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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土三阳,本名李晓辉,中国当代著名画家,1980年代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并获得艺术专业硕士学位。曾师从刘海粟等大师,经受过严格的科班训练,著有《五代宋元中国山水画论》《中国画之笔墨五韵》《砚边随录》《论中国山水的传承和发展》等著作及论文。其作品既有深厚的传统功力,又有独特的自家面貌,代表了当代中国山水画的最高成就,被誉为“中国当代十大家”之一。现为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研究员
其人其事
大土三阳本人及其画作受到大家一致的热捧,是近年来才有的事,此前在美术界内很难见到他的作品和他的身影。这匹艺术黑马的横空跃出所引起的震惊和轰动是不言而喻的,他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一个个惊叹,一阵阵眩晕,更多的是一个个问号。他成功的秘诀何在?他有什么样的不同于常人的艺术历程?他为何偏偏选择树木和雪景作为自己的主攻对象?他的笔墨五韵在画论方面到底有什么样的理论贡献等等,不一而足。
大土三阳自叙出身书香门第,而且是名门望族。父亲则是旧时文人,满腹经纶,通晓三国语言。家学渊源让自己少年时在文化、艺术修养方面就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绘画。
这种家族荣耀感给了大土三阳先生一种使命感,一种潜在的精神动力。而兄妹6人,其中四人搞美术,一人是作家,这样一种得天独厚的家庭氛围无疑给了先生很好的艺术熏陶和影响。但这样的家庭背景,却并没有带给他很顺利的从艺之路。
大土三阳说:却相反,儿时由于家庭子女多,生活极其困难。15岁不到,被下放到江海县生产建设兵团,一干就是10年。这10年间,道不尽的艰难和辛酸,但是我从没有停止过画画,无论寒冬还是酷暑,都是在别人中午休息和周末时,走几十里路到周边村子画农民头像、画速写……这样的日子直到我顶替父亲回到家乡才结束。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一个人要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客观因素固然重要,但起决定因素的还是主观方面的不懈努力。他的勤奋、刻苦没有白费,终于有了这样一次机会:
24岁那年,是当时高考的最后年限,也是上苍给的唯一一次高考机会,我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南京艺术学院,当时的老师、同学都特别震惊我的基本功为什么那么扎实。可以说,今天我的艺术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得益于我以前所读的书、所受的磨难及对社会的思考……这些磨难和阅历造就了我,克服人生的艰难,坚持不解的奋斗才是我走的路。
机遇总是眷恋有准备的人。一个人能吃得了别人不能吃的苦,耐得住别人不能忍耐的寂寞,持之以恒地做下去,他不成功谁能成功?“嚼得菜根百事可做”,大土三阳先生就是极好的范本。
大土三阳先生说自己从艺已经50多年了,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都要伏案作画10多个小时,长年累月,从未间断过。为此,他曾动过两次眼科手术。这种艰辛和刻苦恐怕是大多人都不能及的。他自信自己10年画的东西赶上有的人一辈子画的,这种勤奋和刻苦使他不断开拓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艺术境界。
转益多师
大土三阳先生是诗、书、画均达到很高造诣的学者型山水画家,其山水画代表了当代中国山水画的最高成就,是当之无愧的艺术大家。大家之“大”在气魄,在格局,在境界。欲达到这种大气魄大格局大境界,一要天分,二要勤奋刻苦,三要多读书,除此之外,还有转益多师。
大土三阳先生求学南京艺术学院期间,曾是刘海粟大师的门生,但他从不自矜于此。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大土三阳先生心知肚明此点:要想在绘画艺术方面取得更高的成就,专注于一家是远远不够的,老师的领路只是为了让自己更好地窥探到艺术的堂奥。于是,他取法乎上,师法古人,向上追溯到隋唐宋元明清诸贤。在这里,李成、王蒙、黄公望、郭熙等都是他追摹的对象。他说,李成光写生的稿件就达三万多份,这种治学精神给了他特别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精神上的。大土三阳先生几十年如一日伏案作画,这种勤奋刻苦的努力不能不说没有李成的影子。王蒙对大土先生的影响是最大的,这种影响主要是艺术层面的。大土先生在绘画技艺方面取法、借鉴王蒙的甚多……
师承传统,融会创新,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有自家面貌,才是要达到的境界。采摘百花,目的是要酿造出甜蜜来,而不是为了自己观赏,更不是为了向人炫耀自己的拥有。杜甫曾云“转益多师是汝师”,任何人的长处都可以拿来进行研习、临摹,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从而成为自己的东西。师法古人,向现实中有成就的人学习,作为画家,更应该向自然学习。师法造化,这才是最高的学习境界。
一次去装裱自己的绘画作品,一边开车,一边就观看沿途的那些树木,觉得自己的树木画水平已经达到了很高的造诣,但是比起自然界的这些树木来,还是相差很多。由此悟到,师法自然,追求人文自然的和谐,才能使自己的绘画达到更高的境界,更上一层楼。
行成于思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是韩愈《劝学解》的话,是引用度极高的一段名言。大土三阳先生毅力坚强,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付出了远远超出常人很多倍的刻苦努力,在“业”方面已然完全达到韩愈所言的“精”的程度。这是实践的一面。在勤苦作画的同时,他还随时把自己对绘画对艺术对人生对自然等的感悟形诸笔端,并将之理论化、系统化。《中国画之笔墨五韵》《砚边随录》就是他理论收获,对丰富中国的传统画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笔墨五韵”,更是一个创获。
大土三阳自述:最大的感悟就是,我领悟到山水画的对立互为关系,即我提出的笔墨五韵的学术主张。这一点与谢赫的“六法”是有根本区别的。“六法”纯粹讲技术,而我说的是艺术表现的根本规律,也就是对立统一规律。
又自述,其实我所有的作品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关于“神韵”,我认为如宇宙之主宰,人生命之根本,画之统帅,画若无神,无从及他。二谓“气韵”,及画之灵动生气,是在混沦中流转于整幅画中的神元之气,是神的行走之律。三谓“线韵”,它不是简单的直线、聚点成线等等、而是指有生命的韵律之线,是表达生命、表达物象的载体。线不光有粗细、曲直、刚柔之分,有轻重缓急、粗细劲柔、长短曲直之分,有时绵里藏针,有时锋芒外漏。我认为线是中国绘画的本源,它有别于西方用块面和色彩来造型,这可以说是我对中国绘画的理解和归纳总结。
内容摘要:宋元文人画教育思想的审美倾向直接影响了文人画品格的建构,以形似之外求其画、气韵非师、诗书入画为主要审美倾向。
关键词:宋元文人画教育思想审美倾向
文人画又称士人画,简言之,即指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所创作的画。士人画的概念提出于宋代。苏轼在《东坡题跋》云:“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若乃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①先秦以来统治者把民众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东坡根据画家不同的社会身份,把画分为士人画和画工画,肯定士人画,贬低画工画,因为画工画只取行状物,侧重物表,而士人画取其意气,别有一番气韵意境。由此可知,士人画是文人士大夫在政事诗书文之余而从事的一种雅好。文人画在元宋逐渐成熟,形成了独特的品格,文人画教育思想也具有了其特有的审美倾向。
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基本教学内容,以文字为载体的诗文成为主要的教学载体,因文字书写而形成的书法艺术也随之视为上等之艺,而画与阴阳、卜、噬、工巧、造食、音声、天文同属伎术者之地位,也被文人所轻视。如唐阎立本诫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墙面,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识,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诫,勿习此末伎。”②韩传云:“尤工书,兼善丹青,以绘事非急务,自晦其能,未尝传之。”③五代荆浩云:“画者,画也。”④宋代绘画艺术的自律性逐渐成熟,文人抵挡不住绘画艺术的独特魅力,但又见于传统观念对绘画的歧视,故特把文人画与画工画区分开来。文人画的出现使中国古代绘画教育呈官方绘画教育、民间绘画教育、文人画教育三重分野,三个层面各具独特的教育特色,又相互影响。特别是文人画教育思想中有着明显的独特的审美倾向,下文从三个方面论述。
一、形似之外求其画
绘画基本的功能是存形状物和教化。民间画工重粉本师授,宫廷画工重状貌写生。宋代文人不甘于画单纯存形状物的匠技之工,而追求“以形似之外求其画”的审美倾向。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曰:“以形似之外求其画,此难可与俗人道也。”雅正是文人所标举的风格。张彦远此话正投合了宋文人的审美心理,故取之作为文人画的理论依据。东坡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⑤道出了画更重要的是在形似之外的意。东坡观王维吴道子画壁云:“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象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⑥欧阳修《题盘车图诗》:“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明确了轻画形重画意的主张。沈括亦曾说:“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以形器求也。”⑦倪云林云:“仆之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题自画墨竹又云:“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子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⑧他以自己的亲身创作体会,揭示出文人画重意气不重形似的审美倾向。由此可看出,无论文人画创作还是画理鉴赏,皆追求形外形上的意境和逸气,这种审美倾向成为文人画教育的重要的思想。
二、气韵非师
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有“论气韵非师”一节,曰:“骨法用笔以下五者可学,如其气韵,必在生知……人品即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已,生动不得不至。”此言气韵非能师授,而在乎人品才情,这就要求画家人品胸襟的蒙养、诗书画的才情、广游河山的阅历,及追求风神超迈、志趣高雅的气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正是文人画家重要的修养方式。文人画家有了这种品格和胸襟才能创作出文人画特有的气韵格调。宋元文人画家莫不饱学博识。如苏轼文名盖世,自不待言。文同以学名世,操蕴高洁,善诗文篆隶行草飞白,其墨竹开一代风气。李公麟,好古博学,雅善画,尤写人物为精。米芾博记洽闻,诗文甚丰,任书画学博士。赵孟坚修雅博识,善水墨白描梅兰水仙。王庭筠当时已有三绝诗书画之誉,这些文人画家都有深厚的文识修养,高远的胸襟境界,盘横山川,游心艺林,其画自有神韵妙境。明代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曰:“画家六法,一气韵生动,气韵生动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在天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鄄鄂,随手写出,结为山水传神矣。”这正指出了气韵非师思想的内涵,也是文人画教育思想的经典概括。明人姜绍书《无言诗史》评倪瓒云:“善画枯木竹石及山水小幅,气韵萧远,识者谓云林胸次冰雪云烟,相为出没,笔端固自胜绝,良不虚也。”文人画品格萧散闲远,笔韵高简,此正是气韵非师,乃个人修养所至的结果。
三、诗书入
南宋邓椿《画继》云:“画者,文之极也。”此言诗画二事,其理一也。王维《蓝田烟雨图》东坡题跋:“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董其昌《画旨》谓:“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尊王维为文人画之祖,在于其以诗境入画,致使画境高远。诗画有异形同工之妙,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成为文人画立意造境的文化依托。宋徽宗立国子监画学,以古人诗句命题考试学生作画,又自徽宗开画上题诗句先河后,文人画家凡画必题诗,这逐渐成为文人画形式的独特之处。宋文人画家以书法入画,精研绘画用笔与书法用法之间的关系,创造出不同于描画的写法,建立文人画写意的概念,援书入画,才真正越过以状造形的阶段,进入了笔墨语言。
书法的修习成为人物画家的必修课。明人李日华《紫桃轩杂辍》云:“余尝泛论学画必在能书,方知用笔。”文人画把书法的用笔融入绘画中,丰富了绘画的语言。诗书入画从立意取境,从意象两端构筑文人画特殊的气质。东坡语:“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书入画成为文人画教育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诗的意境,书的劲势,画的形制统一于画面,诗书画互补互衬,此成为文人画教育思想的审美倾向之一。
宋元文人画教育思想的审美倾向,不仅通过创作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从文人画家的诗文评论和画谱画诀等理论中体现出来,这些审美倾向直接促进了文人画寄情写意和品格形态的建立。此后,文人画成为中国古代绘画趣味和风格的主导方向。
注释:
①宋人评画.湖南美术出版社,第223页.
②旧唐书卷七七
③旧唐书卷一二九
④荆浩.笔法记.
⑤东坡题画诗.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
⑥东坡集卷二凤翔八观.
【论文摘要】中国绘画艺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且经数千年不断丰富、革新和发展,创造了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丰富多采的形式手法,形成了独具中国意味的绘画语言体系,它独特的艺术精神和表现手法已成为东方艺术之代表,其艺术特征除了有“视觉艺术”的共性外,还浓缩了中国文化的许多特征,蕴藏着丰富的文化精神。
中国绘画的传统渊源流长,历数千年而不变,蔚为中外画史之奇观。而且,这种传统的深刻与持久,随着时间之推移,其内容和形式经过不断的融汇、锤炼、积淀、愈益形成一种传统的伟力,愈益鲜明、精纯而独到。以至许多方面均难乎为继,而令创新者久久束手徘徊。透过这些表象,我们可准确无误的识别出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绘画已形成的独特审美符号,领略到中国绘画所体现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绘画的研究中,一些学者都不约而同地从中国的经典哲学里,找到了绘画美学的起点,看出了中国绘画所包容的哲学深度。
南朝刘宋时期的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指出:“圣人含道应物……山水似形媚道。“以形媚道”即是说明了绘画是以物象的“形”来反映这种哲学思考的。“道”字在老庄哲学中是一个自至关重要的词,它作为老庄则学观念中最核心的概念,表述着极其复杂和抽象的哲学范畴。客体的实在不是艺术表现的目的,而只是一个中介物,力图表现的是冥冥之中的“道”或“天”。客体(山水、人物等等)只是一个载体,一种符号,关键在于它所表征的“道”。而绘画则能表现一种“非方非默”的状态,能把它描绘出来。因此,中国绘画被看作是表现“道”的一种最有效的形式,它能在有限的空间里迹化出“道”所阐译的哲理。
因此,真实地再现客观对象便从来也与中国传统艺术无缘。PF杰拉德直截了当地说,中国艺术虽擅长于山水画,但并不着眼于描画任何现实的风景,而是根据源于现实而又包含着象征和哲理的灵感,进行富于想象力的创造。
老子哲学中所具有的某些朴素辨证法思想,如“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即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万物交感运动的观念,都曾渗透在中国绘画的表现技巧中,并被广泛的应用。在中国绘画的创作过程,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下笔运作时,提出“存心要恭。落笔要松”:在处理客观物象与主观理性关系方面,强调“似与不试之间”,得“不拭之拭”:在画面布局技巧上,要求具备宾主、开合、聚散、疏密……等关系:在笔墨技巧上应体现运笔的轻重、起伏、疾徐,用墨的浓淡枯润等等。甚至有相当一部分的绘画语汇都直接起源于谈论哲学和宇宙观的用语,虚实、气理、向背、心意等。
能体现这些辨证关系的经典之作是《石涛画语录》。
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中国传统艺术的实质是道家精神,道的特征与天地之美的契合,这庄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正不折不扣地是魏晋南北朝问中国艺术史上山水题材的勃兴的思想渊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老庄那里,充满了对天地之美的热情赞颂,和对与天地之美相牟的独立、自由的理想人格的倾心向往。从艺术审美意义上看,它集中体现为以人情观物态、使自然人化的思维方式,并把与自然精神的契合作为审美的理想追求。追求主客相融的审美境界,注重表现主客体的生命精神,轻视对物象外在表象的摹仿。在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中国传统绘画追求天地之大美,着力表现天地万物的生机活力,表现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的生命情调,表现这种大化生命的宇宙精神。因此中国传统绘画注重体现生命、生机,追求气韵生动。“气韵生动”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范畴,对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绘画从南齐谢赫的“随类赋彩”到剂浩提出的“水晕墨章”,很明显是一个由重视色彩表现到重视水墨表现的绘画观念转变,这就是阴与阳的哲学思维主导下的特殊色彩意识。
“运墨而五色具”的思想是中国画的一个传统,“墨分五色”——这一色彩魔方吸引了无数历代画手。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中国哲学的玄想思维的作用。应该说,水墨世界从真实感上言是无色的、虚幻的,但它却因此而具备了一种独特的“无色之色”,是十分哲理化的表现,具有特殊的“理趣美”。用相对单纯的黑白(纸地)色来表达天地万物、正体现出中国文化的概括力。
中国绘画中的儒学因素,过去人们往往只用“成教化”、“存乎鉴戒”来解释儒学的艺术功能说,是很片面的。其实,孔子是把艺术更多地视为白反自修、成就人格、求仁得仁的内省功夫的一部分。于是,我们看到,孔子儒学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影响是循着一条这样的原则的:关注人伦事物,但不曲意媚合强调个体独立价值和个人内心情感表现,但不宣扬“个人主义”:提倡推以及人的方式对忧患有自觉的认识和敏感的体验,但不渲染,不夸张,不愤激,而保持达观、平和的态度和勇于牺牲的现身精神,这里面闪耀着人文理想的光辉。作为一种传统,它对忧患意识的偏爱和对敦厚之风的执着,把艺术表现意识导向了沉郁、豁达、宁静、超脱的内在境界……这或许是孔学儒家对中国艺术传统的形成的最大影响。因此,在中国绘画的表现中,有时既强调变化,也注重和谐,绘画语言虽有起伏,但不张狂,有催人泪下的艺术打动力,但格调平和,合乎法度,显然是儒家“中庸”思想在绘画表现中的具体体现。
中国绘画所表现出的空灵旷远的意境,富有哲学的思索,最终使人感到自然天成、不可言状的生动气韵,禅宗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从南北朝的宗炳到清代的山人,其中画史上重要的画家大都将禅宗封为圭臬。宗禅要求“不立文字”、“以物观物”,靠的是直觉的领悟,无需理智的分析和那种相互对立、比较的感受。这把中国土夫文人对自然、对人生的审美观推进到更奇异、更神秘、更空澈晶莹的世界。更沉迷于对宁静、淡泊的审美境界的探求,和对瞬间即是永恒的壮阔幽深的宇宙情感的体验。它在对中国绘画的影响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静默观照”为特征的思维方式,借助于自然、简练、含蓄的表现手法,使画面的意境深远、耐人寻味。以疏简、草略风格独立于中国绘画之林的“减笔”画风,其形成可以说直接源于禅宗思想。最能体现禅宗精神的是宋代的“减笔人物画。其笔势粗阔、减练豪放,墨色浓淡多变,不拘于形。但由此而表现出的视觉形象却流露出一种“笔情墨趣之外”的丰富内涵这些作品如同禅家解经,并不关注客观现实是什么,而旨在通过疏逸的“戏墨”追求禅的境界,追求自我的解脱。所以,“画贵有禅趣”,一方面,说明了中国绘画于禅宗的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对中国绘画品评的一种标准大大地扩展了中国绘画的表现深度。
中国文化的民族心理是“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终归“道器不二”、“心物不二”、“物我相忘”、“天人合一”。故而中国画的传统也是不离此道。在客体与主体真实与虚幻、自然与人生、物质与心灵之间找寻一种平衡和整体性的和谐。
中国文化宏深而博大,在众多丰厚的文化质点中,无论是哲学,还是书法、诗文、戏曲等等,中国绘画都与他们息息相关、辉映交融。法国华裔汉学家弗朗索瓦一陈曾经说过:要想看懂一幅中国画,必须具备高深的文化素养。它不仅道出了中国绘画在中国文化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而且,看出了中国绘画很大程度上浓缩了中国文化的某些特征。
中国绘画是一个白成体系的艺术领域。它的观察方法、表现方法和画面的视觉效果,都迥异于西洋绘画。“笔墨”作为构成中国绘画独特美学品格的外在符号,有着相对完整的审美价值。中国画画家作画时,有时仅用一只“单纯”的毛笔,蘸上看似黑团团的墨色,在具有一定渗透感的纸、绢上,或疾或徐地有节奏地挥动,即可迹化出一幅变幻多端、形神兼备的视觉形象。作为交流思想情感的绘画语言——“笔墨”,随着中国绘画艺术的日臻成熟,已从材料工具意义上逐渐脱离出来,具有了独立的审美意义。而且“笔墨”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绘画“形式”本身它的形成反映了中国绘画高度概括、凝练的艺术思维能力。在表述媒介方面,“笔墨”从一开始就烙印上了中国文化“以简驭繁”的特征。中国画注重“传神”,无论是人物、山水花乌,“传神”是对中国画艺术提出的总体准则,“以形写神”其实就是“以形媚道”,把对象表现生动有神只是一种技术手段,与道契合才是最高终旨。中国绘画所注重的“表现”,又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绘画艺术的思维特征。中国画画家对自然物象时,注重的不是如实的“再现”对象,而“撷取的是物象与情感因素交融之后在脑海中再度被唤起的、‘主观化’的、改变了的表现”。所以作画时它要求“沉思冥想,”把人引入一种物我交融的境界,强调的是主观意兴的抒展自我情感的表达。所以“韵外之致,象外之意”,即是对中国绘画艺术思维方式的概括。
中国绘画与书法都以中国文化为生长背景,书法是以有限表现无限的“写意”的美学思想为指导的艺术,其审美价值不是对具体字形的刻意的描摹和再现,而是对其改造过了的概括的形象,文作者的抒情、写意和对作者与观众的诱导,启发和暗示一种意象联想而创造的线的空间结构的形象,是一种表情达意和象征的艺术,这一点对中国绘画影响至深,由于书法艺术在历史上成熟较早,南北朝时期即已五体俱各、法度完善,书家辈出,而绘画则晚于书法而成熟。很明显书法艺术丰富的表现技巧和原则,必然会渗透到绘画中去,而成为中国绘画艺术成熟的重要营养。“永”字八法,是古人以“永”字八笔为例,讲书法用笔法则,即侧、勒、努、磔、策、掠、啄、超八法。历代画家也无不注重以“书”八画。中国绘画能如此地消化这些养料,主要取决于书画相同的材料工具媒介和近似的点、线构成元素上。
对中国绘画“诗意”的提倡,是中国绘画的另~审美意向。中国绘画对“意境”的追求,特别是画中“诗意”表达,在唐代前后一直未被提及,虽然当时的文人画家们诗文修养极高,像王维等人的绘画作品,就已经“画中有诗”了。但是,它还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然而,到了以“郁郁乎文哉”而著称的宋代,把诗的“意境”引入绘画之中,追求画面的“诗意”,即已成为当时绘画的主流。像坡、黄山谷、米芾等人,都是极力倡导“以诗为法”的文人画家。这就大大提高了中国绘画的“文化品味”,也大大丰富了中国绘画的文化底蕴。
中国诗极重视“意境”的表达,素以能引起读者想象、触发读者联想为上乘。许多优秀诗作各具特色,风彩迥异,情味相殊。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的壮阔:有“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杜甫)的寒凉:更有“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雄放。这些诗句,的确构成了引人人胜的“意境”。得之于“心”的诗句的“意境”和画的“境界”,有着许多的共通之处。诗与画在表现中,并不都局限于状物写形,往往超越视觉范围,重视视觉以外内容的传达,即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要求画家作画时“如骚人赋诗,吟诗性情”,将画家的诗情容入绘画“意境”之中。这种使绘画“诗化”的趋向,为中国绘画的表现注入了新的活力,并逐步成为占领统治地位的绘画审美标准。
中国绘画流派纷呈,从所掌握的阶层中,有宫廷绘画、文人绘画和民间绘画。然而,代表着中国绘画主流的文人绘画,为我们展示的则是“修身养性”的思想境界。文人画家大都释道老庄、陆王心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是由中国传统文化滋养哺育出来的群体。他们对诗意、书意、画意之间意、韵、美的共同性具有深刻的理解。形成自己独有的一套审美品评标准。所谓雄浑、飘逸、清丽、闲适、幽澹、矿远、冷僻……这些概念的确切含义几乎都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没有相当深厚的诗文的熏陶与感染,很难领略得透彻。他们不象民间画家那样多半为生计而画,也不象宫廷画家那样奉旨行事。作为一种精神解脱的“清玩”,主旨是把绘画看做排遣情怀的一种方式,它即重视艺术本身的价值,更重视创造艺术的人格,无疑是中国高层精神文化生活追求在绘画上的沉淀。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绘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绘画浓缩了中国文化的许多特征,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可以说:整个中国文化的灿烂历史都与绘画艺术息息相关。不了解中国绘画,就不可能真正领略中国文化的悠久和辉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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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现代视觉传达设计中,时时流露出传统的美学观的影响。本文分析了这些影响,并肯定其积极的因素。指出它将会有助于发展本民族的视觉传达艺术。
从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勇于吸收,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无论是从我国早期华夏文化的形成到两汉文化高峰的出现,还是盛唐文化受到西域、印度文化的影响而发扬光大,无不表明,只有勇于吸收.才能发展;只有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才能真正成为自己文化的主人。在招贴艺术方面,我们也还是应该“立足中华,面向世界”,既要尊重民族艺术的独特性,体现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又要反映现代人的内在精神追求。在视觉传达设计中,我们也要“寻根”,寻找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为其他民族所不及的思维优势和独特风采。艺术始终要讲内在的延续,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及被容纳,需要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其中包括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伦理道德、审美习惯等,它们构成了潜在的深层文化结构,深锁于民族的心理和精神之中,调节和制约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介入。正因为这样,作为外来的视觉传达设计,在中国设计者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传统的美学观潜移默化的影响。分析这些影响,肯定某些积极的因素,将会有助于发展中国特色的视觉传达设计艺术。下面,就从这个角度进行一定的剖析。
首先,视觉传达设计传达信息。鼓动宣传的作用肯定了它的特殊形式。它不同于架上油画或版画,它要求一目了然,简洁明确,使人在一瞬之间,一定距离外能看清楚所要传达的事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画面往往采取一系列假定手法,突出重点,删去次要的细节、细部,甚至背景,并可以把各个不同的比例,把在不同时间,空间发生的活动组合在一起。并经常运用象征手法,启发人们的联想。因此,它的构思要能超载现实,构图要概括集中,形象要简练夸张,要以强烈鲜明的色彩为手法,突出醒目地表达所要传达的事物,表现物与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赋予画面更广泛的含义并使人们在有限的画面中能联想到更广阔的生活,感受到新的意义。在这些方面,中国传统的美学观,能够为设计者提供大量的营养。
例如,构思上的“以一当十”、“以少用多”的精炼,构图上“计白当黑”“无画处皆成妙境”的简洁,“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对比关系,“似与不似之间”的形象夸张,都是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它们已经在我国视觉传达的设计中得到充份体现。香港著名平面设计大师靳棣强,创作了大量文化招贴。他认为,美的原则有三条:立意—意念先行,以形取神;创新—承先启后,破旧立新;活用—适身合用,灵活生动。这实际上强调的也是老庄的哲学思想,也是中国山水画的表现意境。他主张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合到西方现代设计的理念中去。他的许多作品都无一例外地体现着这种思想,在其招贴设计《自在》系列中,运用了中国的水墨画技法,融合了现代技术的特殊机理效果,现代又不失传统。2008年的申奥标志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整个标志造型没有对传统造型的直接借用,而是运用了中国特有的介于似与不似之间的写意手法,恰到好处的传递出“中国结”和“运动员”两个意象。标志不仅体现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审美意韵,同时也得到了世界的认同。
前面说过,视觉传达设计属于“瞬间艺术”。好的作品要做到既要让人“一目了然”还要做到让人“一见倾心”,为它所吸引,顾盼之余,留下较深的印象。这就要求视觉传达设计具有精湛的构思。任何艺术,都不能说明一切,特别是视觉传达设计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在有限的时空条件下,能使人过目难忘,回味无穷,那就需要做到“以少胜多”“一以当十”。
当然,至今也还有要求艺术叙述一切的观众,他们向视觉传达设计提出对多幅画的要求。这正象向雕塑提出连环画的要求,向快板提出多幕的要求一样不现实。“以少用多”和“由此及彼”是艺术技巧的标志,特别是视觉传达设计。它只能从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能从一切侧面来再现现实。任何形象都不过是构成整体的一部分,重要的是,它能不能概括其他部分。视觉传达设计中常常有充满画面的颜面特写,一双手,一双眼,一个动态,一个表情,只要选择最富于代表性的现象,而且着重于表现它的某些特征,它就能成为“言简意赅”的好作品。尽管构图简单,却要求表现出一定的、能吸引人的意境。在“意境”中,客观事物精粹部分得到了集中处理,达到了情景交融,能牵动人的某种情思,某种体验,某种联想。清代一位学者说过,一幅画“与其令人爱,不如使人思”。好的视觉传达设计要能引人人胜,唤起人的联想。表现意境,就要有手段,我们称之为“意匠”。“匠”字在艺术家心目中有贬意,如“匠气”。但也有褒意,如“匠心独运”,就是人家没有想到的,你想到了。“意匠”是艺术家对客观事物加工的特殊手段,加工手段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作者艺术成就的高低。唐代诗人杜甫说的“意匠惨淡经营中”、“语不惊人死不休”,说明艺术意境的产生一定要有“意匠”的煞费苦心。“意匠”具体说来就是选材(先取最精粹部分)、剪裁(去污存清),夸张(强调形象的特征)、经营位置(构图)、表现(选项用恰当的技法),而这一切,恰恰是视觉传达设计者构思时的主要手段。
中国传统艺术讲究均衡和内在的节律。我国篆刻艺术中有所谓“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布局法则,强调变化中的均衡,这既符合科学上相对的原理,也符合艺术上形式美的规律。在视觉传达设计中,动与静,疏与密,多样统一,宾主呼应,虚实相生,纵横曲直,黑白对比,重叠交错等传统构图法则也屡见不鲜。此外,远古的铜器纹样、画像石、金石篆刻、特别是中国画,巧妙的运用白底的匠心。民间剪纸和兰花布粗犷豪放的黑白关系,明代木刻插图的疏密聚散,都可以在现代招贴艺术的构图中得到印证。
我们从来不曾用如实的描写、逼真的再现要求过中国传统艺术,没有人指责某些山水画不符合焦点透视的原则,也没人批评传统戏曲程式化的表演模式,因为我们对自已的传统艺术有一个固定的观念,懂得抽象的形式美在造型艺术中的重要价值。中国传统艺术讲究形神兼备,讲究概括与变形,齐白石“画虾几十年才得其神”,就有一个不断概括、不断深人的过程,他最终敢于舍弃虾的次要部分而突出主要特征,使母虾的形象更为完美、更为生动。齐白石提出的“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说法和石涛的“无法而法,乃为至法”的说法是相通的。联系他的作品和实践可知,他主张的“不似”正是为了以 “不似”其实是在“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决不是“似是而非”,而是利用了欣赏者相应的联想作用使形象更有概括性。再看我们的视觉传达设计,就“似与不似”的观点来考察,就形象的简明与富于概括这一点来衡量,很多形象显然不是生活的简单模仿,某些概括的形象显然与素材有很大的差别。由复杂到单纯由繁杂到简洁,必须承认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提高。作品的魅力,决不只是以外形的逼真为转移。有时候,欣赏者不是简单地接受宣传,同时也是探索、发现和补充,从而得到欣赏的乐趣。正因为欣赏者有所探索,有所发现和创造,作品的主题,才能产生深人的影响。这种特点正符合了视觉传达设计艺术的要求。靳棣强招贴作品“金、木、水、火、土”招贴图形形象设计,也充分显示了这种文化艺术的精神特征,萦绕着极其强烈的现代主义设计的精神光环。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审美追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广告招贴设计思想,而广告招贴设计思想反过来又影响着传统民族审美观念。本文论述了传统美学观在现代广告招贴设计中的体现。
在我国,广告有着悠久的历史。战国时“矛与盾”的口头广告—“韩非子”中所描述的‘悬帜甚高”中的“望子”,两宋时期伴随着印刷雕版而产生的‘传单”等都可以看作是广告的雏形形态,都是我国广告历史久远的例证。然而,广告真正成为一种专业性活动并发挥其巨大作用却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才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的招贴广告艺术,可以说是引进的。招贴画(POST)是广告艺术中比较大众化的一种体裁,用来完成一定的宣传鼓动任务,或是为报导、广告、劝喻、教育等目的服务。在我国用于公益或文化宣传的招贴,称公益或文化招贴或简称宣传画;用于商品,则称商品广告招贴或商品宣传画。而这一切,在国外某些国家通称广告画,或商品广告、文化广告、艺术广告、公用广告。
广告在世界各国的产生和发展都有着共同的规律。它们都是随着商品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科技进步、社会发展而发展的。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传播手段的革新,无不对广告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说1886年出现于巴黎街头的多色印刷的版面画是近代招贴的开始时期,那么我国招贴的产生则以本世纪20年代和三四十年代出现在沿海城市的月份牌广告和路牌广告为标志。它们虽然带着一定的半殖民地色彩,但却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人到千家万户,因此,应该说是我国招贴广告的发展与开端。
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我国的招贴艺术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苏联、捷克特别是波兰招贴的影响,在原有基础上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所提高,近20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国门洞开,也借鉴了美国、日本、欧洲等西方国家的招贴艺术手法。可以说,作为招贴艺术,中国的广告设计工作者吸收和借鉴了不少国外同行的经验和做法。从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勇于吸收,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无论是从我国早期华夏文化的形成直至达到两汉文化的高峰,还是盛唐文化受到西域、印度文化的影响而发扬光大,无不表明:只有勇于吸收,才能发展,只有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才能最终真正成为自己文化的主人。在招贴艺术方面我们也还是应该‘立足中华,面向世界”,既要尊重民族艺术的独特性,体现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又要反映现代人的内在精神追求。在招贴艺术的设计中,我们也要“寻榴’,寻找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为其他民族所不及的思维优势和独特风采。艺术始终要讲内在的延续,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及被容纳,需要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其中包括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伦理道德、审美习惯等,构成了潜在的深层文化结构,深锁于民族的心理和精神之中,调节和制约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介人。正因为这样,作为外来的招贴艺术,在中国设计者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传统的美学观潜移默化的影响。分析这些影响,肯定某些积极的因素,将会有助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招贴艺术。下面,就从这个角度进行一定的剖析。
首先,招贴画传达信息鼓动宣传的作用肯定了它的特殊形式。它不同于架上油画或版画,它要求一目了然,简洁明确,使人在一瞬之间,一定距离外能看清楚所要宣传的事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宣传画往往采取一系列假定手法,突出重点,删去次要的细节、细部,甚至背景,并可以把各个不同的比例,以及在不同时间、空间发生的活动组合在一起。并经常运用象征手法,启发人们的联想。因此,它的构思要能超载现实,构图要概括集中,形象要简练夸张,要以强烈鲜明的色彩为手法,突出醒目地表达所要宣传的事物,表现物与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赋予画面更广泛的含义并使人们在有限的画面中能联想到更广阔的生活,感受到新的意义。在这些方面,中国传统的美学观,能够为设计者提供大量的营养。
例如,构思上的“以一当十”、“以少胜多”的精炼,构图上‘针白当黑”, “无画处皆成妙境”的简洁,‘硫可走马,密切不透风”的对比关系,“似与不似之间”的形象夸张,都是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已经在我国招贴艺术的设计中得到充分体现。香港平面设计大师靳棣强创作了大量文化招贴,他认为,美的原则有三条:立意—意念先行,以形取神;创新—承先启后,破旧立新;活用—适身合用,灵活生动。这实际上强调的也是老庄的哲学思想,也是中国山水画的表现意境。他主张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合到西方现代设计的理念中去。他的许多作品都无一例外地体现着这种思想,在其招贴设计《自在》系列中,运用了中国的水墨画技法,融合了现代技术的特殊机理效果,现代又不失传统。在国际‘冰”主题招贴艺术展中,‘冰—生命—文化”招贴图形作品,将极其强烈的民族装饰风格化的图形形象作为整幅作品的大背景,进行了丰富而适当的虚化处理,整个画面以黑白极色加以艺术表现,形成了形与色的对立与协调、冲突与融合的视觉效果,构筑了一幅在中国特定大文化场景下的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现代平面图形设计作品。2008年的申奥标志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整个标志造型没有对传统造型的直接借用,而是运用了中国特有的介于似与不似之间的写意手法,恰到好处地传递出“中国结”和‘运动员”两个意象。标志不仅体现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审美意韵,同时也得到了世界的认同。
前面说过,招贴画属于“瞬间艺术”。好的招贴要做到既要让人“一目了然”,还要做到让人“一见倾心”,为它所吸引,顾盼之余,留下较深的印象。这就要求招贴具有精湛的构思。任何艺术,都不能说明一切,特别是像招贴画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在有限的时空条件下,能使人过目难忘,回味无穷,那就需要做到“以少胜多”、“以一当十”。
当然,至今也还有要求艺术叙述一切的观众,向招贴画提出多幅画的要求,正像雕塑提出连环画的要求,向快板提出多幕的要求一样不现实。“以少胜多”和“由此及彼”是艺术技巧的标志,特别是招贴艺术,它只能从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是从一切侧面来再现现实。任何形象都不过是构成整体的一部分,重要的是能不能概括其他部分。招贴画中常常有充满画面的颜面特写,一双手,一双眼,一个动态,一个表情,只要是选择最富于代表性的现象,而且着重它的某些特征,它就能构成“言简意赅”的好作品。尽管构图简单,却要求表现出一定的、能吸引人的意境。在“意境”中,客观事物精粹部分得到了集中处理,达到了情景交融,能牵动人的某种情思,某种体验,某种联想。清代一位学者说过,一幅画“与其令人爱,不如使人思”。好的招贴画要能引人人胜,唤起人的联想,引起人的美好愿望,表现意境,就要有手段,我们称之为“意匠”。“匠”字在艺术家心目中有贬意,如“匠气”。但也有褒意,如“匠心独运”,就是人家没有想到的,你想到了。“意匠”是艺术家对客观事物加工的特殊手段,加工手段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作者艺术成就的高低。唐代诗人杜甫说的“意匠惨淡经营中”、‘语不惊人死不休”,说明艺术意境的产生一定要有“意匠”的煞费苦心。“意匠”具体说来就是选材(先取最精粹部分)、剪裁(去污存清)、夸张(强调形象的特征)、经营位置(构图)、表现(选项用恰当的技法),而这一切恰恰是我国招贴设计者构思时的主要手段。中国传统艺术讲究均衡和内在的节律,我国篆刻艺术中有所谓‘硫可走马、密不透风”的布局法则,强调变化中的均衡,这既符合科学上相对的原理,也符合艺术上形式美的规律。这种统一的、生动的、有韵律和节奏的审美感觉,在我国的招贴画中,动与静,疏与密,多样统一,宾主呼应,虚实相生,纵横曲直,黑白对比,重叠交错等传统构图法则中也屡见不鲜。此外,远古的铜器纹样、画像石、金石篆刻,特别是中国画,巧妙的运用白底的匠心。民间剪纸和兰花布粗犷豪放的黑白关系,明代木刻插图的疏密聚散都可以在现代招贴艺术的构图中得到印证。西方传统艺术,基于几何学空间观念,从模拟生活现象人手,借以展示作者的创作思想。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曾经指出:‘各种艺术都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奠定了传统西方艺术的‘模仿”。中国艺术家则是有选择、有重点,以“不似之似”、‘脱形写神”为艺术追求的胜境,在中国画中经常表现对象时,背景不着一笔。传统京剧舞台除了简单的一桌一椅,别无他物。观众欣赏画,主要不是欣赏艺术家画的什么,而是主要欣赏通过什么艺术手法来表现。欣赏的着眼点在于笔墨、章法、气韵、意境,正如同观众欣赏传统京剧,主要是欣赏演员的技艺和‘唱、念、做、打”的功夫。中国传统艺术,突破了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片面性,创造了不少规范化的程式,这些师法自然,来源于生活但又经过千锤百炼,概括而又多变的‘程式”是一种经过高度提炼的美的精华,是积淀了内容要求的形式之美。正因为如此,它才具有无穷的生命力。艺术家随着时代的要求,赋予它新的活力,常用而常新,这种程式化的处理在我国招贴画的装饰性形象处理上,也常得到应用,显示了夺目的光彩。
我们从来不曾用如实的描写、逼真的再现要求过中国传统艺术,没有人指责某些山水画不符合焦点透视的原则,也没人批评传统戏曲程式化的表演模式,因为我们对自已的传统艺术有一个固定的观念,懂得抽象的形式美在造型艺术中的重要价值。中国传统艺术讲究形神兼备,讲究概括与变形,齐白石“画虾几十年才得其神”,就有一个不断概括,不断深人的过程,最终敢于舍弃虾的次要部分而突出主要特征,使母虾的形象更为完美更为生动。齐白石提出的‘咋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这种说法和石涛的“无法而法,乃为至法”的说法是相通的。联系他的作品和实践可知,他主张的“不似”正是为了“似”,‘不似”其实是在“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决不是“似是而非”,而是使形象更有概括性,利用了欣赏者相应的联想作用。再看我们的一些招贴画,就“似与不似”的观点来考察,就形象的简明与富于概括这一点来衡量,很多形象显然不是生活的简单模仿,某些概括的形象显然与素材有很大的差别,由复杂到单纯,由繁杂到简洁,必须承认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提高。作品的魅力,决不只是以外形的逼真为转移,有时候,欣赏者不是简单地接受宣传,同时也是探索、发现和补充,从而得到欣赏的乐趣,正因为欣赏者有所探索,有所发现和创造,作品的主题才能产生深人的影响。这种特点正符合了招贴艺术的要求。靳棣强招贴作品‘金、木、水、火、土”招贴图形形象设计,也充分显示了这种文化艺术的精神特征,萦绕着极其强烈的现代主义设计的精神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