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八篇粮食安全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粮食安全范文第1篇
纵览千年历史，济南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文化韵味浓郁的泉城；济南又是“舜耕历山”下、慷慨义士多、历史积淀厚重的古城；济南还是“水脉丰、文脉长、人脉旺”的千年名城；自迈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以来，济南这座充满慷慨悲壮“英雄气”和淳厚悠长“文人气”的历史文化重镇，又成为一座随着时代步伐阔步前进的新城。
举措急则天下乱，举措慢则天下难
在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改革开放新时代，济南市粮食流通产业的改革和发展谱写了浓墨重彩的新篇，探索和创造出“济南模式”。解读这个模式，可简要表述为：“以民为本，以安为先；面向市场，整合资源；转换机制，强化监管；联合制胜，有效发展。”如果加以阐述，“济南模式”的基本内涵就是：在以人为本、统筹协调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优先目标，以创业创新为动力，以联合制胜谋发展，以全面转换机制为中心，以加强监管为保证，建立健全保安全、保民生的粮食现代流通产业的完整体系。
在突然降临的世界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的袭击下，我国粮食安全经受住了迄今最严峻的考验，呈现一片“平安绿洲”。然而，面对空前的经济海啸国人绝不可掉以轻心，盲目乐观；也不可自扫门前雪，做岸上观。我们需要做“指向经济制度、经济秩序，乃至经济思想”等深层面的反思，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谋求治标治本的必要举措和共同生路。举措急则天下乱，举措慢则天下难。唯一可行之路径就是科学治理、科学发展。那么，我们从世界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中应该吸取些甚么经验教训呢?以及从中长期和更深层次上观察思考，我国应该如何持续保障粮食安全呢?深入思考和研究这些重大问题，有助于我们共克时艰。
有为才能有位
进入新世纪以来，济南市粮食系统继续坚持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思想路线，大胆探索，锐意创新，以多种形式对国有粮食企业进行改革、改制和改造，“退中求进”，“破中求新”，“衰中求兴”，并取得根本突破。适应济南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粮食购销市场化的需要，以及为了有效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济南市粮食系统以保障粮食安全、保障民生和促进粮食流通产业发展为目标，勇于“三创”。
一是，勇于脱胎换骨改造国企，创新粮食微观主体。济南市粮食部门“不认为改变所有制就是改革的一切”，更从这一理念出发，不是把所有粮食企业资产卖光变成私人企业，而是采取股份制企业的形式。其实质是通过彻底改革体制、全面转换机制、面向市场、综合主动，把过去旧体制、旧机制下企业丢失的效率和效益再重新寻找回来。
二是，勇于摒弃传统粮食零售体制和机制，创新主食品快餐连锁经营网络。济南市粮食部门既决心彻底改造传统的粮食零售体系，但又不是把老粮店卖光让职工下岗，而是引进农村“联产承包、双层经营”的改革路径，再造出一个崭新的粮食主食品供应网路：工厂化、集中化制作；综合化、分散化经营；统一化、标准化配送；优质化、人性化服务。
三是，勇于转变粮食发展方式，创新粮食产业化经营途径。济南市粮食部门从系统工程论出发，把居于中游的粮食加工企业的“产业链”向上游和下游延伸，形成“产供销”有机连接为一体的产业化经营。这既是经营方式的转变，又是资源配置方式的革新。济南市粮食企业在这种转变和革新中，既为“三农”服务开辟了广阔途径，又为自身持续发展注入了内生的不竭力量。
济南市粮食部门的“三创”，是他们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丰硕成果。通过创新、创业，济南市粮食流通系统建立健全了确保全市粮食安全的体系，并初见成效：建立健全了粮食购销储备体系，确保粮食安全；建立健全了粮油供应体系，充分满足民生多元化需求；建立健全了粮食加工体系，推进粮食产业化经营；建立健全了粮食质量检测体系，确保粮油质量安全；建立健全了粮食行政执法体系，规范社会粮食流通秩序；建立健全了粮食市场体系，确保粮食高效有序流通；建立健全了社会粮食统计体系，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有为才能有位。济南市粮食局肩负着管理粮食收购、粮食储备、粮食宏观调控、粮油市场监管、粮食经营资格审核、粮油质量检测、社会粮食统计、粮食产业发展、粮食行业管理等多项重要行政职能。全局机关行政人员正式编制42人。下辖若干企业、事业单位：4个国家粮食储备库；“济南金德利”集团快餐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及所属5个子公司；“济南民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所属10家附营企业。此外，在业务上还领导和指导郊区6个县(市、区)粮食局的工作。全市粮食系统从业人员7300余人，资产总额22.51亿元。
事实最具说服力
济南市粮食流通产业“挫中求进”，“创中求新”，“置之死地而重振”，今昔对比，真的是沧桑巨变，绩效突出，在保障粮食安全、改善城乡民生、建设和谐社会、发展粮食流通等方面都有不凡的建树。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其一，把粮食安全置于更加稳定、可靠和有保证的基础上；其二，把粮食购销市场化提到更高、更成熟的水平上；其三，把为民服务扩展、提升到生产与生活的新的广度和高度；其四，把各类粮食企业推进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轨道；其五，把粮食统计和管理置于现代信息化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制形式推进粮食企业联合制胜，把粮食流通产业推进到一个新水平：粮食机构更精干、职工素质更高了；国有粮食企业市场主渠道更强了；对城乡居民供应和服务质量改善了；粮食宏观调控更规范和更有效力了；粮食安全和城乡民生更加有保障了。
事实最具说服力。大量的数据有力体现出“济南模式”之效果。
首先，看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的绩效。在2005年以前，粮食购销企业数量为67个，其中市级企业24个，县级企业43个；国有粮食企业职工为8882人(签订劳动合同的)，其中市级企业职工为2930人，县级企业职工为5952人。到2009年5月，现有粮食购销企业47个，其中市级企业20个，县级企业27个：
现有国有企业职工为3779人，其中：市级企业职工3180人，县级企业职工599人。目前，全系统从业人员7300余人。老职工都得到安置，同时吸纳了一批新职工。
其次，看粮食企业经营网点、营业面积和储备能力。在1992年以前，粮食零售网点为80个，总营业面积为24000平方米，到2009年5月，粮食零售网点增加到310个，总营业面积为48200平方米。同期，济南市国有粮食加工业总产值由1.9亿元猛增到4.75亿元。
再次，看国家粮食储备设施和储备能力的变化。在1991年以前，济南市国家粮食储备库的总仓容为43.62万吨，到2009年5月，粮食总仓容猛增到86.50万吨。更重要的是，粮食储备条件大大改善。粮食储备达到先进水平，储存损耗率严格保持在国家标准以下：储存起在半年以内，粮食损耗不超过0.1％：存粮1年以内不超过0.15％：存粮1年以上不超过0.2％。
最后，看粮食流通产业带来的巨大社会效益。近年来，“济南民天”公司在粮食产区发展优质专用粮订单面积100万亩，为农民增收1.28亿元。“济南金德利”快餐连锁公司增加新就业岗位2000余个，为50家企业、单位、学校代办食堂、送餐；发展农副产品基地两个，每年为农民增收2000余万元。
保民生、保安全是粮食流通优先战略目标
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风暴对中国粮食改革是一次严峻考验。这一次世界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狂飙是对中国粮食改革的更严峻的考验。迄今的情况表明，我国的粮改经受住了这次严重考验。这其中有许多值得深入总结的经验。仅就从济南市粮食流通产业改革和发展的探索和实践、业绩和绩效，以及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等问题进行思考，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经验和启迪：
一是保民生、保安全是粮食流通产业的优先战略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要把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结合起来，避免在粮食“五连增”，和储备充裕条件下放松粮食安全，放松粮食生产(如最近出现“增产粮食得不偿失”的论调)，防止和避免放松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倾向。
二是兴创业、兴新业是粮食流通产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以创业促就业，把结构调整与产业提升结合起来，防止和避免出现放松粮食增长方式的转变、造成低水平重复扩张和无效发展的唯GDP倾向。
三是强市场、强监管是粮食流通产业走向成功的关键。进一步健全完善粮食市场特别是实体粮食市场体系；同时，加强监管，把加强粮食宏观调控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结合起来，防止和避免忽视发挥国有粮食企业市场主渠道作用与歧视粮食多渠道作用的思想。
四是重诚信、重服务是粮食流通产业不竭活力的源泉。以高尚价值理念为核心内容的先进文化，是推动企业发展的软实力，要把粮食企业发展与企业文化建设结合起来，避免只注重企业物质文明(经济建设)、忽视精神文明(文化建设和价值取向等)建设的倾向。
还有一点更重要，更具有本质性，即必须创立具有自己特点的粮食市场经济模式。30年风风雨雨，我国粮食流通改革沿着市场化的取向步步推进，取得了稳健突破。我国基本上探索出了一个具有本国特点的粮食市场经济的改革发展模式。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成长和发展，力图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理念、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结合、兼容起来。基于这一原则，我国要创立的粮食市场经济模式肯定不同于其他国家，必须至少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必须坚持市场经济取向。但是不应该、也不可能放弃国家对主要粮食品种的调控；不应该、也不可能放弃政府对主要粮食品种的监管，必须把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
第二，必须坚持建立多元化流通格局。继续发展多成分、多渠道、多形式的多元化粮食流通，但是应该加强国有粮食企业市场主渠道作用，把主渠道与多渠道结合起来，使之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粮食安全范文第2篇
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自然资源又相对贫乏的大国。早在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就发出疑问：“谁来养活中国人？”他指出，21世纪中国对粮食的需求将对世界造成威胁。
2004年以来，中国粮食连续大丰收，库存量逐年增加，到2007年底即创历史最高水平。这种令人欣喜的数据是否说明，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可以高枕无忧？
事实恐怕还远未达到值得我们骄傲的地步，从中长期发展趋势看，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不容乐观。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形势将会出现一些新情况，受人口、耕地、水资源、气候、能源、国际市场等因素变化影响，粮食安全将面临严峻挑战。
转基因来了
――中国在粮食战争中的抉择
国的粮油市场似乎暂时从去年上半年涨价的喧嚣中冷静下来，官方媒体多次表示粮食供应充足，并不断稳定消费者信心。一时间，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在这样的氛围中显得有些杞人忧天。但从中长期来看，事实果真如此吗？
2008年11月中旬，中国国务院《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纲要》提到：“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形势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粮食生产逐步恢复，但继续稳定增产的难度加大；粮食供求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一个“紧”字，道出了中国粮食供求关系极其脆弱的一面。
农民进城、耕地减少、土地沙化、水资源短缺等，已经成为威胁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增产、增收一直是党和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重中之重。但增收难，增产也难，传统的农业技术已经无法抵消各种因素对粮食的“蚕食”，指望以转基因为代表的生物工程革命成为中国政府迫不得已的选择，为中长期内中国粮食问题的解决提供根本的解决办法。据报道，中国政府已经确定200亿元科研投入转基因，而且转基因工程早已与大飞机、探月工程、第三代通信等同时列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纲要。
有人说，21世纪是生物科技时代，基因技术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人类的吃饭问题。不过，没有压力，何来动力？粮食危机正好是这一革命性变化的发展动因。
粮食安全范文第3篇
经报请国务院批准，2011年生产的早籼稻（三等，下同）、中晚籼稻、粳稻最低收购价分别提高到每50公斤102元、107元、128元，比2010年分别提高9元、10元、23元，涨幅不足10%。
而从2010年至今国际农产品价格迭创新高，另外，国内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水果、蔬菜、粮食价格轮番上涨。但就目前而言，粮食价格依然偏低，价格关系尚未理顺，更大幅度提高收购价才是保证粮食安全的最有效手段。
农村补贴城市不可持续
1990年至今，大中城市房价上升几十倍，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超过20倍，而粮食价格仅上涨6倍。粮食价格的上涨速度远远不敌化肥、农药、种子等农资价格的上涨速度，农民种地越种越赔，农村耕地大量撂荒，年轻农民不得不外出打工以谋生存。
在中国长期实行粮食由国家统购统销的运行体系，最低保护收购价往往成为最高交易价。农民收入被“人为”压低，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率长期不及城镇居民，中国长期出现农村补贴城市的状况。
改革开放前30年农村居民以低粮价补贴城镇居民，农业支持工业。而改革开放后30年，由于粮食价格被“保护价收购”故意压低，造成农民收入被压低，这样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收入也因为比价效应被压低。
农村向城市源源不断的输出廉价劳动力，他们干着城里人不愿意干的活，领着比城里人低得多的工资，只是因为“种地不挣钱，种地没出路”。
2010年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在全国上下轰轰烈烈推开，大量农村宅基地被推倒复垦，新增耕地指标用于置换城市建设用地，这同样是在侵占农村居民的土地权益。
农村土地增值的收益应该主要由农民享有，但是全国各地大量出现农民“被上楼”的情况，生产生活不方便，种地要跑几里路。农村土地的价值被压制，其根本原因在粮食价格低，种粮不挣钱。低粮价使得农村土地丧失比较优势，农村继续补贴城市。
财富应向农村转移
价格除了是衡量商品价值的工具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往往为人所忽略，那就是传导财富。价格变化是实现财富转移的最佳工具，提高粮食价格，有利于财富向人数众多的种粮农民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转移。
价格的提高并不总是代表通货膨胀，就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经验来看，进行市场化，放开某种商品的价格（通常意味着价格大幅度上涨，向真实价值靠近），更大的作用在于财富的转移。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五个统筹”，其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统筹城乡发展”。目前的情况是城乡居民收入越拉越大，城乡差距越拉越大。中国13亿人口，8亿农民，只有在粮价上做好文章，才能在中国实现最大规模的财富由少数人向多数人转移，由城市向农村转移，由相对富裕向相对贫困转移。
通过粮食价格的提高，一是有利于增加种粮农民的收入，提高种粮积极性，缓解粮食安全危机；二是种粮有利可图，有利于地方和粮农投资完善农村水利，巩固粮食生产基础；三是可以避免粮食收购和发放种粮补贴过程中的腐败和不公，使种粮收益真正落在种粮人身上。
最为关键的是种粮农民收入提高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和权益亦会得到保护。当在农村发展更具吸引力时，劳动力供给势必转向。更多的人力和资源向农村转移，开发农村，改进生产方式，推进规模化生产，促进农业产业化，提高现有耕地的生产效率。
市场化才是必然选择
2010年农产品涨价过程中，水果、蔬菜、棉花等为代表的经济作物涨幅居前，而粮价涨幅落后。如果不大幅提高粮价，势必导致农民种植转向非粮食农作物，粮食减产将成为必然。
以棉花价格为例，近期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棉花价格已经越过金融危机前夕的高点，并有10%的升幅，而中国国内的棉花价格已经超过前期高点的40%。现实的价格吸引必然影响农民对农产品的种植导向。如在湖北东北部云梦、安陆这样的丘陵地区，即可种粮食，又可以种植棉花，利益驱动下农民必然会选择更大的经济收益。
现在，很多地区的农民考虑种苹果、搞养殖，进行这些高附加值的农业生产。其他农产品上涨，而粮价不涨或者少涨，农业生产的可替代性会导致不赚钱或者少赚钱的粮食无人问津。
面对通胀，政府如果贸然对粮食实施价格管制，又必然导致大量低价劣质，以次充好的粮食充斥市场，这将引起更大的危害。近期重金属大米、转基因大米事件在各地频繁爆出，就是因为在价格上限已经设定的情况下，农民只能通过一味增加产量来实现增收。
当价格机制失灵，需要以量求胜的时候，必然导致“劣币驱逐良币”，长此以往对城市人和农村人的健康都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粮食安全范文第4篇
黑龙江省建三江农管局前进农场的种地大户贾桂林，种植水稻600多亩，2007年秋喜获丰收，得到380余吨稻谷。胖鼓鼓的稻谷袋子，码得跟小山似的。可他全家却笑不起来：粮价太低!
粮库的墙上虽然贴着“从2007年12月1日到2008年3月31日，黑龙江全省启动了水稻最低收购价，标准是三等粮每斤7毛5分钱，等级每上一级，每市斤的价格就涨两分钱”的通告，但对于水份和杂质等等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凡超过0.5个百分点都要扣钱，最低收购价并不是实际支付给农民的价格，到农民手里，每斤往往就是6角多。如果与粮库有特殊关系的则除外，而贾桂林则在此之外。
他无奈地以每斤6角7分和7角的价格，把稻谷全部卖给了粮贩子。他向记者解释说，国际稻谷价格在高涨，而国内价格极低，国家保护价虽然三等粮每斤7角5分，但粮库扣水分杂质很苛刻，尽管农民把粮食收拾得很干净，经常被打四等甚至五等，还要扣很多杂质水分，每斤低于6角7分。卖给粮贩子就能略微多收入点儿。因为粮贩子是以粮库价格为基点的，不论等级，只要出米率达到就行。
贾桂林为记者算了一笔帐：600多亩土地，好地孬地一均，亩产水稻也就1000斤，按每斤6角7分计算，扣除每亩的种子化肥人工，以及i98元的承包费，每亩成本就高达600多元，一亩地赚不足100元钱，全家4口人，忙的时候每早2点左右起床准备下地，晚上看不见才收工，累死累活一年，在自家拥有30万元全套农机设备，且2007年大丰收的情况下，总共赚钱不到6万元。
如果全靠人工，成本比这要高，种地亩数少的，自然收入更低，有的就不赚钱了；如果遇上灾年，还会赔钱。
“我们农民，只希望辛辛苦苦种的粮食能卖个好价钱。可如此粮价，让我们的希望落空了。”贾桂林伤感地说。
为什么不等价格上涨再卖?
贾桂林回答了记者的问话：老百姓压不起，别说每斤6角多，就是3角4角，那也得卖，总不能沤粪肥吧。
第一要还贷款。2007年贾家贷款10多万元，在2007年11月15日前必须还清；第二，在4月前，必须购买新一年的生产资料，需要几十万资金；第三，自己不具备储存条件。普通农户家盖的粮仓大都很简陋，无法防雨，还不能防鼠，春天地气上涌，稻谷容易腐坏损失巨大；第四，农民根本无法预知市场，谁也不知道稻谷价格是涨还是落?开始，6角多的价钱，谁也台不得卖，最后很多人不得不买。自己承包稻田10来年了，还得年年靠贷款种地。当地许多农民也都只能靠贷款种地，苦的总还是农民。
“种植15亩左右水稻，只有亩产在1000斤左右达到每斤1元钱左右，才划算。7毛左右不赔钱就阿弥陀佛了。”黑龙江省依安县的一位农户对记者说。
同为前进农场的种地户黄金涛也向记者发出了卖粮难的感慨。
他承包了农场480余亩土地。自家有30余万农机设备，在2007年收获粮食52万余斤。他把稻谷收拾得干干净净，估摸着怎么也能打上二等，卖个好价钱没问题。
他找来了乡亲帮忙装了车，就去了粮库，又找到了关系。然而定级之后，他非常失望，是三等，可是，又不能再拉回去，只好卖。
他是自己雇车把稻谷送到粮库的，运费是每吨公里40元，然而，让他心急如焚的是冰天雪地里苦等两三天也卸不了车，一晚上就要给车主交压车钱500元，他最多压车4天。他不明白粮库为什么那么慢，他对记者说，加些人手不就完了么?
扣水分扣杂质扣运费，七扣八扣，每斤他仅仅剩下了6角7分，每亩的纯利润就在60元钱左右。他说，没有关系的，还卖不到这个价钱。
虎林市农委副主任张显钢根据统计发现，农民实际卖出的价格普遍远远低于最低市场收购价的价格：国家最低收购价应该是在7角5分，那么，经过扣杂，扣水等，卖在7角钱就不错了。
“国家虽然有最低收购价，可是也只是一般年景的保本价，根本不能保证粮农在一般年景的增收，而且，很多国家粮库容量还不到粮食生产总量的一半，很多农民的粮食，还得卖给米厂和粮贩子，而一旦市场价低于最低收购价的时候，米厂和粮贩子必然不会按照最低收购价格来收购稻谷，粮农的利益，还是不能保证，”黑龙江佳木斯某米长厂长郭青山告诉记者：“这就是国际米价暴涨国内粮价上涨而很多粮农增产不增收的原因。”
如此下去，粮食危机离我们并不遥远
“2008年种地，情况难料啊，每吨进口二氨涨价二三千元，每吨柴油涨价700多元，人工每人每天涨价20元甚至三五十元不等……一个人工按每天涨价20元，我雇工近30人十余天，涨价费用就是7000余元，”贾桂林掰着指头向《小康》记者介绍情况：“如果粮价再像2007年秋一样，我们真要投河了。”
2007年，一些农户增产，没有增收，在2008年，随着种子、化肥、柴油、人工等费用的激增，一些农户担心，种粮已经无利可图，他们选择了离开。
在黑龙江省某农场，一些农民纷纷离去。农场不得不将土地重新转租。农场第九管理区主任周某说，他们区里有上万亩的土地需要转租，占到了总面积的1／4。
“随着种粮人的积极性降低和水稻面积的减少，2008年的产量肯定减少。”黑龙江省农科院总农艺师矫某通过调查发现，2008年黑龙江粮食产量将很难超过2007年。
“尽管各种形式的‘米袋子’工程，总是不断地成为各地领导的政治表达，但是，10多年来许多农民为城市居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已经消失殆尽，为自己生产粮食的农民群体，也在大幅度地减少，他们宁肯离开土地离开家乡，到陌生的城市打工。”黑龙江省政府的一位官员分析道：“粮食危机，离我们并不遥远。”
他还说，由于城市化、工业化以及沙漠化等因素，生产粮食的耕地正在锐减。由于化肥使用、水土流失、土壤酸化等因素，耕地质量也在逐渐下降。
粮食安全范文第5篇
粮食安全面临的新问题
百姓的“米缸”建在市场上
居民家里不自主储备备用粮食，一旦粮食产区发生自然灾害等严重影响粮食产量的事件，导致粮食供给减少，将严重影响百姓的生活和社会稳定，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是生存的根本问题。虽然国家政策干预，防止粮价大幅波动，但是会浪费很多管理精力和资金。
“米缸建在市场上”的现状，对目前我国的粮食仓储物流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如果百姓自己不储粮，那么国家必须要储好粮，储够粮。其次，必须保证粮食的周转流通顺畅，保证粮食的平衡供应，保证不发生相对过剩和相对紧缺的状况，保证粮食存量的充分激活。但是，目前我国的仓储系统各个方面都还很不规范、不完善，很多仓库存放条件不达标，导致储备粮大量损失，时有发生粮仓库损毁等现象，危及粮食储备，调研中也发现存在粮食中小粮仓减少等现象，这些问题严重影响我国的粮食安全。过度依赖运输系统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如果发生自然灾害等状况交通受阻，可能造成粮食消费区缺粮，甚至断粮的情况发生。
农业现代化――农业生产转型升级步伐要加快
科学有效的农业发展方式是加强粮食供给能力建设的重要保证。目前，我国农业发展方式还存在一系列与粮食增产不相适应的环节。土地利用方式粗放，水利基础设施陈旧，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效率低下，粮食仓储、物流体系滞后，农业科技落后等问题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效率。目前，国际粮食形势严峻，粮食供给仍然处于紧平衡状态，我国粮食供给能力必须提升，增强自给能力。
城镇化建设对粮食生产有一些负面影响
城镇化建设对粮食生产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国际经验表明，社会向城镇化转型会导致粮食消费增加和粮食生产减少，双重作用导致粮食供需不平衡加剧。我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对农业生产造成巨大压力，对粮食安全体系提出新挑战。城镇化建设加快推进，建设用地不断蚕食粮食耕地。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建设用地会对粮食生产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直接造成耕地面积减少、粮食供给能力减弱。一些地区，把水源附近的肥沃土地用于建设，不仅导致良田受损，而且破坏和污染了水源，甚至有大量的建设用地挤占了淡水资源面积，严重破坏粮食生产和淡水资源。虽然我国坚持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但是占补平衡政策所补偿的耕地质量和肥力不足，只是数量意义上的占补相对平衡。
我国粮食需求量持续增长
我国粮食需求结构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口粮需求、饲料粮需求和工业粮需求。口粮需求的数量和质量正逐步提升。饲料粮和工业粮需求的数量和质量也同步大幅增长。目前百姓对食用油、肉蛋奶和精加工食品需求迅速增长，这引发饲料粮需求的快速增加。饲料市场需求旺盛，引发优质专用大豆、高质量玉米需求量大幅走高，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出现禽畜与人争粮、与人争优质粮现象。
国际粮食市场的不可依赖性增强
世界主要产粮国进一步强化对粮食出口的政治干预。近年来，由于受到自然灾害影响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一些粮食主产国颁布了粮食出口禁令，这必然影响全球粮食供求关系，给我国粮食供给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在2008年粮食危机中，一些国家不负责任地将粮价上涨的原因主要归于中国等新兴国家消费的增长。我们面临的不仅是进口粮食的巨大财政压力，还有巨大的政治压力。粮食供给坚持立足国内、实现基本自给的方针，不但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也是争取有利国际环境的重要保障。
再者，世界粮食市场供给根本无法有效满足我国的粮食消费。稻谷是我国口粮消费的主体，而国际市场大米贸易总量根本无法满足我国的消费需求，通过国际市场调剂的空间本来就十分有限。目前世界粮食也处于供给紧张状况。
应对粮食安全新问题的具体措施
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完善仓储物流体系
强化农业科技支撑，需要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科技进步对粮食增长的贡献巨大。在我国耕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提高粮食单产成为提高产量重要途径，推进建设现代化农业是确保提高粮食单产的唯一可行性战略。因此，要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加快科研成果转化、推广和普及，增强农业科技教育培训，依靠科技力量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完善仓储物流体系，要提高粮食流通效率。居民家里不自主储备备用粮食，粮食仓储物流体系不健全，遇到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造成粮食紧缺，粮价升高将严重影响百姓的生活和社会稳定。
要健全粮食流通体系，建设维护各种规模和类型的粮仓。每个县市都应建立相应规格的粮仓，并且科学规范管理，畅通国内粮食跨地区流通的渠道，同时也不忽视国际粮食贸易进出口在粮食储备和流通体系中的作用；利用各种手段建设城镇粮食供应网络，在农村发展粮食市场，提高粮食流动率，增强粮食储备监管，确保全国粮食平衡供应，确保粮食安全。
严格保护生产资源，倍增农业投入力度
制约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是耕地资源、水资源、科技水平、粮食政策和资金投入。水资源和耕地资源是粮食发展的基础，是建设可持续发展农业的关键。我们必须严格保护生产资源，倍增农业投入力度，以确保水土资源支持粮食生产。要严格落实基本农田保护的各项原则，坚持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按照粮食生产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的原则，抓好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坚持走节水增产的道路；粮食政策和粮食价格直接影响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应继续实施有利于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农业保护政策。通过资源保护和政策扶持，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我们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力度、增强法制管理，明确管理责任，避免生态环境污染；实现农业污染的治理现代化，将可利用的废弃物回收再利用（例如养猪场沼气工程）；建设农业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的质量；加强检测检验，努力构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绿色无公害产业链条。
培养新型农民队伍，确保农业后继有人
在中国各地农业区，55岁以上的农民已成为农业主力军。中国“老人农业”的现实状况，会直接引发三方面问题：农业生产效率低下；传统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逐渐被粗放化；农民总体年龄偏高、知识水平有限，农业生产新技术、新设备推广难，难以承担未来农业现代化重任。
要使农业后继有人，关键是要通过规模经营解决效益问题，使农业有钱赚、有效益，这样才能催生一大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紧出台培育、发展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关政策措施，从农业补贴、市场环境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完善配套政策。
立足国内粮食生产，开展多边粮食贸易
粮食安全范文第6篇
关键词：粮食安全；农业协议；多哈农业谈判；发展中国家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2—0054—05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199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对粮食安全的界定，粮食安全是指“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取足够、安全和有营养的粮食，以维持其积极、健康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在国家层面，粮食安全主要取决于该国的粮食生产能力和进口能力。
近半个世纪以来，虽世界粮食产量增长的速度始终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有足够的粮食可以供给那些粮食不能自给的国家，但由于粮食产量的分布不均以及进口能力的限制，许多国家仍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其生产的粮食基本无法满足消费需求。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一直严重依赖粮食进口和粮食援助。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显示，1998—2000年间，世界上大约有8.4亿人处于饥饿状态，其中有7.99亿位于发展中国家。而到了2010年，全球饥饿人口总数上升到9.25亿，其中98%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饥饿人口的比例平均高达16%，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直接或间接地依赖农业维持生计。因此，粮食安全实际上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二、WTO《农业协议》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空间
（一）《农业协议》关于国内支持的分类管理规则事实上在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设置了双重标准
国内支持是指政府通过各种国内政策，以农民和农业为扶持对象所进行的各种财政支出措施，包括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直接支持以及其他补贴形式在内的国内保护措施。其政策目标是保障本国粮食安全、维持农产品价格稳定和保障农民收入。由于许多国内支持妨碍了自由贸易，《农业协议》对于国内支持措施的总体思想是进行削减。根据国内支持对贸易的扭曲程度，《农业协议》将其分为“黄箱”、“绿箱”和“蓝箱”，并对不同的支持实施不同的规则。
“黄箱”支持是指那些对生产和贸易产生扭曲作用的政策措施。按照《农业协议》的规定，需要以1986—1988年（基期）国内支持的年均水平为基础，进行综合支持总量（AMS）的削减。其中，发达国家在6年内平均削减AMS的20%，发展中国家在10年内平均削减AMS的13%。如果AMS占农业生产总值的比例很小，则不需要纳入AMS的计算和削减，其中发达国家的微量允许水平为5%，发展中国家的为10%。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成员方在基期内没有采取“黄箱”支持，它以后也不能采用，除非在微量允许的标准之下。而那些在基期内采取了“黄箱”支持的成员方，除需履行削减义务外，仍然可以对农业维持相当程度的补贴。事实上，长期以来能对国内农业提供巨额补贴的主要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AMS很低，甚至为零或负数。因此，《农业协议》实际上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使用“黄箱”支持的权利，从而制约了其选择有利于粮食安全的政策空间。由于AMS的削减承诺并不彻底，实际上也给发达国家预留了巨大的农业补贴空间，对国际农产品贸易仍会产生较大扭曲作用。
“绿箱”支持指的是对贸易没有扭曲作用、对生产没有影响，或只有最小限度的扭曲作用和影响的国内支持措施，免予削减义务。它包括与生产脱钩的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收入安全网计划、作物保险计划等。虽然这些支持和农产品价格并不直接相关，但却为农民提供了额外收入，从而间接地补贴了农业生产正如OECD所指出的那样，任何影响生产者财产、资金流动和对风险态度的支付转移都会间接影响农业生产，为农民提供比市场更多的支持。实际上，国内支持措施不可能完全与生产和贸易无关，并因此具有非扭曲性。因此，“绿箱”支持仍对生产和贸易存在一定的扭曲作用，但“最小限度的扭曲作用和影响”的底线是什么，《农业协议》并没有确立任何判断标准，导致“绿箱”政策的范围失之过宽，面临不断被滥用的危险。如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为规避AMS的削减承诺，经常将“黄箱”支持转化为“绿箱”支持。据统计，在1986—1988年至1995—1998年之间，OECD国家的“黄箱”支持下降，但“绿箱”支持却翻了两倍。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实施“绿箱”支持远远超出了其技术、财政和管理的能力，所以实际上“绿箱”支持最大的受益者仍是发达国家的生产者。
“蓝箱”支持是价格支持的特例（“黄箱”支持的一种），是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中美国和欧盟最后妥协的结果。它允许根据农产品市场价格和政府制定的目标价格之间的差额对生产者予以补贴，实际上是变相地承认了扭曲生产和贸易的国内支持政策的合法性。尽管这些支持不能用于扩大生产，受限于固定的面积和产量或牲畜头数或确定的基期水平，但是它仍然违反了自由贸易原则，并且构成对发展中国家的歧视。根据《农业协议》第6.5条的规定，“蓝箱”支持只有在符合限产要求的前提下才免于削减，即按固定面积和产量给予，或享受补贴的产品不超过基期（1986—1988年）平均生产水平的85%，或按固定的牲畜头数所提供的补贴。由于固定的面积和产量、牲畜头数、基期水平由“蓝箱”支持国来确定，因此这赋予了它们执行该政策额外的灵活性。依据“蓝箱”支持，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计划下实施的补偿支付免除削减承诺，美国的差价支付计划也得到豁免。
实际上，“蓝箱”支持并未起到限制生产的作用，无法避免对生产和贸易的扭曲效应。理论上尽管所有WTO成员都能使用“蓝箱”支持，但由于其只能在限产计划下适用，而发展中国家多数面临农业生产的不足，因此，该规定是为发达国家量身定做的。
《农业协议》关于国内支持的分类管理规则事实上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设置了双重标准，它为发达国家保留了充裕的政策空间，而发展中国家却无法利用“黄箱”和“蓝箱”支持，也无财力去填充“绿箱”，因此缺少保障本国粮食安全的充足政策空间。
（二）《农业协议》关于出口竞争的安排实际上允许发达国家倾销粮食，易致使部分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能力削弱
出口竞争规则主要涉及到如何减少农产品的出口补贴。所谓“出口补贴”是指依出口实绩而给予的补贴，与国内支持相比，它对贸易的扭曲更加直接、严重，且更易产生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因此，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中出口补贴成为谈判的焦点，最终达成的妥协方案确立了两项基本准则：凡在基期内（1986—1988年）未对农产品提供补贴者，今后也不得对农产品进行补贴；凡在基期内已对农产品提供补贴者，今后可继续对相关产品进行出口补贴，但补贴支出和受补贴产品应在基期水平的基础上作一定比例的削减。
事实上，农产品出口补贴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在WTO成立之初的135个成员中，只有25个成员有权使用出口补贴，其中欧盟、美国、瑞士、挪威四个OECD成员1995—1999年间对农产品的补贴支出额占总支出额的98.9%。因此，该准则意味着发达国家可继续对农产品提供出口补贴，只要其执行削减承诺，而发展中国家对农产品提供出口补贴的权利却受限。
基于出口补贴的减让承诺，发达国家的确在实施期内减少了对农产品出口的补贴。然而，出口竞争纪律的不健全同时又为发达国家规避出口补贴义务提供了契机。《农业协议》第10.4条要求提供国际粮食援助的成员方保证粮食援助与商业性农产品出口无直接或间接关联，并以赠与方式进行。但该规定往往因不具操作性而被成员方忽视。一些主要粮食出口国借粮食援助之名大量倾销剩余食品，据统计，美国有近一半的面粉通过粮食援助的方式出口。同时，出口信贷也因缺乏相应纪律约束，而被发达国家用来规避出口补贴义务。美国是出口信贷的最大使用者，年提供信贷达30亿美元。因此，《农业协议》关于出口竞争的纪律未能对发达国家所有形式的出口补贴形成有效约束。
《农业协议》关于出口补贴的安排实际上允许发达国家继续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粮食倾销，这必然导致部分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出口萎缩，外汇收入下降，粮食生产、进口能力也相应遭到削弱，从而使其粮食安全受到更大的威胁。
（三）《农业协议》的市场准入规则实际上并没有打开发达国家的市场，反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更加开放
市场准入规则规定了WTO成员国如何向外国农产品开放的有关措施。关税化是农产品市场准入的一个核心措施，旨在建立农产品市场的“单一关税制度”，即把各种非关税措施转化为保护程度相等的关税措施。尽管关税化后贸易保护程度并没有发生变化，但这有助于增加贸易保护的透明度。执行关税化的关键是进行关税等值的计算。然而，各国在折算过程中尽可能选用对自己有利的价格数据，极力扩大一些敏感产品的关税等值水平，加上计算关税等值的基期（1986—1988年）内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的差额达到最高值，因此，一些国家实际计算出的等值从价关税率高达百分之几百，大大提高了原有保护程度。不少学者将这一过程斥为“肮脏的关税化”。利用这一过程，发达国家在维持其高关税保护水平的前提下实现了政策转变，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历了结构调整计划，其关税等值大多为负值，因此只能选择使用“上限约束”的方式约束关税。实际上，关税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毫无意义，它最终沦为发达国家提高约束关税的一种工具，这难免会削弱关税减让的价值。
关税化后，农产品市场准入的问题就转化成关税减让的问题。根据《农业协议》，成员方必须约束所有关税，并在约束税率的基础上进行关税减让。但是减让承诺只限于所有农产品平均关税，并非针对每一产品的关税减让。这就使得各国对进口数量多或本国生产的农产品保持高关税税率，而对一些本国不生产的产品降低关税。选择性的关税削减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关税高峰。发达国家利用关税高峰阻碍发展中国家主要粮食产品的出口，也利用关税减让的机会，提高原材料的关税削减比例，压缩加工产品的削减比例，通过关税升级压制发展中国家高附加值农产品的出口，进而影响其产业升级。关税高峰和关税升级严重地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
由于一些成员在实施非关税措施的关税化方面存在困难，《农业协议》允许其保留某些产品的非关税措施，但这些产品必须实行关税配额制度。各成员方应以相对较低的关税进口一定数量（配额）的农产品，确保有效市场准入不受侵蚀。然而，《农业协议》对于配额的管理和分配至今缺少明确具体的规则。因此，成员方对于贸易配额的管理拥有较大的自。利用这种自，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参照以往的进口构成情况，将配额分配给传统供应商，以延续特定国家之间过去存在的特惠贸易安排，这种配额管理模式明显具有歧视性，发展中国家因此被排除在特惠安排之外，一些对其具有重要出口利益的产品也被征收高关税。事实上，关税配额制度在改善市场准入方面并未发挥有效作用，反而弱化了最低限度的市场准入。
为避免关税化的结果可能使原先受非关税措施保护的国内农产品直接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及过量进口的冲击，《农业协议》规定了关税化的例外条款——农产品特殊保障措施（SSG），即在特定产品进口数量大增，或进口价格跌至规定水平时，成员方可以征收一定的附加关税，以保护国内相关产业。按照《农业协议》第5条规定，实施特殊保障措施的农产品必须经历关税化过程。由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进行关税化，因此失去使用特殊保障措施的权利。加之该措施适用的技术门槛高，导致即使有权使用该措施的发展中国家也不能频繁地对其加以利用。2003年行动援助报告指出，在允许使用特殊保障措施的6072项关税税目中，67.2%适用于发达国家，31.8%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一份WTO刊物统计数据也显示，在1995—2008年有权使用SSG的22个发展中国家之中，仅有6个国家实际援用。
通过肮脏的关税化、选择性的关税削减、弱化最低限度的市场准入、战略性的使用特殊保障措施等手段，发达国家极力规避市场准人的义务，因此《农业协议》市场准入规则实际上并没有打开发达国家的市场，反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更加开放。这严重削弱了关税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农业协议》确立的国内支持、出口补贴和市场准入规则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具有严重的不平衡性。它允许发达国家通过出口补贴继续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粮食倾销，同时却要求发展中国家逐步开放国内粮食市场；它为发达国家的国内支持保留了充裕的空间，却令发展中国家与农业补贴失之交臂。这造成了发达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不公平竞争合法化，严重地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选择。因此，现行的《农业协议》很难有效保障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
三、多哈农业谈判不能从根本上考虑发展中国家对粮食安全的关注
（一）多哈农业谈判期间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关注
鉴于现有农产品制度安排的不公平性及南北国家在农业竞争力上的悬殊，发展中国家积极利用多哈农业谈判，争取粮食安全的政策空间。
在提案、磋商阶段，发展中国家均强调农业对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为确保粮食安全，他们认为有必要保护本国粮食生产，给予国内农业政策充足的空间和灵活性。为保护本地的粮食生产和农民生计，发展中国家建议终止蓝箱，改革或移除绿箱，并取消出口补贴。同时，发展中国家也承认贸易是一种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途径，尤其对于粮食进口国。但贸易带来的进口激增也会影响进口国国内主要粮食的生产，影响农村发展和减贫。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农产品特别保障机制（SSM），取代只能由发达国家适用的特殊保障措施。除此之外，发展中国家尤其强调特殊和差别待遇对粮食安全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建议扩大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其中古巴等11国提出的“发展箱”以及印度提出的“粮食安全箱”包含了所有特殊和差别待遇的灵活性。
古巴等11国提出的“发展箱”要求，发展中国家有权以积极列举的方式指定何种农产品受《农业协议》规则的约束；允许发展中国家重新评估并调整关税水平，以应对廉价进口产品的冲击，保障粮食安全；OECD国家应大幅降低现行关税高峰和关税升级；给予发展中国家国内支持方面的灵活性，包括将其微量支持水平提高到20%；禁止发达国家继续援用特殊保障条款，但该条款应向发展中国家开放；禁止所有形式的倾销，发达国家所采用的各种出口补贴应立即取消。之后，印度又提出了“粮食安全箱”，要求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一切与保障粮食安全、农村发展、就业和反贫困有关的国内支持措施应免于任何形式的削减；发展中国家对农业关键性投入所提供的补贴应具有灵活性，给予低收入和资源贫乏农民的具体产品支持应免于综合削减；允许发展中国家保留适当水平的关税限制，免于提供任何形式的最低市场准入；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权采取一种有别于特殊保障措施的独立可行的特殊保障机制。无论“发展箱”还是“粮食安全箱”均着眼于：在不公平的世界贸易体系中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的政策支持空间，为贫困人口的粮食安全提供基本保障。
（二）《框架协议》未能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关注
发展中国家关于粮食安全的关注，并未引起发达国家足够的重视。以美国为代表主张农业贸易自由化的国家认为，自由贸易将稳定全球市场价格，同时增加贸易收益、促进经济发展、提高购买力，从而有助于粮食安全，因此自由贸易和市场导向是实现粮食安全的主要路径。以欧盟、日本为代表的农业保护主义势力则主张一个理想的国际框架应充分考虑农业的多功能性和粮食安全的需要，以此作为延缓贸易自由化，推行农业保护主义的借口。立场的分歧，导致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僵持不下，几经周折，最终达成一项《农业谈判框架协议》（《框架协议》）。《框架协议》虽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照顾了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关切，但同时也使许多焦点问题被淡化或模糊化处理。其中，发展中国家关于粮食安全的关注就未能得到充分的考虑。
在国内支持方面，《框架协议》关于削减模式的选择、政策箱的改革维持了发达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不平衡，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关注。（1）削减模式的选择。《框架协议》要求按照分层公式对所有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OTDS）进行实质性削减，总量削减和分项削减同时进行，即不仅要对OTDS进行分层削减，还要分别对“黄箱”、微量允许进行单独削减，并对“蓝箱”进行封顶，但是，《框架协议》规定的削减基础是约束水平或被允许水平，而不是现有的实际支持水平，削减后的支持水平通常比现有的支持水平要高。即使按照以后达成的削减幅度将分层公式适用于每项具体的削减步骤之中，削减的只是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的水分，并不能达到实质削减的目的。（2）政策箱的改革。《框架协议》规定对“黄箱”政策进行实质性削减，同时改革“蓝箱”政策。但从“蓝箱”的内容来看，框架协议显然有意使发达国家运用“蓝箱”政策代替“黄箱”政策。《框架协议》规定“蓝箱”支持按农业总产值的5%进行封顶，将“蓝箱”标准从原来的“限产”扩大到“不对生产进行要求”。这一变革扩大了“蓝箱”的使用范围，增加了发达国家使用“蓝箱”支持的空间。由此，具有AMS削减义务的高补贴国家，可以通过“箱间转移”（从“黄箱”移到“蓝箱”）来调整现行的农业支持政策，规避削减义务，如美国，其AMS承诺水平为191亿美元，2001年实际使用量为144.13亿美元，比较接近承诺水平。但是，目前美国农业总产值在2000亿美元左右，按5%的封顶要求，美国将有100亿美元的“蓝箱”使用空间。这意味着如果取消蓝箱的“限产”要求，美国只需将一部分措施从“黄箱”转入“蓝箱”便可大大缓解削减压力，甚至可以不作任何削减。这样，美国《2002年农业法案》的反周期补贴便能顺利的从“黄箱”转向“蓝箱”。
在出口竞争方面，框架协议关于削减日期的模糊规定为发达国家继续进行出口补贴提供机会。《框架协议》指出：成员同意制定一个详细的削减模式，以保证在一个可信的终止日期前，平行削减所有形式的出口补贴措施。削减日期待定意味着发达国家可以继续维持高额的出口补贴、出口信贷或保险计划，同时也拥有充足的时间将“出口补贴”向“蓝箱”和“绿箱”转化。《农业协议》出口竞争纪律对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消极影响将继续存在。
在市场准入方面，《框架协议》对敏感产品的定位，特殊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的模糊规定未从根本上考虑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1）敏感产品。《框架协议》关于敏感产品的概念允许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继续对某些产品提供保护，只要每种产品的市场准入通过关税配额承诺和关税削减得到改进。“敏感产品”是欧盟和十国集团为使其部分维持高关税的敏感产品少做减让而提出的概念，旨在维持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出口利益的农产品高关税，这必将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出口。（2）特殊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框架协议》规定，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粮食安全、生计和农村发展的需要，指定特殊数量产品作为特殊产品，这些产品可以获得更多的灵活待遇。同时，《框架协议》也要求制定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仅供发展中国家使用。这些规定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发展中国家使用出口补贴和国内支持措施的有限能力，特殊和差别待遇在其市场准入领域的重要性。但是，在特殊产品问题上，《框架协议》的文字相当模糊，几乎所有的实质性问题都被留到下一阶段解决，对如何特适用殊保障机制也没有任何详细规定。
（三）后《框架协议》谈判，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关于粮食安全关注的分歧依然严重
《框架协议》指出，农业对于发展中成员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他们必须能够实行支持其发展目标、扶贫战略、粮食安全以及生计关注的农业政策。该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后《框架协议》阶段更为艰难的具体模式谈判。然而，后续谈判过程中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在农业补贴、农业关税等核心问题上依然各执一词，让拖延了10年之久的多哈回合谈判悬而未决，这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关注。
在OTDS的削减幅度上，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始终无法达成一致。面临发展中国家大幅度削减OTDS的要求，美国和欧盟一直消极回避。从农业补贴的规模看，欧盟农业补贴为600亿欧元，美国为482亿美元，根据2008年7月谈判案文欧盟应该削减75%—85%，美国应该削减66%—73%。但欧盟目前仅许诺削减70%。由于欧盟从总体上讲处于农产品进口入超的局面，且农产品出口的大部分是欧盟各国间的贸易，因此其并未成为众矢之的。美国虽然同意削减至150亿美元，即削减69%，进入了谈判案文的削减范围，但美国2001—2005年实际农业补贴平均为170亿美元，2006年为110亿美元，2007年又下降为90亿美元，因此，印度和巴西认为美国削减的幅度远远不够，要求其必须削减到108亿美元、至少削减到121亿美元即削减75%以上。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关于农业补贴的对峙成为具体模式谈判阶段的主要阻力。
在农产品的特殊保障机制的适用条件上，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僵持不下。特殊保障机制是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政策，发展中国家可以动用这个在农业领域的防御性政策工具，在进口产品数量激增或进口产品价格锐减的情况下，提高关税壁垒，保障农民的生存、农业的发展和粮食安全。由超过40多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33国集团是特别保障机制最积极的捍卫者。他们主张在农产品进口量超过正常年份的5%、10%和30%并造成国内价格下跌时，就可采取追加不同比例关税的特殊保障措施，而且程序应简单、易行。美国等粮食出口国则坚持只有当某种农产品进口突然增至40%以上时，“受害国”才能启动特别保障机制，提高关税。最终，美国以必须界定该机制使用的合法性和防止滥用为由，没有作出让步，导致2008年谈判破裂。
谈判破裂后，农业委员会又组织多次谈判，但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进展。2011年伊始，农业委员会主席沃克（David Walker）提出预计在年终结束谈判。然而谈判的进展并不乐观，WTO大使们一致认为，各项议题在年内不太可能达成一致。目前，为挽救多哈，代表们选择了分阶段完成的妥协方案，其中农业问题被列为“慢速通道”。综观十多年的多哈农业谈判，尽管发达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但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关于粮食安全的建议并没有得到采纳，而发达国家的削减承诺很大意义上是空头支票。可以预测，多哈农业谈判不可能从根本上考虑发展中国家关于粮食安全的关注。
四、结论与启示
粮食安全问题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WTO《农业协议》却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空间。为改变这一现象，发展中国家利用多哈农业谈判，积极阐明粮食安全立场，争取农业政策空间，以保护国内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然而，历经十年的“发展回合”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关注。因此，《农业协议》及多哈农业谈判最多仅能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外部环境。如果多边贸易体制不能与国内政策很好地衔接，或者没有附以相应的国内政策激励，发展中国家从农业贸易自由化中获取的利益有限。从这一点来看，国内政策的调整才是最重要的。
粮食安全范文第7篇
关键词：粮食安全；灾害；农田；水资源；科技含量
中图分类号：F3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61132134
1 天
1.1 光、温、水、气和光照因素
光照、温度有规律的循环；降水均匀分布；大气环流均衡运动，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就有了先天的保障。旱涝灾害、风、霜、冰雹、恶风暴雨、极端高温、极端低温都会给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带来不利影响。
1.2 干旱因素
降水量、土壤水、蒸发量、植物绿色面积、干土层、土壤热容量、土壤温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良性循环，作用于农作物，农作物根深叶茂；不良循环，可反作用于气候。就是这种不良循环，1994年郸城县发生了有史以来罕见的大旱。郸城境内坑塘干涸，河渠断流。5.23万hm2秋作物绝收。不仅给农业生产造成损失，连人畜用水也成了困难。
据《郸城县志》记载，在1986―2005年20a间，就有17a发生旱灾。7a发生涝灾。除旱涝灾害外，其它自然灾害也都在威胁着粮食安全。1993年4月11日的晚霜冻就冻死了西安八号小麦。7―8月份的恶风暴雨能使秋作物大面积倒伏。在一定的温湿条件下又能引起病虫害的大发展和大流行。2016年7月24日―8月1日河南省大部分地区出现的极端高温天气，使正处于授粉期的玉米出现了严重的缺位缺粒。
2 地
2.1 农田质量
地上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地下的水资源与土壤中的矿物质。农田是确保粮食安全的第一要素，是粮食生产的载体。常言说：“没有百亩，难打百旦”。再好的风调雨顺年，要确保粮食安全，没有农田是纸上谈兵。因此，国土资源部门，在农田保护方面，要处理好建设用地与产粮用地的矛盾。做好年度规划与总体规划，确保占补平衡，包住红线；确保农田的土壤质量。用地养地相结合，保证农田不污染，肥力不下降；开发国土资源。目前的问题是：建设用地与产粮用地的矛盾突出；农田农药残留日趋加重；常年使用化肥，缺乏有机质，不仅肥力下降，而保水保肥力下降；农田后备资源贫乏。
2.2 水资源
水是农业的命脉，是粮食安全的第二要素。没有水，农作物颗粒无收。有水，而水利体系不健全，同样不能保证粮食安全。反过来，不同程度的牢灾同样造成减产或绝收。群众有“先淹后旱，吊啥不见”、“先旱后淹，啥都不粘”的说法。因此水利工程的建设标准，与粮食安全的程度成比例关系。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多地少，水资源严重贫乏，农田水利一直是困扰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
群众对水利建设极为期盼，国家对水利建设的投资也越来越多。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日益完善和加强，“靠天吃饭、等雨耕田”的现象已经基本改变。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现有水源污染严重；水资源缺乏，而自然降水又无限度的流失；发生洪涝灾害时，又排水不畅。如何巩固建设成果，进一步开发水资源，保护水资源，疏通渠道，保存自然降水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新任务。
3 人
3.1 着眼现在，求真务实
确保粮食安全，人是决定因素。保护水资源、开发水资源，是一个系统过程，资金是主要限制因素。国家可以把农村低保的Y金、种粮补贴、水利资金集中起来办大事。这样，不仅为建设水利工程集中了资金，还能解决种粮补贴中的某些缺陷。
3.1.1 工程监测
工程监测实行卫星定位，卫星监测。对豆腐渣工程，欺上瞒下的行为拿出处理非典问题的手段处理问题。
3.1.2 县水利局长建立群众水利工程监测微信群
让县长、省长、总理听听老百姓的真实呼声。
3.2 展望未来
3.2.1 集中大块土地耕种
以土地流转为平台，打破一家一户耕种的小农观念。以行政村或片为单位组建新型农场。现在的农民全部过渡为新型农工。
3.2.2 改旧村占地为农田，开发土地资源
以农场为单位建农工住宿园区。大量旧村占地改为农田耕种。农工与城市居民一样居住园区。在开发土地资源的同时彻底消灭城乡差别。
粮食安全范文第8篇
粮食安全受制多重因素
随着全球人口的快速增长，未来的粮食供应将出现巨大缺口。联合国最新人口增长预测显示，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接近96亿，如何在养活众多人口的同时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成为摆在人类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一大难题。
巴布纳表示，全球粮食生产受到越来越多不利因素的制约，首当其冲就是水资源短缺问题。目前，全球生活在极度缺水地区的人口数量约为12亿，预计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上升到18亿，地球很可能面临未变?暖?先变?渴?的危险处境，而水资源短缺将会对农业和能源两大产业产生巨大冲击。农业部门是耗水大户，数据显示，农业用水占全球用水总量的70%以上。另外，气候变化也给全球粮食生产带来严重影响――干旱、洪涝灾害频发将造成粮食减产。最新研究显示，全球气温上升3摄氏度，小麦、玉米等作物的产量会下降15%―35%。
与此同时，全球粮食分配也出现明显不均，目前全球营养过剩的超重人口数量达到12亿，但还有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1亿儿童营养不良。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缩小贫富差距，使粮食分配更加合理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胡鞍钢也表示，耕地资源减少、水资源短缺以及气候变化是制约粮食增产的主要因素，因此政府亟须加强农业节水、防灾减灾领域的投入。另外，以中国为例，人地关系紧张且又处在快速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因此，一方面需要保证城镇现代化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另一方面也要保障耕地面积，确保粮食供应稳定。
开源节流确保粮食安全
巴布纳将应对粮食危机的策略归纳为?开源节流?。首先，要从减少粮食消耗和浪费入手。世界资源研究所2013年6月的报告《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Reducing Food Loss and Waste）中就明确提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粮食浪费的问题，只不过形式不同。目前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粮食损失和浪费一半以上都发生在餐桌附近，即消费阶段；相反，在发展中国家，大约三分之二的粮食损失和浪费发生在农场附近，即收割后和储存阶段。因此，对发达国家来说应减少粮食的过度消耗和浪费，特别是降低动物产品的过度消耗，减少肥胖人口；而发展中国家则应在减少粮食收割、运输以及储存过程中的损耗上做文章。
其次，从提高粮食产量方面来看，巴布纳认为要在有限的耕地上增加产量最重要的是加强土地和水资源管理，改良种子并改进原有的生产和培育方法。同时还应控制化肥的使用，目前很多国家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施肥过量的现象，这样不仅提高成本、浪费能源，还对水域造成污染，得不偿失。
此外，巴布纳还强调，生物燃料的生产也为粮食安全带来威胁。生物燃料是目前全球清洁能源的主要来源，但是生物燃料的生产占用了太多耕地，这样的生产模式是否应该延续也值得思考。
巴布纳认为，解决粮食安全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点在于决策者是否能够高瞻远瞩，制定正确的政策方针。很多建议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多重阻力和条件制约，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既要协调自身的发展又要解决与环境间的矛盾，这就需要决策者将生态环境、农业发展、农民利益以及经济效益因素综合考虑，寻求一条多赢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