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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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天津三绝;饮食民俗;翻译方法
一、研究现状与困难
笔者通过对CNKI数据库进行检索，总结近二十年的中国民俗翻译研究文献。从发表核心期刊的数量来看，全库仅有以“民俗”和“翻译”命名的核心期刊论文7篇，而以此两个词汇为主题的核心期刊数目也仅仅有50篇。有关民俗翻译的文章少，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不同地域的民俗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很难进行系统的分析与讨论。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民俗翻译并不是简单的词汇英译，而是在关注语言翻译的基础上注重语言背后民俗文化内涵通过译文的传播与推广。由于语言、文化、社会背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翻译不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的行为，而是有关语言和文化的再度创作，这也决定了在翻译民俗词汇时很难在英语中找到对应语义与文化的词语。此外，很多汉语民俗表述经过长期的文化积淀，其语言并不一定符合汉语的语法，很多翻译方法也无法使用。基于以上的困难，汉语民俗词汇的英译很难让人达到像汉语讲话者相同的理解程度，同时也无法满足传播我国民俗文化的目的。
二、翻译方法
有学者认为，民俗的内涵包括心理、行为、和语言三大方面。所以就“天津三绝”的翻译而言，应结合天津当地民俗文化和人文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翻译活动，从历史渊源、制作工艺和评价内容三个方面来入手以达到翻译的传播学目的。“天津三绝”之所以能够驰名中外，第一，其中任一食品都有悠久的历史和精彩的故事;第二，“三绝”好吃的关键也必然在于选料、配料和做法中的绝招和创新。第三，这“三绝”能够一直流传至今，也必然离不开人们口口相传的好名声。在方法上，通过音译与解译结合，从而争取通过音译来方便记忆，通过释译来方便理解。
有关“天津三绝”的翻译，曾经由《每日新报》所发起的“给咱好馆子起个洋名字”活动，位居“洋名榜”榜首的是“狗不理”包子的创意名“go believe”。然而这一译名并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作为商标翻译这两个英文单词都是动词而非名词，不符合英文的习惯。其次，此译名并没有体现出我国的民族文化特色。若仅仅采用音译的“Gou Bu Li”却又很难让人理解其中的民俗含义与韵味。又如2007年启动的“迎奥运――传神诠释老字号”翻译活动，所用的翻译标准是“老字号企业名称拼音+产品特性+起始年代”（吕和发，2009）。
基于以上分析，在民俗翻译时为了保证品牌记忆与有效传播，在原有认知图式方面，品牌的音韵是关键，所以本文建议第一步为采用拼音直译的办法，而后必须对其进行注释，解释其深层次含义。所以“狗不理包子”虽在其官方网站译为“Gou Bu Li Baozi”， 但是其翻译效果并不好，没有传递其文化内涵。尤其“Baozi”可以注释为steamed buns，然而这种解释并不够，还需进一步对其做法和配料进行说明，从而方便理解。因“狗不理包子”多为猪肉汤馅，则可以释译为“watery pork filling”。最后，在译名中还要突出其从清朝流传至今的好名声。所以笔者建议的“狗不理包子”的翻译如下：
Gou Bu Li Baozi （steamed buns with watery pork filling. It has gained its reputation since Qing Dynasty）
同理，天津“桂发祥麻花”则可以译为：
Gui Fa Xiang Mahua （fried dough twist with mixed sweet crispy filling since Qing Dynasty）
而，“耳朵眼炸糕”可以翻译为：
Er Duo Yan Zhagao （Deep fried sticky rice cake with red bead and sugar since Qing Dynasty）
三、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和翻译例子可以看出，音译和解释各有各的优点，但若仅用其中任一种方法很难达到最优的效果。所以最好的民俗翻译策略应是采用“音译+产品注释”这一翻译方法，既易于这些中华老字号通过音韵保证传播，又通过解释方便读者的理解。
参考文献：
中国民俗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在多元化文化发展的趋势下，面对当今世界复杂多变的文化潮流，传统民俗文化的开发、利用问题又回到现代文化的阵地里。在新的课程改革下，利用传统民俗文化，开发语文课程资源，让学生从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角度重新感悟民俗文化，让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走进生活，走进语文课堂，走进语文世界，充分发挥语文学科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特殊功能，培养学生语文实践能力，使中华传统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得以光大。
《语文新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门，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强调在语文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传统文化智慧。”语文作为文化载体之一，决定了语文学科的特殊性。民俗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离不开语文。在西方文化不断冲击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今天，我们应该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历史使命，探寻语文教学的新思路、新渠道，深入研究民俗文化，丰富语文教学，充分发挥语文学科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特殊功能，让学生在祖国灿烂的文化长河中游弋、翱翔，使中华传统民俗文化得以光大。
一、利用传统民俗文化，开发语文课程资源
1．经典诗文背后氤氲着传统民俗文化的气息
通过阅读《江南》，可以了解江南水乡人们亲水采莲民俗风情，通过理解《敕勒歌》，可以明白塞北草原游牧民族骑马纵歌的生活习惯。我们语文教材所选的诗、词等古代作品中，不仅积淀着丰富的古代文化知识，也积淀着丰富而深厚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这就要求教师更新教学观念，在传授语言文字知识，进行人文教育的同时，认真分析挖掘教材中的传统文化内涵，并通过恰当的方式传递给学生，让学生真正认识和理解传统文化的真正价值，从而自觉地接受优秀的传统文化。
2．名家文本里面荟萃着传统民俗文化的精神
“语文的文本价值与学生独特体验的完美结合。”如汪曾祺的《端午的鸭蛋》已不仅是物质层面的鸭蛋、精神层面的鸭蛋，它更是一种抽象的符号，它承载着作者自我的精神，更承载着一个民族应有的精神。只有用文化视野和生命的历程去解读它，人才能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一刻，学生的情感在民俗的熏陶中得以升华。端午的鸭蛋，就是一卷精神的胶片，上面承载着作者对童心的复苏、故乡的缅怀和对民俗风情的追念。
3．山光水色中间流连着传统民俗文化的影子
在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山伟岸、水奔腾，草木有情，蜂蝶有意。利用好这些蕴含在文字、景色背后的人类几千年来赋予“物”的特殊含义，可以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树立良好的道德修养。
4．故事传说背后掩藏着民俗文化的精髓
随着新课标的实施，更多经典的、优秀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等进入到小学语文教材。这些不仅是小学生学习语言的好材料，而且往往蕴藏在丰富的民俗文化知识，它使孩子求真、向善、尚美，使孩子了解悠久灿烂的华夏文化。
二、利用传统民俗文化，培养语文实践能力
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教授曾说：如何对待文化遗产，不仅是一个文化问题，还是一个关系民族的命运与走向的问题。当前，外来文化对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多，在情人节、圣诞节、万圣节等“洋节”的不断冲击下，传统民俗文化在学生的思想中日益淡化，作为语文教师应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
1．开展丰富多彩的节日庆祝活动
比如举行一些“元宵节——我和花灯有个约会”；“清明——追寻英烈的足迹”、“端午——走进屈原的世界”等活动，对于发掘和弘扬民俗文化，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搜集身边的民俗风情
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这正是说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民俗风情。如参观名胜，收集对联。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四年级上册“诵读欣赏”中介绍了一些脍炙人口的对联，教师可以在讲授了文本中对联知识之后，要求学生收集体现家乡文化特色的对联。这样，学生既能巩固文本知识，又加深了对家乡民俗文化的了解。家乡的西楚霸王项羽故里，泗水古国遗址、嶂山森林公园等名胜古迹，均有反映家乡历史、展现家乡文化的对联。
3．开发乡土资源
在用好文本资源的基础上，教师应努力开发与语文教学有关的乡土资源作为拓展，把民俗文化教育由小课堂带入大社会，让学生进一步认识家乡，亲近家乡，培养深厚的乡土情结。开发乡土资源，当以活动为载体。在明确活动目的、细化活动要求的基础上，教师要放手由学生具体操作，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国是一个世界文明古国，民俗文化资源博大精深，是我们语文教学当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民俗文化走进语文课堂是大势所趋，弘扬民俗文化是时代的强烈呼唤，也是语文教学的迫切需要。为此，我们应该坚记鲁迅先生所说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们应该在语文教学中开展民俗文化教育，努力将民俗文化的种子播撒在每一个学生的心灵深处，让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走进生活，走进语文世界，走进语文课堂，让每位学生都拥有一个开满民俗文化之花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中国民俗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民间美术作为中国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其艺术价值远远超越了民间美术本身,具有极为丰富的哲学、美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内涵,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凝集和结晶。从民间美术造型的隐喻象征、色彩的诱目装饰、民族文化的传承入手探讨我国民间美术的现代审美趋势。
民间美术作为中国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其艺术价值远远超越了民间美术本身,具有极为丰富的哲学、美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内涵,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凝集和结晶。中国民间美术的审美方式与造型方法对现代设计无疑具有巨大的参考价值。民间美术审美的整体特性,贯穿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哲学理念,在高度审美效果的背后,是民族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内涵。将这种色彩理念和法则应用于现代设计之中,将会呈现出强烈的民族文化特征,为国人普遍认可,为世界所倾慕。
一、民间美术的呈现
民间美术与原始社会的美术是一脉承传的,它们在发生、发展和艺术的范围、特点、规律等方面,都具有某种相似性。民间美术与原始美术一样具有艺术实用与审美共存的性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分工的细化,民间美术的分类增多,做工也愈加细致多样了。从殷商到近代,民间美术都出现了兴旺的发展状态,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渗透到人们的衣食住行之中。竹编、草编、蜡染、泥塑、剪纸、年画、蓝印花布、绣帐帘、兜肚,挑花头巾、皮影等等民间美术作品都是基于实用目的而创作的,但同时却融实用性与审美性于一体。民间美术作为我国古代一种主要的艺术形态,在几千年的古代文明历史中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力量。
二、造型的隐喻象征
中国民间美术创作中造型有其独有特点——隐喻象征。中国民间美术是在中国农业社会中产生和传承发展的,民间习俗,传统风情是其创作的源泉。民间造型不仅表现客观的物象,并且在此基础上融入创造者的主观情感和思想,使其造型特征变得更加明确、生动、有趣、典型。它是民间艺人心灵的表现和感情的释放,如我国广大农村的许多地方至今仍可见到小孩穿的“虎头鞋”,其造型稚拙、憨厚、质朴,弥漫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传统的装饰风格,它以情感为纽带,以事物固有性格特征为核心,通过特定的极度夸张的外形特征,张扬事物的真、善、美,舍弃老虎的威猛凶暴,以猫温柔可爱的品格取而代之,没有了“沉重、恐怖、神秘和紧张,而是生机、活泼、纯朴、天真,是一派生机勃勃,健康成长的童年气派”。在这里,老虎的形象被作为寄托情感的言情物,假借老虎的某些品格,倾吐内心的情感,希望自己的孩子虎头虎脑、无病无灾、健康快乐成长,隐喻象征了母亲对孩子的美好祝愿和护生的民俗心态。不仅如此,细心的母亲还常在老虎尾部加上了上翘的虎尾巴,方便孩子提鞋,这又将实用功能与装饰功能有机完美地融合于一体。又如流传于黄河流域各地民间剪纸的造型,突出表现为主观的表现性,造型的平面化,打破时空的自然规律。其人物造型往往头大身小,象抓髻娃娃,疗疳娃娃,扫天婆等剪纸图式中都体现了这些特点。人们用这样的形象象征祛病招魂、消灾免祸、止雨祈晴。
除了造型上的隐喻象征,色彩也具有隐喻象征的审美特性。现代设计在形式上追求“先声夺人”效果的需要,决定了设计者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设置色彩,而不必拘泥于物象的自然色彩。如红色的月亮、绿色的蝴蝶等,这就使得色彩设计具有相当大的能动空间,也为充分展现、利用色彩的隐喻象征性提供了可能:“根据色彩本身的性格,使之倾向于理想化,达到一种超于形象自身的作用,从而创造一种意境”。例如,通过运用中国历史上的“皇族”色彩——黄色,表达设计产品历史绵长的隐义并传达其华贵气质。理解和把握民间色彩中所隐含的文化内容和观念形态,可使现代设计的色彩意念传达更为清晰、悠远,为观者留有回味和想象的空间。
三、色彩的诱目装饰
民间色彩是民间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美术作为中华民族美术传统的万川之源,是现代设计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和丰富给养,更是凸显民族文化精神、深化设计语言的重要途径与手段。现代设计中民间色彩中所显现的特性倾向具有民族精神诉求和审美程式的意味。
民间美术的材质与工艺特点决定了其色彩的单纯、明快、简洁,呈现出强烈的装饰性效果。民间画诀“色要少,还要好,看你使得巧不巧”、“红要红得鲜,绿要绿得娇,白要白得净”,即点明了民间美术在简洁明快基础上追求强烈刺激效果的用色原则;民间年画画诀中“黄马紫鞍配”、“红马绿鞍配”,亦反映出强烈补色、高纯度色相对比的色彩造型倾向。以纯色、补色、对比色运用为主的方法,形成了民间美术夸张质朴、艳丽厚重、装饰感强的色彩特点。而这正是现代设计所追求的“诱目性”,即醒目、个性、卓尔不群的艺术效果。
四、民族文化的传承
民间美术是一种带有原发性的美术形式,它在传承的过程中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自诞生之日起就融合在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民族文化的传承通过民艺品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了。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中国特定社会文化结构下的特定民族生活习俗和民族审美理念,以纯真、质朴、平淡的符号化视觉语汇及独到的视觉审美视点。
不同民族、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反映在民间美术视觉语言文化方面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但都体现着实用文化与审美文化的集中统一,体现着各自民族符号性的文化选择,民间美术也接受了这许许多多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视觉信息传达符号,便促使其生成了多种特色直观视觉语言文化,因此,民间具有区域性和标志性的特性,并作为文化见证和信息传达媒体,展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文化精神,构成人类文明进步的物质表现形式和历史文化确证。
民间美术的产生、传播、发展都是与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所以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带有本民族特色”的民间美术的审美也日愈引人关注。各民族的艺术都属于世界艺术榷体中的一部分。只有保持了本民族的独特艺术特色,才能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1]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简史》,浙江: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89年.
中国民俗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 随着国家的转型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传统民俗文化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也面临着发展的机遇。本文通过对凤翔木板年画和彩绘泥塑手工生产的研究，为宝鸡地区的民俗文化产业传承和发展提供参考价值，探索民俗文化融入现代生活得到持续的发展的途径。
凤翔木版年画与彩绘泥塑是陕西具有代表性民俗文化特征的民间美术品，它们通过民俗文化活动与百姓的生活和精神需要紧密相连。木版年画与彩绘泥塑的生产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六百年。近些年彩绘泥塑与木版年画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曾经存在于下层民众中的民间艺术得到政府的支持与资助。民间艺术长期生存于中国广大的乡村这片文化土壤，成为百姓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至今日。
一、凤翔木版年画与彩绘泥塑的传承
（一）凤翔木版年画的传承
年画的生产与民俗需求紧密相关，贴门画的习俗历史悠久，专家考证木版年画的定性与蓬勃发展在宋代，古代文献典籍中也多有记载，《梦粱录》与《武林旧事》中就记述有北宋时民间流行钟馗、财马、门神、桃符的民间年画。明代年画再次兴盛，从现存的明代年画实物资料看，无论题材内容、刻绘技法还是艺术风格都十分多样，样式也趋于定式，许多题材与后世相差无几，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陕西凤翔的木版年画均是从明代开始兴起的。
凤翔木版年画的主要产地在凤翔城东南——南肖里村，村中邰姓的“祖案”记述，明朝正德年间南肖里村已有邰姓艺人从事木版年画的生产，在清代的康乾时期，生产已具规模，除了个体的生产外，还出现了集体合作的生产作坊。工艺以印刷与手绘结合（线稿印刷手绘施彩）。到了嘉庆、道光年间艺人学习外地先进的年画印刷技术改进生产，线稿与施彩工序全部套版印刷。年俗的大量需求使生产规模逐渐增大，产地除南肖里村外还扩展到北肖里村与陈村，三个村从事年画生产的有三十多户，规模化的作坊五六家，销售逐步扩展到西北地区。较大规模的作坊，当地人称为“画局”。繁荣时期画局有十多家，其中世兴画局、忠兴画局、复盛画局名声较大。画局将字号刻在印版之上，类似于厂标，通过销售宣传以扩大知名度。生产规模的扩大，促使画局在年画的生产分工上更加细致，有经济实力的画局专门聘请当地知名艺人画匠来设计画稿，刻板、印刷等环节各有专人负责，规模化的生产自然带来成本的降低，专业化的分工同时带来质量的提高，这都增强了市场的竞争力，良好的声誉使凤翔木版年画成为西北地区颇有影响的民间艺术品。清末民初年间，木版年画的生产达到繁盛，这一时期凤翔木版年画的年产量合计在四百多万张，而世兴画局年画的生产量占到了全县总产量的一半，年画品种多样，有了名牌产品“金三裁”年画。产品销往陕、甘、宁、青及河南等地，真正创出品牌的知名度。
年画是春节很普遍的一种民俗消费品，在丰年几乎家家张贴。从年画的种类看门神等“六神画”的生产量就占到一半以上，这也是为了适应民俗市场的需求。木版年画因为民俗生活的普遍需要而大批量生产，形成规模，趋于半专业化，与很多还处于业余、自娱阶段的其他民间美术生产比较，它在生产的规模和文化影响方面都较大。
（二）凤翔彩绘泥塑的传承
凤翔彩绘泥塑的生产以六营村胡姓家族为主，制作技艺作为传统的家族手艺代代相传，关于凤翔泥塑的产生有这样的传说。元末明初时期朱元璋军队屯扎于凤翔此地，时间长了军士转为地方居民，军中有一些来自江西具有陶瓷制作手艺的人利用当地黏性很强的观音土（俗称板板土）和泥捏塑，制模做偶、施加彩绘，然后到各大庙会出售。当地老乡购泥塑置于家中，因风俗而用于祈子、护生、辟邪、镇宅、纳福。“六营”村名似乎可以从这一面佐证。
泥塑生产仍延续了手工生产方式，其民俗文化内涵以一种集体民俗意识被继承。彩绘泥塑是普通百姓创造的艺术品，同时他们也是欣赏者和消费者，彩绘泥塑出现在许多民俗礼仪之中，与当地的民俗活动紧密相连。彩绘泥塑因为这种民俗活动的需求拥有了消费市场。在六营村就留传有这样的谚语：“宁舍二亩田，不舍灵山、周公会。”民俗生活的需要是彩绘泥塑生产发展的必要条件。一直以来彩绘泥塑的生产与民俗生活都紧密相关。灵山求子的泥娃娃，孩子满月亲友送来的保佑平安成长的坐虎，老人寿诞贺寿的泥虎，以及春节屋内悬挂的驱瘟辟邪的挂虎，背后都有它丰厚的民俗文化内涵。
泥塑虎悬挂于家中镇宅、驱邪，作为保护神加以膜拜，产生于民间艺术与原始艺术共有的原发性与复功用性特征，源于远古的虎图腾崇拜。在中华民族中影响深广的“虎、龙、凤、蛙”等形象都具有图腾的性质。历史学家考证虎是生活在西北地区以狩猎为主的古羌戎族图腾，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发展，崇虎的文化意识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观念。“泥耍活”是对彩绘泥塑的俗称，但当我们观察后会发现“凤翔彩绘泥塑中的挂虎、坐虎无论从材料还是型制上看，都不适合孩子来把玩翻弄，而更适合于恭敬
严肃地悬挂或高置案厨之上，就人来说是表现出一种供奉的态度，就物而言则处于一种君临居室环境的地位。就形象而言，它又是在狞恶凶猛的大轮廓骨架中以细小填充的纹样和色彩给予柔化、生活化”。［1］在凤翔及邻近地区一带农村，孩子们过满月或生日时，外婆或娘舅把这种泥活作为礼品送到孩子家中，它的意义与其说是给孩子玩耍，不如说是为了给新生的小生命驱恶辟邪，充当镇宅守魂的神灵瑞兽。彩绘泥塑作为原始文化的嫡传，显现出生命繁荣的审美理想。
二、凤翔木版年画与彩绘泥塑的发展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各地的民间民俗文化活动开始复苏，而融入民俗的各种民间艺术也渐渐恢复，在八十年代中期凤翔木版年画与彩绘泥塑特别受到美术界专家的关注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声名鹊起。但由于经济的市场化转型，手工生产的民间美术品逐渐被大机器生产的竞争挤出市场。另外，民间美术“土”的特色，也使逐渐追求时尚喜好的人们渐渐将它们淡忘。凤翔木板年画与彩绘泥塑也经历了沉浮起落，在当下生存下来并继续发展。
（一）凤翔木版年画的发展
改革开放使曾经的传统文化禁锢得到解放，春节贴门神的风俗习惯逐步恢复，八十年代初期南肖里村有多个家庭生产年画，在此基础上艺人们成立了凤怡年画研究会，为年画的恢复与继续发展发挥了作用。但随着机器印刷的年画商品在市场的出现，具有印刷成本低廉、色彩耐久等优势的机器印刷品强烈地冲击了木版年画原有的市场地位，手工生产的木版年画市场很快被挤压，以民间艺人一己之力，无法挽救和阻挡木版年画在市场竞争中的颓势和逐渐在大众消费市场消失的趋势。行业也不得不遵循“适者生存”的原则寻求新的出路。
年画艺人邰立平的经验对今天非物质文化保护是有益的参考，他是年画老字号世兴画局的传人，在面对困局时，他仍坚持个体手工生产，优化工艺，提升质量，将木版年画的品种开发与传统种类挖掘整理结合起来。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他整理印制了《凤翔木版年画选》三卷，保护了传统年画。他将木版年画展览搬到各大美术院校，在全国各地、海外交流推广，赢得了声誉。经过多年的努力，邰立平已是凤翔木板年画行业的佼佼者，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凤翔木版年画主要传承人。虽然木版年画失去了大众的春节年画市场，但木版年画艺术层次的提升使其价格升了数十倍。本只从事年画手工生产作为艺人的邰立平却承担了多种角色，他不仅从事年画生产，而且进行组织管理、整理、研究对外交流的多种工作，他将抢救保护传统遗产工作视为己任，具有一种献身精神，他的技艺水平和多方面能力在其他艺人身上很难复制。这样高质量的个体手工生产使得目前生产方式更加显得精英化，也成为民间艺术在现代社会生存的一种模式。
（二）凤翔彩绘泥塑的发展
凤翔彩绘泥塑生产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恢复得到文化部门的支持，彩绘泥塑作品进京并在美术馆展出，美术界的专家学者对其艺术价值也给予很高评价。艺人们还跟随文化艺术交流团到国外献艺办展，这些都促进了彩绘泥塑的生产，产品还由工艺美术公司代销，以老艺人胡深为代表六营村多家农户从事这种副业生产。但随着民俗热的逐渐降温，泥塑生产并未持续兴盛。
新世纪之初，人们在享受现代化带来的物质便利的同时，也注重起精神消费，开始思考和重新认识包括民俗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的价值。这时彩绘泥塑得到了一个大的机遇，2002年、2003年泥塑马、泥塑羊登上了中国邮政发行的生肖邮票，使凤翔彩绘泥塑一夜之间家喻户晓，当地政府也将民间艺术作为一张地方文化名片在政策上加以扶持。伴随着生产订单的源源涌入，六营村家家户户开始彩绘泥塑的生产，生产的一拥而上，在短时期也出现了市场的恶性竞争，几年的市场沉浮之后彩绘泥塑的生产有了多样形式，近年随着国家新农村建设和一村一品战略的实施，彩绘泥塑成为了一种标志性的品牌产业，现在泥塑生产的形式趋于多样化，有以老艺人胡深为代表的家庭式生产，也有青年艺人胡新民创建的大规模的民间美术生产的文化企业。因为知名度与文化需求而带来了大量订单生产，使彩绘泥塑以一种良性的竞争方式发展。
市场的需要影响了彩绘泥塑的生产。年俗产品成为彩绘泥塑产品的主流，即以生肖泥塑为主，就如老艺人胡深谈道：“什么年（生肖）生产什么，什么需要生产什么。”市场的需求决定了泥塑生产品种，但也使彩绘泥塑的图案造型传统发生了微妙变化。传统的泥塑挂虎最具凤翔彩绘泥塑的代表性，原本具有丰富内涵的民俗文化图案渐渐向简化、视觉装饰化发展，现在的泥塑产品更加美化，易于大众接受，但似乎少了乡土民俗的味道。孩子百天送泥虎，护佑健康成长的保护神的民俗性质已经逐渐地褪去，而更加大众娱乐化，使其成为既带有民间艺术特征又具有现代视觉装饰性的民间工艺品。
从非物质文化的角度看木版年画与彩绘泥塑，我们关注了它们在当下的生产情况与艺人的出路，“非物质文化形态的鲜活性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存的具体体现。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只是保存物质化的‘遗产’或收藏遗产化的‘文物’，其根本要旨是使传统文化形态能够‘生活’在当代，成为当代社会生态系统的实际构成”。［2］民间艺术反映民俗文化，是民俗文化的有形载体，民间美术融入百姓的民俗生活，民俗与民族精神关联。在新时期多元化的文化环境使得民间艺术的身份更加微妙，凤翔木版年画与彩绘泥塑以其各自不同的生产方式为民俗文化产业的传承发展提供了例证。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民间艺术不是“文物”，它是文化，而且与我们的生活相关联，只有自然地融于我们的生活中，才能良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宁宇.中国西部民间美术论［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179.
中国民俗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扈鲁，本名扈庆学，著名画家，曲阜师范大学副校长，美术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省文化艺术学科“十二五”重点学科带头人，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俗学会理事。因中国古代曾称葫芦为“扈鲁”，遂以此为笔名，寓含“扈姓鲁（山东）人”之意。
2007年创办葫芦画社，2010年创建葫芦文化馆，2013年创办国际葫芦文化学会。近年来，在《文艺研究》《美术观察》《国画家》《民俗研究》等核心学术期刊发表专业研究论文和画作一百余篇，出版专著《扈鲁画语》《写意葫芦》两部。主持山东省社会科学重点课题《葫芦题材花鸟画及其民俗文化意义阐释》《葫芦民俗及葫芦文化产业发展研究》，其作品荣获第十四届当代中国花鸟画大展精英奖，三次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近千件作品被莫斯科州立社会人文大学等艺术协会及海内外友人收藏。“儒风雅韵・扈鲁国画作品巡展”，已经世界各地成功展出了三十余场。
回想起来，与葫芦结缘似乎是一种天然的缘分。
我1962年出生在《沂蒙山小调》诞生地葫芦崖脚下，传说八仙之一铁拐李的宝葫芦就采自此山。种葫芦已经成为村民代代相传的一种生活方式，尤其是在生活艰难的那段岁月，葫芦可以吃、可以用，是家家户户都离不了的宝贝。现在我还清楚记得，上小学时的第一幅素描作品就是家门前的那一架葫芦。
山村子弟，兄妹7人，生活总是充满了艰辛，而考大学更是一种奢侈的幸福。为了提高绘画水平，我辗转联系到曲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高天祥老师，定期带着习作请老师指导。为了省路费，我就搭乘拉汽油的运输车、拉生猪的拖拉机，一路颠簸四五个小时。最难忘的是1983年春天，我攥着两块钱在济宁度过了艰难的一周。没钱住旅馆，就住在建筑工地铺设的下水管道里，从路边捡来两片草毡子，铺一块，盖一块，唯一的补品是出门时母亲塞给我的一把糖。
命运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最艰难困苦之际，下一秒的付出和坚守，也许就是命运之门向你开启之时。就在这一年的高考艺考中，我如愿考取曲阜师范大学美术系，人生之路就此改变，艺术之路在面前徐徐伸展开来。
大学四年，我师从著名画家杨象宪、高天祥、杨硕等先生，几位先生都是画坛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其中，杨象宪先生是潘天寿先生的高徒。跟随几位先生学绘画、学创作、学艺术，如醍醐灌顶。而更令我受益终生的是，我从他们的言传身教中学到了人生的哲理，学到了生活的态度，学到了为艺术持之以恒、躬身耕耘的修为。
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虽然从事过多个岗位的工作，但是对葫芦绘画的创作却未曾停下半刻。为自己所钟爱的事物辛勤付出是快乐的，哪怕伴随着艰辛和汗水，却总是畅快淋漓。2007年，我创办了葫芦画社，为自己的绘画创作加压、上发条。从那以后，我每年都会创作几百幅葫芦花鸟画作品，周末和节假日是我创作的黄金时间。记得有一年清明节三天小长假，我把自己关在画室里，尝试八尺大画。由于画纸太大，我只能站在桌子上、椅子上进行创作，上上下下，汗流浃背，由于长时间举着画笔落下了肩周炎，但是当看到创作完成的大画时，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创作了近百幅八尺、丈二作品。另外，我还尝试用蜡作画，将蜡的质感与水墨的韵味融合在一起，创作出的作品也别有一番意境。
我的作品荣获第十四届当代中国花鸟画大展精英奖，从2010年起，我成功举办三十余场画展。这些突破性的创作，得到了同行和前辈的认可，他们的肯定对我是很大的鼓励。著名画家孔仲起先生曾鼓励我说：“画葫芦者众多，但像扈鲁者甚少。扈鲁的作品构图完整、富于变化，表现出或若即若离、或痛快淋漓之感，中国书画最强调的气势、韵味就自然地流露出来了。” 《美术观察》主编李一先生鼓励我说：“扈鲁的作品色彩取法自然，虽然是洗笔水的原色，但用墨沉着，有苍润的对比，浓淡之妙存乎一心。”
葫芦不仅有着或桀骜不驯、或委婉可人的自然形态，更承载着丰富的民俗传统和厚重的文化内涵。对葫芦了解得越多，就会愈加痴迷。葫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种植作物之一，距今七千多年的河姆渡遗址中曾出土葫芦种子，葫芦生性泼辣，适应性极强，在世界上有着广泛分布；葫芦有着美好的寓意，在中国的文化中，葫芦谐音福禄，寓意多福多寿；藤蔓曲折延展，寓意福禄万代。可以说，小小葫芦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明和民俗文化。
为了推动葫芦民俗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2010年，我创建了葫芦文化馆，将对葫芦的研究发掘，从绘画表现深入到文化研究，拓展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性保护与还原。葫芦文化馆的布局，以时展变迁和社会文化生活为主线，分为神话传说、农耕文化、渔牧文化、工业文明、文房四宝、文学故事、婚育文化、市井文化、写意葫芦、异域风情等十余个版块，通过老物件、老照片和泥塑人物微缩景观等形式，生动地再现了葫芦在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价值。经过五年多的建设，葫芦文化馆已经颇具规模。从2.4米高的长柄葫芦，到直径65厘米、高80厘米的甚为罕见的巨型葫芦，再到形似花生粒大小的微型葫芦，从生长的本质葫芦到文学典故中的意象葫芦，已经有各类藏品两万余件。
葫芦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还是世界各国共有的吉祥图腾。安第斯山脉的居民很早就用葫芦来储存食物，新西兰的毛利人早在12世纪就开始种植葫芦，美国早在1936年就成立了葫芦协会，在非洲文化中葫芦是许礼仪式上的重要器具。因此，小小葫芦如同一座友谊的浮桥，是增进不同民族文化间交流的一种途径，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天然载体。
中国民俗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节日习俗是人们在长期的传播活动中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习尚和风俗。在节日期间，广告主往往巧妙利用消费者独特的文化心理和消费心理，有针对性地设计广告诉求的内容。本文针对节日期间广告传播习俗现象展开了具体的文化分析，并从中得出了一定的结论。
节日习俗，是长期相沿积久成俗的社会风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类物质和文化成果的总和，它既是人类自身活动在一定社会层面上的文化反映，也反映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重大的风俗习惯和传播活动。同时，从文化形态的构成方面来说，节日习俗的种种广告行为和传播方式也有着宗教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论文百事通正是由于民俗的基础性地位和巨大的包容性内涵，这也使得它在基础文化形态领域中的地位被大大地提升了。因此，从传播学角度研究民间习俗，得出其中潜在的社会心理和文脉关系无疑是相当重要而且具有现实意义的。
一、近年来，随着传播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以此为基础手段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也被拓展开来，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虽然传播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但传播活动却是由来已久的，并且始终伴随着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人们在长期的传播活动中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倾向和习惯—传播习俗形成了。”从传播学的意义上来说，传播习俗也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习惯性、风尚性特征的传播现象。也可以说，在整个社会传播活动中，传播习俗是具有着基因性意义的。
节日习俗及其传播活动也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将采用学科式、定性的研究方法来对节日习俗进行传播学意义上的解读和阐释，从而也对蕴含其中的文化概念和民族心理进行重新评价与定位。事实上，节日习俗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伴随着节日广告的形式出现的，因为节日习俗乃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其具体形式的确立和内容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依靠具体的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其整个的操作过程和民俗内容都是在节日广告的运作范畴中实现的。
节日广告其实就是指在各种节日期间(包括传统节日和其他由官方确定的庆典日、纪念日等)针对某一节日特有的习俗而的有针对性的各类广告。在这个过程中，广告主利用消费者在节日特殊氛围中的消费心理大做广告，就会有众多的受众被打动，其所取得的传播效果当然也是惊人的。并且，众多的节日广告业主还根据这一商机的特点专门设计广告诉求的具体内容。
我们将通过诸多节日期间特殊的广告现象来对这一传播习俗进行分析，同时运用传播学理论从传者和受众两个方面进行类型化解析，以期获得更为明显的结论。
在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中，若干的民间民俗文化元素便被积淀在了节日的传统风俗中，同时也使得这些节日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不夸张地说，这些众多的传统节日也已经成为一种民俗文化，并不时召唤起人们的民族文化身份和地域文化心理。因为从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角度来说，文化心理是隐藏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最隐秘的情感，甚至连深处于其中的本人都是无法察觉的。精神分析学家荣格早就指出“这是人的心理结构中最深层的部?分，是任何个体都无法意识到的。并且它不是通过生物性的遗传而继承下来的，而是以社会遗传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在一个巨大的文化模式中对被指定的文化符号不断接受、置换和变形而形成的。并且，一个民族和生活在相同地域中的人们是有着相同的审美心理结构的，这也正是节日习俗中的文化内涵。从远古先民时期的图腾崇拜到铁犁牛耕时代的祖先祭祀活动，以及“恶月”“恶日”的禁忌和众多的神鬼崇信等，这些富含中华文明的古老民间民俗文化活动都是形成传统节日的源头。
从远古时期起，先民的各个氏族就会把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灵来崇拜，如对蛇、牛、鱼、树木等的崇拜。其中对中华民族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是对龙的崇拜，这也最终演变成了全民族共同信仰的图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事实上，龙图腾不仅仅在许多社会文化领域中起着重要的精神引导作用，它还是一系列传统民俗民间节日形成的来源。例如民间农历五月初五的“龙舟竞渡”活动，以及二月初二的龙抬头节日也是与此有重要关系的。
从传统上说，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和最基本特征就在于重视伦理观念和礼教作用。人们每年在年节、清明、中秋、腊八等节日举行的祭祖活动即是重伦理的具体体现，同时，这些祭拜活动传沿下来，就演变成了节日期间要对长者和亲友进行拜访和馈赠礼品的活动，这无疑对当今的节日风俗也有着巨大的现实影响。
从一种文化心理上来判断，中国人很早就对现实中的数字表现出了自己的禁忌和喜好，这表现为人们对于双数的喜爱对于单数的嫌弃。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是讲究双日双月、成双成对的，人们普遍认为双数吉利会带来好的运气并且厌恶惧怕单数的日月，将单月单日认为是“恶月”“恶日”。人们在一些“恶月”“恶日”就要有所禁忌，并且要举行一些仪式来达到冲淡和抵御的作用。如：元旦日要燃放爆竹驱鬼，五月五日要用具有特殊香味的篙草除虫驱邪，九月初九则要登高望远，以避灾病等。
按照现代心理学的结论，出于“心理补偿”的缘由，人浦门对于一些人力不能克服和难以解释的自然现象无法理解，因此要通过一些仪式或活动来达到驱除鬼怪的目的，从而也在主观上起到了抵御的心理补偿作用。远古时期的这些仪式和活动虽然有着迷信的成分，但其中一部分却在民间节日的流传中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节日习俗，如人们在辞旧迎新的年节挂桃符(今天已经演变成贴春联)、张贴门神以防恶鬼纠缠等。
二、新的时代，随着一部分传统节日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人们关注的重点也不再是其核心的内容，而是一些比附于这些形式之中的民俗文化，以及以此作载体所折射出来的民间文化价值。
但值得注意的是，也有相当多的传统民俗节日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沿革后流传下来，但已经蜕去了其原有的不科学的成分，而具有了更多的新时代风貌。并且在新型的社会历史时期中，传统节日也成为了人们寄托美好愿望，孝敬长辈，走访亲友，沟通信息，协调关系的重要载体，是人们欢聚团圆的重要习俗。而过去的许多民俗节日内容也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转移和改变，特别是其中一些标志性的元素，如过去传统节日里用以驱鬼辟邪的活动和物品则转变成了今天人们经常使用的春联、门神、爆竹等物品，而且这些物品更多地已经演变成人们营造欢乐祥和气氛的工具，成为节日文化的特殊符号。
另外，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庆典日、纪念日也被规定为法定节日，如“五一劳动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等。这些节日虽然没有传统节日那样深厚的文化底蕴，但由于它们所具有的重要性质和特别意义也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节日，并逐渐具备了其特有的节日文化和习俗。
广告是一个被广泛应用于传播领域中的产物，而它在现实形态的描述上也充满着文化的意味。事实上，在每一则广告的背后均指出了这样的事实，就是其背后悄然隐藏着的社会文化心理和文化形态。自古至今节日习俗的运行轨迹也是这样的，就是在以广告传播为其具体征象的前提下，实际上是大量具有民间传统的文化元素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也以现实的内容反映着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不同内容和重大事件，以及人们对这些事件进行认识的各种心态。随着时代的变迁，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这样一些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在今天已经成为人们团圆欢庆，休闲放松并借以建立良好社会关系的契机。每逢这些节日，人们必然要互相致电送去祝福，拜访长辈和亲友，当然更少不了相互馈赠礼物。而节日期间互赠礼品的行为，往往使那些适合作为礼物的商品的销售量大增，这种情况不论在国内国外都是普遍存在的。美国学者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Schudson)在调查中就了解到：圣诞节期间送礼拉动年零售量的百分之二以上。
正是在这样的契机和条件下，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和社会的转型，今天各种节日习俗的广告传播活动也发生了根本性地转变。它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中从原先纯粹的民间节日风俗转变成为今天大规模的广告策划和广告营销活动，其传播形式和传播内容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直至今日，众多的广告业主也已发现了节日销售这一商机，在节日到来之前就制定详细的广告宣传战略，展开强大的广告攻势，以期利用欢愉的节日气氛取得优势的商品营销。同时广告主也发现“商品被作为礼品馈赠时，其质量并不很重要，倒是部分由广告塑造起来的有关该产品地位的文化意蕴更为重要”。因此广告业主在利用民俗节日商品广告时，大都充分利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形象、色彩、意象等符号元素，在营造出节日里欢乐祥和的气氛的同时也营造出产品中包含的文化韵味。这从而使得自己的营销策略在众多的广告市场中脱颖而出，能够搭上文化的“便车”实现商品的销售，获得更多的经济价值。
通过对近几年我国的节日习俗中出现的大量广告进行传播学意义上的分析与研究，我们初步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一是众多的广告形式采取了对我国传统节日符号的重新加工和利用。如人们大都习惯于过年要贴春联、剪纸窗花、贴门神、燃放爆竹、扭秧歌;元宵节就得闹花灯、耍龙灯、吃元宵；端午节还要悬挂艾草、戴香囊、吃粽子;中秋如果不全家团圆赏月、吃月饼就不像节，如此等等。这种节日文化一经形成，它的约定俗成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一方面它演变成为一种集体的氛围，对身处其中的人们有着现实的制约和引导作用;另一方面，节日习俗也与其他文化样式一样，对人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起着规范和约束的作用，使人们对节日的认识观念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形态，这也从客观上形成了人们对节日广告的特定接受心理。
在充分利用节日习俗进行广告传播的众多案例中，可口可乐公司的行为是其中的典型一例。可口可乐公司抓住了我国人民重视节日习俗的心理，积极融合中国本土文化，将可口可乐的春节广告与中国传统春节习俗结合起来，在2001年春节期间推出“春联篇”电视广告，2002年推出“剪纸篇”宣传广告，都起到了不错的广告效应。2004年是我国的农历鸡年，该公司就应时性地推出了“金鸡舞新春”的广告，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无独有偶，中国移动公司也在2004年春节期间推出了具有浓郁民族文化特色的节日厂告，运用独创剪纸形式的门神形象，营造出了浓厚的节日气氛，也达到了很好的广告宣传效果。
在非传统节日的节日广告中，上述的节日民俗符号也被大量运用，以此来渲染出节日的热烈氛围。如在“五一黄金周”和“十一黄金周”期间，一些商场就会在店内的招贴画上大量使用中国结、对联、财神、福字等具有明确代表性的传统节日符号，契合喜庆而有文化韵味的节日气氛，从而迎合了消费者的心理需求特点，也达到了广告促销的宣传目的。
二是在利用传统节日符号的基础上，配合使用我国传统上喜好的色彩元素，如红色、黄色(金色)、绿色等等。这些色彩元素与形象符号的完美结合，使得节日的气氛更加浓厚，文化韵味也从中更好地体现出来。以红色为例，中华民族对红色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远古先民对日神的崇拜，先秦周代都有崇尚赤的习俗。按照大致的划分，后来凡是遵从周礼崇赤的人们也都被称为“华人”，这些“华人”也大体上发展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主体，“中国红”的文化情结也由此流传下来。直到今天，无论在电子媒体还是纸质媒体的节日广告中我们仍然可以见到这种色彩元素。从春节的红春联到剪纸窗花，从大红灯笼到爆竹，从红色的“中国结”到压岁钱的红包，从舞龙灯的红绣球到扭秧歌的红绸子，无不洋溢着富有中国民俗传统的节日气氛。而这些民俗广告中对于红色的使用则更是对中国传统色彩观念的巧妙延伸和利用，并且使得广告本身也具有了更为深厚的文化底蕴。
当然，某些非传统节日的节日广告也并不一定采用上述传统形象符号，但对传统色彩元素的喜欢仍然可以从人们的具体运用中体现出来，如红色宣传版、红标语、红黄相间的图文表现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传统色彩元素仍然是节日广告中最为重要的文化元素之一。
三是节日广告对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些特定意象的借鉴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意象蕴含着丰富的民间民俗文化元素，是族群集体智慧和地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它们在历代为人们传承使用的过程中，已经逐渐成为民族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其中许多还与传统节日结合起来，具有了另一重的文化内涵，如月亮、倒“福”字、龙的形象、中国结等。从古到今月亮负载着许多美丽的传说也具有着深刻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独特审美品味的具体表现，所以每当中秋节到来时的月饼广告中，就自然少不了一轮明月。有些广告业主更是独出心裁，将月亮团圆的意象运用在广告中：圆圆的月饼象征中国，而从月饼上切下的一角则代表台湾岛，一块月饼一轮圆月，将祖国统一的情思表现无遗。
中国民俗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祈福纳祥，民居；蝙蝠图案，文化阐释
引言
蝙蝠作为哺乳动物，头尖而两侧有翅膀，颜色灰暗如老鼠，因此民间又称之为飞鼠。《抱朴子》说：“千岁蝙蝠，色如白雪，集则倒悬，脑重故也。此物得而阴干末服之，令人寿万岁”。“蝙蝠”即“遍福”的谐音，意为遍地都是福，福在人们所追求的福、禄、寿、喜中占据首位；蝙蝠乃是长寿之物，因此人们喜欢将蝙蝠图案应用到民居建筑装饰上，用来寄托人们对吉祥好运和祈福纳祥的美好愿望，表达了人们对“福”的向往。在桂东南民居中随处可见的蝙蝠图案，既具有装饰作用又体现了人们的精神寄托，对其进行文化阐释具有重大意义：
（一）民间信仰的精神寄托
民间信仰是指民众在精神生活中由于对具有超自然力精神体等的敬畏、尊重而产生的精神上的敬仰与信奉的一种社会性文化现象，往往反映了一定群体追求吉祥，向往美好幸福生活的心理需求和呼声，折射了广大民众最朴素的生活观念和最原生态的民间观念，是人类精神家园的载体。在自然科学欠发达的古代，人们对无法解释的自然物象感到困惑、迷茫，久而久之便将之视为神支配的产物来敬畏、信奉。当生存和生活的不可以控制因素出现，人们寻求神支配的物象，使之具体化、图像化、符号化甚至图腾化以便祈求膜拜，企图通过对物象的祈求转化成对神的祈求，以满足人们理想化生活的愿望，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具有吉祥意义的崇拜物。它是人们的一种意识表现，也是心理信念在社会上的反应，张士闪在他的《艺术民俗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民间动物图案的最大的特征：“有意无意地运用比较原始的意象思维方式，以夸张、变形、颇显奇异的人形物象尽情披露呈示着祈福求吉的情感心愿”。
图1 甲骨文福字
蝙蝠图案是福文化的代表，我们以“福”的含义为出发点。“福，从示部。在汉语字典中从示部的汉字，多与神明、祈祷、企盼有关，这一点在甲骨文中的‘福’字可以得到验证。‘福’字在甲骨文中的字意是‘两手捧酒浇于祭台之上’，是古代进行祭祀活动的形象写照②。”由此可见“福”字的最原含义就是“向上天祈求”。（图1）因此，桂东南民居建筑中所出现的蝙蝠图案就表示人们向上天祈求的一种精神寄托。《说文解字》对“福”的解释为“福，佑也。”意为神灵保佑，逢凶化吉为福。在桂东南民居建筑中蝙蝠图案出现较多。大到墙壁、屏风，小到桌椅、板凳，都可以见到蝙蝠图案。这些蝙蝠图案，有的是由单只或多只蝙蝠组成，有的是由蝙蝠图案和其他文字组成，如蝙蝠图案与寿、喜字等构成，也有的图案是由蝙蝠与其他动植物构成，如蝙蝠与桃子、蛇等构成。这些图案造型生动，精美细致，体现了民间艺人在创作中的缘物寄情，以蝙蝠图案寄托人们美好的祝福与期待，传达人们的思想感情。这些图案的造型，经过历代的传承与发展，逐渐行了较为稳定的被人们所接受的表现程式，具有深厚的美学意蕴。当我们欣赏那些赏心悦目、充满灵性的蝙蝠图案时，我们不难发现经过民间艺人的加工和百姓对它们寄予的美好情感，这些图案已成为百姓美好希望的寄托，成为充满吉祥的象征物。
（二）祈求美好生活的载体
桂东南民居中蝙蝠图案文化内涵，用一种无声的艺术语言来传递给人们它的含义，这种民间艺术语言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艺术价值。装饰图案对建筑构件的审美并不是不是孤立的，它受建筑构件和实用的功利性所制约，就因为这种制约形成才构成了建筑艺术“因物施巧”的特殊的设计原则和美感。桂东南民居中蝙蝠图案是建筑与装饰艺术的完美结合，服从于特定的环境和气氛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因为具有这些特点才构成桂东南民居的装饰之美，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居群落。
图2
在桂东南民居建筑中将传统工艺技术的实用性与装饰性的融合，将装饰运用在建筑中用以表达人们祈福求祥主题思想。桂东南民居建筑装饰中的艺术表现从古代百姓趋吉意识产生以来，民居建筑上的装饰艺术就日渐频繁，祈福求祥题材的装饰图案随着百姓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而日益丰富多彩。蝙蝠图案这类题材虽然是民居建筑装饰艺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因具有深长的意味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力成为祈求美好生活的载体。在桂东南民居建筑上具有装饰性从而也表现了人们的精神寄托，祈求幸福的降临。
图3
（三）传统文化的符号语言
图4
“蝙蝠文化”主要表现为人们对事物的美好向往，桂东南“蝙蝠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宋代，每逢春节，家家户户在门前，窗棂等等醒目的地方张贴“福”字。现在我们在桂东南所看到与蝙蝠相关的装饰图案大多出现在明清古民居中，这些蝙蝠图案往往装饰在门板、窗棂、围墙、梁枋、桌椅之上。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门板上用五只或者四只蝙蝠围着中央的“寿”字，表示“五福拱寿”或者“四福捧寿”（如图2）；窗棂上也尝尝用蝙蝠做装饰（如图3）；围墙上也常常用蝙蝠作为浮雕来装饰（如图4），这五只蝙蝠神态各异，造型夸张而富于动感；梁枋上也刻有蝙蝠嘴中衔着铜钱，象征着福禄双喜；就连人们经常使用的桌椅上也刻有蝙蝠图案（如图5），在椅子的靠背的地方刻有一只蝙蝠嘴里衔着寿字，两翼合抱着寿字，象征着福寿吉祥，寿表示长辈长寿之意，长辈长寿乃全家只大吉大福大寿。由此可见，桂东南人祈福盼福、崇福尚福历史悠久，对“福文化”有高度的心理认同感。所以桂东南民居中蝙蝠图案是美化了的形象，是人们向往和追求吉庆祥瑞观念的反映。
图5
蝙蝠图案属于物体吉祥物范畴，它是一种符号但它却传播着一种语言。它内涵丰富，是人们的追求和向往，它包含着人生幸运富足而平安的内容，尤其在传统的中国大地上，大多数百姓都有强烈的求吉纳福的精神追求。蝙蝠图案以它特有的符号语言阐释着桂东南民居建筑的地域人文精神，祈福求吉符号语言像一条线贯穿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传播幸福最基本最稳定的语言表现。
（四）蝙蝠图案的现实意义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蝙蝠图案不仅运用在民间建筑装饰上，而且经过创新逐渐运用到包装设计、建筑装饰和其他装饰品上。这种现代化的转变是对传统蝙蝠图案的继承和发展具有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使其更具有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为人类创造一个吉祥化的生活环境，蝙蝠图案这种祈福求祥的主题在现在的建筑中依旧具有生命力和利用价值。在现在的生活中随着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环境的恶化。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在一些疾病面前无能为力，这种求福的意识在人们的心里依然存在，所以会依旧进行。将蝙蝠图案发展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建筑装饰、包装设计和具有民族特色的装饰品。蝙蝠的形象在现代吉祥物设计运用如福建省十二届运动会的吉祥物――福福，吉祥物将蝙蝠拟人化，具有可爱、憨厚的现代气质。蝙蝠图案在现代的生活中有重要寄托作用，代表人们的情感寄托，祈求吉祥幸福的美好生活。
结语
桂东南民居蝙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中的长期积淀。在经历百年风雨沧桑的历史长河中流传在民间优秀的文化遗传民居建筑中蝙蝠图案的发展，凝聚了桂东南地区传统文化的精华。吉祥求福的生命意向所表现的并不是艺术形象本身，而是人类精神需求和生活理想的紧密结合。蝙蝠图案体现了人类自然与心理的完美结合，同时也体现了地方特有的审美情趣与民间风情，更寄托了桂东南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蝙蝠图案的实用价值要求成为了人类建筑装饰的出发点，正是这种实用价值，决定了建筑装饰作为特例独行的艺术而以不同于其它艺术的存在方式和形式。然而现在的新农村建设片面的追求城市建筑的建造结构，而建筑中缺少了传统民间建筑的形式。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要融入传统民居建筑中的表现形式除建筑结构本身的变化外，还很大程度上进行图案的修饰和美化，民间装饰图案赋予朴素的建筑外观以形式美感和一种和谐观念。
本论文为2013年度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桂东南明清古建筑群装饰艺术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SK13LX309。同时，本论文也是广西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地域文化在民族地区高校艺术设计教学中传承与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3C068。
注释
① 钟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上海辞书出版社，第四章，第253页。
② 王达人，《中国福文化》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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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俗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温州方言俗语；地域文化特征；地方文化心理
中图分类号：G633.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2
一、导言
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也是民俗语言的重要组成组成部分。语言学家温端政认为谚语、歇后语、惯用语合称俗语。“方言中俗语是一种广泛流传在群众口头上，结构相对固定的通俗语句，大多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经验、愿望以及各地不同的风俗习惯。”（温端政《古今俗语集成》）温州方言俗语在温州地区产生，与温州当地的风俗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是温州文化系统的产物和结果，也是沟通其他文化成分的媒介。方言俗语是民间文化史的化石，是民间文学创作的工具，同时也是联系地域民俗和民间文化之间的纽带。方言、民俗、俗语和地域文化，是民俗语言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温州方言俗语概述
温州古称、东瓯、永嘉，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温州方言源远流长。今天温州人口中所说的语言，南宋时期已接近今语，宋末永嘉人戴侗（1200-1285）的名著《六书故》大量采录家乡温州方言的俗语、俗字、俗音，充分表明当时温州话已接近今语。国学大师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认定温州方言为吴语的一支。王力《中国语文概论》将温州方言列为吴语温台系。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把吴语分为六片，温州方言为吴语瓯江片。
温州地区的方言种类多，差异大。温州方言主要有瓯语（温州话）、浙南闽语（闽南方言）、畲语（畲族客家话）、蛮话（苍南土语）、蛮讲（泰顺土语）以及大荆话（台州方言）、罗阳话（处衢方言）、金乡话和蒲门话（吴语方言岛）等方言。这里搜集整理的是主要是以“瓯语”为主的方言俗语。温州方言是近两千年悠久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它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并呈现出独特的地方风采。温州方言俗语是温州人民创造并广泛流传在人民生活中的语言材料，包括温州谚语、歇后语和惯用语。这些俗语反映了温州人民对事物和生活的共同认识和价值取向。对温州方言俗语的研究和整理，不仅有利于吴语史和汉语史的研究，也可以促进民俗、历史、社会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和建设。
温州市文化处于1962年编印了《温州谚语资料》二辑（油印本，仅印50本）作为内部参考资料，在全市范围内收集并整理温州方言谚语资料，涵盖时
生活、习俗、自然、行业等内容。胡崇刚于1980年对收集到的谚语重新整理，编辑成《温州民间谚语资料》和《温州方言成语》。温州民俗大家叶大兵在20世纪末所著《温州民俗大全》对温州民俗进行了细致的阐述。温州俗语作为温州文化的载体，充分体现了温州的文化内涵，笔者拟从温州方言俗语里展现的温州地方产业文化、温州地方地理文化、温州地方民情风俗、以及地方文化心态进行解读，来探讨温州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
三、温州方言俗语里的地方行业文化
（一）温州农耕文化悠久和丰富，田间文化与民间智慧相得益彰。
温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沿海城市。温州古城建于东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323年），因地在温峤岭南，“虽隆冬而恒燠”，四季温和湿润，故名温州。温州三面环山，东边靠海，周边300公里内非山即海，地处亚热带，冷热适中，雨水充沛，季风显著；是浙江省著名的产茶区和“水果之乡”。温州地方俗语作为温州人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淀下来的文化载体，透露出浓烈的农耕文化特征。在农耕生活方式中，温州人总结出相当数量的和农业生产有关的俗语，而这也证明了温州人们对农业的重视，农耕文化又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温州人勤劳朴实的特点和温州地区独特的风土人情。比如关于二十四节气的民谣和温州人耳熟能详的儿歌“正月灯，二月鹞，三月麦杆作吹箫，四月四做做戏，五月五过重午，六月六晒霉臭，七月七巧食喜鹊啄，八月八月饼馅芝麻，九月九登高送娘舅，十月末水冰骨，十一月吃汤圆，十二月塘糕印壮元。”由于古时农耕生活的影响，温州方言俗语里遗留了很多关于动物形象的俗语，比如“死狗避不过滚汤”讲的是该来的还是会来，躲避也无用；“三斤猫狸拖四斤鸡”是比喻自不量力的行为；“呒毛鸡代鸭愁”是指自身都难保的情况下，还去记挂他人。“抓勿牢老虎在猫身上出气”指的是那些害怕强势，欺负弱势群体的行为。温州话中体现农耕文化的方言俗语主要体现了温州人希望风调雨顺的美好愿望和温州人在长期劳作中表现出来的生活智慧。
（二）温州人“崇商、勤劳致富、讲求实际”的经商心理和精明的经商手段。
温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商埠。早在唐代，温州就是中日商船进出停泊的重要埠头，宋代绍兴元年建立市舶务，成为全国七个市舶司之一。由于温州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宋代温州就成了著名的滨海贸易城市。温州方言里关于商业、手工业等经济方面的俗语也为数不少，这一点和别的地区的方言俗语产生了一个鲜明对比。温州人独特的经商之道为世人所称颂。“温州模式”是在温州这块土壤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现代温州人苦心探索、发奋创造的成果。从民俗学视角考察，在“温州模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家庭工业、个体经济、专业市场、商贸经济、民间信贷等等要素，乃至精神要素，都与温州民俗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温州的方言俗语中也反映了温州人崇商的经商心理和精明的经商手段。
温州人奉行勤劳致富，讲求实际。“金三益的字号-硬码”，“靠兄靠妹，不如靠自已手掌手背”，“仓桥老老娘儿，只讲现铜钿儿”、“五月五卖菖蒲――短期生意”，“男人勤，田地角头出黄金；女人勤，猪栏角头出白银”等等。比如“弗怕折（yi），只怕歇”意思是为做生意亏本一点倒不可怕，可怕是不去寻找原因、分析市场，却从此停业；此语激发经商者要有“知难而进”的刻苦精神。温州老一辈深知君子爱财取之以道的道理，总是会告诫后人“吃力铜钿快活用，快活铜钿坐班房”。
温州人深知创业的艰辛，但还是百折不挠，大胆创新。“变变动，有下蓬”，“蓬”是指红火、兴旺的意思。固定在一个工作岗位或一种专业上，时间一久会使人感到单调乏味，调动或变换一下会增强人的新鲜感与推动力，能更好地开拓创新。与“树挪死，人挪活”有点同意。“胆大做将军，胆小做蚊子”、“风头霉头两隔壁”、“只晓得和尚吃馒头，晓弗得和尚求戒”。其中求戒是指用点燃的香在和尚脑门上烫孔留标志，表示永不还俗，求戒是很痛苦难受的过程。而做和尚痛苦的过程我们没看到，一看到他吃馒头就误以为很享受。此话形容我们只看到他人创世成功时的喜悦与幸福，却不知道他人创业时的辛苦与艰难。
早些年，温州出现了一些新俗语 “不找市长找市场”、“不言下岗言办厂”、“能做老板，能睡地板”。这些新俗语从一个侧面说明温州人的精明的经商意识，同样也表达出温州人求生存求发展的谋生攻略。
四、温州方言俗语里的地方地理文化
（一）温州方言俗语体现了温州独特的地理位置、建筑特色、气候特征和自然风光。
人类群居的生活模式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展开的，语言和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打上了深刻的环境烙印。地理环境的变化不同、社会生活的变迁，方言词汇也会相应的继承或更替。由于温州地处吴语区最南部，北方话的影响是从北到南的，作为南部吴语的温州话总比北部吴语保留更多的古老特点。在温州方言俗语里保留了很多旧温州城区的地名和旧貌，为我们研究温州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很多素材。古城温州位于瓯江口，瓯江之口含江心屿、七都、灵昆三颗璀璨的明珠。古城温州城内水系是以三条纵向的河道为骨架，这三条河道为大街河（今解放路）、信河、九山河，均来源于瓯江。这三条纵向主干河道与横向水巷构成城内河道交通网络。古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温州的山水钟灵神秀，不仅形成了独特的自然风光，也照顾了温州人民的饮食起居。关于温州水乡的谚语还有“船多碍埠头”和“五六月鞋拖，勿走我南塘街，十二月笼裤，勿走我南塘过”等。
（二）温州方言中浓郁的山水情结成就了温州人的智慧与淳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青山秀水的江南风光养育了温州人的淳朴和智慧。温州人坚定而执着，勤劳勇敢，相信“潮水有定人无定”，“十个指头有长短，山林树木有高低”。比如“我讲东门，你听西角”和“跟拉麻行，退拉南塘”，这两句俗语都有所指，但从字面来看，东门，西角，麻行和南塘也正说明了旧时温州城区的地理位置。“地方小，桥还二爿”，这是一句褒义温州俚语，在温瑞塘河流域一带流传应用得比较广。这里所指“地方”即村落，“爿”就表示一座的意思，比喻某件事物的实际情况超出人们原先的预料，多以夸张的语气对待。“无船不成事，无桥难过里”，成为当时温州村落沿河而建的显著特征。温州方言中很多关于“行船”的俗语，比如“老大（船老大）多，船打翻爻”指的是主事的人太多，事情就办不好，强调做事要有主原则的重要性。
五、温州方言俗语里的地方民情风俗
（一）温州方言俗语体现了温州独特的地方节日特色、婚嫁习俗、饮食习惯。
温州隶属瓯越文化区域，历史悠久，民间文化丰富。汉代时，温州建立“东瓯王国”。当时民间“尚巫渎祀”之风甚盛，并有“端午竞渡，用以祈赛”之俗。隋唐时，温州一带“尚歌舞”（《隋志》），并以歌舞娱神。民俗是指在一定社会文化地域中，长久以来人们出于生活的需要，以模式化的方式进行的活动。温州方言俗语里有很多关于体现了温州的风土人情，同时也传授生活智慧和生活经验。“十二月日日好掸新，六月日日好尝新”，“未吃重五粽，破碎慢慢送；吃了重五棕，破袄远远送”等等体现了温州的地方节日特色。温州人强调做人应有的诚信、正义、勿欺穷、谨言慎行。比如“瞒天瞒地，瞒不得隔壁邻舍”、“人难欺，马难骑，勿笑穷人穿破衣”、“敲锣当面响，背后勿讲人”、“眠床角吃糯柿也有人晓得”、“漏缸一条缝，沉船一个洞”、“待人自待自，害人自害自”。
温州人做亲要门当户对。“穷合穷，富合富，卖千张合卖豆腐”。温州人讲求家庭的和谐，“夫妻是个桶，打了箍得拢；人是个缸，打了远远”。同时温州方言俗语里也有很多关于讽刺社会阴暗面。“后生无银难做亲”、“穷官强富户”、“上不正下歪”、“有银有人，官司包赢”、“当路石头有人端”等等反映了温州老百姓惩恶扬善的美好愿望和社会理想。
古语说：“民以食为天”，不同地域的人有不同的饮食习惯和心理，构成了不同的民俗饮食文化。温州饮食民俗中有独特的喜食海鲜、生食海鲜以及吃鱼禁忌等，信仰民俗中有祈海神，信龙神等都有很强烈的海洋文化气息。表达饮食的俗语有“三十个铜钿买索面―多绞（讲）”，“不当家晓不得柴米贵”，“韭菜园，割不断”等。比如“馄饨担，一株毛竹起三间。一株毛竹起三间，起起三间独自担。前面有个烧汤佬，后面有座七平山。“这是一则为旧时温州走街串巷的馄饨担写照的民间谜语，这些俗语显示了温州社会的饮食文化。
（二）温州人尊老爱幼、讲究礼节、注重“和谐”生活。
礼仪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文化推崇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以“礼”为社会道德的标准。温州人有着讲“礼”的优良传统。礼仪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追求和谐，和谐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这在温州俗语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们深知“出门人，处处让三分”、“忍一忍，吃不尽”、“梅天落雨记前晴（情）”。在温州俗语里，和谐就体现在处事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要体现在温州人为人处世不偏不倚。温州人认为“家富不如家和”。温州俗语也告诫人们正确的交友之道：“浇树浇根，交友交心”、“朋友千个不多，冤家半个不可”。
温州人注重家庭在个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别人家金屋，不如自家草屋”、“儿不嫌娘爷丑，人不嫌家乡穷”。作为“礼”的重要组成部分， 温州人保持了“孝”的优良传统。比如“树老根须多，人老见识多”、“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温州俗语“只有上孝落，下孝上”是对社会上很多孝行倒挂现象的一记警钟。
六、温州方言俗语里的地方文化心态
文化心态指的主要是在一定地域里被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各种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当然在各地区相一致的，其中也有一些特别的是在本地社会生活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地方的方言谚语集都能集中地表现当地人在以往的岁月中形成的经济思想、政治观念、生活追求的理想。温州人的性格特性具有明显的地域特性，温州地处东南沿海，闭塞的交通，落后的手工业和农耕经济，早年许多人漂洋过海去东南亚国家掏金，逐渐了解到海外经营的理念。温州人有非常传统的地方观念，亲帮亲穷帮穷，一人发财全村跟，哪里赚钱哪里旺，一个产品带万家，形成温州特色，事实上就是温州民情特色。
温州方言俗语中蕴含了丰富的温州地方文化内容和文化心理。温州人迷信：“问个佛，打个阂”，温州人把鸭舌称作“鸭赚”，只因“舌”和“折”方言上同音；温州人勤劳：如“天光（早晨）露水白洋洋，宁可日昼（中午）晒太阳；日昼太阳上晒落，宁可黄昏夹暗摸；黄昏蚊虫叫嗡嗡，宁可明朝天光起五更。”绝妙的讽刺了那些好吃懒做、不愿劳动的二流子；温州人坚忍：“忍一忍，吃不尽。” 等等。
七、结语
方言俗语真实地记录了当地人的语言、生活习俗、地名、特有事物等，反映了该地区民众的表达方式、思维方式、民俗事象和感彩，是宝贵的世界文学遗产，也是地域文化研究的极好素材，对语言学、民俗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的研究都极具价值。温州方言俗语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是温州社会生活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温州方言俗语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虽然关于温州俗语经常出现在电视，电台和报纸上，但这远远未能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保护方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保护民俗文化自身。从方言俗语的角度解读温州的地域文化和经商文化，为研究温州的地方人文和经济文化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基金项目：温州市社科联温州文化研究课题（12wsk193）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李惠芳：《中国民间文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2]曲彦斌主编：《中国民俗语言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3]沈克成、沈迦：《温州话》，宁波出版社，2004。
[4]温端政：《古今俗语集成》，《语文研究》 2001年第24期。
[5]叶大兵主编：《温州市民俗学论文集》，1995。
[6]温州市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浙江省民间文学集成・温州市歌谣谚语卷上》，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