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教育论文范文精选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古老的被迫嬗变。文章基于背景，述评了当时浙江的近代化及其特点。

关键词：近代化；教会学校；社会思潮；新式教育机构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气候宜人，物产丰饶。浙江民众一直有崇尚书学，尊重知识，兴学育人的优良传统，故素来人杰地灵，有“文物之邦”的美称。1840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依仗军事侵略的胜利，开始大肆进行文化侵略。“传教，办，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1]（P.624）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从此被打破，开始走上一条无奈而痛苦但又别无选择的近代化道路。

一、浙江教育近代化的主要因素

（一）在浙外国教会学校的创办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浙江的宁波成了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西方传教士从此纷至沓来，他们为了更有效地达到在中国传教的目的，往往通过开办学堂的方式向儿童灌输教义。1844年，英国基督教长老会东方女子教育会传教士爱尔德赛（MissAldersey）到宁波传教，首创女塾。这是浙江第一所教会学堂，也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女子学校。1845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医生麦嘉缔（D•B•Mccartee），在宁波开设男生寄宿学校——崇信义塾。这是浙江最早的男子洋学堂。该学堂后迁入杭州，又易名育英书院，是日后之江大学的前身。《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使外国传教士取得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办学、置产等特权。于是，他们以宁波为跳板，逐渐向浙江各地扩展。美国浸礼会、青年会、圣公会，英国的安立甘、内地会等也陆续在宁波、杭州、湖州、嘉兴、金华、绍兴、台州、定海、温州等地相继开设男女学塾。据统计，到1907年，仅天主教在浙江省所办的文教事业，就有训练任神职者之学校3所，学生计58人；普通学校115所，学生计1207人。[2](P.128)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教会学校多创立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甚至有在鸦片战争后即已创立的，远早于国人自办的公私立新式学堂。这对浙江教育的近代化而言，无疑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特别是女子教育，早在1844年时宁波就有教会女校的设立，不仅对浙江，而且在全国女子教育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教会学校在浙江的创办，尽管其主观上是为了传播教义，为扩展教会势力而培植一批中国籍的传教助手，试图藉此而达到、文化侵略的目的。但是，在客观上也给古老的浙江大地带来了许多较之封建教育确乎进步的东西。如数理化课程的开设与一些实验机会的提供，使学生学到了在传统旧学中难以学到的近代科学知识。其它如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学，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等，都使一部分有爱国心的青年因此引起思考，燃起富国强民的思想，从而培养了一批区别于旧式文人的知识分子。这在促进浙江教育近代化方面无疑具有深远的影响。1851年（咸丰元年），浙江学政吴钟骏在目睹教会学校给宁波各层面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所带来的变化后，向上呈报时称：“宁波府城诸夷杂处，左道易惑”，因而建议“见饬各学教官于乡镇劝立义学，以正人心。”[3](P.3)可见其影响之大。

一、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第一次教育改革──品德教育受重视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政府就把学习西方、兴办教育视为“立国之本”，并积极进行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教育改革。1879年的《教学大旨》强调日本教育的宗旨就在于根据祖宗的训典，形成忠孝仁义的思想品德，完成“臣民”教育的任务，将阐明忠孝仁义之道德与探求知识才艺并列为教学任务，明昭天下。这充分反映了日本近代教育在学习吸取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同时，将灌输儒家道德作为其品德教育的中心任务。针对这一时期的改革，孔祥宏在《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指出：“明治初期的日本，领导层由国学派、儒学派和洋学派三种势力组成。当时上至天皇，下至平民，都被卷进仿效西方文明的热潮之中。品德教育是教育近代化的先导和保证，教育改革的成败由民众品德教育的程度决定。”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二次教育改革──品德教育滑坡

二战后教育改革的目标是要复兴日本经济。日本国民热衷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管理方法、文化思潮，而传统的优秀文化与思想逐步被放弃，品德教育出现滑坡现象。1958年的课程改革加强了品德教育、以“学科知识中心主义”为指导，充实国语和算数的基础学历。此时虽然品德教育依旧受重视，但学历主义日趋明显导致品德教育实质未能得到很好实施。60年代盛行的“教育投资论”掀起了学历社会的升级，追赶型经济发展模式，尤其是教学的“智育化、应试化”，无形中挤掉了品德教育在教学中的应有位置。朱剑洪通过《战后日本教育改革的再认识》介绍战后日本全盘照搬美国式的生活主义教育模式，教育改革的具体措施与日本的国情严重脱节，引发了以校园暴力为代表的品德教育滑坡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西方文化的滥觞导致日本民族许多优秀传统消失，价值观的普遍贫困和道德沦丧、品德缺失，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恶性膨胀教训说明日本品德教育走向滑坡。70年代初，日本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经济转轨后，学生逃学厌学、中途退学等现象说明品德教育达到了滑坡的高峰期。姜相志在《日本教育改革中的道德教育演进历程》指出社会上两极化趋势越发显著，只有毕业于名校才能得到好工作；一些具备创造性但没有文凭的人永远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残酷的升学竞争、就业竞争严重扭曲了青少年心灵，社会道德滑坡现象日趋严重。通过对日本第二次教育改革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此次教育改革存在一些弊端，但总的来说使日本教育向前迈了一大步，开启了日本教育的新时代，使日本从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教育走向了民主教育，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并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复兴。

三、日本面向21世纪的第三次教育改革──品德教育回归与发展

（一）1971年日本中央教育省议报告书《关于扩充和整顿学校教育的基本对策》，到1984年6月“临时教育审议会”成立，是第三次教育改革的第一阶段《关于扩充和整顿学校教育的基本对策》拉开第三次教育改革的序幕，在这部纲领性文件中，提出了学校教育的总任务是担负培养“人格形成”的使命。日本政府提出了加快知识集约型经济发展步伐的“科技立国”方针。郭德红、楚江亭在《论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重视个性》中提出日本的第三次教育改革是一次全面的、整体性的改革。“由于没有可效仿的既成模式，因此特别要求借鉴历史经验和各国人民的经验，进行大胆坦率、自由豁达的论争，发挥自由的创造性”。因此，日本的这一次改革代表了现代工业发达国家教育发展的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尝试。（二）1984年6月临时教育审议会的成立，至1987年8月该审议会完成三年的使命，自行退出教改舞台，是日本第三次教改的第二阶段1987年临时教育审议会第四次咨询报告中确定日本面向21世纪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广阔的心胸、强健的体魄、丰富的创造力、自由、自律和公共精神，成为世界之中的日本人。”这一目标充分体现了品德在日本人形象中的显著地位。张琦在《日本青少年的道德教育与思考》介绍80年代的日本历史上的第三次教育改革中，文部省改变了学校教育组成部分的排列顺序，即把原来的“智、德、体”的顺序改为“德、智、体”，把品德教育放在首位。论述了日本在这次教育改革中针对青少年品德教育所采取的有效措施和取得的有益经验，并对我国青少年道德教育提出了建设性改革意见。（三）1987年8月临时教育审议会使命的结束至今，是日本第三次教改的第三阶段。一个全面日本教育改革的高潮即将到来从内容上来看，第一，以终身教育为主线的综合教育体系将得到充实。所谓终身教育，由儿童教育、青少年教育、成人教育和老人教育的有机结合为特征，以家庭、学校和社会作为教育承担者的终身教育体系。第二，学校教育的一元化将由多元化取而代之。只有实行学制的多元化，才能使学校教育在竟争中各显其长，培养出日本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的各种人才。第三，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将在日本教育中占据突出地位。突出强调培养学生的思考力，判断力和创造力。无论是学制的改革、还是终身教育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与培养创造性人才这一战略重心紧密相连的。第四，教育的国际化进程将逐步加快。日本产业结构审议会教育问题特别小组在教育改革的建议书中宣称：新时代日本人的素质是创造性、主体性和国际性。崔世广通过《浅议当前日本的教育改革》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教育改革，涉及教育理念、普通教育、高等教育、社会教育、品德教育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个性化、多样化、自由化、弹性化、强化评估及国家和传统观念教育等特征，因此必将对日本的未来发展前景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各国教育家对教育改革的观点，及发展过程的看法，都是注重公民品德教育，把培养爱国者、合格公民、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作为品德教育的首要目标。品德教育激发着我们每一个人不断地寻找着自身的不足，激励着我们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不断地完善，自身强大了才能在当今复杂的国际背景中站稳脚跟，从而立于强国之列。

作者:倪翠关晓杨芳单位:西安工业大学思政部

一、张之洞对传统经验农学的认识和反思

中国农业生产技术长期停留在父子相继的经验农学层面，以至到近代自然科学在西方迅猛发展带来农业技术革新时，我们的农业耕作制度仍“因袭着几千年以来的古法，与近世科学差不多还不曾接触着”[3]。对此张之洞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说：“近年工商皆间有进益，惟农事最疲，有退无进。”[4]原因何在？是中国的气候、土地不适宜农业发展吗？张之洞说中国“土地广大，气候温和，远胜欧洲，于农最宜。其种植之无不宜，为全球所不能及，故汉人有天下大利必归农之说”[4]。天佑中华，大自然馈赠给中国发展农业的优势，那么近代中国农业落后的原因就只有从农业劳动主体方面找原因了。对此张之洞从两个层面进行了分析，一是中国农民整体素质低，缺乏专门的农业科技人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率皆谨愿愚拙，不读书识字之人，其所种之物，种植之法，止系本乡所见，故父老所传，断不能考究物产，别悟新理，新法，惰陋自甘，积成贫困”[4]。二是政府及官员不重视农业科技推广，不讲求农学，致使“耕织交病，民生日蹙”[5]。张之洞说：“中国农民向多朴拙，其于地学化学、制器利用素未知晓，而士大夫又多不措意于此”[6]。“学者不农，农者不学”。张之洞从职学政工作多年，职业的本能使他对教育非常重视，对农业教育也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西方国家“一亩之地，种植最优之利，可养三人”，而中国“一亩所产，能养一人，亦可谓至富矣”[4]。西方农业产量何以高出我们三倍？张之洞结合自己的观察和实践，认为化学是农业的关键，只有懂得化学之学，才能知道如何提高土地的肥力、如何辨别种子的优劣、才能利用农作物的光合作用等等；只有懂得机器之学，才能知道如何制造或使用先进的农具，“凡取水、杀虫、耕耘，或用风力，或用水力，各有新法利用，可以省力而倍收”。

然而，“化学非农夫所能解，机器非农家所能办”[4]。所以只有政府出面，兴办农学教育，培养农学人才，才能掌握并引进西方先进的农业科技知识，从而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张之洞进而感慨道：农民的愚比惰更可怕，“昔者农患惰，今者农患拙，惰则人有遗力，所遗者一二，拙则地有遗利，所遗者七八。”[7]所以今日中国“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欲修农政，比先修农学”。

二、张之洞兴办农业教育的主张与实践

张之洞认为中国必须大力发展农业教育，培养农业科技人才，最终改变“农者不学”的局面。其主张有：第一政府要重视，设立专门的农业管理机构和专门主管农业的官员。张之洞要求在京设立农政大臣，地方各省设立农务局，州县设立劝农局，这些机构有专门的办公场所，具体负责“督课农务之事”，并且这些各级官员有相应的权利，中央给他们颁有“印信”[4]，同时中央根据他们农政的业绩进行奖惩，“以昭示国家敦本重农之意”[4]。第二政府要发挥宣传工具的作用，引导农民走科技兴农之路。张之洞主张大力宣传西方先进科技的优越性，使农民从心理上消除对西方先进科技的隔膜感和排拒感，“要在切实劝导，使民间晓然于机器之妙用，实能兴利，决不至或夺其利”，一旦农民知机器之大用，“自能闻风仿效”[8]。张之洞进一步指出：“各省先将农学诸书，广为译刻，分发通省州县，由省城农务总局，将农书所载各法，本省所宜何物，一一择要指出。”在实际操作中，张之洞又特别注意发挥地方绅士的榜样作用，要求各地绅士“依法试种”，根据种植收成情况，年终按照要求上报，说明本地“何种相宜，何法已能仿行，何项收成最旺”。第三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大力兴办农业教育，大力兴办农务学堂。为造就一批通晓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农业科技知识的人才，张之洞先后亲自和倡导创办了一批农务学堂，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省官立蚕业学堂、湖北农业教员讲习所、汉阳府官立中等农务学堂等。

令人钦佩的是，张之洞在办学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一套符合职业教育规律的办学管理措施，主要有：（1）学校定位准确，不搞“千校一面”。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带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导致对劳动主体能力、素质的要求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我们在办学过程中树立“骏马能厉险，耕田不如牛”的差异化人才观。为此张之洞把农务学堂分成三种类型：初等农务学堂“以教授农业最浅近之知识技能”为主要内容，培养的毕业生“能从事简易农业”生产的人才[9]；中等农务学堂“以授农业所必需之知识艺能，”培养的毕业生“将来首先从事农业为宗旨”[9]；高等农务学堂“以授高等农业学艺”为主要内容，培养的毕业生“将来能经理公私农务产业，并可充任各农业学堂的教员、管理员”[9]。不同类型的学校培养目标不同，招收对象不同，学制时间不同，授课内容不同。（2）人才培养重视实践教学，不搞“高分低能”。传统教育使广大学子埋头“四书五经”、“之乎者也”，不经实际。所以张之洞在办理农务学堂时，强调“经世致用”。一方面重视学生理论知识的学习，一方面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实践能力的培养既有教师教学方法、教学艺术提高和改进的要求，也有“实习课程”的必修规定和实习工具、实习场所广泛配备的落实。张之洞特别强调，高等农务学堂必须建设“肥料制造场、各种实验室、农具室”，“农科大学当置农场、苗圃、果园……使得练习实业”，并且要求设“置家畜病院，使实究兽医学术。”[10]这些实践教学措施更符合职业教育的规律，对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很有帮助。（3）走出去，请进来，开放式办学。张之洞主张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先进农学技术，他建议官府予以奖励，“学生有愿赴日本农务学堂学习，学成领有凭照者，视其学业等差，分别奖给官职，赴欧洲美洲农务学堂者，路远日久，给奖较优，自备资斧者又加优焉，令其充当各省农务局办事人员。”[11]同时张之洞根据中国农务学堂缺乏专业师资情况，主张聘请外国教师，并对外籍教师的管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4）重学生品行养成，促德智体全面发展。张之洞在办学过程中，招收学生的前提条件是“品行端谨，体质强健”者。[9]在教学管理过程中，注重养成学生良好的思想品格，他要求“各学堂尤重考核学生的品行”[10]，以儒家提倡的正直、气节、人品和德行作为培养目标，以儒家的仁、义、忠、孝作为衡量学生品行的标尺，以开设“修身”、地理、历史等课程作为育人手段，使学生“不流于匪僻，不习于放纵”[9]。当然，学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还是教师，张之洞为在农务学堂选拔师资时，第一就是考核教师的品行，他要求“膺师范之任者，必当敦品养德，循礼奉法，言动威仪足为楷模”[9]。第二就是加强教师队伍的日常管理，“不得兼任其他事务，并兼营私利之事业”，并对教师进行定期考核，以确定教师的任职年限。

三、张之洞办学的效果及历史启示

综上内容说明，张之洞提出了比较系统完整的农业职业教育的思想，并利用地方督抚大员的权利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张之洞仅在湖北总督任内，兴办各级农务学堂48所，占当时全省各类实业学堂总数的70％，湖北农业教育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农、林、牧等各类农业人才，有力推动了湖北近代农业的发展，也为全国各地输送了不少农业技术人才。当然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再加清政府国势衰败、帝国主义侵略，使得张之洞近代农业教育的推广很受局限，张之洞的农业教育思潮仅仅为中国农业的近代化作了一个引导。时至今日，中国农业职业教育仍不容乐观，亟待加强。因为“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必须培养大批高素质的职业农民。为此，我们还要进行许多相应的配套改革，包括高考制度、户籍制度等方面的内容。要打破农民的传统身份标志，树立农民是一个光荣职业的理念。行文至此，笔者感到中国的农业职业教育任重而道远。因为在高考指挥棒的挥舞下，大批人才以“跃出农门”、踏入仕途为追求，农村仅存“386199”“部队”，造成农业生产人才匮乏。回顾历史，看看今天，我们的做法有时尚不及前人的水平。所以继承中国职业教育的历史遗产，对于实现中国职业教育的振兴将大有裨益。因为历史的发展有过惊人的相似，更有普世的永恒规律，前人的说教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有启示，如果我们牢记，能使后人少走弯路，少受挫折。

[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近六年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和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近六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摘 要：中国近代的思想家、理论家、教育家基于资产阶级特定的利益立场，对我国应该如何发展体育？应该发展什么样的体育？作出了详尽的理论阐述与方法指导。他们就着体育教育的定义、体育教育的本质、体育教育的内容、体育教育的范畴、体育教育的理论、体育教育的政策、体育教育的思想及其体育教育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等作出相应理论阐述，极大丰富了近代体育教育的思想内涵，促使了近代中国体育教育新思想体系的渐趋成熟。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教育思想；体育教育；中国知识分子

一、军国民主义体育思想的终结

正确的思想是实践过程的指导与根据。同样如此，正确的体育思想是体育教育实践过程的指导与根据。晚清政府时期，封建保守的体育教育思想是浓厚的封建主义思想在体育教育事业领域中的具体体现。突出表现为：1902年颁布的“壬寅学制”和1903年颁布的“癸卯学制”。随着这两部具有政府性质的体育官方文件的发表，军国民主义体育思想逐渐成为我国体育教育事业的指导性思想。正是基于这一错误的体育思想指导之下，军国民体育一度成为学校体育教育教学的主要思想。1919年，由于我国内政外交出现严重危机，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我国青年学生及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爆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旗帜鲜明的表达出反帝反封建的积极主张，并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在新文化运动与这两场思想运动中，大量的西方体育知识与体育理论、体育思想被介绍到中国。在先进中国知识分子的领导与推动之下，具有西方民主色彩的体育知识、体育理论、体育思想被人民大众所接受，渐成普遍之势。而有着浓厚封建思想的军国民主义体育思想则遭到普通大众的遗弃，并逐渐走向终结尘封于历史的深处。

二、渐趋成熟的近代体育新思想

中国近代的思想家、理论家、教育家基于资产阶级特定的利益立场，对我国应该如何发展体育？应该发展什么样的体育？作出了详尽的理论阐述与方法指导。他们就着体育教育的定义、体育教育的本质、体育教育的内容、体育教育的范畴、体育教育的理论、体育教育的政策、体育教育的思想及其体育教育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等作出相应理论阐述，极大丰富了近代体育教育的思想内涵，促使了近代中国体育教育新思想体系的渐趋成熟。蔡元培先生是中国近代体育教育史上无法绕开的人物，尤其是他的教育主张成为那个时期体育教育教学的普遍理论，真正意义上推动了学校体育教育教学事业的发展。1912年蔡元培被任命为中华民国教育总长，1916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27年任大学院院长。先生一生致力于改革旧有的封建教育体系，创新教育模式。其功在社会！更是称赞其人品与功绩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其中的体育教育思想更是蔡元培先生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何叙女士如此评价：“蔡元培的体育教育思想是他教育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开风气之先的许多深刻见解，对中国近现代学校体育教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1]。

三、近代教育思想家的理论贡献

对于体育教育的走向问题，1912年蔡元培在任国民教育总长期间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指出：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感教育与世界观教育应该“五育”并举。具有创造意义的提出了最大程度符合西方民主、科学、个性、美育价值取向的新型体育教育的指导思想。在学校体育教育指导性思想层次的高度上首先明确肯定了“完全人格，首在体育”的重要性与必然性。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则肯定了体育教育的价值问题，他撰文指出：“有学识道德而无健全之身躯，则筋骨不能劳，体肤不能饿，心意不能困，咸施夸毗之病夫，有何能运其学识道德，以树不世之业，而为人类造莫大之福哉”。陶行知从一定意义上揭示出了教育的本质，即是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健康。陶的体育教育观点更接近于现代体育学对体育本质的科学定义：“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促进人们身心健康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与生命质量”[2]。在1917年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篇名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该文着重论述了体育内容的程序性与体育目的的全面性、层次性，较为科学的、系统的为我国w育教育事业及人民体育事业的长足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与借鉴。

[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近六年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和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近六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近六年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和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近六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近六年刊发的外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和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以及研究方法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近六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关键词]外国教育史；研究近况；相关论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国教育领域最早取得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专业领域，也是拥有博士点数量较多的专业领域之一，该领域的专业杂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国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作为这一领域的唯一专业刊物，《教育史研究)刊发的论文，其选题大体代表了我国教育史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体现了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准。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杂志近6年刊发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分析，对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论文中，选出所有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研究主题的时间和空间范围、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午，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1．刊载论文的数量在1999年1月至2004年12月期间，(教育史研究)杂志(共24期)刊发论文总计517篇(平均每期21．5篇)。其中属于外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132篇(平均每期约为5．5篇)，占全部论文数的四分之一左右(25．5％)。各年论文数量具体情况见表1。

由上表可见，从1999到2003年，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2003年的增幅最大，比前一年增加10篇，比1999年增加了19篇。外国教育史类论文在全部论文中所占的比例也由1999年的16．7％逐年上升，到2003年，这一比例已攀升至36．3％。这表明，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在近几年的(教育史研究)杂志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学科地位有逐渐提升的迹象。2004年《教育史研究)杂志上，外国教育史类论文篇数虽有所回落，但仍高于外国教育史年均论文25．5％的比例。

摘 要 1902年，中国新学制的颁布，开辟了中国中小学数学教育现代化的道路。中国学者对中国数学教育史的研究从1933年开始至今，经历了初创时期、发展时期到至今的专门史研究的时期，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些代表人物，通过他们的研究，可以看出每个时期中国数学教育的特点。

关键词 数学教育 数学史 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634.6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的数学教育之历史源远流长，成就斐然，对其准确地把握和客观地进行分析研究不仅能够充实中国数学史研究的内容，而且亦能够更加丰富中国数学教育史的研究内容。

1初创时期

对中国数学教育史的系统整理研究起步还是比较晚的，从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1933年著名数学史家李俨开创了中国数学教育史的研究，随后诸多学者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地作了许多专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严敦杰、马忠林、李迪和佟建华等学者对于这方面作了很好的研究。

1.1李俨的开创性工作――中国数学教育史研究的奠基

李俨自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中国数学教育史的研究，至今尚未发现在李俨之前关于该领域的其他人的研究成果。他的有关数学教育史的研究成果都汇集在其《中算史论丛》第四卷中他关于中国数学教育史的第一篇论文《唐宋元明数学教育制度》、《清代数学教育制度》他的研究重点在于隋唐以后的中国数学教育史。

音乐教育史在我国还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它自上个世纪90年代兴起以来，虽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但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还远远不够，从现已出版的为数不多的音乐教育史专著来看，选题大多囿于断代史或通史之中，而对区域史、专题史的研究几乎为空白。近些年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音乐学界也开始把目光投向女性，陆续出版发表的一些以女性视角探讨音乐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我国的音乐学术研究注入了新生力量。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音乐教育史学科的不断发展，以女性为主体来研究音乐教育历史发展的女子音乐教育史研究在这一学术背景中也悄悄拉开了帷幕。

一、女子音乐教育史学科概述

（一）学科性质和特点

女子音乐教育史主要研究女子音乐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和规律。从其学科性质来讲，一方面它是介于音乐教育史和女子教育史之间的一门边缘交叉性历史学科（见图示1）；另一方面，它还是一门包含有音乐学、女性学、教育学和历史学等多门学科在内的一门综合性学科（见图示2），在学科的隶属关系上具有多重属性。正是由于这种多重学科交叉的缘故，所以它既具有作为历史学科的客观普遍性，还包含有以女性为研究主体的相对特殊性，既体现了音乐的艺术性，还强调了教育的目的性。

（二）研究范围和对象

女子音乐教育史的研究范围相对于音乐教育史来讲，以人为主体的各种音乐教育活动并未发生变化，只是研究对象，即参与音乐教育活动的主体――“人”更集中于女性这一群体之中。其研究范围如按历史线索大体可分为古代女子音乐教育、近现代女子音乐教育和当代女子音乐教育；按教育类别可分为学校女子音乐教育史、家庭女子音乐教育史、社会女子音乐教育史等形式；按专题可分为女子音乐教育制度史、女子音乐思想史等。研究对象包括女子音乐教育的起源、教育制度、教育思想、教学实践与理论、女性音乐家等诸多方面。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古为今用，通过对女子音乐教育史的研究，可以从中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为我国当代女子音乐教育的发展探寻行之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对女子音乐教育史的专题研究是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而实施的，它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了我国音乐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