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工会论文范文精选

第一，我要讲影响社会工作发展的因素

其一，无论在香港还是在美国，影响我们的是社会环境、社会问题与社会变迁，这是最重要的，这个社会变迁影响我们社会工作的回应。比如美国30年代的经济衰退，既是危机又需社会工作的回应，如果社会工作与教育不理睬的话，你就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由于这种危机需求为本科教育课程提升提供了条件；另外当时的课程也从较微观层面走向了宏观，而且它与社会关系也比较紧密。当时香港社工教育发展得那么快与政府的取向密切相关，课程变迁也符合社会问题需要，有时我们发展新的选修课就在于发现新的社会问题，如新移民等。现在我们香港遇到的危机，对我们社工教育也会有大的影响。

其二，影响在于政府政策的影响。比方香港规定某一职位的人都要受社工专业培训，这一政策很大影响了社工教育的发展。在美国，一些法律如精神健康方面条例规定，精神病人要受到很好的照顾。如果不照顾，其家人与团体就要负责任。所以一些条例也在不同层面影响社会工作与教育的发展。

其三，财政来源的影响。比方政府投资多少在社工教育上，这将直接影响我们社工教育步伐大小问题的。香港80年代是政府就给了好几笔巨资，加倍培养社会工作人才，面对社会大需求情况下，政府需要我们大力培养人才。而现在紧缩了，产生的影响亦是不可忽视的。在美国，政府亦曾有几次拨款。在美国有许多私立学校，它们受财团与富翁的影响，若后者对社会工作某一方面比较感兴趣，他们会把资金投往这方面的社工教育。比如有些基金会特别有兴趣搞健康医疗事业，他们就资助了很多这类的培训与项目；一些财团希望搞有关精神治疗或家庭治疗方面的项目，这些影响无疑是很大的。

其四，就是就业机会的影响。比方在美国最近十多年的辩论，他们有许多的私立社会工作机构，许多社会工作者面对个体需求(咨询、心理治疗)，在社会上自主择业。这也算是不错的出路。所以一些大学的培训也注重个人理疗，心理治疗等方面培训，因为市场比较大。当然不少社会工作者不喜欢这种取向的。故就业机会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工作培训的方向。另外，在香港我们还要搞一些培训，如艾滋病等。这方面既有就业机会，也有需求，但没有培训。还有社会保障方面，不少人员需要培训。就像我们文凭课程以前没有关于怎么做社会保障的培训，以前他们是不请社工的，现在就业形势不好，社工开始涉及这个领域，做一些派钱性工作。因此，在我们的课程里也有了相应的回应。

其五，社会工作专业群体和社工教育的群体的取向的影响。我们可以看见在美国的社会工作发展或在香港社会工作发展长期受到他们的工会或专业团体的影响是很大的，刚才谈及的美国的几个协会或议会，他们很大地影响了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方向，当不同院校在培养本科生还是硕士生从事社会工作问题上产生分歧肘，社会工作教育议会就出面解决了这个分歧，可见专业的团体对社工教育的影响是很大的。在香港，我们的发展好几次得益于社会工作人员协会和社会工作总工会的帮助，政府因财金短缺想“砍”大学里的一些社工教育课程，但协会与工会坚决不能让政府“砍”，他们认为现在暂时不需要这么多专业人士，但现在不培养一批人才，将来社会有需要怎么办?就算这些人暂时找不到工作，但将来一定是有用的。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协会和工会常与政府辩论，以保证社工教育不会因经济衰退而受到大的冲击。

最后一个因素在于学院的主动性和创新性，外在因素固然重要，内在因素更不容忽视，我们自己怎么想，怎么做是很重要的，在美国社工教育历史里面，有许多重要的人物是影响社工教育的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不少人扮演了重要角色，当社会有需要却没人、没钱来做时，他们就亲自动手。如第一个暑期班。另外专业取向上往往也会受个人的影响。这些社会工作教育界的重要人物怎样去改变历史，怎样去分析、去演绎历史，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讲讲有关社会工作的辩论。

一、社会心理对教育教学的积极影响

（一）社会助长。社会助长也称为社会促进，是指在群体活动中，由于他人的在场，会激励个体表现出最有优势的回应，个体活动效率因为群体中其它成员的影响而提高。“处在人群之中”对个体的积极反应会有增加作用，出于“评价顾忌”，个体希望得到群体成员的尊重、赞许，需要实现自我。而且，个体可以从群体的反馈评价中了解自己的工作状况，从而不断改进，调整工作状态，取得较好的活动效果。

（二）群体规范与凝聚力。在社会心理的作用下，群体成员具有较强的整体意识，能够认识到个体是组织的一部分，对组织目标的实现具有较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群体成员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并内化为行为的尺度。因此，良好的群体规范有助于成员行为的导向和矫正。同时，群体对于成员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成员对群体忠诚，成员之间有“我们”的认识，有相互合作的愿望和动力。彼此间意见沟通畅通、信息传递较快，气氛民主，比较关注集体的荣誉和利益，群体凝聚力在社会心理的推动下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二、社会心理对教育教学的消极影响

社会心理除了能带来积极影响外，还存在着很大的负面性。勒庞认为在群体中，个人的独立性会完全丧失，“完全变成另一种智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生物。”[2]这种反差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具体来讲，社会心理对教育教学实践的消极影响有以下几种：

（一）从众与服从。从众是指在群体压力下，个体在认知、判断、行为等方面自愿与群体中的多数人保持一致的心理现象。很多情况下，人们已经形成尽量不偏离群体的习惯，并为了使群体接受而不惜放弃自我，委屈服从。偏离群体，个体会面临较大的群体压力。因此，个人会从被排斥、被边缘化而导致的焦虑感出发，逐渐放弃个人立场。从众所产生的后果非常恶劣，加上法不责众的心理，个人的优越感和力量感急剧膨胀。“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全盘接受，或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正是由于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模式，群体中的人们和独立的个人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格，对差异和争执的容忍理解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别。独立的个人可以平心静气的接受异议和矛盾，可以进行讨论和辩解，但在群体中却很难做到这样，“在公众的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

（二）偏见。偏见是指心理上的一种预先判断。它是针对他人或者其他群体（通常是一个有不同文化、伦理的群体或者性别不同的群体）的一种不合理的、预设的、常是负面的一种认识和态度。在实际生活中，社会不平等“、我们”与“他们”群体的心理界限、社会差别、人们内心的愤怒、归类等简化世界的认知模式等都会造成偏见。凯斯•R.桑斯坦认为由于“偏见”的心理，有时会使人们解决问题时更为糟糕。因此，在某些情况下，群体若不讨论而是采纳平均答案，往往会做的相当不错，或者至少不会严重失误，而在恶劣的讨论环境下，人们之间协商后，平均答案变得更糟了。

（三）团体极化。在群体中，具有主导性的倾向不断得到加强的现象被称为极化。有两种明显的因素会导致团体极化的产生：其一，名誉效应。这是指个人在与他人的交谈中，希望得到别人对自己有利的、美好的、欣赏的看法，并且也这样看待自己。一旦听到别人的想法，就会依照主要立场的方向逐渐调整自己的观点以便于维持自我形象。在各自思考、判断以及表达自我观点时，出于谨慎、担忧别人看起来过于极端等考虑，人们可能会倾向于选取中间立场的观点。但是一旦团体内其他人表示支持，这种顾虑就会消失，并产生出短暂而巨大的能量，结果就是推动整个团体渐渐走向极化。其二，有限的意见团体。在现实中，人们倾向于跟自己持相同意见的人交往。互联网的出现更是加剧了这一现象，人们能够方便的组建各式论坛和群组，与志趣相投的人们互动，自动过滤掉一些麻烦和不喜欢的声音。在这样有限的意见团体中，处在与自己观点相同的人组成的群体中，个体会感到一种无比强大的力量，约束个人的道德、文明方式、社会机制、责任感等会在狂热的群体中失去效力，团体非常容易走向极化。

一、工业民主社会：杜威职业教育观的社会基础

杜威之所以能在与教育管理官员的论战中提出与众不同的职业教育观，还基于他长期以来的哲学观和教育观。在人的本质和民主传统问题上，他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认为个人并不是孤立地被天性力量推动发展的，而是受其文化类型和个人文化选择而形成的。因此，民主的人只有在民主社会中才能培育出来，问题只在于有意义的参与和尊重他人的民主价值观能否在公司维持下去。在教育观上，其教育理论以民主社会的建构为旨归，强调经验、活动、兴趣等要素的重要性，同时反对由于哲学上的二元论造成的教育领域的各种二元对立，如劳动与闲暇、理论与实践、身体与精神等等。他认为教育上的种种二元对立在文化修养与职业教育的对立中达到了顶点。这种职业教育是传统的、为劳动阶级而设的、纯粹使用身体器官活动的教育，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阶级社会所留下来的旧观念，是会削弱社会的民主性的。

二、一种新的“通识教育”：杜威的职业教育观

1916年，杜威的《工业民主社会中实业教育的需要》一文发表在《工艺训练和职业教育》（ManualTrainingandVocationalEducation）杂志上，文章提出“实业教育①体系在工业的民主中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学习今天在农业、制造业和运输业中最重要的过程，以便了解构成这些产业的基本和一般的因素，进而能够发展出一种新的‘通识教育’，而为特殊的职业进行的更专门化、更有技术含量的训练工作则可以在这个体系的顶端进行”。也就是说，在工业民主社会中，实业教育排在更专业的教育之前，且是更为广博的“通识教育”。这种新的“通识教育”的观点首先建立在他对职业与职业意义的理解之上。

1.不只为谋生：职业与职业教育的新阐释

在提到“职业”一词时，杜威用到了多个词汇，时而用“calling”，时而用“vocation”、“occupation”和“career”②。前三个词汇都表示一群人都在做同样的工作，且这种工作是经受训练而获得的，而career则强调职业的计划性和时段性，它更多的是指人一生的整个事业。杜威认为“：一种职业（occupation）只不过是人生活动所遵循的方向，这些活动因其结果而让个人感到有意义，同时也使他的朋友感到活动有好处。”换言之，一个人的职业既要对自我有价值，也要对社会有价值。然而，那种流水线类的工作只是在为雇主创造使用价值而对工人本身却无丝毫趣味与价值。在这样的工厂里的工人“没有自由、无需智慧，只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只为挣到工钱”，这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杜威还从职业的对立面来阐述他所说的职业，他认为“：职业的对立面既不是闲暇，也不是文化修养。它的对立面，在个人方面，是盲目性、反复无常和缺乏经验的积累；在社会方面，是无根据的炫耀自己和依赖他人过寄生生活。”由此可知，杜威所认为的职业就是一个人目标明确地进行连续性的、与经验相联系的活动，就是在社会中自尊、自信地生活，独立谋生而不依赖他人。这种职业不仅包括为赚钱而进行的工作，也包括“任何一种艺术能力、特殊的科学能力以及有效地公民道德的发展”，集身体器官劳动与精神的、智力的发展于一体。与此同时，他又指出了人们的另一个错误认识，认为职业的区分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每个人只有一种职业的想法是非常荒谬的。传统观点认为每一个人只能有一种职业的看法在电力革命大发展、垄断资本主义大行其道的美国社会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一个人一生之中职业的变幻与流动是很常见的现象。他进一步区分了职务（employment）与职业（calling），认为每个人必须有各种职务，但是我们只是把他突出的一项职务称为他的职业。比如，一个以艺术家为职业的人，他同时可能是某一社会或政治或企业团体的成员，这种职务活动并不是他的职业的专门的一方面，但是只有在所有这些职务活动的联系中才能有艺术家的创造。在这里，杜威又把职业一词大大地泛化了，甚至说“无论如何，人类占优势的职业就是生活———就是智力和道德的生长”。生活、职务、职业在杜威的概念中融为一体了。对于职业的意义，杜威认为它是“唯一能使个人的特异才能和他的社会服务取得平衡的事情”。而“所谓适当的职业，不过是说一个人的能力倾向得到适当的运用，工作时能最少摩擦，得到最大的满足”。即通过职业，一个人不仅能够自我实现，也能够服务社会，从而成长为民主社会的公民。可见，杜威所认定的职业是指一个人一生的生活核心，这种职业需要通过训练获得，在与共同体的广泛而多样的联系中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同时能够对它的“终极的雇主”社会负责。这种职业不同于狭隘的职业概念，它把个人的职业与民主社会的生活结合起来，打破传统的“领域（field）”划分，追求职业与个人幸福生活、职业与民主社会发展相融合的理想。可以看出，这是一种泛化了的职业概念。在理清职业涵义的基础上，杜威认为职业教育最重要的观念就是“职业教育并不是营业教育（tradeeducation），不是做专门行业的教育”。专门行业的教育是机械的，用不着心思和高深的学问，只要养成本行的专门技能就可以了，它只不过是职业教育一个普遍计划中间的附带部分，而职业教育还应注重使人懂得工业所应知道的科学方法，这样才能革新求进步。杜威从历时性的角度分析了产生这种区别的原因，认为古希腊城邦制下就把公民分为奴隶和自由民，奴隶的存在只是为了使统治阶级不必劳动而只是追求为知识而知识的纯“自由教育（liberale-ducation）”，而他们自己接受的只是机械教育（me-chanicaleducation），这种宿命论的观点一直影响到近代，甚至在20世纪仍未被彻底打破。这种绝对的对立关系与杜威所谓民主社会的均等理想完全背离。在杜威的哲学里，存在着一个前提的假设，即不论个人的天赋才能如何，人人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或者说如果具备合适的条件，每个人都有获得智慧的能力和行动，因而他的职业教育就是要打破偏见以及长久以来的对立，寻求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之间的契合点。杜威指出：“任何培训，如果其最高目标不是培养智力主动性、创造精神和管理能力，如果不是为了使工人尽可能成为其本身的工业命运的主人，那么，我就不赞成将这种培训看做是职业教育。”在这里，杜威的观点比旧的职业教育观点有更深远的意义，他强调职业的智力方面，强调工人不受奴役的平等地位，这正与他的民主社会的理想紧密相连。他认为，在工业民主社会，工人需要了解他们职业的科学基础，了解他们职业的意义，以避免被异化。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需要的不是狭隘的工业训练而是自由的、道德的职业教育；不是利用这种教育来延续现存的工业社会体制，而是要成为改造这种不合理体制的工具。他说：“我所感兴趣的那种职业教育不会使工人适应现存的工业制度，我也不会因此喜欢那种制度。”相反，“诸如明智的主动性、独创性和执行力等这些使得工人成为他们自己的工业命运的主人的能力”［7］才是杜威心目中的职业教育所关注的能力。这样的学校教育将会为使学生成为民主社会中有学识的公民做准备。

2.民主建构与自由的人：职业教育的新目标

把民主建构作为职业教育的目标，是与杜威通过学校变革来改良社会的理想相契合的。杜威认为，一个很大程度上工业化了的国家需要培育民主，而这种民主要通过实业教育来实现，“民主必须在不同的时代以崭新的方式产生出来，而教育则扮演了助产婆的角色”。然而，20世纪初美国的工业社会与他所说的真正的民主相距甚远，“过去那种主人和依附阶级之间的区分，趋向于以一种更加微妙的方式重新呈现”。工作没了审美和智力因素，只是为了经济效益，工人已经被异化了。由此，杜威批评了流行的实业教育观念，认为如果实业教育的首要目标是为现存体系提供更多的熟练工人，那么它就与行业教育即为某些特殊的要求而训练人才毫无二致，这样只会延续工业封建主义，而不会造就工业民主，发展具有重建现行体系能力的人。因而，从社会层面来说，职业教育的目标之一是要培养民主秩序，而不是封建秩序，从而达到杜威所谓的“工业民主和实业教育就像手和手套一样相互适应”的程度。那么，什么是杜威所说的民主呢？他提出了民主的三层含义：一种政府形式，一种法律和管理制度；一种社会生活状态，一种道德民主；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民主具有“广泛的机会、观念和思想的自由交流、把人们聚合在一起之目的的广泛实现”的品质。要建成工业民主秩序，职业教育这双手套如何才能保护双手的“温暖”呢？杜威谈到了现今工业社会所面临的状况：“大多数工人不了解其活动的社会目的，对之没有直接的兴趣。他们实质上不是自身活动的目的，而是其雇主的目的，他们只知道埋首工作，不能自由地运用智力，只知借此获取工资，此外别无所求，因此这种活动是反自由的。任何仅仅旨在传授这种活动技能的教育因此也是反自由和反道德的。这种活动由于活动者并非自由参加，因而是反自由的。”为此他深感痛心，他提出理想的职业教育的产品是一个自由的人、一个完整的人，这种人要在体格、经济效率、社会能力，以及有关消费和劳动就业的、受过培训的理解力四种品格上都满足工业民主社会的要求。其中，体格和经济效率虽然在旧有的行业培训中也存在，但它同样是这种新的职业教育强调的部分。而社会能力和理解力则是造就自由人的关键环节。按照杜威的说法，社会能力是指“与工业和身体训练相联系的某种必备的周围环境和精神、训练方法，以及提升公民的功效和合作精神的业务管理和操作方法”。这也是杜威所说的新“通识教育”的重要特征。这种教育要求训练一般的能力以及使个体意识到自身和他周围的环境的能力。这种人还拥有“对具有精神价值之物高度敏感的想象力，以及善于对环境所提供的价值观念进行辨别的能力”。由此观之，杜威的职业教育其实打破了有闲阶级和劳动阶级的界限，破除了实业教育与自由教育之间不相容的迷信，使得每一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既要劳作，也能享受闲暇，并因而成为自己工业命运的主人。综上，杜威职业教育的目标既考虑到了构建工业民主社会的需要，也强调了自由人的培养，归结起来可以用他所提到的“工业智力”（industrialintelli-gence）一词来表达，也即是指使美国工人在现存工业秩序中获得民主价值观的“个人的首创精神和智力资源”，并利用这种智力来改变工业秩序。理查德·贝克（RichardJ.Becker）对杜威的这种理想进行了很好的归纳，他认为杜威所提的职业教育旨在：“促进机会均等；教导职业的真正意义；反复灌输工业与当今世界联系的文化感；发展社会合作精神；帮助学生在工业社会成长”。

1、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工作的基本模式

1．1组织管理。

一般情况下，学校党委会以行政名义制定并出台相应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实施基本方案，为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工作奠定制度基础。同时，要组建专门的心理健康工作管理委员会和专项任务领导小组，负责全面协调和监督检查具体活动的落实情况。

1．2结构设置。

学校可根据具体需要成立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机构或者组织，主要将其挂靠在设有医药类、社会工作、教育学以及心理学的二级院系，或者直接挂靠于学生工作部。学校要严格执行三级心理健康工作网络规划，做到“校级设专门的教育咨询中心，二级院校设心理辅导员、班级内部委任心理委员”。

1．3活动内容。

活动涵盖面广，涉及多种形式，主要包括:新生入学为其办理心理健康档案;定期开展问卷调查，对学生进行心理测评;学校宣传部、学工部、大学生团体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机构等不定期举行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加大宣传力度;开设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学校内部网站为学生提供匿名咨询服务，消除学生的心理压力;心理咨询人员在工作日轮流坐班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举办心理健康教育月活动，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其中。

2、心理健康教育咨询模式的实践困境

一、挑战：当代社会变迁脉络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困境

（一）思政教育工作理念滞后于时代的发展

近年来，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增多，全球化使得资本、人力资源、管理、技术等要素的流动穿越了国界。这种多元的文化要素、信息资源、意识形态观念等随着全球化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注入到生活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注重根据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开展工作，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同化教育，往往片面重视灌输和说教，没有充分了解大学生的心理和情感需要，也没有尊重大学生的自主意识，对大学生高度关注和深感困惑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涉及甚少，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受到影响。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多为“85后”“90后”青少年，在他们身上体现着两种非常鲜明的个性化群体特征：其一，强烈的自我意识、竞争意识、民主意识、求新意识；其二，一定程度的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和消极偏激。因此，原有的强调传统、单一、刚性、权威理念和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已难以适应作为思维活跃、思想开放、好奇心强、追求多元价值的大学生群体的需求。

（二）思想政治教育忽视青年学生的个体价值取向

市场经济强调经济理性、利益最大化、竞争等理念，区别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具有的属性。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进程给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水平。但是，与之相伴的是，原有的以单位制为核心的共同体生活结构逐渐解体，“国家—单位—个体”三位一体的结构变成“国家—个体”二元结构，中间力量或组织的缺位，导致中国社会的原子化倾向成为现实。同时，市场化导向的经济发展格局，又催生出了明显的个体化社会，即一方面鼓励社会大众创造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又将市场的经济理性、物化、功利主义等思想渗透到个体之中。原则上，这种个体化倾向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关注和重视青年大学生的个性发展。但是，现行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相对忽视青年学生的个体价值取向。因此，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出现追求学生个性发展与受集体主义思维约制的矛盾，个体化、个性自由、主体性、自主性与集体主义原则未能得到整合与超越。

（三）消费社会带来的生活方式变革和挑战

国际上先发现代化国家和地区在上世纪已进入消费型社会状态，体现了一种重要的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日益受到这股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把获取物质消费当作生活的目标，而这些物品的获取未必是出于他们对生活的必需，而是为了获取他们的某种身份认同。由于大学生群体正处于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形塑与生成的重要阶段，他们对这种以消费为导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追求和模仿，极大地彰显了其不同于其他群体的独特特征。但是，现行的高校思政工作并没有有效回应消费主义体现的对于通过消费所追求和获取的身份认同、群体认同等。

二、优势与因应：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重构

摘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工作作为正式教育的一种补充形式，在提高我国会计人员素质方面日益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但此项工作在我国现阶段还存在诸多不足。提出了几点建议，以改进我国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工作。

关键词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改进

我国现行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制度在提高会计人员道德水平、业务素质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本文提出几点建议，以对改进我国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工作有所裨益。

1教学内容应突出重点

财政部1998年颁布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会计理论与实务；财务、会计法规制度；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其他相关知识；其他相关法规制度。笔者认为，作为正式教育的补充形式，继续教育应该分阶段突出重点，在各阶段重点安排讲授会计人员当前最迫切需要的知识。继续教育属于在职培训，会计人员不可能抽出大量时间参加培训，所以培训时间一般只有3～5天甚至更短。要想在短短几天之内面面俱到，要求他们掌握各方面知识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且，人们对强制性学习往往带有抵触情绪，特别是对那些不能立即见成效的知识。所以，在规划各阶段的教学内容时，应重点安排某一方面知识的专题培训。

在现阶段，应重点安排会计准则和制度的培训。我国自1992年实行“两则”、“两制”改革以来，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适合我国国情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体系。这些准则和制度能否发挥预期的作用，关键在于它们能否在实际工作中得到有效执行，关键在于会计人员能否扎实地掌握它们。据统计，我国只有47%左右的会计人员接受过中专以上的教育，很多人是“半路出家”或跟着师傅学的。很多人不了解准则和制度到底为何物，或者不知道有无新准则和制度颁布。而且，囿于自身的能力，他们很难通过自学真正理解准则和制度，特别是带有原则导向性质的会计准则。这无疑会严重影响会计信息的质量。所以，应该专门安排系统的准则和制度的培训。这是会计人员目前的迫切需要，也是我国完善会计准则制度体系、提高我国会计信息质量的迫切需要。

2教学形式应多样化、现代化

根据《规定》的要求，我国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由各地财政部门统一组织，由其指定的培训机构负责具体的培训工作。目前，各培训机构普遍还是采取传统的单向面授的教学形式（教师讲，学员听），这种教学形式往往让人感到枯燥、乏味，从而影响培训效率，因为培训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能否激发学员的学习动机和浓厚兴趣。因此，有必要对教学形式进行改进。作为实务工作者，会计人员在日常的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工作中必定会遇到诸多问题。因此，可以考虑采取互动的教学形式，由学员将自己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反馈给授课教师，教师整理后分成数个知识体系进行讲解。在课堂上，应鼓励学员积极主动地与教师交流、探讨。这种教学形式能开拓学员思维空间，活跃课堂气氛，从而极大地提高教学效率。另外，还可以引进案例教学。针对某些方面的知识，教师搜集相关的真实案例，以这些案例为主线，启发和引导学员由浅入深、层层深入，尽量做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融合。譬如，我国和美国近年来发生了众多的财务舞弊案。这些案例有许多共同点，如舞弊手法主要是钻准则或制度的漏洞，或是直接违反相关准则或制度。教师可以结合准则或制度进行讲解分析，从而使学员更好的理解准则或制度出台的原因、背景、意义等。

一、工会教育职能的内容

环卫局工会的思想政治教育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基本内容：（1）提供给职工正确的思想政治方向，引导职工们树立正直的思想观念，提高员工们的道德觉悟，鼓励他们继续认真努力的工作；（2）注重职工的全身心全方面发展，不断提高环卫局职工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技术业务水平，建设“四有”职工队伍，完善工会教育职能；（3）构建和谐融洽的劳资关系，合理处理领导和员工及员工之间的内部关系，达到良好和谐的工作氛围；（4）打造优质的组织文化，促进人力资源管理的健康发展，为人力资源部门的建设提供了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二、实施工会教育工作的必要性

1.是顺应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加强环卫局工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顺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的要求。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产权制度的深刻变革，劳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环卫局与企业之间、职工与职工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所以环卫局的工会组织要以维护职工利益为基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职能，指导员工们走上“四有”职工的道路。

2.是职工们有效维护自身权益的根本保障我国作为一个法治社会，法律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可侵犯；它除了规定人们应该履行的义务之外，还规范了单位员工应得到的权益。那么环卫局工会就做到了这一点，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单位员工们懂得了主动依靠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做到有法可依、有据可证。从而促进了环卫局安定有序的发展，还加强了城市的整洁度。

3.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本质涵义我国在加强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同时，还加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而实施单位工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正好符合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我们通过加强环卫局的教育职能，来提高环卫局职工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单位对人才的培养，推进环卫局工作的现代化发展。

三、加强工会教育职能的措施

在环卫局单位中，提高单位职工们的内在素质是非常重要的。其中内在素质是人们在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方面的决定性因素，所以环卫局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教育方式和教导内容来提高职工的内在素质。就提高环卫局工会的思想政治教育职能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措施着手：

经济师职称论文：浅谈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工作：

浅谈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工作

所谓继续教育，又称后继教育或在职教育，是指对正从事会计工作和已取得或受聘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职称)的会计人员进行以提高政治思想素质、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为目标，使之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再培训、再教育。这是会计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和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会计继续教育工作要想取得好的效果，首先必须认识到持续教育的必要性，其次要有明确的目标，最后还要精心地组织管理。

一、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必要性

1.适应经济发展“两个转变”的客观要求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法制经济，尤其是在知识经济的信息时代，要求现代会计必须随之转轨变型，由报账型向管理型、决策性转变;由事后型向事前型、事中、事后全过程转变;由被动型向能动型、自主型转变;由传统手工方法向现代高科技、网络化、规范化转变。适应形势，更新知识，不断进行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学习，是科教兴国和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企业改革、会计主体变化对提高会计人员基本素质的必然要求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其基本思想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组织形式多样化，会计主体多元化，在企业错综复杂、激烈竞争的新形势下，要求会计人员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包括: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具有强烈的市场经济意识、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等)；

3.扭转我国会计队伍落后状况的现实要求我国当前会计人员领域存在三个主要问题:

一是合格的会计人员数量不够;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先后涌入城市及其周边城镇。这样一来原本只有城镇居民享有的一切就必然需要覆盖到新进城市外来人口的身上。拿城市规模的扩大化来讲，我国对大中小城市的定义和政策制定就因为这些问题的出现又提出了许多应对的策略。新的城市外来人口以农村进入城市务工人员为主，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现有2.6亿农民工，这其中的大部分生活在城市的边缘里，较之城里人口而言并没有享受到同等社会地位带来的公共福利（教育、社保、医疗、养老、就业）等。笔者认为，城镇化是工业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尤其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一个较为稳定的时期后，今后人口向城市聚集的现象还将持续一段时间。随着这一过程产生的就是大量由农业人口像非农业人口转变的社会变革。解决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城镇成为新市民关乎我国长远发展和社会稳定。本文仅就随迁农民工子女和留守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尤其是两者之间的共性进行深入探讨。

随迁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和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引起热议并逐渐成为一种现象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一方面关注的是随迁子女是否合理拥有城市的教育资源，另一边则是如何使受教育的程度得到稳定的实施，教育质量的保证。在我国由二元化社会向全面统一发展之间，首先应该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我国的有关部门也针对这些问题分别做出了相关的部署和政策出台。2008年，国办转发教育部、中央编办、公安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劳动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

2013年初，教育部联合五部门下发了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教育工作的意见”等指导性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对对政策的落实都有强制性的要求，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不仅在原籍还是流入地都应该一视同仁，不因环境的差距造成教育机会的不公平。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两免一补政策的出台等。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和丰富资源配置不仅是化解由此而来的矛盾的一种手段，更是表明了我国政府对待这一问题的政治责任感。

据有关数据表明，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1393.87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1035.54万人，在初中就读358.33万人。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农村留守儿童共2271.07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1517.88万人，在初中就读753.19万人[1]。

而且随着我国对大中小城市的重新定位和新建城镇的聚合力加强，将有更多的随迁农民工子女进入到城市教育资源的份额中来。本就稀缺或参差不齐的现状将面临重大的考验。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是这方面必须解决的重点之一，而能否妥善保障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才是务工人员入城后市民化的先决条件。

在我国的大中城市普遍实行的是划片就近入学的方式，这一方式的好处是赋予了地方教育部门合理的规划了户籍所在地学生就近入学的实施办法，这在我国的《义务教育法》中有了明确的规定，但是据20世纪80年代中期制定以来已经经过了20余年的时间，随着我国经济中心向东部及沿海地区迁移，人口的流动变大，更多的流动人口转移到了城市，随迁子女的数量也在变大，这也增加了城市的承受程度，这样而来的是一系列民工子弟学校和寄宿制学校的建立，也就是说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一定程度上没有享受到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水平，影响了“依户籍所在地入学”。

作为农民来讲，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原来在有土地的基础上，可以稳定自己的生活。进入到城市之后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和随迁子女的教育是主要难点。从时间上来看，从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工开始进城到家属子女开始迁居城市谋求新的发展，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发家致富的愿望。这期间也经历了一个认识的过程，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城市生活新鲜，新事物多，虽然面临支出巨大、举目无亲等问题存在，但考虑到以后留给后代的可上升的空间广阔，还将有众多的外来人口怀揣梦想进入城市中来。进入到城市之中与城里孩子共处一室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沟通交流的问题。一边是见惯了高山田川，一面是整日生活在水泥楼房之中，首先沟通上就缺乏共性，难免造成农民工子女被孤立的情况发生。张跃进（2011年）认为，“农民工二代”随同父母迁居城里，但是仍长期处于城市社会体系之外，难以融入。对城市社会的的主流价值观念和体系也不能接受，甚至有的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抵触情绪。在这种背景下相同经历人群的聚集如果得不到合适的管理和引导，就容易产生社会问题[2]。在这里，我们的教育机构往往是缺乏实际的经验和成果来对外来人员子女进行辅导和咨询，使他们能够首先建立和城里孩子交流桥梁的。

早先，因为户籍政策的限制，我国原则上是按照就近入学、户籍所在地入学来制定规章制度的。而现在看来，这种原则的界限在逐渐的被松动，而且不符合我国现在人口流动的规律。在实施城镇化教育工作的推进时我们对于实际教育状况的了解更是有待提高，关键一点就是我国长期以来的城镇居民子女教育政策制定上是没有预留外来人口激增打来教育资源紧缺的相关应对措施的。一些民办或以民工子弟名义成立的学校出现就可见一斑。而这些学校因为缺少属地政府财政的支持，在软硬件上都不足以和城市学校形成竞争，孩子们的教育质量也打了折扣，成了类似“托儿所”的怪胎。总结来看，主要问题集中在。

摘要在今天多元的社会背景下，来自各方面的社会诱惑越来越多，传统的价值观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新的价值观尚未成型，对学生的德育教育在当前中学教育工作中的地位尤显重要。而教师的德育工作则正因这些来自当前多元社会背景下的特殊学生的特殊问题而显得困难重重。要分析当前教师德育工作中的困惑，重在明确当前社会里学生的特殊个性和特殊的道德观与价值观。

关键词多元社会教师德育工作

身在教育工作一线的教师体会是最深的：现在的学生，一届比一届难教了。教师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作为中学的班主任，压力则会更大。其中最大的压力就是来自学生的德育工作。这个问题已经不是某一个人的个性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了，不仅仅是普通中学的教师有此感受，一级重点高中的老师也有着同样的感受、同样的困惑。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同一个社会背景下同一个年龄阶段的学生群体，他们他们虽然在个人素质和学习能力上有着不同大小的差异，但是生活背景是相同的，因此，也有着独特社会背景下的独性。

我所面对的是浙江省二级重点高中的学生，这个群体比起一级重高的学生，学习能力和学习主动性要差一些，但是比普高和职高的学生又要强一点，因此也更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但作为仍然以高考为评价标准的高中教师，我在工作中最大的困惑并不是来自教学，而是来自作为班主任的德育工作。我觉得，德育问题是作为我们现在面对的这群学生的最大的问题，也是我们作为教师的最大的职责所在。因为，我们的工作将会直接影响着我们社会、我们国家的不远的未来，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素质与价值观。知识是可以不断学习的，但个人素质和价值观、民族素质和民族的价值观却是难以再塑造的。高中阶段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关键时期，也是最难调理的时期。

从我所接触的这群学生来分析，更带有普遍性。这群学生的道德品质和价值观问题，不仅仅是他们年龄上所反映出来的阶段性特征的问题，还是跟他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家庭背景息息相关的。

首先，从年龄上来看，高中阶段，他们都在16到18岁之间，正是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时期，也是对自己的定位最为模糊的时期，生理上的成熟与心理上的不成熟构成了矛盾，使他们自己也处在成熟与幼稚之间徘徊，叛逆性极强。很多时候，尤其是在面对社会规范的要求或师长的教育时，他们会表现出明显的反感倾向，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成熟了，已经懂事了，不希望大人还把他们当孩子一样看待，也不想受到来自社会、家庭和学校的各项规章的制约，这就给老师、尤其是班主任的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其实，他们这种希望得到社会认可、希望得到家长和老师尊重的心理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在尊重他们的意见的同时，也应该看清楚他们的个性特征的另一面，就是不成熟的一面。如果真的以为他们已经成熟了，对他们听之任之、把事情完全交给他们去处理而不过问，肯定是通不过的，而在错误面前，他们又往往会希望我们把他们当孩子一样来呵护和宠爱，不是当大人一样去批评与苛求。在这时，你会看到他们很不成熟的一面，很多事情面前，甚至连基本的是非观都还不成熟。这就是处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所反映出来的特殊的生理特征。而在这个阶段与之接触最多的老师，则无疑是要面对他们这种叛逆性心理的直接对象。而这个阶段在孩子的发育成长过程中是不可跳跃的，也正是他们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最关键时期，作为老师，尤其是班主任老师，则更应该倾注最多的精力来对之教育引导。这也便成了教师德育工作中最为棘手的一个阶段了。

其次，家庭环境对孩子的影响也是造成我们这群老师德育工作困难的重要因素。当然，每个人所面对的家庭环境都是不相同的，所以他们的性格特征也不会相同，但是，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讲都有着共同的背景，就是他们都出生在独生子女家庭，无疑都是家庭中的绝对重心。而现在中国家庭中对孩子的过分关注也正造成这些孩子性格成长过程中的不可忽视的弱点：其一，他们都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凡事都是以“我”为中心，而总是会忽视周围他人的感受和对他人所造成的影响；其二，不会关心、帮助和理解他人，团队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比较淡漠；其三，无感恩之心，对自己的父母、老师、以及社会给予自己的关心与帮助都视为理所当然，视接受关爱位自然、应该之事，不会感恩，也不知回报；其四，劳动观念较差，长期以来在家庭中有父母为之安排好一切的习惯养成他们对劳动毫无意识的心理。这些都是现在独生子女家庭中孩子的带有共性的特征，而我们现在的教师需要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孩子，为了对社会的未来负责，作为今天的中学教师，尤其是对这群孩子们的道德行为负直接责任的班主任，这种德育工作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此外，教师德育工作中的困惑，也跟我们今天所处的多元社会环境对这群孩子的性格影响有关。我们今天的社会，正处在物质文明高速发展时期，来自东西方各方面的新的诱惑太多，老的传统的价值观正在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而新的价值观尚未成型，这就很难对这群正在成长中的中学生形成具有说服力的价值引导趋向。尤其是我们现有的教育体制的改革与我们目前教育评价机制的改革是不同步的，这种教育评价机制改革的滞后性，是造成今天新的教育理念新的社会环境下中学教师德育工作困惑的最根本的原因了。

学生的年龄特征是不可客服的，这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性的反映，对此，教师只能在充分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充分的信任他们的基础上，不断对其进行是非观、价值观方面的引导。而多元的社会背景下的家庭环境和社会影响，则不是单纯的依靠教师的力量所能解决得好的，也不是教师能够左右的，今天的孩子成长中遇到的问题，是我们全社会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社会的关注，引起我们社会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