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范文精选

这段文字是目前可查的关于中国近代儿童戏剧品评的最早记载，具有相当珍贵的文献价值。关于儿童小说，梁启超提倡应该视之为教育国民的重要精神食粮，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以欧美变革中小说的功用为例间接说明了这一点:“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民、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很明显，梁启超把“童孺”也列为小说陶冶的对象，这无疑是对儿童与小说之间关系的新认识。梁启超虽未直接点出儿童与小说的关系，但是非常明确地指出，儿童与其他不同身份的成人一样可以读小说，通过小说能了解时政，接受教育，这样的观点可谓是震聋发溃。在传统社会里，对于成年人而言，小说尚不能登堂入室，列为正当读物;而梁启超居然提出儿童也可以读小说，这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的确是一次观念的革新。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梁启超身体力行，译介了两部外国小说供儿童阅读:一部为法国作家焦士威尔玛(即儒勒•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另一部是法国作家佛林玛利安的《地球末日记》。梁启超还在自己主编的《新小说》上陆续发表以儿童为阅读对象的外国小说，这些小说对当时几代少年儿童影响极大，成为了他们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鲁迅在《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中曾写道自己当时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上看见《福尔摩斯包探案》时的惊奇感以及在《新小说》上看见焦士威玛的科学小说《海底旅行》之类的新奇感。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也曾回忆自己在南京时所受到的文学影响来源于梁启超在《新小说》中刊登的那些科学小说。梁启超有关儿童文学的理论思考，核心内容是强调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从这一点出发来考量儿童文学的创作特点，诗歌要通俗易懂，戏剧应声情激越，小说该启智增识，这实际上是梁启超有关儿童文学价值的思考。很显然，社会功利性是梁启超认同的儿童文学应具有的价值。在梁启超看来，儿童文学应该成为向儿童灌输浓郁爱国主义激情、开启心智、了解西方、增强自我知识与能力的手段。这样的儿童文学价值观显然带有极大的时代特征与局限性。儿童文学作为精神产品，其价值属性应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一点是:以特有的审美特性作用于儿童的精神世界，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符合他们的身心成长，让他们感到精神上的愉悦与自造，从而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这样的价值观才能让文学与儿童和谐共处，从而真正发展儿童、完善儿童、提升儿童、有益儿童。梁启超的儿童文学价值观并没有彻底摆脱“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思想。但是，梁启超首次将儿童与小说、戏剧、诗歌联系起来，并给予这些文体重要的地位，这无疑有益于拓宽儿童的视野与眼界，在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中极具开拓性，对于当时的儿童文学观念的发展、儿童教育理念的更新都有着重要的启蒙作用。二除梁启超对儿童文学理论的探究外，当时还有几篇重要的儿童文学理论成果推动了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其中，刊于《杭州白话报》1902年上册“论说卷”的黄海锋郎的《儿童教育》是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早期成果之一。黄海锋郎为笔名，真实姓名无以为考。这篇文章主要谈儿童教育问题，重视教育对儿童的引导作用，其中有部分文字涉及儿童读物的问题。作者先反后正，先提出儿童读四书五经只会“自幼至老，懵懂一世”，那“四书五经是圣贤的大义微言，就是胡子一把的老先生，也不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何况那是乳臭未干的儿童。所以儿童入塾读书，终日高声朗诵，却不晓得书中的意思，积久生倦，趣味毫无，反阻止了儿童好学的心思，埋没了儿童活泼的天籁”。

接着，黄海锋郎指出能让儿童陶铸天性的应该是“爱国的故事”与“为人的箴言”。黄海锋郎的儿童读物观虽然是只言片语，在当时却是一种极有冲击力的文学观点。作者明确将四书五经、《三字经》《千字文》等蒙学教育的惯常读物定位为让儿童“受害无穷，脑门受伤，便成废物”的罪魁祸首。从现有资料考察，这是近代明确反对传统儿童蒙学教材的最早文字记载。此外，黄海锋郎提出的儿童应读爱国故事与为人箴言的看法与同时代梁启超的观点如出一辙，都是从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与社会功利作用来考察儿童与文学的关系的。同时期徐念慈的《请为儿童写作小说》也是近代儿童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论文。徐念慈，近代著名小说作家与理论家，热衷于小说创作与理论研究。他在1908年《小说林》第9和第10册上连续刊载了有关小说理论的专文《余之小说观》，其中第8节为《小说今后之改良》。20世纪初，“小说界革命”在文坛掀起，小说的社会作用遂为有识之士所悉知。阅读小说是国民之精神需要这一观点也同样适用于儿童读者。在梁启超首次将儿童与小158说联系起来之后，提倡小说革命的徐念慈提出，应该专门为儿童创作一种属于他们的小说，这无疑将梁启超的儿童小说观向前推进了一步。徐念慈撰写了专文《请为儿童写作小说》，详细陈述自己对儿童小说的认识:今之学生，鲜有能看小说者(指高等小学以下言)。而所出小说，实亦无一足供学生之观览。余谓今后著译家所当留意，宜专出一种小说，足备学生之观摩。其形式，则华而近朴，冠以木刻套印之花面，面积较寻常者稍小。其体裁，则若笔记，或短篇小说，或记一事，或兼数事。其文字，则用浅近之官话;倘有难字，则加音释;偶有艰语，则加意释;全体不逾万字，辅之以木刻之图画。其旨趣，则取积极的，毋取消极的，以足鼓舞儿童之兴趣，启发儿童之智识，培养儿童之德性为主。其价值，则极廉，数不逾角。如是则足辅教育之不及，而学校中购之，平时可为讲谈用，大考可为奖赏用。想明于教育原理，而执学校之教鞭者，必乐有此小说，而赞成其此举。试合数省学校折半计之，销行之数，必将倍于今也。

徐念慈的此番细论不同于之前黄海锋郎的泛论，他力求遵循儿童读者的接受特点，从形式、体裁、文字、描图甚至价钱上提出了“儿童的文学”的具体特点，这实际上是从接受主体的角度考量儿童文学作为文学消费应该具备的构成要素。这里的文学消费不仅有物质上的消费，如提出读物的定价应“极廉，数不逾角”;还有精神上的消费，儿童读后可以“鼓舞儿童之兴趣，启发儿童之智识，培养儿童之德性”。虽然徐念慈对儿童小说的精神价值的提倡有过于强调教化作用之嫌，但其从儿童特点出发的立足点无疑对当时的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都有实在的参考价值。1909年11月刊行的《教育杂志》第12期发表了未署作者姓名的文章《儿童读书之心理》，这篇文章是近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第一篇系统分析作为儿童文学的接受主体儿童的阅读心理的专文。文章首先指出儿童所读之书对于儿童意义重大，依据是:“儿童至能读书之时，其精神即渐渐飞跃”;在精神成长的同时，“道德上身体上精神上堕落之危机，亦即发生”，所以对成长期的儿童“万不可使其精神衰弱昏昧，且须留意其所读之书”。那么什么样的书适合儿童阅读呢?作者立马给出三条建议。第一条为“以言日常生活之事，又富有趣味者为佳”。

儿童书必须贴近儿童的生活，同时又富有趣味。这样的观点是只有蹲下来与儿童对话、用儿童的心思考过的有识之士才能体悟得出的结论!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进一步指出关于世上的苦与难、是与非，如果儿童不知道的也应该告诉儿童，不要为儿童关闭，应该让儿童知道、了解，这样才能辨别、认识社会。对于是否应该把社会真实的黑暗与悲哀之处展示给儿童，这一直都是儿童文学研究者争论的话题之一。这篇文章的作者不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而且还提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明确态度，这在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还处于开荒状态的背景下，实属难能可贵。很显然，作者让儿童了解真实人生的态度具有现实主义的文学倾向，他希望儿童通过阅读图书了解社会中的善与恶、丑与美，知晓人生，洞悉现实世界的种种真实世象。文章对读书的建议之二为:儿童应读他们爱读的书。如果想让读书有益于儿童，那么必须重视儿童的意见。作者以统计数据为依据，指出学堂让儿童读的书其实儿童喜欢的并不多，并提出学校在配备图书时应充分尊重儿童的意见。作者对儿童自身的兴趣给予如此重要的地位，正体现出了他将儿童观与儿童读物观有机联系的理论体悟。他认为儿童的兴趣必须要予以重视，这样的儿童观推导出的结论正是儿童读物必须要满足儿童的兴趣，只有儿童爱看的书才能有益于儿童。将关注的目光放在儿童身上而建构起的儿童读物观不正是现代儿童文学时期“儿童本位”文学观的初始表达吗?新文化运动时，儿童文学理论的一项重大成果即为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其核心观点正是儿童文学在创作时要完全尊重儿童的独立人格，遵循儿童的心理需要，满足儿童的兴趣。从这点出发，笔者认为，儿童文学本位观的首倡者不是公认的周作人，而是此文的作者无名氏先生(抑或女士)，他的这声“儿童读其嗜读之书”在“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仍占主导意识形态的晚清可算是一声另类的呐喊与呼吁。只可惜这声音太微弱，直至五四时期才变得强劲有力。

阅读建议之三为:“史传中之大种族深化、叙事诗及其他古典等”皆可以成为儿童“精神的滋养物”。理由是，“少年时代恰与神话时代相当”，因此，神话故事比现代文明更能让少年理解。将少年时代与人类的神话时代相提并论，这不正是西方人类学有关原始心理理论的核心观点吗?西方人类学是19世纪中叶以后出现的一门新学科，认为人类的文化与社会都是由低级向高级分阶段进化发展，并提出了儿童的成长与人类进化的程序完全一致的“复演说”。从“复演说”可以推导出，儿童的思维与原始人的思维具有一致性，因此儿童必然喜欢并理解有关记录人类原始文明时期的神话与传说。西方进化人类学派的“复演说”对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影响极大，周作人、赵景深、张梓生等现代童话理论的建构者都是在其影响下进行有关童话起源和分类的酝酿的。无名氏先生的观点(“神话故事，与少年之关系，较现今之文明，尤为密切”)很显然有“复演说”的影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西方人类学早在五四之前已经开始被中国的有识之士发现并运用于儿童文学的研究中了。这比中国较早运用人类学理论来研究儿童文学的专论———即周作人1913年8月发表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7期的《童话研究》一文———还早近四年。

梁启超、黄海锋郎、徐念慈及《儿童读书的心理》的作者无名氏等屈指可数的几位研究者的成果构成了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理论发展的主体研究现实。窥一斑而见全貌。他们的研究成果凸显出近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历史特点。首先，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理论整体呈现研究材料零散，研究观点表述粗浅，研究成果形式简单的总体特点，与同时期的文论著家蜂起相比，近代儿童文学理论声音微弱，发展缓慢。其次，虽然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理论发展散、粗、浅、陋，但是却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的自觉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与推进作用，尤其是梁启超关于儿童诗歌、戏剧、小说的文体思考对于现代儿童文学理论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此外，近代儿童文学理论家虽然观点陈述有限，但却在有限的表述中直击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诸多核心问题，比如儿童与小说的关系、儿童的阅读接受心理、儿童文学的体裁特质、儿童文学的语言特点等。这说明，近代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虽然可研究的材料匮乏。当时并未产生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品，但这并不影响儿童文学理论家思考的理性深度。比如，梁启超有关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理论涉及到儿童文学的文学性与教育性的价值探讨，从现代儿童文学延续到当代儿童文学这一直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术问题。可以说，近代儿童文学理论的诸多思考维度无疑为后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理论方向。对于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虽然一直甚少，但是其呈现的事实表明，这是一段不容忽视的儿童文学理论发展历史，我们在将更多的研究重点放在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同时也应该对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理论予以足够的深究与挖掘，这是尊重历史、还原学术脉络发展的需要。

作者：王蕾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

一残叶的时代

《三国志演义》现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注：“嘉靖壬午本”即学术界习称的“嘉靖本”。严格地说，“嘉靖本”的简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刊行于嘉靖年间的《三国志演义》刊本不只一种。例如，叶逢春刊本即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因此，改称其为“嘉靖壬午本”，比较合适。该本卷首有修髯子嘉靖壬午《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一般认为该本即刊行于此年。壬午是嘉靖元年(1522)。）为最早。在它之前，有没有更早的刊本？——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

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之中。《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本的残叶。

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

首先，可以确定，残叶所附存的《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刊行于明代嘉靖八年(1529)。

这就有了三种可能性。

一　残叶的时代

《三国志演义》现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注：“嘉靖壬午本”即学术界习称的“嘉靖本”。严格地说，“嘉靖本”的简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刊行于嘉靖年间的《三国志演义》刊本不只一种。例如，叶逢春刊本即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因此，改称其为“嘉靖壬午本”，比较合适。该本卷首有修髯子嘉靖壬午《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一般认为该本即刊行于此年。壬午是嘉靖元年(1522)。）为最早。在它之前，有没有更早的刊本？——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

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之中。《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本的残叶。

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

首先，可以确定，残叶所附存的《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刊行于明代嘉靖八年(1529)。

这就有了三种可能性。

关爱和先生是已故的近代文学研究学者任访秋先生的开门弟子,也是我国最早的近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之一。他是我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至今20年左右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总体来看,他研究的领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全面奠基层面,二是文学思潮论层面,三是文学流派论层面。当然,这三个层面的划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贯穿这三个层面的是作家及其创作研究,这里的创作研究不仅包括文学作品,而且包括政治思想、文学理论等内容。第一个层面作为基础,多表现为显在的作家创作论,而第二、第三个层面则作为一种底蕴,更多地表现为内在的精神把握。其实,这种内在的精神把握在第一个层面中不管是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还是作家作品论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有的篇章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剑气箫心龚诗魂》对龚自珍诗作精神的领会,《论老残》对刘鹗笔下的人物老残内心的把握,都明显地表现出关先生深邃的穿透力。

奠基层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近代文学史及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和作家及其创作论。关先生在近代文学史的建设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他第一个建议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任访秋先生极力赞同,并着手编写。关先生任上编的主编,并在全书中撰写了《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清末常州词派》和《近代戏曲》三章,这三个领域关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切的体会。由他主笔的《〈近代文学史〉绪论》(三人合作)是一篇提纲挈领的史论,既宏阔又精辟,既晓畅又深刻,充分体现出论者敏锐的洞察力。教材问世以后,反响强烈,被国家教委评选为优秀教材,并被推荐为全国高校近代文学课程通用教材。作家及其创作论的成果主要有《龚自珍文学思想散论》、《蒋湘南文学略论》、《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陈衍的诗论及诗作》、《谭嗣同文学略论》、《柳亚子简论》、《辛亥革命烈士宁调元诗文简论》、《苏曼殊译作述评》(均见《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剑气箫心龚诗魂》(《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论老残》(《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这些论得很规范又很扎实,从作家的年谱、思想发展过程、文学思想以及创作的内容与特点等诸多方面作了充分的考察和论证,资料详实,论述精当,这些被关先生谦称为早年“习作”的论文给人以成熟之感,这是关先生受任先生巨大影响和严于律己、刻苦钻研的结果。关先生在文中曾说任访秋“先生十分注重研究生的基本学术训练。入学之初,先生曾提议我从近代作家的年谱与诗文系年做起,我试着做了龚自珍等一两位作家,……所写的论文《蒋湘南文学略论》受到先生的好评。”后来的《剑气箫心龚诗魂》和《论老残》两文可谓炉火纯青,前者用“剑气箫心”四个字概括了龚自珍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关先生精辟地论述道:“在气象万千的‘剑气箫心’中,包蕴着处在封建社会濒于崩溃之历史时期,渴望变革风雷而又黯然神伤与秋气暮霭,怀抱幽怀孤愤而又充满奇情逸气诗人的人格期待,人生态度和诗美追求。”后者用四个形象不同的老残把老残解剖得淋淋尽致,在老残身上“集中地体现着作者试图赋予作品的思想意义,老残的性格、情趣、见识、议论,无不在作品中代表着作者的声音。老残不仅是一个手摇串铃、流浪江湖的行医者,还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纷乱与艰难时局的亲历者、先觉者及预言者。走方郎中之老残与哭泣扶危之老残、形体流浪之老残与灵魂惊惶之老残叠印重合,浑然一体。新旧裂变的时代与忧思深广的刘鹗创造了老残,老残记录着时代的裂变与作者的忧愤。”这样精练的理论概括,没有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是难以达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论与文学流派论为此后这两方面的专着作了坚实而有力的铺垫。

第二个层面的成果主要有专着《悲壮的沉落》和论文《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载1986年)、《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定稿》1986年)。《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等。

在《悲壮的沉落》一书中,关先生从晚明人文主义的昙花一现到清末古典主义的逐渐式微,从嘉道之际言关天下与自做主宰的文学精神到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从鸦片战争时期民族灾难与诗海潮汐到诗潮的情感流向、意象群与客体形象系列,从宋诗派自立不俗与学问至上的双重期待到桐城派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的两难选择,从太平天国与曾国藩集团对峙的观念冲突与文化论战到功利实用的文学价值趋向与战争背景下的情感世界,从侠邪小说的忠义观念与英雄驯化现象到情爱旨趣与狭邪心理等等都作了十分充实的论述。关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避免机械化倾向,运用辩证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揣摩体悟,不作空疏的议论,不下大而无当的断语。他的论断自然贴切,符合理论与创作实际,而且鞭辟有力,入木三分。以太平天国和曾国藩集团两个文学空间来说,虽然双方的观念相互对峙,相互冲突,但是文学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一致的,都持实用功利的价值观。以19世纪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侠妓题材的小说来说,关先生避免对其作片面的价值判断,而是置之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从当时的文化变动与小说主旨的表达,到侠妓题材形成的原因与其主题模式的建构,论证了侠妓小说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样得出的结论便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必定令人信服。

第三个层面的主要成果有专着《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以及论文《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的文学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l 984年第5期)、《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姚鼐的古文艺术理论及其对桐城派形成的贡献》、《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清末常州词派概说》,而宋诗派、常州词派和选派等流派有待完成。

《古典主义的终结》一书从桐城派的历史承续、发展轨迹、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之关系以及五四先驱眼中的桐城派等六个方面展开全面而详细的论述。论者开篇就从唐代古文谈起,勾勒了古文一派的发展脉络,直追桐城派,继而描绘了桐城派兴衰嬗变的轨迹,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在初创期,桐城三祖—方、刘、姚分别创立义法说、神气说、刚阳阴柔与神气律声说;在守成期,姚鼐晚年讲学江南,广传弟子,守望门户;在中兴期,曾国藩私淑姚鼐,雅好古文,融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于一体,以坚车行远为目标,别创湘乡派;在复归期,吴汝纶重提方、姚传统,抑闳肆而张醇厚,黜出雄奇而求雅洁,倡导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派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研究,论者抓住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限制性因素,桐城派既追求理论创新,又有道统、文统情结;既讲究义理与考据,又注重辞章; 既重视实用价值,又要求审美功能,这些矛盾使桐城派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异常复杂和艰难。同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艺术范畴及其构成作了十分简洁的概括,即义与法、雅与洁、神气与音节、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阳刚与阴柔。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关先生用由狂悖不驯而至清真雅正,因时 立言与立诚求真,扩姚氏而大之与并功德言于一途分别概括了初创期、守成期与中兴期的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像一根脆弱的联结母子的脐带,无力地粘连着古典文化和文学与五四新文化和文学。关先生对桐城派的研究可谓得桐城派之精髓,从桐城派诸家的理论实质、创作精神、流派的发展以及论者的行文都具有一种桐城派古色古香的气息,而且深深窥见桐城派理论与创作的精髓和实质,达到这种境界,非智者不能为也,也非一日之功所蹴就,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习得缺一不可。

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从形态上来说,有作家及其创作论、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从文体上来看,有小说研究、诗歌研究、散文研究以及戏曲研究;从时间来看,从晚明到清末再到现代,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他的《悲壮的沉落》和《古典主义的终结》两部着作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座高峰,前者是对文学思潮的研究,后者是对文学流派的研究;前者对不同时期的文流、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做了系统的梳理、辨析与整合,后者对桐城派古文作了全面的客观而公正的审视与剖析。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研究成果,就会损害其学术价值,只有放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去,这些成果就会熠熠生辉。我们知道,五四文化先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肩负着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他们彻底地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近代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横向移植西方的现代文化,把桐城派和选学派批判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当时以至于现在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他们为近代文学做了不切实际的定性论断,再加上后来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和文化学者思想意识与思维模式的单一性,使得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具有了十分偏颇的认识。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断层时期,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断层,几千年的古典文化发展到近代便断然终结,五四新文化只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横向移植,这就全盘否定了中国近代文学应有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近代文学与文化,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就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关爱和先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古典与现代这一天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毅然断言中国近代文学是古典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型,虽然这一断言并非为他一人所提出。特别是他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这一着作从侧面说明了五四文化先驱批桐城派为“桐城谬种”的偏激与偏颇,五四文化断裂论断的虚妄,从正面论证了桐城派肩负了中国文化与文学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没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迅速的,如五四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认同;也没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缓慢的,如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学术界对近代文化与文学在观念上的改变不知是属于前一种状况还是后一种状况,不过关先生以其研究试图扭转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误解与盲视,极力恢复近代文学的历史面目,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也是关先生作出的杰出贡献。

摘　要：近代报刊的产生为近代文学提供了新的“文学场”。首先，近代报刊极大地拓展了近代文学的传播空间，使社会对文学特别是通俗文学的需求大增，促进了小说的繁荣，催生出新学诗、新民体等新文学形式，旧的文学形式如古近体诗、灯谜、诗钟等也得以延续甚至扩大影响；其次，近代报刊使作家的身份和创作情形有了改变，进而影响文学风尚的形成，使小说、戏剧等通俗文学成为文学之最上乘；再次，近代报刊培养了大量读者，具有强烈参与意识的读者又从参与创作或干预创作两方面影响文学创作；最后，近代报刊的职责有助于孕育近代作家的近代思想意识和文学意识。

关键词：近代报刊；近代文学；作家；读者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0)06―0080―03

学术界早就注意到近代报刊对近代文学的影响：阿英《晚清小说史》(作家出版社1955)指出新闻事业的发达刺激了需要，《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详细梳理了晚清文艺报刊的情况。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全面梳理了近代文人与报刊的基本情况。包礼祥《近代文学与传播》(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讨论了各种文体的创作与近代传播的关系。蒋晓丽《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巴蜀书社2005)探讨了近代传媒对近代文学言述方式、传播方式、文体、流派的影响。

梁启超说：“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曹聚仁也说：“中国文坛和报坛是表姊妹，血缘是很密切的。”“一部近代文化史，从侧面看去，正是一部印刷机器发达史；而一部近代中国文学史，从侧面看去，又正是一部新闻事业发展史。”诚如局中人所言，近代报刊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近代报刊作为一种公共资源，被近代知识分子充分利用，改变了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当然也改变了中国文学。因为文学发表途径和传播方式的改变，文学创作、文学作品的体式和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近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近代报刊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文学场”，为近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提供新的文化语境，创造了新的生存空间。所谓“文学场，就是一个遵循自身的运行和变化规律的空间”。文学场的生成一般应具备几个条件，即创作主体自主性的获得、象征财富的市场的激励以及双重结构的出现(包括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而文学场的内部结构，“就是个体或集团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这些个体或集团处于为合法性而竞争的形式下。”组成文学场内部结构的个体或集团包括文学赖以发生和存在的报纸、杂志、出版机构以及具有近代意识的作家。近代报刊不仅为近代文学的发生开拓了传播空间、表现对象以及广大读者群体，也培养了近代作家的近代意识。

一、近代文学传播空间的拓展：繁荣的物质基础

毋庸讳言，近代报刊的产生主要并不是为了文学。洪仁拜在《资政新篇》中提出“设新闻馆”，旨在“收民心公议，及各省郡县货价低昂、事势常变。上览之以资治术，士览之得以识通变，商农览之得以通有无”。陈炽《报馆》除申明意识外，也强调“达君民之隔阂”。陈衍从张国势的角度提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王韬以报纸能“知地方机宜”、“知讼狱之曲直”、“辅教化之不及”，主张“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梁启超认为报馆能够“去塞求通”。1896年6月12日，李端提出“广立报馆的主张”，旨在“通今”。孙家鼐认为“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通民情”。总之，是为了通达上下之情和国家富强。

中国近代文学,大概是指从鸦片战争到这期间的文学[1]。在这一段特殊的时期中,近代文学作为从古代文学转向现代文学的产物,其固有的时代标志是十分复杂、特别的。中国近代文学的前现代性就是其典型特征之一[2]。根据前现代性这一特征,分析其出现及衍生出来的新形势特点,这些特点都有着承前启后的历史性作用。

1、对前现代性的理解

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的前现代性,它代表着时代的发展进程,它是时间概念的一种,它强调一种前瞻、顺应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与神话色彩的轮回或者往复循环的无心注意是相反的,是不可逆的。它是以时代的进步为主线,根据当前社会发展的进程,对未来的展望及规划。将现代动力与前现代性含义紧密结合起来[3]。例如在长篇小说《老残游记》的文章中就曾这样描写,“在茫茫的大海上,东边有一只轮船随波出没,西边有一只帆船在洪波巨浪中颠簸。帆船身长二十三四丈,却满身千疮百孔。船上有八枝桅杆,前后六枝挂着旧帆,只有两枝新桅杆,挂着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旧的帆。”作者刘鹗将旧中国比作为这一艘旧帆船,并将这艘旧帆船和轮船对比,展示了作者对新事物,现代动力及机械动力期盼,强烈对比后的思想超越,这就是现代政治文化动力发展的结晶。

2、近现代文学的解析

对近代文学研究的前提就要先了解近代文学中文学创作的主要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各有不同并且涉及方面很广。第一,对于文学创作的主要影响因素有自然及社会方面的因素,例如在地域上,不同的地域文化和社会风貌呈现出来的文学特点也不尽相同,在近代文学创作过程中,就出现了一地狱为特色的重要作家群体,并且在近代文学发展的历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4]。如果这些作家在相同的社会人文背景、自然社会背景下,根据他们创作的相同点与不同点考察他们对近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历史意义,对近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论证他们在历史的舞台上发展的历史意义,这是很有意义的。第二、个人信仰、社会信仰及学术多样化的出现 ,同样也影响着文学的创作,例如在宗教政策的影响下,宗教谁赢时代的发展有更广阔的发展,儒家思想以往的大一统思想地位也不在,西方商业文化及草原的游牧民族文化以其政治经济方面强有力的地位,对社会各界个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被人们看作为神明的教条和信仰备受冲击,在社会价值观、人生价值观、道德观念等方面及一些镌刻在人们内心的安土重迁、重农抑商等观念都拥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辉煌的大汉朝代丢失了统治天下的地位,以及和大汉文化相应的神圣至尊的东西也收到冲击。顺应时代的潮流,再到元代社会的发展以往的社会便得到了开放,汉代大一统的地位不复存在。例如在文学创作中,可以讲皇帝的形象适度的丑化,来顺应时展中文学内容及形式的变更。因为作家对近代文学的的研究是自主的,所以才出现了遍地开花的现象。对文学流派、社团、现象等展开研究。沿用以往的笔记式或序跋等,及专着、文学史等新形式等方面,他们所做的研究已经覆盖了近代文学的各个部分。

3、近现代文学的前现代性

尽管中国近代文学已经成了一学科及相应的知识范畴。然而中国近现代文学关注的问题、思想来源等因素并不全是因为学科时代的发展,中国革命实践理论也同样指导着中国近代近代文学的理论形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前辈们在思想的主要指导下,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大家都为了创建民主、独立、完善的现代化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革命从最一开始的抵制到后来的抗击并把那些侵略者赶走,实现了祖国的统一、社会的进步。也因此受到大家的爱戴。作为中华民族的领导集体,思想是时代特征的鲜明标志,它代表了那一时代的政治信仰,并且渗透到革命民族群体之中,衍生出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厚重的时代特色。旧社会制度的消亡,新社会形式的出现,从文学爱好者的角度来说,更需要通过一些作品来抒发心中的归属情怀。如今,现代化社会的大潮中,世界上每一个地方都发生着日新月异的>！

内容摘要：在中国文学史上，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开始觉醒，他们不再仅仅局限于社会的批判，而是将目光转向了人的发现，由对人的表层自我的描绘转向了深层自我的书写，而在这一过程中，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思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

关键词：中国文学；柏格森；生命哲学；直觉；绵延

亨利·柏格森是20世纪上半叶法国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西方现代美学史上著名的美学家之一，是现代法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而他的影响也超出了哲学范畴，影响到文学、艺术、宗教等各个方面。他的生命哲学理论在五四文学革命的背景下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学的理论和创作的现代转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思想

纵观哲学的发展史，20世纪上半叶法国生命哲学代表柏格森是诸多生命哲学研究者中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理论以生命哲学为基，并在“生命冲动”的观点下相继提出了直觉和绵延理论。他的生命哲学观具有一定的主观主义色彩，探索世界的本源的同时提出了认识和把握世界本源的方法。他认为世界的本源和基础是“生命冲动”，它是一种不受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所制约的“创造意志”，是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永动不息而又不知疲倦的“生命之流”。在生命冲动的观点下，柏格森还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生命冲动所激发。他深受达尔文一般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认为生命是不断进化的，但进化不是生命发展变化过程中的简单叠加，亦不是旧的生命为适应环境的需要而向新生命的转化：“生命”是不断创造变化发展着的。生物在自然社会中进行着残酷的生存竞争，在生命冲动推动下不断改变自身适应环境需要。这正好说明了内在“生命冲动”造成了各种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和变化。他还认为，生命是一种“心理的”东西，是主观的，像意识一样具有无限的创造力，它不仅创造了有意识的生命形式，而且也创造了无意识的物质。有意识的生命冲动推动着万物进化，促使万物不断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不断进化。它既是有目的性的，也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创新过程。虽然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但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完全赞成。他认为生命进化不是一条朝着同一方向的线性轨迹，而是向四周飞散，不断运动和变化着。因此，生命的创造具有不可预测性。(一)直觉直觉是人类的一种意识活动，在科学认识中占有重要地位。柏格森认为，直觉是突然顿悟而来，是主观的。对理智进行批判，宣扬直觉的重要性是柏格森哲学的重要内容。他认为事物的变化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只靠理智不能完全认识它，依靠直觉才能进一步把握它。在柏格森看来，直觉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一种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的预知，是人的主观的行为。人靠理智而生，而没有理智的动物则依靠本能。直觉的对象是人的深层自我和世间万物。因此，直觉不是不变的，固定的概念，是一种灵活的形式。所以，柏格森把他倡导的直觉哲学归结为：“这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问题，一方面把注意力从根据实际的观点看使我们感兴趣的那部分宇宙转移开，另一方面使注意力转回到不适用于任何实际目的东西。注意力的这种转换当会成为哲学本身”。他的直觉主要是一种认识人自身存在主观形式，而要达到直觉，首要的是“心灵必须违背自身，必须平常在思想时所习惯的地方，必须不断修正它所有的范畴”，“进行哲学思维，就是逆转思维活动的习惯方向”。（二）绵延除直觉理论外，在提出生命冲动的过程中，他还认为人的生命就是一种意识的“绵延”，不能分割的整体；“绵延”是一种心理过程，不仅创造意识，也创造生命的形式，因此生物的进化过程也就是意识的创造过程。他最初是从时间方面给绵延下定义的。柏格森认为，哲学上的大多数错误的根源在于“一种错觉”，即“把陆续出现与同时发生，把绵延与广度，把性质与数量，混淆在一起。只有消除这种错觉，把抽象的时间与具体的绵延分开，才能解决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柏格森认为，真正能够用来表示人的生命的时间是一种心理的时间。这种时间不能用过去，现在和未来衡量，在这种时间里，不同的刹那汇集在一起，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世界不断绵延的原因就在于过去通过回忆的方式不断地进入现实世界，每一时刻不断更新，产生新的事物，这样每个时刻世界都是完全崭新的。过去，现在，未来相互渗透，不断融合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绵不断的流，而这就是绵延。因此，宇宙万物都就具有绵延的性质。他说：“人的心灵是一种毫不间断的，永不停息的意识的川流”。

二.对中国近代文学理论进化的影响

在“五四”文化开放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柏格森哲学曾吸引了不少的知识分子。1913年到1922年的十年间，它较为系统地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柏格森哲学传入中国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首先，一战后，西方哲学家开始对当时的物质文明引起高度的反思，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理性的对比，使知识分子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一战给人类文明极大的毁灭，战争带来巨大的灾难，引起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他们认为，以“直觉”代替理性才能拯救西方文明的弊病，于是柏格森哲学产生了。随着西方文明的涌入，中国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率先介绍了非理性主义的柏格森哲学，它在中国的传入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是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必然，但更为重要的是其生长的土壤。20世纪初的中国，几乎西方各种思潮都在中国得到介绍，然而有些思潮因与传统文化的结构相距甚远，或因与中国人的接受心理不合而昙花一现。柏格森哲学虽然来源于西方，但柏格森哲学与传统儒学又有相近的地方，它的传入不但不会破坏儒学基本内容，相反还能增强儒学的生命力。也正是如此。中国学者梁漱溟利用柏格森哲学创立“新儒学哲学”。张君励利用柏格森哲学创立“人生观”体系。正是由于文化的相近性，柏格森哲学易于在中国传播。五四时期中国杂志发表了很多论文，充分地表明中国思想界在有意识地学习柏格森哲学思想。如译作《如合力》有重点地介绍了柏格森的思想。传播柏格森哲学最突出的学者是李石岑和张东荪。李石岑把柏格森哲学与罗素哲学、杜威哲学进行了对比研究，发表《柏格森哲学与实用主义之异点》等文章，他在担任《民铎》主编时，把《民铎》作为宣传柏格森哲学思想的主要阵地。1921年12月出版的《民铎》杂志第3卷第1号，李石岑把它编成“柏格森号”，共刊出18篇文章。他还把介绍和研究柏格森的学者团结在《民铎》杂志的周围，使他们成为宣传柏格森哲学思想的中坚人物，在推动柏格森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张东荪也是一位传播柏格森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通过翻译柏格森的哲学原著来向中国读者介绍柏格森哲学，对后来柏格森著作的翻译和研究产生过很大影响。在柏格森哲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几位知识分子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16年，早期思想家梁漱溟，他运用柏格森的哲学理论来重新佐证传统的儒学思想，建立了新儒学。杜威在中国宣传自己学说时也涉及到柏格森哲学，提高了人们对柏格森理论的兴趣。杜威介绍道：“柏格森是1859年生的，现在还在巴黎当教授，这一年正值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出版的一年。他一生的哲学，就是发挥进化论哲学的一部分意义。杜威在中国的讲演，使更多的青年学生了解到柏格森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柏格森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比较全面地介绍柏格森思想体系的，是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近代思想史》一书。其中，柏格森哲学作了详细的介绍。由于商务印书馆在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声誉和影响，这本书的出版无疑加速了柏格森哲学在中国传入的步伐。“五四”时期新创办的一些杂志刊物，也发表了不少宣传柏格森哲学的文章。具代表性的有：《新潮》、《民铎》、《哲学杂志》、《改造》等。这些杂志充当了传播柏格森哲学的媒介，成为宣传柏格森哲学的阵地。著名学者冯友兰在《新潮》第3卷1期发表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在附记中说：“此文前段有论智识主义的一段，似乎可以对于国内研究柏格森的人，多少有点贡献。”综上所述，对柏格森哲学在中国传入后，文学开始由人的外部世界的简单描绘到人的主观感情的书写，开始了真正意义上对人的发现。

三.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对中国近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现代传媒与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

19-20世纪之交，在西方科学和文明的影响和带动下，中国现代传媒业呈现出兴旺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从1815年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至“五四”运动前，海内外累计出版的中文报刊论文联盟约有2000余种；从1872年《申报》创办的第一份文学期刊《瀛寰琐记》至“五四”运动前，至少有388种文学报刊在社会上发行。现代传媒大规模地介入文学的生产，改变了文学固有的版刻书坊业的传播模式，文学从此不再是少数人垄断的专利，而被纳入了公众参与的“公共”舆论空间；现代传媒大规模地介入文学的生产，引发了文学作者、文学观念、文学样式等一系列的变革，加速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

首先，现代传媒促使文学的作者，即中国文人的转型。现代传媒的大量涌现和迅速普及，加剧了报刊业对现有人力资源的开发，即吸收和接纳一批具有相当文化程度、专业知识和创造力的文人加盟。《申报》在创办伊始，便在《申报纸条例》中就拟定了一个对文人富有吸引力的措施：“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记事之类，概不取值。”这就是说文人可以免费在报纸上发表文学作品。《申报》的这一举措，反响甚为强烈，应征作品更是源源不断，“无量数斗方名士，咸以姓名得缀报尾为荣”。与此同时，申报馆还为文人提供了从事文字编辑和创作的岗位。从美查与王韬的特殊关系，便可以看出申报馆对人才的重视程度。1884年，王韬迁居上海不久，美查便闻其名前往拜访，竭诚邀请其加盟。王韬从始至终亲自参与了申报馆《点石斋画报》的创办工作，并承担了文字方面的写作。王韬在《讼隐漫录·自序》中表达了对美查的知遇之恩。他说：“尊闻阁主人屡请示所作，将以付之剞劂氏……辄复伸纸命笔……尊闻阁主人见之，辄拍案叫绝，延善于丹青者即书中意绘成图幅，出以问世，将陆续成十有二卷，而名之日《讼隐漫录》。”申报馆以《申报》、《瀛寰琐记》、《点石斋画报》等报刊为平台，聚集了一些颇具才华的优秀文人群体。这也是《申报》能够打开局面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尽管文人最初对新兴的报刊业并没有多大的热情，甚至有些抵触情绪，但是生存环境的变迁，迫使他们不得不改变原来的立场。1906年，延续千余年的中国科举制被废除，从“士”到“官”这一进入仕途的纽带被掐断，文人一时间被抛出了体制外。由封建体制的附庸到边缘化，这种失落的心境是难以用文字描绘的。面对着传统文明的日益衰落和域外文明的传人，这种中与西的矛盾，古与今的纠葛，撕扯着、撞击着这一代文人的心灵，从而使得他们人生的历程充满着炼狱般的煎熬。经历了一个痛苦的灵魂蜕变期后，犹如凤凰般的涅??，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先进分子，敢于面对现实，重新审视和设计自己的人生坐标，选择了与时俱进的发展道路。而报刊业的兴起，无疑为他们走出困境、谋求新的人生发展道路提供了契机。当时的上海，就聚集着从周边地区前来“淘金”数量可观的文人群体。清末书画名家高邕在《海上墨林·序》中说：“大江南北书画士无量数，其居家高隐者不可知，其橐笔而游闻风而趋者，必于上海。”如清代著名诗人袁枚的孙子袁翔甫离职后既作“海上寓公”，又是多家报纸的自由撰稿人；吴让之、何桂笙、钱昕伯、黄式权等供职于申报馆；戴谱笙主笔上海《沪报》；蔡尔康先任《万国公报》翻译，后主笔《新闻报》、《沪报》，再转入申报馆；孙玉声主笔《新闻报》，后人《申报》、《舆论时事报》；周病鸳任《同文沪报》“消闲录”主任，高太痴主笔《新闻报》、《沪报》等等。实际上，这一代文人已经脱离了中国文人传统的生存轨迹，转变为商业化城市中以文谋生的市民职业者，即近代城市知识分子的先驱。

物质生活上的相对稳定和精神上新的追求，使得转型后的文人们不再像其前辈那样寄人篱下，依赖帝王达官、商人地主的施舍来完成文学创作，而是凭借着自己的本事来自食其力。因此，他们开始显示出一种职业作家的独立意识。李伯元、吴趼人都曾谢绝荐举，不愿入仕途，宁可在报刊当编辑或做自由自在的撰稿人。于佑任说：“报馆中人，鄙官而不为者，不知多少也。”他们的心态与中国传统文人读书做官或隐逸山林的心态，已经截然不同了。

其次，现代传媒的大量涌现和迅速普及，不仅改变了中国文人的生存环境，同时也颠覆了“藏山之文”和“经世之笔”旧的文学观念，为东西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架起了桥梁。“在这一变革中，传统文学的封闭形态被打破，旧的文学观念受到冲击。中外两种文化碰撞、激活，不但引入了域外文化的宏阔视野，使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有了参照系，而且，大量摄入域外文学的新观念、新思想、新风格、新方法，使清末民初的文学产生了‘求新’、‘求变’、‘求实’的试验和冲动。”(吴祖湘等：《中国近代文学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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瞰——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总序》)1872年，《申报》相继连载了英国小说家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中“小人国”片断和英国小说家欧文的小说《瑞普·凡·温克尔》。1873年，《瀛寰琐记》连载了彝勺居士翻译的英国小说《昕夕闲谈》等。域外小说在中国报刊上的不断连载和广为流传，猛烈地冲击了“小说不登大雅之堂”这种旧的文学观念；而蠡勺居士的《<昕夕闲谈>小叙》则成为现代小说理论的先声。文章指出：“若夫小说论文联盟，则妆点雕饰，遂成奇观；嬉笑怒骂，无非至文。使人注目视之、倾耳听之，而不觉其津津甚有味，孳孳然而不厌也。则其感人也必易，而其人人也必深矣。谁谓小说为小道哉?”文章不仅为小说正名，还第一次提出了小说“启发良心、惩轫逸志”的教育功能。从1899年开始，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梁启超依次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摘 要：以日本近代文学史诗歌教学为例，通过引导学生使用情景记忆、顺口溜记忆、想象记忆法，使其在理解和掌握日本近代诗歌思潮史的基础上，快速记忆诗人及其诗集从而达到教学改革的目的。

关键词：近代文学史；情景记忆；顺口溜记忆；想象记忆；日本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3）09-0037-03

在日本明治以前，诗就是指“汉诗”（用汉字书写，按平仄押韵），而那些用日语写的所谓的“诗”被称为和歌和俳句，此外还有狂歌、川柳等形式。明治以后，这些诗歌形式已不能充分表现新时代的精神。为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受“改良主义”影响的外山正一等人，于明治十五年出版了《新体诗抄》一书。他提倡不要拘泥于汉字，用新的日语来做诗。相对于原来的“旧体”汉诗，称其为“新体诗”。由于“新体诗”的盛行，“汉诗”逐渐衰落。自此，人们通常所说的诗即指用日语做的“新体诗”，也标志着日本诗歌的诞生。之后受到国外思潮的影响，先后产生了浪漫诗、象征诗、口语自由诗、耽美诗、理想主义诗等各种诗体。

一、浪漫诗的诗人及其作品――情景记忆和顺口溜记忆

赴德国留学4年的森欧外于明治二十一年返回日本，第二年就出版了翻译诗集《面影》。由于受到法国浪漫主义的影响，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文辞上都表现出浓厚的浪漫风格。从政失败准备通过艺术战斗的北村透谷，也在同年发表了其代表作品《楚囚的诗》，接着又在明治二十四年出版了《蓬莱曲》。这两部诗集以浪漫的情调表现了近代诗人的苦恼。透谷被称为浪漫主义的指导者，他推动了日本诗歌的浪漫化进程。

岛崎藤村作为透谷的盟友，深受透谷思想的影响。两人一起创办了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杂志《文学界》。岛崎藤村也发表了处女诗集《若菜集》，描写青春苦恼的同时，也抒发了青春的喜悦之情。藤村的《落梅集》是其脱离青春的稚嫩达到壮年成熟的标志之作，此外藤村还出版了《夏草集》。岛崎藤村的这三部诗集《若叶集》、《夏草集》、《落梅集》可以按照植物成长的过程情景记忆。即首先是花草树木抽枝长出嫩叶（日语中若叶即嫩叶），然后夏季草木繁盛，最后结成果实。同时还可从发展的角度，理解为象征了诗人从青春期、成熟期到壮年期的成长过程及心理变化。土井晚翠因于明治三十二年发表处女诗集《天地有情》而一举成名，与岛崎藤村并驾齐驱。文学史上把两人所处的时代称为“晚藤”时代。晚翠诗的特点是汉诗调，擅长史诗类的叙事诗。代表诗集有《晓钟》（明治三十四年）、《游子吟》（明治三十九年）等。《荒城之月》一诗被谱成曲子在日本家喻户晓。二人诗风形成鲜明对照，并从不同方面讴歌了明治时代的浪漫主义精神。

与谢野宽创办了著名的《明星》杂志，聚集了当时日本诗坛上大量的年轻浪漫诗人，还培养出了像石川啄木、北原白秋等著名诗人。与谢野宽的妻子与谢野晶子的加入更为《明星》杂志注入了新的活力。晶子的诗集《乱发》（1901）用大胆奔放的激情歌颂青春、恋爱、自由和个性解放。作为一位女性诗人，晶子的思想非常进步，对后来的日本女性作家有深远的影响。

一

西方近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变化，便是文学从神学、历史、哲学等学科的附属地位独立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理当要借鉴西方文学观念近代变革的成功经验，然而事实上这种借鉴一直迟至20世纪初，其原因便在于中国早期吸收西学，是以传教士为媒介的。

中国近代的“西学”，主要是由西方传教士介绍进来的，以往惜未得到公正的评价。由于传教士的努力，出版了大量西方科学的教科书，才将大量西方科学知识输入中国，改变中国传统的知识结构。中国近代的社会改革，也多与传教士有关。

然而，西方传教士也有自身的知识局限，他们未曾介绍西方近代的文学观念，所持的还是西方中世纪基督教会“劝善惩恶”的文学观念，将文学的功能仅仅看做“教化”。1895年，传教士傅兰雅在《万国公报》上刊登“求著时新小说启”这是中国最早以“开通民智”，驱除恶俗为目的提倡“新小说”的启事，可惜的是，当时的中国作家还创作不出这样的“新小说”，应征的小说没有一部符合傅兰雅的需要。

然而傅兰雅提倡的“时新小说”，却给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以极大的触动，他们接受了傅兰雅的主张，加以发展，梁启超后来提倡“新小说”，发动“小说界革命”的最初设想，显然受到传教士提倡的“时新小说”的启发。

如果说傅兰雅提倡的还是“时新小说”，未曾涉及整个文学，那么，另一位传教士林乐知便提出了他对“文学”的看法，这一看法开了近代“文学救国论”的先河。

林乐知翻译了日本的《文学兴国策》，该书主张：“文学为教化必需之端”。其中的文学观念，与中国传统以文学教化的观念大体一致，惟一的重要不同在于教化的内容变更：“夫文学之有益于大众者，能使人勤求家国之富耳”。突出了文学的“救国”功能。

《文学兴国策》所谈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而是“文化教育”，它与今天意义上的“文学”并无多大关系，但是它却与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相符。如果从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来考察，《文学兴国策》在中国近代便起了特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