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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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
当前中国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民币汇率政策。现在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实际上涉及了两个层面，即汇率的机制和汇率的水平。此二者性质有所不同，但相互间有着密切联系。所谓人民币汇率问题，首先是汇率机制的问题，其次是名义汇率水平的问题。
有些人主张人民币应该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机制，但这种提法并不严谨。因为汇率的市场是国际外汇市场，中国目前不是可兑换的货币，也不参与国际外汇市场交易，因此实际是无法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因此实际上需要从政府的意愿来决定汇率机制(exchangerateregime)问题。
有很多可供选择的汇率机制。通常认为有九种汇率制度，1.自由浮动，2.管理浮动，3.目标区，4.一篮子钉住，5.爬行钉住，6.可调节钉住，7.真正固定钉住，8.联系汇率制，9.货币联盟。关于汇率机制的分析，其实并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证研究问题。迄今为止的实证研究，尚未给出一致的结论。有些研究甚至认为，汇率机制无关紧要，即所谓“汇率机制的中性假设”。国际学术界关于哪一种汇率机制好的讨论并没有定论。国内的讨论中有一些观点认为浮动汇率机制要优于固定汇率，而且认为这才符合市场经济原理实际是不了解国际上多年的研究成果。香港数十年实行联系汇率制并不影响人们承认香港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而欧盟内部实行货币联盟对于欧洲经济的发展也起到很好的作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理论界很多人认可的是“两极化”观点(即自由浮动和管理浮动所代表的浮动汇率机制，和联系汇率和货币联盟所代表的固定汇率机制)，而不认同“中间汇率机制”(即上述第(3)，(4)，(5)，(6)种汇率机制)。所有国家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都实行过不同的汇率机制。因此国际上近年有研究认为，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融体制尚未发展、与国际资本市场没有很好整合的国家，采用固定汇率会运行良好并具有可持续性。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它们增长率高而通胀率低，“真正”浮动汇率制更为适用。对于新兴市场而言，比较适用中间的浮动汇率制。
固定汇率机制的主要好处有两点；
1、减少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有利于贸易和投资。
2、提供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的有信用的固定锚。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问题，目前人民币对于美元的固定汇率也是一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汇率政策，实际上即使对于一个相对长的时期，中国实行固定汇率机制也是利大干弊。而如果从刺激经济的政策角度来看，改变汇率机制会增加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不利于贸易和投资，也是不宜“退出”为好。
总理在2010年3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所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人民币汇率水平，他的回答十分清楚：我认为人民币的币值没有低估。这个结论从学术上和政治上都是正确的，在当前国内国外的讨论中如此表态十分有力，比一些含糊不清的说法要好的多。
这次表态还澄清了概念上的问题，即中美的双边名义汇率，以及人民币的多边有效汇率，和实际多边有效汇率(有效即指多边，因此有时也常省略)对于这些概念的混淆是目前有关讨论中的常见现象。人民币对于美元目前是钉住，但对于其他货币是浮动，因为美元对于这些货币的汇率是浮动。因此如果说在刺激经济的特殊时期有特殊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即在一定时期我们实行了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也只对中美汇率可以成立，对于其他汇率是不成立的，对于实际多边有效汇率也是不成立的。
一些讨论是从多国的角度讨论了进出口和贸易顺差的情况，这样分析对于反驳那些只谈中美贸易，并认为只要中美贸易中，美国存在逆差就应该让人民币升值的国内外议论是合适的。因为一个国家不可能只从对于一个国家的贸易情况的评估就调整自己的汇率政策。实际上除了欧美市场外，中国还要面对其他的贸易市场。同时也要看到并不是只有中国的对美出口会挤压美国制造业的工人，实际上所有具有制造业能力，同时劳动成本低的国家的对美出口都对美国制造业的工人产生压力。所以汇率问题永远是一个多边的问题，而不是双边的问题。
但也要认识到，仅仅从贸易角度分析汇率问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不够全面的分析方法，容易留下口实。因为如果只谈贸易，一旦贸易的形势发生变化，现在有利的数据就可能不再有利。因此比较科学的分析是从国内国外两个均衡来分析人民币的估值问题，这样是比较全面的分析，能够更加有力的体现中国的利益。所谓外部均衡是指经常账户平衡(或国际收支平衡)，所谓内部均衡是指物价稳定前提下的充分就业。如果从这样全面的角度分析问题，人民币维持对于美元稳定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也成为抗击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一种货币政策工具。
汇率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汇制；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
2005年7月，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标志着我国的汇率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后，汇率弹性已逐步显现。总体上来看，汇改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呈现小幅上扬态势，对欧元汇率略有下跌。2008年我国将会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波幅将进一步加大。对于从事涉外经营活动的经济主体来说，汇率的不确定性加大了企业的决策难度，对企业的长期经营战略产生影响，由此带来的潜在市场风险不容低估。
一、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汇改后，一些涉外企业已经认识到汇率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开始寻求规避风险的措施，但整体来说，涉外企业在风险管理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
（一）涉外企业对汇率风险管理的认知不足，无法全面有效地防范汇率风险
管理人员对汇率风险管理的认知度决定着企业防范汇率风险的能力和水平。对于许多企业来说，汇率风险仍然是一个陌生的问题。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企业经营管理者对汇率风险了解甚少，面对新的汇率机制下日益显现的汇率风险，大部分企业显得束手无策。
金融衍生工具是规避汇率风险的重要手段，但很多企业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认知存在误区，缺乏相应的风险承受能力，不愿意为防范汇率风险支付成本，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规避风险的积极性不高。还有些企业则把金融衍生工具当作一种赢利手段，以投机为目的，期望取得高额利润，反而把自己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
由于企业对汇率风险管理认识不足，缺乏汇率风险管理的知识和技巧，无法全面有效地防范所面临的汇率风险。
（二）可供选择的金融衍生避险工具较少，涉外企业防范风险的途径有限
现阶段我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够成熟，虽说各大商业银行相继推出了许多创新型的避险工具，但与发达国家相比，金融衍生工具仍然较少，加上很多套期保值的工具在基层金融机构还没有全面开办，可供企业选择的金融衍生避险工具的种类仍然偏少，而且订价不合理，导致避险成本过高。对于一般的涉外企业而言，利用金融衍生产品来避险防范外汇风险的途径非常有限。会计论文
（三）出口产品缺乏竞争力，难以取得定价主动权
涉外企业防范汇率风险的方法大多需要通过谈判在合同中规定，目前大部分出口企业生产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科技含量低，缺乏竞争优势，因此在谈判中缺乏议价能力，难以取得主动权，无法通过协议让对方分担风险，给企业经营带来困难，有的企业甚至放弃了交易。
二、我国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一）涉外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受到国家外汇管理制度的约束
中国是实行较严格外汇管制的国家。国际上许多成功外汇风险管理战略和方法应用于我国推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汇管理政策的约束。主要表现在：一是行政审批内容和环节过多，收费过高，企业疲于应付，无法及时有效地抓住有利时机规避风险，甚至导致企业错过有利的结售汇时机；二是人民币只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企业不能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来规避汇率风险；三是现行办法规定大多数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必须以真实交易为背景。这种实需原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使用衍生产品的灵活性。
（二）商业银行金融服务配套机制跟不上，金融产品定价不合理
受传统观念影响，商业银行整体的汇率风险管理及规避机制尚未形成，金融服务配套机制不完善。近年来，虽说银行非常重视衍生产品的开发，但是对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问题警示不够，对金融衍生产品宣传和培训不力，大多数企业的管理人员不了解银行的避险工具，难以运用金融衍生工具来规避汇率风险，这是造成企业缺乏风险意识、避险的知识和手段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前，金融衍生产品定价机制还存在不合理性，定价普遍过高。大多数企业利用贸易融资来提前收汇结汇，在一定程度上锁定了汇率风险，却要支付较高的手续费和保险费等，难以完全享受到避险保值的好处。不少企业认为金融衍生产品不太适应用于进出口业务量较小的中小企业。
（三）涉外企业缺乏汇率风险管理方面的专门机构和专业人才，难以建立完备的外汇风险管理体系
涉外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较弱还在于缺乏具有外汇风险管理知识和技能的专门人才。很多企业在实际经营中，涉及外汇的业务一般是由财务部门兼管，只有少数企业在组织机构上设置专门的外汇风险管理部门或人员。由于财务人员不具备专门的汇率风险知识和技能，无法从企业战略的高度出发，从整体上提高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水平，利用有效的手段对企业所面临的汇率风险进行防范。即使企业能够使用金融手段来防范汇率风险，因为没有专门的机构对汇率风险进行统一管理，难以建立完备的外汇风险管理体系，无法对企业面临的各种汇率风险进行有效的识别，更谈不上对各种风险进行有效的测量和管理，绝大部分企业只是单独地使用金融工具，没有从整体上形成一个完整的战略构架，往往会失去在交易前防范汇率风险的最佳时机，很难完全规避风险或达到最佳的管理效果。
三、涉外企业加强汇率风险管理的途径
汇改后，国家进一步放宽了外汇管理政策，但在短期时间内，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外部环境仍然难以得到彻底改变。涉外企业如何利用外部现有的条件，发挥自身优势，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合理规避外汇风险，是企业当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一）加强汇率风险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实施，提高自我防范能力
1.提高全体员工风险管理的意识，形成一个良好的汇率风险管理氛围
防范汇率风险，提高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意识很重要，企业只有充分认识到汇率风险的危害性，才能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规避风险。汇率风险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企业全员性的活动。企业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每一项活动都可能涉及到汇率风险，如企业的采购、生产和销售等，各部门都应积极参与风险管理策略的实施过程，单靠某一个部门将会大大减弱汇率风险管理的效果，只有企业的每个员工都有汇率风险管理意识，每个部门都参与到汇率风险管理中来，才有可能在企业内部形成一个良好的风险管理氛围。
2.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把汇率风险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企业必须意识到，只有建立全面的汇率风险防范体系，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才能应对汇率波动对企业经营造成的影响。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应包括汇率风险管理战略目标的制定、外汇风险的识别、风险限额的设定、不同类型外汇风险的测量和管理手段的选择以及事后风险管理的评估系统等。为了有效地防范汇率风险，企业的管理者应从战略高度出发，确定汇率风险战略目标，并根据自身特点和风险承受能力，确定外汇风险限额，制定出汇率风险管理政策，在风险管理的过程中，应突出全局观念和各部门的分工协作，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外汇风险管理战术和避险措施，并在事后对风险管理的效果进行评价，总结经验和教训，找出不足，不断对风险管理体系进行完善，力争将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会计论文
3.加强科学有效的监管力度，在企业内部建立汇率风险预警机制
企业在汇率风险管理过程中最关注的是外汇汇率的波动，无论汇率如何波动，企业都有可能面临风险。因此，企业必须要加强科学有效的监管力度，在内部建立汇率风险预警机制，确定汇率变动的方向和波动幅度，对企业生产经营各个环节的风险管理过程进行监控，主动对可能面临风险的外币资产或负债项目进行调整或保值，及时发现风险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止出现汇率风险失控现象。
4.加强高素质外汇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有效地防范汇率风险
汇率风险管理制度的执行最终还要依靠人来完成，由于规避汇率风险是一项对技术性要求较高的业务，对汇率变化趋势进行准确预测是规避汇率风险的前提条件，金融工具是规避汇率风险的重要手段，但汇率变化莫测，金融衍生产品品种繁多，交易程序复杂，而且更新速度非常快。必须要有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对汇率变化趋势进行准确预测，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因此，要加强高素质外汇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建立健全专门的管理机构，安排专职人员从事汇率的预测和防范汇率风险的管理工作，加强对金融产品相关知识的学习与研究，对所面临的汇率风险类型和安全程度进行科学判断，及时采取措施，有效地运用各项工具和手段对外汇风险进行管理。在汇率瞬息万变的今天，企业只有不断充实外汇人才，才能增加汇率风险管理的有效性，使汇率风险不再成为制约企业利润增长的瓶颈。
5.将事前预防与事后规避相结合，把汇率风险管理贯穿于整个经营管理的始终
要密切关注和研究外汇管理政策，采取事前预防和事后规避相结合的措施来规避汇率风险，将汇率风险管理贯穿于整个经营管理的始终。交易前以预防出现汇率风险为主，交易后，以规避汇率风险为主。在交易前，可通过选择多种计价货币、订立保值条款等作为防范风险的主要手段，在交易后，应特别关注风险敞口头寸，将提前或推迟结算、使用金融衍生品和贸易融资作为规避汇率风险的主要手段。如开拓海外市场的业务人员在谈判中通过订立价格条款来规避风险；交易后风险管理人员通过金融衍生工具对汇率风险暴露头寸进行对冲等手段规避风险。
（二）加强经营管理，化解汇率风险
1.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出口企业要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契机，在提高经营管理效率，保持产品价格优势的同时，更要加快结构调整。加强高新技术的引进和开发，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品牌内涵，走差异化、品牌化之路，提升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在谈判中的议价能力，这样，才有可能有效地利用价格条款来分散或规避汇率风险。
2.实现跨国经营，提高汇率风险防范能力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大型涉外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通过选择在不同国家投资生产，并在当地直接销售，不但可以消除贸易壁垒，还可以减少因本外币兑换而产生的汇率风险。涉外企业可以灵活地选择经营地点或市场，获得多渠道的原材料和生产部件的供应，减少了这些原材料的直接进口；将在当地生产的产品直接销售，减少了本外币之间的兑换，更加有利于企业提高防范汇率风险的能力。
3.实施进出口业务的多元化，降低汇率风险的危害
在国际贸易中，使用单一外币结算会大大增加汇率风险。如果涉外企业在某一时间内将其进出口业务同时分配到不同国家的市场，采用不同的货币作为结算货币，这样就等同于使用多种外币作为结算货币。对于本国货币来讲，有的结算货币升值，有的结算货币贬值，企业的汇率风险被减小。由此可见，实施进出口业务的多元化经营，有利于涉外企业降低汇率风险的危害。会计论文
4.实施融资的多元化，分散汇率风险
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对涉外企业来说，特别是对跨国公司而言，外币融资的渠道越来越宽，非常容易获得外币融资。企业要尽量从多个国际资本市场以多种外币融资，使得负债货币多元化，从而通过拥有多种不同外币债务来实现保值和规避汇率风险的目的。
企业管理汇率风险的过程是复杂的，应把风险管理与其整体经营和发展战略融合起来，确保企业拥有一个长期性的汇率风险管理策略。对于目前的中国企业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要树立汇率风险意识，将汇率风险的思想融入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形成一整套汇率风险管理机制，合理选择汇率风险管理方案，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将汇率风险的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为企业长期健康稳定和持续地发展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栗书茵.我国涉外企业外汇交易风险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12）:48－52.
汇率论文范文第3篇
一、汇率制度安排的理论综述
现代国际金融学说在理论上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带有较大程度的一般经济理论的学派色彩；二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金融活动的实践有着比较紧密的联系（陈岱孙，厉以宁，1991）。一般而言，一种经济理论都是针对一定经济状况和经济发展阶段而产生的，是先有问题，后有对问题的分析判断，再有解决问题的相应理论。汇率制度安排理论同样如此。
20世纪60年代末，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开始在调控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从这一阶段起，关于汇率制度安排理论的讨论也集中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孰优孰劣上。在赞成浮动汇率制这一点上，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走到了一起。凯恩斯主义认为，在经济经常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下，如果允许汇率自由变动，将能够代替国内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价格的变动，从而避免产出的损失。货币主义认为，当发生外部货币冲击时，允许汇率的自由变动，将能隔绝国内外汇储备的被动性调整，防止国内货币市场的冲动，从而避免通货膨胀的传递。以蒙代尔（R.Mundell）、金德尔伯格（C.Kindleberger）为代表的固定汇率支持者们则从国际间相互合作的立场来分析汇率制度，他们认为固定汇率制能使各国经济连成一个稳定的经济体系，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而浮动汇率制则会由于汇率的波动导致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另外，浮动汇率制会造成各国滥用汇率政策，形成货币竞争性下浮，不利于国际经济合作；最后，浮动汇率制还会由于棘轮效应导致世界性的物价水平上升。
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人们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种种设想。不少经济学家针对汇率波动给国际贸易和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了诸多改革方案。托宾（Tobin，1982）建议对外汇交易征税，以降低社会效用较低的短期交易，减少汇率波动。麦金农（Mckinnon，1984）提出美国、日本和德国三个国家货币在长期内形成基于固定汇率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设想。威廉姆森和米勒（Williamson，Miller，1987）在麦金农计划的基础上提出在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间建立汇率目标区。库珀（Cooper，1984）的改革设想则更为大胆。他认为，只要国家货币存在，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变动的可能性就存在，不确定性也就不可避免。要想消除汇率的不确定性，就要消除汇率和国家货币，引入单一货币。对此，库珀建议成立一个类似于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统一的公开市场委员会，由这一委员会代替各国中央银行来执行货币政策。
70年代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的争论还在继续，不过争论的焦点已由汇率稳定与国内经济稳定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关系转移到汇率制度的选择与国内经济结构与经济特征之间的关系上来。如海勒（Heller，1978）提出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五个结构性因素。李普斯奇茨（Loopesko，1979）提出的小型发展中国家的汇率政策及其选择指标。这一时期，蒙代尔在其论文《最适度通货区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最终的“最适度通货区”的设想，希望将世界化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区内实行固定汇率制，对外则实行浮动汇率制。其后，麦金农和凯南（Kennen）等人又对最适度通货区理论进行了拓展，主张通过区分一国经济结构特征，并就这些特征给出某些标准，满足这些标准的国家和地区组成货币联盟是有必要的。
进入80年代，随着欧洲货币联盟的开始，最适度通货区理论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些发展集中于对加入通货区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上。其间，格劳（P.grauwe）、马森和泰勒（P，Masson&M.Tayor）等人对此做过详细的论述。到了90年代，人们对汇率制度的安排开始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一方面，人们对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稳定与货币政策自主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论述，在50年代的“米德冲突”、“二元冲突”的基础上，加入货币政策，使传统的“二元冲突”演化为国际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完全独立和汇率的完全稳定三个基本目标之间的“三元冲突”（Obstfeld，1998），即这三个目标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两个而不能三者兼得。另一方面，由于货币危机的频繁爆发，人们对如何通过汇率制度安排来防范和隔绝货币危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了早期的将汇率制度安排与货币危机结合起来的国际收支危机模型（P.Krugman，1979）外，罗伯特·Z·阿里巴（R.Z.Aliber）也研究了货币性冲击、结构性冲击对汇率安排的影响。
80年代后，随着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汇率的不确定性已经可以较容易的通过对冲加以规避，同时外汇市场上投机基金的力量也急剧膨胀。当投机基金引发了多次地区性货币危机后，人们发现，发生货币危机的多为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实行“角点汇率制度”的国家或地区大都有效地防止了危机的发生。这一现象使人们提出了“汇率制度角点解假设”（Eichengreen，1994，1999；Obstfeld&Rogoff，1995），即一国发生危机后，政府可以维持的是角点汇率制度而不是中间汇率制度。直到现在，角点汇率制度与中间汇率制度的争论仍在继续。
随着产权理论的出现和发展，有些学者开始运用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汇率制度的安排和演变。以巴格瓦蒂（Bhagwati，1982）和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寻租理论的国际贸易学派曾提到汇率制度中的寻租问题。在国内，由于产权理论的兴起，不少学者试图从契约经济学的角度重新审视汇率制度的安排与选择，强调汇率制度安排的选择与相应的产权制度安排具有高度的依存和互动关系（刘海虹，2001），并提出了“新制度金融学”的研究范式（师江春，袁鹰，1998）。
二、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依据
上述各种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以不同的经济实体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经济结构论决定认为，汇率制度的选择取决于一国经济结构特征，小型开放经济国家及出口产品结构较为单一的国家，实行固定汇率制较好，反之则应实行较具弹性的汇率制。经济冲击决定论以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和AA—DD模型为工具，提出应根据冲击的不同类型选择汇率制度。如果冲击多由国内的需求和货币因素造成，应采取固定汇率制；如果一国经济不稳定多由国外产品市场变动行成的真实冲击所导致，则浮动汇率制更能起到隔绝外部冲击的作用。政策搭配论则以著名的“三元冲突”为依据，提出汇率制度的选择应与宏观经济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安排和资本管制制度进行合理搭配。建立在货币数量论基础上的货币决定论则从国际货币本位制度的角度对汇率制度的选择进行了论述，并提出在目前的国际信用本位制体系下，各国实行浮动汇率制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成本收益决定论则认为，一个开放经济国家选择何种汇率制度取决于该国实行这一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利益与所付成本之间的比较。
以上所述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基本上架构了汇率制度选择的理[
论体系，成为指导各国安排汇率制度的理论依据。但这一体系并非完美无缺。事实上，任何一种理论在解释各国汇率制度的实践中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特别是对于解释当前世界经济中频繁出现的货币危机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这些理论从各自的角度分析是正确的，但在分析中往往都忽视了汇率制度选择中几个关键的、本质的要素，因而无法从一个整体的框架中阐述汇率制度的选择。本文试图对这些理论加以补充和拓展，以期对汇率制度选择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一）以实现内外均衡为根本目标的制度选择
作为国际金融学的核心部分，汇率理论脱离不开国际金融的基本框架。国际金融学的产生与发展是以不同条件下的内外均衡的实现问题为主要线索的，因此，汇率理论以及在此之下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不可避免地要为实现不同条件下的内外均衡而服务。特别是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浮动汇率与巨额资本流动成为开放经济面临的新条件的形势下，对内外均衡实现的分析已经渗透到了汇率理论中。所谓内部均衡，一般的理解是指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充分就业与价格稳定；外部均衡是指国际收支平衡。
“丁伯根法则”指出，要实现几种独立的政策目标，至少需要相互独立的几种有效的政策工具。以此为依据，要想实现内外均衡的目标，至少需要两种以上的政策工具，即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为主的支出增减政策和以汇率政策为主的支出转换政策同时运用。由此可以看出，汇率本身带有极强的政策取向性，汇率制度的选择应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要求。
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将汇率的稳定作为政策目标之一，不仅无法利用汇率政策来实现内外均衡的调节，而且还易受到外部经济的冲击，特别是在国际资本流动特别巨大的今天，固定汇率制实际上为投机者提供了一个只赚不赔的好的投机机会，因此，除非实行资本管制，否则，固定汇率制将成为一国遭受经济冲击的潜在诱因。相比之下，浮动汇率制似乎更有优势。由于汇率的自由波动，一国政府不仅可以减少一个政策目标（汇率稳定），同时还增加了一个政策工具（汇率政策工具），这样，政府在实现内外均衡的经济目标时，可以更加从容。尽管如此，由于浮动汇率制以及以浮动为特征的汇率安排有多种，包括完全浮动、有管理的浮动、爬行的带状汇率制以及爬行钉住制等，各种汇率安排之间不尽相同，实现内外均衡目标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其中，完全浮动汇率制将汇奉作为内生的自由变量，一国金融当局对外汇市场不加干预，完全听任外汇汇率随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化而自由涨跌。这种汇率运行机制跳出了汇率稳定的目标，汇率波动以市场为基础，自发调节来实现外部均衡。但是，汇率的自动调节机制由于以下两点原因而变得不太完美：一是现实中由预期导致的“因市定价”（pricingtomarket）的存在，使得汇率波动对贸易收支和国内价格水平的影响不大。克鲁格曼（P.Krugman，1989）通过“沉淀成本模型”（sustainabilityofexchangerate）对此现象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厂商存在完全静态预期时，每一个厂商都会有一个类似于汇率波动的“无变动范围”（rangeofnochange），汇率变动只要不超过这个范围，厂商就会维持现状而不调整产品价格；即使厂商不存在完全静态预期，即不认为未来与现在一模一样，厂商会根据对未来的预期汇率来制定计划：如果厂商认为目前有利的汇率是暂时的，他们不会立即进入该市场；如果厂商认为目前汇率不利是暂时的，他们也不会立即退出该市场，即厂商对汇率的反应受到回归预期的限制。除了预期的影响外，第二个原因——汇率变动的不稳定性也加剧了贸易的惰性，从而影响到汇率的自动调节机制。现实中，汇率的波动幅度很大，这种剧烈而频繁的波动使厂商采取一种“观望”态度：他们既不愿轻易进入一个市场，也不愿轻易退出一个市场。造成汇率不稳定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汇率的超调（overshooting）。多恩布什（Dornbusch，1976）提出的超调模型，认为商品市场与资产市场价格的调整速度是不同的，商品市场上价格水平短期内具有粘性的特点，使得短期内汇率的变动大于长期水平。二是预期推动。汇率决定的资产市场分析法认为，影响本币存款预期回报率和外币存款预期回报率的因素有很多，如价格水平、通胀率、进出口需求、货币供给的预期以及关税和限额等，这些因素中任一预期发生变动都将直接影响到本外币存款的预期回报率，从而对汇率发生影响。另外，噪声模型在解释汇率剧烈波动时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该模型指出噪声交易者的存在干扰了市场的稳定预期和理，从根本上造成了市场的不稳定。
完全的固定汇率制与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在解决内外均衡方面都存在不少缺陷，相比之下，中间汇率制度似乎更为有效。然而，关于中间汇率制度的争论却最多，特别是近年来，由于采取中间汇率制的国家在对付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时普遍表现不佳，更引起了人们对这一类汇率安排的怀疑。王学武（2000）认为，在资本项目开放后，实行中间汇率制度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中间汇率制度集中了固定与浮动制度两者的缺陷。当然，中间汇率制度同时也具备了固定与浮动汇率制度的各自优点。威廉姆森（1983）建议，在固定与浮动汇率之间采取一种折衷的办法，主张采取“汇率目标区制度”。克鲁格曼（1989）在对浮动汇率制度的运行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后，主张国际货币体系“最终回归一种可以相机调整，多少比较固定的汇率体制”。易纲（2000）也认为在资本账户没有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有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现实中不少实行中间汇率制的国家成功避免外部冲击的例子，也给我们提供了实证依据。而且，由于人们对中间汇率制度的研究仍很不足，理论上尚未证明实行中间汇率制度必不可行的结论，因此中间汇率制仍是一国汇率制度选择的重要依据，关于中间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孰优孰劣的争论仍将继续下去。
（二）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产权因素
经济结构决定论认为，一国选择哪种汇率制度，应从该国的经济结构特征去考虑。海勒（1978）认为，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与以下结构因素有关：国家整体规模、经济开放程度、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通货膨胀率、贸易格局。波尔森（Poirson，2001）以1990—1998年间93个国家为样本，提出了衡量汇率制度灵活性的指标体系，并指出，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有：通货膨胀率、外汇储备水平、生产和产品多样化、贸易冲击脆弱性、政治稳定性、经济规模或GDP大小、资本流动、失业率或通胀诱因以及外币定值债务等。史晋川和沈国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汇率制度选择的多变量标准，并将这些标准按其与汇率制度灵活性指标的相关性进行分类，指出应以相关性为正的指标选择汇率制度。
经济结构决定论试图从一国经济的内在因素上分析问题，立论的基础雄厚有力；从论证过程和论证方法上看，也做到了严谨、详尽。但是，这一派学者在论述时仅仅将视角集中在一国的经济结构因素上，而忽视了经济以外的其他重要的结构因素，特别是产权结构以及比产权内涵更广的制度因素。从产权的本质来讲，一项制度安排的均衡实际上就是各相关利益集团利益格局的均衡。制度的选择也就是具有不同产权利益的产权主体，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制度。这样，即使有一种制度安排能降低社会成本，增加社会福利，但如果可能给既得利益集团造成巨大的利益损失，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可能起来反对新制度，并将新制度的创新扼杀在摇篮里。汇率制度的选择同样遵守此项原则。T·W·舒尔茨（T[
.W.Schult2，1968）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一文中，按所提供给人的服务类型将制度分成了四类e.按照舒尔茨的分类，汇率制度应与货币制度、期货市场制度一起作为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而存在。建立在古典经济学基础上的成本收益决定论，在特定制度下经济人具有理的假设下，分析制度的均衡；而建立在制度理论基础上的汇率选择理论，则将汇率制度的选择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研究制度的供给与需求。一国政府作为汇率制度选择的主体，只有当其预期收益高于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成本时，他才会采取行动来增加汇率制度的供给、消除制度的不均衡。尽管如此，如果新汇率制度的选择会降低产权主体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产权主体的利益，那一国可能仍然会维持某种无效率的汇率制度。维持一种无效率的汇率制度安排和国家不能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这二者都属于政策失败。政策失败的起因有以下几种：产权主体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倾向和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等。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在分析汇率制度选择和预测汇率制度的演进方向时，必须结合基础的产权制度变迁的轨迹来认识。既然制度非均衡以及制度变迁的根源存在于该项制度下各行为主体的产权利益矛盾之中，制度变迁的方向取决于各行为主体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博弈均衡的结果，那么在分析汇率制度选择问题时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分析与之相关的各角色主体的目标和行为，他们相互之间的力量对比，并且还应以社会理性的眼光比较、选择某项制度所付出的成本和可能取得的收益。
汇率论文范文第4篇
完全的汇率传递是以世界市场的完全竟争为前提，而现实中大多数产品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美国经济学家多恩布什和克鲁格曼等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以及产业组织角度来分析解释汇率的不完全传递问题。
他们认为传统的汇率传递理论是以世界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的，即进出口厂商是贸易产品进出口价格的接受者，无法左右进出口价格，在这种前提下，当汇率变动时则会引起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同等变动。然而事实上，世界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大部分产品是差别产品，出口商有决定价格和产量的权力。在升值的情况下，出口商一般会通过降低成本等方式来抑制因货币升值而造成的价格上涨压力，从而导致不完全汇率传递。通常，市场集中程度越高、进口商品用国内货币标价的范围越大，汇率的传递系数越低;而产品的同质和替代程度提高、国外厂商相对于国内竞争者的市场份额扩大，汇率的传递系数就越高。
多恩布什认为一些产业组织因素也会影响汇率的传递，这些因素包括:市场集中程度、产品的同质性和替代程度等。一般说来，市场集中程度越高，厂商的垄断势力也越强，所以汇率的传递系数就越低:产品越具相似性，产品间的替代程度越强，则厂商的垄断势力越小，汇率的传递系数就越大。
2、沉淀成本
美国经济学家迪克希特和克鲁格曼从供给角度分析了汇率传递不完全的原因，他们同时也建立了汇率传递的沉淀成本模型[’61。该模型的思想是:在产品存在差异的情况的情形下，出口厂商不仅要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确定合理的价格，还必须投入一部分资源用于开发市场，建立分销网络，针对外国人的需求进行研发以使产品适应外国市场等。这些投入成本是为进入外国市场而支出的，然而这些成本一旦支出就可以被看作沉淀了，因为厂商不能轻而易举地廉价出售它的资产，无论是无形资产还是有形资产。由于沉淀成本的不可逆转性，以只有当厂商预期能够弥补沉淀成本时，他才会进入一个市场，一旦成本己经沉淀，即使厂商只能弥补可变成本，它也仍然会留在市场中不会退出。
事实上，当存在沉淀成本时，厂商会对未来利润的贴现值与当前利润进行比较然后做出决策，而不会一直因为有了沉淀成本而不进入市场。因此该模型有一定的缺陷。
3、市场份额
美国经济学家弗路特与克兰帕尔从分析厂商的市场份额角度研究了汇率传递问题。他们认为如果垄断厂商以其市场份额作为经营目标，那么对未来汇率的预期会影响厂商目前的定价策略与市场份额[47l。
汇率论文范文第5篇
汇率水平是影响进出口贸易的一个重大因素。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本币升值，意味着其它国家的货币贬值，在进行出口贸易的时候，同样的货物进口国需要拿出更多的本国货币，因此进口国可能转而求其它国的商品，不利于本国的出口。而本币贬值，意味这他国的货币升值，进口同样的货品需要更多的本币，不利于他国出口。
汇率变动会影响进出口贸易以及贸易收支，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汇率变动引起收入变化，影响进出口贸易
汇率变动的最直接体现就是本币的升值或贬值。货币升值会造成进口商品价格下降，而出口商品价格上升，虽然不利于出口，但是可以改善国际收支，货币贬值则可以达到相反的效果。但是实际上，货币的贬值对收入的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贬值会造成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出口商品价格下降，从而使得贸易条件恶化。与此同时，在同样名义收入水平下，消费者只能购买较少的商品，也就是导致实际收入的下降，这必然导致该国支出的下降，从而改善贸易收支。另外，如该国存在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则贬值可以刺激国内外居民对本国该种产品的需求。根据凯恩斯经济学的原理，民众的经济支出会通过凯恩斯乘数而数倍提高国民收入，国民收入的提高又会提高国内支出，达到良性循环的结果。
2.汇率变动引起价格传递，影响进出口贸易
前面说到，汇率变动的最直接体现是货币的相对价格上升或下降，这首先在进出口贸易中体现出来。但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国际市场的价格变动最终也会影响国内市场的一般价格。因此汇率的变动会引起国内一般价格水平，从而影响进出口商的贸易额和国家的贸易收支，这从以下两个方面体现：首先，货币的升值是以本币表示的进口商品价格下跌，如原料或半成品，然后通过价格传递，影响最终商品成本的下跌和价格的下跌。其次，汇率变动会使得贸易收支发生变化，如货币贬值后会出现贸易收支顺差，然后使得外汇储备增加，而外汇储备的增加，又使得央行必须通过购买外汇而在国内市场上投放更多的基础货币。显然，更多的基础货币会导致通货膨胀。近两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的增长，尽管不是人民币贬值的结果，但是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国际经济的变化，使得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较高就是很好的说明。当通货膨胀出现的时候，其实是鼓励人们消费，因为在名义货币不变的情况下，公众更有意愿将货币转化成有形的资产，客观上又会推动物价上升。
二、应对汇率变化的一般对策
应对汇率变化的一般对策主要从进出口贸易中多样化的进口来源，结算货币的选择，以及利用各种金融工具。
1.选择多样化的进口来源
如同一国货币紧盯着另一国货币有很大风险一样，进口来源的单一很容易使得出口商转移汇率风险，甚至操纵价格。因为如果进口来源过于单一，反映了该国的某种资源对其贸易对象国或者地区的高度依赖。2007年底和2008年7月发生的两次大的石油涨价行为可以说明这一切，因为全球的石油资源过渡依赖一些产油国或地区。某些资源过于依赖单一国家或地区，必然导致企业的经营严重受制于该国的货币汇率的波动，该国进而将汇率的风险转嫁到进口商。这种单独的依赖本来就是不明智的选择，再加上当前全球经济的不明朗，进口商的经营风险进一步放大。因此，必须适当地扩大进出口业务的地域分布，在国际范围内分散原料来源和销售地点，在多个资金市场上以多种货币筹措资金，按照汇率走势和国际贸易形势，建立一定的货币组合，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分散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外汇风险。
2.进出口贸易中选择合理或多种交易币种
进出口贸易中的出口，特别是出口商要选择合理的货币作为结算和付款的币种，当然这一般是进出口商双方博弈的结果。因此，在有关对外贸易和借贷等经济交易中，签订合同时选择何种币种，作为计价结算的货币或计值清偿的货币，直接关系到交易双方是否将承担汇率风险。一般而言，出口贸易采取硬币计价，以防汇率贬值给自己带来损失，而进口商会选择软币，以避免升值造成的汇兑损失。如当前的国际贸易中，欧元和人民币有升值的压力，而美元贬值已经成为现实，因此出口商更多意愿是以欧元和人民币作为结算和付款的币种，而进口上则更愿意选择美元结算。当然在实际进出口贸易中，双方博弈的结果一般是约定采用一部分硬币和一部分软币，甚至多种货币计价和付款。其结果是进出口商共同承担汇率的风险，增大了谈判的成功率。在长期合同中，还可以使用货币保值的方式，即选择某种与合同货币不一致的、价值稳定的货币，将合同金额转换成用所选的货币来表示，在结算或清偿时，按所选货币表示的金额以合同货币来完成支付。还有一种降低汇率风险的办法是，出口时虽然选择了软币，但可以适当提高价格以防货币贬值风险，进口时选择了硬币，则可以适当压低价格以防范升值损失。
3.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工具低于汇率风险
金融工具的出现本身就是因为汇率风险转嫁的必然结果，而通过一定的金融工具，进出口商也共同承担了汇率风险，或者向后推迟了承担汇率风险的必然结果。对于金融业发达的国家而言，积极地利用金融工具已经司空见惯，因此发展中国家对金融工具的利用显得更为迫切。这些国家一方面要加快国家的外汇市场建设，推出各类外汇业务，一方面企业则需要积极利用外汇市场及其金融衍生工具来规避外汇风险。企业可以运用远期外汇交易、外汇期权交易、出口押汇、出口商业发票贴现、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NDF)业务、外汇借款等多种方式转嫁汇率风险。
三、结束语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非常不明朗，国际金融中心华尔街被拯救，石油价格风险较高，日本经济长期的疲软以及世界经济经近几年高速发展之后也出现减缓的迹象，即使保持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也因为内外因素出现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当前国际经济已经融为一体，休戚相关，因此国家之间的货币比值变得比以往更加敏感。近日，美欧等六国的中央银行集体宣布降息以促进经济发展足以表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程度非常之高。但是对于进出口商而言，汇率变化的巨大风险不能仅仅靠国家的财政政策来进行规避，他们需要选择更多进口来源，需要更灵活的结算货币，以及选择更多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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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论文范文第6篇
2002年末以来，在美、日等国以及IMF等国际组织言论的引导下，人民币汇率水平问题又一次成为了国际国内关注的焦点。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一次不再是讨论人民币是否应该贬值的问题，而是聚焦于人民币目前面临的升值压力。国内学者就此问题的看法基本分为两类：一种认为目前人民币汇率确实被低估了，应该（小幅）升值；另一种则认为应该继续维持目前的汇率水平。可见即便是最为保守的观点也不再认为人民币汇率存在贬值的可能，贬值之音似乎已经销声匿迹。
汇率是两国货币的比价。因此本文试图把人民币汇率问题回归到其货币问题的本质，在区分短期汇率决定和长期汇率决定的基础上，侧重于从货币供应量和物价趋势的角度，探讨人民币汇率水平由短期升值压力和长期贬值压力所构成的困境。
一、人民币短期汇率面临的升值压力
短期汇率水平是由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决定的。由于我国至今实行的是对贸易的强制结售汇制和对银行外汇头寸的额度管理，因此非政府部门对外汇保有量的调节余地不大，致使国际收支的差额基本上都被反映到了外汇市场的供求量上。又由于我国自1994年起就进入经常项目、金融与资本项目双顺差的格局（仅1998年例外），因此在国内外汇市场上，外汇的供给远大于外汇的需求，使得央行不得不大量买人外汇以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以致我国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可见，从市场实际外汇供求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在一段时期以来一直面临着升值的巨大压力，完全依靠着央行在汇市单方面的买汇干预才避免了汇率升值的发生。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以及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也正是国际舆论攻击我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低估币值的主要理由之一。
所以，目前人民币确实面临着短期升值的巨大压力。
二、人民币长期汇率面临潜在的贬值趋势
（一）购买力平价模型是对当前均衡汇率水平的测定
较多的经济学家认同购买力平价模型是信用本位制下寻求均衡汇率水平的基石。尽管对模型中使用的物价概念，如商品范围、权重等因素的处理各有不同，但无论是国际金融机构、国外学者，还是国内专家，在近期计算得到的人民币对美元的购买力平价水平都远低于目前1美元兑换8.27元人民币的市场汇率水平。正是根据这一研究结果，许多中外学者认同当前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了。
绝对购买力平价模型关注的是某一时点上中外的物价水平，相对购买力平价模型关注的是至某一时点止的过去一段时期内发生的相对物价的变化，可见购买力平价模型是通过对至今为止的物价的计算，求得当前均衡汇率的理论值。
沿用相对购买力平价的思路，如果要预测未来均衡汇率的变化趋势，就应该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物价变化。在这方面，货币模型有其独到之处。
（二）货币模型与长期汇率趋势
货币模型通过物价变动这个变量，将货币供应量与长期均衡汇率水平联系在一起，具体的传导机制是，在产出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一国货币供应量相对于他国更快的增长，将引起该国相对物价水平的上升，进而导致其汇率的贬值；在潜在产出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如果一国货币供应量相对于其产出的增长速度快于他国，则该国的相对物价水平将上升，进而导致其汇率的贬值。
然而货币供应量相对于产出的更快扩张未必立即引起物价水平的上升，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间可能存在一定的时滞，因此，已经发生的货币扩张未必立即在汇率上得到反应。但是，作为一种存量，货币供应量的不断超额累积则预示着通账风险的集聚，若不加以控制，终将在某些因素的促发下，点燃通胀的导火索，进而对本币汇率产生贬值的压力，所以，货币供应量相对于产出更快的扩张，对未来的汇率趋势是有着预示作用的。
（三）潜在的通胀压力与人民币长期汇率趋势
根据费雪的交易方程式MV＝PT，其中P代表物价水平、M代表货币供应量、V代表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流通速度、T代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实际交易量，有dP／P＝dM／M+dV／V-dT／T.由于V在短时期内可以因多种因素发生变化，但在长时期内，V主要取决于支付制度和人们的支付习惯，故可以合理地假定为不变，即有dV／V＝0，因此，从长期来看，如果M的增速长期高于T的增速，即倘若dM／M>dT／T，则终将引发物价的上涨，即dP／P>0.也就是说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大量货币追逐少量商品是发生通货膨胀的根源。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上式可以推得-dV／V＝dM／M-d（PT）／（PT），因此，如果货币供应量M相对于名义交易量PT有更快的增长，即倘若dM／M>d（PT）／（PT），则意味着短期内货币流通速度V的暂时下降（即dV／V<0），以及通货膨胀压力的积累，从长期来看，随着V的回升，通胀压力必将随之释放。由于dM／M>d（PT）／（PT）也意味着M／PT这一比例的不断攀升，因此，后者也是衡量通胀潜在压力的指标。
由于一定时期内的实际交易量T难以测量，因此，在假定经济货币化程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通常使用同时期最终商品和劳务的产出量（实际GDP）来代替T，用名义GDP来代替PT.又由于M1是交易的媒介，能够直接形成购买力，而准货币则能较为容易地转化为M1，是潜在的购买力，所以通常以M1／GDP和M2／GDP这两个指标来对货币与商品的名义相对量进行衡量，再通过横向与纵向的比较，预示通胀的潜在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M1、M2）每年的增长速度几乎都远快于同期实际GDP增速与物价涨幅之和。1978年到2002年，我国名义GDP的年均增速为14.94%，而同期M1和M2的年均增速分别为22.29%和24.96%，比GDP增速高出50%左右。货币供应量更快的增长使得MI／GDP和M2／GDP这两个比例迅速彪升，至2002年，已分别高达70.96%和182.42%，这不仅已远高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也显著地高于韩国、印度等周边发展中国家
2.印度是2001年的数据。
作为一个逐步走向市场化的国家，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是80年代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速长期高于名义GDP增速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如今出现的货币供应量与名义GDP比例远远高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现象则已经超出了经济货币化可以解释的范畴，只能说明目前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确实已经下降到了一个举世无双的极低水平。
我国经济自1998年起陷入通货紧缩后，在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引导下，货币供应量的增速基本保持在同期名义GDP增速的近2.5倍的高水平，但与此同时，由物价水平负增长所造成的通货紧缩预期却抑制了人们的消费欲望，而各项改革的推进又增添了人们对未来收支的不确定性，由此产生持币观望、储币预防的心态，致使新增货币被大量沉淀下来。因而在我国，具有价值贮藏功能、体现预防性动机的准货币占GDP的比例也较表1.中的所有其他国家（地区）要明显高出许多。
尽管近年来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暂时遏制了高货币存量向通货膨胀方向的演变，但是倘若出现某些因素促使人们消除对通货紧缩的预期、继而产生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则随着沉淀的货币投入周转，大量货币追逐少量商品的局面将成为现实。而且在通胀预期下，人们急于将手中的货币兑换成商品，可能使货币流通速度回升至高于其长期水平的状态，从而加剧物价上涨的势头，因此，不排除形成严重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可能。
可见，过[来
高的货币存量所形成的潜在的恶性通胀压力预示着未来人民币汇率存在贬值的可能。
（四）通货膨胀的导火索
现实的物价上涨是改变人们长期形成的通缩预期的主要诱因，而在居民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这种初始的物价上涨则大多是由外生的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造成的。
2002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的物价环境已悄然出现了变化。受政府换届的影响，各地政府投资冲动高涨，推动了投资需求的扩张，继而带动了生产资料价格的回升。同时，受海湾局势不稳定的影响，国际油价上涨，带动了国内油价的不断攀高。部分受此影响，从2003年1月起，居民消费价格也一改长期下跌的态势，出现微幅的回升。
特别值得引起重视的是，2003年国庆后的短短数周，在粮食价格上涨的推动下，全国各地农副产品价格突然出现大面积的快速上涨，一些价格在一两周内的涨幅竟高达20%.据国内粮食问题专家称，从今年开始恰逢我国粮食生产自然遵循的短周期的谷底与长周期的谷度相叠加的阶段，加之近几年粮食播种面积的不断减少、种植结构的调整以及今年入秋以来水灾严重，国内粮食将连续数年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与此同时，因美澳等主要产区受灾减产，国际粮价节节走高，从而限制了我国从国际市场的大量进口。因而，国内粮食价格在供给冲击下快速上涨。由于粮食是其他农副产品的原料或饲料，也是诸多工业的原材料，因此，粮价的上涨必会对其他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形成刚性的推动；加之农副产品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2002年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仍分别高达37.7%和46.2%，说明食品消费在居民支出结构中仍占据相当大的份额，因此，农副产品的突然涨价将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并严重影响人们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促使通胀预期的形成。考虑到国内粮食储备的逐年减少以及粮食生产形成新增供给能力的周期较长这两个因素，对于此次农产品价格上涨将对整个物价水平造成的后续影响值得引起高度的重视。
在外生性供求冲击的影响下，国内物价回升迹象明显，并由此逐步改变着人们对未来物价趋势的预期，进而可能促使巨额的货币存量转变为实际购买力，形成供给推动型通胀和需求拉动型通胀的交互作用，共同引导通货膨胀时代的到来。
三、汇率趋势相悖造成的困境
（一）汇率政策面临的困境
由近期国际收支大幅顺差所造成的人民币短期汇率的升值趋势，和由过高的货币存量所集聚的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所造成的人民币汇率长期的贬值趋势，构成了目前人民币汇率升值不妥、贬值亦不妥的困境。而且，一旦处置不当，将给国际国内游资提供巨大的套汇空间，进而引发金融动荡，并对国内经济造成严重伤害。
尽管出现一定的通货膨胀能推高国内物价，有助于减少贸易顺差，进而减轻人民币短期升值的压力，从而缓解长短期汇率趋势的困境，但在目前极低的利率环境下，即使是出现温和的通胀也会给利率政策的操作带来极大的困难。
（二）利率政策面临的困境
在货币存量业已过量累积的背景下，由外生性冲击造成的轻微通胀是否会一发不可收，这关键取决于人们对物价前景的预期。人们对于未来物价将上涨的预期是不断推动实际物价水平螺旋式攀升的内在动力。
所以，在通胀初露端倪之际，就立即小幅提升利率，将通胀萌芽彻底遏制，有助于人们维持对于物价稳定的预期，阻断物价内生性攀升的路径，因此是控制通胀最为有效的方式。但是，立即提升利率的做法虽能防治通胀，却提高了国内外（实际）利差的水平，反而会增添眼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剧汇率水平面临的困境。
如果容忍物价水平的上涨，在目前极低的存款利率水平下，即便是出现每年2—3个百分点的温和通胀，就会令一年期、甚至五年期的定期存款陷入实际利率为负的境地，加之实际物价水平的提高会形成对未来物价继续上涨的预期，这将导致人们把存款大量提现，购买实物以期保值，从而引发一定程度的抢购风潮，推动物价更快地上涨。为了稳定人们对储蓄的信心、抑制抢购，央行将被迫提高存款利率，而且提高幅度必须较为可观才能收到实效。在目前的利率体系下，作为基准利率的法定存款利率出现可观的提升必然带动市场利率的普遍攀升，导致固定收益率证券的价格大幅下跌。
在近几年低利率的环境下，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施行，已经发行了大量中长期、低固定票面利率的国债和金融债，其中的大部分被这些年资金宽裕的银行和保险公司所持有。利率上升导致国债价格的暴跌将迫使这些金融机构大量计提减值准备，削弱其赢利能力，这对于寄希望于在人世缓冲期内尽快消化不良资产的中国银行业不啻为一个沉重的打击，甚至还会危及一些寿险公司未来的偿付能力。
尽管可以通过对国债施行保值贴补来保证金融机构的利益，但由于每一个百分点的保值贴补率将使中央财政每年多支出超过300亿元，这对于财政赤字业已庞大、尚有近3000亿元出口退税欠款未偿的中央财政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目前并不具备对固息国债实施保值贴补的经济条件。
四、突破困境之路
（一）平衡贸易收支，化解短期升值压力
1.继续降低出口退税率
我国自1985年开始实行出口退税制度，退税率几经起落，至1999年，为了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造成的严峻挑战，一举将平均退税率调高至15.11%的水平。但目前出口退税欠税的问题却相当严重。据统计，截至2002年末，累计出口退税欠款已达2477亿元，预计2003年底将超过3000亿元。巨额的出口退税已令中央财政不堪重负，因此，在高比例退税支持下的贸易顺差是被扭曲了的、是缺乏可持续性的。2003年10月13日，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拉开了降低出口退税平均水平的序幕。
通过在适当时机进一步降低出口退税率，减少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不仅能使贸易顺差合理减少、减轻人民币短期面临的升值压力，还能起到减轻财政的负担、优化出口结构的功效。
2.加快履行入世承诺
根据入世协议的规定，我国的平均进口关税在5年入世缓冲期内将逐步降低。面对目前由国际收支顺差带来的升值压力，我国可以加快履行入世承诺的步伐，提前降低关税等进口障碍，同时增加战略性物资储备的进口，这样，通过增加进口，不仅能缓解短期升值的压力，还能为我国在世贸组织赢得良好的声誉，更能为未来经济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源储备。
（二）疏导通胀压力，削弱长期贬值倾向
1.维护物价稳定的预期
鉴于预期在通胀形成中的关键作用，使人们确立未来物价将保持稳定的看法在防治通胀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一方面政府可以利用在90年代初期成功治理通胀所赢得的声誉，在舆论导向上倡导零通胀下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抑制“搞一点通胀也无妨”之类言论的蔓延，促使人们形成政府将有效抑制通胀发生的预期，从而对未来物价环境的稳定抱有信心；另一方面，对于外生性的冲击，政府应动用储备予以遏制，并协调相关物资的生产和进口计划，缩小未来的供求缺口，特别是对于粮价等牵涉城乡平衡发展大计、应该合理回升的因素，应通过库存储备和产量计划的调节，使其价格保持每年稳中略升的态势，杜绝因供求缺口过大以致价格突然暴涨现象的发生，以免引发恐慌，进而对物价预期造成冲击。
2.降低货币供应增速
在目前我国经济已经复苏的背景下，货币政策不必再延续前几年通过货币供应量的超高增长来诱导经济回升的策略，而应该将货币政策的重心转移到维持经济在低通胀下的健康成长上来。因此，需要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使其与名义GDP的增速保持恰当比例，从
而减少超额货币的积累，以免进一步加大通胀的压力。
3.拓展多层次市场，吸纳货币存量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若要控制物价上涨，一是收缩货币供应，二是将货币引导到商品劳务市场以外其他市场。前者将引起市场利率的上扬，后者可能引发其他市场泡沫的积累。这些举措对于目前我国的经济来说均不可取。
汇率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钉住汇率有管理浮动汇率汇率制度改革
自1994年开始，我国建立起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近年来的市场表现说明，人民币汇率已经异化为单一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虽然这一制度在稳定外汇市场、扩大出口和吸引外资等方面都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在目前的国内经济和国际金融形势下，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因此，改革人民币汇率势在必行。
1人民币汇率存在的主要问题
1.1现行的单一钉住汇率比较刻板，不能及时反映对外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化
当我国和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周期不尽一致，尤其是两种货币的利差较大时，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增加。一般地说，一国汇率制度或货币政策的安排是同它的经济周期相一致的。在钉住汇率下，钉住国的汇率必然随着被钉住国汇率的变化而变化。当钉住国的经济周期同被钉住国不一致时，钉住国汇率变化的方向很可能对其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这种情况必然带来其国内货币政策的扭曲，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1.2在世界经济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决定出口不是名义汇率而是实际有效汇率
人民币名义汇率不能真实反映市场的供求变化状况，加剧了国内外物价的脱节，不利于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当我国贸易出口竞争国的汇率大幅波动时，不利于发挥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调节作用。而实际汇率的贬值将改变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的比例，促使出口增加。而实际汇率的升值将导致出口能力下降。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我国的名义有效汇率变化不太大，但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了30％以上。但由于我国的人民币汇率是钉住美元的，当我国贸易出口竞争国通过贬值扩大出口时，就必然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产生很大的压力。为了钉住美元，我国不得不在贸易中做出较大的牺牲。
1．3不利于培育金融机构和企业的汇率风险意识和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
汇率风险来自于汇率变化的不确定性。由于汇率的变化，使得在外汇交易和进出口贸易结算中的风险不断增加，金融机构和进出口企业作为外汇交易和贸易的主要参与者，必须增强风险意识，并运用灵活的风险管理技巧，才能规避交易中的风险。然而，在单一钉住汇率条件下，汇率的变化被人为的因素所左右，从表面上看，汇率的风险降低了。但由于被钉住的汇率是浮动的，因此这种人为地控制汇率变化是根本做不到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会淡化人们的风险意识，对于外汇交易的主体必然是不利的。
1.4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不完善，对国内企业实行的强制结售汇使得中央银行承担了每天外汇供求差额的责任
强制性的结售汇不仅使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处于一种不平等的竞争地位，而且强制性的结汇还使中央银行处于被动地位。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超过4000亿美元，但当外汇储备增加到一定数量后，如果在国内企业外汇需求不多的情况下，中央银行还要继续买入市场多余的外汇。而买入外汇的同时需要支付人民币，这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将会影响国家宏观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1.5加剧了资本外逃
资本外逃是一种不正常的资本流动，随着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相继出现资本外逃的现象。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也出现了较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然而，我国资本外逃的原因却不同于墨西哥、俄罗斯和东南亚国家：一是我国的资本外逃不是因为投资者出于恐慌或怀疑而导致短期资本流动；二是我国的资本外逃也不是对政治或经济危机、税负加重、恶性通货膨胀等因素所作出的反映。实际上我国资本外逃的原因除了在于来自压抑的金融环境、不成熟的金融市场以及不完善的法律监管外，还在于对外汇风险的规避。虽然政府承诺保持不贬值，但是在人民币汇率钉住美元的情况下，周边国家货币的贬值却加剧了人们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资本外逃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
2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
2.1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促进因素
2．1．1国内金融市场的更加开放
根据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将进入新的阶段，要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金融市场体系和组织体系。从目前的改革来看，利率市场化正在逐步推进，货币市场的改革和发展已取得明显成效，资本市场的发展也进入新的阶段。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外贸和外资的总量、流向和结构都将发生显著变化，从而对外汇市场的供求基础产生影响；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国内市场后，将对国内金融交易服务提出全新的要求；服务于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中心，也将受到来自国外金融中介机构激烈竞争的挑战。
2．1．2国际金融市场发展趋势多变
从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看，一是经济和金融的国际化推动着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因特网技术的发展将使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二是金融市场的电子化极大地提高着市场发展的速度和效率；三是市场创新层出不穷，在活跃市场的同时也使市场投机活动日益猖獗，市场风险进一步加大，市场监管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2．1．3亚洲货币合作的进程加快
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过分依赖美元的汇率安排威胁到了亚洲经济的稳定发展，亚洲国家要维护金融稳定，不能依赖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必须积极开展亚洲货币合作。其模式有中国与东盟十国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中国、日本、韩国三国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日本与东盟十国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三种模式。不论哪种模式，加强亚洲地区的贸易和金融的合作，已成为亚洲各国和地区的普遍要求。随着我国与周边国家经济贸易关系的加强，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角度，我国应当以积极的态度推进亚洲的货币合作。通过货币合作促进成员间贸易的进一步增长、稳定成员间汇率和促进区域的金融稳定。
2.2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目标和思路
根据我国实际，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主要是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确定汇率水平；二是确定汇率调整方式。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绝不能操之过急、一蹴而就。同时应综合考虑多方利益，把汇率制度改革同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国际收支状况、国际货币合作及国际汇率制度的新趋势联系起来，制定好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近、中、长期目标。
（1）近期目标是逐步由单一钉住过渡为钉住一篮子货币，以适应贸易与资本流动对汇率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能像一些小国那样只对美元作出反映。当前，欧元诞生后的国际货币市场已呈现美、欧、日三分天下的态势。由于中国与世界上很多国家进行贸易与资本往来，一旦国际贸易形势与世界货币市场发生变化，与美元的单线联系将无法全面反映这些因素的变动。因此，恰当的选择应该是钉住一篮子货币，通过篮子货币及其权重将中国与外国的经济联系程度进行合理反映。事实上我国货币当局近年来一直采用一篮子货币来监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及其合理性。尤其是美国、日本、香港、欧盟、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韩国和台湾十大经济体与国内的贸易占对世界贸易总额的80％以上，可以将上述十个经济体作为一篮子货币。基本思路是设计一个多种货币所构成的虚拟货币，人民币汇率在进行调控时不再钉住美元，而是钉住人民币与该虚拟货币的汇率。同时，该虚拟货币应具备三个特征。一是包含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币种，二是该虚拟货币的汇率能够反映中国产品在所有境外市场上的总体竞争力，三是该虚拟货币的升值与贬值反映出短期国际资金流出（入）中国市场的可能变化方向。
汇率论文范文第8篇
购买力平价理论由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GustavCassel)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式提出，在20世纪20年代得到广泛关注，很多学者参与到这一理论的研究和讨论上来。
(一)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提出背景
从1916年到1936年的20年中，卡塞尔至少发表了25种英文著作来阐释购买力平价理论(Officer，1982，p86)，他对购买力平价理论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
卡塞尔提出购买力平价理论，主要是试图为一战后各国重新确定汇率水平提供一个方法和理论根据。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很多国家放弃了金本位制度，大量发行银行券，使货币的购买力以不同程度大大下降，所以战后不能直接按照战前的金平价制定汇率。如果要恢复战前的金本位制度和铸币平价，就必须收缩货币，降低物价水平，但这会造成经济衰退和失业上升，使已经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雪上加霜。卡塞尔认为无需用沉重的代价回到过去的金平价上面，他提出了在纸币制度下两个独立的货币之间的汇率决定原则，即购买力平价理论。(Cassel，1922[1923]，pp.137-138)
(二)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内容
卡塞尔认为应该根据两国货币的相对购买力来确定它们之间的汇率，他的逻辑是：对一个国家的货币的需求，其实是对这种货币的购买力的需求，所以货币的汇价应该由它们的相对购买力来决定。但卡塞尔随即指出这只是汇率决定的一个基本原则，实际上购买力平价无法计算出来。因为在本国持有外国货币不等于就直接拥有它在外国所代表的购买力，交通运输成本、关税、配额以及非关税壁垒等条件的限制，会使本国拥有的外币的价值受到影响，汇率也就不完全是不同货币的相对购买力的可靠反映。
因此卡塞尔提出了一个计算均衡汇率的可行的方法。这个方法是，首先选择一个基期，保证基期的汇率是均衡汇率。卡塞尔对“均衡汇率”的定义是能够使贸易收支平衡的汇率，就一战后来说，他把1914年战争爆发前的金平价看作是均衡汇率。当期的汇率可以通过基期的汇率乘以两国的通货膨胀率的比值得到，卡塞尔把通过这个方法计算出来的汇率叫做购买力平价，他认为可以根据这个平价来决定一战后各国之间的汇率水平。(Cassel，1922[1923]，pp.140-141)
(三)购买力平价的运用
当战争等扰动因素使正常的汇率中断，或者某个国家的汇率被认为高估或低估的时候，购买力平价通常被用来作为均衡汇率指标。一战后和二战后，购买力平价理论在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和制定各国的汇率时都被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讨论人民币汇率改革问题时，理论界也曾提出按照购买力来制定人民币汇率。
此外，股票经纪人、公司理财者也把购买力平价作为判断各种货币预期相对强弱的拇指规则，以用来进行投机或投资决策。在国际收入比较上面，购买力平价被作为换算工具，用来比较各国的主要国民经济指标，这样能够避免按照市场汇率转换而产生的偏差，因为市场汇率一般倾向于低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收入水平。
(四)购买力平价的运用和物价指数的选择
用名义汇率对相对价格进行最小二乘回归的检验结果，通常都拒绝购买力平价理论，除了发生高通货膨胀的国家外。考察实际汇率的“随机游走”假设，结果也没有证据表明汇率在长期收敛于购买力平价(AdlerandLehmann，1983)。而长时段数据的研究基本都支持购买力平价理论(LothianandTaylor，1996)，利用面板数据考察实际汇率，检验结果表明工业国家的数据比较支持长期购买力平价(FrankelandRose，1996)，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得出的结论则不一致。
2、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提倡者虽然承认市场汇率对购买力平价有偏离，但他们认为这种偏离是暂时的，汇率最终会趋向于购买力平价所决定的均衡汇率。巴拉萨(Balassa，1964)和萨缪尔森(Samuelson，1964)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市场汇率对购买力平价的偏离是系统性的，这一思想被称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一)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历史背景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思想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由哈罗德提出过，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30年后，这一理论引起广泛关注，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极大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国家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的破坏，战后重建需要大量进口，而外汇储备却非常有限，所以出现了所谓的“美元荒”。与西欧相反，美国经济在二战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美国提出帮助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刺激了西欧经济的发展，1950年，西欧各国经济已经基本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国际收支开始出现顺差，逐渐积累起美元和黄金储备，并由美元短缺逐渐变成了美元过剩。
与此同时，美国由于大量的对外援助、贷款计划和国外驻军费用支出，基本收支从1949年到1964年一直处于赤字状态，仅在1961年有少量的赢余。一开始美国并没有将国际收支赤字当作一个严重的问题，但随着赤字的不断积累，国外的美元持有量增加，美国的黄金储备开始流失，影响到对美元的信心问题。
美国50年代持续的国际收支赤字，最终引发了1960年美元危机，从而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1962年美国第87届国会的联合经济委员会专门开会讨论美国的国际收支和汇率问题，哈佛大学经济学家Houthakker在此次会议上作证，他认为美元汇率高估是国际收支赤字的根源，因而他建议使名义汇率贬值。Houthakker是以购买力平价作为均衡汇率，来衡量当时的汇率水平的(Houthakker，1962，p.297)。
(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理论内容
Houthakker(1962)的研究方法和结论遭到了巴拉萨和萨缪尔森的反对，他们分别写文章批驳Houthakker(1962)，同时也批驳了整个购买力平价理论，他们认为市场汇率对购买力平价的偏离是系统性的。
1.萨缪尔森的阐述
萨缪尔森(Samuelson，1964)对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批评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批判绝对购买力平价赖以成立的基础——一价定律。萨缪尔森指出由于很多商品不进入国际贸易，所以无法实现套利和一价定律。并且，即使每种商品都符合一价定律，但由于进入各国一般物价水平的商品及权重不同，汇率也不会等于计算出的购买力平价。
(2)批判生活成本指数，萨缪尔森认为生活成本指数依赖的也是商品套利和一价定律。他指出不可贸易品无法实现套利，虽然人口的跨国流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这些产品的价格差别，但并不足以保证生活成本平价的完全实现。
(3)批判购买力平价理论所认为的价格与汇率之间的因果关系。萨缪尔森指出不但汇率影响价格，而且价格也会影响汇率，所以他认为购买力平价理论只考虑价格变化对汇率的影响是缺乏说服力的。
(4)批判用出口品相对价格指数计算购买力平价的做法。萨缪尔森指出两国出口商品的种类可能完全不同，用不同商品的相对价格决定汇率是没有意义的。
2.巴拉萨的阐述
萨缪尔森(Samuelson，1964)虽然全面地批判了购买力平价理论及其相关的各种问题，指出不同国家的不可贸易品价格水平存在差别，以及富国的一般物价水平比穷国高，因而富国的汇率相对于购买力平价是高估的——这正是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核心思想。但萨缪尔森没有进一步阐述不可贸易品价格差别的原因和机制，而巴拉萨则系统地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下面介绍巴拉萨(Balassa，1964)的工作。
巴拉萨首先也对购买力平价理论提出了批评，他说，如果按照Houthakker的计算方法，不发达国家的汇率都被低估了，如果按照Houthakker的建议调整美元汇率的话，其他不发达国家的汇率也都应该升值。巴拉萨认为这是不可行的。
巴拉萨进一步指出了汇率系统偏离购买力平价的原因。其核心思想如下：
(a)套利使可贸易品部门服从一价定律，即按照市场汇率转换后各国的可贸易品部门价格相等；
(b)在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假设下，可贸易品部门工资的国际间差别对应于其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而劳动力的内部流动使一国可贸易品部门和不可贸易品部门的工资相等；
(c)因为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国际间差别比可贸易品部门小，而工资在一国内部又是相等的，所以劳动生产率越高的国家，其服务业价格越高；
(d)因为服务业部门进入一般物价指数的计算，但却不直接影响汇率，所以劳动生产率较高国家的购买力平价会低于其市场汇率；
(e)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国际间差别越大，工资和不可贸易品部门价格的国际间差别就越大，进而购买力平价与市场汇率的差距也就越大。
上面的分析表明名义汇率对购买力平价的偏离是系统性的，劳动生产率越高的国家，其一般物价水平也越高。
(三)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经验证据
无论是横截面数据回归还是时间序列数据分析，都表明一个事实：高收入区段存在比较显著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关系，而在低收入区段这一关系不太显著。
3、人民币汇率升值分析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和购买力平价理论在一定条件下是不矛盾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预测，人均收入(劳动生产率)越高的国家，其相对价格水平越高，两个具有相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其价格水平应该相等。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实证研究表明，长时段数据支持购买力平价理论，也就是说名义汇率在长期收敛于购买力平价所决定的均衡汇率。因为在长期，经济一般有收敛的趋势，尤其是发达国家，所以经过较长一段时期，两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或劳动生产率逐渐接近，其价格水平也逐渐接近，汇率趋向于购买力平价。在经济追赶完成的那个时点上，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所预测的均衡实际汇率与购买力平价所预测的汇率是相等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揭示了经济追赶过程中实际汇率的演变形态，而购买力平价理论则揭示了追赶完成后实际汇率的状态。
中国经济在过去的20多年中经历了长期快速增长，并且仍处于追赶过程中，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所要求的条件相吻合。从这一视角来考察人民币实际汇率，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和政策意义。学术界对这一假说的意义也逐渐重视起来，最早直接利用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研究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文献出现在2001年，此后有十几篇类似的文献陆续出现(卢锋，2006a)。通过网络检索，最近这类文献还在大量涌现。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认为，一国在长期经济追赶过程中实际汇率会出现升值，这正是我国目前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的理论根据，我国经济持续二十多年的快速增长是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基本面因素。随着我国经济继续不断的快速发展，人民币汇率还会继续升值。
至于中国在经济改革的初期，实际汇率演变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预测不符合的情况，则有其它的原因可以解释，并不说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无效。Itoetal.(1997，p.7)从体制转型的角度解释中国实际汇率随经济增长而下降的现象，他指出中国的实际汇率在计划经济时期被高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实际汇率有一个向正常水平的回归。卢锋(2006b)也从体制转型的角度解释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演变情况。
4、结论
经过20多年的快速增长，人民币实际汇率调整将成为我国经济未来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以其简明清晰的理论逻辑和比较强的经验证据，对研究人民币实际汇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与这一标准理论的方法论相一致，应当把劳动生产率的相对追赶作为观察分析人民币矛盾运动的基本视角。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要加强对我国劳动生产率、工资、国际收支等变量的直接度量，减少相关变量度量误差对分析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要结合我国体制转型等特殊影响条件，不断深化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演变规律的认识。
参考文献：
[1]Samuelson，Paul(1964).“Theoreticalnotesontradeproblems.”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46(2)：145-154.
[2]干杏娣.《经济增长与汇率变动——百年美元汇率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3]卢锋.“人民币实际汇率之谜(1979-2005)——中国经济追赶实践提出的挑战性问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文讨论稿》No.C2006003.2006.2.
[4]卢锋.“体制转型与汇率演变——人民币实际汇率长期走势研究之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文讨论稿》No.C2006009.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