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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互联网金融市场信用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任何金融产品都是对信用的风险定价，对金融市场管理的关键就是对信用风险的管理。互联网金融所改变的是传统金融的方式而不是金融本身，无论互联网金融创新产品如何虚拟化和技术化，核心是金融而不是互联网技术，因此互联网金融产品同样是对信用的风险定价，对互联网金融市场管理的关键也是对信用风险的管理。由于互联网金融具有“互联网+金融”的双重特性，决定了互联网金融市场较传统金融市场信用风险更加复杂、更加难以防范。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市场信用风险管理的问题主要来自制度设计缺失、交易过程失控、风控手段缺乏和互联网应对方案缺位四个方面。

（一）对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制度设计缺失1、未针对互联网金融市场特点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我国的《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都是基于传统金融而制定的，已不能满足互联网金融市场的监管要求，如为控制传统金融机构信用风险而设定的资本充足率、杠杆率等规定，对互联网金融的适用性较弱；对于P2P贷款、众筹融资等新的融资类业务无相关法律文件可循；在第三方支付领域，虽然我国已经初步构建起网上支付业务的管理体系，但在二维码支付、虚拟信用卡支付等新兴领域，很多政策仍处于空白阶段。互联网金融市场一旦发生经济案件，投资者将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维护自身权益。2、监管主体处于多头和部分监管真空状态。目前互联网金融市场中，第三方支付由央行监管，互联网基金理财由证监会监管，互联网保险由保监会监管，市场处于分业监管状态，并且没有形成互动协调机制；现在互联网企业多为跨界经营，涵盖支付、信贷、担保、保险、基金理财等多个领域，各业务之间存在着大量关联和交易，由于各监管部门只负责相应职责，因此对于业务之间的关联和交易存在监管真空；同时P2P借贷、众筹融资、网络货币等新业态尚未明确监管主体，监管信用风险更无从谈起。

（二）对互联网金融交易过程的监控手段薄弱1、对参与主体的合规性没有设定有效验证，加大了交易信息不对称风险。互联网金融交易信息的传递、支付结算都在虚拟的电子世界中进行，使得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风险很大。加之对于主体身份识别、信用违约记录、交易目的核查等信用风险评价要素并未设立系统的验证方案，更加大了互联网金融交易的信用风险。如第三方支付机构在办理大额资金汇划时无需使用必要的安全校验工具；P2P网贷平台风险准备金不足的违规性问题无系统核查、也没有资本约束设置，目前已发生过多起卷款潜逃事件。2、对互联网滞留资金没有实现有效跟踪，导致信用风险积聚。在进行互联网金融交易时，首先必须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开设账户,之后资金才能在互联网上流转。虽然在资金的调拨过程中,依旧离不开银行的底层服务,但从业务性质上，第三方支付平台事实上从事了与银行结算类似的业务。沉淀资金往往会在第三方处滞留一两天甚至一两周不等，由于缺乏有效的担保和监管，大量的资金沉淀会导致其信用风险积聚；当第三方支付平台在各银行系统账户轧差结算时,每笔客户资金的来龙去脉变得更为复杂，又相当于屏蔽了外部对资金流向的识别,使得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注册虚拟账户的任意主体,都可以轻松实现不同账户间的资金转移（如网络洗钱）。

（三）对互联网金融市场信用风险控制的手段缺乏互联网金融市场由多边信用共同建立，网络节点交互联动，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波及整个网络。由于互联网金融信用风险隐蔽性强，关联度高，目前还没有建立有效的风险识别和分析手段。1、未与央行征信系统关联，信用风险识别手段单一。除传统的金融机构外，互联网公司尚无法接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相互之间也没有建立信用信息共享机制。目前互联网公司信用风险审核主要依托其网络平台，信用风险识别手段单一，对借款人的信用审核完全凭借各自的审核技术和策略，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流。互联网公司作为互联网金融市场多边信用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其技术风险以及平台的脆弱性对整个金融网络的影响不容忽视。2、面对互联网海量信息，传统信用风险分析方法难以运用。互联网金融市场信息具有无限性、广泛性、无序性等特点，海量的信用交易数据储存在网络后端的Access、Oracle、SQLServer等数据库中，在提取数据进行信用风险分析时，不可避免地被大量无用信息所困扰，造成工作量大、分析效率低下，难以作出有效分析和判断。

（四）对互联网金融市场各种非预期事件没有系统化应对方案一方面，在互联网环境下，金融市场面对的是开放的网络通讯系统、不健全的网络监管、各种非预期的电脑黑客以及不成熟的电子身份识别技术和机密技术，存在着巨大安全隐患，若爆发系统性故障或遭受大范围攻击，将可能导致各类金融资料泄露和交易记录损失。另一方面，我国互联网金融市场基础架构所使用的大部分软硬件系统均是国外研发，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互联网金融设备较为匮乏，使得我国整体互联网金融安全面临一定威胁。而对于上述因素对金融数据安全性和保密性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建立相应的系统化应对方案。

二、国际互联网金融市场信用风险管理的经验

作为新生事物，互联网金融市场的信用风险管理在全世界都面临挑战。因为互联网金融并未改变金融的本质，而美国、英国等成熟市场对各类金融业务的监管体制相对健全，体系内各类法律法规协调配合机制较为完善，能大体涵盖接纳互联网金融新形式，不存在明显的监管空白，通过分析总结他们的管理经验，可以为我国提供参考借鉴。

一、交易的电子化和虚拟化

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交易的电子化导致许多交易缺乏书面证明和相关凭证，有些网络金融机构甚至可以从后台对交易记录进行随意篡改，这导致了监管机构在监管时不能收集到全面、准确、可靠的资料来确认交易过程，获取的数据也不能准确地反映机构实际经营情况。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交易在虚拟环境下进行，交易的合法性没有经过法律的确认，投资者无法准确地掌握互联网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和信用，无法了解其对资金的运作。不少从事互联网金融的企业趁机变相吸收存款，有的进行非法集资活动，有的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发售公司股份，有的通过网银、第三方电子支付发售彩券，抽奖等等。而同时，互联网金融机构也不能准确把握客户的身份信息，只能通过网络交易记录来确认对方。这种交易的隐蔽性使金融机构难以识别客户，易于被不法人员利用，从事虚假的非法交易。这些都给监管机构进行监测分析带来困难。

二、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国际经验

在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不同国家结合自身原有的金融监管体系以及资本市场环境，在监管规则的制定上都有着自己独到的经验。尤其是发达国家通过立法、出台政策等一系列的手段有效地维护了互联网金融市场秩序，维护了消费者的权益。本文将就美国、英国、日本三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经验做具体介绍，并比较其共性和差异。

（一）美国的经验

美国在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十分重视立法的作用，法律一方面注重防范互联网金融交易风险，如《爱国者法案》规定，第三方网上支付平台作为货币服务企业，需在美国财政部的金融犯罪执行网络注册，及时汇报可疑交易，保存所有交易记录。另一方面，法律注重保护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如《国际国内电子商务签名法》中规定：必须事先向消费者充分说明消费者享有的各项权利及消费者撤销同意的权利、条件及后果等；消费者有调取和保存电子记录的权利，电子记录发生变化时应告知消费者，且消费者享有无条件撤销同意的权利。在监管体系方面，美国已形成了从市场准入到日常监管，再到退出机制的较为严密的法律体系。如对于第三方支付机构，美国以发放牌照的方式进行管理，明确规定其在初始资本金、自由流动资金、投资范围限制、记录和报告制度、反洗钱等方面的内容。在监管方式方面，由于互联网金融电子化和虚拟化的特点，美国采取了现场与非现场核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监管，监管机构往往会采取分析数据等方法对相关业务进行间接检查，以最大程度发现问题并加以处理。

（二）英国的经验

英国对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核心是：行业先行，监管后行，所谓的行业先行也就是加强行业自律。2011年，英国的Zopa、RateSetter和FundingCircle建立了“P2P金融协会”，该协会于2012年6月正式出台了“P2P融资平台操作指引”，提出P2P融资协会成员应满足的9条基本原则，促进了整个行业的规范发展，保护了金融消费者的权益。2012年英国的众筹协会成立，规定了融资平台最低资本额，提出了在IT信息安全管理、信用评级、反洗钱和反欺诈等方面的措施，有效促进了整个行业的良性竞争。在监管原则方面，英国以适度审慎为基本原则，将对传统银行业的监管方式适用于互联网金融业务中，体现了英国法律制度的包容性与灵活性。在监管方式方面，英国实行统一监管。初期由公平贸易管理局和金融服务管理局共同监管，公平贸易管理局以消费信贷许可证制度严控P2P网络借贷平台的市场准入，金融服务管理局通过《金融服务补偿计划》保护贷款人的资金安全。但目前公平贸易管理局和金融服务管理局的监管职责均已移交至金融行为监管局，由其对互联网金融服务实施统一监管。

一、互联网金融理财（余额宝）的发展优势

以余额宝为例，阿里巴巴之所以推出这项金融理财产品，有其固有的优势，具体有以下几点：①庞大的网络客户资源。截至2012年底，支付宝注册账户突破8亿，至2014年底实名用户已近3亿，2004年到2014年据支付宝平台的数据显示：生活缴费、信用卡还款、手机充值、转账等便民支付的交易总笔数约为60亿笔。庞大的客户资源，为互联网金融理财业务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因此余额宝一经推出就获得了巨大的用户资源，推动了互联网金融理财的快速发展。②余额宝的投资准入门槛低。大多数银行的金融理财产品的认购都设有最低金额（大多是最低5万元）；但互联网金融产品则不同，以余额宝为例只需1元就可以加入理财军团，低准入门槛无疑能更好的实现支付宝中拥有小量余额用户的需求。可以这样估算，支付宝8亿的注册用户每位用户仅往余额宝内转存1元的闲置资金，余额宝将获得8亿元的沉淀资金，可见其聚少成多、聚沙成塔的效应。余额宝的投资低门槛不仅充分调动了小量余额用户的投资积极性，同时庞大的沉淀资金将有助于其更高效地进行金融资源的组合配置。③余额宝的流动性强、操作便利且交易成本低。余额宝和银行活期存款相比具有相似之处，即随时支取、流动性强。用户在保证联网的状态下可以随时实现从余额宝内提取资金进行消费或支付，且整个过程不需支付任何其他费用，这无疑增加了用户的资金活跃度，能更好的满足用户的现实需求。④余额宝的收益可观。目前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利率为：活期存款年收益率为0.35%,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3.0%，三年期定期存款利率4.25%；2014年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收益率如下图2所示。相较而言余额宝的年化收益率（如图1所示），远高于上述银行的一般存款业务，甚至在2014年一季度的年化收益率高于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图22014年各收益类型理财产品平均预期收益率走势资料来源：普益财富。

二、互联网金融理财（余额宝）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①监管主体缺位。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理财缺乏明确的监管者，进而缺乏对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理财行为的审批和准入门槛限制等法律法规，从而造成互联网金融理财处于实际上的监管真空状态。同时，也造成互联网金融自身的合法化问题尚得不到妥善解决。以余额宝为例，支付宝仅持有基金第三方支付牌照而非销售牌照，整个余额宝服务过程不过是将天弘基金的直销系统内置到支付宝网站中，从而使用户在将支付宝余额转入余额宝之时同步创建了基金账户。尽管支付宝一直宣称只执行支付功能，不过种种迹象，如网上倾向性宣传以及基金销售业绩，均事实上了其自身言论。可以说，长此以往继续打政策球，支付宝面临的法律隐患只会越来越严重。另外，目前人民银行对第三方支付公司能否购买基金并没有明确规定，余额宝是由天弘基金直销的，支付宝扮演的是支付角色，因此从监管政策规定上来说余额宝并不具备合规性。尽管由于监管主体缺位，暂时余额宝还没有受到政策禁止，但于长远来看目前的监管真空不利于互联网理财产品的健康发展。②监管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到目前为止，互联网金融理财对于现行的法律法规来说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互联网金融理财是一种金融创新，是为规避现有法律法规制度而产生的创新性的交易方式和行为，这些方式和行为改变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已不能用现有法律制度来调整。目前我国还没有推出专门的法律法规对互联网金融行为进行规范，可以说我国目前处于无明确法律可循的状态。正是由于现有法律法规政策的不健全，互联网金融理财处于肆意发展的阶段，导致现有法律法规政策在现有的金融领域的双轨特征不断被放大，市场化受到很大挤压。以余额宝为例，自推出以来就不断侵蚀传统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业务和金融理财业务的利润。余额宝是货币基金，它属于基金产品的一种，这就注定了余额宝同银行和证券机构所授的基金一样，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但是，阿里集团自推出余额宝这项金融理财业务以来，单方面注重宣传产品收益率而对运作模式、产品规模等信息揭示不足，特别对产品风险提示明显警示不足。随着货币市场行情的变化和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理财产品今后也会发生收益降低，甚至亏损关闭可能性。这就很有可能会造成诸多法律纠纷，尤其是支付宝用户众多，一旦纠纷反作用于支付宝，就会造成更多法律上的纠纷，而监管层却无法用现有的法律法规来解决此类纠纷问题。③信用体系建设还不完善。互联网金融理财本身存在各种风险，主要涉及到的信用风险、支付与结算风险、操作风险等。网络的虚拟性使得交易双方身份的真实性在验证时较为困难，这样容易发生信用风险；而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金融网络都会因网络瘫痪而导致支付及结算出现问题；金融行业内部人员利用自身职权及操作漏洞通过网络进行金融犯罪则会导致操作风险。而我国现有的信用体系建设不完善，使得各方主体在面临上述风险时应对不足。以余额宝为例，如果客户扎堆赎回基金或天弘基金出现流动性风险，均会导致余额宝无法支付用户事先垫付的资金。如余额宝“随时支付消费”的特点极大增加了节假日、网站购物促销时期大面积赎回的可能性，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基金管理将会面临巨大流动性风险，尤其是回赎资金不到位极有可能引发信用危机。

三、互联网金融理财的监管对策分析

网络时代的消费观、理财观日新月异，以余额宝所代表的碎片式理财产品将是未来互联网金融理财发展的重要方向，其未来发展前途不容小觑。因此，加强我国目前对互联网金融理财的监管和规制将势在必行。201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了《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4)》，在此报告中针对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及监管问题提出了互联网金融监管的五大原则，不仅肯定了互联网金融创新行为，同时也提出了监管的总体方向。因此，在此原则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对互联网金融理财加强监管：①明确监管主体，构建多层次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目前应首先理顺互联网金融理财的行为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明确金融监管主体、监管对象、监管范围。要明确人民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主体地位，强化微观审慎监管全面覆盖的监管理念，推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这些部门逐步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的转变。针对互联网金融理财这种跨行业、跨区域的经营模式，要加强上述监管部门的信息共享、协调合作，形成监管合力。同时，通过建立行业协会充分发挥互联网金融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进而实现正规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跨部门跨地域的多层次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避免出现互联网金融中的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以余额宝为例，它是第三方理财机构和第三方支付平台两者相互合作的金融产品，因此其监管体系也应围绕上述主体从两方面展开。第一，针对第三方支付公司平台的监管。首先，“一行三会”（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应明确支付平台的业务定位，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上进行全面的审慎监管，严格审核理财机构的相应资质和业务范围等情况，谨慎决定市场准入名单，并对准入的理财机构进行严格监督；其次，工商、信息、司法等相关部门应负责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推出机制进行审核，保障客户的切身利益；最后，互联网金融行业应加强企业自律，明确其自身的权利和义务，第三方支付公司须在合同中明确资金回赎的相应条件，同时按照服务协议规定承担将相应的法定货币存入用户指定的银行账户或其他金融账户的义务，提高其信用程度。从而构建多层次互联网的金融监管体系，切实承担起监管责任；第二，针对第三方理财机构的监管。第三方理财机构在获得合法性以后，应当严格遵守行业规章制度及职业道德，加强资金管理的安全性，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和诚信体系的建立，从而扩大机构规模，提升业绩。同时，对第三方理财机构进行专门监管，完善行业法律法规，促进第三方理财机构运行的规范化。②完善互联网金融理财的法律法规建设。首先，法律法规是国家实施金融监管、保障金融安全的根本依据，目前我国应加大对互联网金融的立法力度。可以借鉴境外法律监管经验的精华部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例如：在美国以《美国统一商法典》为基础及大量可循的金融管理判例所形成的完善的市场法治经济制度有利于市场经济法制化；而香港，只有拿到港府多个牌照才有资格开始经营业务，并且不同牌照的经营范围均不同，这就防止了市场秩序的混乱。与国外的法律法规相比，我国现行的金融法律如《商业银行法》、《证券法》等，其立法基础是传统金融行业和传统金融业务，鲜少涉及互联网金融相关内容，因此目前亟需及时修订和完善与互联网金融有关的配套法律体系；其次，还应梳理与互联网有关的现有法律法规，并结合互联网金融理财的特点加大基础性立法工作。修改现有法律体系中对互联网金融不适用的条款，进一步完善对互联网金融犯罪责任追究的法律规范；补充制定互联网金融公平交易准则以及安全法规。③加快信用体系建设，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针对互联网金融理财交易中的快速性、频繁性和虚拟性等特点，监管部门除了加强信息技术非现场监管，建立有效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理机制外，还应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健全企业和个人信用体系，建立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商业信用数据平台。同时，以公平、公正、公开为原则，完善网络金融信息的方式及内容等信息机制，严厉打击各种虚假、漏报、瞒报信息的行为。如通过财务信息披露将各种网络信息进行公示，并对各种相关信息及网络业务的更新情况及时进行公示。近年来，我国先后设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专门机构，但是距离构建完备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仍有较大的差距，特别是在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一领域，还是十分薄弱。在虚拟的互联网环境下，信息采集、传播速度及规模都达到空前的水平，面对过量化、复杂化、非对称性的信息，消费者在识别信息真实性和有效性方面的难度大大增加，使其知情权受到挑战；且消费者各类交易信息，如：身份信息、账户信息、资金信息等在互联网传输过程中受到网络自身安全漏洞的影响而存在巨大的安全风险，直接影响到了消费者的隐私权。因此，在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上，应高度重视互联网金融这一领域，加强对消费者特别是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安全意识及法律意识方面的教育，从而构建良好的互联网金融市场环境。

作者：刘洋 陈静娜

1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第二阶段是2000年左右至今。这期间传统金融机构一方面继续加强互联网技术对金融业务的改造，如银行、证券和保险公司的线上服务已经从网络银行扩展到手机银行、移动银行、手机证券、网络保险淘宝模式[7]等新方式。另一方面，传统金融机构的组织结构和运营模式仍然在被互联网所改变。2013年，阿里巴巴、中国平安和腾讯联合设立了众安在线财产保险公司，成为首家不设立实体分支机构，纯粹以互联网络进行销售和理陪等业务的保险公司。此外，由于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第三方互联网支付的高速发展，互联网技术公司在与传统金融机构合作的过程中逐渐参与到金融领域的相关服务。互联网技术公司逐渐在支付、投融资渠道等方面产生了新的解决方法和商业模式[8]，即被称为“互联网金融”的新模式。其中，不得不提的有风靡全球的第三方互联网支付、众筹融资(crowdfunding)、P2P(peertopeer)等模式。1)第三方互联网支付自从1998年12月以美国PayPal为代表的第三方互联网支付平台成立以来，通过互联网实现第三方支付功能得到了快速发展。目前，使用的支付终端已从计算机发展到手机等移动设备，即所谓的移动支付、手机钱包等模式。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用户数据的积累，衍生出新的金融产品创建和销售渠道。在美国，PayPal成立后不久，1999年就推出了以PayPal支付账户数据为基础的货币基金。在中国，2013年6月，阿里巴巴以第三方支付工具(支付宝)为基础推出了“余额宝”。需要说明的是，“余额宝”虽然本质上是一款由天宏基金管理的货币基金，但其产生和运作方式却是以第三方支付平台积累的大数据为基础、以互联网络为技术保障。也许个人或商户、第三方支付平台和商业银行之间的清算方式没有变化，但如今以移动互联技术为基础的微信支付、二维码支付等，在给用户带来更新体验的同时也在重新划分支付市场的格局，影响个人的消费和投资行为以及企业的经济活动。2)众筹融资美国ArtistShare于2003年10月在互联网站上发起了第一个项目融资，主要面向音乐界的艺术家及其粉丝。粉丝通过网站出资资助艺术家，艺术家通过网站融资，解决录制唱片过程中的费用，而所有出资的粉丝以获得艺术家的唱片为回报。ArtistShare可以说是互联网众筹融资模式的鼻祖。奥巴马2012年4月5日签署的“JumpstartOurBusinessStartups(JOBS)”法案，允许通过社交网络和互联网平台向公众销售一部分资产，为众筹融资扫清了法律障碍，使众筹成为解决新创小企业融资的新渠道[9]。根据美国最受欢迎的众筹网站Kickstarter的数据，已有超过500万人承诺投资逾9亿美元在1300万个项目上，而其中43%的项目融资成功[10]。2012年获得最高资助的前50个项目，已有45个转型为企业化运作[11]。截止2013年11月，美国有众筹融资平台344家，占全球数量的一半；英国有众筹平台87家，平台数目排在第二。最初的众筹模式，如果项目最终筹资成功、并运作成功，投资者获得的是产品或者服务等非金钱回报，即所谓的“产品众筹”，其实质类似于商品预售。随后，出现了以资金回报为目的的众筹平台。项目发起人通过转让公司部分股权获得资金，投资人通过获得公司股权收益得到回报，即“股权众筹”模式。无论商品众筹模式，还是股权众筹模式，众筹平台通过互联网技术，使得投资人和项目发起人能直接对接，绕开了金融中介机构。但是，金融中介在投融资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是否被众筹融资平台所替代，还需要进一步探讨。3)P2P网贷P2P网贷指“个人对个人”的借贷模式，通常由具有资质的平台公司作为中介，借款人(或融资方)在平台发放借款标，投资者(或理财方)进行竞标向借款人放贷的一种网络借贷行为。个人对个人之间的直接借贷本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借贷方式，直到现在也大量存在于亲戚朋友之间，一般属于民间金融的范畴。但传统的民间直接借贷，一般局限于熟人之间，局限在一个较小的社会网络之内，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2005年，世界上第一家P2P网贷平台Zopa在英国成立；2006年，Prosper和LendingClub先后在美国创立；LendingClub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P2P网贷平台，累计发起贷款数量约14亿美元。P2P网贷借助于互联网极大地扩展了个人与个人直接借贷的范围，而P2P网贷平台主要为借贷双方提供信息服务和支付清算等中介服务。国内首家P2P网贷平台“宜信”于2006年5月创立；2007年8月，纯中介的P2P平台“拍拍贷”成立。随后，出于扩大供需双方参与者和风险控制的考虑，国内P2P平台的经营由纯线上中介模式创新出以“宜信”为代表的债权转让模式、以“陆金所”为代表的担保模式和以“爱投资”、“积木盒子”为代表的P2B模式；同时，不少平台引入了第三方托管、风险备用金制度、分散投资和自动投标等一种或多种风险控制机制。2013年以来P2P网贷平台出现爆发式的增长，无论是传统金融机构、还是一些上市公司、以及各路民间资本都在大举抢占P2P网贷市场。截止2014年6月，国内P2P平台公司共1263家，2014年上半年的网贷成交总额为964.46亿元，接近2013年全年的成交总额，有效投资人数29万人。

2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

然而，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社会经济和金融体系结构也显现出一些问题。如从个人/家庭的贫富差距来看，自2005年起，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居民基尼系数一直处于超过0.47的高位，而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属于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的“收入差距巨大”的类型。从大型和中小微企业的差距来看，对于大中型企业主导的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和风电等行业，近年先后出现产能利用率低下、产能过剩矛盾不断加剧，并因此成为国务院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重点行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中小企业尤其小微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但长期受到“融资难”的困扰。《2013中国小微金融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截止2012年底，全国工商登记实有小微企业1366.6万户，个体工商户4059.27万户。《2014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深度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小微企业纳税额度占国家税收总额的50%，创造的产品和服务价值占GDP总额的60%，完成了65%的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宜信的《三十六城市小微企业经营与融资调研报告》也显示，中国小微企业吸纳就业人数超过2亿，占总就业人数近25%。然而，在1366.6万户企业中，超过62%的企业目前没有任何形式的银行借款，即便是有银行借款的企业，其中超过80%的企业最近一年中只有1次(约占47.5%)或2次(约占37.6%)借款经历。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大型与中小微企业，出现“贫富差距”现象无疑与现阶段我国经济体制、产业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等诸多方面有关，但长期以来的金融体系的影响和作用也至关重要。图1给出了2002～2013年间社会融资总量及其构成的变化趋势。由图可见：尽管新增人民币贷款在社会融资总量中占比逐年下降，但截至2013年底该比例仍高达51.42%，说明我国当前的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而该体系对我国“贫富差距”的社会经济特征具有重要影响。从微观机理来看，银行信贷具有典型的非对称信息特征，由此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两类激励问题使得“信贷配给”发生，即银行无法或不愿提高利率，而是采取一些非利率的贷款条件(比如：有形资产抵押、担保和健全完善的财务报表等)，使部分贷款者无法获得银行借款。信贷配给的自然结果是，银行贷款尤其是能够支持企业中长期发展的贷款流向能够提供抵押和财报的大型企业，小微企业则自然沦落为融资难的困境。图2给出了2000～2013年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的变化趋势，由图可见：我国上市公司整体的杠杆率大致为45%左右，这与超过62%的小微企业目前没有银行借款，以及63%的借款属于低于1年的短期借款等形成鲜明对比。在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结构下，银行借款仍然是“明知难但不得不为之”的小微企业当前外部融资的重要渠道。《2013中国小微金融发展报告》显示：66.7%的小微企业把银行借款作为其外部融资的第一选择，但同时31.8%的小微企业认为银行借款是成本最高的融资方式。银行为主的间接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尚不发达不仅是造成大企业和中小微企业迥异现状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还对个人/家庭的投资和理财产生重要影响。1)现阶段我国个人/家庭的投资渠道相对狭窄，各级城市房地产市场曾经的火爆和中国大妈对黄金、比特币的疯狂便是很好的佐证。2)利率尤其存款利率并未完全市场化和通胀指数CPI曾一度超过5%国际警戒线的双重背景进一步扩大了个人/家庭的投资和理财需求。3)尽管过去几年来各类银行理财和银信合作理财发展迅猛，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个人/家庭的投资渠道，但2011年的旨在规范银信理财合作业务的“7号文”和2013年的旨在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尤其是非标业务的“8号文”等一系列监管政策的出台，对银行类理财投资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冲击，投资者亟需寻求新的投资理财渠道。

3互联网金融的研究现状

当前，有关互联网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无论是理论界还是业界都对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概念、内涵和范畴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如文献[12-13]总结了现阶段互联网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互联网金融的理论渊源、发展动力、内在属性、发展模式、风险与监管以及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五大方面，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分析的问题，如互联网金融的属性研究、风险测量研究、思维研究、权利异化研究等，对这些问题的梳理将会有助于互联网金融理论研究进展的新突破。2)P2P网贷平台相关问题的研究。①P2P的借贷行为分析。当2005年世界上第一个P2P网贷平台Zopa出现后，文献[14]就对Zopa上的借贷行为展开研究。文献[15]讨论了P2P网贷平台的互联网技术是否有利于降低微小融资的交易成本，认为基于互联网Web2.0的技术平台对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不大，实际上P2P借款交易离不开交易的中介方，即提供P2P网贷平台的运营商。文献[16]认为决定P2P网贷平台上能否成功融资的因素来自融资项目的特性、地理因素和群体因素的影响。文献[17-19]都发现贷款人和借贷人之间的地理位置越近，则借贷越容易成功。文献[2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贷款人喜欢借款给有同样性别或同样职业的人。文献[21]也讨论了P2P网贷成功融资的因素。文献[22]还讨论了P2P借贷行为的羊群效应。②P2P借款利率的确定。文献[23]认为在P2P网贷平台的利率应该反应交易者的搜寻补偿。文献[24]的研究结果表明更强的、更可验证的网络关系更有助于在P2P网贷平台上以较低的利率成功融资，同时违约率较低。③P2P借款者的信用质量分析。文献[25]讨论了P2P平台是否可以根据“硬”信息和“软”信息对借款者的信用质量做出判断。文献[26]对比了中国和美国的P2P网贷平台，发现中国的P2P交易者更依赖于“软”信息做出决策。文献[27]认为借贷人信息的可评估性以及贷款人和借贷人之间的身份认同是风险控制的关键因素。④P2P借款者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文献[28]研究了个人声誉和社区声誉对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影响。文献[29]分析了社会网络是否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文献[30]实证分析P2P网络借贷中信任构建机制的建立，认为有效的信用构建机制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为了避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很多研究者探讨借贷者社会网络的作用，如文献[30-31]都发现借贷者的朋友网络可以提升借贷者借款的成功率，降低违约风险。⑤P2P网贷的监管问题研究。金融危机后，美国对P2P平台的监管参照对证券的监管要求。文献[32-35]分析了国外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并提出对中国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建议。此外，文献[36-41]还从运行模式、面临的主要风险等方面对国内P2P平台运行现状进行了研究。3)众筹融资的研究。文献[42]研究了众筹融资的运作机制研究，后者将众筹融资归纳为三类：捐助型、借贷型和奖励型。其中捐助型众筹模式很早就被很多非政府组织(NGO)使用，捐助者对他们的资助没有回报期望。文献[43]研究发现“非赢利”性项目更容易成功融资，生产产品的众筹项目比提供服务的众筹项目更容易成功融资。文献[44]基于Kickstarter的5万个众筹项目的数据也发现“非赢利”性项目更容易融资成功，尽管此类项目的资助人相对较少。对于选择众筹项目融资的回报是产品还是分红，文献[45]发现：如果初期的资本需求相对市场较小，投资者将选择产品作为回报；反之，则选择未来的分红。众筹融资项目的风险可能来源于项目发起人和投资人各自不同的融资和投资目的。项目发起人的目的可能是：融资、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从公众中获得产品或服务的反馈等等。项目投资人的目的则可能是获得回报、志趣相投、分享自己的专业技能和设想等[46]。在应用方面，众筹融资在新药的研发[47]、音乐唱片的制作[48]和出版业[49]等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4)文献[50-51]对第三方支付企业“余额宝”的理财服务创新模式进行了分析。文献[52]以阿里小贷为例，讨论了小微金融运营模式。文献[53]研究了传统金融环境发展的KMV模型在互联网金融环境下的适用性。5)文献[54-55]总结了互联网金融对传统商业银行业务的影响来自三方面：①互联网技术公司依托其平台向传统银行业务渗透；部分电商企业还依托对其掌握的庞大客户信息以及大量客户网上交易和资金支付信息的分析，从交易服务提供平台走向信息服务提供商，进入交易撮合、支付、融资保险、资产管理等金融领域。②基于互联网，带来了服务渠道的多元化。③金融交易成本不断降低、服务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6)虽然文献[56]较早关注了数据挖掘技术与搜索引擎技术在互联网金融信息检索中的应用，但互联网金融面临的数据通常是数据量巨大、数据类型多样、流动速度快等特点的大数据。有人测算过当前世界上存储的数据中，有90%的数据是最近两年所产生的数据[57]。到2014年，随着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大数据与互联网金融的相互结合得到了业界和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文献[58-59]在详细介绍大数据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分析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前景；进一步，文献[60]通过SWOT分析，研究了大数据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战略。文献[61]研究了银行的计算机信息的大数据可视化分析；文献[62]认为大数据背景下传统银行业务面临严峻挑战，商业银行必须全面认识大数据技术变革带来的影响。文献[63]的研究也表明大数据分析无论对于传统银行业还是互联网金融都非常重要。

4互联网金融的研究趋势

从近20年来互联网金融的实践发展过程可知，其中还有相当多的问题值得深思和进一步的研究，尽管一些领域已有大量学者在关注。1)首先是对互联网金融的概念和内涵的探讨。对该问题的思考，有利于进一步认清互联网金融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驱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动力所在，为持续不断的金融创新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在此基础上，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市场的关系、影响和变革作用同样值得研究，以便促进两种金融模式的融合发展。2)作为传统金融市场的老问题，信息不对称性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衍生出新问题。互联网络技术的介入是否能减少信息不对称，仍然是有争议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有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而以传统金融界为代表的观点则认为互联网络技术并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所以，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仍然是互联网金融中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就目前而言，无论哪一方的观点，都还没有给出详细的实证研究。3)在解决投资和融资过程中，P2P网贷和众筹融资模式都不需要传统的金融中介机构参与。但它们都需要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技术平台的参与，只有通过互联网技术平台才能完成投资和融资过程。作为新出现的投融资模式，在投资者、融资者和平台之间，如何设计有效的市场交易机制才能提高投融资成功效率，降低风险的发生，从而保证投资者、融资者和P2P网贷平台和众筹融资平台都能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用，或许是未来值得研究的一个方向。进一步，在没有传统金融机构参与的投融资过程中，其金融产品或者服务的价格是如何确定的问题同样值得研究。此外，还可以分析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金融市场对价格的发现是否比传统金融市场更为合理和有效，如P2P网贷利率的确定机理、股权众筹融资的价格、余额宝的收益率等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要问题。4)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度量也是一个关键研究领域，包括信用风险、交易对手风险、流动性风险、运营风险、技术风险和操作风险等方面。以信用风险为例，在互联网与大数据环境下，交易对手涉及更多成员、分布于更广泛的区域、缺乏规范的财务信息、交易的虚拟化等因素导致更难验证交易对手提供的信息的可信度。这些交易特征使得识别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面临与传统金融模式下的不同生态环境，以及完全不同的技术要求。面对成千上万的交易对手和海量大数据，显然不可能按传统信用风险评价那样以评估专家为主导来评价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因此，需要基于在大数据、网络脆片化信息环境下，开发新的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信用风险评估模型，从而降低评估成本，最终减少交易成本和信用风险。

一、互联网金融风险概述

1.互联网金融的概念。

1.1互联网金融是指依托于互联网等一系列的现代科技技术，实现资金融通的一种新兴金融服务。它具有“互联网”和“金融”的双重身份，将互联网“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精神渗透到了传统金融业务。理论上任何涉及到广义金融的互联网应用，都应该是互联网金融。

1.2互联网金融具体可以分为六大模式：(1)第三方支付。指具有一定实力和信誉的非银行机构通过互联网技术与银行进行合作，成为用户和银行支付业务的中介，目前该模式已经不局限于互联网，更是覆盖了线上线下的各种生活场景。典型代表：支付宝、财付通。(2)P2P网贷。也叫做点对点信贷。第三方互联网公司负责搭建交易平台，借贷双方通过平台寻找到合适的交易伙伴。网站平台通过合理的机制设置来尽量保证交易的公平和安全。目前有纯线上模式和线上线下结合模式两种。两种模式的主要区别是前者不结合线下审核，后者需要平台采取入户调查的方式进行审核。(3)大数据金融。指海量的数据通过系统的分析，为互联网金融机构提供全方位的信息，通过数据的分析可以掌握交易和客户习惯、特点等信息，并进行科学的预测，使得金融机构的营销更加有效率。(4)众筹。指项目发起人依靠互联网传播的特点向网友筹集项目资金，向公众展示创意项目的同时，还可以获得所需要的资金。众筹的项目种类繁多，包括新产品研发项目、艺术展览等。(5)信息化金融机构。指运用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对传统运营流程、服务产品进行改造或重构，从而实现经营、管理全面化的金融机构。(6)互联网金融门户。指利用互联网进行金融产品的销售以及为金融产品销售提供第三方服务的平台。通常采用金融产品垂直比价的方式，将各家金融机构的产品放在平台上，用户通过对比挑选合适的金融产品。

1.3互联网金融的特点。(1)金融服务基于大数据。大数据是信息时代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金融行业是大数据的生产者，同时也是高度依赖大数据的行业，互联网金融更是将大数据作为自己的核心资产，与传统金融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互联网行业中“用户行为分析”是指通过数据统计分析用户的习惯甚至身份特征，从而进行网络营销活动，这一切也是基于大数据基础之上的。(2)服务小众化。传统银行的金融服务主要是针对有一定规模的客户，就是经典的“二八定律”：百分之二十的客户创造百分之八十的利润，处于“长尾”的客户是不创造利润或者创造很少的利润。而互联网金融则更多地在争取小微用户，由于小微用户有需求多样化个性化的特点，因此与传统金融往往格格不入，互联网金融在服务小微用户时有着天然的优势。(3)金融服务高效、便捷化。互联网金融业务主要通过网络系统完成，用户不用到银行进行排队办理业务，只需要简单的操作就可以省去大量的时间和物质成本。以支付宝钱包为例，用户购物可以不需要事先开通网上银行，只要通过淘宝账户就可以完成购物到付款等一系列的活动。(4)成本低。资金供求双方可以在网上自行进行交易，不需要传统中介，免去了很多交易成本。金融机构也可以避免实体营业店的投入和运营成本。

2.互联网金融风险的概念。

由于互联网金融具有“互联网”和“金融”双重身份，因此它在面临传统金融风险的同时还要面临互联网自身的风险。互联网金融的特点决定了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特征。

2.1技术风险。互联网技术本身存在着缺陷，防火墙以及反黑客技术并不完善，因此很容易被病毒或者不法分子攻击造成损失。此外，计算机操作系统本身存在漏洞，容易受到计算机病毒的入侵，使得用户信息被盗取。病毒的快速扩散和传染性使得风险范围更加难以控制。除此以外交易平台的缺陷也会对交易的双方带来不确定的风险，例如当打折促销日来临，由于数据量的集中处理，容易出现交易平台不稳定，服务器宕机等现象。

一、互联网金融风险控制的难题

虽然各种媒体报道对于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描述有所夸大，但基于金融活动的公共性与负外部性，风险控制难题是否妥善解决的确是互联网金融能否得到良性发展的关键。

(一)互联网金融中投资风险的隐匿性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资金的供需双方“面对面”了解的机会更少，投资风险容易被掩盖或忽略。首先，虽然监管规则对互联网金融产品的“风险提示”有所要求，但风险提示的形式以及完整性、充分性标准并不明确。即使投资合同中明文列举了“风险提示”条款，如果销售人员或其他销售推广措施中夸大或承诺收益，投资风险也容易被忽略。“互联网金融”的魅力在于参与主体的平民化，但分散型的小(微)投资者受限于专业知识、个人精力及收益激励，不了解或不关心投资风险。例如，互联网金融产品销售中，最具卖点的是产品收益高于普通金融产品。但类似“预期年化收益”这样被广泛使用的名词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其收益策略通过什么方式取得，存在什么风险等等，投资者未必知悉。假如产品销售过程中存在显性或隐性担保，投资者更有可能将之等同为“银行存款”。当收益预期建立在错误的风险评估认识上，“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的投资法则便处于失灵状态。

(二)互联网金融中社会风险的化解压力“互联网金融”使得金融活动的可能性边界拓展到大量不被传统金融形式覆盖的人群，金融产品的“公共性”特征成几何倍率放大。当全民参与互联网金融时，“非理性”投资者行为会加剧市场的敏感性、脆弱性。金融市场的信息交叉感染性特征可能与非理性的集体行为迅速结合，转化并传导为整体性恐慌。如果没有类似于存款准备金、证券投资担保保险这样的配套保障条件，互联网金融商家标示的各种担保责任就是不可靠的，从民商事责任的角度对投资者设定“风险自负”机制，也不足以作为风险化解的基础。只要出现风险承担能力不足的情形，则必然影响到社会整体秩序。多年来的司法状况显示，“经济犯罪案件”一旦具备“涉众”特征，其妥善处理已成为司法难题。

(三)互联网金融中技术风险的客观存在“互联网金融”的创新性最突出地体现在利用互联网技术提供的大数据，人们不需要面对面的、个性化的沟通与交流就能对彼此的金融信用状态进行准确评估，减少信息不对称性带来的损耗与偏差。但是，这种理想状态在目前尚未基本实现。互联网的技术性风险几乎是所有互联网业务的通病。传统商业银行在推广网银等业务方式时，对网银系统设计、操作环境监测以及外加物理的权限控制设备等投入了大量资金，对安全环境予以严格要求，但仍然发生过客户账号被盗等事件。当今以“互联网金融”为名的支付或融资活动中，商家未必都有雄厚的资金与技术条件保障客户资金安全，那么，就存在客户资金被盗、交易被篡改等安全隐患。虽然商家可能会先期承诺在客户资金被盗后履行全额赔付担保责任，但若由此引发诉讼，我们可以预料到，客户作为资金的实际受损方，其举证能力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

二、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路径

(一)宏观金融政策与互联网金融业态蕴含的法律风险对于互联网金融监管应从“准入”的角度，还是从“通道”的角度予以监管，人们一直意见纷呈。对于是否可以认为我国已经具备条件放宽金融准入限制，需要进行更为全面的评估并在制度层面采取稳妥的推进措施。例如，浙江温州综合金融改革实施细则、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方案等都在探索适度的举措，但仍同时坚守金融风险防范的最低准则。对于各种无法实现“面对面”交易的金融活动，都要求获取资金的一方主动披露资金的使用状况。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角度来说，外部金融力量发展到一定规模，终将受到统一财政体系的关注。例如，即便是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央行尚将之纳入监管范畴。《关于影子银行业务若干问题的通知》(107号文)即将新型网络金融公司列入银子银行的范畴。2014年《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127号文)规定，同业的资金存入方仅仅是具有吸收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这意味着同业存款有可能被划入一般性存款，不但要求征收法定存款准备金，而且要受存款利率上限限制。不可否认，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金融刑事违法性的判断依据较大程度体现为“后果归责”。通过对集资犯罪案件的实证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早期沈太福长城机电案适用了投机倒把罪、贿赂罪罪名，还是在孙大午事件中适用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罪名，抑或浙江东阳吴英案适用集资诈骗罪罪名，我国对于集资行为适用的罪名五花八门，但刑事政策的严厉惩治态度没有发生根本转变。近几年备受争议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还曾一度被用于惩治“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行动以规范无序发债等融资行为。因此，以适度的金融监管规则将各种互联网金融活动纳入监管框架，对于互联网金融产品(平台)的提供者而言，反倒具有避免刑事法律风险的作用。只要符合相应的监管规则，即排除了构成金融准入性罪名的要件———“非法性”，从而脱离金融准入型罪名的适用。当然，不少学者尝试从“股权众筹与非法集资”、“P2P与非法集资”等角度提出互联网金融业务和刑事罪名之间的界限。但碍于现行刑事管制框架比较周密，各项司法解释又扩张了适用条件，可以说“互联网金融”几乎行走在触及刑事犯罪的高压线边缘。虽然监管部门也三令五申，互联网金融的底线在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只是一直没有能够明确具体的标准。“非法性”是否通过“准入”管理来界定，决定着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功能如何定位。从金融制度演进的角度，各种创新当然可以采用试错机制。但这种试错的不利后果如果由个体以刑事责任的方式承担，不但个体命运令人唏嘘，也会反向冲击金融领域刑事责任机制本身的正当性。

(二)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策略互联网金融名下的各项产品或业务，有的属于直接融资类型，有的属于间接融资类型，不同的融资类型需要不同的监管策略，要避免混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错配。鉴于当前分业监管模式的弊端，许多观点认为，应实现统一的金融监管机制。但是，相比于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统一监管是个相对长期的目标。而且，即使实现了统一监管，各种因人事冗杂产生的行政成本依然会折损监管效率。相较于将互联网金融中的无序状态归因于金融监管机构的分合，还不如在当前的监管框架下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譬如，争取早日建立数据共享的金融信息平台。此外，可以要求各种互联网金融业态归类于一定的监管部门。这种归类，可以尝试采用注册登记的方式:由互联网产品(或平台)的提供者主动将自己纳入现有监管体系。当经营过程中发生违规纠纷追究或违法责任追究时，以经营者是否按照相应业态的监管要求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或风险提示作为责任减免的依据。

从不同层面来看，可以将互联网金融与小微企业的融资模式分为很多种，按照融资资金需求，小微企业的传统融资渠道主要包括两种，即直接融资渠道和间接融资渠道；按照资金供给，互联网金融模式包括P2P、第三方支付以及大数据金融等。本文主要探讨了根据融资资金供求关系角度，将互联网与小微企业分为的四种金融模式，下面对其进行详细的分析。

（一）点对点融资模式

点对点融资模式作为互联网与小微企业重要的融资模式之一，对小微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点对点融资模式是通过互联网中介平台，寻找具有相应贷款能力的贷款方，从而实现借方与贷方资金相匹配的融资模式。点对点融资模式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在防范风险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互联网可使小微企业与贷方的信息更加的透明，从而使小微企业能够选择更加合适的贷款方，而贷款方可以有效降低风险。小微企业采用点对点融资模式，首先通过对贷款方利率条件的对比，选择利己的利率，小微企业与贷款方进入初步借贷合作双向筛选工作，同时双方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其次贷款方通过互联网平台审核小微企业的线上资格、还款能力以及信用，另外贷款方还要确认小微企业的营业执照和银行流水账单等，最后双方还要进行资金的匹配，对风险进行防控。

（二）基于大数据小额贷款融资模式

所谓的基于大数据下小额贷款融资模式指的是为了满足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电商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经过审核融资贷款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包括贷款灵活、资金周转快以及融资门槛低，小微企业的贷款流程更加系统化和网络化。基于大数据的小额贷款融资模式的流程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资金贷款前，小额贷款公司对小微企业还贷能力的考察。小额贷款公司采用在线视频资信调查的方式，对小微企业的营业现状以及财务的真实性进行考试，并对其还贷能力进行评估，第二部分是在资金贷款后，小额贷款公司对企业状况进行监控。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小额贷款公司对小微企业的现金流、经营行为以及财务状况进行监控，并对小微企业进行信用评价，以规避贷款风险。

（三）大众筹资融资模式

大众筹资融资模式主要是指利用社会性网络服务平台，小微企业采用预购或者合资资助形式向社会公众募集融资资金的模式，大众筹资融资模式主要包括股权众筹模式和创新项目众筹模式，其中股权众筹模式主要特点是小微企业利用股权众筹股权融资信息，实质上小微企业的融资开辟了一条新渠道；创新项目众筹模式的特点是小微企业融资利用市场宣传平台，提前预售创新产品。

（四）电子金融机构———门户融资模式

一、互联网金融概念与定义

1.互联网金融的起源。随着电子信息科技的蓬勃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日趋完善，在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金融发展就已见端倪。1995年世界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银行-SFNB（SecurityFirstNetworkBank）在美国诞生标志着互联网金融的正式起步，随后数年之内，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也对互联网金融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互联网金融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很快，尤其在2013年，互联网金融业务呈现爆发性增长趋势，故而被业界称为“中国互联网金融元年”。在互联网金融业务飞速发展的今天，其所特有的灵活性和广泛性使其收到了热情追捧，成为金融业的一支后起之秀。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模式的影响和冲击，既是金融行业借助互联网工具所实现的巨大创新和发展，也引发投资者对其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高度关注。

2.互联网金融的定义。人类社会发展离不开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而对金融行业来说，不存在实体化的物流，只有资金流和信息流的存在，互联网较传统金融的最大优势在于将无数零散的信息和数据实现了低成本的对接，从根本上打破了结构问题所形成的信息不对称，同时大数据将信息数据进行挖掘、搜集、加工和处理，使得信息对接的功效得到增强。从这个意义上讲，互联网、大数据与金融有天然的弥合性。本文认为，互联网金融是一种有别于传统金融的新金融模式，其依托于支付、云计算、社交平台等互联网工具，秉承“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互联网精神，采用安全、可移动的互联网技术，能够对传统金融模式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互联网金融对证券行业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的井喷式发展对证券行业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个方面来自诸如阿里巴巴、腾讯等大型的互联网企业利用自身客户和营销渠道优势积极参与线上证券业务，通过极其低廉的交易成本和广阔的销售渠道，以证券经纪业务为切入点和立足点，逐步渗透至整个券商零售业务；第二个方面是网络证券经纪牌照的放开，对传统证券经纪业务的巨大冲击，最终券商只能迫于压力而对传统业务进行改革。经纪业务是证券公司的老牌业务，也是证券公司的稳定利润来源，以往传统的经纪业务受众具有价格敏感、品牌认知程度低、可变性强等特点，这些也恰恰能够成为互联网企业向传统证券公司进攻的武器；互联网券商可以利用自己的营销渠道和成本优势，利用大数据支持下的信息为更多的投资者提供全面准确的市场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给投资者带来的非系统性风险，同时互联网券商很有可能将证券零售业务变成“价格战”的主战场之一。放眼全球，不乏优秀的电子商务企业成功经营网络证券业务的例子，比如日本的乐天证券，其通过集团的协作和资源整合效应，将其他金融子版块和自身的业务利用集团电商平台进行整合和优化，将集团整个金融产业链的协同效益发挥到了最大，从而使得自身在日本网络证券交易量中牢牢占据前三的位置。从以往海外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来看，网络券商的集中程度较高。2013年日本个人股票委托交易量主要集中在五家网络证券公司，市场份额达到71.20%。因此，放开优秀互联网平台新设或控股证券公司展开网络证券业务，对于目前集中度较低的经纪业务则会带来较大的负面效应。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的数据，当前国内证券公司的经纪业务收入占全部业务收入的比重自2007年至2013年分别为54%、71%、69%、56%、51%、39%和48%，经纪业务几乎占据了券商全部收入的半壁江山，被视为证券公司赖以生存的“生命线”。前几年证券经纪业务保持较为平稳的收入态势和占比率，是因为佣金费率下降有明显放缓的趋势。2014年2月，由腾讯公司和国金证券联合推出的一款证券经纪业务金融产品———“佣金宝”的正式上线，被业界视为互联网金融向传统证券经纪业务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三、海外网络券商发展状况

佣金费率下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监管政策开放和新技术运用。海外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券商的佣金费率伴随着政策管制到政策开放而呈现下行趋势，未来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发展，使得证券行业的收入结构也将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动：由过去的过度依赖证券经纪业务分散至承销业务、并购业务、做市商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从而实现收入结构由“一枝独秀”向“百花齐放”过渡。以美国的证券经纪业务为例，先后在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经历了两次佣金价格战，分别催生了嘉信为代表的折扣经纪商和一批如E-Trade的纯网络经纪商，而后者得益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交易方式更加便捷。这两次价格战也使得美国证券经纪业务的佣金率快速下滑，从1976年的0.73%持续回落到1999年的0.08%。日本在2000年左右也经历了互联网券商的高速发展，网络券商的佣金战使得行业佣金率水平在2000年前后下降了50%以上。中国证券行业当下现状与21世纪初的发达经济体，如美国，日本情况较为相似，券商业务佣金费率下调趋势已不可逆转。当经纪佣金收入增长日渐疲软后，证券行业如何实现转型及结构调整，已成为当前各家券商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虽然中国当前的互联网总体环境较之21世纪初的发达经济体有很大差异，但深入分析对比国内外证券经纪业务面临互联网金融冲击时的业务调整思路，有助于为中国证券业提供发展经验和未来变革途径。

四、经纪业务如何转型

一、互联网金融对信用卡分期业务的影响

（1）互联网消费信贷仍处于试点时期目前，互联网企业推出的消费信贷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虚拟信用卡，二是可透支账户。虚拟信用卡由互联网企业提供数据，通过银行发卡平成发卡，如2014年3月支付宝、腾讯联合中信银行拟推出的虚拟信用卡，因不符合监管机构对于信用卡审核“亲访、亲签、亲核”的要求，已被监管机构暂时叫停。未来，虚拟信用卡的办理、审核流程是否能够符合监管机构对于安全性、反洗钱等方面的要求，将成为其能否投入实际应用的关键。可透支账户形式的网络消费信贷产品目前也仅在小范围内应用，如京东“白条”最长免息期30天，分期付款为3～12期，利率为每期0.5%，违约金为每日0.03%，仅限京东商城使用。与信用卡相比，京东“白条”在分期利率和违约金方面有一定优势。尽管关于监管机构暂停互联网消费分期产品的消息不断，但互联网企业对其的试验和探索并未停止，反而参与的范围愈加扩大。2014年7月初，支付宝“信任宝”意外曝光，与此同时，支付宝母公司蚂蚁金服旗下的蚂蚁微贷联手天猫推出了可在天猫赊购的分期服务。虽然支付宝于2014年12月中旬再次否认推出透支消费服务，但使用“大数据”技术对用户授信仍是各互联网企业觊觎的焦点之一。（2）互联网小微企业订单分期已初具规模互联网小微企业订单贷款以阿里小贷为主要代表，其基于买家订单金额系统给出授信额度，实际上是订单质押贷款，最高额度达100万元。2014年上半年，阿里小贷贷款余额约300亿元，虽与工商银行小微企业贷款和个人类贷款余额约4.6万亿元相比差距甚远，但其业务办理灵活、快捷的优势也值得银行业借鉴。与此同时，银行业迅速推出以POS收入绑定为还款来源的商务信用卡采购分期付款业务与其竞争，如工商银行的小微企业逸贷公司卡，广发银行的生意人卡，平安银行的贷贷平安商务卡等，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

二、互联网企业与银行双方优劣势分析

1．客户信息来源各有所长

一方面，互联网企业获取客户交易行为、关联企业、市场动态的信息体量和连续性较银行更具优势。互联网企业与多家银行合作，掌握客户搜索偏好，了解客户具体消费信息；而银行无法了解资金进入第三方账户后的明细信息,只能掌握客户与自身开展业务的单边信息，信息静态且被分割，信息渠道上不占优势。另一方面，银行的信息质量和历史信息长度优于互联网企业，信息真实性更强，但急需将银行各专业、系统的信息集中、整合、共享和挖掘。

2．互联网企业形成跨界平台，银行平台建设有待加强

互联网企业将其定位从交易服务平台转向了信息服务提供商，充分利用平台搜集数据、互动营销、反馈分析，形成集成化平台优势。虽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平台运作已较为成熟，但银行的电商平台才刚刚起步。银行正在逐步完善整合多平台，但集成化仍落后于互联网企业，银行综合性平台建设应加快步伐。

3．互联网企业面临政策壁垒，银行存在特许经营优势

一、互联网金融市场信用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任何金融产品都是对信用的风险定价，对金融市场管理的关键就是对信用风险的管理。互联网金融所改变的是传统金融的方式而不是金融本身，无论互联网金融创新产品如何虚拟化和技术化，核心是金融而不是互联网技术，因此互联网金融产品同样是对信用的风险定价，对互联网金融市场管理的关键也是对信用风险的管理。由于互联网金融具有“互联网+金融”的双重特性，决定了互联网金融市场较传统金融市场信用风险更加复杂、更加难以防范。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市场信用风险管理的问题主要来自制度设计缺失、交易过程失控、风控手段缺乏和互联网应对方案缺位四个方面。

（一）对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制度设计缺失1、未针对互联网金融市场特点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我国的《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都是基于传统金融而制定的，已不能满足互联网金融市场的监管要求，如为控制传统金融机构信用风险而设定的资本充足率、杠杆率等规定，对互联网金融的适用性较弱；对于P2P贷款、众筹融资等新的融资类业务无相关法律文件可循；在第三方支付领域，虽然我国已经初步构建起网上支付业务的管理体系，但在二维码支付、虚拟信用卡支付等新兴领域，很多政策仍处于空白阶段。互联网金融市场一旦发生经济案件，投资者将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维护自身权益。2、监管主体处于多头和部分监管真空状态。目前互联网金融市场中，第三方支付由央行监管，互联网基金理财由证监会监管，互联网保险由保监会监管，市场处于分业监管状态，并且没有形成互动协调机制；现在互联网企业多为跨界经营，涵盖支付、信贷、担保、保险、基金理财等多个领域，各业务之间存在着大量关联和交易，由于各监管部门只负责相应职责，因此对于业务之间的关联和交易存在监管真空；同时P2P借贷、众筹融资、网络货币等新业态尚未明确监管主体，监管信用风险更无从谈起。

（二）对互联网金融交易过程的监控手段薄弱1、对参与主体的合规性没有设定有效验证，加大了交易信息不对称风险。互联网金融交易信息的传递、支付结算都在虚拟的电子世界中进行，使得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风险很大。加之对于主体身份识别、信用违约记录、交易目的核查等信用风险评价要素并未设立系统的验证方案，更加大了互联网金融交易的信用风险。如第三方支付机构在办理大额资金汇划时无需使用必要的安全校验工具；P2P网贷平台风险准备金不足的违规性问题无系统核查、也没有资本约束设置，目前已发生过多起卷款潜逃事件。2、对互联网滞留资金没有实现有效跟踪，导致信用风险积聚。在进行互联网金融交易时，首先必须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开设账户,之后资金才能在互联网上流转。虽然在资金的调拨过程中,依旧离不开银行的底层服务,但从业务性质上，第三方支付平台事实上从事了与银行结算类似的业务。沉淀资金往往会在第三方处滞留一两天甚至一两周不等，由于缺乏有效的担保和监管，大量的资金沉淀会导致其信用风险积聚；当第三方支付平台在各银行系统账户轧差结算时,每笔客户资金的来龙去脉变得更为复杂，又相当于屏蔽了外部对资金流向的识别,使得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注册虚拟账户的任意主体,都可以轻松实现不同账户间的资金转移（如网络洗钱）。

（三）对互联网金融市场信用风险控制的手段缺乏互联网金融市场由多边信用共同建立，网络节点交互联动，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波及整个网络。由于互联网金融信用风险隐蔽性强，关联度高，目前还没有建立有效的风险识别和分析手段。1、未与央行征信系统关联，信用风险识别手段单一。除传统的金融机构外，互联网公司尚无法接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相互之间也没有建立信用信息共享机制。目前互联网公司信用风险审核主要依托其网络平台，信用风险识别手段单一，对借款人的信用审核完全凭借各自的审核技术和策略，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流。互联网公司作为互联网金融市场多边信用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其技术风险以及平台的脆弱性对整个金融网络的影响不容忽视。2、面对互联网海量信息，传统信用风险分析方法难以运用。互联网金融市场信息具有无限性、广泛性、无序性等特点，海量的信用交易数据储存在网络后端的Access、Oracle、SQLServer等数据库中，在提取数据进行信用风险分析时，不可避免地被大量无用信息所困扰，造成工作量大、分析效率低下，难以作出有效分析和判断。

（四）对互联网金融市场各种非预期事件没有系统化应对方案一方面，在互联网环境下，金融市场面对的是开放的网络通讯系统、不健全的网络监管、各种非预期的电脑黑客以及不成熟的电子身份识别技术和机密技术，存在着巨大安全隐患，若爆发系统性故障或遭受大范围攻击，将可能导致各类金融资料泄露和交易记录损失。另一方面，我国互联网金融市场基础架构所使用的大部分软硬件系统均是国外研发，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互联网金融设备较为匮乏，使得我国整体互联网金融安全面临一定威胁。而对于上述因素对金融数据安全性和保密性的影响，目前还没有建立相应的系统化应对方案。

二、国际互联网金融市场信用风险管理的经验

作为新生事物，互联网金融市场的信用风险管理在全世界都面临挑战。因为互联网金融并未改变金融的本质，而美国、英国等成熟市场对各类金融业务的监管体制相对健全，体系内各类法律法规协调配合机制较为完善，能大体涵盖接纳互联网金融新形式，不存在明显的监管空白，通过分析总结他们的管理经验，可以为我国提供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