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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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1995年借世妇会的东风在北京成立，是中国女性文学领域的全国性学术团体。成立12年来，已经在北京、南京、厦门、北京一承德、贵阳、哈尔滨、开封一洛阳等地召开了7次学术研讨会，并与中国作协、中国版协、中华文学基金会等单位共同牵头主持了两届中国女性文学的评奖，对中国的女性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工作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次会议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和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主办，山西省女作家协会、《名作欣赏》杂志社、山西文学院、山西大学文学院以及河北教育出版社协办。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张平，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傅书华，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毓庆，山西省女作家协会主席蒋韵等专家学者和著名作家叶兆言、毕飞宇等人出席了开幕式。
本次大会收到论文七十余篇，专著近二十部。在大会发言中，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开拓者、第一位女性文学博士生导师刘思谦教授和第一位以女性文学话题登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著名学者、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生导师李玲教授分别就两性和谐和社会发展、女性文学的体性等宏观问题作了高屋建瓴的发言。
与会者就文学历史和性别视野、女性文学主体性建构、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女性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女学生与现代妇女写作的发生、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及批评中的误区与出路、文学母题与女性创作、女性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美女作家与消费文化以及高等院校的女性文学教学等诸多当代女性文化和女性文学的热点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认为，女性文学创作通过二十多年的繁荣和发展，各路创作主体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女性文学观照人生和世界，反思传统性别文化和女性自身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写作的女性将性别意识和性别视角同国家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乃至宗教情怀的意识整合在一起，女性文学的总体格局呈现出令人瞩目的多元化发展态势，创作日趋繁荣和理性，视野和主题更加宽广和深刻，而女性创作主体队伍的代际关系也愈发协调和熔融。
此外，本届大会还对高等教育国家级女性文学教材《女性文学教程》进行了研讨。作为中国第一部高校女性文学教材，《女性文学教程》的出版在当代文学历史、女性文化和文学发展历史、女性文学学科建设历史以及出版历史上均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是长期以来活跃在教学一线的专家学者们多们教学实践和性别研究成果的结晶，也是以女性文学委员会为标志的众多学者们多年默默耕耘的汗水和智慧，它涵盖和部分代表了中国女性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顶级学术水准。《女性文学教程》的学术视野开阔，涵盖古今中外，追求科学性、实用性和启发性，注重知识性、学理性和可读性。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西比较；吸纳；新变
20世纪80年代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相对其他西方批评流派与方法，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进和传播到中国的时间相对滞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国人对“Feiminsm”一词的中译文“女权主义”的普遍误读。“当时的人们对女权主义这一字眼有着某种反感，或惧怕，甚至厌恶。因为从字面上理解，女权主义仅仅关乎权力之争，因而可能是一种极端的女性的自我张扬、甚至恶性膨胀。如果说，许多词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这时候，作为一种大众想象，女权主义一词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张牙舞爪的女人。”因此，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时，人们对它之的态度是谨慎的。
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际关涉到的是一个文化过滤的过程，即接受者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对一种文学理论或文学现象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分析、借鉴与重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同样经过了这种“过滤”的过程。在中国20多年的理论实践中，它不断地被中国的批评家们所借用、改造，最终被“有效地”植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文学批评多元格局中的一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近20年的批评实践中，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已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域。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译介引进”、“批评实践勃兴”及“研究深化”三个阶段。
一、“译介引进"阶段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被引介入中国，大致经过了两个时期。
1．第一时期：1980年前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潮由国内一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在译介国外文学时介绍到中国。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学》第4期上发表《<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一文，较早地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1983年，她选编并附有序言及作者简介的《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系统地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及理论进行了译介。1986年，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这部著作因其所具有的理论原创性、体系性及较大的影响力，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处境的一个转折点。l980年至1987年间，虽然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但作为一种批评范式，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开始陆续被译介进中国，如黄梅的《女人与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80年6月)、李小江的《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2期)、王逢振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外国文学动态》，1986年第3期)、黎慧的《谈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6期)以及朱虹的《“女权主义”批评一瞥》(《外国文学动态》，1987年第7期)等文。
2．第二时期：1988年前后进人到第二个引介活跃和深化阶段。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引介更系统化和专业化，更注重学科性和可操作性的兼容。这期间，国内一些权威性学术期刊陆续刊发对此类文论的介绍和评述的文章，如《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上海文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加快了对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引介的步伐。一些学者编译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文集、汇编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文集以及出版的一些相关学术论著，如张京媛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陈志红的《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罗婷等编写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林树明的《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等等，都曾通过积极地译介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动态，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的引介者还介绍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对自身缺陷的反思与对未来的展望，对该批评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批评实践勃兴”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不再满足于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而是积极地将相关的批评理论运用于对中国新时期女作家作品的解读，进入到一个从“拿来主义”到“为我所用”的批评实践的勃兴期。其批评视角主要来源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提供的性别视角和重读策略，这一批评实践使得中国的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同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为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工具，拓宽了中国女性文学的批评研究视野，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如1989年出版的孟悦、戴锦华合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刘思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徐岱，学林出版社，2002)、《红豆——女性情爱文学的文化心理透视》(王立、刘卫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空前之迹l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王绯，商务印书馆，2004)、《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王艳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火凤冰栖一中国文学女性主义伦理批评》(王纯菲等，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戴锦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等学术论著均对中国女性文学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三、“研究深化"阶段
经过20多年的积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到研究的深化期，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中一支重要的流脉，涌现出一大批专家学者。这些学者大多供职于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通过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概念、流派、方法等引入，启发和带动了一批批年轻学者。再者，一些专门的学术团体和组织机构也在许多高校成立，如1987年由李小江发起在郑州大学成立的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目前，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大、首都师大等10多所高校均成立了妇女研究或性别研究文化性质的机构，一些高校还开展了国际国内合作交流活动、立项研究等等。这些均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深入发展研究提供了保障。
至此，在“拿来”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研究实践，来自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扎下根，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完成了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范畴的转变。
但是，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困惑和问题，甚至仍然面临着被再度边缘化的境遇。杨莉馨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如过度偏执于性别文本与性别价值，以至因批评的格式化与概念化而陷入自说白话的境地，忽视对女性美学的总结，对自身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及对本土性别研究资源的整理等”…；陈顺馨也在其《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论著中指出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研究环境下的三重困难问题：(1)理论与实践结合欠佳的问题；(2)一些男性批评的曲解或抗拒的问题；(3)来自女作家或女批评家对其的不能理解而导致的理论、方法和评论对象相疏离的问题。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清代；桐城；女性文学；原因；
桐城向称诗歌之乡。据《桐山名媛诗钞》记载，清代以降，桐城有女诗人近百家，吴希廉所辑《桐山名嫒诗钞》序言中云：“吾桐白昔多耽吟之士．而闺阁中亦往然。……我朝选闺秀诗者有王西樵《然脂集》，陈其年《妇人集》，胡抱一《名嫒诗抄》，汪仞庵《撷芳集》，……其以女史选诗者则有王玉映《名媛诗纬》，恽珍《浦正始集》，吾乡方唯仪则《宫闱诗史》，未闻辑一隅闺秀诗至有百余家者。”清代桐城女性诗歌创作之浩繁。成为整个桐城诗歌创作中别具一格的一道风景，是桐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探究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形成的原因，首先应该从明末清初整个社会思潮变化的背景出发。
一、明末心学思想的传播与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影响明代士人风气的一个特殊因素是心学对理学的冲击，宋学经明初政府的大力推动，一时形成所谓“道德一而风俗同”的局面。从朱元璋建国到正德时期，(1368-1506)年，是明初文化的保守期，与明初严密的政治统治相适应，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学术上承袭元代，尊重程朱理学。有人曾这样记叙明初思想界的状况：
“明兴，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见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为功令。士之防闲于道域，而优游于德囿者。非朱氏之言不尊，”从正德至万历中期，(1506--1602)，是人文注意思潮兴起的市民文化期，随着王阳明“心即是理”的学说大兴，宋儒包办、政府选定的对儒家经典的解释，除了供科场之用外，不在对士子的行为发生有效的规范作用，在传承方面，王学倡导的自由的书院讲学风行之后，游学大兴，官办学校为之一虚．士人不在学校而到山水坊院之间去“致良知”了，正如明史中所说：“嘉隆之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所谓“致良知”学说，认为“喜怒哀惺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而且良知人人皆有，虽众人、贤人、小人没有区别。”嘲§董梦石跟晚年的王阳明学道，一次出游回来告诉老师，：“今日见一异事，……见满街人都是圣人，”王阳明说：“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王艮出游归，也发现满街人都是圣人，王阳明说：“你看满街人都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翻由此可见，王阳明学说，大大取消了圣人、小人的道德和本体上的距离，这对于与小人并列的妇女是有利的。而且他的良知是融合着“性、情、理、欲”的浑沌未分的“一点骨血”，其中“主真”“主情”“主欲”说与文学关系甚密，而真、情、欲往往被认为是与妇人、女人性近。妇女解放是衡量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晚明妇女解放思想的萌芽，有待于礼教这根绳索的松动，而这种松动在理论上是由李贽完成的。
王学后进中李贽是谈论女性问题并与女性接触较多的人，有人对他说：“妇人见短，不堪学道”李贽作答书道：“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子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李贽的“童心”说，从王阳明“良知”而来，但偏重以“真”矫“伪”“假”。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本心也。”闱四‘‘真心”包括“真情”和“真性”，他又说：“念佛时但去念佛，欲见慈母时但去见慈母，不必矫情，不必逆性……真心而动，是为真佛。”眷五他以此为准则来对待一些妇女问题。李贽的这种思想无疑为明代后期乃至清代女性文化的发展打开了一扇窗户。
而在桐城众多女性诗人中。以方氏一门，最负盛名。《中国妇女文学史纲》认为“清初龙眠闺阁多才，方孟式、方维仪、方维则姊妹尤杰出。”阎探方氏家学之源流，则多以心学为宗．据黄宗羲《明儒学案》所列，方氏姊妹之祖父方学渐属心学的重要学派——泰州学派的继承者：“泰州学派是一个强调以身为本的具有平民色彩的学派，以个人为中心来重新审视个人与家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妇女问题上认为：妇人、女人在本质上、智慧上是亦同有是理，并不比男子逊色，夫权也不是绝对的，族权主要是用来通财济贫的……”。学渐育三子，长大镇，次大铉，皆进士，季大钦，郡廪生，孟式、维仪乃大镇女，吴令仪乃大镇媳，维则乃大铉女。陈济生《方大镇传》记载大镇躬亲政务，好尚心学，曾与当时名流聚集京师，建首善书院，讲学其中，可以说，正是方学渐父子两代道德学术滋养，至第三代才出现一门名媛彬彬盛况。
二、婚姻的需要与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清代女性文化的繁荣的背后还体现出社会对女性需求层次的提高。清代有禁止官员狎妓的禁令，致使大多数有闲阶级的男子们把兴趣转向了自己的家庭，有些买姬妾、蓄家乐，有些便以与妻妾们酬和为乐事，文学毕竟是比较风雅的一种消遣，于是士大夫们争相效尤，蔚成风气。对于妇女自身来说，文学成了名正言顺的事，更加求之不得．因为不仅她们被束缚的才华终于得到了某种施展的机会，而且还因此增添了家庭生活的情趣，增进了夫妻之间的感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在丈夫心目中的地位。
谢肇制，《五杂俎》的作者，在一段关于女子之才与色的论述中曾说：“妇人以色举者，而惹次之，文采不章，几于木偶也。”他说得非常清楚，美即意味着长相，也意味着文学才华。清代王相母亲作《女范捷录》，其“才德篇”日：“男子有才便是德，斯言犹可；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语诚非；——盖不知才德之经与邪正之辨也。”这段话即明确了“才”在“女教”中的位置。“才”之地位的确立。为女性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机。
《桐城续修县志》卷之三风俗卷中有这样的记载：“女家重择婿．男家亦重择妇。”誊三虽然文章中没有详细列出“男家择妇”的标准，但我们是否可以推断出，女子的才学应该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桐城名嫒诗钞》一书中记录了不少闺房之内，夫唱妇和，举案齐眉的和谐画面，可见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是成为“闺中良伴”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张莹，方中履之妻，性慧，喜读书，于归后，即屏弃纷华，从夫学诗，以写起意，多见道语，不类世俗女子香奁之音。著有《友阁集》；
张姒谊，与莹为姐妹行，太守同邑姚文燕室，工诗，随夫宦游蒲亭皇华，而不废吟哦。文燕每退食，必倚身唱和为乐。著有《保艾阁集》；
姚苑，幼读史书，好吟咏，年十五归茂稷，闺中唱和，如良友焉：
姚凤翔，幼博经史，既归云旅，分题梧阁，此唱彼和，积稿盈尺：
左如芬，阶州知州同邑姚文熊室，伉俪甚笃，文熊远客，如芬思念，辄赋诗遣闷；
姚德耀，中城指挥同邑马占鳌室，素娴内则，性喜为诗，闺阁中倡随歌咏，互相诗友，不减梁、孟。
三、母教的要求与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母教”是儒家伦理传统的一个长久信条。刘向的《列女传》以十四位模范母亲的故事为开篇，是女性训诫文学的开山之作。到了明代，通过给士大夫的妻、母授予名誉头衔，明政府从官方正式承认了女性对男性的教育贡献。桐城一县，明清两代，男子外出做官或远游者不计其数，母亲就当仁不让地担负起教育后辈的职责。正如《桐城民俗风情》一书中所录地方民谣：“桐城好，乡校颂声传。都堂继志开家塾，南路延师启后贤，膏火给良田。
桐城好，母氏更操心。有父做官还做客，教儿宜古更宜今，宵共补衣灯。”书中且有后记说明：“吾乡宦游与远幕者，十居八九，故幼稚得力于母教者尤多。先慈张太君，秉外王母胡母训，恭俭人慈，深明大义，虽膝下仅不肖一人，而教诲之严与煦育之恩并重，故日则竭蹶延师，夜则篝灯课读，每同志过谈时，必于厅事后侦之，或援经道古，语语在名教中，即典衣沽酒出，以助谈其兴，倘稍涉戏谑，则呵逐立加。”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的培养，非一朝一夕，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需要有个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从桐城大作家成材的经历来看．他们的家庭教育环境有个共同的特点：全是出身于书香之家，父母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对孩子的教育极为严格。刘大抛的祖父死后，祖母章大家的眼睛失明“目虽无见，而操作不辍。樾五岁，与伯兄、仲兄从塾师在外庭读书，每隆冬，阴风积雪，或夜分始归，统奴皆睡去，独大家偎炉火以待，闻叩门，即应声策杖扶壁行启门，且执手问日：‘若书熟否?先生曾扑责否?’即应以‘书熟，未曾扑责。’乃喜”。姚莹是姚鼐的侄孙，他在得到姚鼐教诲的同时，还得到其母的严格家教，用他本人的话来说：
莹兄弟方幼，太宜人竭蹙延师教之，每当讲授，太宜人屏后窃听，有所开悟则喜，苟不慧或惰，则俟师去而苔之，夜必篝灯，自课莹兄弟，《诗》《礼》二经，皆太宜人口授。旦夕动作，必称说古今圣贤事。”桐城的一代文学宗师姚鼐也曾竭力赞扬妇女的才学过人。尤其认为母教对持家、教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在《郑太孺人六十寿序》中，他赞扬“侯官林君母氏郑太孺人，少善文辞。”在其丈夫死后，他说：“上事姑，下抚两幼子，辛苦劳瘁，以其学教二子，同一年得乡荐，季者成进士，为编修。余每与两林君言论，非世俗浅学也，而皆出于母氏。”
桐城母教之美誉最为登峰造极的是桐城龙泉学博孙森之女，张文端公张英之妻姚氏。据马其昶所著《桐城耆旧传》所载，姚氏性好简朴，虽夫位至卿相，不改其态，生平于《毛诗》、《通鉴》悉能淹贯，旁及医药、方数、相上之书，而尤好禅学。子廷玉，继入翰林，直南书房时，康熙帝尝顾左右日：“张廷玉兄弟，母教之有素，不独父训也。”
四、桐城特有的文化氛围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桐城以一县之地．产生出如此纷繁的女性文学。其原因当然离不开文化之乡浓郁的文化风气。一是读书风，桐城境内，书院多，私塾多，家学多，读书的人数多，“通衢曲巷，夜半诵读声不绝；乡间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琅琅”。学子不仅在本乡本县读书。还到外县外省读书，许多人几岁就学，二十出头就读遍经史百家，学问渊博，在科举考试中蟾宫折桂，名列前茅。“穷不丢猪，富不丢书”这是桐城世代相传，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民间谚语。
《安徽名嫒诗词征略》中便有许多桐城女子自小博览群书的记载：吴令则，……博通经史，小从父学诗，声调婉丽；吴令仪，……自幼勤学不倦；章有湘，……幼时人塾，常背诵《捣衣篇》《长恨歌》，一字无讹，与姊瑞麟、妹玉璜、回谰、掌珠，并善才名；吴坤元，……幼奇慧，从从祖应宾受书，辄成诵，十岁知属文；姚宛，……幼读史书，好吟咏；姚凤翔，……幼博经史，善吟咏；吴氏，……诸生询女，幼读书时，父以“自古以来天气好”诗句命对，即应声日：“放怀之处世情疏”，父奇之；方份，……性好书史，幼从祖姑读，及笄，学益进，……弟自塾中归，必与讨论诗文，一日，弟持师出联“桐子迎秋老”五字至，未及对，份辄举唐人诗“桃花带雨浓”句应之，父大喜，谓工致蕴。
二是尊师重教风。明清两代，桐城县内私塾遍布，教师颇受尊重，文人从教者多。“与文人贤儒重教重读相呼应，地方官宦士绅亦积极捐资办学兴教，数百年间，学风熏染，书香四溢”。桐城甚重女教，《桐城续修县志》指出：“邑重女训，七八岁时以女四书、毛诗授之读，稍长，教以针黹尤必习于井臼，虽巨室不娇惯。”％如姚鼐《郑太孺人六十寿序》云：“儒者或言文章吟咏非女子所宜，余以为不然。使其言不当于义，不明于理，苟为炫耀廷欺，虽男子为之，可乎?不可也。明于理，当于义矣，不能以辞文之，一人之善也。能以辞为之，天下之善也。言为天下善，于男子宜也，于女子亦宜也。”
三是讲学结社之风。“桐城地处畿内，易得风气之先，……明代中叶，朝廷腐败，部分名宦、硕儒隐居桑梓，倾心办学。正德十六年，兵部郎中何唐弃官归里，首倡讲学，继有统自澄设辅仁馆，赵鸿赐组织“陋巷会”，方学渐筑“桐川会馆”，授徒讲学。明末，县内聚友结贤，讲学论政之风更盛，钱澄之、方以智、方文、孙临结有“泽园社”，胡如理、方咸亨、潘江组织有多种文会，清代桐城派崛起，其代表作家往往躬行力荐，极力倡导教育。”桐城文人足迹遍及全国。一时听者如云，极大地提高了桐城的文化品位和学术影响。这一学术风尚或形式，影响了家族女眷。据县志记载：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女诗人方唯仪、方维则、吴令仪等相聚唱和于县城清芬阁，此为县内最早的名嫒诗社。在这几位名媛的带动和教导下，先后有多位女性从事过文学创作，直至清代，并有集行于世。如方御(方以智之女)、潘翟(方以智之妻)、陈舜英(方以智之子中通之妻)、方如环(中通长女)、方如璧(如环之妹)、张莹(方以智之子方中履之妻)、张姒谊(张莹之姊妹)等。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自叙传：孤独漂泊：抒情小说
随着网络文学的兴起，在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安妮宝贝的名字渐渐为人所熟知，她的作品“辞藻阴郁艳丽，行文飘忽诡异”，主题往往关乎孤独、爱、死亡、漂泊。在网络成名之后，她又成功的下网，改版成纸质文学，如《告别薇安》、《八月未央》、《彼岸花》、《蔷薇岛屿》、《二三事》、《清醒纪》和《莲花》，而售书高居各大图书排行前列，也足以让安妮宝贝骄傲，她的被认可不是20世纪“政治的选择”，而是21世纪“读者的选择”。而由此以来对安妮宝贝文学创作及作家归位则成了焦点问题。笔者采取保守的以女性文学的归位来界定。而不延用“现代先锋小说”、“私语小说”等模糊概念。虽然“女性文学”本身亦没有统一界定，但本文采用当下相对广泛的定义“女性作家描写女性生活的作品”，“即在肯定女性作家写女性题材的前提下，提出女作家必须具有一种‘女性意识’，来对女性的历史状况、现实处境和生活经验进行探究和描写；既要显示出与男作家不同的观点、态度和语言表达方式，又要表现一种女性‘独立’的主体意识”。就此而言将安妮宝贝的创作归位于“女性文学”是恰当的。作为女性文学创作的鲜明代表，无疑安妮宝贝也面临着在男权话语机制下女性言语权利的突围，而笔者排斥将安妮宝贝赘述在诸如陈染、林白、卫慧之后的文学批评，安妮宝贝的写作自有其个人的风格与策略，致使她在当代文坛上即使在女性文学的范畴内亦找不到一个她的呼应者、同盟军，一如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与他人只是一朵“彼岸花”的遥望。本文就她文学创作中体现出的独异性概括以下特点。
一、自我指涉的文学功能
在文学观念上安妮宝贝的创作颠覆了传统的文学要“真实反映客观现实”的文论，认为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安妮宝贝的小说中，有着孤独、遗忘，有着漂泊、死亡，有着爱与伤害，有着爱尔兰的风笛与岩井俊二的《情书》。她的文学创作中很多的故事都是来自于她的往事。她说“往事是人最大的财富，我们保留它们，然后让其他的人分享它的痛苦与欢乐。”瞄这使她的创作带有鲜明的自叙传式的写作风格。自叙传的写法，很重要的就是要求有一个固定的自我形象，这包括人物的名字、肖像、职业以及周围的环境等因素。安妮宝贝小说里的乔、安，她们的打扮都比较固定，安妮宝贝曾对此有过概括，她们一般只有两种装束，“夏天是白色的棉布裙，光脚穿球鞋。冬天是旧的仔裤，黑毛衣和大大的男装外套。头发是长的，有时候会扎松松散散的麻花辫子。”就是这样一个女子，她是“任性得像孩子”，“需要人照顾”，网热爱自由、特立独行的女人，这些都是根植于人的自然本欲的特质．是海德格尔笔下的诗意的栖居者。
这种私人化的写作是女性主义写作的一种解构策略。女性不再作为“符号”出现，而是对于世界感受的主体存在着。它通过一种独一无二的经验内容向男性话语发出挑战，并进／而完成对它的消解。同时，这种经验内容又是生成女性话语的基质。于是安妮宝贝开始了对自己身体和思想的神秘声音的倾听，对自己身体、癖好和情感，对自己意识深处比较隐蔽的角落的偏爱、迷恋和抚摸。
二、孤独漂泊的思想主题
自叙传的写法，要写的是生命的孤独感以及由此而来的自恋、自卑与自怜。都市的“游离者”的孤独是她作品的思想主题。安妮宝贝的作品大多以高度物质化的上海为情景，她喜欢城市的繁华，“我喜欢抚摸物质，感受物质，从不厌倦。我喜欢它像水流一样占据感受的每一条缝隙。用它的气味、色彩、触觉，抵达我的灵魂。”她喜爱城市的特质，为这城市而写作，她说“文字像苍白迷离的花朵，扎根在这城市的阴湿的泥土里面。透过摩天大楼之间的狭窄缝隙的阳光，淡淡地倾洒过来。走在大街上的人，永远都是淡淡的神情，匆促的脚步。他们是我文字里出现过的人物。”但她并没有极力展示上海物质文明的累累硕果，也没有描写蓬勃向上的社会生活，而是为我们展现了一群生活在上海的土壤中，却无法与上海的物质化主潮真正融合在一起的“另类”人物的沧桑，或者说是一群“游离者”的困惑，描写了她们的异类视角和异类思维。在命运的旷野里，它们没有生命的线索，只能随风流离，像飘零的种子。“林立的大厦，沉溺在夜色和霓虹之中。无法依靠。”“在某个时刻，我们是身份不明的路人，不知道自己停留的时间。也没有方向。” “这种孤独感有时候驱逐着我们无处可逃，陷入沉沦，并寻求着挣脱。”嘲即便是如此，安妮宝贝还是喜欢玩味这种漂泊和孤独，她极尽所能的放逐灵魂，因为她认为灵魂是需要漂泊的。“这是一种我喜欢的状态。流动的前行中的生命状态。”
安妮宝贝的作品多是围绕男女爱情展开，但常常以“破碎、离开、死亡、告别”为收束，其中“爱情”和“死亡”可以成为理解她孤独、游离思想主题的关键词。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往往因为性格怪异的母亲、不和睦的家庭、不幸的童年等原因失去了爱的能力，“并不是所有想得到的东西都能够得到，而到手的也不一定是心里所有的，我相信宿命，不相信爱情。”
“也许有爱情，但没有未来。”她不需要也不信任正常人的爱情婚姻，认为即使是缠绵也是痛彻心府的，因为男人始终“是模糊不清的陪衬，就像一片浓重的阴影。”对于男人只是物质世界里让她清晰体验孤独的符号而已，“大抵世界上的男人都是如此，一边需要一个忠实可靠的感情陪衬，一边心猿意马地眺望远方。就像先吃饱了，然后暗自打算挑选哪一份甜点。何其自私而本能的做法。”因此在她的作品中“欲望”便被生冷的凸显出来，欲望非理性的迷醉与内心孤独的绝望，让主人公在焦躁、空虚中一路探索，最终在绝望中走向死亡。
三、抒情为主的小说模式
自叙传写法伴随的往往是以抒情为主的小说模式，而抒情小说在情节上相对弱化，对于网络文学是不利的。网络文学要求有一定的可读性，而情节是保证可读性的重要因素。作者也许是出于这种考虑而增加了情节的比重。单纯的抒情在文学发展进入新的时代之后早已不是文学表现的重点，人们需要文学对生命、死亡、宿命等命题进行思想，文学的表现领域也早超越单纯抒情的阶段。安妮宝贝的创作亦如此，她对宿命、死亡等命题的思考，也的确需要加强情节变化，抒情在表现这些命题上相对较弱，所以她作了适当的调整。
她在表现一种绝望的颓废气息的同时对传统的抒情小说模式作了应时的改造，在原本较为单一的叙事结构上增加一些旁支，如《告别薇安》中叙述“他”与薇安的网上交往，但穿插了“他”与VIVIAN、乔的交往，使得原本简单的情节得到丰富，而最后三个女孩都选择了离开，以使“他”得到精神上的短暂解脱。安妮宝贝在一则简单的刚恋故事中加人现实的元素，VIVIAN虽说是现实的女孩，但来去飘忽，只是聊天的朋友，乔是肉体关系的情人，使他飘忽不定的感情暂时有了肉体的满足，但这两者都最终失去，游戏有它的规则。“我们始终孤独。只需要陪伴。不需要相爱。”这是安妮宝贝所要表达的观念。而把三个女孩连在一起的“他”的情感、内心也就成为安妮宝贝实践其观念的载体。她对他的情感给以高度关注，描写他情感的变化历程，并配合以适当的景物描写，以营造相应的意境。而对意境的追求，也是传统抒情小说的特征。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学论文开发;小块知识单元;知识重组
高校的图书馆、资料室收藏有大量的高校学报,是学校教学、教研可资利用的重要知识资源。高校学报文学论文资源的知识重组,是指选择高校文科学报上发表的文学类论文为知识群,通过对知识群的科学开发,以论文中的重要论点为开发点切挖出精炼的小知识块,然后进行小知识块的必要标引,在适用工作平台(软件)上重组成各种开发性知识集成系列,为师生读者利用等系统工程。根据每篇论文的重要论点为开发点切拆高校学报文学论文(知识群),产生适用性更强的精炼小块文学知识单元(片段),各小知识块有标引,可作多点检索,是小块文学知识资源库建立的另一大特征。这一形式的数据库,与《CNKI》(全文)、《维普期刊库》(全文)相比,属开发性文学知识块资源库;与《高校学报文摘》的一文一摘相比,属一文多点多摘的更小块更专类的开发性文学知识块资源库。文学论文开发性小块知识单元的提供,既可消除师生通过阅读整篇文章去寻获有用资料的劳作之苦,减少师生的检索时间,又可使师生得到更适用的文学参考知识资源,在教学、科研活动中加以充分利用。
一、文学论文知识重组平台的选用与设计
文学论文的知识重组,需要选择一个适用的软件系统构建平台,以便建成适用的小块知识资源库。目前,国内较好的资源整合系统有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开发的跨库集成检索系统(CSDL)、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研制的异构数据库统一检索平台、清华同方的异构数据库统一检索平台USP和TRS数字图书馆资源整合门户(TRS IIP)、浙江天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天宇异构资源统一检索平台等可供选择。特别是经过改造的“维普期刊全文数据库”所用软件,就是一个很好用的工作平台。软件系统选择到后,还应在其首页上作数据库题名、主题词、检索口等必要的设置,以期构建更科学的数据库。数据库首页上作系列主题词设置具有两大功用:一是导读功用,引导读者快速、有效地从小块知识资源库中获取和利用其适用的知识资源;二是宣传功用,通过若干个主题词就能让读者尽快了解本数据库的知识资源体系。进行学报文学论文开发性小块知识资源库首页上的系列主题词设置,可根据学报文学论文的特色选取和组织相应的主题词系列。学报中文学论文的开发知识系列,按学科知识分类可将专题数据库首页设置为:文学研究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文学创作诗词创作、戏剧创作、小说创作、散文创作、儿童文学创作、报告文学创作、民间文学创作……;文学评论诗词评论、戏剧评论、小说评论、散文评论、儿童文学评论、报告文学评论、民间文学评论……点击上列最小检索词小窗口即进入第二层面及其检索窗口,如点击下列左边的“小说创作”进入下一层的检索窗口。数据库的第二层面也可设为第一层面竖条窗口的多检索入口(如:“传统检索”、“高级检索”、“分类检索”等)或一层面竖条窗口的下一级细分示意图(如:“小说创作”的下一级细分示意图“中国小说创作、英国小说创作、美国小说创作”等)及其检索入口。数据库检索层面的设置,是一种知识分类重组形式,其设置的最小类目可以作为论文开发小知识块的第一主题词,用于按主题进行开发性知识重组。如上所述,可以把有关散文创作理论研究论文的开发知识组织到“散文创作”这一主题词上,可以把有关诗词评论研究论文的开发知识重组到“诗词评论”这一主题词上。开发性专题知识小块数据库不宜采用分类号作知识小块的分类重组,以多级主题词系列作按主题词分类重组是个好方法。此法很适合开发人员有效开展知识小块组织工作,由此法重组起来的小块知识资源库也非常便利读者的检索利用(符合读者的检索习惯)。但是,学报中文学论文的开发知识系列,更应该根据老师上课的实用教学题纲设计专题数据库页面,如当代文学本科教学专用参考开发文学知识数据库首页可设计为:当代文学研究新时期文学产生背景、新时期文学创作特征、新时期文学创作思潮发展、新时期文学理论思潮发展、新时期诗歌创作、新时期小说创作、新时期散文创作……//新时期小说创作(细分)伤痕小说创作、反思小说创作、改革小说创作、寻根小说创作、先锋小说创作、新写实小说创作、新历史小说创作……选择好软件并设置好各个建库层面后,就可根据相关设计进行文学论文的知识开发重组。根据老师上课的实用教学题纲进行专题数据库建设,是高校学报文学论文开发性知识重组最主要的特点,也是利用开发知识促进学校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好途径。
二、高校学报文学论文资源的开发
文献知识资源开发已经提了很久,做了很多,但成效不显著。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开发出来的知识产品质量不够高,无法使读者与用户完全满意。要从文学论文中开发出高质量的小知识块(产品),开发人员有熟练开发技巧并了解文学知识很有必要,这是技巧之外的大技巧。高校文科学报中的每篇文学论文都有若干个专用小知识团块,从文学论文中作小知识块开发,应根据文学论文的专用知识团块分布状况进行切分,然后提炼成精致的小知识块。例如作者旷云的《论的时代性》一文,可开发成:“科举制的兴衰史(小知识块的标题)//‘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录用人才的制度形成于隋朝,在唐朝时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两宋时有了长足的发展,虽然在元代曾一度终止,但并没有妨碍它在明清之际走向发展高峰的命运。然而,它却未能跳出中国文化盛衰循环的规律,盛极必衰,科举考试在它走向最高峰的那一刻,就无可挽回地走上了下坡路,直至走上僵化、死板的穷途末路’”等9个小块知识单元。文学论文的小知识块开发分三步:第一步,对知识小团块进行切分。辨别知识小团块先要识“块”,识别文中知识小团块的分界线才好分块。一般对有4级或3级小标题的按小标题分块;只有2级小标题的或无小标题的,需认真阅读分析论文后根据知识组合团快分块。文学论文的小知识团分块,可运用相关的分块诀窍:有明显知识团的论文多数按团切分;小说评论方面的论文,可按原著的情节切分;文学史论方面的论文可按时序切分等。第二步,对切分出来的知识团块进行“瘦身”提炼。从文中切分出来的知识分块,大多数都要进行“瘦身”处理。特别是有些以文中的某段文或某两段文作知识块的,经过再提炼后才能成为精炼的小知识块(精品)。知识分块的再提炼,就是要运用编撰文摘的技巧,把其中主要的内容摘录出来,丢弃那些次要或不用的部分。进行文学论文开发知识块的“瘦身”提炼,需要坚持最小化原则与性质不变原则,即应把文学论文提炼成各种最小的专用知识块(单元),并使最小化的知识块能保持其原有的含义、性质。第三步,小知识块的组合(知识重组)。经提炼出来的知识内容,有些只作累加即可成为适用的小知识块(成品);另一部分得由摘编员通过使用关联词连接成有序、通顺的知识小块。进行文学论文的知识开发,要求开发人员既要掌握相关的开发技巧,也要掌握一定的文学知识。掌握开发技巧,能提高开发速度;而掌握文学知识,才能更好地进行文中小知识团块的划分,开发出高质量的小知识块。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晚明女性诗坛崛兴，女诗人不仅振兴闺秀诗坛，而且争衡大家，以其卓绝的诗歌才华，创造了中国女性文学史上一段辉煌的历史。本文考察晚明女诗人的群体分布与构成、时代文化心理、诗歌创作艺术，揭现了晚明女性诗坛的概貌和诗歌创作特征。
创作特征明万历朝以迄崇祯末涌现的女诗人达数百家之多，女性诗坛崛兴，令士林瞩目。晚明女性诗歌一直是明清文学研究较薄弱的领域之一。近人谢无量《中国妇女文学史》论明代女诗人，仅摘录诗句，粗陈梗概。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关注一些明代女性曲家，未免轻视了女性诗歌的艺术和精神。20世纪90年代后，学界始较多地关注活跃在晚明文坛的一批女作家，有关研究呈现兴盛之势。本文择论晚明女诗人的群落分布和诗歌创作的时代特征，意在初步显现这一时期女性诗坛的概貌和诗歌艺术特色。
一、晚明女诗人的群落分布
晚明女诗人的群体分布具有鲜明的区域性，女诗人集中在江南一带，北方籍的作家较少。江南区域人文发达，经济兴盛，文学世家林立，由此构成女诗人的渊致，涌现吴江叶氏、嘉兴黄氏、绍兴祁氏、嘉定侯氏、桐城方氏等女诗人群体，南京青楼女诗人构成的秦淮诗群也格外引人注目。下面分别予以简述:
吴江叶氏女诗群。明末吴江叶、沈两大文化世家拥有沈憬、叶绍袁、沈自征、沈宜修、叶小莺、叶执执、叶小纵等数十位享誉文坛的作者，两家联姻，以沈宜修和叶氏三姐妹为中心形成叶氏女诗群，聚结着两大家族近20位女诗人，可谓群星璀灿。沈宜修，字宛君，适叶绍袁，率五女八子淡泊自守，诗词赓和，著有《鹏吹集》。宜修长女执执，字昭齐，工书法，有晋人风范，有《愁言集》一卷。次女小纵，字蕙绸，擅作杂剧、诗词，晚年自定诗集《存余草》。三女小驾，字琼章，十七而卒，有《返生香》一卷。以上四人外，叶氏女诗群还包括叶小繁、沈智瑶、沈静专、沈蕙端、张倩倩、李玉照、沈宪英、沈华贫、沈树荣、颜绣琴、红于等。崇祯九年(1636)，叶绍袁编刻家集《午梦堂全集》。曹学侄读后惊叹不已，《午梦堂集序》中说:“余潜选明诗，如获拱璧。诅惟闺秀，足当大家。
嘉兴黄氏女诗群。黄居中增辑徐兴公《笔精》卷五《诗文评·宫间》:“先师携李黄学士，家富青箱，人标黄绢，不独子姓为然也。女有闺秀林风，妇有郝法钟礼，玄心夙悟禅机，彤管并标女史。”黄学士指嘉兴名士黄洪宪。黄氏诗群可分作两支:一是黄洪宪子媳沈纫兰为首，黄淑德、黄双蕙、项兰贞、周慧贞等人组成。沈纫兰，字闲靓，有《效擎集》。纫兰仲女双蕙，字柔嘉，髻年喜禅，年十六而逝，诗词才华可比叶小莺，有《禅悦剩稿》。纫兰从妹黄淑德，字柔卿，通文史、音律，早寡，礼佛隐居。项兰贞，字孟碗，嫁黄卯锡，与姑母黄淑德相倡和，有《裁云草》、《月露吟》、《咏雪斋遗稿》。周慧贞，字艳芬，适黄婷，有《剩玉篇》。二是黄洪宪族女黄媛介为首，由黄媛贞、黄德贞等组成。媛介，字皆令，为闺塾师，甘于清贫，娴于诗画，意境简远，著《湖上草》。钱谦益《士女黄皆令集序》:“今天下诗文衰婚，奎璧间光气黯然。草衣道人(王微)与吾家河东君(柳如是)，清文丽句，秀出西怜六桥之间。马膛之西，鸳湖之畔，舒月波而绘烟雨，则有黄媛介皆令。吕和叔有言:不服丈夫胜妇人。岂其然哉?媛介字皆德，有《卧云斋诗集》。媛介从妹德贞，字德辉，曾与归素英共辑《名闺诗选》，诗有《冰玉》、《雪椒》、《避叶》、《蕉梦》等集，二女兰媛、蕙媛，亦工诗词。
绍兴祁氏女诗群。祁彪佳家族为绍兴文化世家，彪佳之妻商景兰，女德渊、德琼、德菌，子妇张德蕙、蓉，率工诗词。黄运泰、毛奇龄《越郡诗选·凡例》:“闺秀则梅市一门，甲于海内。忠敏擅太傅之声，夫人孕京陵之德。闺中顾妇，博学高才，庭下谢家，寻章摘句。……闺阁风流，莫此为盛。”商景兰，字媚生，吏部尚书商周柞之女，著《香囊集》。在闺阁时与姊景徽倡和，及嫁祁彪佳，乡人目之金童玉女，《静志居诗话》:“祁公美风采，夫人商亦有令仪，闺门唱随，乡党有金童玉女之目。”1645年，清兵攻陷南京，彪佳投水殉国，景兰率祁氏妇孺“拈题分韵，推敲风雅，或尚溯古昔，衡论当世”。景兰长女德渊，字强英，著《静好集》。次女德琼，字修嫣，有《未焚集》。小女德茵及儿媳张德蕙、蓉，亦工诗词。值得一提的是以祁氏家族为中心所聚结的一批越中女诗人:商景徽，字嗣音，有《咏雏堂集》;王静淑，字玉隐，有《清凉集》;王端淑，字玉映，辑《名媛诗纬》，著《吟红》、《留筐》、《恒心》等集。祁氏女性诗群的影响延至清初诗坛，严迪昌先生《谁翻旧事作新闻》冈一文已揭示一斑，此不赘述。
嘉定侯氏女诗群。侯炯曾家族为明末嘉定文化旺族，拥有夏淑吉、姚妨俞、章有渭、盛蕴真、侯蔡宜等女诗人。淑吉，字美南，华亭人，夏允彝之女，嫁侯玄询，年二十一而寡，入佛门，更名神一，著《神一龙隐遗稿》。有渭，字玉演，出身华亭闺门唱和之家，嫁侯掇，有《燕喜楼草》。妨俞，字灵修，长洲人，嫁侯玄演，明亡，礼佛，法名再生，有《再生遗稿》。蕴真，华亭人，适侯澈，自号笠道人，有《寄笠遗稿》。蔡宜，字俪南，炯曾之女，有《宜春阁集》。1645年，酮曾携子玄演、玄洁坚守嘉定抗清，城破遇害。侯氏女诗人在明亡后共筑岁寒亭以唱和，并守节三十余年，先后卒。
桐城方氏女诗群。明代桐城方以智家族，乃伐阅之家，一门清华，女性雅负诗文才能。方以智姑母方如耀，字孟式，工书画，嫁山东布政使张秉文，崇祯十二年(1639)，清兵攻济南，张秉文率军抵抗，城陷，孟式投水而死。有《纫兰阁集》八卷、《纫兰阁诗集》十四卷。孟式之妹维仪，字仲贤，早寡，守志清芬阁，致力文史，有《清芬阁集》八卷、《楚江吟》一卷，编《宫闺文史》、《宫闺诗史》、《宫闺诗评》等。方以智早年丧母，由维仪抚教，其《合山栗庐占·慕述》云:“惟我二姑，一节一烈，《纫兰》、《清芬》，世传双绝，不负家学，伟哉闺阁!”孟氏从妹方维则，有《茂松阁集》，与孟式、维仪共称“方氏三节”。方以智生母吴令仪，字棣倩，琴棋书画，种种精妙，三十而卒，维仪搜其逸稿，刻传《献佩居遗稿》。方以智妻潘翟，字副华，桐城人，有《宜阁诗文集》四卷。此外，桐城方氏女诗群还包括吴令仪从兄吴道谦之女坤元，字璞玉，十岁能诗，与方维仪、章有湘齐名，有《愁添集》、《松声阁三集》。章有湘，华亭人，字玉筐，章有渭之姊，嫁桐城进士孙中麟，有《澄心堂集》、《望云集》等集。
钱塘女诗群。晚明钱塘女诗人辈出，其中田玉燕、梁孟昭、顾若璞称誉一时。田玉燕，字双飞，田艺蕃女，与妹田飞燕俱能诗，有《玉树楼遗草》。梁孟昭，字夷素，有《墨绣轩吟草》一卷、《山水吟》一卷。《名媛诗纬》评曰:“夷素一代作手，为女士中之表表者。其长短诗歌，皆清新幽异，大小墨妙，远过前人。”虞净芳，虞淳熙之女，有《镜园遗咏》。顾若璞与梁孟昭相齐名，字和知，嫁黄汝亨之子茂梧，茂梧病段，若璞自称未亡人，有《卧月轩集》六卷。在顾若璞周围，又聚集着数位黄氏家族的女诗人:若璞子黄璨之妻丁玉如，字连璧，不仅能诗，且慷慨好大略;若璞弟顾若群之妻黄鸿，字鸿耀.有《广寒》、《闺晚吟》集。除以上数人外，钱塘女诗群还包括翁桓、陆么凤、张琼如等人。
秦淮女诗群。万历朝以后，南京青楼女子喜耽诗词，参与文人唱和，构成秦淮诗群，其中以秦马湘兰、赵彩姬、朱无瑕、郑如英、董白、顾媚、卞玉京为著。马、赵、朱、郑四人号为“秦淮四美”。马守贞，字月娇，善绘兰，人称湘兰，性喜轻侠，与吴中名士王稚登相知，稚登评其诗“字字风云”、“闻者神飞”。有《湘兰子集》。朱无瑕，字泰玉，歌舞、文史、诗文、绘事无不兼擅，才华倾人，而性格沉静，有《绣佛斋集》一卷，诗意清新情至。赵彩姬，字今燕，有《青楼集》一卷，《笔精》卷二评其“五绝楚楚风流，音谐句适，亦平康之秀也”。郑妥，又名如英，字无美，丰姿冶丽，有《寒玉斋集》一卷、《红豆词》，小诗婉而多风，颇具匠心。
吴门二大家。长洲陆卿子和徐媛，出身名门，嫁与名士，并擅文辞，相互唱和，时称“吴门二大家”。《列朝诗集小传》载:“小淑多读书，好吟咏，与寒山陆卿子唱和。吴中士大夫望风附影，交口而誉之。流传海内，称吴门二大家。”陆卿子，名服常，陆师道女，嫁松江赵宦光，偕隐苏州寒山别业，著有《云卧阁集》、《考架集》四卷、《玄芝集》四卷。徐媛，字小淑，徐时泰女，嫁范允临，著《络纬吟》十二卷。董斯张(徐姊范夫人诗序)称:“相敬如宾，或回文唱和，扬论古今;或亮月半天，川岩在览;或名花照槛，节序关心。每拈一题，夫子辄书之。”
此外，晚明还有一些较值得注意的女诗人群体，包括三水文氏:文翔凤之妹工诗能文，有《君子堂集》、《九骚》;翔凤之妻武氏，三水人，能诗，卒于崇祯初;翔凤继室邓氏，敬慕翔凤才名，伉俪唱随。华亭张氏:王凤娴，字瑞卿，华亭人，嫁宜春知县张本嘉，有集《焚余草》、《续草》;凤娴长女引元，字文妹，又字蕙如，著《贯珠集》;引庆，字媚妹，与姊引元唱和，有《双燕遗音》一卷。上元卞氏:吴山，字文名，当涂人，嫁上元卞琳，以诗闻名四十徐年，有《西湖》、《虎丘》、《广陵》等集，汇编《青山集》，魏禧作序;吴山长女卞梦任，字玄文，号篆生，工诗词，母女唱和，有《绣阁遗草》、《西怜闺咏》;吴山次女卞德基，上元人，诗词之外，兼善绘事。
二、晚明女诗人的时代文化心理
在阳明心学、三教合
一、市民思潮流行之下，晚明形成张扬个性的社会思潮，给女性解脱历史的束缚带来新的机遇。总体而言，晚明女诗人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相较明初、中叶，变化显著。
其一，女性自立意识高扬。晚明人文思潮催动下，女作者不甘寂寞，亲操文柄选政。沈宜修，不满旧闺阁诗选，欲扬当代女子之气，并担心一代才人湮没，而选《伊人思》，录诗46家，《伊人思自序》云:“世选名媛诗文多矣，大都习于沿古，未广罗今。太史公传管晏云:“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余窍仿斯意，既登碗淡者，弗更采撷。中郎帐秘，乃称美谭。然或有已行世矣，而日月湮焉，山川阻之，又可叹也。若夫片玉流闻，并及他书散见，俱为汇集，无敢弃云。容埃博搜，庶期灿备尔。”方维仪编《宫闺诗史》，评古论今，志在争衡文坛，《静志居诗话》称:“龙眠闺阁多才，方、吴二门称盛。夫人才尤杰出。其诗一洗铅华，归于质直，以文史当织妊，尚论古今女士之作，编为《宫闺诗史》，分正、邪二集，主于《昭明》、《彤管》，刊落哇，览者尚其志焉。”无疑，《伊人思》、《宫闺诗史》等集的出现昭示着晚明女诗人已不满足女性文学作为风雅的小点缀、小摆设地位，自立自为意识正逐步增强。
其二，追求名士风度。叶小莺怀志高远，沈宜修《季女琼章传》载云:“性高旷，厌繁华，爱烟霞，通禅理，自恃颖姿，尝言欲博尽古今。作诗不喜作艳语，集中或有艳句，是咏物之兴，填词之体，如秦少游、晏小山代闺人为之耳。……其爱清幽恬寂有过人者，又最不喜拘检，能饮酒，善言笑，潇洒多致，高情旷达，夷然不屑也。如此高情旷达，的青春少女诚是难为常人所理解，难怪其逸事广为流传，并衍生一些奇闻异谈，如袁枚《随园诗话》卷六载:“雨东顾鉴沙，读书伴梅草堂，梦一严妆女子来见，曰:‘妾月府侍书女，与生有缘。今奉救贵书南海，生当偕行。’顾惊醒，不解所谓。后作官广东，于市上买得叶小莺小照，宛如梦中人，为画《横影图》，索题，钱相人方伯有句云:怪他才解吟诗句，便是江城笛里声。
其三，性喜任侠。晚明士人喜任侠，女性亦不示弱。嘉兴妓薛素素，善绘兰竹，作小诗，飞弹走马，“以女侠自命”，人称“薛五”，每挟弹出游，观者如堵，陆弼《观素素挟弹歌》诗云:“侍儿拈丸著发端，回身中之丸并坠。”常熟人羽孺，本名翁孺安，字静和，追求名士风度，种兰啸歌，放舟吴越。《列朝诗集小传》载有其“风流放诞，卒以杀身”之事:“能书善画兰，明窗辈几，前兰种蒲，读书咏歌，故以素兰自号。明月在天，人定街寂，令女侍为胡奴装，跨骏骑，游行至夜分。春秋佳日，扁舟自放，吴越山川，游迹殆遍。天启七年九月中，夜漏三下，不知何人碟杀之。狱具，卒不得主名。”羽儒事迹在明末还被演为传奇。著有《素兰集》二卷，流传士林。《众香词》评其:“句效长吉，则牛鬼蛇神，穿天出月，雕戈谗鼎，不足为其色也;晚则形神俱瘁，荒烟野草，不足为其悲，雁断云迷，不足为其恨。”
其四，尚才艺。马湘兰、羽孺、薛素素皆善画兰，朱无瑕、傅灵修善唱戏曲，赵今燕精通诗词、歌舞。陆卿子、沈宜修精通诗词、书画。以叶小莺和小纵为例。小莺十岁能诗，年十三即作文赋，小楷精美秀逸，绘画别具风神。叶小纵嫁吴江派戏曲家沈嫌之孙永祯，既工诗、词，又能作杂剧，所作《鸳鸯梦》为明代戏曲史上杰出的女性作品，沈自征《鸳鸯梦小序》云:“若夫词曲一派，最盛于金元。未闻有擅能闺秀者。即国朝杨升庵，亦多诸剧，然其夫人第有《黄莺》数闽，未见染指北词。绸甥独出俊才，补从来闺秀所未有，其意欲于无佛处称尊耳。吾家词隐先生(沈景)，未见染指北词。……今绸甥作，其俊语韵致，不让酸斋、梦符诸生，即其下者，尚犹是周宪王金梁桥下之声，实与语此道者。”其五，雅重节概。晚明女诗人崇尚节概，令后世瞩目。方孟式在清兵攻破济南后投池而死，堪称女中豪杰。清初，侯氏女诗人咀嚼国亡家破的悲惨人生，共筑岁寒亭，诗词唱和以终。祁氏女诗人与岁寒亭唱和遥相呼应，以凄霖苦雨之音咏唱人生、家国之悲，商景兰《悼亡》诗云:“公自成千古，吾犹恋一生。君臣原大义，儿女亦人情。折槛生前事，遗碑死后名。存亡虽异路，贞白总相成。”扬州妓王微，字修微，才情不俗，晚年嫁华亭许誉卿，遭遇国变，相依兵灾间，临逝，以剃刀械衣贻誉卿:“当此丧乱之中，得全身为上，幸毋自辱。女诗人的民族气节，令人荡气回肠。
三、晚明女性诗歌的创作特征
明末女诗人诗歌成就卓著，这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够不囿于闺阁文学创作传统，感受时代思潮，自撼胸臆，自成一家言。如徐媛深受公安派诗论鼓动，诗任自然，不事雕琢，纯然“性灵”一派。范允临《输寥馆集》卷三《络纬吟小引》论其:“多师心独造，无所沿袭。”莆田周庚，字明瑛，受竟陵派沾薰，其《羹绣集》清新幽峭，有风雨悲鸣之意。晚明女性诗歌题材涉及闺思、亲情、世运等各个方面，其特征，概括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新晨
一是尚情贵真。“尚情”是晚明文学革新思潮的主流，女诗人推毅这一潮流，不遗徐力，以诗载写一代知识女性的情感心路历程和人生追求。如叶小莺《七夕后夜坐，红于促睡漫成》云:“池畔芙蓉映碧萝，岁星今又隔银河。侍儿未解悲秋意，明月高悬怯素罗。”不可否认，小莺的早逝与其多情善愁深有关联。黄媛介《读叶琼章遗集》叹云:“字字叙其真愁，章章烷其天趣。成风散雨，出口人心，虽唐宋名人亦当避席。但讶彼正桃李之年，何为言俱逼霜露?惜花太甚，遂成刻露飘零，咏鹊未期，竟兆惨离情事。清人沈钦韩为叶执纹《愁言集》跋云:“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常圆。钟情又怕伤心死，一卷愁言欲问天。”这不惟透见叶诗心，更是众多晚明女诗人尚情贵真、哀惋情韵的绝好写照，从中我们可以深刻体味晚明女性诗歌的可贵之处。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关键词：杨义；现代文学；文化意识；文学与文化的贯通
给文化下个很确切的定义是困难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个抽象的存在，一切只能相对而言。广义说来，它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则特指精神财富。定义本身的弹性特征使人们可根据具体情形交替使用它。美国学者克莱德·克鲁克洪在《文化研究》中说：“要指出哪一件活动不是文化的产物是很困难的。”这是就广义的文化而言的，这样说来，生活中处处存在着文化。但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之中，经常运用的是它的狭义概念，它更偏重于精神领域，而且在这个领域，正如同它在生活中一样，是无所不渗透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同样是作为精神财富的文学，便当然也少不了文化的“光顾”，并且从整体上来看，文学不仅融入了文化因子，而且本身就属于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具体分支。“文学批评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它不得不顾及到文化，因此，文学批评本身也就必然包含着文化批评。但实际上，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文化往往和文学艺术等一样是平行并列着的，都作为专门的学科而存在，有文学研究，也有文化研究，各有侧重和分工。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本文所拟定的“文学一文化的贯通批评”才能产生相应的意义。
作为一名当代学者，杨义首先是博学的。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现代文学，并从鲁迅研究起步。可他并没有拘泥于此，而是打通了各个时期文学界线，从中国古典文学一直到现当代文学，并且还从文学史到叙事学方向，他都有极好的造诣。1998年到]999年之间九卷本《杨义文存》的出版就是他广博治学的最佳印证。在第九卷《中国现代学术方法通论》中，杨义根据自己独具个性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实践经验，探讨了学术研究中的开放性、拓展性和贯通性。他打通了现代、近代和古代的界线，进人了寻找中国大文学的整体思考之中。其次，他文学研究中的另一个亮点是他敏锐的文化意识和宏观的文化心态，可以说，他是一个文化型学者，在具体文学研究中，他往往从文化角度着眼考察，追溯挖掘文学的文化原因、文化内涵、文化取向、文化类型、文化品质等文化渊源。在他的专著《20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中，他从不同的文化视点出发去诠释中国小说，从而获得了另一个较开阔的研究空间。
在这部书的第一章《小说史研究与文化意识》中，杨义从总体上阐明了他本人在对20世纪小说进行研究时的着眼点，也就是“着重从文化角度审视它的运动过程”。他认为，“文化意识乃是对小说进行深层多维研究的通观意识”，所谓“通观”，即打破狭隘的单一的研究视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多以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研究视角为主，来自文化层面的认识较单薄，还未形成文化的惯性思维，因此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关于这方面的涉及都不够。相比之下，杨义无疑是倡导文学一文化批评较有力的一位。他在上述专著中，就明确了研究的总主题和大方向，即论述20世纪小说发展的文化轨迹和它的文化脉络。
杨义由鲁迅研究开始了他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方向，他最初选择鲁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想从一个人去看一个时代一部历史。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和集大成者，他曾处于时代的十字路口，因此他也曾经历了时代转型期必然要遭遇的来自不同观念层面的冲突碰撞，当然包括文化层面的，从他的笔端，人们能够感受到他深厚的文化学养和复杂的文化心态。意识到了鲁迅这代人的历史处境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杨义曾撰文写道：“中国现代小说的开拓者，多是叛逆型破落户子弟和泅游于中外文化反差之间的留学生，既窥破社会崩溃中的炎凉，又饱尝民族衰老中的忧患，可以说，他们所写的改造国民灵魂的小说，是以现代文化意识返观传统文化沉积的审美结晶。所以他们在这个时期的小说，便具有了深厚的文化意识。正是对鲁迅的研究，奠定了杨义后来学术研究的坚实基础，鉴于此，本文也将它作为对他的文学一文化批评方式进行考察的一个切人点。
研究鲁迅不能不关注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因为鲁迅有着深厚的旧学根底，传统在他是稔熟于心的，由此在对待传统文化上，他既能游乎其间，又能出乎其中，显得游刃有余；另外，留学生涯使他有机会接触到迥异于传统的外来文明，所以这种种文化的交织碰撞造就了鲁迅文学中复杂的文化面貌。杨义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对鲁迅小说的研究，实质上是对中外古今一个文化史和文学史的重要枢纽的研究”。通过对这一枢纽的研究，从而“解剖这个枢纽在文学史和文化史的脉络原委与深层意义，解剖它在中外古今文学与文化的交互撞击、错综融汇中的承传和独创、求索和开拓、转型和奠基”。这里，既认识到了鲁迅与中外文化的重要联系，更把鲁迅文学置于一个“枢纽”的关键位置，鲁迅文学是一座丰碑，融铸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精粹，这一文化定位就充分说明了杨义对文学一文化批评的自觉运用。具体到他的批评实践，他在论文《鲁迅小说的文化内涵》中，将鲁迅作品中的文化容量作了归纳分类：第一是对国民性的解剖。杨义认为，“解剖国民性实际上就是对传统文化沉积做一次总的清算，从而汰旧立新，开发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对国民性的思考也是鲁迅始终不渝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对民族文化很沉郁和苍凉的体验把握，因此，也是中国文化在鲁迅眼中较为本质性的内容。第二是对封建性的儒家礼制文化进行批判。这也是其文化态度的一个亮点。杨义在这里使用了“礼制文化”一词，较有分寸地说明了鲁迅不是对儒家文化的泛泛批判，而是着重于其礼制即封建礼教，因为儒家思想中有许多是值得发扬光大的精华，不能一概否定。第三足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综合思考。这主要体现在对《故事新编》的分析中。杨义具体分为三个方面：对劳动文化的肯定，由实干的英雄和复仇的奴隶身上体现出的文化思考．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他认为鲁迅的文化态度并不偏激，鲁迅既认识到了传统文化孕育下的民族脊梁，同时也重点批判了具有强烈腐蚀性的一面，后者阻碍了民族的自我更新和调整，使社会发展的步履沉重而缓慢。其中鲁迅对出世离群的道家文化进行了较严厉的批判，《故事新编》中的《出关》《采薇》《起死》等几篇都是如此，关于这种文化批判倾向，杨义从鲁迅所处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去考察阐释，得出了时代合理性的结论，他认为，“对我们这个已经柔弱的民族来说，特别是国难当头，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的时刻，道家就容易使我们成为人家的砧上之肉，鲁迅对道家的批判，．有明显的历史具体性和现实针对性”。
如果把以上的条分缕析综合起来并上升到一个高度去思考，杨义就认为，“鲁迅的文化思维方式足双构的，而非单构的，在‘民族一世界’的双构互补中，建立使一种古老的文化获得新的生命活力的运行机制”。可见鲁迅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学文化视点，而使之与国家社会乃至全人类发生联系，希望由此架通中华民族文化生命与世界的桥梁，而这也正是他作为一位文化巨人的风范，这种风范影响着一批批有眼光有品识的后起之秀。所以，杨义认为，从本质上说，鲁迅不仅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封建社会中沉积下来的传统文化的最伟大的批判者，而且还是为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化并使之走向世界文明的卓越先驱者。作为一位具有个性的文学研究者，杨义以他的文学一文化批评方式向人们诠释了他心目中的鲁迅及其文学，反之也可以说．鲁迅及其文学也以不俗的人格力量和超凡的艺术魅力深深地感悟着后代的批评家们。
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中，杨义把五四作为现代文学转变的关键环节，在“五四”这个关节点上，现代文学同时与中外古今的文化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碰撞，并取得了与旧文学有着本质区别的新文学地位。在第三章中，杨义又探讨了现代小说观念变革的文化原因，认为五四对于现代小说观念的变革有着根本的推动作用。
他认为，“实际上足通过借鉴西方文化来对传统文化进行纵向突破。通过先驱者的努力，架通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桥梁，架通了中国传统文化转向现代化的桥梁”。“在‘五四’时代，由于借鉴了西方文化，眼光敏锐而心灵开放的中国知识界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开始获得了异常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参照系，在变革图强的基本思路下重审本土的传统文化。一种与当代世界气息相通的新的文化逻辑思路，正在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拓展新的境界”。文化观念转变了，作为文化观念载体的文学或者说受文化观念支配的文学自然不能以它旧有的内容和形式继续发展了。在“五四”及其以后的新文学中，小说成了最重要的文学体裁，单从这点上就可见一斑。五四时期的作家是从整个世界文化结构上看当时的文化和小说的，所以那时有很多理论家都以开阔的眼界力图整体上把握小说的属性和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一宏观眼光，就意味着以世界文学的眼光去审视中国文学，在横向比较中认识自身的不足，借鉴他人的优长，这种以“他者的眼光来审视自我”的观察角度自然就不再囿于封闭的旧模式之内，不再是以旧观旧，而是以新审旧了。西方的文学观是一种进化的文学观，这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崇古”倾向有很大不同，文学进化观肯定了现代文学对古代文学的超越，而不是一味去模仿古人。这种对现时的肯定自然就提高了小说的地位，恢复了小说的尊严，因为在传统文学中，小说的地位是很卑微的，而在西方的文学观的影响下，现代小说终于被赋予了新的价值，也正鉴于此，杨义在研究现代文学中，着重选择了小说这种形式。小说在“五四”前后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发展历程，地位由卑微至堂皇，这种文学观的变化实质上是文化观变化的反映，是中西古今文化碰撞的结果，而且现代小说所承载的思想内容也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时代的个人的种种动向，所以，着重从小说人手，是进行文学一文化批评的较好的切人点。
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的第三章中，杨义在对“五四”文学观念尤其是“五四”小说观念变革的文化原因进行分析后，又具体从“真实观和悲剧意识”、“功利观和批判意识”、“审美观和文学的本位意识”等方面探讨了变革的文化深度。比如在论述悲剧意识时，就表现出了不同于传统文化观念的一面。“他们(新文学作家)用现代的意识观照社会、观照文化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从而发现了其中的不合理性或历史的荒谬性。在观察时，他们在习以为常的文化中看到了悲剧因素”。而这一点正是传统文学所缺乏的，同时也正是传统文学中文化意识匮乏的表现。现代文学在对传统文学进行反思和批评的基础上，在对外国文学中的悲剧观念进行借鉴的同时，也达到了一种文化的深度。由文学映现文化，由文化反观文学，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文学一文化批评思维方式。
再比如，在对女性小说的关注中，杨义也同样是从文化角度着眼。他认为，“‘五四’时期女作家群的出现，实际上是‘五四’反对封建伦理文化的一项从理论上到实践上的重大胜利”，“是现代文化思潮冲击封建女性伦理定型的结果”。换种说法，就是“社会文化性别模式的变化”。因为在人类社会中确实存在着男女两性在生理心理和文化心理类型上的某些差异，这种文化心理的差异在封建社会就是男尊女卑的性别定型。南宋女词人朱淑真有诗《自责》为证：“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而到了近现代社会，随着启蒙思潮的兴起，这种封建的文化性别模式有所松动，不仅一些妇女问题在社会上有所反映，而且以女士署名的小说也多起来，女性文学有所显露，直至五四时期，女作家群正式出现。这就是女性文学出现的文化契机。至于“五四”女性文学的共同创作特色，实质上也是文化性别模式变化的流露，比如她们能紧扣时代思潮，充分反映个性，表现一种外向的社会的要求，就是文化观念使然。
此外杨义在对现代文学中的大家名流进行探究时，也是有意识地从文化角度切人的。在上述专著中，他分别展开篇章撰写了专题“郁达夫小说的文化心理素质”、“从文化视角看左翼文坛以及丁玲张天翼”、“茅盾、巴金、老舍的文化类型比较”、“二萧文化素质的差异”、“废名和沈从文的文化情致”、等，进行文学一文化批评的个案研究或个案之间的比较研究。杨义之所以在对现代文学的研究中侧重文化的介入，是基于他这样一个前提认识，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中西文化交互影响下的产儿，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文化和五色斑斓的西方文化思潮，都在现代小说家身上打上了各式各样的烙印”。也就是说，他认为现代文学是文化碰撞的直接结果，其中的文化因子特别丰富，在对这个时期的文学进行研究时，缺少了文化观照，就无从准确把握它的发生和根由。
女性文学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现实要求,反思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建构菲薄女性作家的缺憾。加大其改革力度,丰富课程的网络教学资源,激活学生自主学习与自主参与的积极性,彰显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特色。
课程建设与改革是学校建设中最基础的重要内容,不仅直接关系着学校教学改革能否深入进行,更直接关系着人才培养质量。学校教学水平的高低,教学质量的好坏,学生专业素质培养的优劣,直接依赖于课程的建设。学生知识的获得与视野的开拓,通常是由课程这一主要途径而在脑海中留下印迹,并由此激活个人的兴趣,生发出“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的追求。
精品课程既是教育部为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实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而推出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课程建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地方经济社会对人才迫切需求的系统改造与创新升华。精品课程建设既是一个载体。又是一个平台。作为载体,鲜明地显现出学校教改方向所倡导的教育理念:作为平台,形象地体现出教学内容与知识点。平台与载体的互相作用,使学生能在精品课程所涉及的领域内夯实“重基础、宽口径”终身学习的知识基础,迈出个性人生追求的第一步。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的改革,鲜明地显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特色
一、活跃的学术动态发展显现出教材与教学内容的滞后
精品课程建设是以“一流教材”、“一流教学内容”为标识的,一流就是不能落后于信息社会的快速发展。教学内容是由教材来载述,通过教材的文字表达、概念定义、图表符号等显现知识的系统性、信息的科学性、视野的开阔性、学术的前瞻性与思想的先进性。凝聚着教师心血与学者成果的教材,由于出版周期与纸质版本的限定,教材滞后着课程内容的不断充实与学术动态的快速发展成为不争的事实,就课程体系而言,传统的教学内容需要增添鲜活的新知识,这在古代文学的课程教学上显得尤为突出。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中华民族在艰难而漫长的历史演进程中逐渐积淀而形成的“国粹学”。不仅以大智慧、大气派的进取态势对中华民族产生过并且正在产生着不同程度的不同层次面的积极影响,而且以“学科优势”、“文学情怀”、“人文精神”的力量,撑起课程一片天。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相融为一体的古代文学课程,其史显现着文学发展的“脉”。其作品凸现着文学内核的“魂”,并融两者,体现着文学鲜活多元的“态”,显现出文学史发展的无限魅力与代相传承的生命力。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文学史》问世,给古老的封闭的“国粹学”研究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古代文学课程成为五四“文学革命”后高等学府文科类的修业课。刘大杰主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相继问世。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古代文学课的设置层次面更宽泛,各个高校所用的古代文学教材可谓“百花齐放”。然而,不同版本标志性成果的古代文学教材的课程体系建构模式。均以男性创作为主。菲薄着女性与女性作品。这丢掉了文学发展的一脉,失去文学抒写情怀的一魂,破坏了文学史发生“现场”的“原生态”,不仅限定了古代文学课程体系深层底蕴的研究,而且不利于和谐社会的营造。
古代文学内在精神所显现的是人类思想与民族文化的智慧结晶,展现其丰富深厚的创造性,是古代文学课程体系建构培养人才宗旨所在。性别把人分为男性与女性。女性在文学创作上是否有自己的创造性?唐代诗人王建在《寄蜀中薛涛校书》诗中日:“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唐才子传》载:薛涛字洪度,为成都乐妓,居地浣花里,性辩慧,娴翰墨,通史书,工小诗。元稹使蜀,遂相知相识。元稹返京登翰林,作《寄赠薛涛》诗:“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其诗赞颂薛涛杰出的文才和口才。待到武元衡人相,奏授秘书郎,有了“女校书”之名。女性名“校书”,始于薛涛。男性,才子。女性,只能谑称为扫眉才子。
扫眉才子不逊色于才子,为何古代文学课程体系菲薄女性?传统观念起着不良影响。《诗经·小雅·斯干》诗日:“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周礼》有太卜之官,掌占梦。太卜占梦有熊罴之象。是生男的吉兆。有虺蛇之象,是生女的兆头。生了男孩睡在床上,穿着华美的衣裳,带着精工细做的玉璋,声音肃然洪亮,红色的蔽膝耀眼辉煌,成人后将是一家之长,邦国之王。生了女孩就让她睡在铺席的地上,穿的衣裳由包婴儿的被子改做的,身上佩物是陶制的纺锤,只能讲些酿酒做饭的家务事。从着装服饰的现实待遇到人生未来的安排,男性女性有着天壤之别,从离开母体的那一刻起,性别锁定男女的社会地位。
中国是农业大国,自然经济的思维定势鲜明地印着男尊女卑的传统,男性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垄断着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今天虽然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主张“男女平等”,但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不能随着旧制度的灭亡而完全走进坟墓,古代文学课程体系以男性为主体也在情理之中,如果说上个世纪女性作家与作品难能跻身古代文学课程体系情有可原,那么新世纪没有大变化,便是人为的遮蔽与历史的误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渗透,女性研究逐渐成为全球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也浮出地表。不仅走向,而且形成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域。面对文学类的学术研究的前沿动态,古代文学精品课程如果仍然重复着叙述视角为男性的教学内容,必将重蹈覆辙,精品课程势必与一般课程没有什么区别,使用教材所表述的教学内容必然滞后。
二、古代文学课程体系改革显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特色
改革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容,使教学有着时代气息,适宜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仅有紧迫感是不够的,必须结合学校的办学层次与办学定位,结合学生的实际,通过课程教学的实践来实施。而课程设置不是随心所欲安排的,课程是依据专业的培养目标、教学目的与专业所在的学科门类及其结构开设的。有学期的顺序与课时的分配。任何一门课程的培养目标必须依靠每一堂课、每一次亲手操刀等教学环节所构成的教学过程的实施得以实现。换言之,精品课的建设也必须通过章节的教学,为学生提供由章节构成的知识体系与教学内容,通过现代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与灵活多校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受到最好的教育。从而显现出人才培养的教学特色。
何谓“应用型”人才?对其内涵的理解,学术界各有各有看法,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各有的理解。比较认同的看法:应用型人才就是高校培养出的人才能够应用客观规律, 为社会谋取直接利益或日社会效益。换言之,高校根据社会实际需要。培养面向实际,掌握一定理论,具有多面适应才能,将所学知识进行相应的成果转化,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要求课程应以有利于学生成长与个性发展为出发点,改变课程内容陈旧、分割过细与简单拼凑的状况。沟通精品课程的“一流”标准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对地方高校精品课程建设来说,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12i从古代文学课程性质而言,改革课程体系更谓势在必行。
古代文学课程是2003年立项的校级、省级精品课的,在课程教学中,注重采用“历史追溯法”,教师系统地讲授古代文学的经典作家与作品,让学生回到过去,以作家、作品为线索,设身处地地感受与思考:如何我们处在当时会怎么做?特别是“男尊女卑”封建制度下,女性如何“突围”呢?世人了解的古代女性作家常举的是与秦观、黄庭坚齐名的李清照,李清照仅因身在重病中所依非人而离婚事,便有秽言而不能进入正史。与李清照并称“隽才”的朱淑真,作《自责》诗曰:“女子弄文诚可罪,哪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在客观遭遇北宋灭亡与主观遭遇婚姻不幸、爱情追求不幸的社会苦难和人生苦难中,反其义而用之,将男性磨穿铁砚的文学功名视为自己主体意识的觉醒。奔涌的诗情倾泄而出。“春暖长江水正清,洋洋得意漾渡生。非无欲透龙门志。只侍新雷震一声。”(《春日亭上观鱼》)刚直的个性、横溢的才华,迫使她的追求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意识形成尖锐的矛盾冲突,缈小的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被强大的传统势力挤压到绝路上,她只有投水而死。胡文楷先生的《历代妇女著作考》,列出中国古代女性作家有4000余位,其中不逊色于李清照、朱淑真的闺秀何止百计。古代“才女”的不幸遭际与今天女大学生所遇的挫折相论。何足道哉?
省级精品课程的古代文学课程体系改革,打破“男权中心”的话语对文学话语权力的垄断,确立古代文学课程体系观念的多元化与叙述视角的多样化。古代文学课程不再是单调的男性心灵抒写,女性悲怨的吟唱。课程内容的充实、活脱,激发学生的极大兴趣,而且对人的素质教育、营造和谐起着不可估量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建设中的省级精品课。古代文学课程体系改革的教学内容既在课堂教学上有着生动的体现,也在网站建设上有着精彩设置与凸现。古代文学网站不仅有蕴含课程知识体系的140个多媒体教学课件,有与课程教学相匹配的几千张生动人物画像图片或考古实物的网络资源,而且开设“区域文化”、“学生习作”、“文学天地”栏目,上传着载学生各类文章近几百篇(首),其中近半数是以女性为写作对象的。从课程内容体系到教学实践,显现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特色。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