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政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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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政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字：应急打捞；应急原则；打捞费用
一、 沉船沉物应急打捞清除的概述
根据沉船沉物对航行安全和海洋环境构成的危害的程度不同，沉船沉物的强制打捞包括行政相对人必须在主管机关规定期限内打捞清除和主管机关在紧急情况下直接采取的打捞清除措施。前者为主管机关通过行政命令对船舶所有人设定沉船沉物的打捞清除义务，要求行政相对人在主管机关规定的期限内履行打捞清除义务，如果行政相对拒绝履行或在规定的时间内没履行这样的义务，主管机关将采取行政强制执行；后着，则是在紧急的情况下，海事行政主管机关直接由其自身或者委托有关的打捞机构对沉船沉物的打捞清除措施。①
《海上交通安全法》40条规定："对影响安全航行、航道整治以及有潜在爆炸危险的沉没物、漂流物，其所有人、经营人应当在主管机关限定的时间内打捞清除。否则，主管机关有权采取措施强制打捞清除，其全部费用由沉物、漂流物之所有人、经营人承担。"《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36条也作出了类似《海上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从以上两个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国内立法中对沉船沉物的打捞有两种，即限期打捞和强制打捞。限期打捞是主管机关规定责任人在限定的时间内打捞清除影响安全航行、航道整治以及其他危险的沉船沉物。强制打捞是责任人未能在限定的期限内进行打捞清除，主管机关采取措施进行作业。一般而言，主管机关即海事局委托打捞公司进行打捞，在行政法上视为代履，产生的费用一般有责任人承担。强制打捞是以限期打捞为前提的。但是，如果沉船沉物严重影响海上公共安全，需要立即进行打捞，限期打捞势必不能立即清除，此时强制打捞也无法进行。
二、沉船沉物打捞清除的依据
行政法具有三个原则，即行政合法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和行政应急性原则。以下来探讨下沉船沉物应急打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需求。
（一）沉船沉物应急打捞的理论基础
行政应急性原则在上世纪80年代末被一些学者明确提出，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行政应急性原则一直处于被遗忘的角落，2003年的"非典"危机又让人们重新讨论起这个话题。关于行政应急性原则，就笔者的阅读范围看，最早论及此原则的是龚祥瑞先生《行政应变性原则》一文，至少应变性包含了应急性。②
行政应急性原则是现代行政法治原则的重要内容，指在某些特殊的紧急情况下，出于国家安全、社会秩序或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采取没有法律依据的或与法律相抵触的措施。应急性原则是合法性原则的例外，但是应急性原则并非排斥任何的法律控制。从广义上讲，行政应急性原则是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中的非常原则。如果沉船沉物现实的危险状态不允许海事行政机构作出强制打来清除决定后实施，可以采取应急（及时）的沉船沉物强制打捞清除措施。
（二）沉船沉物应急打捞的实践价值
上海打捞局黄浦江抢捞"银锄"轮事件，是我国应急打捞的成功例子。在诸多水域的沉船沉物在严重影响航道安全、人命、环境等，行政主管机关就应当采取应急打捞清除措施，解除障碍和危险。
三、应急打捞清除的义务主体
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应急打捞实则是一种紧急的强制打捞，即体现时间的紧迫性。笔者认为沉船沉物应急打捞清除的责任主体与其强制打捞相比，还包括海事行政主管机关。在各国立法中，对沉船沉物打捞清除责任主体普遍确定为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残骸清除公约》确定船舶所有人是残骸清除的责任主体，其引入了"登记所有人"和"船舶经营人"的概念。
（一）船舶所有人
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差异和不同的国际公约对船舶所有人的定义不完全相同，对船舶所有人的概念作出不同解释的情况时有发生。③本文采用1992CLC的定义："船舶所有人"是指登记为船舶所有人的人，如果没有这种登记，则是指拥有该船的人；但如船舶为国家所有，而由在该国登记为船舶经营人的公司所经营，船舶所有人是指这种公司。
（二）船舶经营人
船舶经营人是一个非常不清晰的概念，国际上没有统一的定论。本文采用我国一位学者的观点：船舶经营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船舶经营人是指本身不拥有船舶，但接受船舶所有人或者光船出租人的委托，为他人经营船舶的人；广义上的船舶经营人是之任何经营船舶的人，从而包括三种人，即，经营自有船舶的船舶所有人，光船租赁并加以经营的人，以及接受船舶所有人或者光船出租人的委托而为他人经营船舶的人；广义上的船舶经营人是国内外航运法规制的主要主体。④
（三）海事行政主管部门
沉船沉物应急打捞清除的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包括海事局、打捞机关等，在海事行政主管机关与打捞清除义务主体之间，首先体现一种行政法律关系，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是为了公共安全履行职责而采取的措施，最终是由责任人承担，其行为可以看成是代沉船沉物应急打捞的义务主体履行，也符合《行政法》上的代为履行。
四、应急打捞清除的费用
《残骸清除公约》采用的是严格责任原则，即不论船舶所有人对海上事故是否有过失，除法定的免责事由外，均应承担打捞清除费用。针对即时性强制打捞清除的情况，如前所述，在强制执行中产生的打捞清除费用在性质上属于代履行费用。鉴于我国对应急打捞没有明确的制度，对于应急打捞清除的费用也不能明确归属，给实践中带来了一定的混乱，影响了沉船沉物的应急打捞工作进行。
1、从拍卖打捞清除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
虽然沉船为原船舶所有人的财产，但在海事行政主管部门采取应急打捞后不及时履行支付义务时，海事行政主管部门自然有权依法拍卖所打捞起来的沉船，并从拍卖价款中受偿打捞清除的费用。沉物在货物所有人不主张货物所有权时不承担打捞清除费用，但在其主张沉物所有权时，应当基于无因管理之债分摊打捞清除的费用。
2、强制保险制度
借鉴1969年CLC中有关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规定其优点有：其直诉制度能够及时保证应急费用能够得到补偿，可以促使船舶所有人防损。但其存在许多局限性：这种制度需要国际上的普遍接受，其必然会遭到航运公会的反对，未能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只解决事后补偿问题，无法解决资金事前垫付将加重主管机关的负担。
3、应急打捞清除基金制度
通过一定的途径，募集一定数额的基金款项，建立支付相应海事应急行动费用的基金，在通过必要的法律手段仍然不能从责任人处追偿到海事应急行动费用时，由基金支付。一个国家可以实施，基本不受国际立法的影响；可以通过有关主管机关在征收船舶港务费的同时征收，或者加在港务费中征收，不会加重有关主管机关的负担；主管机关在当事船舶未缴清全部费用时可以依法留置该船舶。其也存在重要的问题，如无法解决过境船舶的应急打捞费用，基金补偿或赔偿存在最高额可能使其费用无法的到全额补偿。
五、总结
沉船沉物应急打捞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虽然在我国海事航运中没有确立这个制度，从上面的介绍可得出：沉船沉物应急打捞制度一旦确立，则会对打捞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势必会促进航运业的发展。
本文探讨应急打捞费用建立基金制度和保险制度，是分别参照油污责任事故制度和相关保险制度得出的结论，仅在理论上考虑，实践中有待考证。
注释：
①司玉琢，李志文：《中国海商法基本理论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版第515页。
②龚祥瑞《行政应变性原则》，《法学杂志》1987年第6期，第36 页。
船政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望着“蛟龙”号在雨中渐行渐远的背影，中船重工702所（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所长翁震平稍稍松了一口气。作为“蛟龙”号主要设计生产单位的掌舵人，针对“蛟龙”号此前7000米海试中存在的问题，翁震平在过去的一年里刚刚带领702所的科研人员们，完成了一场漂亮的优化升级攻坚战。
翁震平是“蛟龙”号屡次顺利出海深潜及702所其他重大科研项目中绕不开的一位功臣——大到搞所里的科研体制改革、确定科研方向以及整合相关资源，小到不拘一格降人才，为科研项目的宣传、推广与合作而奔走于全国各地。为保障702所科研方向顺利前进，翁震平鞠躬尽瘁。
对他来说，702所寄托了自己怀揣了多年的梦想，一个有关中国海洋装备事业的梦想。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他有过荣誉也曾有过失落，翁震平却选择将这些统统抛诸脑后，一心一意搞海洋装备科研。
沧海横流间，印刻了翁震平对待海洋装备事业的坚毅态度。
“远”与“深”
就在此番“蛟龙”号再次远航的一个月前，《科学中国人》杂志刚刚评选出了年度科学人物，翁震平与院士王小谟、薛其坤等人一同当选。
但翁震平似乎无心留恋这一殊荣，刚刚结束北京行程的他，立刻返回了位于江苏无锡的702所，在组织了深海装备发展研讨、布置了绿色船舶研究等一系列工作以后，随即动身前往国外作技术交流，而在7月19日“蛟龙”号出海前他又在厦门忙碌了一个星期——连续一个多月，翁震平的工作几乎没有间断。
翁震平并不算太年轻，他敢于这样“拼”的理由简单且实在：为了建设海洋强国。
“无论是从近代历史上看，还是从我国的现实需要来讲，建设海洋强国都是我国发展的必然选择。”今年国家海洋局在江苏召开“建设海洋强国座谈会”，翁震平是唯一一个从不靠海的城市来的参会代表。
建设海洋强国应“强”在何处？技术人员出身的翁震平坚信海洋装备的强弱，对一个国家的海洋实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他的海洋装备科研哲学中，“远”和“深”是最重要的两个字。
“如果我们国家的海洋装备能够在远海运行自如，在深海也潜行自如，那么保护海洋环境、保护我们的海洋权益、和平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海洋强国就不仅仅是一个梦想，而是不远的现实。” 从21世纪初开始，全球船舶工业重心逐渐向中国转移，中国船舶制造行业也一片大好。在这一时期的2007年，翁震平走马上任702所所长，当时的他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从造船小国成为造船大国的过程中，702所发挥的作用很小，但这并没有打击到他的信心，翁震平对同事说：“接下来，702所必须在中国从造船大国向造船强国的转变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这并非一句空谈，成立于1951年的702所，有着一代代海洋装备拓荒人留传下来的科研理念以及一大批先进的科学实验设施：有我国规模最大的深水拖曳水池、我国唯一可在稳定回转角速度下进行模型水动力参数测试的大型旋臂水池等20余座国际一流试验设施和两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国家级检测中心，这些都是翁震平的信心来源。
2012年“蛟龙”号7000米海试圆满成功，也印证了翁震平当年的预言。而这还仅仅是702所正在进行的海洋装备研究项目之一，在“蛟龙”号的基础上，翁震平还规划着建设深海移动工作站，“它能载更多的科学家，能比‘蛟龙’号的工作时间更长”。
同时，为了让耗能更低、跑得更快的船舶更多、更远地在世界各个海域航行，翁震平正和702所的研究员们马不停蹄地进行有着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绿色船舶研究。
“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如果有一天北极海运航线开通，中欧之间的海运成本将大幅度降低，为中国研发出能够承担这一任务，又符合节能减排绿色标准的船只，也是我们所的目标。”
丹麦船运公司Nordic Bulk Carriers就曾于2011年尝试“破冰”北极航线，该公司称，经由俄罗斯北部向中国运货的成本，比取道苏伊士运河降低三分之一，航行时间也缩短近一半。
“他认准了的事，就一定会坚持下去”
接任702所掌舵人之初，翁震平就立志把702所建成世界一流的船舶科学研究所。但当新的时代需要遭遇旧有体制弊病、思维定式时，新官上任的翁震平很快遭遇了理想照进现实的尴尬。
“对702所这样的一家老科研单位来说，既有好的传统，比如老科学家们扎扎实实搞科研、聚精会神突破技术的精神，但也有不好的地方，比如旧有的体制模式让很多人停留在‘上面让什么，我就干什么’的思维定式，科研积极性很差，更别提向外推广相关技术应用。”
初入市场的702所，也免不了像很多进行体制改革的科研单位那样，面临“搞科研如坐针毡，进市场如履薄冰”的困难境地。继续这样下去，702所很可能会在新一轮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被无情地淘汰掉。
在这一背景下挑起大梁的翁震平清楚地知道，必须对702所现有的体制和机制加以改造，“既要保留优良的传统，又要发挥能够适应市场经济条件的要素”。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翁震平为702所制定了六个方面的十年规划，涵盖了实验室建设、人才发展、科技发展、管理、企业文化和科技产业。
702所的“科技产业处”就是由他主导成立的部门之一，成立该处就是为了保障科技成果与产业的最优结合。同时翁震平也在所内设计鼓励机制，让更多的科研人员“走出去”，提高他们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反应能力。
为更灵活地应对科研项目，翁震平还努力推动为每一个重大项目专门成立部门，“让这些科研人员一心一意搞研发”。如为响应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有生建设深海移动工作站的呼吁，翁震平就成立了专门的深海移动工作站办公室，直接瞄准应用搞研究。
提拔任用年轻人到重要科研岗位，也是翁震平改革中重要的一环。“既培养了年轻人，又能把新领域发展起来”，在翁震平看来，这有着“一石二鸟”的效果。
为保证这些年轻人能够准确把握科研方向，翁震平还通过设立行政领导小组和技术专家小组不时给这些被委以重任的年轻人予以保障和指导，确保他们不会在科研跑道上跑偏。
“只要是翁震平认准了的事，就一定会坚持下去。”虽然同事们都清楚他的性格，但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力推进改革的翁震平还是难免遇上这样那样的阻力，但他从不搞一言堂，总是第一时间向同事们解释改革的目的与好处。“对我们这样的研究所来说，创新是唯一的出路，假如不搞创新而是始终停留在某一领域，那么这个单位只能存在于一时，不能长远发展。”
很难想象，这样一家应国防需要而生、长期靠“吃皇粮”生存的研究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没有倒下去，还占据了全国四分之一水上游乐设施的市场份额，成立了多家产业化公司，并在国际船舶新规则的制定上有了话语权。
从技术人员到“外宣专家”
翁震平说，技术难题和体制障碍并非阻碍船舶项目进行的唯一障碍，他和研究人员们经常还会面临因他人对项目不理解，从而无法使项目立项以及获得项目经费的问题。
船舶工业被誉为现代工业的集大成者、“综合工业之冠”，为支持这一工业建设，就少不了各个领域的基础性科学研究，但这样的研究往往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化为应用，收到实际效果，这也是一些船舶科研项目长期无法立项的直接原因。
但翁震平不这样看。“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
实船螺旋桨空泡观测试验就是一直萦绕在翁震平心头的一个基础研究之殇。“这项工作，我们在国内推动了十几年，到现在竟然都没有找到一家船舶单位同意和我们搞合作研究。”翁震平有些激动，他心中更显得焦急，因为这项研究在欧美一些国家已经进行了20多年，而国内针对此类问题的研究则一直仅限于模型试验及理论研究阶段，十分落后。
“空泡发生在各类船舶的螺旋桨、舵、减摇鳍、支架等船体各类突出运动部位，甚至突出船体的管路进出口都会产生不同类型的空泡，很容易引起船体严重振动、噪声以及剥蚀等后果，为了进行这类研究，少不了实船观测。”
这样的尴尬，甚至曾发生在今天广受关注的“蛟龙”号身上。在702所有着30多年“工龄”的翁震平，见证了从1992年开始论证，到2002年正式在科技部立项的10年间，所里前前后后无数科研人员在背后作的艰辛努力。
但他并不是一个只会等待的人。面对这些问题，翁震平选择了主动出击。
以实船螺旋桨空泡观测试验为例，就在一个月前，702所同德国一家船舶公司展开合作，终于成功地进行了试验，为下一步开展空泡和空泡脉动压力相关性分析提供了宝贵的试验资料。
技术人员出身的翁震平，似乎是702所里观念转变得最快的人——他自言已经习惯了奔走全国各地为一个认准了的项目做推广、搞宣传，让他人了解某一基础研究或科技项目的重要性。“大量的技术细节，只有通过不断地宣传、解释，才能让人明白它的重要性，才能真正推动它向前进。”
彼时的翁震平，用“外宣专家”来形容并不为过。从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小伙子，到成熟稳重的科研机构掌门人，翁震平经历了国内对船舶基础研究从轻视到重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反复宣传基础研究重要性的他，曾不止一次地受到过冷遇，他也曾感觉到“失落”，也曾困惑于“为什么就没人愿意重视一些基础研究”之类的问题，但翁震平从未真正放弃过，他清楚地知道就算基础研究的推广很难落实，“但终究还是要做的”。
“想要取得科技进步，确实相当艰辛，相当艰辛啊！”回望当年，翁震平连发喟叹。
“我是国家培养的”
1982年，从哈尔滨工程大学毕业的翁震平，人生首次事业就是在702所。30多年过去，翁震平同当初一样，依旧是个有着一股子韧劲的人。
初来乍到，这个搞自动控制研究的年轻人，发现702所其实是一个主要以力学研究为主的地方。在这样一个和本专业不相符的地方工作，将来会不会对自己的事业前途产生影响？
翁震平并没有去想这些，而是很快作出调整，并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搞工程研究需要大量的实验，这就离不开控制和测试，这不正是我的老本行吗？”
上世纪90年代初，他被送往英国国家工程实验室学习控制和测量技术，由于在这里参与的是具体实验项目的控制和测试研究，作为技术人员的翁震平就很难在论文上取得成果——在很多研究人员眼中，论文是衡量一个人科研成果的重要依据，对一个进入研究所工作了快10年的人来说，如果能在英国取得成果并发表一些论文，自己一回到单位很可能会“青云直上”。
但翁震平依旧没有去过多地考虑个人得失，反倒是沉下心来，仔细观察英国的实验室究竟用了哪些现代的新测试技术，哪些对702所的实验测试有借鉴意义，可以被带回国内。例如英国在当时就已经很注重船体结构强度的长期监测，1993年翁震平一回到国内，就力主推动这一监测工作的进行，尽管当时国内还没有太多人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1999年从荷兰学成归来，翁震平依旧保持着几年前在英国的“习惯”：不，而是趁着荷兰正在建设新型实验设施的机会，加紧了解对方究竟建设了怎样的新式科研基础设施。这一次，他带回了三维造波机的技术理念。7年后，世界上最先进的三维造波系统在702所安装调试成功。
难以想象，如今的702所所长，就是因为当年没有发表太多论文，曾两次申报所里的研究员未果。在别人看来，没有发表过太多学术论文的翁震平，“学术水平肯定不怎么样”。
但真正和翁震平共事过的人都知道，在推动702所里的基础设施建设中，翁震平功不可没。而这个事业心很强的男人，总是把工作放得很高，个人荣辱得失放得很低，“我是国家培养的”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成为所长后，翁震平似乎更忙了。最近他又盯上了可燃冰，尤其在听到日本已经实现了在海底开采可燃冰技术后，他又再度扮演了“外宣专家”的角色，向相关部门提建议、做宣传——在“建设海洋强国座谈会”上，翁震平建议由江苏牵头成立可燃冰开采公司，形成一个从开采到运输、销售的产业链。他说，这件事，必须要超前谋划，要快做。日本花了20多年的时间来研究可燃冰，美国人对于页岩气从基础研究到商业化开采也用了20多年。为了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在702所召开的江苏省海洋装备产业技术合作联盟研讨会上，翁震平特邀中国石油大学教授陈光进，作《天然气水合物利用与风险防控》报告，详细介绍了可燃冰储备和各国的利用现状。他也借机结合702所技术积累，就可燃冰开采过程中对深海装备的技术要求提出问题，组织参会人员展开讨论，提高了大家对可燃冰的认识和了解。
在翁震平看来，有着深海装备研发优势的702所，应该在海洋资源的开发上有所建树，“如果成立一个可燃冰开采公司，我这个所长宁可不当了，再到国家的能源产业发展中去贡献点力量。”
“我恐怕连及格都算不上”
自6月22日《科学中国人》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后，记者就不止一次地向翁震平提出采访的邀请，尽管他已欣然应允，但电话那头的翁震平，总是没有太多空余的时间，“很抱歉，这两天我正在外地出差”是他常有的回复。
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7月28日，记者才终于得以在两场会议的午休空隙间采访了翁震平。而那天正是星期日，持续工作了一个多月的翁震平，还是没能迎来放松的周末。
但采访当日，记者并没有从电话中听出翁震平太多的疲惫，一谈起海洋装备事业，他就像一个关不住的话匣子。
翁震平总是很乐意同别人交流，无论是所里的科学家，还是上级领导，以及普通市民——刚刚在厦门送走“蛟龙”号，翁震平就来到上海“新民科学咖啡馆”做科普。
“一个法国埃菲尔铁塔的重量约1万吨，水下7000米的压力约12万吨。也就是说‘蛟龙号’突破7000米，相当于拖着12个埃菲尔铁塔在海里活动。”在翁震平眼中，推广海洋装备事业不需要区分宣传对象，“与不同的人交流，收获也是不同的”。
船政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一、地方特色资源应具有鲜明的区域性和地方性
我国幅员辽阔，国家课程和教材难以全面呈现各地的具体实际。地方特色资源既具有浓郁区域色彩，又真实反映地方社会生活实际。对地方特色资源有针对性地提炼，可以引导学生关注身边的社会问题，增强社会责任感，培养思考、解决身边社会问题的能力。
福建东南面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丰富的海洋资源。该地缘优势成为福建高中思想政治课堂独具特色的教学和考试资源。
例题：海洋文化是福建文化最大的特色。在漫长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中，曾孕育出昙石山文化、海丝文化、妈祖文化、船政文化等，形成开放包容的海洋文化体系。进入21世纪，海洋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日趋繁荣。据此回答下列问题：
（1）上述材料体现了《文化生活》的什么道理？
（2）你认为怎样才能进一步推动福建文化繁荣与发展？
这是一道以福建地方特色文化资源为背景而设置的题目，有利于引导学生关注身边的文化生活，考查学生对学科理论的理解和运用，提高学生对问题的思考和分析能力，有利于学生了解家乡，热爱家乡，增强投身家乡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地方特色资源应体现较强的现实性和时代性
生活之于教育，犹如汤之于盐。盐需溶入汤中，才能被吸收；思想政治教育需融入生活中，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政治课教学与考试命题必须反映现实生活，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我们在高三毕业班文科综合模拟考试中，就曾以“家电以旧换新”为背景设计了以下四个问题：
例题：2009年6月，国家出台了鼓励家电“以旧换新”的政策。试点省、市凡在规定时间内交售并购买新家电的购买人，可以享受10%财政补贴。家在福建南平市的小周和家人围绕一台五年前的旧电脑是否要更换进行了讨论：
爷爷：现在生活好了，但不能丢掉勤俭节约的美德，这台电脑还能用，我看就不换了。
爸爸：“以旧换新”换下来这么多的旧家电会不会造成资源浪费和新的污染？
小周：我们家的电脑内存小速度慢，耗能大效率低。“以旧换新”既能提高学习工作效率，又有益于国家经济发展，何乐而不为呢？据此回答下列问题：
（1）运用文化对人影响的知识，分析爷爷为什么反对将家里的电脑“以旧换新”？
（2）小周认为家电“以旧换新”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益，你认为益在哪里？
（3）小周认为爸爸不必担心。请你运用政府的有关知识说说不必担心的理由。
（4）小周一家经过讨论决定将电脑“以旧换新”。你认为他们应该怎样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挑选电脑？
这道试题以国家政策为背景，体现了当前社会热点，对生活中的事件进行典型化处理。回答问题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理论知识，而是要求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这既能彰显时代性和现实性，又能积极引导学生关注与参与社会生活，使学科理论知识得到活学活用。
三、地方特色资源的选用上要注重探究性和实践性
新课程标准要求侧重于关注学生在解决问题中搜集资料、判断、推理并得出结论的全过程，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探究能力和实践能力。地方特色资源贴近学生生活背景便于学生较快进入“情境”，可提供典型案例及系列材料或场景，锻炼学生收集资料、筛选信息、选择方法、评析观点、设计方案、提出建议等能力。因此在地方特色资源的选用上必须注重探究性和实践性。
例如，我们在课堂教学中编制了这样一种题型：根据“公民的政治参与”这一知识背景，要求学生至少参与一次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居委会或村委会）的活动。在活动结束后，让学生以小论文、调查报告、楹联诗词、“三句半”、“打油诗”、歌曲、小品、舞蹈等多种方式呈现活动参与情况、对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认识、发现了哪些问题及提出哪些合理化建议等。这样的课堂教学和考查方式贴近学生的实际，使其有话可说，有思可想，把学生从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变成主动的探究者和实践者。
四、以地方特色资源命题，彰显能力，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课堂教学和考试既要注重对学科基础理论知识的考查，又要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包括学习新知识、综合探究、实践和创新等方面能力。这就要求以地方特色资源命题时，要多角度、多层次充分挖掘地方资源信息。
例题：材料一：“福建土楼”地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闽西南山区，它造型独特，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土楼的建筑融合到自然环境里，与周边山水和谐共存，成为“天人合一”的典范。
材料二：2000年4月，福建省政府决定以龙岩市的永定和漳州市的南靖及华安三县组成的“福建土楼”申报世遗。2008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将“福建土楼”作为中国36项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材料三：当地政府以申遗成功为契机，突出整体规划，保护土楼及周边环境，通过招商引资，建设配套的旅游景点和设施，提高接待能力。同时，当地政府将土楼文化作为与台湾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2008年“十一”黄金周期间，景区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均创历史新高。阅读上述材料，回答相关问题。
（1）当地政府在土楼“申遗”和旅游开发过程中履行了哪些职能？
（2）结合材料，说明开发福建土楼旅游资源的经济意义。
（3）面对土楼旅游大潮，有人认为“游客多多益善”，有人认为“为保护土楼，应尽量限制游客的数量”。请你用唯物辩证法的有关知识，对上述观点进行评析。
（4）请你就如何发挥土楼文化对政治的作用，提出两条合理化建议。
船政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20世纪中国学术明显受到西潮的影响，而以西学分科为基准强调学术的专科化大约是20世纪中国学术与前不同的主要特征之一。应该说明的是，西学本身也是发展的，且西方在近代以前似也不那么注重分科，今日尚遗存的早期学问如“经学”(ClassicalStudies)，便颇类20世纪前期中国所谓“国学”，实为一种以文字为基础的综合性学问，而今已衰落的欧洲“汉学”也正有西洋经学的特色。（注：季羡林先生在讨论什么叫“文史”时说，“它同我们常讲的‘国学’，外国学者所称的‘汉学’或‘中国学’几乎是同义词”（季羡林：《文史天地广阔无边——刊词》，1998年1月21日《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版），便是于此深有心得的见解。）直到今日，这类西方“旧学”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出的“区域研究”这类新学也还半独立于“常规”的学术分类之外，通常的专业或学科排名之中便不包括此类学科。
梁启超在1902年说：“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2]这已暗示出中西学术分科衔接的困境。特别是在西学分类被尊崇为唯一“正确”或“正当”的体系后，只能是中学适应西学，也就只能是所谓在传统之外改变(changebeyondthetradition)，这更增添了中学分类的困难。且怎样处理既存学术与新确立的学术分类体系的关系，直接牵涉到什么学科才具有正当性的敏感问题，不仅偏于守旧者无法回避，趋新一方尤其关注。
相关的思考在20世纪的中国是持续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国学”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即成为一个受到广泛关注而充满歧异并使人困惑的问题。到20、21世纪之交，不少学者又对“汉学”的学术认同或学科定位产生了争议。两次关于国学与汉学的跨世纪争论直接与西方学科分类在近代中国教育体系中的逐步确立以及中国学界的调整与因应相关——不少学人在因应时发现，由于文化和学术传统的歧异，有些既存的研究对象或治学取向似不那么容易转换并融入新的分科体系之中。本文简单回顾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希望有助于我们了解上述论争的学科背景。
一、图书分类与教学分科
中国先秦时代学在官守，学问趋于致用。既为用而学，自重专门，故有“学了无用，不如不学”的主张，所谓商人不必知书、士人不必习武（此大体言之），就是这个意思。也可以说，在实用层面，“古代之学，均分科而治”。春秋是个过渡时代，孔子的学生已是六艺皆学，然尚各有所专，故有孔门四科之说。从战国起，学问开始向今日所谓求知识求真理的方向发展，[3]且逐渐形成重广博而尊通识的学风，“博学”长期成为以学术名世（即读书不仅为做官）的士人长期追求的境界，更产生出“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观念。
此后两千年，中国学问的主流是反对将学术分而治之（虽然也不时有主张分治者，但皆未得到普遍认可）。钱穆曾说：“中国古人并不曾把文学、史学、宗教、哲学各别分类独立起来，无［毋］宁是看重其相互关系，及其可相通合一处。因此中国人看学问，常认为其是一整体，多主张会通各方面而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研究。”[4]在这样一种世风学风之下，读书人对各种学问多兼而治之，但以经学（及其在各时代的变体）为主，（注：这里为讨论方便，仍以后人习用的“经学”这一称谓。其实即使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言，“经学”作为一种学科的确立也较晚；秦汉所设博士，便不尽以内容分类，而是注重“家法”。）离此而专治他“学”的，历来少见，惟宋代或稍例外，曾出现治史学者与治理学者争胜的情形，即所谓“评世变者指经术为迂，谈性命者诋史学为陋”也。（注：张文见《玉海》卷49，转引自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年，198-199页。关于宋代史家的独立学科意识，参见蔡著118、192页。按宋代的经学史学之争与当时政争有密切关联，故史学的独立意识部分也受政治影响。说详蒙文通《经史抉原·中国史学史》（《蒙文通文集》第3卷），巴蜀书社，1995年，317-318页。）
总体言之，古人治学既然不提倡“分科”，也就很难产生将学术“分类”的社会要求。近百年来中国学者对学术分类日见注重，主要受到重视分科的近代西学的影响。今日赛先生意义上的“科学”，早年多译作“格致（学）”，那时人们说“科学”多指“分科之学”及“分科治学”之意。这样的“科学”当然也具有新意而属于新学，却与后来和赛先生划等号的“科学”有相当距离。[5]自近代西方分科概念传入并逐渐确立正统地位后，中国人对自身学术分科的认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然，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也曾出现治学趋于专门的倾向，傅斯年注意到：“中国学问向以造成人品为目的，不分科的；清代经学及史学正在有个专门的趋势时，桐城派遂用其村学究之脑袋叫道，‘义理、词章、考据缺一不可’！学术既不专门，自不能发达。”（注：傅斯年：《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第6册，22页。有意思的是，傅斯年的同学顾颉刚在1923年却认为，“中国的社会和学术界看各种行业、各种学问、甚而至于各种书籍，差不多都是孤立的，可以不相谋，所以不能互相辅助以求进步”（顾颉刚：《郑樵传》，《国学季刊》，1卷2号，1923年4月，315页）。两人的看法适相对立，中国学问既不“专门”而又“孤立”，且都造成不“发达”或不“进步”，两方面或皆可举出一些例子，到底还是有点矛盾。其实他们可能都是以西学为坐标在进行对照，“专门”要像西学那样分科，相通也要像西学那样有“系统”。）这就是说，桐城派兴起之前清代经学和史学已出现专门的趋势了。但学术应该分科以成“科学”的概念，大致还是近代西潮东渐以后的事了。
西潮的冲击支持了中国学界内在的专门倾向，晚清时便有像薛福成这样的读书人主张建立专精的学问。[6]章太炎在20世纪初年更特别看重当时分科意识的增强，他说，“近来分科越多，理解也越明”，学人乃逐渐树立为自己求知识的心，“晓得学问的真际，不专为致用”。[7]而前引傅斯年对桐城派的批评，已是后来分科意识进一步强化之后的观念，其实桐城派在强调“缺一不可”的同时，先已承认有义理、词章、考据三类学问的存在，到底还是某种分科意识的表现。
晚近学人先有了来自西方的学术分类观念，然后回向中国传统寻找分类体系，结果很容易就重新“发现”了所谓四部分类，“四部之学”成为中外不少学者的口头禅（过去也常见用“乙部”代“史学”的，但多为非学术的随意表述；偶有稍正式者，也未必真这么想）。（注：比如旅美学者汪荣祖就说：“中国的旧学问，大致可分经、史、子、集四门”。参见其《陈寅恪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40页。）其实中国学问本不提倡分而治之的取向，说四部分类是古人的学术分类本身就有些违背古人的学术观念，何况经、史、子、集这一图书文献的四部分类流行也不过一千多年而已。只是由于论及古代学术流派的载籍不多，一些学者或因长期从记载书籍源流的文献梳理学术流派，无意中形成了书籍与学术流派等同的习惯见解。[8]
到近代西方学术分科的观念传入，惯从四部论学的学者便产生四部分类就是学术分类的观念。实际上，古今图书分类虽然都与学术分类密切相关，但两者间毕竟有不小的区别。近百年间一些学者将图书分类看作学术分类，或者就是只看见两者的相关而忽视了两者间的明显区别。今日的图书分类基本以学科为依据，但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常常并非以学术为准绳，或以书之多少为类、或以书之形式大小为类、或以书之体裁为类。如四部之一的集部，就是典型的按体裁分类。[9]故主张“学贵专门”的章学诚认为文集这一体裁的出现就是由于“师失其传”而使“学无专门”。（注：章学诚：《和州志·艺文书叙例》，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771-773页。乾嘉时颇受冷遇的章学诚在近代得到不少学者的青睐，或也因“学贵专门”这一主张与西方将学术分而治之的观念看来有相通之处。）
在中国文化体系之中，更易为昔人接受的学术分类，或者不如从古人论学而不是藏书的言说中去寻找。比如乾嘉时人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或词字稍异而意思相类者）这样的区分，就比四部分类更接近昔人学术分类的观念，故为“汉学”派之戴震和桐城文派之姚鼐不约而同地言及（虽然他们的本意是三者可分也不可分），并一直为许多学人所重复，（注：按当时焦循尤其关注“考据”是否可算作一“学”，参见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收入其《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307-308页。熊十力提出，孔门本有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之说，惟“考据不别立科，盖诸科学者，无一不治六艺，即无一不有考据工夫故耳。后世别有考据之科，于是言考据者，乃有不达义理及昧于经济、短于辞章之弊”（熊十力：《答邓子琴》，《十力语要》卷二，中华书局，1996年，213-214页）。按熊氏此说通达，则“考据”即后之所谓“方法学”也。）后又根据时代的需要加上偏于应用的“经世”一类（注：这一补充尽管更多是出于时代的需要，但从儒学言也是非常重要的。盖义理、辞章、考据三学并不能衔接先秦孔门四科中的政事和言语（那时主要体现在今人所谓外交上），甚少顾及“澄清天下”这一传统重任，反倒接近于今日的“学术”概念。可知这一分法深受清代汉学风气影响，还真有些学术独立的意味。前引傅斯年所说的清代经学及史学的专门趋势，或即以新学术观念反看历史。由此视角看，他所攻击的桐城派姚鼐虽文宗唐宋家，明显偏于宋学，亦可谓汉学家也。这一背离传统的治学取向由后期桐城派来补充，加上“经世”一门后学问更接近早期儒家本义，也算是桐城派一段佳话。的确，当年士人所学若皆在义理、辞章、考据方面，为官时自难以之退虏送穷；“经世”之学的重新回归本受西潮冲击的影响，那时也确实更多涉及洋务或夷务，早期的具体设学更落实在“方言”之上，都提示着孔门四科中的政事和言语实不能少，则通常认为最理解经之本义的乾嘉汉学确有背离传统之处，宜其为宋学家所攻击。进而言之，西学取向既然与中国古代传统相近，晚清那些说西学源于中学者似也更容易理解些了。），成为一些士人的思想资源（注：熊十力后来说：“中国旧学家向有四科之目，曰义理、考据、经济、辞章。此四者，盖依学人治学之态度不同与因对象不同，而异其方法之故。故别以四科，非谓类别学术可以此四者为典要也”（熊十力：《答邓子琴》，《十力语要》，211页）。他不同意以此四科来类别学术是基于治学不分科的传统，但却注意到这已是“旧学家”的常规认知。）。
中国学界在学术分科上对西学冲击的早期回应恐怕更多体现在清末办理各类新学中的学科分类，各类新学章程及课程表才是了解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一个重要参考系。从戊戌维新前开始的整顿书院（其重要内容便是“定课程”）到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各级政府和书院、学堂关于中国学术的分科先后有经学、史学、掌故学（略近于今日的现代史或当代史）、舆地（地理）学、诸子学、理学、时务、治法学（政治学）、词章学、文学、格致诸学、算学等。（注：后两者也曾并称格算学，实际是愈来愈以固有名词指谓西学，也可以不计入中学。这其间比较接近西部的表述大概是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在强调学堂并非专讲西学时，特别指出中学向有之“经学、史学、理学及词章之学，并不偏废”。见《新定学务纲要》，《东方杂志》第1年第4期（光绪三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影印本，91页（栏页）。但“理学”与“子学”显然不能等同，因为它们同时并列在当时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和《钦定学堂章程》等章程之中，而词章之学和“集学”也有相当的距离。）
这一过程中比较值得注意的一是1898年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奏设经济常科，正式把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并于科举考试的正科之中，应能提示当时人对学术分科的一种看法；二是《奏定学堂章程》仿照日本模式主张办理分科大学，共分经、文、政法、医、格致、农、工、商八科，每科之下设学门（此前在实际教学中一向得到提倡的史学未能专立一科，而是成为文科之下的一个学门）。除设经科大学作为“中学为体”的象征外，这已基本是摹仿，没有多少传统的影响。进入民国后“经学”不立，格致学改称理学，大致即是后来办大学的模式。（注：参见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收入罗志田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450-477页。应该指出，刘教授是主张“四部之学”为学术分类的。）
与此同时，晚清民间或半民间的书院等也在尝试怎样对学术分科。经补充而成的义理、考据、辞章、经世四种分类便被一些士人采用，康有为自述其在长兴学舍教学内容，所设“学目”正是义理、经世、考据、辞章四种。[10]梁启超后来的回忆则为义理、考据、经世、文字四“学科”，次序和名目略有更易。其中义理之学包括孔学、佛学、周秦诸子学、宋明学、泰西哲学；考据之学包括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经世之学包括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得失、政治实应用学、群学；而文字之学则有中国辞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65页。这里的部分细目恐为梁的事后创造，或至少有修改，盖康有为在《长兴学记》中所述基本不涉西学，尤其“泰西哲学”恐非19世纪90年代初期国人之用语，遑论以之为教学科目也；然其大科目的划分与康有为略同，可知该学舍当年确如此分科。）具体细目暂不论，康、梁共同的这一大科目的划分提示了民间一些学者确实如此思考学术分科。
二、区分“学理”和“致用”的尝试
实际上，在试图衔接西学时怎样使用中学术语表述新概念也曾困扰着近代学人。朱维铮先生曾将古代中国关于“学”与“术”的区别概括为“学贵探索，术重实用”，后来或因“术”渐同于君王南面之术而曾引起乾嘉学者试图区分“学”与“政”的努力。[11]他所指出的“术”与“政”的渊源的确重要，这一关联曾引起晚清士人的注意，而“政”在当时也真一度继承了“术重实用”的特点。梁启超在其1896年著的《西学书目表序例》里便将西学分为“学”、“政”、“教”三大类，“教”暂不计，今日属于“理科”的各学科多归入“学”，而“政”则不仅有史志、官制、学制、法律等，还包括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等“实用”科目。[12]
这里的船政、矿政等，更多是指今日所说的“科技”之“技”，大体传承了“术”的早期含义。然而，“政”的这种跨越今日所谓文科和工科的包容性显然与后来逐渐为中国人接受的西学分类不甚相合，故此后“工科”的那一部分渐被“艺学”取代，在张之洞的《劝学篇》里，“西学”便有“西政”和“西艺”的明确区分，后来“西政”逐渐落实在西方制度之上，但仍不时包括今日涉及“管理”一类的学科，与再后确立的“政治学”一科尚有较大区别；进入20世纪，邓实在光绪二十八年（约1902年）办《政艺通报》时，与“艺学”并立的“政学”才基本接近今日所谓政治学，即时人口中的“政论”或“政法”。
不过，如果不预设某种分类体系自然正确的观念，试图用“政”来涵盖《奏定学堂章程》中相对偏于实用的政法科和农、工科，实有所见，盖若可以区分人与自然的话，当年和今日所谓“理科”，皆关于自然的学问；而农、矿、工、商、兵、船等实用之“政”，则皆人类运用有关自然的知识于社会，在这一意义上，它们的确可说是“社会科学”，与法政一类今日所谓“社会科学”在学理上是相通的。而且，这些重应用的学科在整体思路上确较接近，而与偏重学理的文、理科颇不相同。（注：或早就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1917年入主北京大学时即主张“大学”应发展着重基础理论的文、理科，其余偏重应用者均应析出与各专科大学合并。当然，梁启超已指出，“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政与学不能分”，综合大学包括应用学科也是较常见的通例。但主张区分学与术，他认为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则为“术”；而学理和教学是有区别的，“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旨趋不同”。近代中国人本已“重术而轻学”，再加上“科举之毒太深，升官发财之兴味本易传染”，北京大学此前兼设文、理、法、工、商各科的结果是本应致力于研究高深学问的“文、理诸生亦渐渍于法、商各科之陋习”，而造成全校风气的转变（《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高平叔编：《全集》，中华书局，1984年，第3卷，149-150页）。这一从实际观察中得出的理念的确值得思考，今日大陆各综合大学都明显可见学风和教育思路上“术”压倒“学”的倾向，部分即因这两大学科类别的基本思路原有较大差异，一遇急功近利的世风吹拂，其冲突对立的一面便得到凸显，而形成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局面。根据上面的思路，正式提出以“学、术分校”的主张，即“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别为独立之大学”。其最主要的理由即“文、理二科，专属学理；其他各科，偏重致用”（《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全集》，第3卷，130-131页）。且蔡氏的见解也并非独创，近年连续排名美国第一的普林斯顿大学便无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的设置，相当接近的观念。）
梁启超的书籍分类对稍后的学科分类有直接的影响，在1901年撰《学堂教科论》，参照日人井上甫水的方式，分为有形理学、无形理学和道学三大类，与梁启超所分的“学”、“政”、“教”三大类颇相近。其中“有形理学”大致即今日的理科，而“无形理学”最主要的部分是“群学”（一级学科），下设“政事学”（二级学科），即不仅包括“政学”和“法学”，也包括“计学”（由财政学、农政学、工政学、商政学组成）和“兵学”，也大致接近梁启超的“政学”一类。（注：：《学堂教科论》，《全集》，第1卷，142-149页。这一学科观念大概即是1917年为北大提出“大学改制”的思想基础，蔡氏明言：“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两者有性质之差别”（《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全集》，第3卷，150页）。专门学校的培养目标是让生徒“学成任事”，而“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故他提出的入大学者“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一语，是特别针对“学成任事”而言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词》，《全集》，第3卷，5页）。）不过，并未提到梁启超，他自认其主要借鉴的是日本人的观念。
康、梁再加上严复和即是清末讨论学术分类最有影响者，浙江学者宋恕在1902年末为瑞安演说会拟章程，便主要依据此四人的著译，并参考他所了解的日本学术分科情形而斟酌定出以哲学和社会学（即康、严、梁、蔡等所称“群学”）为总科、以乐学、礼学、时史学、方史学、原语学等30种为别科的分类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宋恕对中国固有学术的处理，他不同意日本大学将汉代以前的经、子纳入哲学，以为“汉前经、子中虽有可入哲学之篇章句，而宜入科学［按指分科之学］者殆居十之六七”。他对经学的处理方式是：“十三经”中的《易》、《诗》入总科之社会学，《书》、《春秋》经传入别科之时史学，《孝经》入别科之伦理学，《语》、《孟》入别科之伦理、政治、教育诸学，“三礼”入别科之礼学，《尔雅》入别科之原语学（按《说文》也入此学）。（注：宋恕：《代拟瑞安演说会章程》（1902年12月），胡珠生编：《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上册，350-355页。宋恕的分类颇有特色，且有些思考现在仍为学者关注而迄今未能获得充分的共识。如他认为传统的舆地学乃史之半体，不可单独命名，故名为“方史学”，而通常意义的史学则名为时史学；后者也仅是史学的一部分，“全体”的史学还要从哲学角度去理解。今日历史地理学者还一直在争论其学究竟是否属于史学，许多史家也往往忘掉时间概念是史学的关键要素，总思从历史哲学角度去诠释历史上具体的人与事。这都说明宋恕已触及学术分类的深层问题，他所主张的将经学分而纳入各新式学门的主张到民国后也一直是学者关注和努力的方向。）
尽管有传教士和江南制造局等译书的影响，晚清西学更多仍是通过日本影响中国。康有为曾形象地论证了借鉴日本以学西方的取径，他说，“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注：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自序》，姜义华编校：《康有为全集》(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585页。标点略有更易。）。康氏在其《日本书目志》论及具体门类时，一则曰泰西如何、“日本法之”；再则曰泰西如何、“日人效之”；则就被仿效者本身而言，或者也可说是“日本学”。王kǎi＠③运在光绪二十九年（约1903年）就认为时人所习“名为西学，实倭学也”。葛兆光先生以为“这话应当反过来说，当时看上去虽然满眼都是倭学，其实都只是转手从日本贩来的西学”。二人或各见其一个侧面，不过当时的情形确如葛先生所说，大致已是“西潮却自东瀛来”[13]。
据（日本式）西学分类来规范中国学术的尝试在20世纪初年相当流行，1905年刘师培作《周末学术总序》，“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所谓“依类”即仍依西学分类，分出心理学史、伦理学史、论理学史、社会学史、宗教学史、政法学史、计学（今称经济学）史、兵学史、教育学史、理科学史、哲理学史、术数学史、文字学史、工艺学史、法律学史、文章学史等。（注：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原刊《国粹学报》第1年（约1905年）第1期，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503-528页。）在这样一种新型的“六经皆史”思路下，专门的“史学”反而不存在。但若去掉各学之后的“史”字，也就是刘氏认知中分科的传统学术了。除术数学外，他的分类全按西学分类，大多数学科今日仍存在（有些名词略有改易），中国学术自此进入基本按西学分类的时代。
三、国学可否例外或“独立”
不过，中学毕竟是一个长期相对独立发展的系统，其总体上向不提倡分科之举，真要分而治之，在不少地方与西学并不能充分吻合。梁启超在试图区分“政”与“学”时就说：“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政与学不能分；非通群学不能成一学，非合庶政不能举一政，则某学某政之各门不能分。今取便学者，强为区别。”[14]这可以说是所谓“见道之言”，盖学术分类主要还是为了研究的方便；从根本言，学术分科本不是非有不可。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分类已很难在自然界的形成和发展中找出对应的划分依据，与人类相关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更不易在古今人类活动中得到支持，因为昔人及今人都很少在行为时先想到这是我的“心理”、那是我的“社会行为”或“政治举动”等等，则所谓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分类实未必有充分的学理依据，更未必存在不可逾越的边界。（注：在近年的西方，作为“现代性”成分的“学科”(academicdisciplines)之正当性，已受到一些学者（特别是倾向后现代主义的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学科的划分也是带有“偏见”或倾向性的“现代”产物，其出发点又不同，其说似亦不无所见。与这种“反学科”的观念有相当区别而针对近代学术专科化趋势的某些弊端和弱点的，是一种在西方与中国都很早就出现了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跨学科研究”这一说法隐含着接受或至少不挑战既存“学科”的正当性，但未必就是在学理上确认“学术”应该分科而治。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所写的《新史学》中已提出跨学科研究的取向，或许即是无意中受到不将学术分而治之的传统倾向影响。）
其实民初人取为标准的近代西学本身也是个变量，“学科”的分聚与兴衰往往随外在的社会需求和学理内部的发展而演化。（注：例如西方一些大学（特别是层次较高的大学）多设有专门的“区域研究”系或科（专业），这一“学科”便因二战及战后的实际需要而兴起，今日已渐略呈衰落之相；又如今日西方盛行的“文化批评”大致尚属于似学科非学科的阶段，但一些学校已设此专业，更重要的是“文化批评”理论对一些既存学科造成了冲击，导致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的学者开始讨论其本身学科存在的正当性。）然而“西方”权威在近代中国的树立使本来可以再思或讨论的“学科”划分实际成为众皆认可而不必讨论的内容，当某一学科研究的对象与“学科”本身出现冲突时，只有极少数学人如傅斯年有非常婉转的“反抗”，他认为中国古代无西方意义的哲学而只有“方术”或“思想”；（注：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起家的后来也基本接受傅的看法，说详罗志田《大纲与史：民国学术观念的典范转移》，《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更多不论新旧的20世纪中国学人并不挑战新确立的分科体系，而是反求诸己，或否定研究对象的正当性，或希望在因应的进程中保持某种程度的独立性。
面对新进入的西学，出现一种长期的努力，即以一个包容广阔的名目来囊括传统的中学，类似的名称包括中国文学、国文，以及后来的国学、国故学等。康有为在奏请废八股改策论取士时即主张要求士子“内讲中国文学”而“外求各国科学”，这里与“各国科学”相对应的“中国文学”包括经义、国闻、掌故、名物等，[15]则其“文”更接近今日广义的“文化”之意，且暗含不分科的寓意，即各国之学主分，中国之学虽分而考试，其根本还是一种以“文”汇通之学。后来张之洞办存古学堂，所学“以国文为主”，其“国文”仍是广义的，包括各类传统学问。[16]那时张君劢进入江南制造局的广方言馆，上课是“四天读英文，三天读国文”，其英文“包括了数学、化学、物理、外国历史……等”，而国文则“由先生指导看三《通考》，弄点掌故，作论文等”，分别是中学与西学的代名词。[17]
晚清中西学战的结果是，到20世纪初年中学已被认为“无用”。在一定程度上或可以说，国粹、国学、国故等词汇的大量引入思想言说之中，恐怕就因为“中学”已经失去吸引力和竞争力，尤其“国学”明显是“中学”的近义词。当章太炎鼓吹“以国粹激动种姓”时，他（以及主张以历史激发爱国心的梁启超等）有意无意间不过是换一个标签而试图将在时人思想言说中因“无用”而边缘化的“中学”拉回到中心来；但正由于国粹与“已经战败”的中学之接近，这一努力的成就有限，或可说基本是不成功的。认为中国没有国粹、只有“国渣”的观念在清季已出现，到民初更越来越得到强调。[18]
正因为“国学”更多不过是取代“中学”的包容广阔的名目，其在西方学科分类为基准的学术体系中如何定位就成为困扰许多学人的问题。早在20世纪20年代，当整理国故运动一度风行之时，“国学”即成为一个受到广泛关注而充满歧异并使人困惑的问题。那个时代的中国学者多据西学分类以言中学，“国学”在此分类中究属何类？亦即“国学”本身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问题，困扰着当时许多学人。各类新旧学者就“国学”或“国故学”的含义与类别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大部分学者都承认“国学”存在的正当性须与西式学术分科衔接，而基本未见有人质疑西式学术分类本身。这样，尽管新派学人中也有可以接受“国学”这一名目的（如梁实秋■■不少趋新学者却开始大声疾呼地否定“国学”存在的正当性。一个流行的观点是，由于西方各国皆无所谓“国学”，故中国的“国学”也不成立。有的学者试图用“国故学”来取代“国学”，有人则主张“国学”与“国故学”是两回事，只有取消“国学”才能安顿“国故学”；有人根本主张“国学”不是“学”，更有人连“国故学”一起否定。（注：本段及以下数段的讨论，参阅罗志田《学术与国家：北伐前后“国学”的学科定位与认同危机》，收入《国史浮海开新路——余英时教授荣退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2年，457-506页。）
非常有意思的是一些被认为“守旧”的学者持论并不“保守”，如柳诒徵于1923年在通常被视为“保守”的东南大学和南京高师两校的“国学研究会”组织的演讲上提出“非汉学非宋学”的口号，他主张“论学必先正名”，明言“汉学、宋学两名词，皆不成为学术之名”；汉学不过“文字学耳、历史学耳”，而宋学则可“分为伦理学、心理学”。很明显，他心目中“就其学术性质”而定的“正确名词”皆以当时学校中通行的西式学术分类为依据。（注：柳诒徵（讲演，赵万里、王汉记）：《汉学与宋学》，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国学研究会编：《国学研究会演讲录》，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84-90页。本文承徐雁平君代为复制，谨此致谢。）
反之，最为趋新的在大约同时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不仅在综述清代“古学”时数次使用“经学”一词，在论及将来意义的“整治国故”时，也无意中说出“这还是专为经学、哲学说法；在文学的方面，也有同样的需要”这样的话，立刻被更年轻的吴文祺批判。吴氏等不少人以为，国故学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总名”，整理国故是将传统中国学术转换成现代西式学术进程中一个必须的环节，国故经“整理”而分别归入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19]
可以看出，吴文祺等人所提倡的其实就是刘师培那一代人早已在做之事，不过清季人直接入手进行，不那么注重取向的提倡，或使后人感觉此类事还没有开始做？也许这些后辈本具那一时代较流行的“前无古人”之风，根本不怎么看已经“落伍”的清季人著述？（注：按吴文祺在前引文中说，“从来没有人替国故学下过定义，我且来替它下一个定义”；然其所述多半都是在发挥或系统化毛子水、、曹聚仁先已提出的观念，很能提示当时少年新进那种目中无人、横扫一切的气慨。）有趣的是，吴文祺本人那时就在质疑学术传统的中断，他对十余年前曾著有《红楼梦评论》和《宋元戏曲史》的王国维在民初学术史和文学史中的失语现象甚感不平，对当时趋新文学青年或不知有王氏此书、或竟不屑一顾甚感“奇怪”。（注：吴文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庵先生》，《中国文学研究》（《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1927年6月，1-13页（文页）。进一步的讨论参见罗志田《文学的失语：“新红学”与文学研究的考据化》，《中华文史论丛》，待刊。）但吴氏自己在提倡将国故“整理”而纳入西式学术分科时，同样也忽视了清季人的努力；学术传统中断的质疑者本身也在实践着其所批判的行为模式，这一极具诡论意味的现象揭示出当年“前无古人”的世风是多么强有力。
无论如何，整理中国的“国故”使之纳入哲学、文学、史学等新式分类的取向从清季到民初持续得到提倡表明这是一种较有代表性的主张。这样，王国维以前提出的学问没有中西之别终于实现，中国学术也就成为天下之公器而走入“世界”学术之林。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这一进程结束后还有“国学”或“国故学”的存在余地吗？如果有，则“国学”或“国故学”便实际超越了被时人看作成为“科学”必要条件的西学分科，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学术体系，这又违背时人所谓“新国学”即“科学的国学”之定义。问题的实质当然在于“学科”的正当性是否必须与传入中国的近代西方学术分科“接轨”，这一未能解决的问题终成为后人的学术遗产。
钱穆在北伐前后编撰的《国学概论》之《弁言》中指出：“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20]他的预言看来并不准确，20世纪末的中国大陆就曾出现所谓“国学热”，今日大陆以“国学”为名的学术刊物尚不止一种（多为集刊，如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四川大学的《新国学》等），尽管这些“国学”的内涵或者已与前大不同，但“国学一名”仍旧存在，其生命力甚至可能恰在其定义的模糊性之上。
中国学者关于什么学科才具有正当性的思考是持续的，到20、21世纪之交，不少学者又对“汉学”的学术认同或学科定位产生了争议，有人明确否定“汉学”的正当性，更多的人则力图界定“汉学”有其特定的专门范围，甚至出现了可以被称作“汉学学”即以“汉学”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注：类似问题几乎成为近年关于“汉学”的学术研讨会之必议内容，也是一些以“汉学”命名的刊物的持续论题。除此之外，《中华读书报》对此也颇有兴趣，刊发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参见刘凌《名不符实的学科命名》，2001年10月24日《中华读书报》23版；顾钧《为“汉学”正名》，2001年12月5日《中华读书报》23版；刘凌《“汉学学科”再质疑》，2002年1月16日《中华读书报》22版；顾农《让“汉学”存在》，2002年1月30日《中华读书报》8版。关于“汉学”学科，参见严绍＠④《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范畴与研究者的素质》，2000年7月19日《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版；李学勤《作为专门学科的国际汉学研究》、任继愈《汉学发展前景无限》，均2001年9月19日《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版。）尽管争议的对象主要是指外国的“中国研究”，仔细考察近年的争论，仍可看出今人很大程度上沿袭了昔人的观念和思路。两次论争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参与的学人似乎都在讨论学术，其实往往是从思想角度看待“国学”与“汉学”（前一次比后一次更明显）。这一（更多是无意识的）历史记忆“复苏”究竟提示着传统的中断还是延续？是个很值得反思的问题，只能另文探讨了。
【参考文献】
[1]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A].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二集[M].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131-143；徐苹方，张光直.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J].燕京学报，新6期（1999年5月）.8-16.
[2]梁启超.新史学[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M].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1.
[3]参见谭嗣同.报贝元徵(1895)[A].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M].中华书局，1981.217；章太炎.留学的目的和方法[A]，常识与教育[A]，论诸子的大概[A].陈平原选编.章太炎的白话文[M].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54,72-79,100-101.
[4]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四部概论[A].罗联添编.国学论文选[C].台北学生书局，1985.4.
[5]参见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3)；汪晖.科学的观念与中国的现代认同[A].汪晖自选集[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21-225；罗志田.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J].近代史研究，2000,(3).
[6]参见王fàn＠①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A].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C].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74.
[7]章太炎.留学的目的和方法[A].章太炎的白话文[M].54.
[8][9]参见黄晏妤.四部分类是图书分类而非学术分类[J].四川大学学报，2000,(2)；四部分类与近代中国学术分科[J].社会科学研究，2000,(2).
[10]康有为.长兴学记[A].姜义华，吴根liáng＠②编校.康有为全集：1[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55-556.
[11]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3-4.
[12]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M].123.
[13]参见葛兆光.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关于晚清至民初日本与中国的“亚洲主义”言说[J].台大历史学报，待刊；葛兆光.西潮却自东瀛来[A].葛兆光自选集[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4]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M].123-124.
[15]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用策论摺[A].中国史学会主编.：第2册[Z].神州国光社，1953.211.
[16]参见罗志田.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J].近代史研究，2001,(2).
[17]张君劢.我的学生时代[J].再生，第239期（1941年11月15日）.7.
[18]说详罗志田.学术与国家：20世纪前期关于国粹、国故与国学的思想论争[J].二十一世纪，2001年8月号.
船政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语言是发展变化的，既有历时变化，又有共时差异；语言不是自给自足的，在语言接触中会相互影响。上海方言来源广泛，变化迅速，领先创新，并有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本文试从社会语言学角度，依据上海方言的历史发展进程以及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分析上海方言的发展变化，从而得出如下结论：上海方言在变化，但不会消失，我们应努力营造多语并存，和谐发展的语言环境。
引言
2005年以来，针对社会上种种关于 “上海话要消失”， “孩子说不来上海话”的担忧，上海舆论界掀起了一股 “保卫上海话”的浪潮——人大委员提交议案建议保护上海的方言文化，规范沪语，推行沪语；市教委预启动 “上海方言保护性调查研究课题”，通过建立上海话语音档案，以保存 “原汁原味”的上海话。社会各界专家学者也纷纷就此现象各抒己见。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发表文章“救救上海话”；上海大学语言研究中心主任钱乃荣认为：“上海闲话能变化，但不能消失，它们富于个性，是上海这座城市文化，历史，发展的见证。”①同时，另一个声音也在响起：上海市语文学会副会长游汝杰教授认为： “不必担心上海话消失，因为上海话不是一成不变的。”②；“上海人的上海话能力并没有明显的减弱……只是其特色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了。”③；市教委语言文字管理处处长孙晓先认为：“推广普通话，上海话并不会因此受到挤压，不需要特别保护。”④种种观点充斥着舆论界。上海方言需不需要受到保护？推广普通话和保护上海方言，舆论界究竟何去何从？本文依据上海方言的历史形成过程分析上海方言本身的特点，并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及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关系来探究该问题的答案。
一、上海方言的特点
钱乃荣在《上海语言发展史》一书中详尽地研究了近代以来上海方言的语音、词汇及语法演变。纵观上海方言自开埠至今近160年的发展变化，我们发现上海方言有来源广泛，变化迅速，领先创新并日趋向普通话靠拢的特点。
（一）借用地方方言现象明显。
自开埠以来，外籍人口大量移入，随之带来大量方言土语。上海方言吸收了很多周边地区如松江、苏州、宁波、杭州的方言土语。“勿来三”是苏州话，“莫牢牢”是杭州话，新上海人喜欢说“不要太”（“不要太潇洒”，“不要太漂亮”等），是将“莫牢牢”译成了普通话；就连现在被外地人看作上海话标志的“阿拉”也是地地道道的宁波话。广泛的语源也使上海方言中产生大量的同义词，如：北方话中的“饼子”，上海方言就有“大饼，面饼，晶饼，羌饼”等几种叫法。
（二）明末清初华洋杂处产生了大量译词、外来词和洋泾浜语。
这些词有的直接音译入上海方言，如：巧克力，咖啡，沙发， 开司米，磅，水门汀，牛轧；有的意译，如：火车，飞机，细胞，蜜月，黑板等；有的音译加意译：冰淇淋，网吧，迷你裙，苏打水，霓虹灯，色拉油等；还有先音译后意译的，如：telephone—德律风—电话，laser—来塞光—激光。明末清初华洋杂处还产生了一种洋泾浜英语，如：“混腔势”其中的腔势便是由英文的chance转变而来，还有“瘟生”（one cent），“轧沙丁鱼”（sardine）都是洋泾浜在上海方言中留下的痕迹。
（三）词汇的都市化。
随着上海的都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大批本土词汇被书面语通用语词汇及新生的都市词汇所替换，如“日头”，“影戏院”，“寒暑表”分别被“太阳”，“电影院”和“温度计”所取代；同时不断产生花样繁多的都市流行语，从20世纪初的“出风头”“拆白党”到90年代的 “酷，美眉，丁克，掏糨糊”，无不为上海方言注入新的活力。
（四）上海方言有着日益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
1.方言色彩很浓的词渐渐向普通话靠拢。如“留声机——唱机”，“蓝印纸——复写纸”，“自来火——火柴”，“寻——找”，“疑心——怀疑”；
2.青年中流行“上海普通话”， 将“为什么这样？”说成“为啥格样子？”，而不是说“为啥迭能？”并将“为”念作去声，而不是像以前的上海话念成阳平；
3.语音上有由白读音向文读音发展的趋势，新近出现的词或口语中的流行语更倾向于文读音。如旧上海话中“秘书，”的“秘”读“bi”，而今青年人爱说“mi”；“行车行船”旧读“hang”，而今读“xing”，“味道”的“味”、“眉毛”的“眉”旧读“mi”，而今“味”读“wei”，“眉”读“mei”。
二、社会语言学的解释
（一）语言不是一成不变的。
1.语言的历时变化
语言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社会现象，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社会语言学家称这一现象为语言的变异。社会制度，社会观念，社会生活的变化都会引起语言的变化；而社会发展速度，人口数目及交际密度也会对语言的变化速度产生影响。上海方言的变化速度之快在同类中是罕见的。历史证明，经济发展速度越快，社会变革越激烈的地方，人们的思维越活跃，语言的创造力会越强，语言也就越有活力。
2.语言的共时差异
语言的变异还可表现为语言的共时差异：即使是同一历史时期对同一方言的使用也可能会因地因人因场合而异。不同年龄段，所受文化教育程度不一样的人群在使用方言时都会有语音语调甚至词汇上的差异，如老上海人爱说“邪气”“交关”（“很”的意思）；而年轻人则喜欢用“牢”“赫（瞎）”；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和其他地区迁入的上海人说话也有一定差异。另外人们根据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对象变换使用各种语言或方言，普通话和上海话各司其职，充分体现了对语言的驾驭能力。
（二）语言不是自给自足的。
语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对此，语言学家萨丕尔有一个精辟的论断：“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能是自给自足的。”（Sapir 1921：159）社会语言学家认为，不同的语言或方言相遇时会产生“语言接触”现象，即在接触过程中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可表现为语言的借用，双语多语现象，双言或多言现象，语码转换，有时会形成洋泾浜语和克里奥语（Arnold M. Zwicky 1988：33）。游汝杰（1999：279）也曾提到：“不同民系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方言接触有可能产生方言的借用和模仿现象。”“每一种活着的语言都有充分的吸收功能，会在社会生活必需时吸收新词汇，也不害怕与其他语言接触。”（陈原2000：63）在当今前所未有的语言快速接触中，上海方言必然受到其它语言变体，特别是普通话的影响。
社会发展靠创新推动，语言在发展中丰富。没有变化的语言是没有生命力的语言，注定要被历史所淘汰。新时期的上海方言是历史蜕变的结果，是社会发展在语言上打下的烙印，变化不等于退化。各种调查表明上海人的上海话能力并没有明显减弱。对于变化中出现的新事物，我们要秉着开放的态度。洋泾浜曾被视为一种语言污染，但经过时间的洗礼，很多洋泾浜已被吸收进上海方言，我们谁有能 力否认某些新流行语在几十年，几百年之后会被编入上海方言志，甚至是普通话教材？上海方言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方言群体，历经百年巨变，并广泛吸收各地方言土语及外国词汇，表现出慷慨的吸收力，又显示出本土文化强大的稳定性。我们不能因上海方言的种种变化而担心它会受冷落甚至被遗忘。
对于上海方言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我们也应该有个正确的态度。语言本来就是一个符号系统。符号的特点之一是约定俗成，全民公认。荀子曰：“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语言变化发展是个自我淘汰，自我选择的过程，有其自身的规律。从语言的发展史看，出于交际的目的，语言具有趋同的需要。当今语言的一个历史趋势是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如英国国内和美国国内方言差别逐渐减少，民族标准语的使用日益广泛，英美两国英语也在逐步靠拢。可见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差距会逐渐缩小是历史的必然，这种变化本身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会大大推动社会的发展。游汝杰也说过：“方言历史演变的宏观取向是劣势方言向优势方言靠拢，方言向共同语靠拢。”（1999：275）上海方言的这种变化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语言发展规律，应该被人们乐观的接受。
三、从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看上海方言的变化
普通话是汉语的共同语，是国家的标准语。现代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本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1956）而对“方言”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说法：英国语言学家R.哈特曼和F. 斯托克合编的《语言与语言学词典》将“dialect”定义为“一种语言的地区、时间或社会的变体，这些变体无论在发音，语法和词汇上与标准语都有不同。”（1981：99）这一定义为西方语言学界普遍接受。我国学者黄景湖（1987：1）认为，“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是共同语的分支。方言在一定的地域为全民服务，并作为低级形式服从于全民共同语的高级的标准语形式。”
（一）在上海方言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普通话和方言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
1.普通话中吸收了很多上海的方言词汇。
方言是普通话的源泉。上海方言有表达细腻，生动活泼的语言特点，大量吸收方言能丰富普通话的表达。一些很有特色的上海话，如“标致，便当，尴尬，像煞有介事，名堂，蹩脚”等已被吸收入普通话。
2.很多外来词通过上海方言传入了普通话。
一些外语词在上海登陆后，先被译作上海方言，后被吸收入普通话。比如：“沙发”（sofa）用普通话翻译应该是“梭发”，但上海话把“沙”读作“梭”，也就成了“沙发”。类似的例子还有Canada——加拿大，Butter——白脱，Gallon——加仑，beer——啤酒等。如果说上海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上海方言便是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对丰富汉语的语言表达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3.当今的上海方言有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
（二）从语言地位和语言认同功能角度解析普通话和方言之间的关系。
从语言学角度看，所有的语言及语言变体都是平等的，而事实上社会上对于不同语言变体的评价、认识和使用是不平等的，人可以赋予有影响力的变体更高的地位，语言有强势和弱势之分。普通话原本也是一种方言，在经过一定的标准化加工，并扩大它的使用范围之后，其语言地位上升为标准语，成为全民语言。而如今随着不同方言区人际交往的愈加密切，人们使用普通话的场合越来越多，普通话的地位日益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上海话的地位在衰退。语言地位是由该地区的经济政治状态决定的，随着上海经济的不断发展，上海话作为强势方言的地位不会衰退。
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具有认同功能，即使用同一种语言变体能使该言语社团的成员产生归属感。一方面，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无论何时都有一种归属的需要，而语言是实现这种归属的重要途径。一旦放弃了一个人所来自的那个群体的语言变体，他也就失去了与那个群体之间很重要的认同纽带。方言作为地方文化的载体之一承担着独特的社会功能，“是民系认同和身份认证的重要标志”，（游汝杰 2006：7）另一方面，随着外地人对上海的地方文化的逐渐认同，他们也有被认同，融入这个社团的需要，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也会有意识地接纳上海方言，从而促进了上海方言的发展。除非上海方言是完全封闭的，拒绝变化的，否则即使人口比例的改变，使用频率和场合的改变，都不可能使一种变体消亡。所消失的不过是旧的形式，旧的形式不断消失，新的形式又不断出现。上海话在变化，但不会消失。“上海是一个存在双重语言现象和双层语言现象的言语社区”，（游汝杰2006：4 ）“多种语言和方言的并存并用现象，是由它们的社会功能决定的，不是行政命令或人们的主观愿望所能左右的。正确的态度是让它们发挥各自的社会功能，并存并同，和谐发展。”（游汝杰2006：1）
由此可见，普通话和方言并非相互矛盾、水火不容，而是互相吸收、共同发展的。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主要社会用语是普通话，而上海方言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及社会功能。上海方言地位没有下降，也不会消失。只有创造一个宽松的多语环境，让各种语言在相互接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互取所长，才能真正发挥语言作为信息载体、交际工具的作用。
结语
语言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体系，语言的发展也是一个自我淘汰，自我选择的过程。一种方言是否有生命力要看它能否适应历史和时代转变的需要。任何企图消灭方言或采取行政措施推行方言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百年以来，上海方言大胆迎接各地方言及外来语的冲击和挑战，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如今上海方言的变化为语言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语言材料，只有怀着宽容之心，树立动态开放的语言观，才能真正做到客观的观察，忠实的记录，细致的解释，从而探究语言发展变化之规律，努力营造多语并存和谐发展的语言环境。
注释：
①摘自《新闻晚报》2006年2月27日
②摘自《新民晚报》2005年9月22日
③摘自《文汇报》2006年09月19日
④摘自《申江服务导报》2005年11月4日
参考文献：
[1]Arnold M. Zwicky.社会语言学演讲录[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8.
[2]Edward Sapir.Language：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3]R.A. Hudson.Sociolinguistics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4]陈原.语言和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陈原.语言和社会生活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哈特曼 斯托克.语言与语言学辞典 [M].黄长著等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7]黄景湖.汉语方言学[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
[8]钱乃荣.沪语盘点 [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
[9]钱乃荣.上海语言发展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船政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台湾地区；中小学；海洋教育；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4634（2014）04-0109-04
我国台湾地区四面环海、面向广阔的西太平洋，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基于地理与经济因素，非常重视海洋教育的发展，在中小学全面开展了“融入式”的海洋教育，地区民众海洋意识较高。而我国大陆地区民众的海洋知识较为缺乏、海洋意识较为薄弱，国民海洋知识的来源主要依赖大众传媒，培养海洋意识最为有效的海洋教育课程长期缺失，“目前大陆地区中小学的海洋教育，尚处在地区的局部性、学校的部分性、课程的随机性和边缘性阶段，对于全面普及中小学海洋教育的国家战略需求与教育目标而言，尚一无制度保障，二无规定措施，三无长效机制”[1]。因此，在全面改进和实施大陆地区中小学海洋教育中，有必要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在中小学教育中的一些做法。
1 海洋教育政策层面的比较与借鉴
我国台湾地区在2001年“海洋白皮书”，加强海洋研究、重视海洋意识教育。2004 年制定“四年教育施政主轴”正式将海洋教育纳入到行动方案，制定海洋教育策略与具体的实施计划。2007年颁布“海洋教育政策白皮书”，强调从情意、知识、技能及行为着手，加强中小学生的情意培养、知识传输以及行为养成，确立了台湾地区海洋教育发展的目标、方向及策略。后其教育主管部门颁布“海洋教育执行计划”、“国民中小学海洋教育议题课程纲要”，修订“九年一贯课程纲要”，增列海洋教育项目，建立中小学生海洋教育能力参考指标，对小学教师进行海洋教育课程设计与教学指引。
大陆地区在2008年《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把普及海洋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中小学开展海洋基础知识教育”。2009年，国家海洋局向教育部发出《关于商请加强中小学海洋知识教育的函》，建议由教育部和国家海洋局联合成立“全国海洋知识教育委员会（或办公室）”并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或专家咨询组），就“海洋知识、特别是我海洋权益知识进学校、进教材、进课堂问题”研究制定解决方案和具体对策，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增加海洋内容的份量，将海洋相关知识纳入高考必考范围，改变目前海洋知识教育可有可无、似有实无的“软任务”状况[1]。
从政策层面可见大陆地区已经意识到在义务教育阶段开展海洋教育的重要性，但相比台湾地区仍有较大差距。首先，从总体层面看，缺少开展海洋教育的专门政策，仅在《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指导建议；其次，从教育主管层面看，关于实施海洋教育的具体教育政策几乎没有规定；再次，关于海洋教育的具体开展，特别是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具体实施缺少统一部署和规划，更没有相应的实施细则；最后，对于海洋教育内容的认识尚停留在知识教育层面。
2 海洋教育的理念与目标的比较与认识
台湾地区海洋教育强调培养大众具备充分认知海洋和善用海洋的能力。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书”里提到了五项教育政策理念：确立“海陆平衡”的教育思维，建立知行合一的教育实践，实现产学携手的教育愿景，共筑资源共享的教育网络，本土接轨国际的教育理想。强调海洋教育应强化对整体自然环境的尊重及相容并蓄的“海陆平衡”思维，将教育政策延伸向海洋，让民众能以台湾为立足点，并有能力分享珍惜全球海洋所赋予人类的宝贵资源。在“海洋教育执行计划”中强调中小学海洋教育应以塑造“亲海、爱海、知海”的教育情境，涵养学生的海洋通识素养为主轴，进而奠立海洋台湾的深厚基础[2]。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书”里提出总体教育目标是建立推动海洋教育之基础平台培育学生海洋基本知能与素养、提升学生及家长选择海洋教育与志业之意愿、提升海洋产业之基层人才素质、提升海洋产业之专业人才素质。具体到中小学的课程目标是：塑造“亲海、爱海、知海”的教育情境，让学生亲近海洋、热爱海洋与认识海洋[3]。
大陆地区海洋教育暂没有制定统一的政策理念和目标，但部分市区在自己开展海洋教育和研究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海洋教育理念和目标。如舟山市普陀区教育局在制定的海洋教育课标中提出海洋教育乃以唤起受教育者的海洋意识，在正确理解人类与海洋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提高预见和解决海洋问题的技能，树立正确的海洋价值观、道德观和可持续发展观，促使人们由传统思维向蓝色思维转变，从而宣导蓝色文明。把中小学海洋教育的目标定为：培养青少年学生具有强烈的海洋意识，具有一定的科学探索能力，从小树立从事于人类海洋事业的远大理想，为建设强大的国家而刻苦学习[4]。
在教育理念与目标方面台湾地区与大陆都重视海洋教育中人与海的和谐发展，重视中小学生海洋知识学习、海洋意识的培养和海洋环境保护的教育，这也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重要内容和国际社会的共识。
3 海洋教育实施策略、形式和内容的比较
3.1 实施策略
在海洋教育的实施策略方面，台湾地区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书”中提出：在高中职及国中小课程纲要中增设海洋教育议题，保证其在课程中合理的内容与恰当的比例；鼓励各级学校发展具有特色的海洋基本知能课程、教材及活动；鼓励及支援各级学校发展兼顾知识、体验及生活技能的海洋教育等具体实施策略。在“海洋教育执行计划”中又具体规定：研订国小至高中职之海洋教育课程纲要及分段能力指标，K融入现行纲要中；依据海洋教育课程纲要及分段能力指标，编撰海洋教育相关教科书及补充教材；教育行政机关制定海洋教育计划，督促所属学校于教学中纳入海洋教育议题；设立安全的海洋体验场地，鼓励积极参与海洋相关活动的具体策略。
大陆地区具体的实施策略存在不明确、不规范、不具体等问题。首先，虽然对中小学开展海洋教育持鼓励和倡导的态度，但并没有全国统一的实施策略。其次，虽然在中小学部分相关课程中融入了部分海洋教育相关内容，但关于海洋教育在中小学教育中的比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预期和考核标准。最后，虽然部分地市依据各地特色开展了海洋教育，但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海洋教育没有合理规划和部署，对中西部海洋教育的引导和辐射也没有能够较好的开展。
3.2 实施形式
台湾地区实施海洋教育的主要形式是“融入式”教育，同时配合以各校的专门课题、选修课程及相关实践活动。
1）融入式教育。台湾地区实施海洋教育的最主要的形式是“融入式”教育，就是把海洋教育的元素按一定比例和标准融入到现有的课程之中，即把海洋教育的相关知识融入到生活、语文、艺术与人文、自然与生活科技、社会、健康与体育、综合活动等中小学课程中，并设立分阶段的指标。台湾地区提出海洋教育元素应达到中小学教育内容10%的目标，并制定了具体的融入方式与考核标准。大陆地区也在语文、思想政治、历史、音乐、美术、科学、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中涉及海洋相关元素，然而现有中小学主要课程教科书（10门课程主要版本）海洋知识的平均权重为4.27%[1]，这个标准现在来看远远低于台湾地区。这也是现今大陆地区中小学生海洋意识相对薄弱的一个重要原因与例证。
2）专门课程教育。台湾地区成立“专家咨询辅导团”，辅导滨海或位置适中学校，发展具有特色的海洋教育，并成立区域海洋教育核心学校，结合社区各种海洋资源，支援区域内其他学校的海洋教育教学或提供观摩。同时，教育行政机关支援各级学校发展具有学校本位特色的海洋教育。台湾地区大部分中小学都编撰本地区特色的海洋教育课程教材，通过“弹性课程”开展专门的海洋教育，基本每个学期保证在6个课时240分钟的时间。高中学校亦根据需要开设海洋教育相关的选修科目。大陆地区一些沿海、海岛地区的中小学，尤其是“少年海洋学校”、“海洋科普教育基地”学校，自设海洋特色“校本课程”，自编海洋特色“校本教材”，实施特色海洋教育，如浙江舟山和山东青岛等地。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青岛全市小学1至6年级全面普及海洋教育，每学期9课时。这些专门课程和选修课程多在沿海地区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是大陆地区强化海洋教育的一个特色和亮点。但对广大中西部地区来说，由于地理、社会及经济条件的限制这种教育形式开展起来相对困难，推广意义和价值并不太大。
3）各种实践活动教育。台湾地区重视中小学海洋教育实践活动，如沿海中小学生亲身进行海洋水质检测，走进海洋，认识海洋；清理海滩垃圾，进行海洋环境保护；开展潜水、游泳和帆船比赛活动，进行海洋体育竞技；开展海洋美术彩绘、海洋保护作文写作等海洋文化活动，还不定期在中小学中开展“海洋教育周”等海洋教育专题活动。
大陆地区海洋教育活动亦在如火如荼的开展之中，如中国海洋学会已先后在北京、青岛、成都、大连、舟山、厦门、广州等城市，将17个海洋馆、博物馆、海监船、大学、小学等命名为“全国海洋科普教育基地”。国家海洋局、教育部、团中央开展“全国大、中学生海洋知识竞赛”及沿海中小学开展的以海洋为主题海洋实践与体验活动等等。
这些多样的教育形式对海洋教育的开展具有积极的倡导意义，对全民特别是中小学生海洋意识的提高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但同时也要看到实践活动教育形式，仍然集中在部分沿海地区和对海洋有浓厚兴趣的人群，普及相对困难。大陆地区中小学每年在校生近1.8亿，大多数尤其是对中西部广大农村中小学生来说，很难进行海洋教育实践活动。
3.3 教育内容
我国台湾地区海洋教育的架构分为海洋休闲、海洋社会、海洋文化、海洋科学和海洋资源等五大主题轴，主题轴下分细类，详见表1。大陆地区海洋教育的内容框架主要分为海洋资源与保护、海洋科学与应用、海洋经济与社会、海洋历史与文化、海洋军事与国防，详见表2（由于大陆没有统一规定的海洋教育内容，笔者以较有代表性的浙江舟山地区为例）。
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虽然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在海洋教育内容架构上有较大区别，特别是一级主题分类上，但在具体实施内容上却没有本质差别。基本上覆盖海洋的科学知识与人文教育及海洋保护方面的内容。在明确了海洋教育的内容，如何把这些内容更科学、合理的融入现有课程之中，并达到预期的目标则是重中之中。
4 其他方面的比较
4.1 海洋教育师资培训
台湾地区规划实施了中小学教师海洋基本知识培育课程，强化中小学教师“海洋融入教学”的能力，通过职前与在职进修，增进教师海洋教育素养。同时，还在各海洋大学师资培育中心开设海洋教育必修科目，并在大学教育研究所招收“海洋教育硕士学位班”将海洋教育融入师资培训课程及教育研究所。大陆地区现有海洋教育教师大多没有经过较系统的培训，主要是短期培训和自学后就承担了相应的教学任务；海洋大学和师范大学都没有专门的海洋教育培训课程，也没有海洋教育研究方向的学位培训等。
4.2 专项经费投入
台湾地区在“海洋教育执行计划书”中，规划投入合计2亿多人民币的经费，推动中小学海洋教育。经费用于研订课程、研发教材、制作教学媒体、发展海洋特色活动、教师培训、建立交流平台等。大陆地区在中小学海洋教育方面虽然各级主管部门从不同侧面给予了支持，但并没有明确的专项经费投入，特别是全国层面的经费支持。
4.3 海洋教育研究
台湾地区关于中小学海洋教育的研究开展较早，研究文献和内容也相对大陆地区丰富，关于海洋教育相关的学位论文、学术研究论文和学术研讨会论文都能通过网络检索到。如“国民小学教师海洋教育能力指标及权重体系建构之研究”、“国民小学海洋教育能力指标之建构”、“中小学教师实施海洋教育基本能力探究”、“国民中小学教师对普通海洋教育政策评估研究”、“国小学教师海洋教育教学信念与教学行为关系之探究”等等。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关注和研究海洋教育及其在中小学的实践。大陆地区的研究文献相对不足，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主要是浙江舟山和山东青岛等沿海地区撰写的一些实践研究的论文，如“区域推进现代海洋教育 全面提高学生海洋素养”、“青岛市中小学海洋教育现状及发展对策”等，文章的基础性和系统性的研究明显不足。同时，大陆地区海洋大学和教育研究机构对海洋教育的关注度较低，研究成果较少。
5 关于大陆地区加强中小学海洋教育的几 点建议
大陆地区全民海洋意识相对薄弱，中小学海洋教育普及程度较低，加强中小学海洋教育刻不容缓，在比较与分析中国台湾地区与大陆中小学海洋教育的基础上提出如下建议。
5.1 制定海洋教育政策
应从国家层面充分重视开展全面的海洋教育，制定海洋教育政策、法规，使中小学海洋教育的开展有充分的政策支持。国家只有从海洋教育政策、法规层面重视海洋教育开展，才能保障海洋教育持续、全面、充分的开展。要把海洋教育放在建设海洋强国，即海洋政治、经济、军事强国的基础层面上予以充分重视。
5.2 成立海洋教育指导机构，全面指导中小学海 洋教育
教育主管部门应成立专门海洋教育指导机构，推动海洋教育在全国中小学的开展与普及。“由教育部与国家海洋局牵头，组织成立‘国家海洋教育领导小组 ’并成立‘国家海洋教育专家委员会’，负责全国中小学海洋教育‘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全面融入中小学课程教科书的组织实施”[1]。
5.3 制定海洋教育整体规划与分阶段、分层次实 施措施
教育主管部门应制定中小学海洋教育整体规划，确定海洋教育的理念、目标、措施及考核标准。同时，依据不同地区的特点，鼓励不同地区依据地区特色制定自己的规划，把全国统一开展与地区突出开展相结合，逐步形成全国范围内的点、线、面一体的海洋教育体系。具体还应落实以下方面。
1）制定中小学海洋教育课程标准，规范中小学海洋教育，使中小学海洋教育有具体的依据和标准，实现可操作性。
2）推动海洋教育内容融入中小学课程。大陆地区一方面中小学课业负担较重，另一方面海洋教育薄弱。应借鉴台湾地区的“融入式”海洋教育的方式，把海洋教育内容恰当足量的融入到现有中小学教育体系中去，把渗透式的海洋教育做为海洋教育的主要形式。
3）加强海洋教育教材规划。“融入式”海洋教育的开展必须从现有教材着手，修改现有义务教育教材、增加海洋教育比重，对现有教材必须进行全面规划。“融入式”海洋教育强调把海洋教育内容全面系统的融入到不同课程、不同年级之中，这就需要统筹考虑、全面规划，既要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又要考虑海洋教育内容的系统性、层次性，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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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现有教育内容完整与连续。鼓励各地编写海洋教育教材或知识读本，保障各地海洋教育开展。
4）加强海洋教育师资培训。大陆地区基本没有专门的海洋教育教师，要实现现有的1200万中小学各科教师有意识的在各科教学中加强海洋知识、意识教育，必须对他们进行培训。所以，应在全国开展海洋教育的师资进修班、学习班及研讨会，培训海洋教育师资队伍。
5）加强海洋教育专项资金投入。应对中小学海洋教育建设给予专项资金投入，尽快促使海洋教育能起步并步入正轨。
5.4 加强海洋教育研究
海洋教育系统是一个科学的系统，海洋教育的开展会随着海洋教育研究的开展更加系统、深化。海洋教育的实施离不开海洋教育理论研究的深入与支撑。海洋大学和教育研究机构应成立专门的海洋教育研究所，开展海洋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从而给中小学海洋教育的开展提供理论支持，也为国家海洋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曲金良.我国中小学海洋教育的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C]//李巍然.首届海洋教育国际研讨会论文汇编.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3：232-240.
[2]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海洋教育执行计划[EB/OL].（2012-12-19）[2014-05-16]. http：//edu.tw/Default.aspx？wid=45a6f039-fcaf-44fe-830e-50882aab1121.
[3]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国民中小学海洋教育议题课程纲要[EB/OL].（2009-03-24）[2014-05-16].http：//dyna.boe.ttct.edu.tw/data/user/seaweb/files/200903242350580.doc.
船政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一、文献价值
《万历会计录》是明隆庆六年（1572年）年由户部尚书王国光开始主持编写的明朝财政收支总册，万历六年（1578年）由时任户部尚书张学颜主持加以订正，万历九年（1581年）修成后再加磨算增订，于万历十年（1582年）得万历皇帝批准刊行，颁发全国，作为相关部门管理财政收支的依据。全书43卷，约百万字，卷1为户部所掌全国赋税收入、支出旧额、见额；卷2至卷16为十三布政使司与南北两直隶田赋；卷17至卷29为辽东等十三军镇饷额；卷30为内府诸库、监、局、司供应；卷31为光禄寺供应；卷32为宗藩禄粮；卷33为户部职官设置；卷34为文武官俸禄；卷35漕运；卷36仓场；卷37营卫官军俸粮；卷38屯田；卷39盐法；卷40茶法；卷41钱法；卷42钞关船料商税；卷43杂课；各卷皆附相关沿革事例。其中惟卷6“山东布政司田赋”阙如，其余完整。各部分主要分类收录户部综合《大明会典》、历朝条例、户部档案册籍、各省直续报文册，乃至官员家藏文献，详加考核而后形成的大约4.5万个财政收支数据，其中主要为万历六年数据，其次为相关沿革事例及户部职官设置与分工。
中国在汉、唐、宋时代就已出现政府编制的财政收支簿册，但皆散佚不存。清朝未编制体现全国财政一体状况的“会计录”。顺治年间开始不断编纂的《赋役全书》是由朝廷统一布置而由各地方衙门分别编制的地方赋役册籍，光绪年间出现的几种会计录、会计表则皆是私人所为，篇幅甚小。所以，《万历会计录》实为现存中国帝制时代官修最具系统性的全国财政数据册籍。这样一部册籍，提供了帝制时代特定时间横断面的系统财政数据，呈现明万历年间中央财政管理的基本概念与规制，也透露出明初至万历初年相关政策演变的轨迹，无疑具有多重文献价值。如欲完成系统可靠的明代财政史，或欲澄清万历前期财政数据，此书皆不可不用。
然而，明代财政史研究虽经长期积累，重要成果繁多，但迄于此书出版之前，并无系统运用《万历会计录》而作的精深研究问世。以“财政史”冠名者多于明代财政部分叙述笼统；研究赋税、财政专门问题者则多聚焦于某一具体线索而难见全局。即使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广泛的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也仅在《万历会计录》中撷取几个数据而不及其余。其中原因，主要是研究者惮于文献浩繁。其次因为财政数据分析，必须精准记录、排比，方能分析其中关节、透视全局，而大量数据处理非积长年累月之功不见成效，故人多选择规避。此外，《万历会计录》仅有明万历刊本，在近年《续修四库全书》将之影印收入之前，取用不易。种种艰难，使得《万历会计录》这样一部明代财政史研究的核心文献，竟然运用不多。如今，《明代整理与研究》出版，《万历会计录》全书内容、数据尽在其中，而且通过历史学家与数学家合作，重建了散失不见的山东布政使司数据，绪论提供该文献编纂原委、文献价值说明，研究篇析出各省、直、边镇田赋货币化程度数据，而且将全部数据核对后做表格化处理。明代财政史研究至此登上一个新的文献系统平台。
二、方法特色
《明代整理与研究》合文献整理与研究为一体，发凡起例，颇有新意。今人整理古籍，主流方法是校勘、标点，欲略加研究之意于其中，则加考证性注释。此类工作，看去简单，其实非有扎实功力者不能成其功。时或见有不精之作，还需索取旧本查核，以定取舍。且时下大量古籍影印出版，研究者于明清书籍类文献，多可使用旧本，好在直取原貌，免为加工所误。《万历会计录》为原始文献，底本外并无他本，无诸本校勘必要，若取其他文献对勘，更易失离原貌，而该文献使用者主要为专业研究人员，标点也非亟需。况且原本影印出版，查找亦已不难。此种情况下，著者将全书文字内容保留而将全部数据转换为阿拉伯数字书写的表格，研究者可将此书与旧刊本参酌使用，最得津梁之便。
计量史学在中国早有尝试，成绩也称可观。然而明代财政虽为最适合计量研究领域，仅梁方仲先生《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为重大成果，且限于户口、田地、田赋范围，于明代政府各门类财政收支数据的系统量化，尚未实现。此书经整理形成统计表555个，附图28个，研究篇另外提供大量折算数据，处理数据凡20万条有余，分类覆盖万历初期财政收支状况及管理体制信息，终于形成明万历前期财政的系统量化数据库。其中以现代数学方法重建缺失的明山东布政使司财政数据，计量之复杂，尤非一般排比统计可比。明代财政研究由是而得巨大便利不言而喻，中国古代史的计量研究得以推进，也是显而易见之事。
以白银货币化为线索，将明代中国财政研究置于当时世界v史演变大势之中考察，是该书另一特色。中国帝制时代货币，多数时期以铜钱为主，间用布帛、纸钞，白银在宋、金时期颇为流通，但并未达到稳定主导货币程度。明代初用铜钱，不久强力推行纸钞，禁止金银作为货币流通。然而纸钞旋即废坏，民间率多用银，虽经政府遏制，其势不止，政府只得适应市场、民心，逐渐接受白银交易。随后白银成为主导货币，铜钱为辅币，纸钞只作赏赐之用。此过程发生原因，本由明代中国内生，适逢域外白银通过国际贸易大批量进入中国，推动中国货币流通根本转化，形成称量白银主币体制，促使明朝财政体系由实物中心转向货币与实物两元体制，并使得中国货币体系与国际贸易所用货币融合无间，带动中国融入全球化历史转变。基于白银主导货币体制连动国家财政体制变革与中国空前幅度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意义，《明代整理与研究》突出了白银货币化的线索，尤其是在研究篇计算了大量财政收支中的货币化数字、比率。这不仅提供了以统一尺度衡量原本以多种收支形态记载的财政数据的新数据系统，而且更真切地将明代货币与国家财政体制转变安置于世界大变迁的景深之中，揭示出明代中国变迁与世界范围历史变革间的共振关系。
三、研究启示
前揭之外，《明代整理与研究》提出诸多明确的学术主张，涉及明代财政史及更大范
围历史问题的认识，值得学术界特别关注。
首先，关于《万历会计录》的性质与价值。此书在比前人更为详明地梳理《万历会计录》编纂背景、过程、参与者情况、基本内容基础上，就《万历会计录》的性质与价值提出了明确看法。认为该文献“是明代国家财政会计总册”；“容纳了明代财政制度演变的轨迹，包括财政的收支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实态，也涵盖了明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的问题，特别是反映了明朝兴衰的症结”；据此文献可知“明代户部已经有以白银作为部分计量标准的会计总账”；可资以“探讨16世纪明代财政收支总量、规模、结构及其货币化程度”。这些看法，不仅精当概括了《万历会计录》的基本性质，并且揭示出该文献在狭义财政史以及更大范围领域的研究价值。学界研究财政问题者，多将财政视为经济史中一个门类，所见易为经济视野所拘泥。实际上无论古今，财政运行皆横亘于经济与政治、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公共权力行使与维系的枢机，由中不仅可以查见政府收支情况，而且可以据以分析政治理念、状况与运行特征，分析社会推演之脉动。在对万历时期财政运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明代中国社会转型迹象进行分析，正是此书超出前人研究的一个重要表现。
此间惟有一点可以再加推敲。该书认为，《万历会计录》是“会计总册”而不是“预算书”。理由在于，与近代国家预算相比，《万历会计录》以编造年份的实际财政收入为基础，而近代国家预算以预算年份的估计收入为基础，前者关注现在，后者关注未来。就《万历会计录》编制基础及内容而言的确如此，只是中国帝制时期财政，以“量入为出”为主流观念，而赋税收入主要依据人口、土地，这些数字变动迟缓，因而财政收入尽量保持“额征”。万历初年土地作为税收标的之地位上升，使岁入额数更形稳定――至于晚明加征税收，是战争状态下的举措，与承平时代不同。在此意义上，《万历会计录》实际上构成未来年度乃至未来若干年内财政收支的标准，虽然不是精密预算书，却也并非完全不具预算功能。因此明朝才会将《万历会计录》印刷颁行直省、边镇，要求“一体遵守”。若只是过往收支账册，各地如何“遵守”？“预算”之发生，不是突兀之事，也非仅有一种类型、途径。
第二，关于白银货币化及货币与实物两元财政体制。万明先生近年已发表多篇论文，阐释白银在明代基于经济发展，自下而上地逐步演变成为完全形态的货币。此一重要观点在《明代整理与研究》一书中得到系统贯彻。以往明代财政研究者，关注赋税关系多，关注政府财政收支总体状况少。而关注赋税者，皆能看到赋税由力役、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的演变，却大多于赋税所征的货币本身之形态缺乏深入考察，或者仅将赋税中的货币作为一般货币而忽略其白银特质。此书切实将赋税暨财政体制中的白银货币之特殊性作为考察的基本着眼点，将白银货币化过程与对赋税折银、以银计税、商品经济发展、国家转型等问题密切结合起来。万明指出，白银货币化推动社会从马克思所f的人类历史三大形态中的“人的依赖关系”向“物的依赖关系”转变，从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变，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同时标志着君主垄断货币的终结。在这种深刻的社会体制转变过程中，明代人形成了以白银作为财政计量标准的理念――这是中国帝制时代财政理念的一项重要发展，进而衍生出财政管理中统一会计账册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财政体制，是货币与实物并用的两元体制，其方向是从实物财政转向货币财政。这从货币、财政的角度，大大开阔了探索中国帝制时代社会形态转变机制、历程等重大问题的视野。
笔者在1984年完成的以晚明财政危机为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及稍后刊发的论文中，曾着眼于财政流转主导价值标的为白银而将晚明财政体制概括为货币财政体制。此种概括，轻视了当时依然存在的大量实物收支情况。此书中所说货币与实物两元体制及过渡状态说，无疑是一种更为周延的表述。
第三，关于张居正改革与“国家转型”。张居正改革历来为明史研究者重视，多以整顿吏治、全面推行一条鞭法、强化边疆防御等为中心，然而相当一段时期以来，旧说难以深化，而新见每流于牵强。此书则指出，一条鞭法并非张居正改革时期重点推行的政令，《清丈条例》和《万历会计录》方为张居正改革时期的两种核心文献。其目标是针对前此一百多年间实物折银、征银曲折历程造成的原有财政结构混乱与财政状况异常局面进行财政体制重组。清丈为赋税统一征银和国家财政运行进入白银货币主体形态奠定了基础，《万历会计录》落实了白银货币为主体的统一财政会计体系，中国历史上的货币财政由此正式开端，并对明末及清代财政形成深远影响。这场改革及其带来的财政转型，有别于历代改革的赋役合一与统一征银，“是中国历史上二千年亘古未有的划时代变革，与晚明传统社会的转型和全球化的开端紧密联系，具有所谓唐宋变革所不具备的全新内涵”；“开启了现代的货币财政，也开启了现代货币财政的管理体制”；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向近代的转型”。任何明史、中国财政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现代化历程研究者，面对这些在对《万历会计录》进行全面深入研究基础上做出的论断，都不能不感受到震撼。其中，关于张居正改革重心为财政体制改革的看法，关于《清丈条例》与《万历会计录》为张居正改革核心文献的主张，关于张居正改革影响深远而非“人亡政息”的见解，关于张居正改革与世界性历史变迁关联的看法，皆理据充实，允为不刊之论。关于张居正改革具有所谓唐宋变革所不具备的全新内涵的看法，虽然未加详论，然而于笔者看来，也是一语中的。有心者沿此思路，对所谓唐宋变革与晚明变迁进行联系的、比较的研究，必有所获。惟有“国家转型”一说，笔者深受启发，然而尚有迟疑。启发之处在于，明代经济领域的诸多新异性变化，与现代社会要素、运行法则可以契合，货币财政肯定比实物财政更接近于现代财政、经济形态。因此认为张居正改革增进了中国广义社会体制与现代社会的趋同性，可以成立，并扩展了研究中国现代性发生历程的思路。迟疑之点在于，“国家转型”关涉甚广，需与政治、思想领域研究再加印证，核心概念与理论架构也需定义和更透彻的阐明。
船政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中学数学教学 问题情境 思维能力
爱因斯坦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所以提问不是简单的教师提、学生答，而应该更多地引导学生.学生只有参与教学实践，参与问题探究，才能建立起自己的认知结构，才能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指出：“学生的数学学习活动不应只限于接受、记忆、模仿和练习，高中数学课程还应倡导自主探索、动手实践、合作交流、阅读自学等学习数学的方式.这些方式有助于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使学生的学习过程成为在教师引导下的‘再创造’过程.”下面笔者就在数学教学实践中如何创设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提高学习效率的问题情境谈谈做法，以期抛砖引玉.
从数学学习的认知本质看，数学学习离不开情境.《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强调让学生在现实情境和已有的生活、知识经验的基础上学习和理解数学.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对教材认真研究，注意把教材内容与生活实践结合起来，精心设问.教师适当引导，使学生能进入最佳学习状态，充分调动学生的主体性、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学生更好地参与探究新知识活动，激发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并在学习中感受成功的兴奋和学习的乐趣.那么，创设怎样的问题情境可以“点燃”学生的思维呢？
一、创设有梯度的问题情境
心理学家把问题从提出到解决的过程称为“解答距”，并根据解答距的长短把它分为“微解答距”、“短解答距”、“长解答距”和“新解答距”四个级别.因此，问题情境的设置应像攀登阶梯一样，对“微解答距”、“短解答距”、“长解答距”和“新解答距”这四个级别要合理配置.对教材内容的重难点，应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简到繁，达到掌握知识、提高能力的目的.
根据“解答距”的四个级别，层层设问，步步加深，把学生思维一步一个台阶地引向求知的高度.在面对这样一个题目时，学生心理已经有了准备，不会感觉到无从下手.同时上一个问题的解决也为下一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考的方向.通过“趁热打铁”，学生会掌握得更牢固.
对于这一类的问题，通过设置有梯度的问题情境，可以“点燃”学生的发散思维、联想思维、目标思维、归纳思维等.这使学生原本“够不着”的问题，现在“跳一跳就够得着了”.这样学生对于问题的解决就越来越有信心，学习主动性也会越来越强，从而提高了逻辑推理能力、化归能力等.
二、创设有悬念的、趣味性的问题情境
瑞士教育心理学家皮亚杰说：“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要依赖兴趣，兴趣是能量的调节者，它能支配内在驱动力，促使目标的完成.”兴趣是学习的源泉，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用趣味性的、有悬念的问题情境引入新课，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促进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学习.新课引入时可讲和教材内容有关的游戏或者故事等，适当增加有悬念、有趣味性成分，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产生“欲罢不能”的期待情境，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例如：在讲授《等比数列的前n项和公式》时，可以这样处理：
“同学们，今天老师想和你们订立这样一个合同”，老师大声地对学生说：“在整整的一个月（按31天计）中，我每天给你10万元，而你只要第一天给我一分钱，以后每天给我的钱是前一天的两倍.谁愿意跟我订立这样的合同啊？”
这样，一下子就把全班同学的思维激活了.有的说“愿意”，有的说“不愿意”，但是具体为什么大家又说不上来.这样就很自然地引出：“我们有必要探索出等比数列的求和方法及求和公式了.”我认为通过这个例子不但使学生热情高涨和兴趣浓厚，而且对新课起到自然引入的作用.
再如：在讲授《算法和程序框图》时，可以先向学生提出这样一个有悬念的、趣味性的问题：
一个人带着三只狼和三只羚羊过河，只有一条船且船最多可以容一个人和两只动物，没有人在的时候，如果狼的数量不少于羚羊的数量，狼就会吃掉羚羊，请你设计安全渡河的方法？
这样的问题唤起了学生对学习“算法和程序框图”的应用的浓厚兴趣.通过在学生的认识冲突中提出问题导入新课，使学生产生“欲知而后快”的期待情境，产生不断探求的兴趣.既唤起学生对知识的愉悦，又唤起学生参与的热情.
对于这一类的问题，通过创设有悬念的、趣味性的问题情境，可以激活学生的目标思维、分析思维、经验思维等，加强学生的有意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学习数学的兴趣，从而提高学生的分析思考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
三、创设数形结合的问题情境
华罗庚说：“数缺形时少直观，形少数时难入微.”“以形助数”是数形结合的主要方面，数形结合是研究数学的重要方法，它借助图形的直观性，可以体会公式、定理、概念的几何意义，加深对公式、定理、概念的理解.
例如：已知奇函数f（x）在区间[3，7]上是增函数，且最小值为5，那么函数f（x）在区间[-7，-3]上（？摇 ？摇）
A.是增函数且最小值为-5 B.是增函数且最大值为-5
C.是减函数且最小值为-5 D.是减函数且最大值为-5
学生在完成此题的过程中，根据奇函数和增函数的条件，通过作图，找到特殊点，然后就可以确定是哪个答案了.显然学生并不满足于这样“拄着拐杖走路”，都希望能“脱离拐杖而独立行走”.接下来我设置了以下几个问题（如果能够启发学生自己发问更好）：
1.若不作函数图像，能解决问题吗？
2.此方法可以推广吗？对一般的奇函数也适用吗？
3.若f（x）为偶函数该怎么处理？
4.若f（x）为减函数又该怎么处理？
解决该种类型的题目时，我们可以把它分解成几个小问题.经过这样一连串的发问，达到了举一反三、把“薄书读厚”的目的，这样知识的升华就显得润物细无声.
对于这一类的问题，通过设置数形结合的问题情境，可以激活学生的直观性思维、发散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等，使学生的思维得到训练.这对于提高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形象思维能力等具有非常显著的效果.
四、创设与生活实际相联系的问题情境
日常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数学问题，如最优化问题、银行分期付款、商品打折等经济问题、广告的可信度问题、环保与市政建设问题，等等.《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指出：“强调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让学生亲身经历将实际问题抽象成数学模型并进行解释与应用的过程.”数学来源于生活，反过来又指导生活.教师在数学教学中要根据生产和生活的实际创设实际问题情境，使学生认识到数学知识的价值，认识到学习数学的现实意义，这样会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培养学生的自觉意识和主体意识.
例如：一学生参加市场营销调查活动，从某商场得到11月份新款家电M的部分销售资料.资料显示：11月2日开始，每天的销售量比前一天多t台（t为常数），期间某天由于商家提高了家电M的价格，从当天起，每天的销售量比前一天少2台.11月份前2天共售出8台，11月5日的销售量为18台.
（1）若商家在11月1日至15日之间未提价，试求这15天家电M的总销售量.
（2）若11月1日至15日的总销售量为414台，试求11月份的哪一天，该商场售出家电M的台数最多？并求这一天售出的台数.
本题考查函数、数列的基本知识及其应用等知识，推理论证能力和运算求解能力，应用意识，以及函数与方程的思想、化归与转化的思想.根据等差数列的定义，可知，从11月2日开始到11月份的某天，每天的新款家电M的销售量构成一个递增的等差数列.又从11月份的某天开始，每天的新款家电M的销售量构成一个递减的等差数列.接下来计算也是本题的一个难点.
解：（1）依题意得：11月1日至11月15日改商家家电M每天的销售量组成公差为t的等差数列{a■}，由已知得：a■+a■=8，a■=18，解得：a■=2，t=4.
所以这15天家电M总的销售量为450台.
（2）设从11月1日起，第n天的销售量最多，1≤n≤30，n∈N■.
由（1）知，在11月1日到15日之间未提价，则这15天家电M的总的销售量为450台，已知这15天家电M的总的销售量为414台，414
若n=5，则前5天的和等于120小于414，由此可得n大于5，由此前n天每天的销售量组成一个首项为4、公差为4的等差数列，第n+1天开始，每天的销售量组成首项为4n-4，公差为-2的等差数列.
所以S■=[2n+■×4]+（15-n）（4n-4）+■×（-2）=414.
化简得：n■-31n+228=0，解得：n=12或n=19（舍去）.所以n=12.
2+11×4=46，故11月12日，该商场售出的家电M最多，为46台.
面对实际情境，我给予启发引导，根据所给条件，建立函数模型（数列也是一种特殊的函数），步步深入，最终解决问题.
对于这一类的问题，通过设置与生活实际相联系的问题情境，可以激活学生的分析思维、聚合思维、逆向思维等，从而提高学生的数学建模能力、运算能力、数学语言与符号表达能力、逻辑推理和判断能力及分析问题的能力等.
总之，在创设问题情境时，一方面要注意问题的趣味性，趣味性的知识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发学生对问题深层次的探究和思考.另一方面应是贴近学生生活的话题，使学生迫切想知道如何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这样就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唤起学生强烈的求知欲.这相当于是给学生的思维点了一把火，激发出学生无穷的潜力.古希腊一位智者说：“人脑不是一个可以灌注的容器，而是一只可以点燃的火把.”所以，课堂上创设的问题情境，应该根据学生已有的数学知识和能力，然后将数学教材中的数学内容、数学文化发展史中的史料、现实生活中的数学素材等多方面的数学素材的自然结合，精心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自主学习，主动探索，积极思考，提高数学课堂教学效率.这样就能自然而然地“点燃”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能力.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
[2]张晓斌.创设问题情境唤起学生的创新思维.数学通报，2010.
[3]殷爱红.课堂设问情境创设研究.期刊论文，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