，所有的人都走入教堂，新人跪在祭坛前，接受教士和众人的祈祷，祈祷生活美好、后代昌盛、和平永久、相爱到老，祈祷上帝赐福荣耀给灵魂和肉体。然后新人被带入教堂内殿，做弥撒。之后，在教堂举行的婚礼仪式全部结束。
当天晚上，在新人上床后，教士还要来祝福婚床，以保护他们不受魔鬼的侵袭，教士用圣水点洒他们，给他们散播和平，然后离开……（6）
二、中世纪时期中国的婚姻礼仪
史学界传统观点认为，中世纪的分期是从公元476-1640年，约相当于中国的南北朝到明朝。根据《元代社会婚姻形态》以及《中国古代女子全书》中所载《至元婚礼》（《元婚礼贡举考》第一章）等资料的记载，婚姻六礼（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盛于周秦，代有因革损益……朱子《家礼》的“议婚”，在元朝婚制中被确立，成为订婚程序中的首项礼仪。（7）下面简单归纳我国中世纪时期的主要婚礼程序：
(一)议婚 也就是“提亲”。男方家长先派一位媒人到女方家中去求婚，称“下达”。
（二)纳采 就是男方家长向女方献礼求婚的礼仪。在征得女方的同意后，才派使者前去行纳采之礼。在“六礼”当中，纳采、问名、纳吉、请期和亲迎皆用雁作礼物。婚书是纳彩的重要仪项。男家准备好婚书，晨起，奉婚书祝告祠堂，以示祖宗后嗣香火相续，同时也期盼先祖保佑子孙婚姻圆满成功，并以之征得祖宗许可。随后，以本宗亲戚、媒氏为使者前往女家。女家父母或族长出门相迎，媒氏将婚书呈献女方主人；女方父母或族长收受婚书后，祝告于祠堂，以求祖先护佑，不忘先人赐体之功。一般官宦之家还专门躬行虔诚仪式，礼文节仪十分讲究(8)。
（三）纳币 也就是所谓的“下聘”。民间又有纳红定，吃肯酒的说法。吃肯酒即是许亲定婚，男家须向女家送纳“定婚礼物”（9）。
（四）铺房 所谓“铺房”，就是举行婚礼前夕布置装饰新房，是婚礼的序幕，通常由女方亲友进行。据文献记载，这项婚礼仪式至迟于宋代已经十分流行。明清以来，此俗一直相沿至今。（10）。
（五）亲迎 即新郎亲自到女家迎接新娘。如今所谓“婚礼”，是指结婚典礼仪式，亦即古代六礼的“亲迎”。关于这一礼仪，《仪礼·士昏礼》有详细记载。
（六）下轿利市 即新妇被迎娶至夫家后下轿、下车入门过程的祈吉庆贺活动，主要有撤谷豆、跨鞍、跨火、抱毡等。据宋高承《事物纪原》所考，撒谷豆之习始于汉代。至宋代，兼撤钱、果，如《梦梁录·嫁娶》载，新妇人门“赳择官执花斗，盛五谷豆钱彩果，望门而撤，小儿争拾之，谓之撒谷豆。”
跨鞍意在取“鞍”的谐音“平安”之“安”的口彩，据认为滥筋于北方骑猎民族。
新妇跨火，本是从火堆上跨过，始于北朝。其初始寓义，或云除秽驱邪。
抱毡，即新妇下轿后足不沾地而踏红毡人室，或以红毡裹新妇抱之进门。据考，此仪始于唐代。明外方山人《谈征·事部》:“今人娶妇，舆轿迎至大门则转毡以人，弗令履地。读白太傅〈春深娶妇家〉诗云:‘青衣转毡褥，锦绣一条斜。’则此俗唐时已然矣。(11)”
（七）拜堂 又称“拜天地”或“拜花堂”，是婚礼过程中的最重要的仪式和，通常是新婚夫妇同拜天地和互拜，也就是现在在许多影视作品中可见的“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唐封演《封氏闻见记·花烛》、清翟颧《通俗编·仪节》及赵翼《咳徐丛考·拜堂》等，多有记述，亦见于诗文等。按传统婚俗，拜堂之后即成夫妇，为社会所承认。因而，拜堂是婚礼诸仪式中的大礼。礼成之后，新人就会被送人洞房，直到这时新郎才能揭去新娘头上的喜帕。
（八）喜宴 即婚礼中的庆贺筵席，今俗称之喝喜酒。从古至今，各种喜庆活动多有酒筵相伴，一向被视为人生大礼的婚礼自不例外。
（九）坐帐 宋代称“坐虚帐”、“坐富贵”等，即迎新妇人新房。《梦梁录·嫁娶》载，新妇下轿诸利市仪式过后，“入中门，至一室中少歇，当中悬帐，谓之坐虚帐；或径迎人房室，内坐于床上，谓之坐床富贵”。
（十）撒帐 新婚夫妇交拜之后或坐帐之际，向帐内散掷金钱彩果的祈吉仪式。相传始于汉武帝时婚仪，历代相承迄今。至今仍广泛流行的以枣、栗撒帐的撒帐歌称:“一把栗子一把枣，小的跟着大的跑。”或是:“一把栗子一把枣，明年生个大胖小。”皆谐取“早立子”的口彩祈福。
（十一）合髻 又称“结发”。成婚之夕，新婚夫妇分男左女右共髻束发仪式，源自古代成年礼。合髻、结发多为新房中仪式，又出自成年礼仪式，故后世称原配夫妻为“结发夫妻”。
(十二)合卺 又称“合匏”、“合欢”、“交杯酒”等，即新婚夫妇合饮交杯酒(同心酒)，象征夫妇合体相亲。其礼仪始于周代，历代相承。无论皇室贵族还是庶民百姓，行合香礼都是婚礼中除拜堂而外的又一重要仪式，故也以合香代称成婚。唐宋以来，行合誉之礼开始以杯代飘(香)，因而别有“合欢杯”、“交杯酒”等说。
（十三）闹房 即“闹洞房”。
（十四）妇见舅姑
这是成婚次日或第三日新妇拜见公婆的仪式，始于周代。在古代，新妇拜舅姑是其正式为夫家宗族所接受、确认其成为本家族成员的一种庄严仪式，所以十分认真，甚至还要参拜家庙。唐朱庆徐《近试上张水部》诗，即以拜舅姑来隐寓其恭求水部员外郎张籍荐引:“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人时无?”拜见时，新娘要献枣和栗子于公公，献干肉于婆婆。
（十五）庙见 第三天，男家主人带新娘去参拜祠堂。如果结婚时舅姑已死，则在婚后三个月到祖庙去奠祭舅姑，称“庙见”。新妇只有在拜见舅姑和庙见这两项仪式完成之后，才能成为丈夫宗族中的一员，整个婚礼才算完成，否则，“女子未庙见而死，归葬于女氏之党，示未成妇也。”
（十六）回门 又称“谢门”，新婚夫妇于婚后首次至女家何安、示谢兼新婿拜认女方亲属。回门时间，或婚后三五日、一个月，因地区、时代及路途远近而异，是传统婚礼的最末一项仪式。据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记载，远在公元前770至公元前476年的春秋时期，已有此礼仪。宋代称作“拜门礼”。
三、透过中世纪中西方婚姻礼仪的比较分析其文化内涵
中世纪时期中西方的婚姻礼仪已经存在极大差异，而其最主要的原因便在于婚俗文化的根源不同。西方国家受宗教思想影响较深，尤其是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而中国古代传统婚礼的价值观念的核心是儒家传统的宗法思想，是一种“夫为妻纲”、传宗接代的庆典，婚礼格外隆重奢华，各种仪式活动也渗透着“早生儿子早得福”、“多子多孙多福寿”的宗法意识，即《礼记·昏义》所说的“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中国传统的宗教仪式主要是对祖先的拜祭。祖先被视为血源之本（“祖宗，人之本也”），祖先崇拜则是为了“报本”，祖宗祭祀是传统中国家庭重要的礼仪活动，在其婚礼中也有明显体现；而西方国家崇尚基督教，其婚礼一般在教堂举行，并由教士主持，婚礼过程中贯穿着“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的基督思想的传播。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中国传统婚姻的首要要求，它反映古代社会家长制度和包办婚姻的价值观，这不仅在礼俗上得到肯定，而且也在政治、法律上得到认可和巩固；西方婚礼则反映出男女双方的地位相对较平等。基督教强调男女都是上帝的儿女，男女应该平等，不存在谁服从谁的问题，所以，他们不像中世纪的中国人，只重视生男孩，而是把女孩也看成爱情的结晶，一样受到父母的疼爱。之所以称其为“相对平等”，是因为它本身也存在男女不平等的地方，例如在婚礼开始时，教士向女方问道，“你愿意以这位男子为夫，服从他、服侍他……”，而且也存在贵族和王室联姻、政治婚姻等问题，只是没有中国古代的那么明显罢了。相比之下，中国中世纪时期的婚礼所表现出来的则是极其明显的“男尊女卑”以及“男本位”思想，妇女地位低下，“三从四德”要求妇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可见妇女的一生都要依附于男子，服从于家族利益。在古代婚礼中，纳采、问名、纳吉，请期和亲迎皆用雁作礼物，因为雁是随阳之鸟，“妻从夫之义也”。在拜堂之前，男女双方根本“素未谋面”，反映了“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再者，婚礼过程中，许多礼节都是针对女子而设定的，例如“跨鞍、跨火、抱毡”等等。
中国传统的婚俗也带有较强的封建政治文化色彩，婚姻有时甚至成为了政治结盟的手段，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和亲”，就是以婚姻作筹码，换取和平的交易，是政治支配婚姻的产物；在西方，婚姻是男女青年爱情的归宿，缔结婚姻的目的是为了让双方长相厮守，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在一起，是个人的私事，所以，西方人在选择伴侣时，注重的是感情的有无，而不是家庭的利益，家族的声望。恰恰相反的是，中国古代的婚姻是“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所以，婚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广家族、繁子孙，同时用来维护并提高家族名望及地位。由于婚姻会为家族增加一名外姓女子为成员，所以男家在选择媳妇方面特别严谨，以免有辱家声，家族娶媳妇远比个人娶妻子来得重要。婚姻被视为家庭的要事，而非个人的私事，所以男女间的爱情并不能作为婚姻的首要依据，这主要也是受宗法思想的影响。
还有婚神信仰的不同。在中国传统的婚姻观里，认为婚姻是五百年前上天注定的，是人力所不能更改的。中国古人最早的婚神是伏羲和女蜗，相传伏羲和女蜗结为夫妻而繁衍了人类，他们既是人类的始祖，又是“制嫁娶”和“置婚姻”的神仙，后世将他们奉为婚神。中国古人还相信“赤绳系足”的天命观，认为人一生下来，就被月下老人以红绳系足，姻缘早以天定。因而，尽管古代婚姻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地方，却很少有人会主动进行反抗。另外，中国古代的婚姻礼仪中也存在许多迷信的成分，例如议婚时“换八字”、撒豆以避“三煞”等等；与中国社会的祭祖祭孔风习不同，基督教是把尊奉和敬拜天主作为第一教义，这是其十戒中的第一条，舍天主不得别有拜祭之偶像。西方社会也没有祭祖习俗，也不许信众祭祖。在西方神话传说中，主持人间婚姻的爱神很多，古希腊神话中的爱神是阿芙罗狄德、维纳斯等，古罗马神话中的爱神则是维纳斯之子丘比特，丘比特手中有爱之神剑，当射出的金剑射中了青年男女的心，两人就会产生美妙的爱情，进而缔结成婚姻，但当射出的是银剑时，男女青年就不会有美满的结局。所以他们的婚姻更多的是考虑“真爱”。
此外也反映出中西方审美情趣不同。中国的婚俗崇尚喜庆、热闹，婚礼以红色为主色调。新嫁娘穿着红绣鞋，身着红嫁衣，头盖红喜帕，坐着红花轿，来到新郎家。新郎也穿着红色的礼服，并在家中则贴上红对联，挂上红喜字，欢迎新娘的到来。在中国传统婚俗中，红色不但令人感到喜气洋洋，吉祥如意，而且也预示着以后的日子会红红火火，幸福美满；西方国家的婚俗崇尚纯洁、浪漫，婚礼以白色为主色调。新娘子身穿白色婚纱，手戴白色手套，头顶白色纱巾，不但美丽端庄，而且也象征着新娘的纯洁高尚。西方人的婚礼喜欢用鲜花来装扮，很多人在婚礼鲜花的使用上，也偏爱白色，他们认为白色即纯洁无暇，又浪漫温馨，与唯美的爱情正吻合。归纳起来，西方的婚礼神圣、庄重、浪漫，而又相对简洁；中国的婚礼隆重、喜庆，然而仪式十分繁琐，并且显得铺张浪费，因而现在许多中国的年轻人都选择西方的结婚仪式。
当然，中西方的婚礼也存在相似、甚至相同之处，例如都崇尚多产等等，但由于相似成分较少，而且也不是本文主要探讨之处，这里便不赘述了。
注释：
(1)（2）石德才:《当代国内外学者对欧洲中世纪婚姻问题的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
（3）谢炳国：《基督教的婚姻观及其礼仪》，《中国宗教》2004年01期；
（4）（6）薄洁萍：《上帝作证——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的婚姻》，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88——95页；
（5）于建波：《西方婚礼习俗一瞥》，《大学英语》2003年03期；
（7）王晓清：《元代社会婚姻形态》，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8）(9)王晓清：《元代社会婚姻形态》，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8页；
（10）(11)曲彦斌：《中国婚礼仪式史略》，《民俗研究》2000年02期；
参考文献
(1)石德才:《当代国内外学者对欧洲中世纪婚姻问题的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
⑵薄洁萍：《试论中世纪基督教婚姻思想中的矛盾性》，《世界历史》1999年05期；
（3）谢炳国：《基督教的婚姻观及其礼仪》，《中国宗教》2004年01期；
（4）薄洁萍：《上帝作证——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的婚姻》，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
（5）于建波：《西方婚礼习俗一瞥》，《大学英语》2003年03期；
(6)王晓清：《元代社会婚姻形态》，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
（7）甄进忠：《中国古代婚礼浅论》，《中州大学学报》2005年02期；
（8）曲彦斌：《中国婚礼仪式史略》，《民俗研究》2000年02期；
（9）段淑萍：《中英婚俗文化及差异》，《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01期；
(10)曲成志：《新娘蒙“红盖头”的传说》，《山西新闻网山西日报》2008-01-04 C版C2。
（11）李振林，马凯：《中国古代女子全书.女儿俗》，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版；
（12）朱傑人，嚴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3)倪世光：《西欧中世纪骑士的生活》，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
（14）严昌洪：《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
（15）：《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
（16）约翰：《生命之光：约翰福音》，群言出版社2005年版
（17）段塔丽：《唐代婚姻习俗与妇女地位探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18）大勇：《中国传统婚庆礼俗与当代婚礼》，《现代交际》2001年11期；
（19）刘新成：《西欧中世纪基督教婚姻观》，《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03期；
（20）刘海鸥：《天儒冲突—中西方家庭伦理的初次冲撞》，《伦理学研究》2003年第4期；
中国传统礼仪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一直是设计师们关注的话题，现代设计中如何恰当、有效的运用中国传统元素是设计师们倍受关注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现代设计的影响，以及把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现代设计中的多种方式都应当是我们思考的问题，力求使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得到恰当、合理的继承与发展。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五千多年源远流长历史的文明古国，在那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积累了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文化宝藏。正是在这种因素的基础上，中国人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同时中国传统文化正潜移默化深刻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在风格多样的艺术门类中，对传统文化的运用表现得是精美绝伦。如中国传统水墨元素与现代几何形状融合的设计形式；现代社会热衷的“中国风”风格的房屋设计理念；甚至在音乐领域都出现了以中国传统戏曲曲调为主旋律的现代流行歌曲，在不同年龄阶段引起了广泛、高度的追崇。但是由于近年来国内外各种新思潮的不断涌入，影响着我们固有的价值观与审美观，使我们的作品越来越偏离自己的传统文化。如果设计师对传统文化不加以利用和宣扬，必将会导致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设计发展的停滞。因此，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中更为广泛和深入应用，是当今设计师们所面临的新课题。现代设计只有符合时代的脉搏和节拍并不断地推陈出新，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无穷价值才会更具有生命力。
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中国传统美学体系博大精深，学术界一般认为，对中国传统艺术影响最大的是儒家美学、道家美学和禅宗美学。正是这三种美学思想的不断冲击和融汇，影响和决定着中国传统艺术思想和审美趣味的不断变化和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天人合一”强调整体和谐的思想，肯定事物是多样的统一，主张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概，使社会达到“和谐统一”的境界。现代平面设计的理想境界也是和谐的，但这种和谐不是通过点、线、面等基本因素的简单堆积或叠加，而是通过图形创意、文字编排、色彩冷暖等视觉元素的运用，使各元素之间以有机的整体性来呈现不同的视觉形式美感，同时也能够使它们更准确、有效的达到为主题概念服务的目的。
比如对家国的眷恋、对亲人的思念是中国人极其敏锐的心理感受，在世界各民族中，再没有一个民族比中华民族更注重团圆了。所以说到团圆这个字眼，在我们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处，可以说是流传深广。中国人借用传统文化把人们美好的祝愿画成优美的形象、吉祥的图案，并用这些元素去装饰礼品。馈赠者的情感和愿望不仅得到了表达，受礼者也得到了精神慰藉和心理满足。
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
1、传统图形的创新
古代艺术为现代图形设计提供了丰富元素，如龙、凤凰、太极等基本图形，这些图形表达了人们的思想情感，如驱除灾难，追求幸福，长寿等美好愿望。中国传统图形蕴含着永恒的时代内涵，因为古代人与现代人是相通的，现代人与未来人也是相通的，他们表达了人类自身最根本的需求，设计者可以运用这些古代的图形表现出时代精神，现代设计融入传统图形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我们要研究其深层次的文化特点，并提炼出特定文化的精髓，将中国传统元素潜移默化地融入到现代设计作品之中。我们还要把传统图形等一系列元素进行变化、重组，使其既保持传统图形的形体特点，又含有现代设计的韵味，进一步表达出某种情感和思想。目前中国元素在设计领域的大量运用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势崛起。
北京2008年奥运会一系列精美绝伦的设计可以说是把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宣扬到全世界的完美诠释。奥运奖牌就是传统文化在奥运题材设计中的运用。奖牌背面镶嵌着取自中国古代龙纹玉璧造型的玉璧，背面的中间位置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的金属图形。整个奖牌从整体上来说尊贵典雅，中国特色浓郁，既体现了对获胜者的赞誉，也形象的诠释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以“玉”比“德”的高尚价值观，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礼赞和对运动员拼搏精神的真挚褒奖。另外在火炬、标志、志愿者、礼仪小姐服装等种种设计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既保留了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深刻意味，又具有现代设计所具有的时尚感。
运用传统图形为设计符号，可以在完成主题的情况下形成具有文化内涵的视觉形象，是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国际大环境中发展的结果，显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2、传统字体的变形
现代设计中常常会用到文字的组合编排，说到字体，我们会情不自禁的联想到我国具有独特魅力的艺术形式——书法，书法字体运笔的轻重、虚实、强弱、节奏韵律，净化了的线条如同音乐旋律一般，竟成了中国各类造型艺术和表现艺术的灵魂。从最初阶段的象形文字和甲骨文到篆刻、宋体等其它字体，都具有浓厚的民族韵味。对中国传统文字进行再设计成为当今社会的潮流，甲骨文作为我国民族传统文化，既是图形又是文字，它的形体结构和造字方式，为后世汉字和书法的发展奠定了原则和基础。我国美学家李泽厚先生曾说过“甲骨文之所以能开创中国书法艺术独立发展的道路，其秘密正在于它把象形的图形模拟逐渐变为纯粹化、抽象的线条和结构。这种净化的线条——书法美，就不是一般的图案花纹的形式美、装饰美，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有意味的形式”。
在平面设计领域卓有成就的年轻设计师陈楠，尤其对甲骨文、东巴文等字体深有研究，他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研究甲骨文，其价值在于他能够把一套非常古老的元素通过现代化的设计手段供给今天的青年人参考借鉴。这是作为一个设计师创新方面的重要体现。
古代文明创造的蕴含中国传统瑰丽文化的各种字体，应将它建立在现代设计与现代科技的紧密结合中，在字体设计上做不同程度的“加法”或“减法”，使它能充分反映传统文化内涵并具有时代个性的设计风格。形式多变的中国古代字体已震惊世界，作为中国设计师更应该深入探索、研究它，把它的神秘面纱揭开，让它在现代经济中充分发挥魅力。
3、传统色彩的提炼
中国传统色彩体系对于现代色彩设计，是一种极其宝贵的设计财富。传统色彩作为历史文化的结晶传承下来，并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和用色习惯，通过社会生活的各种媒介转化为现代人生存所需求的东西。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中国传统色彩体系如黑、白、黄、绿等颜色成为了中国人应用的主要色彩参考标准。比如：红色是中国的颜色，是喜庆的颜色，因此我们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灯笼、剪纸、中国结等以红色为主色调的中国传统工艺品，中国红是最具中国传统的色彩，因为只有热烈的红色才最能表达人们心中快乐的心情。
在2001年上海召开的APEC会议上，“唐装”成为各国首脑的服装，形成了一种时尚。唐装是我们中国特有的民间服饰，它款式独特，颜色艳丽，蕴含着美好意义。唐装的色彩基本以斑斓的红、蓝、黑为主，兼有明黄、金黄、墨绿等，体现了中国传统装饰的色彩观念，也体现了中国人对传统吉祥、幸福理念的永恒追求。
色彩的再设计中，应当对色彩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色彩的创新是以体验、感受、领悟、发现为前提条件，我们既要想到传统的古朴和原始色彩，又要想到时代潮流色的发展趋势。另外对现代或传统的优秀色彩作品进行欣赏，也是最好的学习方式。当你在欣赏一幅名作时，首先就是画面的色彩印象驱动了你的视觉冲击力，欣赏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启动思维不断自我追问或相互交流的过程。总之色彩再设计归纳起来有四个统一，即：观察与描绘的统一、再现与创新的统一、附丽与独立的统一、印象与联想的统一。我们对色彩再设计的过程中，就要从这四个方面出发并有所突破，这样才能有助于提高设计色彩的表现能力。
三、结束语
21世纪的市场竞争是设计的竞争，而设计的竞争背后则是文化的较量。中国的现代设计要具有中国特色就必须继承传统。秉承和发展一切优秀传统文化，是设计创新的前提，因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随着新一轮的经济崛起和文化复兴，具有5000年文化底蕴的中国传统元素这个大品牌有着永恒、智慧、神秘以及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当今社会大谈国际化的我们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血脉，因此，既体现中华文化特色又能适应现代生活需要的产品，将受到中国人的青睐，也将成为设计未来发展的趋势。
参考文献
[1] 李泽厚. 美的历程[M].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2] 徐复观. 中国艺术精神[M]，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 尹定邦. 设计学概论[M].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中国传统礼仪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装饰装潢；文质相辅；适宜
1 儒家理想的君子人格――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儒家创始人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思想，表述了他向往的理想君子人格，并提出了一系列的人格修养方法。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句话道明了孔子所向往的君子人格形象，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国学大师钱穆在《论语新解》中说：“质：朴也。文：华饰也。野：鄙野义。史：宗庙之祝史，及凡在官府掌文书者。彬彬：犹班班，物相杂而适均之义。”从前人的古典思想来看一个品格高尚，礼仪修养高雅的人必须具备两种素质：文与质。质是指东西本身的质地，文是用来形容人外在的仪表、语言的修饰，孔子认为，质如果胜过文，就过于朴素；文如果胜过质，就显得浮华不实。并不是说只要具备这两种素质就可以了，而是要使这两种素质达到恰当的配合，一定比例的协调，才能使人成为君子。
2 “文”与“质”在装饰装潢设计中的调和
装饰和装潢意指器物或商品外表的修饰，是着重从外表的，视觉艺术的角度来探讨和研究问题，主要指对室内环境以及陈设物进行设计和加工、强化。装潢设计艺术不仅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还与室内的空间组织、能否创造高水准的美好环境有密切关联。现代室内陈设在满足人们生活需求、休息等基本要求的同时，还必须符合审美的原则，形成一定的气氛和意境，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
“文”“质”是古代的一对审美范畴，传统的儒家认为：性伪为美，即客观的质只有经过加工改造，经过文饰才能达到美的境界。因此，通过对建筑“质”的把握，用“伪”的途径进行“文”饰加工，才能创造出真正美的境界。传统儒家思想“文质相辅”认为凡是美的东西一定是文质的协调统一。在古代的帝王宫殿、坛庙、陵墓建筑的壮丽装饰上，极尽奢华的纹饰、最精良的工艺、最昂贵的材料，用最宏大的尺度对建筑进行最为讲究的装饰，建筑装饰所体现的“文”，与建筑物主人的身份地位的“质”相符，鲜明地体现了建筑装饰“文”与“质”的和谐匹配，以“文”来说明“质”，体现了古典建筑独特的审美要素，古人这种对文质的把握在客观意义上符合中国古典建筑装饰的要求，并使建筑装饰具有了明确的社会政治功能。
古代建筑物本身通常具有阶级色彩，人的社会地位影响其享有的建筑物并影响其建筑物中的内部装饰，现代建筑物经过了工业设计之后被渲染为大批量的“方盒子”，现代建筑虽然与古代建筑对装饰的要求大不相同，阶级色彩消失了，人们追求的建筑物的内部装饰更为自由，然而随着时代的车轮，文与质的君子之说这一古典文化思想依然影响着现代装饰艺术。比如室内装潢设计，既要考虑室内空间的分隔结构、外部自然条件、地域性的生活习性，又要通过元素、色彩、主题等设计语言来修饰室内空间，质胜文，室内环境就不够渲染居住者的心灵；文胜质，只见华美的装饰物和夸张的装饰手法，不够满足居住者的生活需要，这叫华而不实。又比如，装饰物的设计，既要考虑本身存在的情理及意义，又要从外表上与环境相融合，要从“文”与“质”两种重要因素中做到情表于里，形表于外。
3 现代装饰装潢设计中的“野”与“史”
“文质彬彬”是两千多年前孔子的向往，也是我们现代每个设计师的追求。遗憾的是我们不是“质胜文则野”，就是“文胜质则史”，“文”与“质”两个因素在古代各家文化中都有不同的见地，儒家学认为“文质相辅”，道家学认为“重质轻文”，禅宗思想认为“文质不二”，然而无论哪一种学说都体现了事物外因与内因应由设计师主观理性的调和。设计是一个设计师物化了自身主观意识的过程，所以主观感性的设计通常会趋向“野”或者“史”的结果，我认为这些结果通常是两种主观感性的观念导致的，一种是过度的去繁求简，这种观念不同于道家的“重质轻文”，“重质轻文”是一种文质相宜的美学思想，而过度的去繁求简则会使设计作品极端的突出被装饰物的本质特征。另一种是天马行空的装饰思想，室内空间本身是一种私密空间，天马行空的装饰手法不仅会掩盖被装饰物的本质特征，表现出一种浮华的设计情感，而且这种装饰手法并不适用于私密空间，强行赋予建筑物某种情感会使人形成压迫感。
因此，装饰设计讲求的是一个“宜”字，因人而异、因质而宜。“宜”代表着一种最根本的尺度，设计师通过造景而造境，通过适宜的生活场景，环境的构建，将自己的人格与精神追求物化于装饰的设计之中，将“文”与“质”恰当的配合，相宜的搭配。室内空间的装饰要符合人的正常感知能力，恰到好处，装饰造型在追求室内设计师自身思想的同时，更多的要关照到为空间使用者所带来陶冶的作用。
4 结语
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思想是中国现代室内设计的重要源泉，我们应正视先民为我们存留的不可再生的、博大的传统文化宝库。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将装饰装潢设计在“质”的基础上用符合中国人需求的“文”饰。在装饰装潢设计中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在新兴的科技时代，不以抛弃中国传统的结构方法和材料为代价，这样有益于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相融合，才能创造出符合本民族现代人们审美要求的设计作品。
参考文献：
[1] 李丽.文言文在作文中的应用[M].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