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关系论文范文精选

摘 要：文化和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基本的系统，是人类文明大河的两条支流。在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到文化发展到一定时期，文化与经济才得以相互融合。理清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有助于推动社会健康和谐的发展，也会使得文化和经济学得以更加完善。

关键词：文化；经济学；文化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0-0265-02

一、文化与经济的基点和内涵

1.文化与经济学的含义

文化，广义地说，一般是指在人类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1] 。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各种物质文明，包括日常用品、交通工具、装饰品等，是具体的客观物质。制度文化是指生活规则、家庭组织方式和社会制度等等。精神文化是指文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伦理学等等，它们都深刻影响着人类思想和文明。

在个体层面上，文化一词具有合宜性。例如某个人受过良好的家庭熏陶和教育，言谈举止优雅，并在某些社会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都合乎社会主导价值体系，甚至是社会价值观所认可并崇尚的对象，所以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而受到尊重。在群体层面上，文化是指在不同社会群体中产生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2] 。

因此，文化具有物质的属性，也具有精神的属性，二者互相依存，相互创造和发展。

一、问题的背景

中国经济目前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要素拉动特征。经济发展需要刺激投资需求，最终消费需求的形成也有赖于加大投资力度，投资与消费双管齐下，投资需先行。因此，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投资的持续增长。从理论上讲，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具有一种正向的关联关系。

一般认为，建设投资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动因素。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会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将建设投资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加大建设投资的规模，既可增加就业机会和国民可支配收入、扩大内需，又可以直接带动当前的经济增长，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奠定物质基础。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建设投资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建设投资在这些国家的整体投资中的比率甚至达到了20%(Kessedes,1995)。

我国大量的文献也讨论了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但是，真正能够揭示建设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的研究成果却极少。中国发展研究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发现在中国经济中固定资产投资是决定社会需求的最积极的因素。因此，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可以作为刺激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中国发展研究院，1997）。虽然还有其他一些关于建设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重要性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大部分还处在定性阶段，很少能够指出建设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水平。本研究就致力于找到其对中国经济发展拉动水平的具体数量关系。

二、数据和模型

在本研究中，建设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是指以一定速度增长的建设投资所拉动GDP的增长量或增长率。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和方法。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的价值形态。另外本研究涉及的指标还有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安装工程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FAI)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年内在固定资产方面投资总量的指标，它同样也能够以价值形态反映固定资产建造和购买活动的总量，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固定资产投资可以根据国家的投资计划分为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其他固定资产投资四部分。本文采用这个指标来代表宏观意义上的建设投资水平，既包括建水坝、修公路这些大型的土木工程项目，也包括住宅和商业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同时，还涉及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和大型设备的修缮和改造。

固定资产投资活动按其工作内容和实现方式可以分为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工具、器具购置，其他费用三个部分。在本文中也将建筑安装工程投资(CI)作为衡量建设投资活动对国民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一个变量，它是指各种房屋、建筑物的建造和各种设备装置的安装工程投资。建筑安装工程投资比固定资产投资的范围小一些，可以代表一年内国民经济中的建筑工作量，是一个衡量建设活动水平更为合适的指标。

【内容提要】经济法律关系是经济法十分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但是，经济法学界对此探讨并不多。对经济法概念的界定只能使我们抽象、模糊地认识经济法，要进一步探讨经济法律关系则使我们更具体地把握经济法的内涵和外延，从而有助于认识经济法与民法和行政法的区别。

【关键词】经济法律关系/要素/种类

一、经济法律关系概述

（一）经济法律关系具有强烈的国家思想性

经济法律关系是法律关系之一，它是由经济法律规范调整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公共管理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注：本文关于经济法的概念和本质的观点均来自王保树主编《经济学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这种关系是一种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经济法正是通过经济法律关系实现其对社会关系调整的职能的，它是经济法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具体法律形式。

作为法律关系的一种，它是一种思想的社会关系，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相对于也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民法的民事法律关系来说，经济法律关系的思想性更强。我们知道，经济法是国家运用其能力而主动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手段，其处处体现着国家的某种意图。如反垄断法，它与国家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关系密切，其要旨是从宏观上防止市场竞争不足，以保持经济具有相当的活力，提升本国企业和整个经济的竞争力。所以，它具有鲜明的政策性、灵活性和行政主导性特征。其他经济法律、法规（如反不正当竞争法）、财政金融法、外贸法等，它们均体现着国家的某种意图。所以，经济法确认和调整而形成的经济法律关系具有强烈的思想性，这种思想性是民事法律关系所达不到的。民事法律关系虽然也是思想的社会关系，它最直接地表现了生产关系，如财产所有权关系、契约就是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形象地说，民事法律关系是把经济关系的要求直接翻译成法律上的语言。也许正是如此，我国有学者曾提出民法属于经济基础，民事法律关系是物质的社会关系。这种观点虽然有些过激，但它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民事法律关系思想性的弱度。

经济法律关系强烈的思想性不仅反映了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互补性，更反映了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积极参与、促进、监管，以及对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被扭曲的民事生活的纠正。

但是，我们应同时注意到，经济法律关系强烈的思想性仍是以相应物质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这就意味着，无论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尤其是政府其主观性多大，都必须尊重和遵循相应的经济客观规律要求。如由反垄断法产生的反垄断法律关系，反垄断执法部门不能简单地、机械地照搬和理解反垄断法的规定，更不能意气用事，而应服从相应的经济形势要求。

[摘要]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外商直接投资(FDI)成为推动江苏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的同时,拉开了省内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本文在对FDI与省内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建议,以促进经济更好更全面地发展。

[关键词]FDI经济发展江苏省

江苏省作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强省，通过有效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简称FDI），拉动了全省经济的迅猛发展。但与此同时，江苏省内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吸引外资的环境产生了差异，造成了FDI在这三个区域间的分布不平衡，并进一步对省内三个地区间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一、FDI在江苏省内的区域分布特点

江苏省内有着明显的区域分布特征，省内按照从南到北依次划分为：苏南、苏中及苏北三大地区。根据江苏省省委、省政府2000年的划分标准，苏南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南京、镇江；苏中包括扬州、南通、泰州；苏北则包括徐州、淮安、盐城、连云港、宿迁。由于受地理位置、政府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省内三个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并呈现出“南高北低”的区域发展格局。

江苏省内三大区域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同样带来了FDI在这三个区域间高低分布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先行为苏南地区奠定了良好的经济技术基础，而地处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区，北濒长江南邻上海的区位优势，加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生产配套设施使苏南受到了众多外国投资者的青睐。苏中、苏北则由于自身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相应的基础设施等投资外部环境还不够完善，从而对外资的吸引力也相对不足。2006年，GDP占全省的比重达到62.3%的苏南，吸收的FDI同样高居全省榜首，达到了全省FDI总额的70.9%，而同期苏中、苏北所获得的FDI仅为全省总额的22.91%和6.19%。

二、FDI与江苏省各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FDI在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地区间的分布存在差异的同时，也会对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拉动作用。在此，将以Cobb-Douglas生产函数形式为基础，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江苏省各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

建交以来，中日经济关系在平等、互利原则下得到长足发展。近年来，双方经济关系在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发生了结构性良性变化。这些为中日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提供了较高的起点和扎实的基础。

（一）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贸易结构向水平分工方向发展。1972年中日建交之后，由于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地理上仅一海之隔，经济交往条件得天独厚，经贸关系得到快速、稳定发展。2001年，由于“9·11”事件影响，美国及全球经济增长放慢，国际贸易条件急剧恶化，日本对全球的贸易出口减少15.7%，进口也减少7.9%，但惟有对华贸易总额比上年增长4%，达到891.96亿美元，与中日建交初期相比已经增长了80倍以上。（注：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7月公布的统计资料。）日本连续9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02年上半年，中日贸易额达451亿美元，其中日本对华出口增长11%，进口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中日贸易占日本贸易总量的份额比上年增长1.7%，达到12.8%，中国已多年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注：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7月公布的统计资料。。）中日贸易在总额不断上升的同时，表现出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贸易结构已经开始由“垂直”向“水平”方向发展。过去，中日贸易长期呈“垂直分工”形态，即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多为工业制成品，而对日本出口则以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对日出口的商品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以服装、机电产品为主的制成品出口明显上升。2001年中国对日制成品出口比率已经高达84%，为历史最高值，其中机电产品出口保持了持续旺盛增长势头，从1990年的5.1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165.4亿美元，占中国对日出口总额的28.4%，仅次于纺织品的29.1%，居对日出口的第二位，2001年8月以后，纺织品月度统计开始出现下降趋势，而机电产品出口仍然呈上升走势，因此可以预测2002年机电产品将有望成为中国对日出口中所占份额最大的产品。（注：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7月公布的统计资料。。）

（二）对华直接投资（注：对华直接投资仅指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在起伏中上升，投资领域向高附加价值产业转变。整个80年代，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较为缓慢，但是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了解程度的不断加深，日本对华投资开始大幅增长，1995年形成高峰，投资额达44.7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在所有对华直接投资国家中名列第二，中国成为日本对亚洲投资最大的投资对象国。1996年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大幅下滑，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日本对华投资进一步下落。直到2000年，由于中国加入WTO在即，日本对华投资欲望开始恢复。2001年在西方主要国家出现经济同步下滑的背景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合同件数仍然多达2003件，比上年增加了24.1%，合同金额为54.2亿美元，比上年增加47.3%；实际利用资金也达到43.5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49%。日本对华投资尽管起伏较大，但在对华投资国家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截至2001年底，日本向中国投资企业达22370家，累计协议金额约441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约327亿美元。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华直接投资国。（注：日本贸易振兴会2002年公布的统计资料。www.jetro.go.jp/）90年代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是投资结构正在从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技术、资本密集型企业延伸，2001年日本对中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急剧上升，达到1590亿日元，比上年增加89.3%，相反对非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只有209亿日元，同比下降18.4%。（注：根据日本财务省统计资料计算。www.mof.go.jp/fdi/sankou03.xls.）投资领域已由服装、食品等行业向电子、机械、汽车、建材等行业扩展。近年机电产品所以成为中国对日出口增长较快的主要产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结构发生变化，对机电等制造业投资比重明显上升，对两国贸易起到了拉动作用。

（三）中日签署货币互换协议，金融合作迈上新台阶。过去中日两国的金融合作主要是围绕政府开发援助(ODA)展开的，自1979年12月至今，日本已经向中国提供总额约达2.7万亿日元的日元贷款，1112.8亿日元的无偿援助和1089.5亿日元的技术合作资金。（注：日本《ODA白皮书》。）日本对华援助约占中国接受外国政府贷款总额的50%以上，是对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最多的国家。尽管近年来日本的ODA政策有些调整，但今后日本政府开发援助仍将是未来中日经济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东亚金融危机以来，中日两国在金融领域的合作逐日增多，除两国央行之间建立了定期对话机制、相互在对方增设金融分支机构外，更重要的是两国在2002年3月签署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实现了中日两国金融领域在亚太地区的高层次合作。根据上述协议，两国中央银行在必要时可向对方提供总额为3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安排，以协助稳定其金融市场秩序。日本是继泰国之后与中国第二个缔结这类协议的国家，作为外汇储备位居世界前两名的日本和中国在金融领域的这一合作不仅使两国经济关系走向新层次，也为今后两国在东亚地区的多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日货币互换协议作为东亚国家货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对加快东亚货币安全网络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

展望未来，无论从目前两国经济运行轨迹看，还是从东亚地区多边领域走势看，中日合作都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有利条件。

（一）中国加入WTO将成为中日发展经贸关系的重要动力。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改革将进入同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全面接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与世界经济接轨就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走上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日本多年奉行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期盼的重要目标。它将为中日两国经济关系的深入发展提供更加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加入WTO将加速降低中国关税总水平。2002年以来，中国关税总水平已经从15.3%下降到12%，已经下调了5332种进口产品的关税，（注：朱róng＠①基2002年3月6日在九届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非关税措施也大为减少。按中国入世承诺，关税总水平还将进一步下降，无疑将使外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更加容易。日本是中国连续多年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中国进口国家中日本所占比例最大，一直占20%左右，远远超过欧美国家。在市场准入条件向好的背景下，作为中国近邻和最大贸易伙伴的日本必将成为中国入世后获利最多的国家。加入WTO后，中国将按WTO的规则调整外商投资的政策、法规。目前中国对外商投资领域的限制正在逐步撤除，外商投资的国民待遇问题也在很多方面已经得以实现。包

经济转轨是整体性的制度结构变迁，这里特指20世纪末许多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运动。对经济全球化则有不同的解释，在俄罗斯比较普遍认同的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全球化意味着：第一，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体、经济主体和其他主体之间建立关系的可能性；第二，这些关系与国家法律和规范相比，其重要意义增长得更快。”（注：［俄］Π．И．阿巴尔金主编：《俄罗斯发展前景预测——2015年最佳方案》，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上述定义的第一个方面是指全球性经济和生产关系的加强，各国各经济主体之间商品、生产要素和信息等各种交易的空前迅速的发展；第二个方面则强调了全球性制度结构在市场经济原则下的一定程度的趋同，经济主体所确立的跨国家边界关系的规则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有人提出经济全球化将朝着5个方向发展：金融全球化、跨国公司形成、经济地区化、世界贸易集约化、趋同发展趋势。（注：［俄］В．库兹涅佐夫：《什么是全球化？》，载《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8年第2期。）有的经济学家则强调各国经济国际化与全球化的区别，提出：由于战后生产、技术、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金融的发展，使世界经济开始成为整体性的全球经济，导致各国经济越来越紧密联系的纽带不仅是市场作用下的国际分工，还有规模巨大的世界性的生产和销售结构、全球性的金融体系和信息网络等，使经济主体的运行空间扩大为整个世界。（注：［俄］Ю．希什科夫：《20世纪的对外经济关系——从衰落到全球化》，载《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1年第8期。）在此前提下，上述两个方面的发展才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内容。

基于以上对经济转轨和经济全球化的理解，我们对经济转轨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可以在许多不同层次上进行，如在全球范围的、国家的和企业的层面上分析。这里，将以经济转轨大国俄罗斯作为研究客体，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关系是受各类复杂因素影响的，既有国际环境的因素，也有国内条件的因素；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因素又可分为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各个方面。本文侧重分析政府的经济转轨政策是如何使经济转轨和经济运行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使经济全球化因素作用于经济转轨过程的。

预期与现实

20世纪的最后10年，既是世界上大多数原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又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期。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反映了经济转轨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向市场经济转轨，就是要使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性调节由原来的计划机制转换成市场机制，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在现代经济中，资源的有效配置不仅在一国范围内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为此，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转轨内在地要求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也实行市场化趋向的体制转型，由封闭经济的体制转变成开放经济的体制，使国民经济运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才能利用国际市场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所以，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层面上，表现为国内经济转轨与对外经济体制转型在目标模式上的一致性及其相互联系和制约。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在经济体制过渡时期形成国内经济转轨与国际接轨之间的互相配合和互相促进，对外经济开放有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与此同时，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紧密关系，还反映在经济全球化因素作用于经济转轨过程的机制方面，进而反映在经济实际运行方面。以融入经济全球化从而利用世界市场为目标的对外经济体制改革，和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国内经济转轨，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旧制度下无法得到的潜在利益，提高全国经济效益，为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制度性基础。因此，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之间的良性关系，就国内经济运行的效果看，应该表现为经济转轨所带来的国内经济发展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并为本国经济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提供越来越丰富的物质基础；而开放型对外经济体制所创造的国际贸易和其他国际经济交往关系的扩大和优化，又对本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产生各种积极的促进效应。

俄罗斯在转轨初期，正是出于对经济转轨和经济开放的美好预期，采取了所谓“休克疗法”的激进方式，同时进行国内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市场。它在迅速推进国内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同时，也立即摧毁了阻隔俄罗斯与世界市场联系的几乎所有藩篱和障碍。这一转轨战略的实际效果是众所周知的，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在制度转换和经济实际运行两个方面都没有取得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的预期效应。在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方面，尽管私有化任务已基本完成，价格和市场自由化程度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相应的立法也在积极进行，一般说来，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初步建立，但是，无论在国内经济制度还是对外经济关系的制度方面，都经历了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进展极不顺利。而且，在整体上，很难发挥市场经济体制应有的经济效应。所以，至今，许多俄罗斯经济学家认为，俄罗斯的市场经济是“扭曲的”市场经济，甚至是“假市场经济”。

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之间是否实现了良性互动，最终还是反映在经济运行的业绩上。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的融入经济全球化，出现了这样两个反映经济运行不良的趋势：一方面，俄罗斯经济对外依赖的程度明显增强（参见表1）；另一方面，俄罗斯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急剧下降（参见表2）。

附图

论文关键词：农村经济金融市场变化关系

论文摘要：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使中国农村乃至全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和成果，无论其深度、广度、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具有世界性意义。可喜的是，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使中国农村乃至全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和成果，无论其深度、广度、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可以预见，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中产生并被实践不断修正的发展理论，必将为世界发展经济学说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1．概括地讲，本课题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市场化改革是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农村金融的地位愈加重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单是一个金融问题，必须把金融同国家发展战略、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结合起来。否则，金融的作用将十分有限；农村金融改革要采取渐近方式，不断地融入和推动整个农村经济转轨和转型：农村金融改革必须注意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重新构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体系。

2．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虽然有中国特殊的国情，但这种发展毕竟寓于世界经济发展之中。应该说，我国与其它国家的发展还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这点不能否认。西方若干发展理论对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市场化改革缺乏指导意义，但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其中，二元经济理论、农业制度及农业资本理论，特别是舒尔茨的农业发展理论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3．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受马克思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思想影响。改革前，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成因，主要源于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宏观经济制度与微观经济制度。其中，超越国力的发展战略和强制性的制度是突出表现；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金融压制的性质是制度性压制，金融活动完全是被动和消极的。农村资金运行非市场化的结果是大量农村资金无偿流向工业，尤其是无偿流向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偏斜运行，使农村经济更加落后；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当时的这种选择，一方面使国家迅速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另一方面使国家为长远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

4．农村金融改革不能脱离农村经济和国家金融整体改革而单独进行，其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我国经济改革需要的指导理论在改革前后的实践对比中得到了确认和创新，即我国任何经济部门的改革都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支撑；我国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制度安排的市场化选择，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考虑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变革；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改革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否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在总体上难以深入下去，即使一时取得了某些成绩，其代价也必然是丧失国家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后劲。

5．货币化是农村经济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切入点。应该从农村货币化的广度和深度出发，研究农村产业结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等基本问题；市场化条件下的农业资本投入与融通要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物质资本投入要注意数量界限和劳动、技术对资本的吸纳能力，同时，要特别重视对人力资本的开发和投入；市场化改革将会引起资金供求的迅速变化，农村资金运行格局将改变传统体制下“国家、集体”的框架，而演变为“国家、集体、农户、外资”的新框架，在这种变革中，金融将逐渐成为新框架的核心。

1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中国的劳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是劳资关系类型的多元化。与我国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状况相适应，我国的劳资关系有国有经济的劳资关系、集体经济的劳资关系、混合经济的劳资关系、私营经济的劳资关系等多种类型。二是在众多劳资关系类型中，私营企业劳资关系成为主要焦点。私营企业部门是问题突出的两大部门之一。

2目前私营企业较为普遍地存在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行为

从三年劳动争议的发展情况看，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乡村集体企业、机关社团、事业单位的案件数和劳动者当事人数都保持基本稳定，而民营企业的争议案和当事人数都大幅增长，其中私营企业案件数增长最快2002年为2000年的2．22倍。可见，正确处理私营企业劳资关系意义重大。共生是人基本的存在方式，是不同的人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劳资关系作为劳方与资方基于各自的生存和发展所建立的一种关系，是种共生关系。受胡守钧教授社会共生论及劳资共生论的启发，对劳资关系理论做了进一步的思考。

2互补性与互斥性是劳资关系的两大属性

劳资关系既有互斥性又有互补性。首先劳资关系具有互斥性。假定参与生产的各种要素不限在这样的前提下，价值和成本也是不变的，由此可推导出工资(x)与利润(y)的总和也是不变的：x+y=k(常量)。可见，x增加，y必减少，反之亦然。所以劳资双方利益互相排斥。其次，劳资关系又具有互补性，因为只有劳动力与资本相结合才能生产价值。无论工人还是老板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彼此合作。

3劳资关系按照两大要素——资源与约束条件可以分成四种类型

劳资关系是一种以劳方、资方为主体，资源为纽带，政府等三方机构为约束条件，以合作与冲突为现象的社会共生关系。对于劳方而言，资源主要指工资及一切与劳动有关的报酬以及社会资本，对于资方而占资源主要指利润及员工为企业带来的社会资本。约束条件主要指劳资双方共同遵守的共生规范，如法律、道德、政府政策等。对于约束条件的具体分类，可以参考国际上通用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证标准SA8000(第四章会有专门论述)，它包含了9个方面的内容：童工、强迫劳动、安全卫生、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歧视、惩罚性措施、工作时间、工资报酬及管理体系。这些内容集中体现了对企业在工作环境、员工健康与安全、员工培训、薪酬、工会权利等的具体责任。以劳方获取的资源及资方受到的约束条件为分类条件，按照资源与约束条件的多少，劳资关系可以分成四类：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融资制度创新的障碍分析；融资制度创新的对策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计划行政目标决定了信贷资金的构成和分配方式、融资制度创新的成本制约、从融资制度创新发展来分，制度变迁成本可分为三种类型、政府行为受有限理性的制约、人的行为是“有意识的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正规金融机构的行为受机会主义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的第三个假定是人的机会主义倾向、非正规金融部门及民间投资个体行为受资产专用性的影响、处理好“强政府”与“弱市场”的关系，摆正政府与市场的位置、重新认识制度创新的“循序渐进”与“平行推进”方式的优劣，走制度创新的最佳路径、树立“资信文化”，构建良好的市场、信用与法律的外部制度环境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阻碍中国融资制度创新的成本问题，认为有限理性与政府行为，机会主义与正规金融部门的行为，资产专用性与非正规金融部门及民间投资个体的行为是阻碍中国融资制度创新的主要因素。提出应从处理好“强政府”与“弱市场”的关系，摆正政府与市场的位置；重新认识制度创新的“循序渐进”与“平行推进”方式的优劣，走制度创新的最佳路径；树立“资信文化”，构建良好的市场、信用与法律的外部制度环境等改进中国融资制度绩效。

论文关键词：融资交易成本有限理性制度创新

1984年以前，中国基本上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行政力量控制着金融资源，计划行政目标决定了信贷资金的构成和分配方式，金融资源向国有企业倾斜，当时国有企业不必担心融资难的问题。进入90年代以后，非国有企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但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地位并未得到体现，一方面由于历史和体制原因，行政力量控制金融资源的现象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政府不承认民间金融的合法性，民间资本难以流入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民营企业。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全方位的改制，剪断了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脐带”关系，国有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也逐步显现。在这一现实背景下，要解决企业融资困境，促进经济快速稳定地增长，融资制度成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融资制度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资本动员，为经济提供持续的资本供给；二是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因此，有效的融资制度是解决企业融资困境，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创新融资制度成为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的关键。从中国当前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储蓄率居高不下，超过16万亿(2007年最新统计)，另一方面，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并不是缺少资本，重要的是缺少一种有效的融资制度。

一、融资制度创新的障碍分析

1．融资制度创新的成本制约

戴维斯和诺斯(DavisLanceE．andNorth，DouglassC．，1971)对制度创新作了系统的论述J：制度创新是指能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它与技术创新有某种相似性，即技术创新是采用技术上一种新发明的结果，制度创新往往采用组织形式或经营管理模式方面的新发明的结果。和技术创新一样，只有预期纯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制度创新才成为可能。制度创新成本成为决定制度创新的主导因素。

作者：吕晓军 单位：南阳理工学院商学系

变量的选取与数据的预处理为了分析

选取新疆进口额和出口额作为衡量对外贸易的变量，分别记为IN，OUT;选择实际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变量。数据为1984年至2009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自《新疆统计年鉴》和《新疆五十年》。GDP以1978年的价格为基期100，根据各期GDP指数计算得的实际GDP，换算公式为:该年度实际GDP=1978年GDP×该年度基于1978年的GDP指数，其中1978年的GDP为39．07亿元人民币。换算后实际GDP(简记为GDP)、进口额(IN)、出口额(OUT)。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样本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分别记为LnGDP、LnIN、LnOUT。

新疆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由于非平稳序列可能会产生虚假回归现象，所以首先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这里采用ADF单位根法来检验时间序列数据LNGDP、LNIN、LNOUT的平稳水平。从以上ADF检验表的结果可知，LNGDP的ADF统计量为－1．984977，而在5%的显著水平下ADF临界值为－3．658446，－1．984977明显大于－3．658446，接受原假设，即序列不平稳;进一步对其一阶差分进行ADF检验，结果表明LnGDP的ADF统计量为－3．552317小于5%的显著水平下ADF临界值－3．004861，所以拒绝原假设，序列是平稳的。同上可知，LnIN和LnOUT非平稳，其一阶差分变量LnIN和LnOUT是平稳的，即三个时间序列均为一阶单整Ⅰ(1)。(二)VAR的建立本文的分析是建立在向量自回归模型基础上的，所以先建立VAR模型。Sims在1980年提出了非结构建模方法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其一般形式为:yt=A1yt－1+．．．ANyt－N+Bxt+ζt，其中，yt为内生变量向量，xt为外生变量向量，A1…AN和B是待估的系数矩阵，ζt为误差向量。VAR模型中，每个方程可以用OLS估计，无需随机扰动项序列不相关的假定，任何序列相关都可以通过加入y的滞后项解决［5］。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关键是滞后期的选择，本文采用AIC准则来确定最优滞后期数为2。通过VAR模型可以看出，拟合优度达到0．95以上，模型整体的AIC值和SC值为－4．530460和－3．489011，模型较好，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三)协整分析为了检验三变量之间是否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需要对其进行协整检验。协整检验一般包括基于回归系数的协整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和基于回归残差的协整检验(EG法)。本文选择Johansen协整检验。变量已经通过ADF检验证明是一阶单整Ⅰ(1)，因此可以进行协整分析。协整检验模型的滞后期为VAR模型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因此为1。括号内数字为t统计量，在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从长期来看，进、出口均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进、出口各自增长1%，将促进经济分别增长0．322138%和0．218016%。新疆的进口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这与一些地区情况有所不同。实际上，新疆的出口主要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如纺织品和食品等，产品附加值较低，对经济带动作用不大。而进口产品主要包括钢材、原油、机电产品等，还包括引进的一些先进技术等，这些对新疆产业结构调整，拉动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因而在长期新疆的进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较为明显。(四)误差修正模型在对三变量长期的关系和趋势了解的基础上，为了分析短期动态影响，我们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解决这一问题。根据格兰杰表述定理，如果非平稳的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它们之间的短期非均衡关系总能由误差修正模型表述［6］。在此基础上，我们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如下:D(LNGDP)=0．447738×D(LNGDP(－1))－0．009524×D(LNIN(－1))+0．013586×D(LNOUT(－1))+0．050755+0．036091×CointEq1其中误差修正项为:CointEq1=LNGDP(－1)－0．322138×LNIN(－1)－0．218016×LNOUT(－1)+0．459430从以上式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波动与出口波动影响方向相同，与进口波动的影响方向相反。这与实际相符，在短期新疆出口对经济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而进口在短期是外汇的流出，不会拉动经济增长，但长期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五)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从而探讨经济增长与研发投入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由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期长度的变化比较敏感，所以选取了不同滞后期下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情况。经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滞后一期时，出口就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在滞后四期时，在10%的显著水平下，进口才成为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的时滞明显高于出口，这与实际情况相符。出口的增加可以迅速增加外汇收入，带动经济增长，而进口则需要外汇流出，因而在宏观经济模型中进口被视为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作用。但实际上，进口引进的除了本地区所需的原料、产品外，还包括技术、服务等，这些“软性产品”不会立竿见影的带来产出，但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它所带来的技术效应等会逐渐显现，这正是进口长期来看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因所在。

结论与政策建议

新疆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可忽视。2003至2006年新疆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依次为21%、21%、24%、24．2%，2004年外贸拉动新疆GDP增长1．2个百分点，2005年拉动新疆GDP增长1．4个百分点，2009年拉动新疆GDP增长1．8个百分点。对外贸易的发展创造了就业机会。据有关部门测算，新疆每一亿美元出口额，可提供4000个就业岗位［7］。对外贸易对新疆经济发展的作用举足轻重。鉴于此，我们提出新疆发展对外贸易的一些政策建议:(一)继续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策略，抓住中亚传统贸易伙伴的同时，积极开拓新的贸易合作伙伴中亚国家与新疆毗邻，经济互补性强，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与新疆的贸易额占到新疆全部贸易总额的80%以上。目前，中亚五国经济发展迅速，对新疆的贸易需求也不断增加。抓住传统贸易伙伴的同时，应加强与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的贸易合作，积极寻求多元化的贸易伙伴。(二)优化贸易结构，积极发展具有新疆特色的自主产品新疆对外贸易中，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的是“通道”经济的角色，具有自主产权的特色产品较少。新疆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应根据不同地区具有的不同资源特点开发特色产品，可以通过与东部地区联合的方式，建立各类出口加工基地，生产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提高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三)重视进口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积极引进新疆经济发展所需的技术和先进设备目前新疆的技术水平仍比较落后，需要引进和学习国内外的先进技术来发展自己。我们要正确认识进口对经济的作用，坚持出口与进口均衡发展。对于引进的技术和设备等，要认真学习，逐步消化，力争在学习的基础上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适合新疆特点的新技术、新设备。(四)大力培养外贸人才，加强市场监管目前，了解相关贸易法规并擅长俄语的人才严重缺乏，应大力培养外贸专业人才，鼓励大中专院校对外贸人才的招收和培养，为新疆经济发展服务。同时，新疆对外贸易的环境还需进一步改善，尤其需要加强政府监管。对一些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破坏新疆外贸形象的事件要严肃处理，树立新疆对外交往的良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