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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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轨是整体性的制度结构变迁，这里特指20世纪末许多国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运动。对经济全球化则有不同的解释，在俄罗斯比较普遍认同的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全球化意味着：第一，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体、经济主体和其他主体之间建立关系的可能性；第二，这些关系与国家法律和规范相比，其重要意义增长得更快。”（注：［俄］Π．И．阿巴尔金主编：《俄罗斯发展前景预测——2015年最佳方案》，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上述定义的第一个方面是指全球性经济和生产关系的加强，各国各经济主体之间商品、生产要素和信息等各种交易的空前迅速的发展；第二个方面则强调了全球性制度结构在市场经济原则下的一定程度的趋同，经济主体所确立的跨国家边界关系的规则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有人提出经济全球化将朝着5个方向发展：金融全球化、跨国公司形成、经济地区化、世界贸易集约化、趋同发展趋势。（注：［俄］В．库兹涅佐夫：《什么是全球化？》，载《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8年第2期。）有的经济学家则强调各国经济国际化与全球化的区别，提出：由于战后生产、技术、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金融的发展，使世界经济开始成为整体性的全球经济，导致各国经济越来越紧密联系的纽带不仅是市场作用下的国际分工，还有规模巨大的世界性的生产和销售结构、全球性的金融体系和信息网络等，使经济主体的运行空间扩大为整个世界。（注：［俄］Ю．希什科夫：《20世纪的对外经济关系——从衰落到全球化》，载《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1年第8期。）在此前提下，上述两个方面的发展才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内容。
基于以上对经济转轨和经济全球化的理解，我们对经济转轨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可以在许多不同层次上进行，如在全球范围的、国家的和企业的层面上分析。这里，将以经济转轨大国俄罗斯作为研究客体，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关系是受各类复杂因素影响的，既有国际环境的因素，也有国内条件的因素；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因素又可分为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各个方面。本文侧重分析政府的经济转轨政策是如何使经济转轨和经济运行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使经济全球化因素作用于经济转轨过程的。
预期与现实
20世纪的最后10年，既是世界上大多数原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又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期。这绝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反映了经济转轨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向市场经济转轨，就是要使国民经济运行的基础性调节由原来的计划机制转换成市场机制，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在现代经济中，资源的有效配置不仅在一国范围内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为此，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转轨内在地要求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也实行市场化趋向的体制转型，由封闭经济的体制转变成开放经济的体制，使国民经济运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才能利用国际市场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所以，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层面上，表现为国内经济转轨与对外经济体制转型在目标模式上的一致性及其相互联系和制约。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在经济体制过渡时期形成国内经济转轨与国际接轨之间的互相配合和互相促进，对外经济开放有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与此同时，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紧密关系，还反映在经济全球化因素作用于经济转轨过程的机制方面，进而反映在经济实际运行方面。以融入经济全球化从而利用世界市场为目标的对外经济体制改革，和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国内经济转轨，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旧制度下无法得到的潜在利益，提高全国经济效益，为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制度性基础。因此，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之间的良性关系，就国内经济运行的效果看，应该表现为经济转轨所带来的国内经济发展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并为本国经济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提供越来越丰富的物质基础；而开放型对外经济体制所创造的国际贸易和其他国际经济交往关系的扩大和优化，又对本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产生各种积极的促进效应。
俄罗斯在转轨初期，正是出于对经济转轨和经济开放的美好预期，采取了所谓“休克疗法”的激进方式，同时进行国内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市场。它在迅速推进国内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同时，也立即摧毁了阻隔俄罗斯与世界市场联系的几乎所有藩篱和障碍。这一转轨战略的实际效果是众所周知的，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在制度转换和经济实际运行两个方面都没有取得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的预期效应。在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方面，尽管私有化任务已基本完成，价格和市场自由化程度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相应的立法也在积极进行，一般说来，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初步建立，但是，无论在国内经济制度还是对外经济关系的制度方面，都经历了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进展极不顺利。而且，在整体上，很难发挥市场经济体制应有的经济效应。所以，至今，许多俄罗斯经济学家认为，俄罗斯的市场经济是“扭曲的”市场经济，甚至是“假市场经济”。
经济转轨与融入经济全球化之间是否实现了良性互动，最终还是反映在经济运行的业绩上。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的融入经济全球化，出现了这样两个反映经济运行不良的趋势：一方面，俄罗斯经济对外依赖的程度明显增强（参见表1）；另一方面，俄罗斯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急剧下降（参见表2）。
附图
资料来源：［俄］A·伊拉里奥诺夫：《原料部门占重要地位的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政策》，载《经济问题》，2001年第4期，第6页。
附图
资料来源：［俄］A·伊拉里奥诺夫：《原料部门占重要地位的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政策》，载《经济问题》，2001年第4期，第5页。
俄罗斯在转轨开始时，立即大幅度减少甚至取消进出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并实行经常项目下的卢布自由兑换和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使国内市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对外开放，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急剧上升。转轨头5年，在国内的消费品市场上进口品所占比重上升了一倍，超过50%。以后3年这一比重略有下降；在1998年8月危机后卢布大幅度贬值，导致进口品相对价格急剧上涨，使1999年进口品在国内零售商品流转额中的比重下降为1/3。但是，随着卢布贬值所引起的国内产品对进口品的替代效应逐步耗尽（通过国内的通货膨胀和进口品平均价格下降），进口品在俄罗斯市场上的地位又有所加强，它们在零售商品流转额中的比重已经达到将近40%。（注：［俄］В．А．奥列什金娜：《俄罗斯的对外经济综合体》，载《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1年第5期。）经济学家认为，这不仅严重威胁国内产业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安全。
同时，俄罗斯在经济转轨时期加快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俄罗斯是世界人口和资源大国，曾是世界第二大国苏联的一个最大的共和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俄罗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最发达国家的21%～30%；90年代的经济下滑，使这一比例下降为10%～14%。俄罗斯工业劳动生产率与美国比较，从90年代初前者为后者的30%下降为末期的19%；在高技术部门，俄罗斯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3%～5%。（注：［俄］Л．勃良赫曼、М．克罗托夫：《改革维度的全球化与产业政策》，载《经济学家》，2001年第9期。）预期与现实的严重背离，引发俄罗斯国内外经济学家的关注和探讨。
良性互动的机制和条件
（一）在制度变迁和创新方面
转轨国家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对外开放，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它们的经济转轨。在制度变迁和创新方面，对外开放对国内经济改革的直接牵动效应和间接示范效应，是促进经济转轨的重要因素。国内市场的开放和进入国际市场，要求迅速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改变价格严重扭曲现象，这是推动国内价格改革、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和企业运行机制转换的有力的外部因素。至于示范效应，则在引进外资特别是国外的直接投资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外资企业的市场化运作和经营管理及其良好的经营业绩，成为转轨国家企业如何进行市场取向转制的现实样板。转轨国家建立的各种对外开放的特区，更向全国提供建立市场体系、改进政府管理等多维度的新鲜经验，可以发挥综合的示范效应。
当然，国内经济的持续转向市场化运行，是本国经济运行体制与世界经济运行体制逐步接轨的基础。这既是转轨国家经济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加强与国际商品市场、要素市场、信息市场联系，进入全球性生产和销售体系的必要前提，又是国内经济制度与国际经济制度在市场化基础上一定程度的融合，这一过程本身就构成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
（二）在经济运行方面
融入经济全球化对经济转轨的影响，还通过对转轨国家的经济运行作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其中最基本的渠道是国际贸易。出口通过乘数作用对一国经济产出的促进作用，是人所共知的；出口部门和出口企业往往具有高于国内平均水平的技术和经营管理，这些对一国经济还有积极的溢出效应。在进口方面，进口设备和技术的产出率一般高于国内供应的设备和技术，进口的产出效应和溢出效应，对于经济转轨国家同样是极其重要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时期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所做的实证分析表明，随着经济改革不断深化，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走高。例如，利用扩展和改造过的费德模型来研究1969年至1999年间贸易与上海市GDP增长的关系，可以看到，1977年以前，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极不稳定的，有的年份甚至出现负相关；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出口的产出效应和溢出效应以及进口的产出效应的总和均为正值，并持续上升；特别是在1992年以后，贸易对上海市GDP增长的贡献率已提高为10%～15%。（注：陈智远：《贸易与增长经验研究》，载《世界经济文汇》，2001年第5期。）更值得注意的是，转轨国家必须利用动态比较利益，通过国际市场用国内富裕、廉价的资源生产的产品，换取稀缺的、国内相对价格较高的生产要素，促进本国经济结构的提升。
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之间互动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渠道是国际资本流动。资金严重短缺是所有转轨国家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积极引进外资，弥补资金缺口，在转轨初期对缓和资金供求矛盾有着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借入外资的正确利用，可以在较短时期内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在转轨时期争取经济加速增长，它所形成的生产能力为以后偿还本息提供可能性。特别是国外直接投资在转轨国家经济运行中的产出效应和溢出效应以及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更是不可忽视的。跨国公司在转轨国家的经营和发展，使国内企业学习到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经过吸收、消化和创新，有可能将积累的“默会性”市场经营知识和技术知识转变成转轨国家企业特有的比较优势，从而在一定时期后出现对外直接投资甚至向发达国家投资的有利条件。
融入经济全球化对转轨国家经济运行的这些积极效应，将使经济转轨能够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进行，可有较多的资源用来补偿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转轨成本，包括新制度的实施成本和新旧制度交替的摩擦成本。同时，国内经济体制的顺利转型，是对外开放能够对国内经济运行产生积极效应的基础性制度条件。企业的市场化趋向改革不断进展，才能产生和扩大接受国际市场的信号并做出正面的行为反应的经济主体，使国际贸易和其他国际经济交流中积极的产出效应和溢出效应具有越来越广泛的载体；国内市场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调控机制的逐步确立，使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积极效应得以在国内正常地比较充分地传导。这样，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具体表现即对外开放与经济改革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使转轨国家在转轨时期保持改革、开放、发展、稳定之间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趋势。
总之，融入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不论在制度变迁和创新方面相互促进的牵动效应，还是在经济运行方面相互作用的产出效应和溢出效应，都不会一步到位的。而且，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良性互动趋势的出现和保持，也不是单独依靠市场力量就能实现的。世界经济中各种经济主体所能得到的信息极不对称，市场结构又是垄断竞争和寡头竞争的，转轨国家政府作为新制度的主要供应者和宏观经济的调控者的作用不可或缺，它的正确决策是形成上述良性互动关系的必要条件。
国际分工中地位的“边缘化”
国际贸易仍是转轨中的俄罗斯融入全球经济的主要途径。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大幅度下滑，但出口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使相当大的一部分国内生产总值要在国际市场上得到实现。出口对国内经济的产出效应是明显可见的：出口部门成为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部门，出口支持着一系列工业部门的生存，并缓和了转轨时期的经济、社会矛盾。
不过，出口部门的积极效果是十分有限的，燃料和原材料部门的片面发展和出口，不能发挥应有的技术上和体制转型上的溢出效应。因为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出口严重依靠燃料和原材料，而这些部门的技术设备是在改革前建立的，转轨时期没有得到及时的更新和改造；同时，这些部门大多属于自然垄断性行业，在经营管理方面也没有走在非出口部门的前面；而且，出口的目的主要是依赖对丰富资源加紧开采和输出来维持国内急需的外汇收入。由于70%的设备已经陈旧，依靠不断增加燃料和原材料出口的“边缘化”国际分工方式难以为继。据俄专家估计，要在今后避免国内市场出现燃料短缺，需要对燃料经济综合体增加50%的投资或者至少减少15%～20%的出口。（注：［俄］В．奥波列斯基：《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俄罗斯经济》，载《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2001年第3期。）
为了使贸易对转轨国家经济产生持续的产出效应，其进出口必须具有溢出效应，才能够实现动态的比较利益。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国内产业长期处于封闭的被保护的环境中，缺乏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转轨开始时，资源密集型产品在俄出口结构中占主要地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消极地适应在国际市场上静态的比较利益，而不着力进行经济结构和出口结构的提升，将陷入“比较利益陷阱”。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边缘化”，不仅使出口的增长越来越困难，而且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制于极不稳定的燃料和原材料国际市场行情的影响，国内外经济学家往往将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走势作为预期俄罗斯经济进程的重要因素。
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不能在利用国际市场实现动态比较利益方面有所作为呢？这就必须考察它的转轨模式和政策。俄罗斯经济学家认为，实行俄改革模式所形成的“伪市场经济”，使国家在世界经济迅速全球化的20世纪90年代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已经是没有任何异议了。（注：［俄］Л．勃良赫曼、М．克罗托夫：同前引文。）提出，俄决策者出于对资本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以为市场经济＝经济活动的自由化＋所有资产的私有化＋对社会需求的严格限制政策，从而在转轨初期立即实施进出口贸易的自由化，使国内有望在近期内经过改造提高竞争能力的产业，在国外产品大举进入国内市场的冲击下，迅速减产并濒临崩溃。
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政府是否应该实行必要的产业政策，在俄罗斯一直是有争议的。有人直到现在还认为，这不符合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过，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政府对企业过多的直接行政干预是有害的，但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家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却是后进国家实现赶超任务所必需的。连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都不否认后进国家对幼稚产业保护的必要性。在现实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尽管比较利益仍是国际分工的基础，但拥有比较优势的后进国家，并不能无条件地在国际市场上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而获利。因为在现实的世界经济中，不像斯密和李嘉图所假设的那样，只有两个比较优势不同的国家，而是有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个后发国家要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具有比较利益的产品，不仅必须与比较利益互补的国家而且与比较利益相似的国家进行竞争，因此，这种比较优势必须转化成绝对的竞争优势，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得以真实地实现。不断地将本国具有潜在比较利益的产业转变成具有绝对竞争优势的产业，是一个实现动态比较利益的过程。在后发国家利益动态比较利益推进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和不断变化的；随着产业的成长，政府和企业的相对地位不断发生变化，政府的规制和扶助作用逐渐淡出，企业的主导作用逐渐完善（见表3）。
表3后发国家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参与国际市场的过程
进口替代阶段加速出口阶段对外直接投资阶段
竞争优势状态在要素水平从要素到产品处于相对
上创造转移稳定状态
政府作用引导与保护促进与帮助放弃控制
企业地位跟随与协商平等合伙人主导力量
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却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立即放弃政府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必要的调控，使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仅限于资源采掘部门和资源密集型的原材料加工产业，连按功能／成本比的劳动力优势都无法得到实现，大量食品和消费品以及机械工业产品长期依赖进口。开始转轨的1992年，进口几乎完全是免税的。1993年以后，俄罗斯历届政府开始承认过早开放国内市场的不利影响，试图在政策上进行调整，但由于扭曲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形成，使调整的意图无法得到落实，收效甚微。
在控制进口方面，政府的调节余地极其有限。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使经济的宏观环境极不稳定；为了使失去控制的物价上涨水平有所收敛，俄政府规定了卢布与美元汇率之间保持一定浮动幅度的“汇率走廊”。尽管对进口重新设置了关税，但是卢布的贬值速度赶不上国内的物价上涨速度，使外国商品大量进口仍然有利可图。而且，走私活动猖獗，更加剧了国外商品冲击国内市场的势头。
在鼓励加工程度较高的制成品出口方面，俄罗斯政府不断提出要求，但难以见效。例如，1996年初，政府曾经通过发展出口的联邦计划，规定要采取综合措施来增加出口和提升出口产品的结构。计划提出将对商业银行向出口商的贷款提供政府担保；并积极参与有前途的出口项目的建设。同时，对出口通过税收优惠进行奖励；并提供信息、市场和咨询等服务。结果，该年的总统选举花费了大量预算资金，而出口发展计划在资金支持上被置于次要的地位。当年，按计划应在出口鼓励方面投资9亿美元，实际上只投入了严重贬值的1.1亿卢布。以后几年的预算，再也没有为鼓励出口拨出过专用的资金。（注：［俄］В．奥波列斯基：同前引文。）
政府政策不力，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俄企业也缺乏积极增加出口的动力。据俄罗斯经济学家提供的资料，在“伪市场经济”体制下，俄全国注册的非国有法人企业共有250万家，其中股份公司430家、商业银行1300家，还有几十家交易所；但是，一半以上的企业（150万家）是虚构的，它们没有决算报告，所提供的创办人是不真实的，并且不缴纳税收。（注：［俄］Л．勃良赫曼、М．克罗托夫：同前引文。）许多企业热衷于合法和非法的投机活动，对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既缺乏动力，也没有实力。据调查，20世纪90年代后期，只有5%的企业进行了设备更新和新产品开发。（注：［俄］Л．勃良赫曼、М．克罗托夫：同前引文。）这样的企业当然对政府的政策引导（即使政策是正确的）不能做出积极的反应。
引进外资和债务负担
俄罗斯进入转轨时期后，每年资本引进的流量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它在缓和俄罗斯资本供求矛盾方面具有一定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开放政策的不当和国内市场环境的扭曲，其应有的积极效应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而且，造成严重的债务负担，甚至爆发金融危机。
引进外资对东道国经济的效应，是与外资结构和外资用途相联系的。在俄罗斯引进的外资中，直接投资的比例较小，以国际金融组织和各国政府提供的贷款等间接投资为主。2000年初，在俄罗斯引进外资总额中直接投资只占43.6%；一半以上为间接投资。并且，大量资金，尤其是以间接投资形式借入的贷款，被用于弥补预算赤字，或用于金融投机领域。在行政部门和货币金融部门占用的资金，到2000年初，仍占引进外资总量的32%，成为利用外资最多的部门（见表4）；投资于实际经济部门的数量有限。引进直接投资的规模只占全球直接投资总额的不到1%。而且主要投向资源开采的燃料工业以及投资报酬回收较快的食品工业，这些部门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不大。至于作为国民经济技术装备部门的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工业，只使用了外国直接投资的4.2%。因此，引进外资在提高俄罗斯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方面尚没有形成有力的促进因素。外资企业在东道国出口中的贡献率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这种作用，1996年外资企业产品出口占俄罗斯出口总量的比重不超过6.5%，而其进口额却占了进口总额的11%。
表4俄罗斯外资的用途结构（2000年初的资料）
部门外国投资其中直接投资
总额总额
(百万美元)%(百万美元)%
全部29252.9100.012757.3100.0
行政和货币9353.632.07.40.3
金融领域
燃料工业4258.814.92210.317.3
食品工业3166.110.82568.620.1
通讯业2673.89.12243.417.6
商业和餐1794.16.11312.910.3
饮业
机器制造1513.35.2533.14.2
和金属加工工业
运输业922.13.2682.75.3
保证市场700.92.4385.23.0
功能的商务活动
森林、木材678.32.3496.33.9
加工和造纸工业
有色金属642.72.2279.52.2
工业
资料来源：［俄］В．安德里阿诺夫：《外国资本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载《社会与经济》，2001年第1期，第93页。
俄罗斯引进外资偏重间接投资及其非生产性用途，即使直接投资部门也缺乏溢出性效应，使得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结构和出口结构不能借助于国际资本流动而得到提升。严重依赖燃料和原料资源的出口格局，制约着出口规模的扩大，到了转轨的中后期进入国外贷款的还本付息高峰期，必然出现沉重的债务负担。目前，俄罗斯为此每年将向西方债权人支付数百亿美元，无疑加重了俄经济恢复过程中的资金困难。
而且，俄罗斯的外资结构中还有相当多的间接投资是以购买俄企业股票和各种证券的形式引进的。仅1997年一年的流入量就达6.8亿美元。（注：［俄］В．安德里阿诺夫：《外国资本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载《社会与经济》，2001年第1、2期。）这些资金在俄罗斯的资金市场上兴风作浪，进行投机性炒作。它们在市场行情出现某些不良征兆时立即大量撤出，成为引发1998年严重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导火线。
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俄罗斯引进外资结构和用途结构的形成原因，就不难发现它们受制于经济转轨的战略和政策。例如，直接投资偏少以及投资行为的短期性，是与俄罗斯的投资环境密切相关的。尽管从转轨开始起历届俄政府都通过各种决议，为引进直接投资提供名目繁多的优惠，但是外国投资者仍然对进入俄罗斯持观望态度，其主要原因是俄制度环境不稳、投资前景难以预期。据德国经济研究所（基尔市）专家在1999年末对340家在俄罗斯投资的德国企业的调查，在俄境内投资主要的不利条件依次是：立法基础不稳定、征税过多、犯罪和贪污盛行、严重的通货膨胀、居民购买能力不足等。（注：［俄］В．安德里阿诺夫：《外国资本在俄罗斯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载《社会与经济》，2001年第1、2期。）俄罗斯经济转轨从“休克疗法”起步和放弃国家职能所造成的政局动荡和宏观经济失衡，使20世纪90年代缺少国内外投资者进行积极投资活动所必须的适当的环境和氛围。不仅来自外国的直接投资不多，而且大量国内资金外逃，使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都增加了困难。
总之，融入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之间不良的互动关系，在俄罗斯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使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对国际市场依赖性明显加强的同时，它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却不断下降。普京政府执政后，着力调整转轨政策，提升国家在市场经济中应有的调控作用，使不良的互动关系开始得到抑制；但是，要进入良性的互动轨道，还面临着严重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