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与环境论文范文精选
化学与环境论文范文第1篇
目前许多院校广泛采用主辅修方式培养复合型人才，即学生在完成主修专业课程的基础上，再辅修第二专业的课程。辅修课程的上课时间经常与主修课程的上课时间相冲突，或者辅修课程的上课时间统一被安排在周末或晚上，这给辅修课程的学习带来不便。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可采用特色班级方式培养，即在招生时就用固定班集体招生、统一培养。这种培养方式便于课程体系的学习，尤其是便于实践课程的教学与管理。湖南城市学院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同时拥有化学工程和环境工程两个专业，这使得该学院在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的招生、教学与管理有独特的资源优势。
2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
在课程体系设计上，不能简单地将环境工程专业与化学工程专业的课程“拼盘”。根据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特点和要求，我们在请教专家、调查学生的基础上对环境工程专业、化学工程专业的相关课程进行了有机整合，形成了培养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的课程体系，该课程体系由5个课程模块组成。公共基础和素质课程模块。该课程模块包括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军事训练、大学体育、大学英语、计算机基础、大学语文。专业基础课程模块。该课程模块包括高等数学、工程制图及CAD、无机化学及实验、有机化学及实验、分析化学及实验、仪器分析及实验、物理化学及实验、化工原理及实验、波谱分析。专业核心课程模块。该课程模块包括环境化学、管网工程、环境微生物学及实验、环境生态学、环境监测及实验、水污染控制工程及实验、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及实验、固体废物处理工程及实验、噪声污染控制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特色课程模块。该课程模块包括化工环境保护、化工污染控制工程、化工污染控制设备、绿色氧化技术、突发性化工环境污染事故的预防与处置等课程。实践教学课程模块。该课程模块包括环境工程仿真实验、工程设计、工程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PIDCAD工艺流程制图、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论文(设计)。该课程体系在保留环境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基础上，《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仪器分析》、《化工原理》、《波谱分析》等专业基础课程内容和学时与化学工程专业一致，在课程设置上体现出环境工程专业与化学工程专业课程的复合；特色课程模块和实践教学课程模块体现出环境工程专业与化学工程专业课程的融合。
3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教学方法
对于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要求综合培养学生环境工程、化学工程两专业的知识和能力，达到综合培养的目标，这就要求其相应的教学不能采用灌输性的教学风格，而应采用渗透式教学、融合式教学、案例式教学和研究性教学等。(1)渗透式教学是指在上述专业基础课程模块中渗透环境工程专业知识的教学，在上述专业核心课程模块渗透化学工程专业知识的教学。例如，《物理化学实验》中动力学实验可以让学生动手做“Fenton试剂降解除草剂2,4-D反应速率常数和活化能的测定”。(2)融合式教学是指在上述特色课程模块和实践教学课程模块中将环境工程和化学工程中的知识、原理、技能融成一体进行教学。例如，《化工污染控制工程》中教师可结合工程实践进行“流化床化学反应器处理农药厂废水”的专题教学，将流化床工艺设计参数、原理、废水排放标准等融合在一起进行教学。(3)案例式教学就是指在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教学过程中结合教学内容运用工程中的实际案例进行教学。例如，《水污染控制工程》中教师可结合工程实践进行“电镀厂含铬废水的深度处理”的案例教学。(4)研究型教学是指在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教学过程中教师结合教学内容，通过创设学习情境，促进、支持和指导学生完成研究型学习活动，来综合培养学生能力与素质的一种教学方法。例如，在“Fenton试剂降解除草剂2,4-D反应速率常数和活化能的测定”实验中，教师可引导学生自己查阅文献资料，引导学生思考如何测定溶液中2,4-D的浓度？如何用计算机软件绘制2,4-D浓度的标准曲线？让学生自己确定实验中所需要的仪器和使用的方法，引导学生思考FeSO4和H2O2使用量对2,4-D降解速率的影响，如何求算该降解过程中的速率常数K和表观活化能Ea？
4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师资队伍建设
良好的师资队伍是实施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关键。要培养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首先必须有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的师资。笔者认为，要改变目前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的师资匮乏问题，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加强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师资队伍建设。(1)引进、培养具有环境工程和化学工程双专业学位的高水平的博士或硕士，他们在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教育期间接受过环境工程、化学工程的专业教育，具备环境工程和化学工程复合的知识结构和科研素养，是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理想师资队伍。(2)教师交叉自学和资格认证。在学院内部要求有环境工程专业学位的教师参加化学工程的本科理论与实践教育，要求有化学工程专业学位的教师参加环境工程的本科理论与实践教育，教育期满后进行考试认证，达到认证资格的教师才能评聘为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师资。(3)聘请企业有工程实践经验，且有良好师范素养的工程师参与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5学生自主学习是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
化学与环境论文范文第2篇
目前许多院校广泛采用主辅修方式培养复合型人才，即学生在完成主修专业课程的基础上，再辅修第二专业的课程。辅修课程的上课时间经常与主修课程的上课时间相冲突，或者辅修课程的上课时间统一被安排在周末或晚上，这给辅修课程的学习带来不便。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可采用特色班级方式培养，即在招生时就用固定班集体招生、统一培养。这种培养方式便于课程体系的学习，尤其是便于实践课程的教学与管理。湖南城市学院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同时拥有化学工程和环境工程两个专业，这使得该学院在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的招生、教学与管理有独特的资源优势。
2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
在课程体系设计上，不能简单地将环境工程专业与化学工程专业的课程“拼盘”。根据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特点和要求，我们在请教专家、调查学生的基础上对环境工程专业、化学工程专业的相关课程进行了有机整合，形成了培养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的课程体系，该课程体系由5个课程模块组成。公共基础和素质课程模块。该课程模块包括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军事训练、大学体育、大学英语、计算机基础、大学语文。专业基础课程模块。该课程模块包括高等数学、工程制图及CAD、无机化学及实验、有机化学及实验、分析化学及实验、仪器分析及实验、物理化学及实验、化工原理及实验、波谱分析。专业核心课程模块。该课程模块包括环境化学、管网工程、环境微生物学及实验、环境生态学、环境监测及实验、水污染控制工程及实验、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及实验、固体废物处理工程及实验、噪声污染控制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特色课程模块。该课程模块包括化工环境保护、化工污染控制工程、化工污染控制设备、绿色氧化技术、突发性化工环境污染事故的预防与处置等课程。实践教学课程模块。该课程模块包括环境工程仿真实验、工程设计、工程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PIDCAD工艺流程制图、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论文(设计)。该课程体系在保留环境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基础上，《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仪器分析》、《化工原理》、《波谱分析》等专业基础课程内容和学时与化学工程专业一致，在课程设置上体现出环境工程专业与化学工程专业课程的复合；特色课程模块和实践教学课程模块体现出环境工程专业与化学工程专业课程的融合。
3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教学方法
对于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要求综合培养学生环境工程、化学工程两专业的知识和能力，达到综合培养的目标，这就要求其相应的教学不能采用灌输性的教学风格，而应采用渗透式教学、融合式教学、案例式教学和研究性教学等。(1)渗透式教学是指在上述专业基础课程模块中渗透环境工程专业知识的教学，在上述专业核心课程模块渗透化学工程专业知识的教学。例如，《物理化学实验》中动力学实验可以让学生动手做“Fenton试剂降解除草剂2,4-D反应速率常数和活化能的测定”。(2)融合式教学是指在上述特色课程模块和实践教学课程模块中将环境工程和化学工程中的知识、原理、技能融成一体进行教学。例如，《化工污染控制工程》中教师可结合工程实践进行“流化床化学反应器处理农药厂废水”的专题教学，将流化床工艺设计参数、原理、废水排放标准等融合在一起进行教学。(3)案例式教学就是指在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教学过程中结合教学内容运用工程中的实际案例进行教学。例如，《水污染控制工程》中教师可结合工程实践进行“电镀厂含铬废水的深度处理”的案例教学。(4)研究型教学是指在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教学过程中教师结合教学内容，通过创设学习情境，促进、支持和指导学生完成研究型学习活动，来综合培养学生能力与素质的一种教学方法。例如，在“Fenton试剂降解除草剂2,4-D反应速率常数和活化能的测定”实验中，教师可引导学生自己查阅文献资料，引导学生思考如何测定溶液中2,4-D的浓度？如何用计算机软件绘制2,4-D浓度的标准曲线？让学生自己确定实验中所需要的仪器和使用的方法，引导学生思考FeSO4和H2O2使用量对2,4-D降解速率的影响，如何求算该降解过程中的速率常数K和表观活化能Ea？
4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师资队伍建设
良好的师资队伍是实施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关键。要培养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首先必须有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的师资。笔者认为，要改变目前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的师资匮乏问题，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加强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师资队伍建设。(1)引进、培养具有环境工程和化学工程双专业学位的高水平的博士或硕士，他们在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教育期间接受过环境工程、化学工程的专业教育，具备环境工程和化学工程复合的知识结构和科研素养，是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理想师资队伍。(2)教师交叉自学和资格认证。在学院内部要求有环境工程专业学位的教师参加化学工程的本科理论与实践教育，要求有化学工程专业学位的教师参加环境工程的本科理论与实践教育，教育期满后进行考试认证，达到认证资格的教师才能评聘为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师资。(3)聘请企业有工程实践经验，且有良好师范素养的工程师参与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5学生自主学习是环境工程与化学工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
化学与环境论文范文第3篇
说起化学，我觉得就不得不要提一提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了，如今科技发达，为满人欲，各类各式的物品更是层出不穷，有的是大自然的“复制品”，有的是我们双手创出出来的，但是人类发明了它，却又不知道如何分解它，以至于垃圾中绝大多数的化学垃圾不知如何处理，它们正在一步一步的侵蚀我们的家园、占领我们的土地，填埋？焚烧？似乎都不对，终究不是长远之计，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从工业时代到如今的信息化时代，化学已经不再是学者们的专利了，它已经深入到我们寻常百姓的生活之中了，它无时无刻不出现在我们身边，例如，书桌上的油漆、更耐用的合金、耐磨轻便的跑鞋，几乎无处不在。确实，化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扰，那就是这些原来不属于自然界的物品不知道该归去何方？由此也滋生了很多环境问题……
相信在现在信息发达的媒体网络上我们应该都知道很多关于环境的“传闻”了，各类环境问题已经是迫在眉睫，而且是日益突出，采取有效措施去解决它更是刻不容缓。人们常说，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虽然说的情况有些不同，但是我想道理还是一样的，既然我们运用化学技术为人类创造了那么多的“福利”，那么我们也可以从化学出发，找到能够分解这些垃圾的方法。自古以来，人类在大自然中得到、消失，循环往复，重复了几千年，如今我们也应该用我们创造新事物的方法去完成这场“循环”。
“剪不断，理还乱”，化学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依赖自然而生，也倍受化学的滋润，所以让二者平衡发展更是我们现在应该要去努力实现的。我们需要化学，但是我们同样也对自然有着一颗无比热爱的心！
化学与环境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网络环境；外语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
Brown 曾说过：“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也是语言的一部分，二者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如将二者分离，必然会损其一。”（Brown, 1980）语言与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而且也是社会文化系统的一个重要方面。语言不是消极地反映社会文化系统，而是积极地帮助人们构筑其社会文化系统，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
语言学家Sapir 也曾说：“语言交际有一个环境，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Sapir, 1921）人际交流是通过言语行为和非言语行为实施的，二者又都受制于文化。有语言学家认为，“文化即是交际，交际就是文化。”同时，有专家预言，“21 世纪人类‘文化冲突?蒺将比战争威胁更显突出。”研究表明，我国外语学习者在跨文化交际中的障碍常为“文化错误”，而且其社会文化能力滞后于语言能力，难以适应跨文化交际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从语言教学改革入手，扭转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脱节的现象。
随着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地球村逐渐形成，利用网络和多媒体技术，我们可以很方 便地了解许多不同国家的文化风俗。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在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今天，其地位更加显著。我们用英语和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人进行文化、科技、商务贸易等方面的交流，但只懂语言不懂文化背景知识并不能解决所有的交际问题，因此，文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一、语言和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底座，语言和它赖以生存的文化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文化是一个多元而复杂的概念，涉及很多领域，如人文学、社会学和语言学，最重要的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使用同一种语言。人类学家Tailor认为，“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Goodenough，1981) 束定芳和庄智象则认为，“从文化的结构特点出发，文化是通过社会学习得到的知识。”(束定芳，庄智象1998)。
戚雨村对文化的定义更为全面，“文化的范围包含了三个层次： ①物质文化，它是通过人们制作的各种实物产品表现出来的，包括建筑、服饰、食品、用品、工具等。②制度、习俗文化，它是通过人们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表现出来的，包括制度、法规以及相应的设施和风俗习惯等。 ③精神文化，它是通过人们思维活动所形成的方式和产品表现出来的，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审美情趣、道德情操、，也包括哲学、科学、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和产品。”(戚雨村，1998)。
中西语言文化间有很大差异，由于学生对西方文化不了解，意识不到这种差异，往往产生学习障碍和错误。学生在外语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外语文化背景的影响，这种方式体现在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文化的差异必然造成词义、句义、联系意义和比喻意义等语言现象的差异。
外语教学的任务是培养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进行交际的人才，外语教学专家区分交际中的语言错误和文化错误时认为后者更为严重。因此，学习语言的过程就是认识文化的过程，也就是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过程。
二、跨文化交际能力
近年来，跨文化交际已经成为我国教育研究的热门话题，跨文化交际所带来的影响比较广泛。在我国外语界，教师和学生提高自身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要求日趋强烈。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通讯网络的发展，一个全球性的系统已经形成。人们在文化取向、价值观念、社会规范、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他们在编译码过程、言语和非言语行为、语言的使用规律、语篇组织结构等众多方面存在差异。（张艳，杨跃2006）
传统语言学家Lado (1961)认为英语水平(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是由知识和技能两大部分组成的。知识包括语法、词汇和语音；技能包括听、说、读、写、译，但并没有强调知识和技能是密切相连的，而语境、语篇和情景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因为这种孤立的知识和脱离情景的技能难以保证有效的交际。因此，现代语言学家将外语水平定义为“跨文化交际”(文秋芳，1999)，因为外语的交际总是发生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英语又是国际语言，交际双方可能来自说英语国家，也可能来自非英语国家，文化背景差异很大。提高学生英语综合能力必须包括处理文化差异的能力，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不单单是语言能力的培养，而应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
跨文化交际能力由交际能力和跨文化能力两部分组成。而交际能力由语言能力，语用能力及策略能力构成。其中语言能力指句法、词法、语音、拼写等方面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具体又分为语法能力和语篇能力。语法能力指学习者能够选择合适的单词和恰当的句子结构，然后将所选单词合理的组成句子，并正确地说出来。语篇能力指将话语组成互相衔接、连贯的、完整语篇的知识和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如：
(1)A： That?蒺s the telephone.
B： I?蒺m in the bath.
A： OK.
就字面而言，A和B之间的对话没有什么连贯性，即没有什么衔接手段将他们联系起来。但从言外行为上看，A和B之间所说的话语是相关的，其相关性存在于话语的隐性衔接与连贯上，只不过没有在表层语句上反映出来而已。如果将其补全，就会产生下面的结构：
(2)A：That?蒺s the telephone. (Please go and answer it.)
B：No， I can?蒺t answer it， because I?蒺m in the bath.
A：OK. (I?蒺ll answer it then.)
这个例子说明语篇不仅通过语法来规范句子,还可以通过具体的语境按约定俗成的规则来完成其连贯性。语用能力指在非语言环境中表达和实施语言的能力及掌握语言使用规则的能力。非语言环境指的是交际的时间、地点、人物身份和文化背景。
策略能力指的是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如何正确的评估自己以及对方的语言和背景知识，然后做出计划，即选择何种方式实施交际目的，最后由相关的心理、生理机制来完成既定的计划。具体细分为补偿能力( compensation competence) ，即如何在出现表达困难时让别人理解自己的讲话内容；协商能力( negotiation competence) ，即如何在出现理解困难时获得意义。前者可通过同义词，体态语等获得补偿，后者可通过重复，重新组织话语等来帮助对方理解话语。
由此可见，跨文化能力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对文化差异的宽容性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在教学中一定要特别注意对学生在这些方面的培养。
三、语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文化教育不足
传统的语言教学过程只是强调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方面的传授，忽视了文化教学，未能把与所授语言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与其语言知识相互融会贯通，极大地影响了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使他们不能正确地传达或接受语言载体所承载的所有信息，从而导致交际的失败。这种传统的语言教学观侧重于对语言知识本身的教授，几乎没有考虑到语言与其他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忽视了语言的交际功能所要求的文化背景，从而导致语言教学中对文化教学的重视不足。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1. 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对文化因素的研究不足
回顾语言学理论研究发展所经历的四个阶段：即历史比较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转换生成及功能主义语言学。这四个阶段对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只强调语言系统本体性的研究，主要揭示了语言系统组成部分(语音、词汇、句法及语义等) 各自内在规律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并探讨了语言系统内部诸要素的组织规律。这些研究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语言这一符号系统的认识，由此可见，语言学理论研究对文化研究的不足间接地影响到语言教学中文化教学实践。（王蕴，2006）
2. 语言教学中对文化教学的重视不足
语言观指导着语言教学，就英语教学而言，它经历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和英语作为外语(EFL，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的教学分化。19 世纪，英国殖民地一直把英语教学作为以英国文学同化其殖民地的媒介而存在，因此，教学方法上采用直接教学法。20世纪20 年代，ESL具有传递知识的实用功效这一观念开始出现，到了50 年代，ESL与EFL开始被人们区分。英语作为外语教学(TEFL)着重于培养学生运用英语进行对外的交际，而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TESL)着重于培养学生内化英语作为语言的功能。后来相继出现了一些以不同语言学流派或其中某些观点为指导的教学法，如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理论指导的盛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听说教学法，以Krashen 的二语习得理论为基础的自然教学法，这些教学法多注重于语言形式和机械的句型练习。
3. 缺乏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
目前，很多高校仍然采用每周4个学时大班填鸭式授课方式，教师仍唱独角戏。没有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主体，而教师只起指导者、组织者、监督者、促进者的作用。有的高校虽然对非英语专业学生加设了口语课，但一两个课时让50多人互动起来，客观上确实有一定难度。而且，传统的教师举例、学生反复操练的教学方法缺乏真实的语言环境，使学生无法充分了解英美的风土人情和文化背景。教材单一，缺少较强的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意识。更重要的是忽视了学生具有不同层次英语水平的实际情况，无法将学生从课堂解放出来进行自主、个性化的学习，无法做到因材施教，制定每个人的学习策略,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难以得到提高。
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语言教学的质量问题，就必须对语言与文化关系重新认识，使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有机地结合，成为相互支持的整体。
四、利用网络环境，改进外语教学模式，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多媒体、网络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外语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新契机，以网络技术为支撑，使英语教学朝着学生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的主动学习、个性化学习的方向发展。确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以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为教学改革方向，将课堂语言教学、网络自主学习和小班口语辅导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作为整体进行英语教学，补充大量的英美文化背景知识，使学生接触更多的英语语言文化，深入并恰当地使用英语以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网络教学是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特别是互联网调动尽可能多的教学媒体、信息资源构建有意义的学习环境，以促进和支持学生的学习活动。在教师的组织和指导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学生能够真正成为知识信息的主动建构者，更多接触和了解英语文化的相关知识，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外语学习是一种跨文化学习，而信息技术和多媒体网络技术给跨文化交际学习带来一场变革。网络不仅具有巨大的语言和文化学习资源，更是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大平台。多媒体网络环境为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创造了相当有利的条件。
英语教学是对人的品格、思维、语言能力、文化知识和意识等的全面素质教育。了解文化差异，增强跨文化交际能力，加强全球意识并使学生在实际交流中具备多元文化的包容性显得尤其重要。在英语教学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逐步扩展文化知识的内容和范围，有意识地渗透文化教育，教会学生如何得体地运用语言，培养对中外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鉴别能力，从而提高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
另外，通过相关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来拓宽学生的视野，创造感受外国文化的氛围， 从而熟悉外国文化。教师还可以收集一些外国文化资料，通过播放相关的课文录像及英文歌曲和电影，使学生直接感受到外国人交流时使用的语言、表情、手势等，体味其交流的真实性。有外教的学校还应充分发挥外教在西方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他们是活的文化教材，让学生直接与外教交流，听外教做报告或讲课，外教的言传身教会对学生起到一种文化上潜移默化的作用。
一直以来，大学的英语教学侧重点都放在了语言知识的传授上， 而忽略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改进教学方法，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对课堂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加以强化，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外还可以举办一些专题讲座，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培养出具有较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
五、结束语
外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跨文化交际，为了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全面提高外语教学的效率和质量，大幅度地提高学生的外语应用能力，既是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跨世纪的高等教育的一项紧迫任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到跨文化教育是外语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把语言看作是与文化、社会密不可分的重要部分，利用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改进外语教学模式，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实现外语教学的最终目标。
参考书目：
[1] Brown， H. D. Principle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80. 27
[2] Sapir, E.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21. 31
[3] Goodenough. Culture， Language and Society [M]. Benjamin Cummings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23
[4] Lado, R.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Applied Linguistics for Language [M]. Teacher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7. 73
[5] 束定芳， 庄智象 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和方法[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6] 戚雨村, 语言・文化・对比[M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8
[7] 张艳，杨跃 网络外语教学新模式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外语电化教学 第110期 2006年8月 57
化学与环境论文范文第5篇
（一）设计艺术学的概念
设计艺术在处理好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同时，更偏重解决好物与人之间的关系，格外重视所设计的产品对人的心理与生理所产生的作用。艺术设计学是一门边缘交叉的新兴学科，是集汇艺术、科学、经济三门学科研究的主要所研究的内容，它的内涵和外延在当前作用下不断地充实和发展，目前它的学科体系尚在构建和完善中。在潘鲁生主编的《设计艺术原理》一书中，给设计艺术下的定义：是指以设计艺术的纵向历史发展和横向的理论研究为对象，针对设计发展和实践过程中产生的以及经过不断验证提炼的艺术规律，进行总结、分析和凝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前瞻性和规律性的理论指导，是对设计艺术活动的理性思考。设计艺术几乎包括了设计艺术学中的研究内容、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
（二）环境艺术设计的概念和内容
人类发展的历史，也是人类创造理想生存环境的历史；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也是人类改造自身生存环境的历史。环境艺术设计是时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环境艺术是以科学美为前提，进而表现出功能美；以功能美为基础来达到完善科学美的目的。在人是按照美的规律创造事物的的原则驱动下，人类对环境的艺术化处理，即环境艺术设计，是改良人类生存环境、提高人们生计质量、创造出理想生活的一种有用手段，环境艺术起码包含城市规划、建筑艺术、园林艺术、公共艺术、城市雕刻、壁画、和供人们生活、工作、休息的内部空间，即室内空间。
（三）设计艺术学科中有关环境艺术设计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设计艺术学科是一个具有归纳、多元交织、权变的特别学科。由于其学科的本性决定了，它与新的材料，新的科学技术、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观念、新的艺术形式、新的创造发明等等，它与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可能对其产生影响，甚至会因为某个因素让其发生变革。因此，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设计主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可以这样理解：设计系统的主体是由许多其他学科的学科体系和相关学科的系统连接。设计艺术学科便是一个完全通达的学科体系，它必定要不断汲取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新方式、新方法，以此在多元、交叉学科中不断发展壮大，以适应时展的需要及社会的需求。环境艺术设计学科包含在设计艺术学科中，它自然而然受其影响，也要不断地吸收-发展-壮大，以便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二、环境艺术设计的范围及其理论研究的内容
（一）环境艺术设计的范围
环境艺术设计是为社会大众创造出更加适宜的生存、生活以及发展的理想环境，是为社会大众营造出舒适、理想的生存环境空间的设计行为和设计方法。它与人类生活所涉及的多方面因素休戚相关，同时它与人类多方面的联系不仅对维持现代人类生活起着直接作用，也体现出了浓郁的时代文化特征。环境艺术设计的范围，涉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美学等，系属跨领域跨多种学科，范畴极其宽泛。它是集多种艺术、学科组成的综合性的有机整体。在其与空间、时段、目标的广泛性上，凸显出了它与其他艺术门类不相同的特征。它是以自然环境为出发点，通过人为的空间分割、规划、设计和景观营造建设手法，采用各种艺术、技术的手段，在满足人的需求的基础上，协调人、社会、自然环境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此营建出优质的生活、生存环境。“它包括建筑设计，室外环境设计，室内环境设计，景观设计，绘画，雕塑，广场设计，围绕主体建筑相关的外部等路桥和辅助设备，城市规划设计也属于这一范围”。
（二）环境艺术设计理论研究的内容
环境艺术设计是一个覆盖面很广的跨多学科的综合性学科，因为它具有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艺术，其决定了和建筑学、环境心理学、美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等学科的有机结合。环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人们见识的不段增长，人类生活面的不断扩宽，环境艺术设计自身的知识面也要不断的拓展。其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三、环境艺术设计在整个设计学中的作用和意义
（一）环境艺术设计是多学科的综合
1.设计学中对设计类型的划分
在设计学中，对于设计类型的划分，不同的设计家和设计理论家由于自身所处的设计范围和他们本身所从事的行业的对设计的观点不同，进行过不同的归类。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发展，设计的领域也在不断地在人们的社会生活、日常生活、生产的各个领域扩展，过去的设计类型的划分方式已不能适应当前的设计活动，复杂的设计现象。在这样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设计家和设计理论家绝对倾向于按设计目标的不同，把设计大抵划分为：“为了传达的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为了使用的设计——产品设计；为了居住的设计——环境设计三大类型，这种划分方法的原理，是将构成世界的三大要素：自然——人——社会，作为设计类型划分的目标点”。
2.环境艺术设计是多类型的设计
环境分自然因素环境和人造因素环境，自然环境经由人工的设计、划分、营建、艺术化处理而成为人造环境。人工环境按照空间形式可划分为室内环境和室外环境，按功能划分，可分为居住环境、商业环境、工作环境等。设计界和设计理论界由于对环境艺术类型的区分并无统一的准则和方式，所以多半是根据空间形式来进行分为建筑环境设计、城市规划设计、室内环境设计、室外环境设计和公共环境艺术设计等。
3.环境艺术设计综合多学科
环境艺术是一门综合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美学等的艺术，是一种人为的艺术和自然环境表现形式的艺术。环境艺术设计即满足了人们生活的需求，又体现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推动了环境设计的可持续性发展。“诗意地栖居大地”，“适合于人、适合于空间、适合于时间”，即环境艺术设计的“三个适合”，它与环境艺术设计的“三个原则”其作用越来越被人类重视。比如，在多元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推进下的我国城市环境艺术，其发展模式也愈加的现代化，多样化，专业化。其文明发展，也融汇科学性、艺术性、公共性、趣味性于一体，经过环境艺术设计的生活化处理，从而促使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推动环境艺术与城市环境设计的和谐、绿色、可持续性的良性循环发展。
（二）环境艺术设计对当下建立设计艺术学科有了新的认识
进入21世纪后，环境艺术设计的最终目的是为人们创造理想的生活方式，体现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价值，对建立设计艺术学科的主题的确立一个新的认识。当今环境艺术设计，把经济、意识形态、技术、社会特质加以重视；在环境艺术设计的诸多要素中，将技术、科学、人文、美学等和其他商业因素加以融合，成为一体，大大扩展了设计艺术学的深度和广度。资源问题、生态问题、设计形态问题是21世纪我国设计艺术发展的三大主题。环境设计对未来社会文明的思考，不能简单地理解与市场结合即可，而是要有长远发展战略的眼光，如何进一步解决未来新的社会问题和进一步更新现有的设计语言？因此，对环境艺术设计的研究更应以“知识整体”的观点为立足点，不断的在整个系统中吸取新的理论、方法、方式，促使设计艺术学逐渐的完善和成熟。
（三）环境艺术设计在设计学中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设计实践、设计现象、设计规律是设计学研究的一门专业学问。恩格斯曾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我国设计界长期以来都只是重实践轻理论，或重技艺轻研究，造成了设计理论和设计实践的失调。忽略理论和实际的钻研，便是忽略能给将来带来成长的强大优势，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和来源，而理论反过来又能指导设计实践，让实践得以提升，如此循环反复，并不断的推动设计实践和设计理论得以全面深化和发展。环境艺术设计是理论和实践的综合体，其设计理念、设计手法、设计思维、设计表达等都离不开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同时其设计理论通过设计实践得以全面深华。环境艺术设计如果没有具体的设计事例来说明就会显得空洞；具体的环艺设计实例没有抽象理论的作依托就难以达到解决问题的实际。以设计的形式美法则为例，人们在进行环境艺术设计时，可运用形式美的规律进行构思、设计并把它实施、营建出来。就是利用重复和交替、韵律和节奏的形式美法则作为构图手段与设计实施，这是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有力回答。
（四）环境艺术设计体现设计的文化特征设计文化是人类艺术创作的文化
设计作为造物文化，它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综合体现。“文化是人的产物，人也是文化的产物，人创造文化，同样文化也造就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是设计文化的体现，反映的是文化的创造力和主动性。“文化是一种经过时间的洗礼而形成的生活印记的沉淀，是不可复制的”。雷蒙.威廉斯曾说：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方式描述。由于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不同以及历史发展不均匀性，形成了各国、各民族不同的文化特征。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其文化博大精深，拥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并且经过千百年的继承和发扬，构成了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文化特征。文化在其向前发展过程中，出现一种特定现象即文化回归、文化复旧和文化反弹的迹象，环境艺术设计是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同其他文化一样出现此迹象，也就是常说的本土化现象，环境艺术设计的本土化，也正迎合了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方向。我国当下环境艺术设计中对传统文化要有新的理解，而不是照搬照抄，应该在继承中求发展。如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设计，就是我国传统环境设计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扬的综合体现。向前发展过程中，出现一种特定现象即文化回归、文化复旧和文化反弹的迹象，环境艺术设计是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同其他文化一样出现此迹象，也就是常说的本土化现象，环境艺术设计的本土化，也正迎合了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方向。我国当下环境艺术设计中对传统文化要有新的理解，而不是照搬照抄，应该在继承中求发展。如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设计，就是我国传统环境设计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扬的综合体现。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是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继承是环境艺术设计发展的源泉，创新是环境艺术设计的灵魂。人类环境要持续发展，必须要把人类文化和历史加以保护和利用，并借用科技的力量不断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
四、结论
化学与环境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鄂伦春；环境决定论；文化生态学；文化唯物论；生态系统论；
中图分类号：Q98 文献标识码：A 1674-3520（2014）-04-00183-02
自生态人类学诞生之日起，国内外的学者都对它进行了探讨，并提出相关的理论阐释。生态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主要研究的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日本学者绫部恒雄说：“综合性地研究人类生活的人类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主要研究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文化人类学和主要社会和生态学方面的生态人类学”。[1]我国学者宋蜀华先生认为，“人类对环境的生理与形态的适应，人口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营养结构域人类体质状况，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充分利用，以及从不同人类群体的谋生手段出发，探讨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系统循环的关系，生态和文化的相互渗透和影响，揭示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和寻求保护生态平衡的正确方法等等。”[2]也就是说，生态人类学着重研究的是人类群体与周围环境间的关系，并把人类社会和文化视为特定环境条件下适应和改造的产物。[3] 鄂伦春是我国境内最具代表性的渔猎民族之一，也是文化模式相对简单的民族之一。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解说鄂伦春文化是许多学者共同热衷的话题。
一 、环境决定论鄂伦春
20世纪60年代，环境塑造文化的观念在生态人类学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也就是说，环境因素不仅决定文化特征，而且也对文化产生作用，环境因素不同于诸如人类社会或人口等其他因素。环境决定论以各种形式表述了有关文化及文化特性如何发生、如何变化、如何适应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4]人类学是一门以人性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无论如何界定，人类学所说的文化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即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和特殊意义上的文化。就其一般性而言，文化是一种现象，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就起特殊性来说，文化是与特定的某个社会或特定的一群人相联系的实体。[5]特定的生态环境是产生特定文化形态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对简单民族，由于生产工具和技术落后，对自然环境的依赖要强于生产工具和技术。自然环境是塑造不同文化形态的外部条件。鄂伦春文化是特定群体在特定环境下创造的产物，它与自然有着直接的依附关系。总体而言，鄂伦春族是我国唯一的一个单纯的狩猎民族，它属于生态系统的民族。达斯曼（Dasmann）认为，生态系统民族是指在单一生态系统中，或者至多在两种到三种相邻的生态系统中生活的人们。[6]
鄂伦春是我国东北古老的民族之一。1653年鄂伦春逐渐迁移到黑龙江南岸大、小兴安岭广大地区。这里90%是恒古未开发的原始森林，植被资源十分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大片的森林，不但为多种类野生动物提供了非常好的栖息和繁殖的场所，也为食草和食肉动物提供了 丰富的食物。有名的动物有马鹿、驼鹿、狍子等各种奇珍异兽。额尔古纳河、嫩江、松花江、黑龙江及其大小支流均在这片广褒的土地上蛇蜓流过，所以鱼类产品也相当丰富。“棒打獐子，瓢滔鱼”。广袤的森林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决定论鄂伦春人的生计方式――以狩猎为主，兼采集和捕鱼。这种由环境决定的生计方式同样决定着鄂伦春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鄂伦春的饮食、服饰和居住方式都带有以自然资源为衣食父母的特点。其基本社会组织是游猎公社制，当地人称为“穆昆”。从以上的观点来看，鄂伦春文化的形成是受环境的影响造成的。
二 、文化生态学与鄂伦春
文化生态学是由美国新进化论的代表斯图尔德提出来的。1955年，斯图尔德在《文化变迁的理论》解说了文化生态学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在该书中，斯图尔德揭示了物理环境、开发环境的文化工具，以及社会政治结构等相关特质之间的一般关系。[7]斯图尔德认为，文化特征是在逐步适应当地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而这里的环境指的是一种生命的网络。网络是由两个相互作用形成的，一个是特定地域中所有生物的相互作用，而这一相互作用又再与特质相互作用。[8]具体而言，就是“文化中核”和“次级特质”的观点。“文化核”指的是与环境直接有密切关系的物质的集合，而“次级特质”指的是与环境联系不甚紧密的形态。简而言之，文化生态学探讨环境、技术以及人类行为等因素的系统互动关系，以社会科学的方法分析特定社会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的适应与变迁过程。[9]文化生态学强调文化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关系，自然环境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
鄂伦春的渔猎文化充分体现了文化生态的观点，即环境决定文化而文化又反作用于环境的特点。由于生存环境的限定，鄂伦春人最初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狩猎、捕鱼和采集等原始形态。在长期的狩猎、捕鱼生产实践活动中，鄂伦春人总结出大量的有关动、植物生长规律和习性等方面的知识。例如狩猎，《黑龙江外记》卷6这样记载：“俄伦春俗重鲜食，射生为业。然得一兽即还家，使妇取之，不贪多，亦不以负重自苦”。这种保持生态平衡的观念，正是鄂伦春人在生产实践中得出的文化理念。
三、文化唯物论与鄂伦春
20世纪80年代，马文・哈里斯提出了文化唯物了以解释环境与文化的关系。他认为人类所有的文化特质都是对自然环境适应的结果，所有的文化特质都具有生态意义。另外，哈里斯提出了客位与主位的研究法。米尔顿认为：“哈里斯的明确意图是：所要证明的不是某些环境特征是特定文化特征演化的直接原因，而是在环境所施加的物质条件下，所有文化特征都有了生态意义。”也可以说，哈里斯的文化唯物论是色彩更浓的环境决定论的重新再版。
哈里斯的文化唯物论可通过鄂伦春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等来证明。例如鄂伦春人的“仙人柱”居住方式。它是“一座用几根细木杆支起来的圆锥形仙人柱，孤零零靠在一棵歪脖子树跟前。它像一朵枯萎的松蘑，在山岗中摇摇欲坠，仙人柱里燃着一堆篝火，浓浓的柴烟，一蹿一蹿地缭绕盘旋。”[10]这种仙人柱的房屋，快捷易建，便于拆迁。一般两三个人用十几分钟就可组建而成。其面积大的有8平方米，小的大约有4―6米。鄂伦春人之所以选择这种居住方式，是由他们的生产环境和生活方式决定的。
以上三种理论的共同特点都十分强调环境对文化的影响，即文化是适应环境而产生的观点。文化生态学和文化唯物论虽然注意到了环境为文化的互动关系，但是都带有环境决定文化的色彩。
四、生态系统论与鄂伦春
20世纪50、60年代，随着环境决定论、文化生态学和文化唯物论的相继衰退，生态系统论却异军崛起，取而代之。生态系统论是生态人类学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它重视的是，在生态系统中，生命体、无生命体通过能量流和物质循环建立一套动态流程关系。[11]也就是说，在生物圈的某些被划定界限的部分内，全部生命物质与非生命物质通过物质交换结合在一起。在物质交换系统中，人类、其他的生命体及非生命物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12] 生态系统论最著名的一个案例是拉帕帕特对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马陵人的仪式和战争的经典研究。回顾鄂伦春人的驯鹿文化，不难发现他们有着浓厚的生态系统论理念。就“鄂伦春”一词的含义而言，通常有两种解释，一是“住在山上的人”；二是“使用驯鹿的人”。驯鹿对鄂伦春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驯鹿是他们的重要交通工具，如同马是蒙古人的交通工具一样。就自然生态而言，驯鹿以苔藓、菌类植物、地表植物等为食。对鄂伦春人基础生活来说，驯鹿能载负猎人的货物，能在雪地上行走，能穿越山林，而且还提供经济生活资料（肉可食用，皮可做衣，身上的骨类还可饰品，鹿茸、鹿鞭还可用作中药）。就文化层面而言，驯鹿已是鄂伦春人精神娱乐活动的一部分，许多词汇和故事都与驯鹿有关。总之，驯鹿把鄂伦春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生存环境有机地连一起，还起着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在经济基础的支撑下，鄂伦春人民创造了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方式。图腾崇拜和桦树工艺品等。
生态人类学理论除了上述几种外，还有民族志生态学、群体生态学、历史生态学、政治生态学等多种理论。毫无疑问，这些理论共同一致的地方是环境对文化有着较深的影响，而文化又会反作用于环境。生态人类学以一种新的视角开拓了人类学研究文化的一个新领域。虽然其理论存有各种不同的弊端，但它们所贡献的价值却丰富了人类学理论宝库。
另外，鄂伦春是一个生态民族，是世界上仅存不多的具有简单文化特征的民族。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的民族文化正处于一种趋同整合的演化过程中。如何让人类生活在一个具有多样文化的地球村里，是人类现在共同关注的焦点。最后以费孝通先生的话作结：“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注释：
【1】[日]绫部恒雄.著，周星.译：《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5页。
【2】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讨与实践【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2页。
【3】任国华，生态人类学的主要理论及其发展【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年第5期，总第82期。
【4】、【5】、【6】【英】凯米尔顿著，袁同凯 周建新译，环境决定论与文化理论―对环境话语。中的人类学角色的探讨【M】，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52、20、39页。
【7】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35页
【8】转引自张曦，生态人类学思想述评【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7卷第2期
【9】转引自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35页
【10】敖长福.著，猎刀【M】，远方出版社，1995年，27页
【11】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39页
【12】李霞：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J】，《民族研究》2000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何群著，环境与小民族生存【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2】王为华著，鄂伦春原生态文化研究【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
化学与环境论文范文第7篇
壹环境考古学产生的背景
对人类古老性问题的认识和进化论，是环境考古学产生的一个重要背景。在18世纪晚期以前的欧洲，对于人类起源的解释依赖于传统的《圣经》。“七天创世说”以自然和人类乃是上帝刻意之作的理论否认远古时代和原始人群，与此同时，在那个时期地质与古生物学所揭示的一些人类与灭绝动物共存的事实也被掩盖，以乔治•居维叶（GeorgesCuvier）、威廉•巴克兰（WilliamBuckland）为代表的一些地质学家宣扬“灾变理论”，一系列生命形式的进化被解释为上帝超自然的创造。然而，越来越多的地质学与古生物学证据使得《圣经》的解释与人类古老性问题备受争论。1785年，詹姆斯•赫顿（JamesHutton）为地质史提出了一种均变论的观点，认为从地质学上讲古代与现代情况类似，所有地质层都可以用长时间里一直运转的、目前仍在发生作用的地质动力来解释。1830年到1833年间，查尔斯•赖尔（CharlesLyell）发表了他的《地质学原理》，支持了地质变迁的均变假设。地质学上的均变论表明，过去是一个漫长和在地质学上并未间断的时期，其间有可能发生其他的事件。对人类古老问题的正视同样使生物进化的观点在一些科学家中被普遍讨论。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为科学和政治问题提倡一种一般的进化方法，环境这一概念也在他的推动下完成了从原本的浪漫与美学的范畴向具体和科学意义的转变。1859年11月，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RobertDarwin）的《物种起源》出版，这本书浓缩了近30年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均变论和地质学的启发，大大推进了进化生物学的发展，广泛普及了自然选择的概念。18~19世纪，对人类古老性与进化论思想认识的核心在于：人们开始将“人从哪里来”的问题作为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去解释。另一方面，均变论与进化论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机制，使得我们相信：我们完全可能透过现在的地质材料为重新研究过去提供条件，也可以用生物进化的过程来说明现代物种的起源与分布以解决古生物学上的演变。对人类古老性的认识和进化论成为后来环境考古诞生的一个重要基础，此时期发现的众多地层上的共存关系为后来的地层学研究提供了条件。可以说，均变论与进化思想是环境考古“将今论古”原则的一个重要的思维前提，而地层学则是考古学发展的有力技术支持。
贰世界环境考古学发展简史
一、环境考古学的分类———描述阶段（20世纪30年代以前）19世纪中期，在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为主的欧洲一系列史前考古学实践，显示了当代考古学雏形的各种特征。在他们的研究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后期环境考古理论发展的渊源。斯文•尼尔森（SvenNielsen）是这一个地区最早过去的关注生存方式，并试图通过考古材料推断史前生存方式科学家。尼尔森运用模拟实验和民族志标本进行系统比对以确定石器与骨器用途的尝试，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论贡献之一。他还第一次将生计发展与技术变迁联系起来研究，这也许是用过程方法来解释史前变迁的最早例子。另一位科学家约翰•亚佩特斯•斯廷斯特拉普（JohannesJapetusSteenstrup）在发掘丹麦泥沼的过程中，揭示出一种森林变迁的方式。大约在19世纪40年代初，斯廷斯特拉普开始意识到文化进化与环境史的联系，并在最后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分别与森林变迁的松树、栎树、榆树阶段相对应，完成了汤姆森三期说中的器物序列与环境变迁的对接。詹斯•沃尔塞（JensWhalsay）在1843年《丹麦的原始古物》一书中将汤姆森三期说的研究成果加以推广，并将其与尼尔森和斯廷斯特拉普的发现结合到一起，从而对丹麦史前史作出了一种总体的解释。1846年以后，沃尔塞访问了不列颠和爱尔兰，对这些国家史前遗存的观察使他深信汤姆森的三期框架是可以适用于欧洲大部分地区甚至整个欧洲的。
19世纪50年代初，以沃尔塞、斯廷斯特拉普和约翰•乔治•福希哈默（JohanGeorgForchammer）领衔的丹麦交叉学科委员会对“厨庖垃圾贝丘”进行了研究。在这次的研究中虽然没有就贝丘的年代达成一致，但内容涉及到古环境的植物背景、季节变化和动物驯化和人类行为干预等等方面，开启了考古发现与它们的古环境背景相结合的先河。他们整合了考古学、生物学和地质学方法来调查史前丹麦人是如何生活的，无疑是一次空前的超前性的尝试。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的发展为瑞士的重要考古研究提供了榜样。1853年到1854年间，由于冬季干旱，瑞士西部的一些湖面下降到空前的低点，将保存在饱水环境中的古代居址暴露出来。这些湖居遗址（LakeDwellings）为瑞士考古学家提供了一个机会，来研究这些人群在自然环境中经济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并最终考订了他们的年代在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瑞士的研究比斯堪的纳维亚和苏格兰的研究有着更为优越的材料，为环境考古尝试提供了难得的条件。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早在19世纪中期，史前的考古学研究在以斯堪的纳维亚为代表的欧洲就已经具有当代考古学的雏形。虽然此时北欧考古学的根基是用考古材料结合运用共生发现物、简单的式样排列和地层学背景来建立相对年代学的能力，即考古学的研究目的还停留在分类和分期上。但这一批北欧科学家们的研究方法已经颇为超前。在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如进化论、文化———历史学、过程———功能方法论等有史前考古学特点的理论渊源。人工制品基本上不在以物论价，而是作为一种了解过去人类行为的信息来源和了解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依据。但令人遗憾的是，北欧考古学家所用的这一套方法论，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被普遍的接受与使用。
进入到20世纪的初期以后，与环境有关联的一系列考古研究先后在世界各地展开。1905年R.Pumperlly主持在中亚土库曼地区的考古发掘时，第一次对恢复史前遗址的古环境进行了努力；1914年两河流域第一次完整发掘巴比伦王国城市建筑。科尔德维和安德烈发掘了巴比伦城和亚述城，成为生态考古的先声。1926年K.Brayn研究了新墨西哥史前人类生活与现代沉积的关系，探讨了美国西南印第安人史前社会环境及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左右，英国率先提出了环境考古的概念。F.E.Zeuner于30年代在伦敦考古研究院建立了环境考古部，迈出了环境考古学系统实践的第一步。生态学在这个时期（20世纪20年代）完成了从建立到框架化的发展。这个时期生态学的研究主要是一种基于“过程———适应”理论的分类，生态学建立起一个以不同地理区动植物关系为基础的框架，各种生物的多样性和分布都被考虑，并相关联，最终为食物链、食物网和生态位等生态学概念作出了定义。这一时期的生态学与考古学看似是独立发展的两个单位，但实际上生物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为考古学的进步提供了模范，这一时期生态学“过程———适应”的理论为以文化生态学为基础的考古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基础，对下一时期考古学理论的转变有很大贡献。#p#分页标题#e#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环境在考古实践中的应用已经初步包含了气候，水文，古动物群等古环境成分。但该时期大部分古环境研究，领域还不够广阔，针对环境的研究大多局限于自然生物环境的描述和恢复，很少涉及古代文化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的探讨。19世纪20年代之前考古学基本概念还未建立，20年代到30年代的考古学处于文化历史考古学阶段，考古学家倾向于从外部解释变迁，将其归因于传播和迁移，在具体的与环境结合的研究中，对人地关系或者人类对环境干预问题上探讨很少，比起之前19世纪中叶的北欧甚至可以说是退步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期人们研究环境变迁与考古学文化变化的关系时通常将考古学变化归结为环境变化或直接把二者之间的关系看得很模糊，从而陷于“环境决定论”中，缺乏对环境、人类活动和文化之间关系的系统探讨和人类行为在考古材料中的解释。另外，环境考古中研究的文化与这个阶段定义的“与人群相对应的遗存组合”的文化概念的不匹配（众所周知，考古学文化的区分标准主要是器物组合，但器物的变迁不能与环境的变迁直接画上等号），考古学文化所依赖的判定标准无法与环境变迁建立直接的联系的事实在当时的研究中也往往被忽略。
二、环境考古学的早期功能———过程阶段（主要是20世纪40~5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意识到，文化———历史的考古学方法难以胜任了解史前文化如何运转和演变的工作，新的方法应运而生。这些新途径一般被称为功能论和过程论。需要注意的是，环境考古研究的方法和技术在20世纪初就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对考古学解释仍没有产生有效的支持。早在20世纪初期，地质学家杰拉德•德•吉尔（GerarddeGeer）就开始利用冰缘湖泊的叠压纹泥序列来为斯堪的纳维亚过去12000年来的冰缘消退断代，并得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日历纪年校准的自然年表。使得将文化变迁不仅与序列而且可以与涉及的实际时间长度一起加以考虑。另一位瑞典人伦纳特•冯•波斯特（E.J.LennartvonPost）利用孢粉，改善了斯廷斯特拉普对冰后期植被变迁的先驱性研究。大约1916年，他得出了意在显示斯堪的纳维亚史前期相继阶段中各类树种百分比图谱，并对应于德•吉尔的冰缘地质年代学得出了更为精确的日历。孢粉分析方法是环境考古学发展中最重要的进步之一，这种分析方法有着更高的效率，它不仅分布广泛而且为较大区域内的差异性研究提供了可能。1940年到1960年间，生态学方法主导着斯堪的纳维亚的石器时代研究。孢粉分析方法在20世纪30年代引入英国，并由生物学家哈里•戈德温用于考古学研究。类似的环境功能———过程论还被应用于探讨黄土堆积与聚落分布、粮食起源的绿洲与干旱理论、农业起源等等问题上，并涉及北欧、中欧、美国、俄国等等国家。由于篇幅问题，在此不一一列举。20世纪50年代左右，生态学进入了时空上综合研究的阶段。生态学研究从标准的分类方法转变成了注重相互过程的方法。人类学（包括考古学）也在此时相应地提出了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这些对人类社会与他们的环境背景之间的关系的关注，促成了人类行为重要方面的一种功能———过程观点。这种方法鼓励进行古环境以及史前文化对这些环境进行生态适应的研究，认为自然环境对于适应种类会产生制约，导致对特定反应的性质产生可能的作用。
早期功能———过程阶段与环境考古密切相关的主要探索包括柴尔德（V.GordonChilde）的经济学方法、格拉厄姆•克拉克（J.G.D.Clack）的生态学方法、泰勒（WalterTaylor）的掇合方法（thecon-junctiveapproach）、斯图尔德（JulianSteward）的文化生态学和威利（GordonR.Willey）的聚落考古。柴尔德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就偏离了传统的文化———历史学方法，并在后来试图仿效经济史学家的工作，寻找史前期普遍存在的经济趋势，并以此来解释传播的特定案例。他的研究结果展示在《远古的东方》（TheMostAncientEast1928）、《青铜时代》（TheBronzeAge1930）和《远古东方的新启示》（NewLightontheMostAncientEast1934）三本书内。柴尔德不只将文化变迁解释为技术发明的结果，他也留意影响采纳这些发明的广泛经济和政治背景，并将一些经济变迁解释成对环境挑战的反应（例如他赞同之前的绿洲理论）。这样一种经济学方法本质上含有一种多线进化的视野，虽然柴尔德的有些论证有着解释特定考古发现而非一般观察的嫌疑，但是他也从另一方面拉近了对史前文化进行静态重建与求助于外来因素解释演变之间的距离。在许多方面补充了功能论的另一种方法是由格拉厄姆•克拉克首创的。克拉克认为，考古学应该“研究人类过去是如何生活的”并指出要达到这个目的，考古材料必须从功能观的视角来予以观察，并只有与社会关联才有意义。一个文化的基本功能或生活方式是要保证一个社会的生存，这意味着文化的所有方面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生态环境的影响。在著作《考古学与社会》（ArchaeologyandSociety）中，克拉克发表了一份流程图，将文化的各个方面与食物供应联系起来，后来又添加了生境（HABITAT）和群落作为生计之下的双重基础，这也许是最早发表的将文化与环境因素作为单一系统组成部分加以联系的图示。在《考古学与社会》中克拉克宣称，考古学家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从社会史的角度解释考古材料。在后来十年里，克拉克试图通过完善技术来发展他的生态学方法，并着重探讨了利用自然资源的方式。1949~1951年间，克拉克发掘的饱水遗址———斯塔卡（StarCarr），他对这个遗址的研究堪称环境考古研究的典范。在发掘期间，克拉克撰写了《史前欧洲的经济学基础》，将生态系统概念系统地应用于考古学。文化与环境的关系被克拉克视为相互作用，而经济则被定义为“对特定自然和生物条件所做的某种需求、能力、希冀和价值观调节”。在克拉克的引导下，考古遗址出土动植物遗骸的实验室研究，以及对它们从生态学和经济学角度进行阐释成为重要学科交叉的专业化趋势，并被诸如动物考古学、古植物学、生物考古学的名称所涵盖。
1948年沃尔特•泰勒的博士论文《考古学之研究》（AStudyofArcheology）倡导一种“科学”的方法，认为应该将“为人类行为和文化演变寻找通则”是考古学与民族学的最终目标。泰勒在论文中声称，几乎没有几个文化———历史考古学家关注系统重建史前人类的生活或解释史前期发生了什么，相反，他们热衷于纯粹的“编年史”，进而指出，由于美国文化———历史考古学家有限的目标，造成了田野考古工作分析十分马虎，动植物遗存的提取和鉴定往往很不够，因此考古学家对古人类的食谱、生业方式毫无了解。为了弥补这些缺点，泰勒进一步提出了一种“掇合方法”（theconjunctiveapproach），建议在传统的调查之外，应特别留意考古材料的关联性和数量、空间分布、制作与使用方法……也必须收集有关遗址的古环境背景信息和民族志材料。泰勒试图从功能整合的文化形态来了解考古材料，“掇合方法”的一个独特方面是赋予了一个遗址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重要性，并强调了考古的目的在于运用证据重建史前遗址居民是如何生活的。泰勒的方法，使以前许多被人忽视的古环境细节被重新关注，环境考古的研究对象因此加以扩展。但与克拉克不同的是，泰勒并没有把文化看作一个生态适应性的东西。#p#分页标题#e#
朱利安•斯图尔特是第一位明确采纳人类行为唯物主义观点的美国民族学家，他极大地增进了对生态因素在塑造史前社会文化系统中所发挥作用的了解。1938年，朱利安发表文章指出，“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应该设法了解文化变迁的性质，为人类行为的生态学分析作出贡献。因此，考古学家必须停止专著与器物的形制分析，并开始利用他们的材料研究生存经济、人口规模和聚落形态的变迁。斯图尔特这种利用生态学方法了解文化变迁的理论被称为文化生态学，是现代环境考古的理论基础。受到斯图尔特和克拉克的影响，生态方法的重要性日益被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已经有一批重要的研究项目有了多学科团队的参与，开启了利用考古材料详细研究人类历史上重要经济和社会转变的先河，如：布雷伍德主导的西亚农业起源研究、伊拉克的扎摩尔计划、特瓦坎考古学———植物学计划等。在聚落考古调查上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是戈登•威利。在维鲁河谷计划中，他采纳斯图尔特的意见，运用聚落形态调查的方法。然而在对所收集材料的阐释上，威利选择视聚落形态为一种“对考古学文化作出功能阐释的战略性起点”，他进而宣称，聚落形态“反映了自然环境、经营者在其中采用的技术以及由文化所维持的、社会互动和控制的各种机制”。与斯图尔特不同，威利的研究将聚落形态看作人类行为诸多方面的信息来源而不仅仅是生态适应方式。威利在维鲁河谷的研究成为考古学史上最重要的方法论突破。继汤姆森三期说把考古学研究的落脚点至于器物之上之后，威利的方法把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扩大为遗址。威利的成果激起了全球范围内对复杂社会起源和发展进行深入的区域调查。考古学家逐渐认识到聚落对研究小型社会内部文化变迁以及对区域多样性和适当复杂性认识的价值，并被鼓励去研究人类行为而非与文化———历史考古学相伴的文化和民族身份。
从以上这些考古学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以后的早期功能与过程理论正试图通过内部来了解社会和文化系统，以决定这些系统的不同部分是如何关联、以及这些部分彼此之间是如何互动的。功能———过程理论的出现，意味着人们的研究视线从之前的历时态转向了同时性，在这个阶段，人们更关注系统如何按惯例运转而不在意对主要变迁加以说明。考古材料功能与过程分析方法的发展，以及20世纪50年代初威拉德•利比（WillardFrankLibby）建立的放射性碳测年法导致了考古学家对器物排列和交叉测年的依赖性减小。日显技穷的文化———历史考古学对民族身份的专攻，被史前文化如何运转和变迁的充满活力的关注所逐渐取代。这一阶段的环境考古学从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技术上有了一个焕然一新的面貌，对文化解释的关注与重视使环境考古的地位进一步得到肯定，一系列要求重视生态学和聚落分析的方法论扩展了环境考古的研究内容，高科技手段的发明则给予环境考古的研究强有力的支持……然而，此时的柴尔德、泰勒、克拉克等人虽然意识到了要从内部来解释文化的变迁，但是却没有提出一个很好的方法。早期功能过程阶段的考古学理论仍然依赖于“考古学文化”的概念，限制了对考古学材料和文化过程的解释。但我们仍应该看到，早期———功能过程考古学对文化研究兴趣的衰退和对行为研究兴趣的增强，不仅与其他科学的发展趋势相一致，也预示着史前考古学和环境考古学进一步变革的到来。
三、环境考古学的过程考古阶段（20世纪60年代之后）在沃尔特•泰勒《考古学之研究》出版后的十年里，文化系统内部变迁的概念在美国考古学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转变一方面得到了来自考古学内部特别是生态学和聚落形态研究的发展的激励，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强调文化规律的新进化论人类学日趋流行的推动。20世纪50年代，一大批美国考古学家共同为新考古学的诞生和发展建立了基本和不朽的要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二十多年里，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力量都空前繁荣，这个时期美国社会的乐观与自信反应到美国的人类学界则表现为对文化进化兴趣的复苏，和新进化理论的重大影响。生态学领域长期性的、方向性的、规律性的变化理论影响到了美国人类学研究，与生物一样，不同文化对相似环境的各种适应方式也被看作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特征。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中新进化论（neoevolutionism）的两位主要倡导者是莱斯利•怀特（LeslieWhite）和朱利安•斯图尔特。怀特反对当时博厄斯学派主张的“不同文化群体不可以比较”的观点，提出了“一般进化”概念，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可比性。斯图尔特则倡导了强调生态适应的文化进化研究法则。1960年，新进化理论在梅格斯（B.J.Meggers）的《作为实际研究工具的文化进化法则》（TheLawofCulturalEvolutionasaPracti-calResearchTool1960）一书中第一次得到了考古上的运用。梅格斯在书中提出“文化=环境×技术”的公式，认为考古学家可以通过重建史前文化与环境以基础推断其他部分的关键特点。新进化论提出的作为文化变迁原因的许多关键变量，包括生计、聚落形态、人口变化对于考古研究而言相对比较容易把握，这一理论对文化规律性的认定也为后来新考古学的主要理论要素的形成提供了契机。1959年，约瑟夫•考德威尔（JosephCaldwell）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的美国考古学》（TheNewAmericanArchaeology）的文章，全面考察了一些促成考古学转型的主要趋势，并认同之前泰勒的观点，认为“变异无穷的文化现象和特定历史状况的背后是数量有限的一般性历史进程”。考德威尔认为考古学不应该继续被看成是各种留存至今的器物类型和特征的总和，文化亦必须作为完整的结构和功能上整合的系统来加以分析。考古学家的主要目标必须是从文化进程来解释考古记录的变迁。
路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接受并发展了考德威尔的上述观点，并在美国年轻一代考古学家中普及，从而开启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被世界公认的美国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的先河。在《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ArchaeologyasAnthropology1962）和《考古系统学与文化过程研究》（Archaeo-logicalSystematicsandtheStudyofCulturalPro-cess1965）两篇文章中宾福德提出了自己的纲领，正式认定考古学的目的与美国的传统人类学一致———是全方位解释文化行为的异同。宾福德还提议通过把人类行为与功能整合的文化系统联系起来以达到这个目的。解释被看作对系统变迁和文化进化采取一种通则的形式，在宾福德的设想中，人类行为有着很强的规律性，这使在我们解释社会的变迁的单一事件和类似变迁的整体事件上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他的主要关注在于说明跨文化的相似性而非差异。文化这一概念被宾福德视为人类体外的（超肌体的）适应手段，只有在人类群体以不同方式适应其环境背景时才有意义，为此，文化系统所有方面的变化可以从对自然环境波动、人口压力变化以及与邻近文化系统竞争的适应性调节来解释，另一方面，文化变迁则是由人类群体对自然生态变迁产生的压力做出理性反应的结果。在新考古学的理论背景之中，人类能像生态系统的其他任何部分一样用相同的方法加以分析，对文化规范的关注显得次要，相比起对器物类型的特征比较，器物在活体文化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才是更值得研究的方面。为此，以推论或者演绎的方法“验证假说”成为了新考古学主要的研究方法，社会变迁程序的一般规律成为了新考古学下考古工作的主要目的。20世纪70年代后，为了进一步廓清考古学与民族学的关系，宾福德设法对考古材料提供的行为解释参照框架概念做重新的定义，并发展了中程理论。中程理论关注从考古材料来推断行为，在过程与他们的结果之间建立了稳定和独特的因果关系。这一方法成为后来环境考古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另外，在有关新考古学的纲领性宣言中，宾福德反复呼吁用系统论（systemtheory）的方法来研究文化演变。肯特•弗兰纳利（KentFlannery）是史前考古学最著名的系统论倡导者，他强调的一般系统论从过程而非历史的角度研究生态驱动的文化变迁方法，并进一步发展了新考古学，将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通过反馈的形式连接起来，避免了单一的解释。在系统论的背景下，任何一个模型的基础都与环境背景和资源相关。这样，环境考古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交叉学科，而是成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考古学理论的发展对环境考古概念的定型和体系的建立影响深远，环境考古工作在分析和解读考古材料上的科学性进一步凸显出来，从前期的一个辅的角色演变成了考古发掘中需要贯穿始终的必要手段。与此同时，环境考古范畴大大拓展，并开始频繁地与其他学科发生交叉。新理念对解释和系统论的强调促使环境考古的研究方法进一步由原来的静态向动态转变。环境考古学的概念在此也基本形成。#p#分页标题#e#
四、环境考古学的景观考古学阶段（20世纪80年代）有意地对过程考古学另辟蹊径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大约在1985年，伊恩•霍德（IanHodder）将这个新趋势称之为后过程考古学。后过程主义新理论的建立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重塑考古学物质文化遗存中的文化、个体和历史的重要作用。反映在环境考古学领域，则是在后过程思潮的影响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环保主义运动的催化下产生了景观考古学。早在19世纪后期，皮特•里弗斯（PittRivers）在英国CranborneChase地区的考古工作就已经注意到将考古发掘的成果置于一定区域性的复杂文化和生态环境背景中考察。而现代景观考古学的很多关注从霍德对史前欧洲房屋和墓葬与其地理背景关系的象征性研究发展起来。景观考古学被看作一种后过程的、以文化为取向的聚落考古学。绝大多数学者都强调，景观考古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环境考古学，其理论基础也不同于聚落考古或过程考古学对环境的关注。景观考古学更强调的是人对环境的改造和人对周围环境的理解和认识，而不似传统环境考古学一般把环境作为纯自然、静态的实体，仅在研究目的上探讨环境对人类文化和社会的影响。景观不是静态的、被动的自然物体，而是人为的景观。随着人类认识的变化，景观的含义也发生变化。景观考古学反对环境决定论，强调人与环境是互动的，景观是有意义的，其意义受制于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精神信仰。而景观考古就是要探讨景观的人文含义。侃普和艾室莫（Knapp&Ashmore）对景观考古学的理论定位在西方较具有代表性。1999年，这两位学者联合主编了一本景观考古学论文集。在为该书所写的绪言中，侃普和艾室莫从理论上对景观和景观考古学作了系统论述。其他景观考古学的代表人物还有费曼（GaryFeiman）、费舍（Fisher）和瑟斯通（Thurston）。目前西方景观考古学的研究正方兴未艾。这种理论对新的考古学研究对象———“人类过去物质文化遗存的象征意义”的构建，实质上是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终极性反思。它的出现是环境考古的又一次革命。但不可否认的是，过程论背景下的环境考古研究仍是环境考古的主流研究。
五、环境考古发展的两条主线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环境考古作为一个交叉学科研究，是建立在两条主线之上的，第一条是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另一条是生态学对环境考古的推动。
叁中国环境考古学发展简史
众所周知，作为考古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环境考古的发展与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进步息息相关。在中国，虽然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学研究成就瞩目，但由于起步晚、技术不成熟等原因，考古学的发展与国外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还停留在文化———历史考古学和早期的功能———过程阶段，这也使环境考古的发展程度大体仅停留在国外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与国外的环境考古学不同，中国环境考古学的发展至今还没有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可以说是一件舶来品。20世纪前期国外环境考古的方法和技术才开始对中国的考古产生影响。由于中国的环境考古起步晚，发展还不充分，不能完全与西方环境考古发展的四个阶段相对应，在此将其分为两期：20世纪20年代———20世纪80年代的前环境考古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环境考古初步发展时期。考虑到各自的特征和出现的研究趋势，两个时期可以概括为分类———描述阶段和功能———过程阶段。
一、环境考古学的分类———描述阶段（20世纪20~80年代中期）前环境考古时期是一个中国考古学从拓荒到逐步成熟的阶段，环境考古学则伴随着考古学谱系的建立以及与第四纪地质学的结合而蓄势待发。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先是一批考古学和地质学的先驱对石器时代文化与古人类的发现写下了中国考古学的初篇，为环境考古提供了契机。20世纪20年代初，我国地貌学与第四纪地质学的奠基人袁复礼先生参与仰韶村与西阴村考古发掘，他将地质学与考古学很好地结合起来，开启了中国新石器考古的初页，成为我国地质考古的先驱。裴文中先生在著作《甘肃史前考古报告》中难得的把地貌与遗址分布联系起来，使遗址的分布与环境变迁发生了关系成为我国环境考古的先驱。20年代左右顾颉刚先生和李四光先生开始强调环境概念以及环境对文化与人生的重要性。这些环境与人生关系的科学论述为中国后来普遍接受国外环境考古理念做好了铺垫。随后经过几十年的工作，我国考古学的类型、地层年代与谱系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第四纪地质学的建立与走向成熟又为我国考古学与地质学结合而孕育的环境考古学创造了条件。前环境考古学时期，属于科学的环境考古学并没有真正展开，但在此期间一些考古发掘中的综合研究，关注环境与人、与人类社会关系的思想为后来环境考古的展开树立了榜样。20世纪50年代以后碳十四与孢粉分析等科技手段的引进，则为中国环境考古的研究提供了有力武器。20世纪40年代以后，旧石器时代的大量材料被发现，其中包括以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为代表的早中晚期的旧石器和早期直立人到晚期智人化石。难得的是，对一些重要的旧石器遗址（庙后山、周口店等）进行了地质、气候、植被、动物的综合研究，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获得进展，旧石器文化演化有了眉目，成绩斐然。这一期间中国新石器考古研究也突飞猛进，在考古地层学、类型学、碳十四年代学的基础上，各区域的考古文化序列逐步明朗。由于文化序列有了眉目，遗址和考古资料的积累，考古学文化专题的研究被深入推展，包括农业、聚落、生业方式的问题被关注。20世纪60年代夏鼐先生力主考古学与相关学科渗透，要求重视“物质文化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为考古学和自然科学结合研究指明了道路。孢粉分析法于50年代开始在我国建立，并应用到半坡等遗址的发掘中，这一时期对古环境方法的引进还包括沉积物古环境研究和人类食谱及动物食性的研究。人类与生存环境的关系越来越受到重视。1957年中国科学院设立了“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来统筹我国第四纪研究工作。自此以后，中国第四纪地质学在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单位开始步入有计划的快速发展时期。60年代第四纪孢粉分析和碳十四测年实验室的建成，奠定了我国第四纪研究实验的科学基础。这个时期中国环境考古学的工作主要停留在基础性的文化分区、谱系研究和序列研究之上，对于高层次的诸如人地关系问题的探讨涉及不多，与此同时，该时期的学科合流还没有形成大趋势，地质学与考古的工作未能完全地结合起来，古环境研究的领域还不够广阔，环境考古的主要研究内容还处于对古环境的复原这一初期状态，考古学家多倾向于用传播和迁移解释文化的变迁。因此这一阶段属于早期的分类———描述阶段。#p#分页标题#e#
二、环境考古学功能———过程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加，国外当代考古学的思想开始影响中国环境考古学界。与此同时，生态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和考古学的合流使中国的环境考古有了新的动向。这个时候一部分环境考古工作者对环境考古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新的探索。环境考古开始不单单停留在对古环境的复原工作之上，演绎、解释等一套动态的新因素开始逐渐见于环境考古的研究中，中国的环境考古学开始出现功能———过程甚至过程考古学的萌芽。1984年张光直先生应邀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做了九次演讲，包括文化生态学、聚落考古学等国外的早期功能———过程考古学思想在国内得到宣传。1990年，俞伟超先生在《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一书的序言中，全面地分析了外国的考古学发展脉络，介绍了外国主流的考古学理论流派和方法，并在文章的最后肯定了中程理论的研究，呼吁中国考古借鉴国外的方法。两位先生尝试用国外新的理论方法来推动我国学术演讲的努力，深深影响了一批年轻的考古学工作者。1987年，以侯仁之院士为主任、周昆叔先生为副主任的“北京城市古迹保护委员会环境考古分委员会”在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的领导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平谷文物管理所的合作下开展了上宅遗址与平谷盆地的环境考古。这次由周昆叔先生提议并完成北京地区环境考古研究，将人地关系的演变作为了研究主题。该考古实践证明：动态的解释在探讨史前环境变化与人类生存空间的转移上，以及从环境变化，生产的发展到阐述北京城的兴起上是行之有效的，它实现了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环境考古研究。
1987年周昆叔先生在文章中提出了环境考古的概念，标志着现代中国环境考古学的开端。1989年周昆叔先生在论文《北京环境考古》中主要讨论了北京地区30000年来环境变迁与古人类活动的关系，将古环境视为北京史前文化的重要渊由。周先生结合对待古环境与考古学文化的观点，意味着“环境”与“考古”自此正式从两个独立研究的部分走向了交融。这篇文章也被刘东生先生认为是中国第四纪地质与考古文化结合研究的第一篇论文。1991年周昆叔先生在论文《关于环境考古问题》中，再次强调了环境考古的研究任务是揭示人类及其文化形成的环境和人类与自然界的相互影响，并力主环境考古与其他学科的结合。作为中国环境考古的奠基人，周昆叔先生根据自身的实践，并结合中外学者的理论研究提出了一种可称为“考古地理”的环境考古研究模式，在该模式下，环境考古工作首先是去探求环境演变规律，其次是认识环境演变所引起的地质地貌变化导致人类生活场所的变更，以及人类与文化的关系，环境考古研究具有了很深的自然科学和历史地理学特征。2004年，汤卓炜先生在《环境考古学》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环境考古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方法，并对一些专题进行了论述。他将环境考古学定义为：根据反映古人类生活时期的环境信息、资料及实物，利用环境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研究古代人类的环境特征及演变规律，进一步弄清环境与人类及其文化特征、社会结构、经济形态、生业模式的发展和演替之间的内在关系的一门学科。汤先生在实践的基础上构架了一套以“资源”为中心的环境考古研究模式，并从人类活动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出发，积极地运用环境学理论进行环境考古解释。汤卓炜先生的努力是一次中国环境考古与西方研究接轨的积极尝试，标志着以遗址为中心、以资源获取为切入点、以环境学理论为阐释工具的多层次环境考古研究模式的形成。2004年陈胜前先生从美国博士毕业回国后，从两个角度开展了考古学解释方面的研究，一是在文化生态学背景下的对中国农业起源的探索，二是在以遗址形成过程基础上对考古遗存的功能的探讨。这两个角度均考虑到了环境变迁对考古遗存和文化变化的解释。需要注意的是，他的研究并不是完全基于考古材料，而是从对考古材料的分析中提出问题，从问题出发进而综合利用各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考古材料进行解释，为包括环境考古学在内中国考古学找到了一条崭新的研究路线。他继承了Binford先生的研究方法，将文化作为适应手段而不是看作代表人们共同体的遗存组合，这就为探索人类活动和环境背景的关系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切入点。之后其他学者也借鉴了这条思路，将动物利用与生业方式相联系，利用相关材料来形成一个推理的框架，而不局限于分类和描述。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环境考古学，受到外国新思想和多学科合流趋势的影响，出现了多种对不同研究方法的探索。一批学者的实践、引进与创新使得中国环境考古学界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新时期。在传统的文化———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以外，我们亦能看到早期功能———过程甚至过程主义研究的影子。中国环境考古学的研究方向也随着研究方法的变化产生了包括：人地关系问题、遗址域研究的引进、物种驯化与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系的探索、考古遗址的解释、文化生态学等在内的几个新的主题。与此同时，随着跨学科合作趋势的加强，DNA、食谱分析、锶同位素、GIS环境考古等新的科技手段也日益被应用到环境考古中来。与国际接轨、应用科学科技和跨学科合作似乎已成为中国环境考古未来发展的几大趋势。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当前中国的环境考古主流研究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欧美一样，是以考古学文化的概念为中心的。从研究理论与思路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环境考古大体上仍处于分类———描述阶段。虽然也已经有一小部分关于家畜起源、农业起源、社会复杂化、文明产生等高层次考古学问题的环境考古学角度的探讨，但毕竟不占主流。整体来看，中国的环境考古还没有真正进入到过程主义及后过程主义学术环境下的环境考古学研究范畴，我们的研究多以“客位”的视角看问题，并缺乏主动的解释。所以中国环境考古现在处于初步发展时期。
肆发展中国的环境考古学
上世纪20年代初到现在这近100年的时间里，环境考古学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从最初单纯的记叙环境到科学时代对人地关系的实验求证再到今天在多学科，高科技的背景下解释人与环境关系的尝试……中国的环境考古学已逐渐走出了拓荒期，并在崭新的道路上成长着。然而，由于作为科学的环境考古是从外国引进到中国的，时间上与空间上的差异和长期的封闭发展导致了中国的环境考古学起点低、起步晚，并且不可能与国外环境考古学一样，在自身的理论建设上走一条自成体系的道路。俞伟超先生提出，在过去的30~4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考古学研究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建立我国各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这一基础性的建设上面，这样，尽管近40年来的中国考古学研究其目标已达到欧美第三阶段的水平，具体阶段还是走在第二阶段的道路上。丰富的研究材料与相对落后的研究水平之间的矛盾是造成我国环境考古工作科研成果一直达不到国际先进水平现状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不可再生的考古学材料来说，得不到最充分的利用也是一种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的环境考古学研究需要改革，实现环境考古学的大繁荣和大发展任重而道远。#p#分页标题#e#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多学科的合流和外国先进理论的引进，中国环境考古学界才出现了许多对于功能———过程方法论甚至是过程论研究方法的探索。一方面，传统方法与新理论的博弈、各种新理论之间的交流，使得新时期的环境考古学界呈现出许多种不同的面貌，为环境考古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新的选择；另一方面，年轻一代环境考古工作者所做的工作还处于探索阶段的尝试，并没有形成国外60年代以后的思想潮流和思想流派。一言以蔽之，中国环境考古处于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转型时期，传统研究模式目前仍主导着主流的研究工作，而新模式的指导思想正在孕育和萌发之中。理论是科学研究的基石，它不仅左右一门学科的探索方向，而且也涉及一门学科中的方法论设计和分析结果的诠释。而研究方法论的转变是一个学科的研究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全新时期的标志，它不仅能为研究者提供更加科学的研究手段，更重要的是，它能赋予研究者更为广阔和更有深度的视野，是研究工作进步的有力助推器。在国外环境考古的发展轨迹中，这样的转型在上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左右经历过两次，分别是从分类———描述阶段过渡到功能———过程阶段以及从功能———过程过渡到过程考古阶段。根据国外环境考古学发展的轨迹，再结合当今中国环境考古学界出现的趋势，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作为科学的、解释的环境考古学将是中国环境考古发展的大方向，并且，由于中国的环境考古学很大程度上一直在国外理论的影响下成长，我们完全可以直接借鉴国外最先进的理念来设计自己发展的道路，去粗取精，在功能———过程考古学理论有一定发展但尚未发展到外国五十年代水准的程度上对新考古学的中程理论进行尝试，从而少走弯路，实现更加有效率的方法论上的跨越。要实现在传统的文化历史考古学上的超越，环境考古学的发展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完善和改革。
一、概念体系的转变在传统的分类描述乃至功能过程的环境考古研究模式中，对于考古材料的把握是在“考古学文化”的概念体系下进行的。所以，很多的研究者认为：环境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由一个特定的考古学文化的考古遗存部分和作为这个考古学文化生存背景的自然环境的遗存部分组成的，进而，他们很容易将考古学文化作为整体或其分区与环境背景进行对接，以探求二者之间的关系，最终陷入环境决定论和可能论，将环境、人类活动与文化三者之间确切关系简单化。我们需要认识到：传统的“考古学文化”表示有时空特征组合的遗存组合，代表一定的“人们共同体”。在这一体系下，遗存，主要是文化遗存，被视为是可以反映“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人们共同体的发展脉络的，因而可以区别不同的文化。然而，基于文化生态学背景下环境考古学研究的“文化”却与传统的“考古学文化”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环境考古学的假设中，人是适应和改造自然环境的，并且遗存（主要是自然遗存，其中包括纯自然遗存，也包括经过人类活动这一文化筛筛过的“自然”遗存）可以反映出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所以，环境考古学中的文化并非代表了特定人类共同体的发展脉络，而是一种人类对于环境做出的适应性的手段（这一点与新考古学的理论直接相关）。传统特定人们共同体文化的变迁即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不一定归因于环境的变迁，反过来，环境的变迁与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也没有直接的相关性。所以，作为环境考古学研究对象的文化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用以区分和代表特定人群的“考古学文化”而是一种在人类群体以不同方式适应其环境背景时才会产生的动态的“文化”。明确了文化的概念，环境考古研究的对象则也需要发生转变。首先，我们的研究不能再以一个文化区为中心，而应该收缩到一个聚落或者一个遗址的范围。因为主要根据器物特点划分出的传统文化区的面积一般非常广阔，内部环境异常复杂，在同一个文化区内产生一致的环境考古学中的适应性“文化”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在一个聚落或者一个遗址内，相对单纯环境条件则为环境考古进行人地关系分析和文化变迁研究提供了可能。环境考古的研究对象不应该是主要根据遗物进行区分的文化区，而是主要根据遗迹区分出的聚落或者遗址，相应地，环境考古的分析单位则应该从遗物向遗迹上转变。
二、中心问题的转变在中国考古学文化谱系基础性建设基本完成，高科技的断代测年手段不断发展以及环境考古研究重视聚落遗址而淡化文化区概念的背景下，环境考古学的中心问题也面临着从传统的分期、排队和划分类型到对考古现象进行分析与解释的转化。中心问题的转变，要求考古学家在传统的对于考古材料外观、质地、年代和演变等比较表面化的认识上做出进一步深入的挖掘，要求考古学家将材料和环境联系起来，以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科学的方法为手段，在充分考虑到人类能动性的基础上解释考古材料与现象。这个转变，如俞伟超先生所说，实质上是为达到探明历史文化进步规律这个最高目标而建立中间环节的理论。环境考古的研究如果不从传统的历史唯物概念的直接解释中跳出，许多现象是过渡不到普遍规律性的认识上去的，那么我们对于过去的认识，将停留在静态的文化区划分上而止步不前，对于人地关系问题、物种驯化与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系的探索、考古遗址的解释、文化生态学等等问题的研究都将成为一纸空谈，与此同时，我们的研究成果也将没有办法转化为其他学科可以利用和社会公众可以理解的知识。所以我们需要对环境考古研究的中心问题进行转变，以获得一个动态的、鲜活的、发展的历史。
三、研究方法的转变理论与研究目标的转变相应的需要一套与之配套的研究方法。传统的环境考古学研究基本围绕材料而做，因材料而做，使得许多材料的丰富内涵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同时影响了研究的效率，往往造成了研究成果价值不高的局面，阻碍了我国环境考古学的发展。基于新考古学理论的环境考古学应该完成从以材料为中心到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法的转变。我们应该意识到，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有着更大的价值，比起围绕材料进行分析的传统做法，以推论或者演绎的方法“验证假说”将给未来的环境考古学研究带来更多的课题，同时也带来更旺盛的生命力，为我们探索社会变迁程序的一般规律提供更加科学的支持。另外，新时期环境考古学的发展，还应该摆脱传统上孤立的考古学发展的模式。在当今学科合流，边缘交叉学科不断涌现的背景下，多学科的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逆的大趋势。环境考古与生物、地质、化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融合与交流势必将给环境考古带来更广阔的学科视野，给予环境考古研究课题的提出与解释更加强大的科技和人文支撑。#p#分页标题#e#
四、走自己的路从上世纪20年代中国的环境考古萌芽以来，我们就一直在基于国外发展的前提下发展，环境考古作为一件舶来品，受到外国的理论、方法、技术各方面的影响与制约。国外的先进理念与技术无疑为我国环境考古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机遇，然而，我们还应该意识到地域与文化性差异的存在。国外的先进理论都是在基于国外大环境的背景下循序渐进地产生的，它们深深依托于自己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土壤，有些理论固然先进，用于我国也不一定适用。所以，在借鉴外国的理论与技术（尤其是理论）时，我们不能全盘照搬，全盘模仿，也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例如，我国环境考古指导思想的发展就无需照搬国外逐步进行从文化历史时期、功能———过程到过程考古的过渡，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将后两个理论阶段一起发展，实现理论上跨越式的进步；主要基于新考古学理论发展起来的现代环境考古学也不必拘泥与新考古学的全部理论，还应该认识到新考古学理论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在重视研究方法科学性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历史学的价值，正视考古学在了解人类历史上的作用和对考古材料进行归纳和总结的重要性，并充分地意识到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人类自身的能动性，对考古学家的释读能力和考古材料的信息含量有一个客观合理的认识。最后，我们还应该在不断地实践中形成一套适用于中国的环境考古理论，走出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
化学与环境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环境艺术教育；特色；观念
中图分类号：G4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171-02
在环境艺术教育及其实施过程中，人们对相关教育的信念、价值及教育活动规范会形成基本的认知与思想，这些针对环境艺术学科教育教学所形成的主张与意识就是环境艺术的教育观念。环境艺术教育观念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自身也在不断地变革与创新。特别是当下的环境艺术教育观念通过对传统教育思想观念的扬弃与现实教育改革实践的总结，提炼出了符合时代精神需要的新环境艺术教育观念。这些新的环境艺术教育观念具有内在的特色与规律，既是当下现实教育改革的需要，也代表着未来环境艺术教育观念与实践教育的发展方向，对其特色观念的研究与总结具有重要的学科发展指导意义。
一、环境艺术教育的特色观念
从教育理论层面看，环境艺术教育的特色观念包含两个主要内容。一是促进环境艺术教育对象的个性化协调发展，另一个是形成环境艺术教育的特色化机制。现代环境艺术教育特色化的过程正是由这两个主要内容互相作用紧密联系而形成的。其中促进环境艺术教育对象的个性化协调发展是环境艺术教育特色化的最终目标，而形成环境艺术教育的特色化机制是形成环境艺术教育特色化的方法。没有目标就失去了意义，没有方法就不能保障目标的实现，方法为目标服务，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环境艺术教育特色观念的实质就是实现教育对象的个性化协调发展。
从教育实践层面看，要实现环境艺术教育对象的个性化协调发展需要着重做好两个教育环节。首要环节是改变受教育对象一贯被动学习的状态，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环境艺术课程的教与学之中，并在此过程中实现真正的自我表现与发展。只有这样环境艺术的教育内容才能真正做到因人而异、因材施教，让学生真正获得自己需要的、向往的、思索探求的，使受教育者在环境艺术的学习中获得归属感，在学习及运用环境艺术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个性思维。那么如何才能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环境艺术的学习之中并形成独特的个性思维呢？这就需要做好另外一个实践环节，形成系统而形式多样的特色化环境艺术教育教学模式，以实现学生积极接受环境艺术教育教学。在实际环境艺术教学实践中，由于传统程式化、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与教学形式，使得很多学生只对环境艺术课程中具有实用性、操作性等的感性实践类课程保持兴趣，而排斥理论、思维等抽象理论课程。由此证明在实践教学中，特色化环境艺术教育教学模式的形成是实现学生主动学习、实现个性发展的保障。因此如何使受教育者不断自觉地加强提升自身理论文化与综合修养是环境艺术特色教育实践中应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环境艺术教育特色观念中的民族文化观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在自己的历史长河里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与精神特色。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大多数成员尊崇的最高生活准则，环境艺术教育观念首先应将受教育者的基本精神生活规范涵盖在本民族精神特色之下。环境艺术教育应当承担弘扬极具个性精神化的民族特色教育责任，注重环境艺术设计本土民族化的引导。特别是在我国需要建立一套适应中华民族特性，适应本国国情的环境艺术教育体系，以本民族独特的面貌培养本土优秀的环境艺术设计师。
不同的民族与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把从传统中汲取的营养与时代需求相融合就会孕育产生符合民族与国家时代精神的新的极具个性化特色的艺术设计形态。经过历史检验与完善的这种艺术设计形态，终将发展成为这个国家与民族未来的传统成分。一个国家或民族独特的环境艺术设计风格也将在这种循环中变化发展。因此对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由此衍生的传统设计风格的继承发扬，应融汇于当今环境艺术设计师的设计理念之中。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明与厚重传统文化的国家，绵延发展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教育烙上了鲜明的民族传统特色，现代环境艺术教育同样需要保持足够的民族特色，从而培养出蕴含中国文化特质的环境艺术设计师。
我国当下的环境艺术教育要实现教育的本土民族化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探求。一是注重环境艺术教育中的人文教育成分。教育学生学习与环境艺术学科有密切关系的文、史、哲等承载着丰富传统文化内容的人文学科内容，以保持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播；二是要对立统一地看待环境艺术教育中民族化与国际化发展的关系。如今文化信息全球化，环境艺术教育要坚持国际化与本土化相辅相成的结合发展，才能获得教育体系中本学科独特的地位与特色。具体来讲，在我国的环境艺术教育中融合人文教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改变以往只注重环境艺术专业技能教授而轻视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教育态度倾向。比如，可以通过逐年提高环境艺术专业学生入学文化分数线的方式来提高入学生源的文化素养水平；在教育教学模块中增加与专业相关的传统文化课程比重来强化传统文化教育；通过选修或第二专业等形式强化学生的学科交叉学习能力；增强外语学习与信息处理能力；增强新技术新材料的获取与运用能力等。其次，在环境艺术教育课程体系规划中增加具有中国民族艺术特色的课程。比如，让传统工艺美术课程回归到环境艺术教育课程体系之中。通过传统工艺美术教育中的民族、民间工艺课程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传统设计符号表达，在设计中自发继承传统设计精神理念，培养对民族优秀传统的自豪情感。最后，努力转变现有环境艺术教育中“重技巧轻理论”的教学态度。理论指导实践，只有不断丰富的理论素养才能使得设计之路走得更远，因此在环境艺术教育课程规划体系中需要强化相关设计理论课程的教育。这些理论课程包括与环境艺术设计学科密切相关的设计史类、方法论类、工程管理类、法律法规类等丰富内容。
三、环境艺术教育特色观念中的地域差异观
环境艺术教育特色观念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正视环境教育的地域性差异，保留并培养各地区不同的环境艺术教育特点。比如，我们国家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各地区环境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较大。这就要求各地区的环境艺术教育立足本地实际，保留各地方性传统文化特色在环境艺术教育中的体现，尊重强调各民族文化传统在环境艺术教育中的继承发展。同时还要正视由于各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所要求的各个地区学校环境艺术教育目标的差异性。教育真正做到立足本地为地方服务，实事求是地为本地学生的个性发展与专业培养作出努力。环境艺术教育的地域差异特色还体现在合理布局各地区不同层次不同培养类型的环境艺术教育体系建设上。实事求是地分析本地环境艺术人才市场需要，明晰自己的教育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准确定位本地本学校的层次与类型，按照各自的教育目标，培养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只有扎根地区实际，挖掘区域特点，明确层次教育，专注自己的培养目标，形成自己独特的办学模式，才能让自己的环境艺术毕业生被市场认可，才能教育出优秀的环境艺术设计师。
四、环境艺术教育特色观念中的校园文化观
谈教育就离不开学校，学校不同的教育环境会影响受教育者不同的个性发展。现代环境艺术教育同样注重营造自己独特的学校教育环境，抓好学科优势突出环境艺术教育的个性化特点，这也就是如今环境艺术教育观念中的特色校园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的重心，是学校对各专业办学理念的尊重与支持，它直接影响着各专业在学校中的办学发展方向与方式，制约着学科的整体教育教学活动。良好的学校文化建设，经过长期的实践发展，即可成为学校特有的文化风范。独特的校园文化风范，有利于促进学生个性与特色学风的形成。由于环境艺术教育的独特性，拥有环境艺术教育学科的学校，在建立自己的独特校园文化时，应针对环境艺术教与学的特征支持帮助环艺院系建立独立的与学科发展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方法体系，营造具有环境艺术教育独特氛围的院系文化。这些都将融合涵盖在整个学校的校园文化体系之内，以实现各系科各专业文化既独立又互相交融影响的协调发展。具体来讲，可以丰富环境艺术专业及其相关学科的公共阅览图书量；设立专门的环境艺术图书媒体资料室；定期举办环境艺术学术交流会；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各种规模的环境艺术设计比赛与作品展；积极主动联合环境艺术设计市场企业，让学生有机会参与实际工程设计实践；建设具有专业文化特点的教学与生活环境等，以此来营造浓厚的环境艺术教育教学氛围，突显学校特色教育的文化特征。
综上所述，形成环境艺术教育个性化的过程就是环境艺术教育的特色观念。各个国家与区域的环境艺术教育要承担继承和创新本民族与地域文化的社会功能责任，就需要在特色教育观念下形成自己的教育特色；各种层次的环境艺术教育体系要实现自己的培养目标，满足设计市场需要，也需要在特色教育观念下形成自己的教育特色；各个拥有环境艺术教育学科的学校要保障学生个性的和谐发展，同样需要在特色教育观念下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校园文化与办学特色。艺术教育中弥足珍贵的就是保持艺术本身的特色，在环境艺术教育中秉承特色教育观念，实践特色培养教育方式是环境艺术教育的重中之重。国外许多著名的设计大师们正是在学校或自我多种方式的特色教育理念下，形成自己的个性特征，坚持自己的信念与理论，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设计实践，才创造出了那么多举世经典的设计作品。相信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艺术教育特色观念指导下的中国环境艺术教育，必将不断培养出更多世界级的设计大师。
参考文献：
[1]张武升.教育创新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2]陈太明.美术教育学[M].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0.
[3]王受之.扫描与透析――世界著名美术院校教育丛书[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
[4]乌美娜.教学设计[M].北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5]漆德琰.澳大利亚环境艺术设计[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化学与环境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环境化学;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一、课程内容与思政教学融合的架构
环境化学是环境工程专业基于OBE①理念课程体系中很重要的一门专业课。目前，全国普通高校建有环境类本科环境化学专业点700余个，每年招收新生数万人。该课程的质量和内涵建设的推进符合一流本科教育的时代需求及生态文明建设所需高水平创新型人才的国家需求。环境化学虽主要是基于化学的理论和方法，但又有别于传统化学课程的教学重点。该课程是结合地学、生物、医学等交叉学科技术，以污染物为研究对象，注重将化学理论应用于解决复杂环境工程问题;研究污染物的甄别与表征、生成与释放、环境赋存与归趋、转化与代谢、毒理效应与健康影响以及污染控制原理与技术的一门课程［4］，同时，环境化学也是支撑生态文明建设、保护人体健康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学科，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多介质体系，涉及气、液、固等不同形态与尺度的污染物;(2)多专业覆盖，涉及农业、冶炼、化工、交通等不同行业所导致的污染问题;(3)潜在危害性，涉及影响人体及生态健康的污染物的暴露，污染危害性和风险性评价、预测与防治;(4)复合性，资源—经济—社会多系统融合，复合污染及多样化解决手段;(5)区域性，污染问题的地理空间差异，区域的环境、生态污染差异;(6)全球性，污染物跨媒介、跨界和跨区域迁移，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环境化学以化学理论为主线，涉及普通化学、大气污染控制、水环境污染、土壤污染、绿色修复等诸多学科与方向，从环境、环境污染问题、环境污染治理三个方面为切入点，培养学生理论与原理的掌握、理论应用于解决复杂环境工程问题的实践能力以及环境可持续发展思维的培养，这些都为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科学发展观［5］等思政元素的融入提供了有效载体与实践途径。
二、环境化学思政教学实践
本课程基于“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设计，全方位将思政内容融入教学实践。采取课堂理论授课与学生课外拓展学习并重的模式，将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内涵作为主旨思政内容与环境化学基本理论、原理与方法进行有机结合，实现以下思政目标:首先是在专业理论知识的历史沿革与发展中体会文化自信;在案例教学和拓展自主学习中了解我国对环境问题基础理论的持续探索和伟大实践，深刻体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在专业领域深刻领悟并践行生态文明建设，培养高度的人类环境忧患意识、环境保护责任感和正确的环境伦理观;并能够基于环境化学的新方法、新理论的拓展学习，对经济—社会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内涵和系统分析，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总结
化学与环境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改革；高校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7）04-0033-03
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建设课程项目是上海市教委保证并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通过重点课程的建设，教学负责人可以系统地进行课程改革，教学单位可以有效监督课程的建设进程，并确保课程设置与建设与时俱进；同时，重点课程的建设也为进一步建设上海市级精品课程，进而建设国家级精品课程夯实了前期基础。“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是2015年度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建设课程，属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中澳合作，即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和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合作办学）专业和物流管理（中澳合作）专业的专业课、必修课，也是澳方的替代课程（即澳方学校和中方学校在教学计划中都开设的课程，这样就以中方课程代替澳方课程）。因此，重点建设“国际商务环境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建设现状
“国际商务环境分析”是基于全球化浪潮不可逆转及各国之间的商务活动愈发频繁的背景下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本课程的实践性非常强。学生不仅要掌握国际商务的相关理论，同时还要时刻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国际商务活动，了解全球及国别贸易与投资的政策变化及国际商务发展趋势。因此，可以说“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的时效性也很强。这就要求课程团队把握国际商务前沿理论的同时，也要紧跟时代潮流，及时更新课堂讲授内容，筛选最新案例。例如，近年来，由于电子商务快速发展而引起的国际商务模式、国际贸易对象等的变化，国际商务环境也日趋复杂，这些都需要在课堂讲授中及时体现。基于这个理念，教学团队制定了以下教学方案。
1.课程目标：通过“国际商务环境分析”的学习，学生领会国际商务环境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熟悉国际商务环境的分析框架，并能够运用基本原理具体分析国际商务环境对企业开展国际商务活动的影响。
2.课程内容：本课程是一门研究企业进行国际商务活动面临的全球商务环境的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国际商务环境的基本背景，各国商务环境比较，国际商务运行体制，世界金融环境，国际商务管理功能等。
3.参考教材：约翰 ・D.丹尼尔斯等《国际商务环境与运作》，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年9月，第13版；John Daniels，Lee Radebaugh，Daniel Sullivan（2013）International Business：Global Edition，B/E，Pearson Higher Education。
4.授课方式：主要采取有重点的课堂讲授、小组案例分析、课堂展示及企业导师讲座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同时组织学生自学、课堂讨论。提倡学生广泛阅读有关参考书籍、文章及资料，提高独立思考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5.考核方式：平时成绩（50%）+期末成绩（开卷）（50%）
其中，平时成绩主要由考勤、课堂参与、小组案例课堂展示和书面报告等组成； 期末考试主要测试学生对本课程内容的掌握和理解情况，采用开卷考形式。具体题型包括不定项选择、判断、简答、案例分析或论述等。
6.作业要求：（1）本课程对理论和实践性的要求都比较高，但由于课时有限，对学生课余的学习要求较高。学生在上课前必须预习教材的相应章节以及相关资料，同时还要进行课后复习，并按时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要学好本课程，除了关注课本知识，学生还要求关注财经新闻，阅读相关文献。
（2）为了检验学生学以致用的效果，要求每位学生必须参与案例分析，并进行课堂展示。每个小组在做完课堂展示之后还要提交一份案例分析报告，并说明小组每位成员的贡献。课堂展示与分析报告的结合既锻炼了学生的实践技能，也提高了写作能力。
二、“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改革策略
通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国际商务环境分析”的教学效果得到了学生的高度认可，并于2015年得到了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课程建设立项。在建设的过程中，课程团队进行了以下建设与改革探索。
1.修订教学计划。“国际商务环境分析”在2013年以前面向国际商务（中澳合作）专业和物流管理（中澳合作）专业三年级的学生开设。教学团队在授课过程中发现，该课程与两个专业的其他专业课程有很多重复的内容，由于课程学分的原因，教学内容难以深化，教学效果也不尽如人意。于是，综合考虑两个专业的课程设置，“国际商务环境分析”于2013年调整到了一年级第二学期开设，并相应调整了教学模式及内容。经过三年的教学试验，教学团队欣喜地看到教学效果明显得到了改善，学生课堂参与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同时将“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调整到一年级后，学生早期接触到专业课程，初步了解了专业课程学习的方法，对其高年级进一步学习专业课程也有很大帮助。
2.改革教学模式。“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对学生专业素养的要求较高，然而课程调整到了一年级，如何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并促使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及课外的学习中，对任课教师提出了较大的挑战。通过问卷及课程调研，教学团队大胆进行了教学模式的改革尝试，即由原来的教师“满堂灌”的讲授模式改革为“教师讲授+小组案例分析+课堂展示”。每学期开学第一次课介绍课程框架及要求，并对学生进行分组，布置小组阅读任务。从第二次课开始，课堂安排按照第一节课教师讲授重要知识点，第二节课一个小组进行课堂展示。课堂展示内容一般是上一章的相关案例分析。案例展示建议多种形式，例如：视频、采访或者表演等，内容上要求先介绍案例相关背景，然后分析案例问题，并提出相关问题展开讨论。这种模式探索下来，教学团队感到对增强学生课外学习专业课的兴趣，提高课堂参与度、加强团队合作的优势非常明显。但由于课程学分较少，课时紧张，加之班级容量较大（达90―95人），在展示的过程中非展示同学参与程度会受到一定限制。这个问题在今后的课程改革中仍需要进一步探索。
3.健全考核方式。一般来说，专业及必修课程通常采用传统的考核方式，即“平时作业+期末考试”，期末考试也往往采用闭卷的形式。由于“国际商务环境分析”的课程属性是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要求理论联系实际，对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要求也比较高。因此，平时作业按照小组案例分析和课堂展示的形式，旨在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促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同时，课程组大胆尝试期末开卷考试，重点考查学生运用国际商务环境理论知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考核方式鼓励学生重视平时学习，督促学生关注国际商务最新发展动态。这种考核方式实施以来，受到教学团队和授课对象的欢迎，考核结果严格服从正态分布，有效地检验了教学效果及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但在题型方面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4.加强教学团队建设。“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设立之初只有一名任课教师，教学团队力量薄弱。通过近三年的建设，教学团队目前有四名专职教师，其中三名教师已担任课程的全程教学。教学团队师资力量明显加强。在课程建设过程中，一人顺利晋升教授，其余三人皆为副教授职称，职称结构较为合理；从学历来看，团队成员中有两名博士、两名硕士。团队成员都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并获得过多项校级及以上的教学成果奖励。在以后的建设期，争取引进两名优秀青年教师，教学团队梯度将更加合理。同时，进一步加强团队建设，鼓励团队成员积极参加教学培训，开展教学调研，撰写教学论文，编写教学案例，完成习题库和案例库的建设。如果条件成熟，教学团队将组织编写一本“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的相关教材。
5.开展教材建设探索。教材建设是重点课程建设的重要环节。目前，国内外还没有专门的“国际商务环境分析”教材。课程开设之初，通过比较国内外相关教材，最后选定约翰・D.丹尼尔斯等著的《国际商务环境与运作》作为参考教材。这本教材在很多国家畅销，每章都有一个启发性案例，覆盖了该章的主要话题，可以很好地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引导读者深入思考该章的主要话题；每章结尾也都有一个详细的案例，涵盖了该章的主要理论和方法，并设有思考题，便于学生深入思考与讨论。另外，每一章还会设立辩论的话题，引入正反两个观点，对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有很大的帮助。每章“展望未来”部分提供了一个未来的场景，促使读者去思考未来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综合考虑之后，教学团队选用了这本书作为参考教材。在使用了几轮之后，发现，这本教材优势明显，便于学生预习和复习相关内容，同时案例分析也帮助学生在学习中进一步理论联系实际。但是，在教材使用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课程只有两个学分，而本书有20个章节，前十章属于环境分析部分，后十章属于商务运营，教师不可能讲授全部内容，而其运营部分和其他课程的重复率也较高。另外，本书的环境分析部分也仅仅是从全球的角度概括地探讨国际商务活动中可能会遇到的环境问题。基于以上原因，教学团队在酝酿编写一本“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的教材，教材设想是前四章介绍国际商务环境通用的“PEST”分析方法，即重点介绍“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并补充法律环境、自然环境、金融环境等。后面章节则按照国别环境分析的思路进行安排，即选取各大洲典型国家进行商务环境的具体分析。目前，教材的编写正在讨论与探索中。
6.开发课程网站。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网络教学的开发。除了传统教学模式的改革，“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教学团队还实施了课程网站的开发与建设。课程网站的建设内容包括基本信息的完善、课程资料的整理与上传、测试与讨论区的建设、习题库和案例库的开发等，同时还要提供进一步阅读的文献及推荐浏览的网站等。通过课程网站的建设与开发，“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的资料将得到及时更新；测试与讨论区的建设与监督也将使教师随时了解学生在学习本课程时遇到的问题并及时解决，真正调动学生参与课程学习的积极性。通过传统课堂教学与网络教学的互补，教学效果得到了明显改善。
三、“国际商务环境分析”教学实例
企业进行国际商务活动，必然要面临不同国家的商务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技术、法律、金融、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环境。其中文化环境对企业开展跨国商务活动的影响很大，但由于“冰山理论”的存在，人们往往只会关注到文化表面的趋同，而忽略文化深层次的趋异。众所周知，如果没有跨文化意识，就无法认识到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在进行国际商务活动时就很容易发生文化冲突，进而影响企业国际化的进程。对于多数没有工作经验的学生来说，如果可以选择贴近他们生活的例子展开讨论，学生对国际商务环境的影响就会有一个感性J识。文化环境无疑最贴近学生的生活。因此，课程设计时，教学团队决定在“全球化与国际商务”背景介绍之后，首先讨论文化环境对国际商务的影响。课堂讲授时先以麦当劳在印度由于使用牛油引起的文化冲突作为开场白，启发学生们思考文化环境对企业商务活动的影响，并由此引出文化环境的相关概念。要了解文化环境，首先要清楚“文化”的概念。而对文化的界定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通过介绍19世纪70年代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对文化的定义，再通过举例设问方式引出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的文化理论。这样学生们对文化的概念及理论就会有一个框架性的认知。然后教师再适时地提出文化差异、文化冲突、文化冲击、逆向文化冲击等相关概念，并提出国际商务活动中为什么会产生文化冲突的问题，引导学生们进行思考。
通过案例讨论的形式更能加强学生们的跨文化意识。因此这一章较多地使用了案例分析。文化环境对国际商务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找到很多例子。但是芭比娃娃是学生们耳熟能详的玩具，选用芭比娃娃的案例无疑会引起他们的听课兴趣，调动大家参与课堂活动的积极性。于是在介绍完相关概念和理论之后，课程组精心选择了芭比娃娃在中东开拓市场时由于跨文化意识的缺乏而遇到的文化冲突。通过该案例分析的启发与引导，学生们理解了引起文化冲突的原因，即缺乏跨文化意识，而具体表现在芭比娃娃的例子中即没有充分意识到美国与中东国家由于风俗习惯、宗教、民族文化等的不同而引起的冲突。案例分析结束，再提出如何解决或者减少商务活动中可能会面临的文化冲突的问题，进一步激发学生们的讨论，最后教师进行课堂总结，引出“民族中心主义”、“多中心主义”、“全球中心主义”等概念。这堂课的知识讲授就结束了。课下作业由小组学生分析章末案例，即“美国水电设备公司在乌干达”，教师建议小组以多种形式进行案例展示，但这一章的案例通过角色扮演的形式展示效果最好，不仅能提高小组全体学生的参与度，还能调动班级其他学生的兴趣，同时引出案例思考题，并展开讨论。这样，本章通过概念及相关理论的讲解，使学生们熟悉文化环境的分析框架，并通过案例分析及课堂展示的形式融会贯通。
本科重点课程的建设是上海市教委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自立项之后在教学计划的改革，教材选用的权衡，教学内容的与时俱进，教学模式的多维探索，考核方式的多样化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建设与改革探索，教学效果良好，为将来进一步申请上海市精品课程建设奠定了一定基础。当然，课程的建设与改革可以说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 “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仍旧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探索。
参考文献：
[1]赵芳.《国际贸易实务》一体化课程建设探索[J].知识经
济，2016，（5）.
[2]陆继峰.国际贸易实务课程项目化改革探索与实践[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10）.
[3]孙桂兰.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国际贸易实务课程
实践教学研究[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15，（11）.
[4]蒋和平.高校特色专业及课程一体化建设路径研究――
以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为例[J].学术论坛，2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