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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建筑有着灿烂的成就,在宫室、园林、建筑空间的处理、建筑艺术与材料结构的和谐统一等方面,都有着卓越的创造与贡献,形成了迥别于西方建筑的特殊风貌,在人类建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时至今日,建筑文化的特质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从建国后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到二十世纪末的香山饭店等建筑都继承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精华,又融汇了西方现代建筑艺术的新观念、新技术,成为既有鲜活民族特色,又有强烈时代特征的建筑文化丰碑。中国的城市建筑无论古代、当代,都是在特定的空间中产生的文化现象,其丰富性与复杂性令所有研究者无法回避。
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开始了艰难的转变过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也是有赖于文化的转变。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脉络和演变轨迹是较为清晰的话,那么,近代以来的转变似乎显得非常复杂。中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的文化和经济差异较大。
在近代以前,中国和西方城市无疑遵循着不同的发展道路,不仅形成了各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而且也形成了各自的城市规划风格和建筑风格。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以及文化的传入影响,包括建筑文化在内的西方城市文化,开始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由此,包括建筑文化在内的中国城市文化,也开始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深刻的转型。
当今,在我国的建筑理论和创作活动中,人们喜欢对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中国与西方等一类建筑文化问题和现象进行比较和争论,这是必要的。但是争论这些问题应该明确它的目的,那就是它应当促进一种文化的发展和建构,推动它的进步,而不是仅仅满足于依据对这些文化现象做出客观、准确的描述。如:在讨论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的问题时,许多人热衷于从风格、形式或技术等方面去争论它们的高下、文野,却不是从它们与现代人的生存和生活的根本联系上去探讨它们的意义。在讨论中西方建筑文化时,人们在对中西方空间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等等进行详尽比较的基础上,发现和总结出中国人同西方人建筑观念的差异和各自的特点,进而在创作和理论中充分强调和体现这种特点,这当然是好的。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却较少从人的存在状态的角度对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中国与西方的建筑做出更进一步的价值判断。于是,“传统”“现代”“继承”“革新”“中国”“西方”等等本身变成了目的。建筑文化的比较和争论因此就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不可能导致建筑文化的真正进步。
长期以来,在建筑史研究领域中,存在着一种“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即认为西方城市建筑是历史传统,东方建筑是非历史传统。在弗莱彻尔的《比较建筑史》上刊有一幅“建筑之树”的插图,树的中心主干标明是希腊、罗马、罗蔓式,上端的6根主分枝分别是欧美一些国家哥特式建筑、文艺复兴建筑和近代建筑。却把埃及、印度、墨西哥、中国等都摆在下面一些纤弱的幼枝上,把美国放在这棵树的中心主干的顶端,极为形象地表达了作者的建筑“西方中心论”思想。无可否认,西方城市建筑在近几个世纪以来确实发展迅速,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还是在科技和理论上、美学形态上都走在世界的前列。但是“西方中心论”的观点无疑是有问题的,世界建筑历史的发展,决不只此西方而别无殿堂,这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建筑文化史家的共识。①西方后现代主义建筑文化理论家佛朗普顿认为:传统建筑特别是民俗建筑是在特定地点形成的建筑体系,具有功能和结构上的合理性。特别是在处理一些具体因素,如通风、采光、保温等方面具有优良的特点。所以,不能简单否定依地点、体具体的地理情况和人文文化环境发展起来的地方风格。
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研究,是为了在理论层面上开拓一条中国建筑的健康发展之路。建筑文化学并不局限于解释各种建筑文化现象,它是要为建筑文化的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因此,建筑文化应该是批判的与实践的。要提供价值导向,先要作出价值评判,所以必须树立一种价值观。不同的人类都各有自己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建筑事件也都有一定的建筑文化影子。然而文化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任何文化都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即便是精华,也往往离不开具体的时空条件;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既可能成为一副沉重的十字架,扼杀现代人的创造潜能,也可以成为一座智慧的宝库,丰富我们的想象,扩大我们思维的尺度。
现实及未来生活的复杂要求,远非机械地搬用某一种传统方法、途径,就可以得到满足的,必须博采所长,取我所需。另外,对于本特色的创造仍然是一个严肃的课题,需要结合具体地点、条件,对设计要求作具体分析。在创作方法上,采用“抽象继承、迁想妙得”的原则,可能会找到一条新途径。吴良镛提出所谓“抽象继承”是指从建筑传统中,将传统建筑的设计原则和基本理论的精华部分加以发展,运用到现实创作中来。并且把传统形象中最有特色的部分提取出来,经过抽象,集中提高,作为母题,予以新意,以启发当前设计创作形式美的创造。同时应当摸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脉搏,挖掘出传统建筑艺术的时间和空间内涵,首先是要重视和恢复建筑艺术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功能,不能只把建筑艺术作品当作工业产品和生活用品,更不应当只抓其眼前的物质功能。这样的继承,并非形式的抄袭或旧零件的排列组合,既有创作原理的继承与发展,又有形象的借鉴与创造。使设计既求神似,也不排斥某种程度、某一细节的形似,关键是根据地点、条件的需要。而“迁想妙得”,“迁想”是将自己的想象力深入到对象的形象中去,“妙得”是指把握对象的真正神情。②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建筑文化也是同样。我们应不仅从形式的角度,而且从文化的深度来理解传统,譬如:属于第一层面的,传统建筑中古典美的屋顶、斗拱、柱廊的造型特征,诗文、书画与工艺结合的装修形式,以及各式门窗菱格、装饰纹样;第二层面的,庭院式布局的空间韵律、自然与建筑互补的环境设计,诗情画意、充满人文精神的造园艺术,形、数、画、方位的表象与隐喻的象征手法;第三层面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注重环境效应的“风水”思想,阴阳对立、互动、相应的哲学思维和“身、心、气”合一的养生观,等等。它们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深邃的哲理和智慧。③这些都阐明,传统对现代的价值还需要我们在新建筑的创作中去发掘,去感知。
一、建筑摄影学术活动表达专业的建筑文化
迄今,由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摄影专业委员会主编的有代表性的建筑摄影专业著作至少有四册(见表1)。专业及权威的建筑摄影学术及文化活动也蓬蓬勃勃开展起来(见表2)。活动使建筑摄影从城市建筑层面上升到为中国传统历史项目“申遗”的高度,中国建筑学会建筑摄影专业委员会为中国建筑摄影师的新作为欣喜和自豪。感受中国建筑摄影师的创作意境与作品的文化气度,《中国建筑摄影师档案》不单纯是建筑摄影师作品的荟萃,更凝聚了创作感言,其中不乏建筑摄影师以独到的建筑文化视角体会建筑。读懂建筑师看城市、建筑师看自身的作品,对公众理解建筑大有裨益。该书触动人们的,不仅仅是作品恰到好处的光影及准确的建筑表征,也在于作品所体现的建筑摄影师的“诗眼”与“画境”。据查,国内专门出版推介建筑摄影师的书很罕见,因此该书填补的不单是建筑摄影群体的空白,也在于向世界展示了一批有造诣的中国建筑摄影师专业队伍,他们开创了中国建筑传播的影像技艺与美学实践。对此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在《中国建筑摄影师档案》序言中指出:“这是介绍中国职业建筑摄影师的一本合集。建筑摄影除了宣传、记录、艺术等方面的功能观念外,还有很大的商品属性及市场需求,人们认为一幅好的图片带给我们的信息是无论多么丰富的语言都难以描述的……建筑摄影师除了技术、器材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外,在以城市和建筑为对象时,需要更多的专业之外人文知识和内涵,需要长期的体味和阅读。”一位摄影家说,“没有了意境和思想,拍摄建筑只能成为结构的示意图。”作为中国建筑摄影师群体智慧的结晶,与过去推出的第一、二届大赛作品集不同的是,《中国建筑摄影师档案》中24位成功的建筑摄影师的作品为读者更集中而准确地展示了建筑文化理念及实用的、可操作性的示范,这种以传统与现代建筑项目为基础的作品档案十分切合爱好者与初学者的实际。尽管《中国建筑摄影师档案》向读者展示了一批中青年优秀摄影师坚守在建筑摄影岗位上的作品,但由于建筑摄影创立的时间尚短,在诸多方面有待完善丰富。它至少要求每一位优秀的建筑摄影师不是单纯地从商业摄影或艺术摄影去把握建筑,而是要树立起建筑艺术修养观。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但音乐不是融解了的建筑。由于摄影师对建筑的熟悉,也会造成某种负面的影响。
追求比建筑本身更原创的摄影作品,很容易模糊了我们的视线,忘记了建筑的艺术性、环境美感及其实用功能。虽然建筑不会教人道德或不道德,但建筑确实在相当程度上表述了创作者的态度。不同的装饰图样传达着不同种类的信息,材质的应用也给建筑物带来广泛的想象的空间,同时会反映创作者品质。当然,平整的外墙立面不一定比粗糙的好,但在许多场合建筑的精彩处正是在光滑反光的质地。所有这些都需要建筑摄影师去体味与思考,这或许是能从一大批建筑摄影作品中找寻到有感觉的优秀创作者的“秘诀”,作品优劣的分水岭在于摄影师能否具备建筑师的“眼”,能否真正懂得所摄作品的含义。摄影技术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它自出现就与建筑结下了不解之缘。1826年夏天,法国人约瑟夫•尼埃普斯拍下了世界上第一张照片。画面中显示的是一个农场的房子衬托在辽远的天空下。1877年,法国人L•D•杜国•豪伦成功拍摄制作了世界上第一幅彩色照片《安古连城镇风景》。之后,城市中的街巷、高耸的教堂、乡村别墅、特别是现代建筑的出现,许许多多优秀的摄影作品,都将各种不同的建筑作为摄影作品中的主角予以突出表现。建筑的摄影表达主要是记录建筑特点,用摄影语言来表达建筑。从摄影角度表现建筑,给建筑设计带来新的视角下的瞬间记录,能更好的完成建筑的功能使命、文化使命,丰富建筑的内涵与外延。建筑的摄影表现并不是仅仅展示建筑物的表象特征这么简单,摄影表现手段使建筑师以不断更新的视角观看设计的方方面面,推敲方案的体形、材料和空间感受,专注于以人为本的建筑世界。1992年版美国摄影百科全书对“建筑摄影”的定义是:“建筑摄影主要是记录建筑特点,专为建筑师,设计师或历史学家服务。”这里所提到的为“历史学家服务”,应该就是指建筑摄影的文化表现作用。如果说建筑是人类站立在地球上的最恢弘的风姿,那么文化历史建筑则可称为站立着的人类历史。建筑学家梁思成曾说过说,建筑这本“石头和木头的史书,忠实地反映着一定社会之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而城市的“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着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建筑师做好设计是本分,同样,建筑摄影重在刻画。建筑作品设计语言的表达、设计思想的体现都离不开建筑师的极致追求。同样,建筑摄影要求建筑摄影师学会极致的思维,你的镜头中必须清晰明白,完美建筑是什么?真实而丰富地表达建筑作品是建筑摄影师的基本功。
二、建筑摄影学术活动向业界展示建筑文化的力量
法国摄影大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并非建筑摄影家,但他的作品及理论涉猎城市空间与人,读他的新作《思想的眼睛》,我们不仅可以产生“决定性瞬间”,也获得一系列本质性思考。他认为:“摄影永远是视觉注意力的自发,它捕捉的是瞬间和永恒。绘画对瞬间的表现,是通过笔触来传达我们的意识,摄影需即刻采取行为,绘画则要深思熟虑”。“以眼睛为起点,空间逐渐向无穷扩展,现场总能或多或少地引起我们的注意,会立刻将其保存在记忆里并对它进行一些修饰。”十年前,方海教授在《赫尔辛基城市建筑摄影展纪念集》“建筑摄影的力量”一文中指出:“芬兰是二十世纪建筑成就最高的国家之一,这种辉煌的成果固然与建筑师、建筑教育、建筑媒体及专业评论等方面密切相关,但也无法忽视芬兰及世界各地建筑摄影家的个性创作……”。在论及建筑摄影概念时,他强调“建筑摄影并非仅仅记录建筑,更重要的是审视建筑,评判空间,进而改进和提升建筑品质。优秀的建筑摄影家会用自己独特的视角进行观察和记录,并往往发现建筑师自己都不曾注意的建筑范畴和主题。同时,建筑摄影家的成功作品也是对建筑师的一种促动和激励,迫使建筑师及其合作团队用专业的投入和精心的设计创作出精彩而富于人性化的建筑精品。”一位优秀的建筑摄影师如果成为世界著名建筑师的朋友,其创作空间必有很大拓展,他本人的建筑摄影作品会经常出现在国内外建筑、设计与艺术类的书刊杂志上。这些摄影作品,不仅带给建筑师启示,也会使更多的建筑师相信并欣赏建筑摄影的力量。马国馨院士说:“建筑设计本身是一大创意产业,而建筑摄影正是与建筑联姻的另一创意产业,其特点可说是在创意之中寻找创意的活动,因此必然成为既活跃又独具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摄影者的头脑、眼睛和心灵必须同时运作,这是建筑摄影师的生活方式。拥有出色想法和表现的建筑摄影作品在创意经济时代肯定大受欢迎。如果从建筑摄影服务于建筑设计及市场的定位看,建筑摄影还富有更强的传播功能,应该说国内建筑界对此挖掘的还相当不够,因此不能不重新定位。
1.关于建筑记忆。建筑之所以被称作“石头的史书”、“凝固的音乐”,主要说它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然而,历史的车轮不仅碾碎了飞逝的岁月,也碾碎了不少“石头的史书”。现在人类所能看到的琼楼玉宇亭台楼阁,仅仅是万千人类文明殿堂的绝小部分。所以,记录逝去建筑的照片,就是最好的手段和工具,是建筑记忆媒介。1999年罗哲文、杨永生主编《失去的建筑》一书的出版,为重温历史、研究建筑文化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2002年黄延复编《图说老清华》以1909年~1952年的“老清华”为例,用图片全方位描绘了老清华历史的一个清晰而简单的轮廓,它使这一时期学于清华、长于清华这所一流学府的各界名流得到客观记述,是极为生动和感染人的清华校园文化。再以上海近代公共建筑为例,20世纪20年代以来,历代中西文化、南北地域文化不断融合,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开发建设高潮,在公共建筑上留下了一批价值连城的文化遗产。像外滩近代建筑群的庞大与精美,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珍藏老照片会帮助人们挖掘每一幢建筑背后所包含的历史,传承建筑文脉。如位于现静安区静安寺旁的愚园路218号的百乐门舞厅,其英文名为ParamountBall-room,意译“至高无上的舞厅”。设计师为当时上海著名的建筑师杨锡镠,该项目于1933年12月竣工。迄今70多年过去了,它仍以20世纪30年代的舞厅面貌出现,已成为上海市第二批近代优秀保护建筑单位。对于这样的老建筑,应记录的不仅仅是趣闻与故事,更要有原汁原味的历史图景,怎能离得开建筑摄影的记忆与感染力。所以,建筑摄影是建筑记忆重要的组成部分;记忆建筑,是建筑摄影重要的功能之一。
2.关于建筑评论。在建筑传播中建筑评论或称建筑批评是极为必要的。别林斯基曾说过:“关于伟大作品的评论,其重要性不在伟大作品本身之下。”建筑批评是对建筑、建筑所赖以存在的社会与环境,对建筑师的创作思想与过程,以及所有涉及支撑建筑师、培养建筑师的制度与体系的鉴定和评价。我们倡导的建筑批评应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批评,而不是过于抽象的批评。要有内涵、有意味、有设计、有交流、有沟通、有兴趣,所以批评的媒介就丰富多彩。在诸如小说、散文、随笔、诗歌、绘画、音乐、电影等表现形式之外,建筑摄影也是绝好的形式,借助建筑摄影作品,建筑评论家以其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目光,洞察并评点出建筑的实用、功能、美观、安全等指标,并使之上升到精神与文化层面。单纯从摄影创作讲,摄影批评起到的是“磨刀石”的作用。事实上,当建筑摄影针对建筑作品进行评价时,总会引起建筑师对自己创作理念与行为的再认识,建筑摄影批评本身就是一种促进,从客观上通过图片起到提高公众建筑艺术欣赏水平的作用。与建筑创作一致的,是建筑摄影批评也讲首创性和客观性,它对建筑创作本身的丰富与发展、探讨与反思、审美与警醒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力,因此要研究如何开展建筑摄影批评,让建筑摄影批评成为建筑评论的有效方式、方法,培养起专门的建筑摄影作者队伍。以建筑摄影、建筑图片评论建筑、批评建筑艺术水平,是建筑文化良性发展的体现。
3.关于建筑摄影。2007年,沈瑾先生曾送中国建筑摄影学会《建筑师的欧洲视角》一书,里面记录了两位著名建筑师对建筑摄影的认知,颇具启发性。其中崔恺大师的序是极有见地的建筑摄影品评,反映了职业建筑艺术家的眼界。崔恺认为:“建筑师的眼睛与摄影家的眼睛有所不同,摄影家多以拍摄对象为素材去表现自己的审美价值,而建筑师多以摄影为手段去记录自己对拍摄对象的感知和认知;摄影家满足于抓拍那光、色、物完美结合的一瞬,建筑师更注意物在光、色及周围环境中的和谐表达,他们在瞄着外观造型的同时,脑子里却想着与平面、剖面,甚至细部是什么关系……”。沈瑾认为“建筑和摄影都可理解为视觉语言的表达,摄影变成了建筑师表达与交流的重要方式。建筑与摄影同样是光的营造,形、色、质视觉信息的三大要素都要靠‘光’来表现。”路易斯•康说过:“设计空间就是设计光亮(Todesignspaceistodesignlight)。建筑抽象的形式美同样通过摄影来表达,甚至已成为一门独立的职业———建筑摄影。摄影带人们进入更真实与开阔的视野,建筑师的视角应向四方延伸,城市比建筑更重要,建筑学不仅是致用之学,建筑学更是广义之学。”今天看来,城市比建筑重要,文明的演进比城市发展重要。建筑摄影从记录建筑走向记录城市,必然走向记录人类文明文化发展。建筑摄影的意义远远超越技术和艺术层面。
一、徽派建筑的文化资本内涵
文化资本一词最早可追溯到Baumol、Bowen(1966)《行为艺术:经济学困境》一书的出版问世。该书虽没有明确界定文化资本的基本含义,但却论证了行为艺术等文化产品也像普通商品一样具有经济价值,并将给传统实体经济学研究带来新的挑战。法国学者布迪厄(1990)是文化资本理论的集大成者,他首次从社会学角度对文化资本进行了系统的论证,指出所谓的文化资本是指基于文化交易的一种社会关系,是可赋予人们权力和地位象征的累积文化知识;文化资本通常具有三种形态:一是个人内嵌式的文化资本,即包含在个人之中的价值观、文化知识素养、等;二是实物附着式的文化资本,如书画艺术作品、建筑造型艺术等能够以物理形态作为资本交易;三是组织制度化式的文化资本,如各类学历学位证书、从业执照等。继布迪厄之后,澳大利亚学者思罗斯比(1998)则从经济学视角进一步论述了文化资本的经济价值功能,他认为所谓的文化资本是基于文化表现出来的有形或无形财富的积累,可称之为有形文化资本和无形文化资本。有形文化资本为物质文化遗产和有文化价值的文化产品,包括建筑、遗址、油画、雕塑、工艺品等;而无形文化资本包括民众的思想意识、实践信念和传统价值等。这两种形态的文化资本均可以通过消费和服务的不断流动,如旅游、广告,激发艺术家、建筑师和音乐家的创造灵感等方式,获得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实现文化资本的增值。从上述关于文化资本的含义不难看出,作为我国文化遗产瑰宝的徽派建筑也一定蕴涵着丰富的文化资本。
首先,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表现形态来看,它兼具有形和无形两种形态:一是有形文化资本,这是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主体,包含了以徽州建筑本体为单元的文化资本,如古民居、牌坊、祠堂等古建筑,也包含了所有以徽派建筑符号为元素的其他建筑实体,如园林景观、工艺品、艺术创意作品等;二是无形文化资本,包含附着在建筑本体上的文化价值,这是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核心,是通过建筑形式表达出的民众共同认知的文化价值,如审美价值、历史价值、教化功能等。其次,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分类来看,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不可移动实体型文化资本,主要是徽派建筑实体以及与徽派建筑实体相关联的徽州自然风光、地形风貌,这些都是徽派建筑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类不可移动实体型的文化资本可以用来旅游开发;二是可移动产品型文化资本,主要是根据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再创造出来的,能够像普通商品可以移动带有显著徽派建筑符号特征的文化艺术产品,包括图书、影视作品、摄影绘画等;三是意识形态型文化资本,是指那些依附在实体的徽州建筑文化资本之上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历史传说等能够带来精神经济价值的文化资本。最后,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本质特征来看,一是复杂多样性。在徽派建筑文化资本中充满了生机盎然、形态各异的诸如审美价值、精神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象征价值等文化价值,这庞大的文化价值子系统,使得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具有结构复杂多层的特点。二是边际效应递增性。
经济学著名的戈森规律认为边际效用递减。然而,由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构成要素并不是简单的生产和积累,而是大量的信息符号,它能够通过文化符号的创意使用不断生产出新的需求;同时还因为徽派建筑文化资本中的无形资本具有累积生长的能力,能够自我更新,培育发展出新的符号与财富价值体系,因而它不像一般资本通常会边际效用递减,而是呈现独特的边际效应递增性。三是溢出效应强大性。文化资本的溢出效应是指一个群体如拥有相同的道德观念、传统价值等文化资本时,会产生文化认识的趋同,这种文化的趋同会带来更广泛的带动和模仿效应,从而获得外部的收益。由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中的文化价值所包含的道德观念、风水观念、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以及涵盖在建筑形式中的道德伦理诉求,这些均能产生强大的约束力、效仿力、凝聚力和传承繁衍力,从而获得不可估量的外部收益,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综上所述,徽派建筑的文化资本是指附着在徽派建筑之中能够创造经济价值的各种形式资本(具体结构如图1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徽派建筑的文化资本结构分为有形和无形两大部分,其中有形部分对应的是徽派建筑的不可移动实体型和可移动产品型的文化资本,无形部分则对应的是徽派建筑意识形态型的文化资本。因此,无论是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表现形态,还是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构成要素及本质特征来看,徽派建筑文化资本除了具有一般资本的共性之外,还具有文化资本的特殊属性。
二、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构成要素
符号化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进化的结晶,是社会文化资本发展完善的根基。正如卡西尔(1944)所指出:符号化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社会文化的发展依赖于人类的符号化行为。索绪尔(1916)最早从语言符号的结构中提出了“符号化”理念,并指出任何符号化系统都是由“能指”和“所指”元素组成的:“能指”元素是指符号的形式,表现为可感性,而“所指”元素是符号传递的意义,表现为抽象和不可感性。皮尔斯(1873)则结合建筑文化符号的特点将建筑文化符号分为“图像”、“指示”和“象征”等三类符号,其中,图像符号是能指和所指之间具有图像相似性的符号;指示符号是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符号;而象征符号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约定俗成的联系符号。据此,我们可以分析出经过漫长历史演变的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系统及其构成要素。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能指元素是其文化资本的有形部分,是由徽派建筑的本体构成的。诸如粉墙黛瓦、祠堂、牌坊、马头墙、水井等已成为徽派建筑文化资本标志性的能指元素符号,如表1所示。所指元素是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无形部分,是附着在徽派建筑文化资本之中反映先民生活理想和愿景的符号要素(如表2所示),也是“器以载道”的典型代表,并通过谐音、联想、约定俗成的隐喻等,表达了先民们祈盼富足美满的意愿。综合表1和表2可勾勒出由各种能指和意指元素所构成的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系统结构,具体如图2所示。
三、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消费
符号消费理论是鲍德里亚具有颠覆传统经济学意义的理论,他在其著作《物体系》(1968)中指出符号消费是指消费对象由物的使用价值转向了物的符号价值,而符号价值其实就是物品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和权力。李恩来(2014)则认为这些符号价值不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为目的,而是通过消费物品中所包含的隐喻、象征和延伸的意义,满足人更高层次的欲望,比如旅游的目的已超越了仅仅欣赏风景名胜的功能,而是达到快乐、休闲的欲望。因此,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内涵丰富多彩的“能指”和“所指”元素所构成的符号化结构系统,不仅可以极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精神欲望的需求,还可以通过多种符号化消费的途径产生巨大的文化资本价值功能。徽派建筑文化资本挖掘开发的实践表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能指元素的符号化消费主要通过如下三大途径实现的:一是旅游消费。通过游客游览徽派建筑的历史遗址,使游客获得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实体形态的直接消费体验,从而构成了对徽州建筑文化资本的消费,整个旅游体验过程其实就是对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消费过程,这种体验带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和符号意义。二是博物馆消费。如安徽省博物馆举办的由水口园林、牌坊、祠堂、建筑构件与装饰艺术等单元构成的“徽州古建筑陈列”,以及黄山市的“徽州三雕”博物馆、明清古民居建筑博物馆、徽商博物馆等。这些以展示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能指元素符号为基调的博物馆正不断地吸引游客参观消费,使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得到传承和积累,极大地提高了徽派建筑文化软实力的经济价值。三是艺术设计消费。徽派建筑符号系统浓郁的地域风格使之成为独树一帜的民俗元素。众多设计师将徽派建筑符号的能指元素糅进园林景观、休闲度假村的设计当中,并成为显著的文化地标,如歙县新徽园、屯溪老街、黄山云谷山庄、合肥的三河镇等,而马怡西则运用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将“四水归明堂,归水亦弘扬”的思想融入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的室内设计中,喻意良性循环,凝聚力与外向力的辩证统一,充分展示了具有徽派建筑特色的艺术符号。所指元素的符号化消费,其旨趣不在经济现象的量化,也无法在消费行为与其他因素间找出数字表示的函数关系,只能做主观的判断,以满足某种消费欲望的过程。因此,人们对徽派建筑中的无形文化资本所代表的意义进行消费,是以满足或表达对生活的某种祈盼和理解,其实质就是徽派建筑文化资本所指元素的符号化消费。例如,大量的个体企业、门面商店、家庭装修等,采用徽派建筑装饰中的蝙蝠、荷花图、葡萄松鼠图等所指元素符号,以祈盼财源滚滚,祥和美好的生活愿景。又如以徽派建筑文化资本为背景的影视、音乐、图书等文化产品(如纪录片《走进西递》、电视剧《红顶商人》等)都是将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所指元素的符号系统融入作品之中,从而满足民众的精神消费需求。
1岭南建筑的建构特征
岭南的绝大部分地区位于亚热带和沿海区域,冬暖夏热,夏季日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度大、气候炎热、空气潮湿、雨水充足、台风频繁、每年的台风、洪水等自然灾害多数发生在岭南地区。因此岭南建筑的内部地面普遍比外部地面高,墙脚多数采用青砖、石块或具有防水功能的材料建造,以防洪水,房屋的布局也比较密集,屋顶层采用砖或其它材料压紧加固,防止台风的侵袭,造成建筑物的损坏和人员伤亡,对于富裕的家庭使用青砖楼房,或者加厚墙体,达到防水、防风的效果。岭南许多地区靠近沿海,古时海盗出入频繁,因此这些地区建筑不仅要具有遮风挡雨,满足人的居住功能,而且还要有抵抗外人侵犯、偷盗的防御功能。例如广东省开平市的碉楼是具有明显防御功能的建筑,这些建筑有许多传统和其它原因所建,但建筑的结构和设计无不体现其防匪、防盗的特性,开平碉楼现存共有1833座,每座碉楼风格各有差异,但有许多共同点,即门窗窄小,铁门铁窗,墙体较厚,材料坚固,易守难攻,墙体四周设有枪眼,人们通过枪眼可以对碉楼四周进行了望和控制,古时的碉楼一般配备枪械和铜钟等防卫装置(见图1,图2)。
岭南地区毗邻港澳台,海上交通便利,国际商业贸易来往密切,进出口商品频繁,自古经济就比较发达。所有这一切都给西方建筑文化的引进创造了条件,不少岭南地区的城市,如广州、厦门等地出现了西方建筑与岭南建筑相融合的产物,即“洋楼”“骑楼”等。这些楼一般是楼上住人,楼下商店,往往两排“骑楼”对面而建,形成街道,形成长达几百米乃至上千米的商业长廊,为业主提供经营和居住的优良条件,为顾客和行人营造了舒适的通道和购物环境(见图3,图4)。这样的建筑模式延申到现在,普及到乡镇,扩展到工业。我国现代的工业园区,专业镇和新农村建设等建筑小区,一般都是类似这样的建筑群。它是西方建筑文化与我国建筑文化,是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建筑文化,是城市建筑文化与乡村建筑文化相融合的产物。
2岭南建筑的技术风格
岭南建筑一般都坐北朝南,既有利于夏季的通风采光,又有利于冬季的保暖。平面采用条形,多间房屋并列组合,前面设有敞廊,遮阳板或屋檐,以遮阳挡雨,同时也方便用户行走。为防止潮湿和雨水浸没,多采用石柱础、高柱础及石梁。岭南地区雨水多,地处有山、有水、河流小溪交错复杂的位置,加上人多地少,耕地资源比较紧张,许多建筑都集中建在小山坡、丘林地带,居高而下,分排建设,一个山坡形成一条自然村。村中房屋多为单层,屋顶为金字塔形,以泻雨水。在建材选择方面,一般采用泥砖、青瓦或青砖。有些富裕家庭,为防止偷盗,采用加厚墙,其厚度甚至达到1m以上,用砂、泥、灰捣固,非常坚硬。在山区,为不占良田,房屋多建在山腰。岭南建筑的平面布局除了条形,还有方形和圆形。客家的围龙屋,是典型圆形布局建筑,以广东梅州地区最为常见。这种建筑由多围建筑群组成,每围由许多相连单间屋向内作一半圆形状,像半月牙形,围屋前沿有一禾坪和池塘,建筑物与池塘组成一个圆形的平面布局,这充分体现了客家建筑的围合性和向心性文化(见图5),据2009年4月15日《羊城晚报》报导,仅梅州市现有客家围龙屋总数2万余座。客家的“土围子”和“小城堡”式建筑是典型的方型建筑(见图6),这些建筑墙厚1m以上,屋高10m多,具有十分强的防御功能,墙体采用“三合土”技术,以筑土形式营造,再用砂灰批档墙壁,以防雨淋。这些围合性建筑一直传承至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有许多建筑已采用新技术、新材料,但在岭南山区的乡村,依然还有许多这样的建筑群,这是客家建筑文化传承至今的结果。岭南地区江河多,海岸线长,许多以捕鱼谋生的渔民,长期生活在船上,以船为家。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解放以后,在政府的关心和组织下,他们在海岸或江河岸上,修建房屋,移居陆地,这些房屋矮小,形状似船,屋顶为弧形,人们称其为“蛋家”。为防止台风和水浸,这些房屋用木板和金属板建成,一家一间。岭南建筑的内部平面布局是灵活多样的,是根椐家庭成员情况来确定,除条形布局以外,还有中轴对称院落布局,这种布局类似北方的四合院,中间为天井,四周分别居住几个小家庭,这种布局有利于通风和采光,有利于家底成员的沟通和照顾,也有利于防止外人的干涉和偷盗。
3岭南建筑生态景观
岭南地区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对各种植物的种植和生长都十分有利。因此,岭南地区家家户户的周围都有园林、池塘、河流、田野等形成的生态景观。许多人相信风水,认为好的住宅应背山,面水,位于缓坡(背玄武,前朱雀,左青龙,右白虎之地)。因此,屋的前方常建有池塘,池塘边种植树竹,两者融为一体,形成与房屋不可分割的自然景观。池塘既是风水组合的一部分,又可供农田灌溉,村落消防,气候调节,这都给村庄带来了勃勃生机。夏天从南边吹来的凉风经水面,穿竹林后,吹进住宅,使屋内空气清新凉爽。南方的村落很少修建围墙,而是利用竹林,尤其是带刺的竹林,围成的天然屏障作为防御实体,同时还可遮档台风,防止台风对房屋的侵袭(见图7)。村落进出口或公共地方,往往都种有参天古树,有些古树旁边修有土地庙,逢年过节,人们便来供奉。村民住宅的旁边,通常设有大小晒场,这些晒场不但是村民晒谷的场地,还是村民的活动场所。每逢炎夏傍晚,男女老少,一起来到晒场,聊天乘凉,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岭南有些客家村落门前都设有一个数平米的空地,用来立桅杆,每当家中有人获得功名,就在桅杆区立一根长15m左右的桅杆,上掛功名旗,这也构成了客家村落的一独特景观(见图8)。由于岭南地区的气候特点,一般很少荒山秃地。到处都是四季常青的绿色环境,每个自然村就象一座园林,有果树,竹子,芭蕉……翠绿的海洋中,点缀着灰白的房屋,十分雅致。即使是烈日炎炎,室内也很清凉,村庄的是稻田,农作物随着季节变化,与村庄相互衬托,呈现出一片迷人的景象,即使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的出现,村落间出现了高楼大厦,但是那种传统的生态景观文化还是十分浓厚。
4结语
一、重庆古建筑历史文化形式与现状
重庆古建筑历史文化的形式可以区分为民用、宗教、军事等建筑文化形式。他们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建筑文化形式。由于中国建筑材料多为木质的局限,具有悠久历史的建筑难以保存,目前保存较多的是明清建筑,大多存在于各大古镇老街。除此之外市区繁华都市中还隐藏着许多具有宗教军事意义的古建筑,如重庆天主教堂、解放碑能仁寺等。
(一)重庆古建筑的历史文化形式
1.民用建筑文化形式重庆的民用建筑文化分为民居和商铺。民居各个时代都有各自的特点,带有那个时期文化的影响,如安徽移民的迁移给重庆带来了安徽建筑的特点,湖广移民带来了湖广建筑模式的影响等。商铺的建筑结构和居居的房屋基本相同,区别在于门,商铺为了便于营业,门开得大,形成了重庆独特的梭板门。
2.宗教建筑文化形式重庆的宗教建筑有佛寺、道观、清真寺、教堂等。遍布于重庆的各大区县,尤其是集中在人口中心地带,建筑所展现的是宗教的特色,和中国传统建筑的母体相结合,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如佛教给建筑带来的是佛像石刻雕塑;伊斯兰斯给中国建筑带来的是他们的门邦克楼和礼拜大殿上丰富多样的伊斯兰装饰风格;基督教带来的罗马式、哥特式、拜占廷式的建筑原素融入到重庆建筑之中。
3.军事建筑文化形式重庆的军事建筑有市区的古城门、合川钓鱼城、丰盛古镇的碉楼、云阳的磐石城等。这些军事建筑大都依地势而建,用于防御。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利用峭壁,采用当地石材建古城门、城墙,又利用嘉陵江、涪江、渠江、长江等天然屏障构建防御措施。
4.其它建筑文化形式重庆除了上述提到的建筑文化形式之外,还有园林建筑、窑址和盐泉等。这些建筑文化形式都离不开重庆的地理资源,成为依托当地环境而形成并且与其它聚居建筑整合在一起共同构成具有生活功能的建筑。
(二)重庆古建筑的现状
1建筑设计
建筑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艺术表现的主要形式之一。黑格尔就曾在《美学》中指出:“建筑无论在内容上还是表现方式上都是地道的象征性艺术。”建筑就是这样一个集时空、自然、人文于一体化的综合性艺术表达空间。因不同地区、民族的建筑功能与审美的差异性,风格迥异的建筑遍布大江南北。建筑设计需要考虑的方面也就有很多:如物体的形状、平面场景的布置、框架结构造型、材料的长短比例、色彩的质感与空间感及建筑的装饰、雕刻、花纹等多样,且需要随时更新科学的技术与设备来保障实施安全,满足人体工程学的各项要求。艺术文化在建筑中的“文”与“质”,就如同《文心雕龙》中提到的一样:“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内在的实质往往需要外在的表现形式。无论是古今中外哪一类型的建筑,都很难形成内外的完美契合,将艺术文化的内涵深入到建筑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中,再由整体表达出来。建筑设计存在的意义就是要将艺术文化完美的融合到设计理念中,达成建筑物内外合一的完美境界。
2建筑设计与艺术文化的发展渗透
2.1早期艺术文化的参与
在建筑的早期设计中,实际用途占据较大的比例,就像原始人寻求山洞的庇护,最初的建筑也是人类为了自身安全与舒适考虑而建造的居住活动场所。对于那一时期的建筑来说,实用性是最为主要的,审美只是起到辅助作用。但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在物质基础不断满足中,对于情感的需求也随之上升了。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都与建筑设计产生了紧密的联系,艺术文化为建筑带来了视觉享受,也带来了建筑在造型、选材、构想方面的美学逻辑思维,甚至在一定的时期将建筑物作为某种信仰文化的代表,成为某类思想的识别标志。如我国北魏时期兴起的寺庙建筑,融合了中国特有的祭祀祖宗、天地的功能,选用平面方形、南北中轴线布局、对称稳重且整饬严谨的建筑群体,且根据所供奉的佛像的不同,大多数寺庙都有自己独特的装饰风格或布局,这些差别大多体现在大殿装饰、门窗雕花、寺庙院落布局等,还有一部分是根据当地的地形来修建,如山西省的恒山悬空寺,就是一座凌空架起的寺庙,上载危岩,下临深谷,处于金龙峡谷西侧绝壁的山腰上,造型与选址都十分具有特色。
2.2中期工艺结合
工业革命的兴起,为建筑的修建带来了新材料、新能源,也促使了建筑设计方向的转变。工艺美术运动的开展,为设计提供了“美与技术结合”的新标准,尝试用新方法来诠释设计与环境、自然、人文之间的关系。到20世纪初期,绘画艺术与雕刻艺术成为建筑设计实现理论创作的基础,将艺术活动中的文化内涵输入进来。反之,建筑设计也为其提供了广阔的表现舞台。艺术文化与建筑设计已经逐步渗透,在工业革命后的新环境下逐渐的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环境亦或是生活方式。但就初期的经济状况来看,我国大多数民众对建筑设计要求还是停留在实用性要强的阶段,这是当时生活条件并不富裕所造成的,过分的追求建筑的功能作用,对审美方面的装饰物品却有着较为简单的要求。在建筑设计的工艺结合中偏向重视“工”的比例,增加物品的工业数量,实际是对物体本身的精神性的分离。
2.3现代新关系
1、项目概况
瓦房店市位于辽东半岛中西部,区位优势显著,地域特色鲜明,产业实力雄厚,现已发展成为东北县域的领军城市。近年来,随着全域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文化产业化及城市文化惠民工程得到大力关注,瓦房店轴都剧院项目应运而生。该项目是集文化活动、演出、艺术培训为一体的综合型城市文化建筑,主要包括剧院、数字影厅、展厅、会议、艺术培训及排练等功能,建筑规模11000平方米。项目位于距瓦房店城中心西南5公里的新商务核心区。基地处于新区的重要位置,北侧为联系新老城区的主要市政道路,西侧正对城市交通环岛,东侧为拟建城市公园用地。该项目旨在通过大型城市公共文化建筑建设提升城市形象、带动区域发展、丰富公众文化生活。
2、设计理念
2.1开放性
当代城市文化建筑不应仅是特定文化活动的盛纳空间,更应是一个向城市开放并吸纳公众参与的与当代生活相融合的场所。轴都剧院应该在满足基本使用需求的同时,打破传统的、封闭的空间模式,追求一种与城市空间及周边环境积极对话的崭新的、开放的场所体验,并能最大限度地挖掘城市公共空间的潜力。通过城市界面、环境景观以及建筑空间的整体性、开放性设计,轴都剧院将实现新塑城市形象、触发公众活动、共享文化资源,进而与城市环境及市民生活完美融合。
2.2地域性
设计应扎根本土,追求地方性和独特性,避免盲目追随时下流行的形式表现。瓦房店境内多低山,呈现辽南丘陵地貌,连绵低矮的山体覆盖了所辖区域约六成的面积,构成了独特的城市地景;瓦房店市矿藏资源丰富,矿种繁多,尤其盛产优质金刚石,被誉为“东方钻石城”。轴都剧院设计试图转译城市地域文化元素:以起伏曲折的天际线“再现”城市远山的示廓;以刚性不规则块状体量“映射”金刚石矿体;以微地形植草坡地景观“还原”地貌地景。
3、设计诠释
1
文化建筑最大的特点就是公众性,随着经济的飞跃式发展,富足的生活使人们更加重视精神上的愉悦和生活品质的提高,对各种文化活动的热衷成为一种典型的社会现象,城市的文化色彩在市民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文化建筑功能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其对城市的空间环境产生新的重大的影响,文化建筑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社区文化建筑应定位于对居民开放的服务性质建筑,其发展也会带动社区文化的发展。它不但丰富了城市的市民生活,而且提高了城市的文化品位,同时有助于提高城市的整体素质,改变城市形象,进一步推动城市经济建设的发展,吸引投资和增加凝聚力。
2项目概况
“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一条湘江将长沙城隔成“西文东市”两番不同的特色。而作为长沙的西大门,岳麓区已发展成科教大区和长沙的文化名片。岳麓区高等院校云集,科研院所遍布,人文历史悠久。
岳麓文化艺术产业园以岳麓区政府为主,联合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及省内外知名文化企业共同开发建设,充分发挥岳麓区湖湘文化深厚底蕴和岳麓山大学城教育文化科技资源优势,依托“山、水、洲、城”的自然资源,创新“区校合作”模式,合力打造一个富有湖湘文化气息的文化艺术产业基地。
桔子洲街道位于大学城的中心地段,从溁湾镇到岳麓渔场,形成了以湖南师大、湖南大学、中南大学为代表的大学城产业链。在1.5km2的范围内,有210所画室和近100个音乐、舞蹈、播音、体育等特长培训班。每年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专业学子有4.5万余人,他们在这里求学,他们在这里消费,他们在这里发展。师大、中南、湖大一带的麓山脚下成为湖南艺术家的一个集中活动区域。
锦绣潇湘文化艺术中心作为文化产业园的重点项目更是受到社会关注。项目占地约15亩,总建筑面积约27090m2。项目交通便利,与南面的城市道路阜埠河路通过规划的24m绿化带相连,景观环境优越,离湘江风光带仅百米之遥,有8路公共交通直达市区的各个方向。艺术中心集艺术交流、展示、交易、培训为一体,建成之后对于促进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提升区域形象必将起到积极作用。(图1、图2)
3“艺术的盒子”——形式与功能的重新诠释
摘要:面对知识经济时代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培育和提升核心竞争力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的战略重点。文章从建筑企业的特点出发,阐述了核心竞争力的内涵,指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和着力点在于企业文化的建设,并探讨了建筑企业文化建设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措施。
关键词: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建筑企业;文化建设与创新
我国加入WTO为国内建筑企业真正走向国际建筑市场打开了通道,但同时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建筑企业存在着效率与效益低下,技术落后,经营单一,企业隶属关系上条块分割、政企不分,企业市场定位不明确等问题。建筑企业要想在国际建筑市场站稳脚跟,开拓国际工程承包市场,当务之急就是提升建筑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国内建筑企业与国外一些先进企业的差距不仅表现在装备、技术、产品等“硬件”上,更多的表现在企业的经营理念、发展方向、员工的价值观念等“软件”方面,也就是企业文化的差距。因此构建良好的建筑企业文化,充分发挥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优势,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是培育和提升建筑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途径。
一、提升核心竞争力的着力点
核心竞争力是一种制度化的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知识体系,是企业获取战略性资源的能力以及运用一般资源与战略性资源向顾客提供比竞争对手更具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的组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非是某种单项资源,而是建立在企业核心资源基础之上,具有创新特征的企业人才、技术、品牌、管理、文化等综合优势在市场上的反映。
就建筑企业而言,核心竞争力是指以比较快的速度、比较低的成本、比较高的质量、与业主比较和谐的关系向业主提供优于竞争对手的建筑产品,并能够获得比较大的利润。那些能为建筑企业带来优势竞争力的先进施工技术、无形资产(如企业精神、品牌效应等)、管理组织能力、人力资源、营销能力等都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组成。
核心竞争力的内涵可以分为四个层面:第一层面为基础层,包括企业家的战略思维和企业文化,其主要作用是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提供深厚基础;第二层面为目标层,包括企业的战略制定和适应市场变化的战略调整和转移过程,其主要作用是为企业成长提供导向;第三层面为载体层,包括企业技术引进与再创新、管理组织结构创新以及制度创新,其主要作用是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发挥“平台效应”和起到“支撑”作用;第四层面为保障层,包括风险防范机制,其主要作用是保证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顺利形成和持续发展。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在长期的生产技术实践中以特定方式、沿特定的轨道逐步积累起来的,深深地印上了企业特殊组成、特殊经历的烙印。因此具有很强的独特性,不容易被潜在的竞争对手模仿、转移和占有。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其文化力的重要表现,蕴藏于企业文化、融合于企业内质之中。因此,企业文化是打造核心竞争能力不可缺少的基本手段,需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来对其进行持续不断的创新、发展和培育,才能维持或提升核心竞争力与竞争对手之间的领先距离。一个企业旺盛生命力的最深厚的根源在于企业文化底蕴,是企业长期优胜的关键和保障。
1何谓建筑文化的重生
建筑文化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物化形式;其次是外部形式与内在的结合,也可称如各种创作理论、规范和法规等;最后是最本质的内在,如宗教感性、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民族习性,这些本质的东西影响着前面两个层面。现代主义建筑风潮的显现出弊端之后逐渐平息下来,而后的后现代建筑试图重拾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弥补之前的不足,但是后现代主义建筑的效果也并没有如预期一样,止步于建筑文化的表层,在本质上没有摆脱现代主义建筑的弊端。传统建筑文化是在它们所在的时代产生的满足它们那个时代要求的建筑,而我们所在的时代由于需求,背景的不同,同样需要具备我们时代的特点。如果我们回头审视的时候会发现很多传统建筑文化整体上是在特定主题下发展的,属于建筑文化的第三个层次。和谐观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核心,出自于我国“天人合一、和谐共存”的儒道互补的哲学体系。自古以来,中国主流的传统建筑正是沿着这条清晰的路线发展的,这便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精髓所在,也是当代建筑文化重生的主干。建筑文化的重生所指的绝不是将传统的建筑形式形而上学地附着在建筑体中,这样低层次的建筑文化的表达方式最后只能导致建筑文化的面目全非,轻浮而没有内涵。真正重拾建筑文化是指在建筑文化的第三层次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背景,资源和要求加以创新,使建筑符合时展的需求,才是建筑文化活络重生的之道。
2建筑文化在生态建筑中重生
近年来,生态建筑潮流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复兴的良机。生态建筑是将建筑本身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利用技术、建筑学、生态学等将建筑内外的生态因素有机地融合起来,形成建筑生态系统内的自循环,从而解决建筑低耗环保的要求,这与中国建筑文化“天人合一”的观念不谋而合,是一个填补建筑文化缺失的一个契机。古代中国建筑宣扬的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在古代中国先贤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敬仰的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基于这样的观念,古代匠师从基地的选择到建筑的功能的布局、结构、造型等方面都考虑建筑与环境、建筑与建筑、建筑与人的相互协调与融合,建筑虽由人造,宛若天成。或使建筑顺应自然生态,成为自然生态中的一部分,即适应环境,或使建筑整体自成生态,创造自循环的小生态,即创造环境。这样的建筑观念本身就已经契合了生态建筑的生态学的主体。
2.1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
王澍的作品中充斥着传统低技术的运用,如碎砖瓦片拼凑而成的建筑外墙不拘一格展现了中国传统民居古朴而优雅的质感;建筑的水平发展趋势通过披檐的加入而得到加强,同时竖向层次也丰富了;大面积透明玻璃的应用增加了建筑的透光率,也使建筑通透清心,更加古典雅致。由王澍的作品可以看出他对建筑细部的单纯的植入较少,而是通过创新来塑造建筑氛围和空间趣味使我们能够感觉到传统中国建筑环境的。正如安藤忠雄所提到的,建筑并非模仿形式,而是继承内涵。
2.2吉巴欧文化中心
吉巴欧文化中心是伦佐•皮亚诺的代表作品之一,这个温暖中心的灵感来源于当地人的“棚屋”文化。当地人认为人只是自然界中一个小小的环节,生死是人生命的历程,但是灵魂永恒存在,躯体只是灵魂的一个载体,终究还要尘归尘,土归土。“棚屋”是由自然界中的材料搭建而成的,当地人将他们对生命和自然的理解赋予建筑,使之与人一样同样有类似于生命体生老病死的过程,建筑来源自然,并最终归于自然。皮亚诺在理解了当地的建筑文化后,在利用当地建筑材料的同时采用新型的钢结构结合计算机的精密计算形成建筑编织结构的主体,并且在建筑中运用百叶窗调节自然通风使建筑更加生态节能,而经过精密计算的主体不仅具有形式美,更具有实用性。伦佐•皮亚诺设计的吉巴欧文化中心在当时是一种新的尝试,他使建筑继承了传统建筑文化的同时通过创新更加深化了建筑的文化内涵,建筑的形式完美地融合于周围环境,营造出符合传统建筑文化的氛围,同时又不失时代感,是一次传统建筑文化与生态建筑结合的成功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