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经济范文精选

【摘 要】当今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观念的演进为丁克家庭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近年来，我国带有这种意愿的家庭有扩大的趋势。本文从家庭经济学角度对丁克家庭的产生以及其扩大的原因做了分析。

【关键词】家庭经济学 丁克家庭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2）10－0014－02

在人口学课程授课中，需要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分析人口增长问题。就微观角度而言，我们经常从家庭经济学角度分析人口生育问题。

一 丁克家庭简介

经济发展和文化观念的演进使中国家庭的生活方式更为开放、多元和现代化，并为丁克家庭的产生创造了条件。“Dink”一词为Double income no kids的缩写，即双收入、无子女的家庭结构。丁克家庭模式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欧美等地流行，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它悄然地侵入到我们这个素来鼓吹“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国度。目前中国选择这种家庭模式的夫妇已经突破60万，主要集中在京、津、沪、穗等大城市。虽然丁克家庭不是目前家庭结构的代表，却冲击了几千年来生育作为家庭永恒主题的现实。根据蔡洪福等对上海育龄妇女在1983年和1994年的两次调查，上海育龄妇女不想生育的比例从1983年的0.5% 上升到1994的1.7%，到2002年调查时，上海市民不愿生育的人数已达4.9%；北京育龄男女中约有10% 选择不要小孩；深圳白领女性中21.7% 的人明确表示不打算要孩子。2003年8月，北京零点调查与指标数据网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与1997年的同期调查结果相比，选择丁克家庭的人数上升了1.1%，总人数比例达到10.51%。

二 丁克家庭的特点

丁克家庭作为一种新型家庭模式，有以下几项鲜明的特点：

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新发展趋势之一是“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研究传统从经济学向其他领域扩张”，在与社会学的交叉领域，则有家庭经济学，其代表人物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加里・贝克尔。贝克尔和他的同事们引入时间的机会成本，研究了广泛的家庭行为，如生育行为、婚姻市场、家庭成员的就业决策以及家庭劳务分工问题等，这些都被称为“新家庭经济学”。

贝克尔认为，家庭活动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消费活动,还是一种生产活动,它生产某种“满足”，而任何最终物品或劳务的生产和消费都可以看成是为获取一种产出而需要耗费的各种投入的组合。为了获得最大的满足,家庭既大量使用从市场上购买来的各种消费性商品和家庭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性商品,还同时使用时间资源。对于家庭成员而言,任何一种家庭活动（包括消费活动）都可以视为在家庭货币收支和家庭时间收支这两种限制条件下进行的经济行动。在这里，货币收入与时间收入相加，便构成了家庭成员为获得效用的满足目的所拥有的收入总额。如何在家庭的各种活动之间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达到投入最小而产出的效用最大,便是现代经济学必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本文研究家庭经济行为合理化的客观依据。家庭这个生产者跟其他理性的经济人一样，每天都要进行投入与产出相比较的生产决策，对相关资源进行合理地分配以试图达到最佳组合，对不同商品的相对价格和不同活动的时间价值进行综合考虑，求得家庭成员在收入和时间的双重约束下获取最大的满足，实现家庭生产效用最大化的目标。

引入时间机会成本概念解释家庭消费行为

把时间作为一个限制条件引入经济分析是贝克尔在上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的，在贝克尔的模型中，时间是一种机会成本，家庭活动在消耗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同时，还要使用十分稀缺的时间资源，在对家庭活动的分析中加进时间资源因素，对研究家庭经济行为的合理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贝克尔为代表的新微观经济理论把消费看作是家庭生产，他曾说，“家庭综合运用时间及市场产品，生产出更为基本的产品‘满足’”，即认为消费某种商品或资源，实际上也是在进行“家庭生产”即生产某种满足的活动。比如把“健康的体魄”看作是人们在家庭生产中所获得的最终产品，那么购买体育器材、各种健康食品、医疗服务以及花费在锻炼上的时间就是生产这种最终物品的所有投入。个人或家庭把这些投入转化为产出（包括孩子的成长、舒适的家庭生活、健康的身体、精神的愉悦等等），即为家庭的生产或消费过程，时间既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又作为一项约束条件，决定了它必须同其它市场物品一样具有经济价值，那么，家庭的时间价值如何计算呢？在贝克尔看来，家庭的时间价值就是家庭的工资价值，等于家庭把这段时间用于其它工作时能为之带来的额外货币收入。也就是说，时间这种稀缺资源的价值，就是它的“机会成本”，即耗费单位时间所放弃的货币收入。

像一般生产企业实现生产的最优化要考虑生产要素应用的机会成本一样，实现家庭生产的最优化也要考虑各种要素应用的机会成本。例如，看一场戏、读一本书、或者吃一顿美食，这些都需要花费时间，所以这些行为的完全价格必须包括用于这些行为的时间的机会成本。这种机会成本可以根据个人的市场工资来计量。个人最终选择的决定因素将是每顿饭中花费的每一块钱（完全成本）所带来的效用量（亦即家庭生产的产品价值）。

这种新消费行为的理论的另一方面是解释消费模式的，它还可以分析人们消费方式的变化。在这里，家庭成员的需求结构也许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满足这种需求的方法。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就会出现物品密集型商品和活动逐渐被时间密集型的商品和活动代替的趋势。事实上，这是由于经济增长而产生的一种在家庭内部反对时间密集型生产和消费的偏向，省时器具的发展和广泛使用，可以部分地根据这种现象来解释，因为省时设备和产品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时间密集型商品，这是时间机会成本增加的反映。再一方面就是，在家庭消费过程中市场购买消费与家庭自制消费的直接均衡问题，如果市场购买消费的价格高(这里的价格包括时间价值的机会成本在内)，那么家庭就会扩大自制消费；反之，则会增加市场购买消费，直到市场购买消费和家庭自制消费的增量成本达到等同状态为止。

解释出生率或家庭生育问题

《人口与发展杂志》2014年第二期

1方法与数据

1．1方法

1．1．1VEP(VulnerabilityasExpectedPoverty)方法该方法采用Chaudhuri(2003)、Chaudhuri(2002)的分析框架评估脆弱性，在家庭层面数据可得的情况下，家庭i在时间t的脆弱性水平由下式测度:其中，Xi代表一些家庭及户主的特征变量，比如家庭人口、户主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Chaudhuri(2002)讨论了计算脆弱性时门槛值的敏感性问题，本文计算的VEP采用Chaudhuri(2002)建议的0．5脆弱性门槛值，即家庭的脆弱性水平超过50%时视为脆弱性家庭。

1．1．2VEU(VulnerabilityasExpectedUtility)方法Ligon(2003)将特定时段的脆弱性定义为确定性等价效用与家庭期望效用之差:

1．2数据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取自“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数据集。该调查覆盖9个省(辽宁、黑龙江、山东、江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城镇和农村，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从1989年开始，该调查迄今已进行了8次(1989年、1991年、1993年、1997年、2000年、2004年、2006年及2009年)，虽然这一调查不是专门为研究贫困问题而设计的，但调查中包括了收入、家庭及个人特征的信息，为我们研究贫困的脆弱性提供了可能。本文选取了2006、2009年两轮调查都参与的家庭，没有采用更长年份的数据，一方面是因为年份越长样本的数量下降越快，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研究的时效性问题。为研究老年家庭经济脆弱性及贫困问题，剔除掉了户主小于60岁的家庭，得到了一个904户家庭两年共1808个样本。另外，本文计算VEU效用将不是定义在消费上，而是定义在收入上，这样处理是考虑到CHNS数据搜集的消费数据比较粗糙(比如无法得到食品支出一类的消费)。CHNS调查提供了家庭净收入的计算数据，它等于家庭总收入减去家庭总支出，家庭总收入由以下部分组成，家庭小手工业和小商业收入、家庭渔业收入、家庭养殖收入、家庭农业收入、家庭果菜园收入、退休金收入、非退休的工资收入、补助收入、其他收入。家庭总支出包括家庭小手工业和小商业支出、家庭渔业支出、家庭养殖支出、家庭农业支出、家庭果菜园支出。虽然这里的家庭净收入概念与传统的净收入概念有一些不同，但因为该调查的家庭支出项中并没有包括全部的家庭支出数据，所以，本文退而求其次使用了CHNS调查的家庭净收入定义。家庭人均收入用按CPI折算到2009年家庭总收入除以家庭规模计算得到。另外，本文中的贫困线采用1．25美元标准。养儿防老、家庭养老观念在一些地区中依然盛行(农村尤其如此)，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帮助可能给老年家庭的收入提升提供了保障，本文家庭控制变量中增加了代际间向上流动的私人转移支付即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帮助变量，进而考察私人转移支付对老年家庭经济脆弱性、贫困的影响。本文使用的控制变量及其均值描述参见表1。

2实证分析

2．1VEP经验分析这一部分脆弱性测度是基于VEP方法做出的。我们根据式(4)和式(5)计算出每一年份的收入均值及其方差，而且，我们还使用面板数据的GLS方法进行回归从表2中可以看出，户主教育程度低、户主不工作、家庭规模大、家庭中领取养老金人数少、居住中西部地区者其陷入贫困的概率较高。有趣的是，年龄变量除在2009年对对数收入有比较显著的负向影响外，在2006年及面板数据的GLS回归中，虽然表现出了户主年龄越大其对数收入越低的倾向，但均不显著。男性户主比女性户主更不容易陷入贫困，但该结论在2006年并不明显成立。在婚户主比非在婚户主的收入低(2006年该变量并没有表现出显著性)。代际间向上流动的私人转移支付对贫困的影响方向并没有明确的答案，比如，2006年，该变量对对数收入的影响系数为负号，而在2009年及面板数据回归中，该变量的系数又转为正向，其对收入影响的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可能是转移支付数量较少，在老年家庭收入中占比较低引致的。城乡变量对对数收入的影响并不都是显著的。表2还显示，家庭中领取退休金人数较多者其收入的方差在下降，这可能说明领取退休金人数较多的家庭有更平稳的收入流，收入风险下降。值得指出的是，在2006年，代际间向上流动的私人转移支付比较显著地降低了老年家庭的收入方差，说明这种私人转移支付可能为老年家庭收入提供了一些“保险”作用。下面转向对每个年份每个家庭VEP的测度计算，如果某个家庭收入将来陷入贫困线以下的概率超过50%，那么，该家庭即被认为是经济脆弱性的家庭。表3汇报了2006－2009年贫困与脆弱性的情况，在2006年，我们预测44．8%的家庭在2009年将陷入贫困(概率超过50%)，2009年的实际贫困人口为23．34%。表3还显示，虽然并非所有的贫困家庭都是经济脆弱性家庭，但贫困家庭陷入经济脆弱性的概率较高，比如2006年，贫困家庭的61%是经济脆弱性家庭，2009年39%的贫困家庭是经济脆弱性家庭。另外，24%－35%的非贫困家庭是经济脆弱性家庭，这说明反贫困政策中不仅应包括减缓当前贫困的措施，还应包括预防贫困策略，同时，也说明减少经济脆弱性和减少贫困的策略并不完全相同。表4汇报了2006－2009年分组的贫困与脆弱性情况，从表4的时间序列比较上可以发现，无论如何定义分组标志，贫困和脆弱性都显示出了如下规律:贫困与脆弱性随时间增加均呈现下降态势，而且，每个年份的经济脆弱性基本上都比贫困人口率高。农村的经济脆弱性和贫困均高于城市;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脆弱性和贫困高于东部地区;除2009年收到子女私人转移支付的家庭和未收到私人转移支付的家庭在经济脆弱性上相等以外，收到子女给的私人转移支付的家庭贫困及脆弱性反而比未收到的高，这可能是子女给予父母的经济帮助是象征性的，其对老年家庭收入的提升只起到了杯水车薪的作用;老年家庭中没有领取养老金的人其贫困及脆弱性远远高于家庭中有领取养老金者，老年家庭中有两人领取退休金者其贫困及脆弱性几乎下降到0，这也说明社会保障在老年家庭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以老年人为户主的大家庭型态的贫困及脆性性远高于小家庭型态的贫困及脆弱性;随着户主教育程度提高到大专以上，2009年老年家庭的贫困及经济脆弱性的数值为0;年纪较轻的老人和高龄、甚高龄老人的贫困及脆弱性难以找到明确的比较结论;户主是否工作与年龄分组的结果也大致相同。

开展居民家庭经济信息核工作，是社会救助工作中，为了更客观、更准确、更全面地核定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大大提升救助对象的准确性，有效推动城乡低保和社会救助公平、公正实施的重要措施。根据民政部《关于确定第二批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试点单位的通知》精神，我市被确定为全国第二批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试点地区。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县社会救助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提高准确性，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全市居民家庭经济信息核对工作实施方案》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特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立公平、公正、规范的长效救助制度为目标，积极开展全县居民家庭收入和财产信息核对工作，全面真实准确掌握申请救助家庭经济状况，客观公正的实施城乡低保、城乡医疗救助、临时救助、住房救助、教育救助、司法救助等社会救助，将党和政府的利民惠民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到困难群众身上，真正维护好困难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基本原则

1、坚持政府主导、民政主管、部门协作、社会监督、信息共享的原则。

2、坚持授权查询、信息保密和严格信息使用范围的原则。

3、坚持诚信申报、逐项核对、如实反馈、促进公平的原则。

4、坚持信息核对、反馈、收集、审核时效性的原则。

一、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各地在发展进展家庭农场过程中，有成绩、有经验，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和逐步完善的问题，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一是认识有待提高。家庭农场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兴起的新生事物，是适应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的迫切需要。还没有引起农民群众的足够认识。二是运作不平衡。已经组建起来的家庭农场，绝大部分能够按“章程”进行运作，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带动和牵动作用。而有的还没有运作起来，只是一个空架子。部分家庭农场在机制上也不够健全，影响了发展速度。三是支持力度不够。要使家庭农场真正发挥作用，必须在金融、财政、税收、工商等方面予以支持，各级政府都应制定扶持家庭农场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但由于地方财力有限在这些方面支持力度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农场的发展和运作质量。四是行业保险尚未形成机制，经营风险的限制作用还一定程度存在。农业生产经营不仅受天气等自然因素影响，还涉及到市场价格波动等多方面因素。现实中很少有家庭农场自愿参加保险，商业性的保险公司还尚未加入，难以形成对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生产经营的保障作用，家庭农场经济发展也存在保险未跟上的制约。

二、对策和建议

1、加大宣传力度，营造家庭农场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各级政府采取有效的推进措施，加大服务力度，出台相关发展扶持政策等方法，广泛宣传发达省份家庭农场的发展效益,让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认识到家庭农场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特点和优势，增强农民群众发展家庭农场的参与意识,激发农民建设和发展家庭农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为家庭农场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工作氛围。同时完善县乡村三级农村土地流转信息网络和县乡村三级农村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建立健全土地流转信息和价格定期等制度，规范土地流转程序。为家庭农场的建设打好基础。

2、突出培育重点，不断优化家庭农场经济发展结构。地方政府要通过农业项目、涉农信贷、农机配套、农技支持等一系列扶持优惠政策，重点加快扶持培育一批与现代农业发展产业结构相适应的家庭农场，通过扶持家庭农场典型的发展，辐射带动当地家庭农场的快速发展。在土地流转上，鼓励成片土地向新型职业农民流转；在生产扶持上，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将新增农业补贴向新型职业农民倾斜；在金融信贷上，建立担保基金，解决新型职业农民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融资困难；在农业保险上，扩大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农业保险险种和覆盖面，给予政策优惠等。

3、完善培育机制，不断增强家庭农场经济发展活力。针对家庭农场在发展中存在的经营规模小、科技含量不高、自然风险偏多等制约和困难，我县不断加大涉农项目、农业技术、农业装备、金融服务等方面向家庭农场建设发展的倾斜，持续完善各类服务体系，推动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健全相关体制机制，增强家庭农场经济发展活力，努力开创现代农业发展和改革的新局面。

4、创新金融服务，为家庭农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运用金融租赁、票据融资、集合贷款等方式创新金融产品。一方面，不断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通过增设简易服务网点，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加快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等金融服务品种在农村推广等多种途径，构建多元化服务格局。另一方面，创新农村信贷担保抵押方式。在继续鼓励农户自愿互助担保的同时，鼓励引导商业担保机构开展农村担保业务，探索实行动产抵押、权益质押等担保形式;完善信用评级制度，建立农户信用记录;发展农户联户担保，降低信用风险。金融机构也建立和完善以信用为基础的信贷经营机制，适当降低农村信贷门槛，为家庭农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作者:黄丽华单位:黑龙江省大庆市肇州县双发乡农村经济管理中心

一、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

（一）土地制度僵化无法满足市场对土地资源的有效需求

谭宗宪认为“在规代化过程中，传统的家庭经济形式，与适量资本和技术结合，便能形成符合中国资源秉赋的、低成本的、有顽强生命力的新生产力和各种新生产方式。”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已近完成，城市正在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迫切需要将部分过剩产能转移到农村，客观要求灵活变通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按照市场机制对农村土地资源进行流转，以吸收国内国内的过剩产能，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实用。另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实现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农村的市场环境也在不断成熟，也客观要求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与国际接轨。但是，我国农村目前仍在固守改革初期的土地制度。这种制度在改革初期对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确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可是，在现阶段它却很难满足日渐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城市过剩产能转移对土地资源的迫切需求，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

（二）产业结构单一造成农村劳动力流失，加剧了城乡二元分化

长久以来，我国农村延续着种地打粮兼营副业的传统经营模式，产业结构单一，经济效益低下。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和产业结构带有明显的季节性，农民的劳动时间常形成农忙和农闲两个时段。虽然我国各地自然条件有别，农民一年中的忙、闲比例不尽相同。但是，显而易见，农闲时节是对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一种闲置与浪费。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产生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也为农村劳动力出门务工提供了便利条件。大量农村劳动力为改善生活进城务工，成为推动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一直生力军。农民进城务工在促进城市繁荣的同时却导致农村发展的相对停滞，使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更加突出。农民的土地投入、劳动时间不断缩减，使得农村单调的产业结构长期无法改变，甚至出现土地撂荒、举家进城的农村困境。究其原因，农村单一的产业结构和传统的经营模式无法大量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遂导致农民工涌入城市，从而造成农业发展的停滞，加剧了农村的衰落。所以，单调的、传统的农村产业结构成为农村经济继续发展的又一瓶颈。

（三）基础教育落后导致农业科技水平过低

我国基础教育在投入和办学质量上长期以来都存在较大的城乡差距，城市中小学在师资规模、教学设施、教育理念和办学质量上要远远优于农村。目前，我国农村中小学仍然存在生源流失的现象，一些学生基础教育未完成就迫于生计走上打工之路。农村的文盲虽基本消失，但农民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的现状依然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农民素质低，对新科技、新技术、新事物的接受、使用和转化能力就相对较低，使农民很难使用现代科技成果服务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低科技含量的经营模式降低了农民变通经济体制的思想活力，无法生成其改善产业结构、探索多种经营模式的技术能力。当今，科技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现代农业应该是科技农业。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及立足丰富农业资源基础上的农副产品加工业和乡村旅游业，都离不开科技的推动与支撑。总之，现代农业必然是科技型、技术性、智力型的新型农业，当今农业科技含量低的现状是农村教育水平长期落后所导致的。农村僵化的土地制度、单调的产业结构、落后的基础教育和过低的农业科技含量，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共同制约着农村经济的继续发展。农村还面临着社会保障水平低、基础设施不完善的问题，其根源与以上四个因素直接相关，也是农村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得到彻底解决的发展问题。

二、新型家庭经济是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尊敬的校领导：

我叫***，是****班的一名学生。家住在*******，家乡主要农作物是小麦和玉米，没有其他的经济作物。由于家中有病重的爷爷，所以父母都不能出外打工，家庭条件不太好。所以本学年我希望申请国家助学贷款，以减轻家庭经济一时之负担。

家乡**是平原地区，既没有什么天然资源可以开发利用，也没有什么名牌产品商家在那落户。大部分地区以小麦和玉米为主产作物，有些县乡以种植苹果、桃子等果树为主要经济作为。我们村所在的**只是种植玉米和小麦，由于它们比较好管理，大多数的村民都出外打工，以增加家庭经济收入。不愿出外打工的，也都在城里找到了工作，村里所剩下的多是老人和小孩。由于我们家所在村镇很偏僻，交通十分不便。要进城必须走二三里地的土路才能到达油路，让后搭车。一遇到下大雨的时候，因为我们村地势很低，村四周向外通的道路都会被水淹没，出入很不方便。因此即使想种植一些时令的经济作物，往外运卖都是个问题，更不要说是种植果树了。

我们家因为爷爷常年重病在身，不能参加任何的劳动，否则支气管炎就会发作，而且平常也不能断药，必须经常到医院检查治疗，因此父母能不能出远门打工。前些年家里种植了些番茄、茄子等夏季蔬菜，再加上卖一些粮食的钱，就可以维持爷爷医药费和我的初、高中的学费以及家庭的其他轻微的消费了。由于父亲左眼有角膜炎，看东西很模糊，天气一热就完全看不见了，而且还会有些疼痛。前年父亲

因为太过于劳累，右腿脚后跟突然疼痛的厉害，近半年都不能干重活，所以母亲就到城里的一个学校餐厅帮人做饭，每月工资只有XXX元，家里只剩下父亲和爷爷了。由于父亲的身体不允许，从那以后家里就不再种植蔬菜了。就单单靠种植小麦、玉米地收入来算：一亩地小麦平均按1000斤，八亩地是XXX斤，一斤小麦按平均偏高的价钱0.80元来算，一年所收的小麦全部卖掉收入是XXXX元。算上种地的投资，化肥、农药、种子、庄稼播种和收割的农机使用费，满打满算不过剩余XXXX元。这是卖掉所有收获的小麦的价钱，在加上留下一部分自己吃的呢？能卖的最多是XXXX斤，也就是XXXX元，也就是说，仅仅是种植小麦的所获得额外经济收入是XXXX元左右。至于玉米地收入和小麦差不多，一年种地的收入大概是4000元。而我们在学校一年的消费（包括学费、生活费）是10000元左右。换句话说，仅仅靠种地的收入，才刚刚够一个大学生在学校一年消费的二分之一不到，那剩余的二分之一呢？另外家庭必须的生活消费金额呢？如此来算，为之奈何？

去年我考上大学后，家里把喂了很多年的老牛连同还没有完全长大的牛仔卖了，再加上卖粮食的钱，母亲一年微薄工资和以往每年的积蓄，算是把我大一一年的学费支付了起来。说实在话，交完学费后，家里真的什么都没剩下了。临走时的XXX元的生活费我拿着真有点烫手…当时觉得我真的像一个可恶的资本家一样，把家里仅有的那一点积蓄都榨干了。

由于家里农活太多，再加上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去年暑假开学

的时候，母亲辞去了自己的工作，在家里做饭、干农活。父亲跟着村子里的人干一些短期的比较轻的活，毕竟这个家还需要一定的生活开支。

2009年3月初，北京市石景山区。海特花园小区的居民都看到了一张由居委会下发的活动通告。这项活动，旨在号召小区里的居民们，将自己的环保节能高招贡献出来，让更多的人参与环保。

与此同时，人民网发起的两会热点调查显示：截至2009年3月3日，有83590名网民投票选“环保”为2009两会“最热词”，至于“环保”问题居首的原因，网民给出的答案是，今年的大旱，让更多人开始关注环保。

网民的观点很能说明问题。环保是备受关注的大问题，但是更多人不知道，除了通常说的制造企业的污染以外，家庭消费也是一个重要的污染排放源。因为据世界能源组织研究发现，家庭和制造业是最有潜力降低能源消耗的两个领域。人类生产的产品都是用于消费的，其中70％直接用于家庭消费，另外30％间接与家庭消费有关。

以中国现状来说，如果生活用水节约60％，全国的水需求量可至少降低20％，氮氧化物排放也会大大降低；如果家庭用电节省50％，全国至少可以减少20％的装机容量，完成二氧化硫的减排也指日可待；如果生活垃圾减少50％，可以消除各城市周边污染地下水和饮用水源的重要隐患。

但是仅仅从这些空洞的词语及数字来阐明问题，怕是不能打动更多人的心。因为在大多数家庭主妇，或者关系家庭生活的人来说，环保对他们来说更像一堂家庭厨房经济学课程，省钱并且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对大多数人来说关注家庭环保问题，也是基于这一点。

家庭环保现状

张慧在一家上市企业工作，2007年她在北京东南三环边买了一套房子。装修之初，张慧首先对自己的性格进行了一个判断，因为平时不太注意生活细节，像随手关灯的问题，经常被她忘记，在选择灯具时，她全部选择了节能灯。“我专门找人咨询过，一个5瓦的节能灯亮度与25瓦的普通灯泡相同，寿命为 5000个小时；一个普通灯泡寿命为1000小时。同样照明5000个小时，节能灯用电25度，总成本是26.9元；而普通灯泡用电125度，总成本是74 元。很明显，节能灯虽然一次性投入大，但总体算下来省电又省钱。又因为我容易忘记关灯，所以如果从长久看，我这样确实是省钱了。”

“家庭里的环保其实都是从小事上体现的。”从事多年环保工作的李皓女士这样评价张慧的做法，“在欧洲，特别是德国，他们的家庭环保都特别注意细节。”

必须顺应阶段变化，遵循发展规律，增强忧患意识，发展本乡、本村的优势农业产业，打造品牌，打出优势。依托合作社化经营等方式，形成规模化、集团化的生产，扩大产品产量，创造高的市场占有率，提高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开发出更高的利润空间。

1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

“无农不稳，无工不活，无商不富”是当今农村经济发展的写照。没有加工企业，使得许多劳动力不能就近就业，影响了农村家庭收入情况，同时也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闲置。可以在创办家庭农场的基础上，创办家庭加工厂，乡镇加工企业等工业企业。既可以解决当地农民外出打工难的问题，又可解决农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的难题，还可以转变以往靠出售原料的原始生产方式，创新驱动产业提质更是提高了经济发展的品质与品位。

2适应形势，完善网络

当今是信息化的社会，任何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都是靠信息技术传播的时代。这就要求在生产、加工、销售的各个环节，建立系统的、完善的信息网络体系，以保证产品的产、运、加、销的快速、准确。实现资金的快速周转，降低市场的风险。还可以对产品实行无公害认证，由合作社等组织开展专卖店等经销体系。可以通过单独的种植合作社、养殖合作社、加工合作社的联合，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

3逆向思维，变向经营

当前多是靠逆向思维，生产反季节蔬菜、水果，生产高档肉、蛋、奶，可以有更好的经济效益。在这样生产的同时，逆向生产也可以创造出更多利润。从完善仓储的环节，建造冷鲜保存库，在市场价格低迷或者产出旺季时，进行收储，待价格回升时出售，既可以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又可以保持利润的稳步增长。否则，只能是在价格低迷的时候，大打价格战，最终导致两败俱伤。

4一乡一品，一乡多品

2007年10月19日，九九重阳，中国的老人节。58岁的王晨与56岁的老伴张一青已习惯在思念与等待中度日。从年头的春节，到年中的中秋，再到这个老人节，参加工作不久的两儿一女均未返乡过节。

王晨所在的村庄位于长三角一个著名的水乡，这里常住人口以老年人居多，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老人村”。邻村的一位老太太，因为过度想念儿孙已经把眼睛哭瞎；更多的老人并不愿意诉说儿女不孝，怕人笑话。

浙江省老龄科研中心今年公布的一份《2006浙江省城乡老年人口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从数字上实证了这一类现象。

根据这份调查报告，浙江省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652.67万，占总人口的14.14%。其中，城镇独居老人户和只有一对老年夫妇的纯老年家庭户，已经占到被调查家庭总数的67.6%，也就是说，“空巢”老人近七成。城市大多数老人虽然衣食无忧，但子女多忙于工作，无法陪伴和照顾老人。

该报告还称，在农村，由于子女外出务工经商的比较多，一些村常住人口中老年人超过50%。城镇有子女的老年人只有26.01%与子女同住。农村有子女的老年人44.51%与子女同住。另外，城乡分别有1%和2%的二代老人户，分别有3%的孙子孙女与老年人同住的隔代家庭户。

孤独感随年龄而提高，特别是老年女性。城镇和农村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感到孤独的分别占16.28%和18.29%。城乡老年人产生孤独感的原因居首位的都是“独居，没人做伴”，表明独居老人有孤独感的比例较高。

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421”家庭模式成为现实的担忧。一般统计分析表明，有35％的家庭要赡养4位老人，49％的城市家庭要赡养二至三位老人；如果独生子女下一代还是独生子女，第三代一对年轻夫妇最多要赡养12位老人。同时，独生子女政策将使得提供养老金的青年人群比例缩小，不少父母将被置于家庭养老危机之下。

来自浙江的上述调查显示，老年人经济还呈现一个普遍的“倒贴”现象。其中尤以城镇家庭为甚，老人中有16.89%给子女钱，年均12509元，有75.35%给孙子孙女钱，年均1652元，最高达到10万元。但子女反哺的比例仅39.05%，且年均为2970元，相当于父母总额的零头；而孙辈仅有6.23%给老人钱，年均仅有777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