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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资源纠纷问题

一个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笔者认为，要想深入研究清楚黑树林的水资源纠纷问题，离不开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重要概念，以便我们在这一视角下挖掘黑树林水资源纠纷的解决方法。其次，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建议。

1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重要概念

1．1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新制度

经济学的产生被认为是起于1937年美国经济学家科斯发表的《厂商的性质》一文，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学派的形成和发展是在20世纪下半期。有学者为了把它区别于19世纪形成的美国制度学派及后来的新制度学派(也叫新制度主义)，而把它称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派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来分析制度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而制度学派及新制度学派是批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正统分析方法的，它们是“作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对立面出现的”。我们都知道，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经济人”，即每个人都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原则。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虽然延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但是它关于人的假设是从实际的人出发来研究，即受到现实生活中制度的制约条件下的活动，因为“更接近现实的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在回答企业起源的问题时提出了“交易费用”这个概念，他认为，每种经济活动的资源配置都需要发现价格、签订合同等等，资源的配置由市场决定，而市场由价格机制决定，这就必然产生一定的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一种市场制度，它的产生是为了降低经济过程中交易费用，起到了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因此，科斯揭示了交易成本和制度的某种内在联系。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对交易费用进行了定义，科斯认为交易费用是指为获取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付出费用以及谈判与契约的费用。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是事先交易成本和签订契约后的一系列费用。如今，交易费用泛指一切与交易相关的费用。

1．2科斯定理与产权在解决外部性问题上

后人根据科斯的理论总结了“科斯定理”，即只要交易费用为零，那么无论法定权利归谁都不重要，资源配置都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产权经济学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组成部分认为，产权是一种权利，它强调产权、激励与经济行为的联系。它为解决外部性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产权经济学认为，产权不清是造成外部性和“搭便车”的主要根源，外部性的产生与产权的起源有着必然的联系，有效的产权可以降低或克服外部性。那么影响产权的形成因素有哪些了?根据卢现祥归纳的有:第一，技术。新技术可以降低成本，增加收益，而缺乏相应的技术可能是“搭便车”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人口数量。人口数量的增长与资源的有限，造成了人均资源的降低，于是，资源变得“稀缺”起来，这必然导致排他。而产权就是种排他性的经济权利约束。第三，资源的稀缺程度。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离开产权，任何稀缺资源的配置都是无效的。第四，要素和和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动。价格的上升导致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行为，“独占性”成为一种优势选择。那么明晰产权意义在哪呢?明晰产权可以解决责任不清的问题，有利于激励经济主体，有利于形成约束机制。通过以上新制度经济学的简单回顾，我们下面对黑树林的水资源纠纷进行适当的分析。

2黑树林水资源纠纷中的新制度经济学问题

本文作者：闫祥东、刘洪广 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认知脑电测谎的技术优势

(一)直接记录大脑对刺激材料认知加工过程的脑电位特征，提高了准确性

传统的心理测试工具是多道生理记录仪，通过提问一些问题让被测人作出回答，记录与外周神经系统相关联的呼吸、心血管活动、皮肤电变化等生理指标，通过比对分析被测者对不同问题的反应图谱，对被测者作出与案件是否相关的判断。认知脑电测谎不是对被测人外周神经系统控制的各种生理指标的记录，而是直接记录被测者大脑对所呈现的案件相关或无关的刺激信息认知加工的脑电特征，通过比对被测者对不同性质刺激的脑电位在潜伏期、波幅以及波面积的差异从而作出判断。人类具有对外界刺激产生反应的能力，对所受到的刺激首先是识别，然后确定做出反应，这一识别———判断过程主要是在人的大脑中通过发放生物电并在神经细胞之间彼此传递、综合，最后给效应器官发出指令使其执行才得以实现的。认知脑电测谎就是直接记录大脑认知加工所引起的大脑电位的变化，是对人的认知活动的直接监控，能有效提高测试准确率，降低假阳性。

(二)同步记录大脑对刺激材料加工过程的脑电变化，具有锁时性

认知脑电测谎是同步记录大脑对刺激材料的认知加工过程，将大脑呈现的脑电位变化记录下来，然后通过与行为数据的融合达到反应时间和脑电位的匹配，然后进行分析作出判断。在认知脑电测谎中分析的是刺激呈现后1000ms以内脑电位变化，能直接反映大脑对所呈现的刺激材料的认知加工，是对中枢神经系统活动的反应指标的锁时性记录。传统的生理多导仪是通过向被试提问，同时用多导仪记录在回答这些问题时皮电、血压、呼吸的改变。在此过程中由于受提问时间和个体的差异被测人在听到问题到生理反应之间会有一定的延迟，这些额外的因素会影响测试结果的准确性。与传统多导仪相比较，认知脑电测谎不需要对被试进行任何的询问，也不需要被试口头回答什么，只是通过呈现一些不同性质的刺激材料，让被测人对所呈现的内容做“是”“否”的按键反应，与此同时通过被测人头上所戴的电极帽及时地记录被测人对不同内容认知加工的脑电。通过比对脑电特征的差异来作出判断。

(三)不受生计数、声音等反测试手段的影响，难以伪装

认知脑电测谎中反映的是人在对刺激信息进行加工时脑活动的电生理变化。在显示不同刺激所诱发出的不同脑电变化的基础上，通过直接读取案件相关的脑电位变化，即得到无法伪装和隐藏的脑电位的波幅、波的正负极性、潜伏期等参数变化，然后把这些不同变化作为检测是否与案件相关的依据。这些参数的变化具有不易伪装的特性，其原因在于人的大脑当辨认出重要信息时，如嫌疑人所看见或听见的刺激与存储在其大脑中的犯罪细节部分相吻合时，大脑就会产生一种称为“编码与记忆相关的犯罪行为多参数脑电图反应(memoryandencoding-relatedmultifacetedelectroencephalographicresponse:MERMER)”。［3］在民事纠纷案中只有真实发生过的事实才能引发出特异性的脑电特征，而未发生的编造的事实则不能引发特异性的脑电特征。同时相关研究发现ERP欺骗检测的效果不受“计数”［4］、声音［5］等反测试方法的影响，该技术具有较高的抵御反测谎手段的能力。

在诉讼中，当事人可能因存在某种障碍而不能及时向法院提供证据，且这种障碍是否会消除以及在何时消除均无法确定。如证人出国一时无法与之联系，持有重要书证的人下落不明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究竟延长多长时间为好，可由审判人员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自由裁量，但应以不过分延迟案件的审结为准。一般情况下，当事人不得再次提出延期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国家立法以来，已走过半个世纪的苍桑立法历程，至今没有一部专门关于证据的法律。我国司法实践中，不论刑事诉讼还是改革开放后的民事诉讼，以及如今的民商、行政诉讼、劳动争议仲裁诉讼中的问题，证据问题占了较大比例。证据问题不但是诉讼当事人、诉讼参与人都较为头痛的问题，也是法官们感到非常棘手的问题。2002年，经过无数法律工作者的努力，最高人民法院终于以立法的形式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2002年4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若干规定》）。自《若干规定》起施行以来，总的来说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诉讼中当事人基本上能及时举证、质证，符合现行法院审判工作的需要。但在适用该规定的过程中，除仍存在一些问题外，还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都需要进行实际、全面与深入的探讨。

在民商事审判过程中对于发现的经济犯罪的嫌疑和线索如何进行处理，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的一个难题。对于犯罪行为的侦察、与审判，涉及到公安、检察、法院三个部门，而民商事审判又由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庭进行。由于涉及的部门多，认识不一，加之案件自身疑难复杂，给这类案件的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近年来，这类案件有逐年增多之势，且矛盾更加突出，引起了当事人和社会各届的极大关注。为了公正、及时地处理好此类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通知要求，省法院民二庭在全省范围内就有关问题进行了专题的座谈和调研，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总结了经验，找出了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总结如下。

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的法释（1998）7号《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基本区分了民商事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对于正确处理民商事纠纷与经济犯罪的交叉问题，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益，提高民商事审判工作水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几年来，我省各级法院均处理了一批涉及经济犯罪嫌疑的民商事纠纷案件。由于统计上的原因，有些民商事纠纷案件，虽然涉及经济犯罪，犯罪线索已经移送或发出了相关的司法建议，但由于未影响到案件的审理，故在案件统计上未能显示。有些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曾要求全案移送，但其意见未被合议庭采纳，在民商事案件统计上也未能显示。几年来，我省各级法院审理的涉及经济犯罪嫌疑的民商事纠纷案件的类型主要有：存单纠纷案件、借款担保纠纷案件、票据纠纷案件、涉及农村“三会一部”的案件，涉及非法集资的案件、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等。其中，在河南省内有重大影响的此类案件如：涉及郑州市城市合作银行的存单、借款担保案、涉及荥阳中行的存款及存单纠纷案、涉及百花集团、三星集团非法集资案、涉及农村“三会一部”的存贷款案件，涉及信托投资公司、期货经纪公司、证券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案件等。这些案件，既涉及到对当事人合法民事权益的保护，又涉及到与公安、检察机关及法院内部刑事审判庭的协调与配合，程序复杂，认识上往往并不一致，给案件的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由于在案件处理上存在中止或移送等情况，致使一些案件审理周期长，直接影响到当事人合法民事权利的及时实现，诱发了一些新的矛盾，当事人反映强烈。《若干规定》对于举证时限一般规定为：第三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情形、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文书样式(试行)》的通知（法发(2003)2号）中规定了《举证通知书》的格式与内容。在民商诉讼中，诉讼当事人都能按照案件管辖人民法院的规定提交证据。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认为简易案件应当快审，一般未通知诉讼当事人协商确定举证期限，而是人民法院确定。此时法院一般希望答辩期届满就开庭，不少案件法院确定的开庭日为答辩期限届满的次日。而答辩期法定只有15日，因此就不顾及《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的规定，举证期限一般规定为答辩期相同，或开庭日的前一天。这种“简易”作法显然是不符合《若干规定》，如果说，人民法院坚持司法解释属于我国法律范畴，那么这种作法就是法院违法的。对于这类情形，上级法院或一审法院一般不予理会，而是放任程序法官的作法。在司法解释的适用上，法官们往往采取自由实用主义态度，符合法官意志的我就用，不符合的我就不适用。这种情形在各地法院的具体个案中，表现非常普遍与突出。这也是我国不立法，而通过司法解释造法的严重弊端之一。司法解释应对此作限制规定，以程序法来体现公正、公平，来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真正做到保障审判的合法性与正确裁决。

关于现行的举证时限的规定，笔者认为以下几点予以明确规定或配套实施细则，以更好地完善我国的相关的证据规则：

1、依法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庭审辩论终结前举出相应证据，逾期不能或没有举证的应承担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当事人应当在什么时间内向法院提出证据，是设立举证时限制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举证时限要根据当事人举证活动和法院审理活动的特点来加以规定。有的人认为，庭前就应当固定证据，庭审中仅对证据进行质证。这与我国法律规定不相符合。根据法律规定，在庭审中，原、被告及第三人等都可以提出主张，出示证据。一般来说，当事人在陈述最后意见之前，都可举出证据，而在庭审结束之后，合议庭就要及时进行评议，做出裁决。此时，除非特殊情况，就不应允许当事人再提出新的证据，以防止案件无休止地拖下去。

2、如果当事人出于恶意，对于一审中能够提供的证据不提供，到二审或再审程序中才提出，人民法院应不予采纳。有些同志认为，不管当事人出于什么动机，二审中出示的新证据人民法院都应充分考虑，因为上诉是当事人的权利，人民法院对二审案件的审理也不是仅对法律的适用进行审理，而仍要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作出裁决。还有的同志认为，对于当事人一审故意不出示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给该当事人一些制裁。比如二审即使其胜诉了，也仍要负担一审的诉讼费用，另一方当事人还可要求其补偿误工费、差旅费等损失，而不应当对该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置之不理。对涉及经济犯罪的民事案件，在程序上及实体上的处理存在困惑。一方面有些案件公安，检查机关往往以涉嫌经济犯罪为由要求法院移送案件或终止审理，不正常介入民事纠纷，使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受到很大影响，另一方面民事纠纷实质上存在经济犯罪嫌疑，因为侦查机关及审判机关的推诿而得不到及时处理，放纵了犯罪嫌疑人，随着近年来民事纠纷及经济犯罪交叉案件所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在合同法规定了表现制度后，最高院的规定中一些内容和新规定存在明显矛盾。在实践中，存在如下几个主要问题：1程序上如何掌握驳回，全案移送侦查机关的条件,如何掌握继续审理，移送犯罪线索的条件，如何把握在继续审理的情况下终止审理，等待刑事侦查和刑事审判的结果的条件；2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如何对待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刑事侦查，特别是剥夺或变相剥夺当事人人身自由情况下取得的口供及证言的证明力，在经济犯罪及民事纠纷交叉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当事人的过错、如何确定责任承担。民商事纠纷的形成，既可能有当事人一方的原因，也可能有双方或多方的原因；既可能有法定代表人或工作人员自身的原因，也可能有工作单位制度不严、监管不力、授权不明等方面的原因，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往往也并非因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所致，既有故意的行为，也可能存在过失等等。而这种损失，既可能是一方的，也可能是双方或多方的。在这种情况下，对责任的划分和案件的处理，就要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权衡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利弊得失，合理分担损失，从而做出公正合理的裁决。但近年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在这类案件的处理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审判实践中仍存在一些尚不明确的程序问题与实体问题。如有些案件该移送的不移送，该中止的不中止，或移送不出去，中止事由消灭后又不及时恢复审理，使民商事纠纷案件长期得不到处理。一些案件受地方或部门利益的影响发生管辖争议，法院的保全措施或执行措施与其他机关的追赃行为发生冲突。行为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后，民事责任如何承担；对于因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当事人如何分担等等。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根据最高法院提供的调研题目，我们进行了逐项的调查研究与分析。

本文作者：李黎 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为了弥补立法上过于粗简的缺陷，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司法解释对简易程序进行进一步规范，其中部分内容，如赋予双方当事人程序选择权、规定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转换等，还在此次修订中正式写入《民事诉讼法》。上述司法解释对于立法的粗简起到了一定的弥补作用，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司法解释囿于效力的限制，与《民事诉讼法》不在一个法律位阶，执行起来显得刚性不足，这就使得简易程序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地位。适用标准抽象和不明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用“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三者结合起来界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标准，这种规定存在着很明显的缺陷和逻辑错误。在司法实践中，何为简单民事案件，完全取决于法官的主观理解。程序设计未体现简便快捷。简便快捷是简易程序区别于普通程序的明显特点，也是其最大价值所在。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在普通程序的基础上规定了简易程序，其大部分规定都参照普通程序的做法，只是少了合议庭组成，无合议庭笔录，对案件审理的部分环节进行了简化，其他环节与普通程序相比没有太大差异，并未体现简易程序应有的规律，远不能满足对简易民事案件审判的要求。

我国小额经济纠纷案件诉讼程序的构建

(一)立法模式的选择

综观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小额诉讼立法，大致存在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在民事诉讼法典外单独设置小额诉讼程序，如美国各州都规定了专为小额法庭制定的诉讼程序，韩国为处理大量的小额案件专门制定了《小额审判法》。第二种模式是在民事诉讼法典中设置专门的章节来规定小额诉讼程序，如英国在其《民事诉讼规则》里专章规定了小额索赔审理制，日本在其《民事诉讼法》里第六编专编规定了“关于小额诉讼的特则”，我国台湾地区也在其《民事诉讼法》里对小额诉讼程序做出了特别规定。第三种模式是在民事诉讼法简易程序中对小额诉讼程序做出规定，如德国和法国的小额诉讼程序就是通过对简易程序的简化来实现的。笔者认为，结合世界小额诉讼的几种主要立法模式，并从我国国情和立法传统出发，我国可以在民事诉讼法典中的简易程序一章后设置专章来规定小额诉讼程序，从而使小额诉讼程序独立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

(二)适用范围的确定

对于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我国应当采用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即以诉讼标的额的最高限额作为小额诉讼的适用标准。小额的标准直接与普通民众的消费规模和交易习惯相关，我国人均收入偏低且不同地区差别较大，甚至在同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的不同地区也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各地区不宜统一规定“一刀切”的标准。应根据中国各地的不同情况，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基础上，各省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上述幅度内自行确定辖区内不同地区的标的额上限，最后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同时，小额诉讼程序适用案件类型一方面限于给付之诉，另一方面给付请求不仅限于金钱，也可包括其他小额动产或有价证券，这样更符合小额诉讼程序的目的。

(三)地域管辖的特殊性

一企业劳资纠纷原因的经济学分析

（1）劳动力供求因素对劳资纠纷的影响

劳动力供求规律表明，如果劳动力供求基本平衡，劳资双方就会等价交换。劳动力供大于求，劳资双方的力量就倾向于资方。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劳方就会享有更多的机会。而现阶段我国劳动力市场是供远大于求，市场机制在配置劳动力资源的过程中，“市场失灵”问题尤为突出。现阶段我国大部分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素质、技术要求不高，劳动力的可替代性很强，求职者并不具备讨价还价的条件。总体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几乎一边倒的供求形势客观上成为引发和助长企业劳资纠纷矛盾倾向激化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

（2）忽视人力资本的作用，将薪酬视为企业的纯支出

不少企业只重视对物质资本的投资，而忽视提高员工的薪酬水平。在现代薪酬管理理念中，员工薪酬水平的提升与员工素质的提高是互动的良性循环关系。员工满意于较高水平的薪酬，可以降低员工的流失率，节约员工培训费用，有助于员工整体素质的提升，进而又有助于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可以形成员工素质提升与其薪酬水平提高的相互拉动。

（3）绩效考核制度利用不佳

众多的企业虽然也在为实现有效的绩效考核不断努力着，但多数情况都不是很乐观，绩效考核存在广泛的走过场现象。造成此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主观认识不足、缺少员工参与、与激励不配套、陈旧管理模式等。

（4）解雇遣散政策

一、农产品贸易纠纷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影响

我国农产品贸易的不断增加导致我国农产品贸易纠纷也在不断的增加。首先，在农产品贸易纠纷发生以后，最先影响到的就是农民的经济收入。在只考虑经济的直接影响时，贸易额减少一个单位，农民的经济收入就会减少一个单位。在考虑了对外贸易促进经济的乘数效应，可能会导致农民的收益额减少量大于一个单位，这样就会严重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致使农业的生产量减少，长此以往，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严重影响着我国农业的正常发展。

二、产生农产品贸易纠纷的原因

1.农产品贸易操作复杂、限制繁多

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需要经过许多方面的限制，并且操作过程也非常的复杂，如市场准入、动植物的安全检查、卫生检查、国内的支持等，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引起贸易纠纷，并且解决起来也比较复杂。如欧盟国家以我国动物源性食品中的抗生素含量超标，从而禁止我国动物源性食品的贸易，使我国失去动物源性食品的市场，对我国经济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

2.技术差异的限制

农产品贸易中对技术的要求也比较高。我国加入WTO以来，出口贸易的直接限制减少，但是各种间接的限制却日益突出，如卫生标准、安全标准、技术标准等。其中技术的差异已经成为农产品贸易的重要障碍。就以茶叶为例，茶叶在我国的出口贸易中占的比重比较大，它在整个市场中的竞争力也在不断增强，但是欧盟提高了茶叶中禁止使用的农药的种类，有原来的29种增加到了现在的62中，并且有些农药的标准较之前提高100倍之多。

3.农产品贸易的出口市场比较集中

论文 关键词：民事纠纷 民事主体 自力救济 社会救济 公力救济

论文摘要： 我国从计划 经济 进入市场经济时代，自此平等主体之间，包括公民与公民之间、法人与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及他们相互之间均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就归结为民事纠纷。

一、民事纠纷的概念

民事纠纷又称民事争议，是 法律 纠纷和社会纠纷的一种。所谓民事纠纷，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纠纷。民事纠纷作为法律纠纷一种，一般来说，是因为违反了民事法律规范而引起的。民事主体违反了民事法律义务规范而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利，由此而产生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民事争议。

民事纠纷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民事纠纷主体之间法律地位平等。民事纠纷主体（民事主体）之间不存在服从与隶属的关系，在诉讼中处于平等的诉讼当事人地位。

（2）民事纠纷的内容是对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民事主体之间的争议内容，只限于他们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构成了民事纠纷的内容，如果超出这一范围，则不属于民事纠纷。

（3）民事纠纷的可处分性。由于民事纠纷是民事权利享有和民事义务承担的争议，因而民事纠纷主体有其处分的权利。它有别于行政争议和刑事争议。

【摘 要】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和医疗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医疗过程中纠纷频发，对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需求量大大增加，但纠纷解决机制却面临低效等问题。文章从法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我国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用法经济学的理论、价值取向和研究方法分析我国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现状。

【关键词】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法经济学；市场

一、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市场假设

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习惯于将研究对象放置进一个市场框架内进行研究，即使对其进行假设，对于医疗纠纷解决法律的问题，也可以假设它们具有与普通市场类似的属性，假设医疗纠纷解决是一个市场。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经济分析理论就是把相关法律问题模拟为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用经济工具分析患者、医疗机构以及立法、执法、司法机关、自治组织、社会在医疗纠纷解决法律市场中的活动，并用效率作为价值评判标准。其也有理性人对收益的最大化追求，参与医疗纠纷解决的不同主体在激烈竞争，影响资源分配、对利益进行交换、考虑成本支出、供求等关系。

（一）理性人假设

理性人就是理性的最大化者，即对利益获取的最大化追求者，也被称作“经济人”。该理性人是经济学者在对经济学问题进行抽象研究时的理想状态，是经济市场得以完整分析的重要基础，也是我们要研究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市场假设的理论出发点。

在经济市场中，交易双方都有其自己对交易标的考量，即市场的供给状态和我的需求程度，或者价格影响，我的支出成本和收益的比例，能否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常见的理性人，即每个理性人在作出决策时都会使用经济的分析工具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在医疗纠纷解决市场中，各方也是理性的。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是理性的、患方是理性的、医疗机构是理性的、法官或调解人员是理性的、律师也是理性的，各方都能够合理行事，各方都排斥不合理的行为。选择何种方式解决纠纷、是否要进行调解、如何参与调解，都由患方和患方的律师决定。医疗纠纷解决市场同样利用价格问题引导各方最求利益最大化。比如在赔偿金问题上，赔偿责任并不是要求违规者去遵守法律法规或是操作守则，而是强制违规者承担与其违规的机会成本相等的价格。

（二）竞争

摘 要:影响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因素很多,包括法律文化观念、当事人关系亲疏、家庭经济收入水平等,必须要指出的是,影响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因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各种状况的变化,各个因素对纠纷选择方式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地变动之中。

关键词:纠纷解决;影响;因素

影响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因素很多,笔者主要将其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将逐一分析。必须要指出的是,影响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因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各种状况的变化,各个因素对纠纷选择方式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地变动之中。有些在加强,有些在减弱。而正是这些影响因素的变化,决定着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变化。

一、法律文化观念

在遇到纠纷时,不同的法律文化观念,会导致村民选择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论语》中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种传统的“无诉”价值取向,使得为逐利而求讼的行为与广大民众所接受的“和为贵”的人生观、“君子寓于义小人寓于利”的义利观相冲突。“中国人解决争端首先必须考虑‘情’,其次是‘礼’,最后是‘理’,只有最后才诉诸法”。据笔者在M村的调查,这种“厌讼”心理在村民中是实际存在的,成为影响村民向法院的一个阻碍因素。在传统观念中,牵涉到诉讼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因为人们认为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是不容易惹上官司的。如果一个人吃上了官司,那说明他一定得罪了什么人或做了什么亏心事。

二、当事人关系亲疏

当事人之间关系的亲疏影响着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法社会学家唐・布莱克认为“关系距离越近,越不适合用法律方法解决人们之间的争端,反之,关系距离越远,法律方法越适用”。所谓关系距离特指“人们相互介入彼此生活的程度,并可以将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范围、频率和时间长短,它们之间关系建立的时间长短,它们之间在社会关系网中彼此联系的性质和数量作为衡量社会关系的尺度”。一旦发生纠纷,当事者就会进行关系定位,以确定其亲疏远近。关系亲疏程度的差异,对当事者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上有重大影响。

三、家庭经济收入水平

【摘 要】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正以快速的步伐向前稳步迈进着，社会矛盾和纠纷也时有发生，纠纷的解决方式也呈现出了多元化的态势，但是作为最传统的自力解决纠纷的方式仍然显得有价值和必要。

【关键词】民事纠纷；自力救济；社会救济；公力救济

一、冲突和纠纷

（1）民事纠纷概念。讲民事纠纷，首先得讲民事冲突。民事冲突是指民事主体基于各种原因对民事权利义务状态或民事权利归属的认识相左而产生的矛盾。其产生都是因为社会主体与既定的社会制度、主流的道德不相容造成的。民事纠纷若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不仅会损害当事人合法的民事权益，而且可能波及第三者甚至影响社会的安定。因此，各国都很重视民事纠纷的解决并建立了相应的处理民事纠纷的制度。（2）民事纠纷的特点。一般而言，民事纠纷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平等。虽然这里讲的民事纠纷是从诉讼法的角度讲的，但民事纠纷主体上的平等性源于民事实体法上的平等原则。二是民事纠纷的内容是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我们知道，权力与义务是相对而言的。享有民事权利的主体必定意味着要承担一定的民事义务。对民事义务的违反自然又会产生民事责任。无论是上文提到的离婚纠纷、合同纠纷还是侵权纠纷等等都是关于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三是民事纠纷的可处分性。民事纠纷的可处分性指的是民事主体。“权力可以放弃，义务不得违反”。民事权利的可处分性简言之就是可以选择放弃。当然，可处分性不仅体现在实体上，也体现在诉讼当中。

二、民事纠纷处理机制

一般来说，民事纠纷的解决机制分为自立救济，或曰私自救济，社会救济和公立救济。（1）自力救济。自力救济包括自决与和解。和解具体来说就是指我们民事诉讼法学上讲的民事和解。自决虽然是通过民事主体自身的力量来解决纠纷，没有一定的法律规范来加以调整，但自决毕竟不同与古代社会解决纠纷的方式，如战争、同态复仇。因此，自决在当今社会用于解决民事纠纷任然有意义和必要。而且，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都有对自力救济的立法。例如《德国民法典》第229条、《瑞士民法典》第926条、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51条都规定了自力救济。因此，我们的观点是，对于部分民事纠纷，诸如逃避向劳动者支付工资、交通事故逃逸、债务人恶意逃避等行为，可以允许权利人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自力救济（自决）。何况当今各国（地区）多数都规定了自力救济。（2）社会救济。相对于自力救济和下文的公立救济而言，社会救济是一种过渡性的救济方式，主要分为调解（诉讼外调解）和仲裁两种。这两者的共同点是调解更多地体现了主体双方的意愿，而仲裁更多地体现了仲裁者的意愿。另外，调解与自力救济中的和解也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有第三方的介入。（3）公力救济。公力救济是三种方式中最权威、最有效的方式。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国家强制性，主要体现在判决和执行上。二是严格的规范性，强调对对法律的严格遵守。广义上的公力救济还包括行政救济，而狭义上的公力救济指的是当权利人的权利受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权利人通过行使诉权到法院，法院运用审判权和执行判决的公权力来解决纠纷的方式。但是，民事法律上的法院审判权是有一定界限的。如上文所说，民事诉讼解决涉及民事权利义务的纠纷，但诸如学术、宗教事务等，民事诉讼不予调整。宗教作为一个社会团体，宗教行为和宗教活动应当在团体内部活动，也是一种自律的活动。但是，当宗教团体与社会发生财产纠纷时，司法可以介入，因为此时的宗教团体是作为民法主体的社会团体的一种，而它与社会发生的财产纠纷也是宗教团体的外部行为，是民事诉讼调整的范围。

三、结论

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既然有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纠纷会随时随处发生。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也随着历史和法制的发展而发展和进步。上文阐述的三种纠纷解决机制是现今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其中，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是有法律规范来调整的。也是理论界重点研究和实践界最为行之有效的解决纠纷方式。然而，法作用的局限性告诉我们，法的调整范围并不能穷所有的社会矛盾。所以，自力救济应该也有必要被提到和社会救济、公力救济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而不应该被“闲置”和放在可有可无、可用可不用的位置上，并且，自力救济与社会救济、公力救济的衔接和互为补充也是立法者应当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