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市场投资范文精选
海外市场投资范文第1篇
贝莱德美林(香港)投资管理公司王翔升在沪上参加一次针对投资者的理财讲座时分析说，“有关数据统计分析显示，未来3年全球市场的基础建设投资总额有望达到1万亿美元，这将拉动矿业等原料的强劲需求，比如目前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占世界总需求的比例高达40％左右。”
和强劲的需求形成对比的是，矿产资源的供给状况并不乐观。一方面矿产的开采，提炼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高的科技技术，另一方面世界上目前已经探明的资源已经变得有限，而且更重要的是目前全球各国的环保意识增强，采矿权的审批变得越来越严格，这样的局面下资源的有限供给很难满足快速增长的庞大需求。
韩国、泰国股市存在增长空间
据富兰克林邓普顿(香港)投资管理公司余学文分析，“从宏观面分析数据可以发现，2000年亚洲地区各国商品出口美国的数量占出口总量的比例为22％，但是2007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为13％。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0年亚洲地区各国商品出口中国的数量占出口总量的比例为5％左右，而2007年这一比例快速上升为16％。如此巨大的变化，显示出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逐渐摆脱美国的影响，逐渐形成亚洲区域自身内在的增长发展势头。”
上述数据透露出，美国次级债一旦引发美国经济明显减速甚至发生衰退，对亚洲经济体的冲击不会再像十年前那样令人悲观。
“目前韩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已经达到18个月的高点，反映了内需旺盛，同时产品出口也属于上升周期。泰国2007年已经5次降息，以刺激经济发展，而且通胀率仅仅为2％左右，同时泰国的政局也变得更加明朗，较为稳定。这些因素令投资机构对经济的基本面信心更足。另一方面，从亚洲各大主要股票市场的市盈率分析，2008年预计中国市场(H股)的市盈率水平为24.1左右，公司的盈利预计保持18.3％的增长，印度市场的市盈率水平为18.9，公司的盈利预计保持19.3％。虽然这两个市场的情况也不错，但是2008年韩国市场的上述两个指标预计分别为12.2，15.1％，泰国市场的指标预计分别为11.9，13.4％。如此对比发现，公司的盈利差距并不太大，但是从市盈率看，韩国，泰国两个市场更加具有吸引力。”
欧元或成国际投资避风港
最近，俄罗斯将其外汇储备中接近一半的比例全部兑换成欧元。同时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在过去的6年里，其中5年美元走势下滑，直接导致阿拉伯半岛国家乃至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其外汇储备结构，增持非美资产。这一最新消息和数据显示了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07年第二季度各国央行美元外汇储备比例下降至64.8％，而欧元外汇储备比例上升至25.6％。显然，在美元贬值的前提下，欧元有望成为国际投资者的避风港。据余学文分析，由于美国经常账户的赤字占GDP的比例不断地创出历史新高，令投资者信心备受打击，可以预计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美元不会逆势走强。
不仅如此，除了欧元货币升值引发的潜在获利机遇外，欧洲的股票市场也存在一定的关注价值。历史数据显示，在过去5年中，环球股票市场的年化回报率为20.24％，但是欧洲股市这一指标达到了24.97％，超过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表现。
海外市场投资范文第2篇
内容摘要: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使得需要通过适度对外投资来平衡总体国际收支的中国投资机构的海外投资风险大大增加。从投资标的选择看,信用债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标的。为全面了解投资海外高等级信用债的资金情况,本文首先介绍了投资于美国高信用债市场资金的来源,如保险公司、商业银行、信托机构、储蓄机构、基金公司、信用合作社等,然后分种类描述了各种投资资金的特点和风险偏好,以期为国内机构投资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信用债市场 资金来源 特点 风险偏好
2008年不断升级的金融危机使得目前需要通过适度对外投资来平衡总体国际收支的中国投资机构的海外投资风险大大增加。但与此同时,这种挑战也为具有充足流动性的中国机构提供了较好的投资机会。从投资标的选择看,信用债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标的:相比国债,收益率更高;相比股权,通常风险更低。高信用债以稳定的中等收益率和较低的风险凸显其投资价值。同时,多数国内机构对海外高信用债市场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部分海外业务比较活跃的大中型商业银行在海外债券投资上的损失使得加强海外信用债市场研究的现实迫切性和必要性更为凸显。目前,国内机构QDII最主要的投向是在美国,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从资金来源、资金特点等方面研究投资美国高信用债市场的资金状况。
海外高信用债市场的投资资金来源与特点
美国宽松的政策环境和高度发展的资本市场,使得其高信用债市场的资金来源较为广泛,如保险公司、商业银行、信托机构、储蓄机构、基金公司等,其中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而个人投资者主要通过购买债券基金和债券信托等方式间接投资,且个人投资者的差异性较大,不确定性因素影响明显,难于统计,因此本文重点分析机构投资者在高信用债市场上的投资资金。
(一)保险公司
美国保险资金的投资结构以债券为主,而其中又以高质量债券居多。美国保险资金由寿险和非寿险资金组成,因其来源不同,资金投向也有所不同。美国寿险公司资产最初主要投资于公司债券和公司股权。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其投资领域也不断扩大,从2003年到2007年,债券投资占比以超过70%的比率高居榜首,其中,高质量债券投资占到将近95%。2005-2007年美国寿险与非寿险公司金融资产分布状况见表1。
从表1细分的寿险公司金融资产投资的分布情况看,2007年利用信贷市场工具投资的比例约占总金融资产的60%左右,而公司债券、外国债券、市政债券和政府担保或支持的企业债券等这些高信用债投资又约占信贷市场工具投资总额的80%。可见,各种高等级信用债已经成为了美国寿险资金的主要投资对象。
与寿险资金相对应的是非寿险资金,美国非寿险公司的资金运用也主要以债券投资和股权投资为主。2006年美国非寿险公司对公司债券、外国债券、市政债券和政府担保或支持的企业债券等高信用债投资额约占其信贷市场工具投资额的90.73%,约占金融资产总额的54.1%。这足以表明非寿险资金的主要投资方向与寿险资产相同,主要集中在高信用债市场。只是与寿险资金运用相比,其对市政债券的投资比率更大些。
上述保险公司的投资结构是由保险资金的投资目的和风险偏好所决定的。保险公司通过吸收长期性的储蓄资金,按照资产负债匹配的原理直接投资于资本市场。所以,保证本金安全、获取稳定收益是保险公司的投资目标。同时,保险公司是管理风险的企业,不会轻易在资金运用时进行投机再次放大经营风险,具有稳定经营的特点。因此,保险公司属于低风险偏好的投资者。
综上所述,保险资金特殊的期限结构和风险偏好使得无论是寿险资金还是非寿险资金,都以公司债为代表的高等级信用债为主要投资对象。对于美国高信用债市场而言,保险资金也因此成为高等级信用债的主要投资资金之一。
(二)基金公司
除了保险公司提供的资金,各种基金也为高信用债市场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在美国,证券投资信托的投资方式很多,共同基金是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并正以一个全新的金融体系迅速取代商业银行成为重要的资金提供者。目前,美国共同基金的资产总量已高达7万亿美元,成为美国第一大基金投资形式。其中属于收税债券基金的公司债券基金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均以投资高信用债为主。根据AMG数据服务公司2008年10月底对4289个收税债券基金的投资统计情况看,高质量公司债券和投资级公司债以1295个基金数占到全部基金总数的30.2%,投资金额以5972亿美元占到全部收税债券基金总额的38%,远高于其他投资品种。除此之外,各种退休基金以及养老基金都参与了高信用债市场的交易,但从美联储公布的美国资金账户流动报告中的交易额看,2009年前两季度的共同基金对美国公司债和国外债券的净购买额达3242亿美元,占基金在高信用债市场投资交易额的48.6%,成为基金公司投资美国高信用债市场的主要资金来源。
共同基金由于投资标的不同,其风险偏好也有所不同。美国养老金是共同基金的最大资金来源,所占比重高达65%,由于养老金“保命钱”的性质,它的投资要首先保证基金安全性,其次才是提高投资回报率,因此这部分资金主要选择政府债券和高信用的公司债作为主要投资工具,同时限制公司债投资比例,规避风险,保证最低投资收益。
(三)商业银行
证券投资是美国商业银行的一项重要资产业务, 也是商业银行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美国商业银行的投资活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自己账户进行,另一类是客户在客户的账户上进行,后一类属于商业银行信托业务范畴,只从前一类投资活动来看,商业银行的投资集中于政府公债及州和地方政府的债券。
此外,在银行法及货币监理局所规定的范围内,商业银行按规定可以在资本总额10%的限额内购买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发行的债券以及市政债券,在资本额10%的额度内购买收入债券和公司债券(但不能客户从事这类证券的买卖),而这些债券通常是风险小、流动性强的高等级信用债券。美联储的美国资金账户流动报告显示,2009年前两季度美国商业银行净卖出公司债和国外债券1884亿美元,成为美国高等级债券市场的主要交易者。
而商业银行投资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收益,其在进行投资决策时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影响因素,具体包括收益率、投资风险、资产价格和流动性等。为了兼顾各方因素,通过投资多样化以分散风险和获得稳定的收益成为商业银行投资的基本原则。因而商业银行表现出了厌恶风险的特性,并且成为美国高信用债市场的资金来源。
除了上面重点介绍的几类机构投资者之外,国外投资者、金融管理局、国家与地方政府等也参与了美国高信用债市场的投资活动,但实践中仍以上述三类机构投资者为主。
结论
本文从资金来源、资金特点等方面入手,从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国家与地方政府以及国外投资者等方面,对美国高信用债市场投资资金进行了分类介绍,得出投资于美国高等级信用债市场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机构投资者,如保险公司、商业银行等,其投资表现出规避风险、保证资金安全或最低投资收益的特点的结论,这为国内机构进一步了解和监测海外高等级信用债市场的资金流向、制定投资策略提供了参考。但由于海外高信用债市场的数据取得较为困难,因此,在数据时效性和完整性方面还存在一定缺陷,有待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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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Federal Reserve statistical release. Flow of Funds Accounts of the United States[R]. Second Quarter 2009
8.欧阳正仲.商业银行风险偏好初探[J].海南金融,2007(3)
海外市场投资范文第3篇
关键词：企业;绿地投资;非市场风险
中图分类号：T11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10-0205-02
一、海外绿地投资的内涵
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是指一国或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者通过垄断优势或比较优势的国际转移，获得部分或全部外国企业的经营控制权，以实现最终目标与直接目标高度统一的长期投资行为。FDI有两种进入方式，即绿地投资（Start-up or Green-field Investment）和海外并购（Merger & Acquisition，M&A）。绿地投资（Greenfield Investment，GFI）也称新建投资，是指跨国公司依照东道国的法律，以“一揽子”生产要素投入的方式在东道国新建全新的企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它不考虑东道国的相应产业市场原来是否存在着一定的生产能力，新建的企业可以是独资企业，也可以是合资企业。
二、海外绿地投资的非市场风险与特征
（一）海外绿地投资的非市场风险
非市场风险是根植于市场机制以外因素引起的风险。这些风险是超“经济”的，一旦发生后企业往往很被动或是无力抵御。本文对绿地投资非市场风险的涵义界定为：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相对于市场风险而言的，根植于市场机制以外的，与投资企业所处的宏观制度、政治体制、内生性的社会因素以及与企业自身有关的非经济因素给企业绿地投资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它是投资者难以抵抗且不易通过具体的财务指标进行衡量的风险。
（二）海外绿地投资非市场风险的特征
1.风险的非市场性质特征
市场风险可以通过交易行为体现出来，一般来说，市场风险可以体现为一定的财务指标，风险的损失最终体现为市场化的损失。而非市场风险脱离于市场机制，是多种非市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很难用经济计量的尺度去测定，其发生往往不能以货币性的财务指标进行衡量。
2.风险度量的模糊性
非市场风险的“超经济”特点，决定了这种风险无法像市场风险那样在资本市场中得以体现，使得企业很难从整体上对非市场风险加以准确计量，目前国际上大多采用专家评判的定性与定量的综合评价方法，对投资环境的优劣进行对比，以便企业做出决策。
3.风险的隐蔽性与突发性
非市场风险的模糊性，决定其不能通过市场交易提前察觉，相对于市场风险而言，非市场风险隐蔽性强，是一种内生性的社会因素，识别和判断难度增大，导致风险产生的突发性。
4.风险的多样性与多层次性
绿地投资项目建设周期长、规模大、涉及范围广、受到的非市场风险因素数量多且种类繁杂，大量的风险因素之间内在关系错综复杂、而各风险因素之间与外界因素交叉影响又使风险显示出多层次性。
三、企业海外绿地投资的非市场风险因素分析
（一）东道国非市场风险因素分析
1.东道国政治风险因素
（1）战争与内乱风险。由于东道国社会民族多元化、种族歧视、宗教冲突等各种矛盾所引起的社会动乱、暴乱及恐怖活动可能使绿地投资项目终止或建设现场遭到严重破坏。一旦动乱发生，境外投资者往往成为首要的袭击目标，对投资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构成巨大威胁，企业的资产将很难得到有效保护和撤回。
（2）政策变动风险。包括东道国政策反复多变，如税收政策的变动、优惠政策的取消、货币制度改革等;各类限制性政策出台，如价格管制、外汇管制、劳工限制等。
（3）第三国干预风险。海外绿地投资可能会受到外界的阻力，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第三国政府直接采取制裁的风险，就有可能面临无法进入美国市场、不能在美国融资等风险;另一类是在第三国借助所谓的“法律”手段阻止投资。
（4）国有化风险。国有化是指一个国家依据其本国法律将原属于外国直接投资者所有的财产的全部或部分采取征用或类似的措施，使其转移到本国政府手中的强制。由于电力行业高度的自然垄断属性，很容易被东道国政府直接征收或间接征收。
（5）违约风险。违约风险主要集中于部分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是指东道国在接受外国投资过程中发生毁约或违约的行为，致使原定协议、合同无法履行或无法继续履行，因而造成外国投资者的损失。
（6）受到他国和区域集团的排挤。进几年来，欧洲大统一市场、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和发展，采取广泛的对外贸易保护主义，形成区域贸易壁垒，而中国则被排除在这个贸易保护屏障之外。
（7）中国风险。我国对外投资在体制上仍带有浓厚的部门和地方所有的行政隶属色彩。国内跨国集团的上级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经营决策权仍然保持高度控制，这种控制形成一种感觉，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与企业之间并非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而是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关系。在民众看来很一般的商业行为，却被东道国看成是整个国家的行动，进而引起多方讨论，将中国放大并具体化，这势必给企业的对外投资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2.东道国法律风险因素分析
（1）投资壁垒风险。投资壁垒可分为三类，准入壁垒、经营壁垒和退出壁垒。在准入壁垒上东道国为保护本国的产业，从法律上对绿地投资的准入设置不合理的限制措施;在经营壁垒上东道国会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设置种种不合理限制;在退出壁垒上东道国为了限制外国投资退出、外资企业利润离境，或在外国投资退出时谋求不合理的本国利益，在投资退出环节上设置不合理的限制措施。东道国法律政策的调整，海外办厂的企业也只能被动接受。
（2）法律法规不健全风险。海外投资项目所在地国缺乏健全的法律制度，存在诸多的法律空白点，缺乏透明的政策管理环境，使得我国投资者受法律保护程度不足，加大了新能源企业绿地投资的风险。
（3）劳工政策法律风险。一些东道国对劳工权益的保护比较严格，有一套相对完整的劳工政策法律规定，而我国的企业文化和用工制度与其相差较大，如果不深入了解该国的劳动力成本、风土人情、习惯做法和法律法规，一旦陷入纠纷会造成企业巨大的损失。
（4）社会责任法律风险
很多西方国家对环境保护尤为重视，而我国企业长期在国内经营，环保意识及风险评估不足，一旦触犯东道国的法律界限，企业将遭受损失。其次，很多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不强，企业形象在东道国受损，一旦发生风险不会得到公众的理解。
3.东道国社会环境风险因素分析
（1）劳动力资源状况。绿地投资利用当地劳动力往往面临两难的选择，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低廉，但劳动力素质差，生产能力低下。而一些国家劳动力素质虽高，但面临成本压力。
（2）基础设施风险。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有重大影响，并直接影响新能源企业绿地投资的效益。广义的基础设施还包括生活文化设施、金融保险机构等其他服务设施。但很多新兴市场基础结构不完善，投资面临不确定性。
（3）自然环境风险。主要是指东道国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地质水文、气候等因素。这些风险源主要是由于外界不可抗力产生的，再者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是否受东道国多变的气候影响。自然环境风险是不可控的，但与新建投资的生产经营活动直接相关，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可以在投资前识别来减轻风险的影响。
（二）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
1.企业体制实力的制约
首先，我国大多绿地投资企业尚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缺乏现代企业制度的经营机制，责、权、利不够分明，竞争机制较弱。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这些投资主体仍沿用国内企业的一套老方法进行管理，经营约束和激励机制不健全，对投资经营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其次，企业是否有实力“走出去”是海外绿地投资不可回避的一大问题，有能力真正走出去的都是那些有实力、资金雄厚的大企业，他们能够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行跨国经营。企业绿地投资的过程比较长，包括前期的考察、选址、规划设计以及后期的建厂、员工培训、投产等。这些环节中都需要进行大量的资金投入，然而带着释放产能、开拓新市场目的的中小企业来说本来自身就面临着经营的困境，要想走出去，还是要掂量一下自身有没有这样的实力，不能仅凭一时的冲动。
2.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时间短，国际化经营管理经验不足。可以说企业管理风险始终伴随着绿地投资的全过程。在绿地投资项目实施阶段，与投资者的经验与素质、项目组织管理体系的规范程度、投资者信息来源的准确性、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均相关。在企业的运营阶段，企业的管理风格与文化差异是一项重要的风险、文化风险具有模糊性，但影响力广泛而深入，表面上看来是和谐的组织，可能存在着影响企业的文化，企业在管理时往往忽视这一点。此外，部分海外投资企业财务管理水平和效率不高，没有建立起对个人财务权限的控制制度。在合资模式下，内部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制度不健全，难以与国际科学的管理方式接轨，致使企业资产流失风险加大。
3.投资决策的盲目性与随意性
很多企业对外投资热情高涨，但普遍缺乏对外投资和国际化运营的战略与技术支撑，由于信息不对称，自身评价和判断能力的限制，投资盲目性随意性较大。具体表现为：第一，决策盲目，风险意识淡漠，对外投资缺乏可行性分析，往往是没有充分了解东道国的政治法律环境、市场前景等各种风险的情况下，就草率做出投资决定，导致投资失败。还有一些企业比较重视外部风险，轻内部风险，对东道国的软硬环境分析到位，但对自身的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方面盲目乐观，最终引起投资失败风险。第二，决策实施过程失控， 缺乏事中的监督和控制程序。许多境外投资企业没有建立相配套的事中监督和控制程序，不能保证决策按照预先的计划和方案正确实施，在决策环境和企业具体情况发生变化时， 没有及时的补救措施， 致使投资风险进一步恶化。[4]
4.适用人才的不足
企业展开跨国绿地投资，需要和缺乏的是人才，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在于是否拥有一支能参与国际竞争、熟悉境外投资业务的法律、市场分析、企业整合管理及公关营销等方面的经营队伍。人才是企业顺利“走出去”的关键，没有过硬的人力资源作为保障，海外绿地投资恐怕只能停留在描绘蓝图的阶段。
四、结语
现分别从东道国以及企业自身的问题进行分析，以上各项风险源构成了企业海外绿地投资非市场风险的一个有机体系，纵观这些风险因素，东道国的非市场风险对企业绿地投资的影响深远，而企业自身的非市场风险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今后是否遭受东道国非市场风险影响程度。在进行投资时，要对体系中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很好的防范海外绿地投资的非市场风险。
参考文献：
[1] 陈宗俭.我国企业赴海外投资对国家风险的防范[J].财务与会计，1999（9）：40-41.
[2] 郭 捷.项目风险管理[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
海外市场投资范文第4篇
投资者结构不完善,缺乏足够机构投资者参与一直是制约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之一。深入研究与分析我国期货市场投资者结构情况,借鉴海外市场的经验,探索完善我国期货市场投资者结构的可操作性方法,对于促进期货市场稳步健康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海外期货市场投资者结构分析
海外成熟期货市场的投资者一般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而一些新兴市场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由个人投资者为主到由机构投资者为主的发展趋势。
美国期货投资者结构
对于美国期货投资者结构的分析可以从大户持仓和商业持仓两个方面来分别分析,总的来讲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全美近90个商品期货交易品种的平均大户持仓量达到90%左右;而非大户持仓量只有10%左右,绝大多数的商品期货品种中大户的多/空头持仓比例均在80%以上,当前美国商品期货市场特征表现为一个典型的机构投资者为主的市场。
2.全美近30个金融期货交易品种的平均大户持仓量在80%左右,尽管美国金融期货市场总体的大户持仓比例较商品期货略低,但其中绝大多数品种的大户多/空头持仓比例也均在80%以上,也仍然是一个典型的机构投资者为主的市场。
3.商业投资者的交易行为与持仓活动通常被认为是以套期保值为目的。分析商业持仓发现,全美近90个商品期货交易品种的平均非商业持仓量在10%左右,价差交易持仓量也占10%左右,而商业持仓量则到达了70%多。总体而言,绝大多数商品期货品种中机构投资者的持仓目的以套期保值为主,另有少量的持仓是以投机或套利为目的。美国金融期货市场也有类似的情况,但商业持仓量略低,在60%左右。但总体而言,绝大多数金融期货品种中机构投资者的持仓目的以套期保值为主,另有少量的持仓是以投机或套利为目的。
香港、台湾及韩国期货投资者结构
分析香港、台湾及韩国期货投资者结构,我们发现:
1.香港股指期货市场上的投资者结构主要有五个特点:一是个人投资者交易占比逐年下降;二是机构投资者交易占比逐年增加;三是外资比例增加较快;四是自营交易比例逐步提高,也成为香港股指期货市场上的重要角色;五是个人投资者网上交易呈现上涨趋势。
海外市场投资范文第5篇
从实践来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的非市场风险主要包括：东道国政治动乱风险、政策与法律风险、文化差异风险、合同条款风险、项目价值风险、企业内部运营管理风险六种类型。
(一)东道国政治动乱风险
政治动乱风险主要是指东道国参与的任何战争或者在东道国发生的革命、颠覆、、罢工、内乱、破坏和恐怖活动以及地方武装的冲击等事件造成损失的可能性。政治风险是与东道国有关的不确定因素，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发生的可能性较大，因为这些国家易产生政局不稳、政权更迭等情况。政治风险产生的根源十分复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政策不稳定、民族主义、社会不稳定、武装冲突、区域联盟等。
以2011年发生政治动乱的北非国家利比亚为例。利比亚是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重要市场之一。目前中国在利比亚承包的大型项目约50个，涉及合同金额188亿美元。目前，无论利比亚战事结局如何，中国企业均面临着工程设备等固定资产损失、预期收益损失、撤离费用损失、未来汇率结算损失等。造成这些损失的两个直接原因是：首先，中国企业投保的保险覆盖面仅为合同金额的5.68％，因此中国企业在利比亚承包的188亿美元的工程项目，只能获得不足4亿元人民币的保险赔付。其次，当前中国尚未与利比亚政府签订任何形式的双边投资保护条约。
(二)政策与法律风险
政策与法律风险是指因东道国变更政策、法律而给外国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能性。政策风险主要包括重大外国投资政策的调整、政府禁令、政府违约、税收政策的调整、国有化政策(抱括征用、征收、没收、报复性充公)；法律风险主要有立法不全、执法不严、法律冲突等。
最近的政策与法律风险以澳大利亚资源租赁税的出台最为典型。2010年5月2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宣布，拟从2012年7月开始向在当地注册的资源类企业征收税率为40％的资源租赁税(之前，澳大利亚主要是依据产量对矿业公司征税，各州征收的特许税税率仅在2.10％之间)。由此，按照新的联邦税收方案，资源类企业须将其开采不可再生资源所获利润的40％上缴联邦政府(新公司和小公司如果没有盈利则不需要缴税，小企业还将得到原地方性特许经营税的返还)。依据计算，今后资源类企业承担的全部法定税率总计可能将从目前的43％上升到2013年的57％。2011年6月，经过一系列谈判和政府高层更替，澳大利亚政府终于就备受争议的矿产资源税问题公布了草案。草案提议，矿产资源使用税仅针对铁矿和煤矿，税率设定为30％。尽管这一草案与澳大利亚政府最初酝酿的计划相比，资源税的征收比例已经从40％下降到30％，但新增的资源税仍将对澳大利亚当地和赴澳投资的企业产生不小的影响。草案正式执行后，除了将增加在澳投资矿业的中国企业的成本外，同时如果矿产供不应求的状况持续，矿产资源税增加的成本很有可能最终要由中国钢厂等矿石进口商埋单。
(三)文化差异风险
文化差异风险是指中国企业及其管理人员与东道国当地政府、社区、员工由于中外文化上的不同而带来损失的可能性。文化差异往往带来管理理念和行为的不同，有时还会在不经意间带来纠纷和损失。
(四)合同条款风险
合同条款风险是指在中国企业与东道国当事人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中，因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不够具体而产生理解差异，最终出现合同纠纷而发生损失的可能性。
中国铁建在沙特的工程承包项目就是深刻教训。2009年2月10日，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旗下上市公司中国铁建与沙特阿拉伯王国城乡事务部签署了《沙特麦加萨法至穆戈达莎轻轨合同》，约定采用EPC+O／M总承包模式(即设计、采购、施工加运营、维护总承包模式)施工完成沙特麦加轻轨铁路项目。截至2010年10月31日，按照总承包合同金额(66.5亿沙特里亚尔)，中国铁建确认预计总收入为人民币120.51亿元，预计总成本为人民币160.45亿元，另发生财务费用人民币1.54亿元，项目预计净亏损人民币41.48亿元。2011年1月，中国铁建在沙特轻轨项目中的损失锁定为13.85亿元。根据上市公司中国铁建的公告，之所以发生上述巨额亏损，是因为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实际工程数量比合同签订时预计的工程量大幅增加。而根据媒体的信息，中国铁建在与沙特方面签署的合同中，并没有针对这个项目列出详细的工程量，即对工程合同细节――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条款――缺乏具体量化的明确约定，致使此后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沙特方面不断提出增加工程量的要求，甚至提出新的功能需求。中国铁建经综合考虑不得不继续推进项目进度。
(五)项目价值风险
项目价值风险是指由于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项目的开发成本、影响项目开发的具体制约因素估计不足或误判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发生项目价值风险往往基于五个方面的原因：中国企业因急于扩张规模而“饥不择食”，企业及其所聘顾问专业水平不足，情势变更，被欺诈，违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国内审核程序。
前不久，中钢集团对澳大利亚的海外投资即遭遇了项目价值风险。近年来，中钢集团基于发展的“战略”需要，规模迅速扩大，在2009年收购澳大利亚中西部公司资产的过程中，以13.6亿澳元(约合93亿元人民币)的较高价格，快速完成了这次收购。但之后发现，该项目开发鉴于磁铁矿选矿技术难度大、运输磁铁矿石的港口和铁路基础设施开建遥遥无期(建设主动权掌握在其他企业手中，预计需要52亿澳元)的现实困难，中钢不得不于2011年6月基本停滞该项目的勘探工作，并且裁减员工、关闭办事处。仅在此项目的前期勘探阶段，中钢的当期亏损已高达9281万元。
(六)企业内部运营管理风险
企业内部运营管理风险是指因中国企业的内部运营管理出现问题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对民营企业而言，主要是决策粗糙草率；对国有企业而言，主要是决策程序、考核激励、监督是否健全、到位。由于上述情形存在，往往使得企业缺乏风险防范制度设计，或制度设计不科学、不严密。
二、政府方面的对策建议
(一)政府要正确引导企业客观对待“走出去”
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在总体上确实需要企业走出国门开展海外投资等跨国经营。但是在实践中，并不是每个企业、每个行业均具备了相应的条件，达到了必须进行国际化经营的时间节点和实际能力。中国企业在“走出去”之前切忌跟风，甚至将企业海外投资的商业行为、市场化行为异变为“政治行为”、“国家／民族
行为”，使之“意识形态化”。政府及有关学者在引导企业客观对待国家的“走出去”战略上负有重大责任。国资委等政府相关部门对所谓的“企业国际化经营程度”所占考核权重比例应当慎之又慎，竭力避免出现“逼”着企业“走出去”的情况。
(二)政府要创造良好的多双边国际关系
中国政府应充分运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多种渠道为企业的海外投资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为企业“走出去”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做好保驾护航工作。虽然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之路，但是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仍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关注。
以世界各国在非洲大陆的竞争为例，中国应特别重视中非关系的巩固与发展。非洲大陆国家众多，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未来几年里非洲经济增长速度将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中国企业在非洲既面临着英法等传统殖民宗主国，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大国的竞争，同时更面临着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全方位激烈竞争。
因此，中国政府有必要为企业开展海外投资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目前，中国政府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上述问题并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中国不断加强南南合作，通过各种措施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设立了“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从1992年起，该基金贷款先后支持中国企业在30多个受援国探讨落实援外合资合作项目40多个，较好地促进了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为中国其他海外投资商业项目顺利推进奠定了良好的国际关系基础。上述工作有力地宣传了中国走和平发展、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道路的坚定国策，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企业和民众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
(三)政府要重视参与跨国投资领域国际条约的相关事务
当前，跨国投资领域的相关国际条约主要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世界贸易组织(WTO)中有关跨国投资保护的协议、自由贸易协定(FTA)、《汉城公约》(中国在1988年4月成为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创始成员之一)、《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能源条约》(1998年4月16日生效)等。总体来看，中国现在仍处于接受、学习和消化现存国际规则的阶段，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上发言权较小。今后中国政府应当积极、全面、深入地参与和影响国际投资领域规则的形成，促进多边、区域、双边等各层次国际投资规则的发展完善。
(四)政府要采取积极而具体的国内政策措施，帮助中国企业投资海外
在国内，政府相关部门除了加速起草综合性的《海外投资条例》外，还要采取以下具体政策措施帮助企业减少海外投资风险：
1.尽快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提供风险分担机制。
2.按行业类别，设立或加大有关产业的海外发展基金，在项目费用等方面降低企业的成本风险。
3.在支持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开展海外投资经营时应一视同仁。因为针对不同国家、不同行业，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中遇到的风险各不相同，两类企业各有优势，故中国政府应一视同仁给予支持。
4.进一步完善吸引和利用外资的法律制度，间接支持企业“走出去”，减少类似风险。
(五)国资委要对央企的海外投资风险承担不可或缺的责任
国务院国资委代表国家行使中央国有企业的出资人权利，代表国家行使对中央国有企业监督管理的责任。据国资委的统计数据，截至2009年底，中央国有企业境外资产总额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保护中央国有企业的海外资产和人员安全也是国资委的职责所在。
国资委非常重视对海外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2011年6月正式对外公布了《中央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央企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此前，由于《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1999年颁布)、《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1996年颁布)的内容已不能适应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现实需要，有些企业在实践中并没有严格遵守规定。因此，国资委近期进一步加大了严格监管的奖惩力度，今年出台的上述规定明确指出，中央企业是其境外国有资产管理的责任主体，对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情况，国资委将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三、企业方面的对策建议
(一)企业要充分做好海外投资的前期功课
企业“走出去”之前要做好人才储备，搭建好相应的项目经营平台，企业的管理层应真正具备风险管理意识，深入了解掌握东道国当地的政策法律、民族宗教、文化民俗等方面的情况，对不同风险程度的国家(地区)制定差异化的进入策略和风险防范策略，认真做好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及风险评估。如果风险超出预期或难以控制，即使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前期费用，项目也必须立即停止，避免将错就错，因小失大。
(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
例如，在那些对外来投资反应较为敏感的东道国，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中(特别是资源能源类的海外投资)，投资或合作形式可灵活多样，不必绝对以获得股权或控股权为最高目标，此时可以视情放弃股权之要求，代之以获取资源能源的稳定供应权益即可，以减少东道国的民族抵触情绪等所带来的风险。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中可以视情选择与各国企业开展合作(包括与东道国企业、世界知名跨国公司的合作)，这样不仅可以降低风险，同时也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经验。
(三)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实践中要避免授东道国以口实
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的过程中要处理好与东道国的关系，提前预防风险的发生。为此，企业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不违法。注重学习东道国针对外资的法律规定，认真遵守东道国当地法律(包括税法、反商业贿赂法、环保法、劳工保障法、工会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公司法、物权法、合同法等法律)，尊重当地宗教民俗和文化。其次，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注重与当地社会各阶层积极沟通交流，在社会慈善、用工制度、保护当地环境等社会责任领域以较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第三，尽力实施用工的本地化。
(四)在特定的巨额海外投资合作或工程承包项目中，中国企业应要求东道国方面提供足够的有效担保
以所谓的“贷款换资源”为例。近几年来，中国已经与委内瑞拉、巴西、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安哥拉、加纳等多个国家签署了涉及数百亿美元贷款支出的合作协议。从“贷
款换资源”合作协议的实施程序来看，中国的贷款先行付出，而对方的资源能源之后供应，这对中国来讲就形成了一定的风险，极有可能出现“款贷出去了”，而资源能源没能“进来”的局面。这就要求中国企业在谈判合作协议时必须要求对方提供担保，并且要特别注重对方所提供担保的有效性。
(五)海外投资经营发生风险后，企业要采取积极而适当的补救程序
海外市场投资范文第6篇
与“后知后觉”的房企相比，购买海外房产早已成为中国投资人的热门选择，这一由移民和留学带动的需求，又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的房价上涨。累积影响最为明显的当属加拿大，中国资本的流入虽非决定性因素，但在创历史低点利率和经济复苏的推波助澜下，过去3年加拿大的房价持续上涨，以至于许多人认为上涨的幅度使其房市有崩盘的风险。
中国富人的投资潮席卷各国投资移民的热点城市。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AR）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3月底之前的一年里，中国籍人士在美购房总价值达123亿美元，占外国人在美购房总额的18%，紧随加拿大成为美国市场的“外国房东”亚军。而根据世邦魏理仕的报告，未来数年，中国富人还将花费数十亿美元在美国房产上；美国是中国投资人首选的国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分列二、三位；富有的中国个人和精明的中国企业正大举买入世界级城市中的物业。
中美房价解剖对比
去美国旅游的人，通常回国后都会有一个颇为一致的感慨，美国东西好便宜。不用说中国，相比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美国国民收入不低，但不论是吃的用的都比两国便宜。这同样适用于房价，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多数城市房价回调三四成，美国的房子似乎成了中国富人眼中的“白菜”。
理论上，美国房价应比中国贵，仔细比较，其实比中国便宜不少。房产产权可私人永久拥有，房产的寿命是中国的2-3倍，加州很多社区都能见到上百年的木制房子，品相、价格与新房相差不远。而中国住宅物业只有70年使用权，但房价已堪比发达国家水平。
更重要的是，在房价对比中，很多人忽略了建筑面积与基于居住面积项目产生巨大的价格差异。中国新房得房率（实际居住面积和建筑面积之比）多数只有70%，而在美国居住面积必须是可用面积，阳台、车库都不能计入在内。因此，相同的出售面积下，美国房产的实际面积比中国多20%-40%，每平方米房价被低估至少30%。此外，美国没有毛坯房的概念，出售房产按中国标准均属于精装修，包括卫生间和厨房配套设备还有空调和地板暖气，所以，比较房价应从美国房价中剔除装修和设备费用，或在中国房价中加入相应费用，除面积上30%的差异外，还需要计入另外至少10%装修和设备成本。
房市回暖 中国豪客扎堆
自2006年7月房价到达高点至2012年3月探底，标普美国20大城市房价指数一度累计下跌了35.08%。在经历了这期间从不断探底到缓慢筑底的痛苦过程后，美国楼市自2012年下半年开始复苏，于2013年二季度加速回暖。截至2013年7月，标普美国20大城市房价指数比同期上涨12.2%，新房销售、成屋销售、建筑支出和住宅开工等数据均呈现持续改善迹象，而同期按揭贷款利率跌至历史低点，存量房供应开始萎缩，创造出对投资人十分有利的投资环境。
这当然主要归功于奥巴马当选总统后推出的多项住房救助项目，但中国资金的推波助澜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一边是国内房价的步步攀升，一边是移民热、留学热的助推，回暖中的美国房地产市场自然而然吸引了大批中国买家，购房团的身影几乎遍布全美各州。如今，在美国的50个州，中国人已在44个州跻身当地外国投资客的前5名，在纽约、夏威夷排第二，在加利福尼亚排第三。过去一年，加州房地产市场出售的房子有一半是卖给中国人。在华人买房首选的大洛杉矶地区，学区较好的热门地段，房价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甚至有翻番的。
更令美国人大跌眼镜的是，当许多美国人被沉重的房贷压得喘不过气，甚至有不少人因为付不起按揭房子被没收拍卖的时候，70%的中国买房客是用现金一次付清。不仅如此，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统计显示，中国人在美买房的中位价格是42.5万美元，是全美中位房价的大约一倍，比外国人在美购房的中位房价27.6万美元也高出5成，显示中国人对高端住宅情有独钟。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房市的反弹速度似乎有点急，房价急升意味着推动的力量来自外部，虽然中长期恢复的趋势不变，但短时间内回调的压力较大。房价的涨幅已经超过同期经济和家庭收入的增速，说明美国经济复苏仍过度依赖房地产回暖，缺乏实体经济支撑的复苏，容易出现反复。
最大机遇在商业地产市场
事实上，中国的富人们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公寓和豪宅上一掷千金，回报更为稳定的商业地产项目也正在进入他们的视线。张欣家族于2013年6月买下了纽约通用大楼的少数股权。纽约优质写字楼租金回报在5-6%，高于香港和新加坡的3-4%。且亚洲办公室租约平均租期仅为3年，伦敦或纽约的租约则为15-20年。
海外市场投资范文第7篇
QDII基金配置正当其时
对于近期全球市场的短期暴跌，陈永强认为，这正是QDII基金进行全球资产配置特别是投资发达国家市场的较好时机，也是投资者关注QDII基金、进行人民币资产全球化配置的重要时点。
陈永强分析，从盈利预期、海外股票估值、投资者风险偏好和市场溢价而言，目前海外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市场的投资价值凸显。
陈永强称，“目前，A股市场处于降息大周期，无风险利率不断下行，叠加上之前的杠杆效应，导致A股股票估值不如海外股票具备吸引力。虽然市场近期有所调整，少量公司开始进入价值区间，但整个市场的预期收益率将大不如前。投资海外的产品将逐渐体现出吸引力。此外，近期人民币贬值，投资海外市场也可以避免汇率损失。”
需要明确的是，本轮下跌对新兴和发达市场而言是有本质差异的。由于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以及美元升值的大背景下，整个新兴市场的调整已持续了几个月，而且面临着持续的资本外流以及外汇储备减少。而发达国家市场只是由于近期新兴市场动荡以及全球通缩的悲观预期才导致的避险情绪升温，进而带来对全球风险资产的大量抛售。但实际上，发达国家市场要健康的多，从风险收益比的角度看，资本仍会不断流入发达国家市场。
陈永强称，整体来看，海外特别是发达国家市场投资价值更加明显。新兴市场短期将持续震荡。
海外科技、医疗等投资价值凸显
谈及下半年全球市场的投资机会，陈永强称，展望下半年，全球经济总体稳定向好：美国各项经济指标较为健康，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欧洲、日本经济在货币大幅贬值、利率持续低位的刺激下，会出现中短期的回升；香港市场正受到海外估值体系和国内估值体系的双重影响和博弈，叠加上A股震荡，预计三季度香港市场将呈现震荡加剧的走势；中国在积极宏观措施的托底下，经济增速也将停止下滑的态势。
陈永强表示，下半年的投资重点是受益于结构调整、利率下行、估值合理的企业。具体到投资的主题和板块，陈永强认为海外的科技、医疗、消费等领域具备较大的投资机会。
海外市场投资范文第8篇
放眼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生活水准最高的国家之一，拥有宜人的气候、独特而舒适的生活环境、高质量的社会与文化的基础建设。澳大利亚的五个大陆首府及州府城市均位居世界最适合居住的前十位城市之列，其中悉尼已连续多年被评为五大世界最佳居住城市之一。澳大利亚虽然拥有世界一流质量的住房和教育，以及完善的健康保障福利体系，但在澳洲生活的成本却远低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在澳大利亚的海外人士和访客们普遍认为，这里很有吸引力而且生活很实惠。
另据2003年的一份行政意见调查显示，澳大利亚政府政策的透明度居世界第四位，领先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健全、公开、高效和透明的监管体系，使其成为世界上政治稳定风险最低的国家之一。事实上，澳大利亚政府通过积极主动的改变，更进一步为海外投资者创造了适合发展的理想环境。在政府决策实施效果方面，澳大利亚排名世界第七位，政府体制能够迅速作出政策调整，来面对任何经济挑战。澳大利亚经济在经历了世界经济衰退、亚洲经济危机后，近几年仍能保持平均GDP3.6％的高速增长。澳大利亚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服务和计划，积极鼓励与支持海外投资，其中包括不久前修订的澳大利亚商业移民计划。澳洲政府欢迎并鼓励投资的态度和稳定的政治环境，为投资者提供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经商保障。
此外，从移民政策的发展看，澳洲近年来一直积极吸引海外专业人士与成功商业人士的移民与投资，移民政策相当宽松，为有意赴澳投资及发展的成功人士创造了良好条件。
房市成投资热点
澳洲的房地产市场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已十分成熟。根据最新权威机构的统计和分析表明，澳洲房地产近40年来平均每7至10年即可增值一倍。近年来，随着澳洲经济的不断攀升和移民配额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政府鼓励和吸引海外投资的政策，澳洲房地产市场表现出了不可限量的发展前景。
据组省房产研究表示，悉尼房产的平均价格已达50万元，悉尼地区的平均房价也首次升至30万元。这将激励更多潜在买房者进入房产市场。该研究所所长Kelly称，未来10年，悉尼房产市场将出现平缓和高峰期，平均房价有可能在不到10年内就突破100万元。财政厅长Egan表示，这是因为一些大型基建项目如M5高速公路的建成投入使用，帮助提升了悉尼西南区的房产价值。
澳洲房地产是该地区长期的支柱产业，也是投资回报率最高的行业投资，市场规模很大，并在过去几十年中保持了稳步快速增长的良好纪录。澳洲的楼价平均每7年翻一倍，这已成为澳洲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基本规律。澳洲房地产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不同，政府不征收遗产税，可以世代拥有。房地产没有使用年限，而可获开发的土地又越来越少，这正是澳洲房地产不断受到海外投资者追捧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澳大利亚对外汇兑换没有任何控制，货币完全国际化，资金流出、利润汇出、资本撤回、权利转让以及贸易付款都不受任何管制，因此受到海外包括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投资者的青睐，被评为投资者的“世外桃源”。
投资的最佳时机
专家人士分析，现在是投资澳大利亚房产的最佳时机。澳大利亚房产的上一轮增长于2003年达到高峰，2004、2005是调整期，进入2006年，随着澳大利亚进入减息周期和新移民数目的持续增加，新一轮房产升值即将启动。
海外市场投资范文第9篇
宏观及金融市场
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不慢，一些分析师预计GDP的增长率将提高到9％。高盛公司最近的一份报告预言，到2030年，印度的经济将超过日本；到2050年，印度将成为继中国和美国之后的第三大经济体。
另一方面，印度虽然有通胀压力，但在2006年4月中旬举行的一次会议中，印度储备银行的主席反对升息，坚持让利息率保持6％不变。印度银行在自由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已久，在银行经营和为印度企业融资的经验丰富。在孟买证券市场上市的公司有6000多个，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数量的两倍。孟买证券市场蒸蒸日上。SENSEX30指数在过去的三年里已翻了一番。印度股价的狂涨已引发估价问题。SENSEX30指数内成分股的交易价是公司预期收入的24倍，是亚洲继日本之后最贵的股票。短期内印度股票的上涨潜力似乎受到限制。
基础设施
但在基础设施方面，印度缺乏道路、机场、电信设施、电力供应等有形基础建设。很多城市一天之内要断电几次。而从孟买国际机场进入这个印度的金融中心，竟没有一条直接的路，出租车司机不得不走小道以避免塞车。
如果投资者决定在印度投资经营一个办公或住宅楼，最好买一个备用发电机，用来为租户提供不间断的电源。但这将大大地提高投资者的经营成本并影响净收入。虽然与基础建设没有直接关系，但印度有超过1.22亿的人口没有厕所，3000万人面临缺水。
分析师预测，要想将印度的基础建设提高到一个合理的水平，至少需要1150亿到1130亿美元的投资。
人口及城市化
根据联合国人口委员会报告，到2050年印度将有16亿人。
到本世纪中叶，印度最密集的人口群体将是40岁―50岁那一组。印度人的年龄中值是25岁。
财富分布状况
根据《福布斯》杂志的数据显示，印度的财富集中程度居亚洲之首。印度最富有的40个人的总资产为1060亿美元，仅印度最富有的人拉克希米・米塔尔自己名下就有235亿美元。与此同时，却有25％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
印度的财富似乎都集中在“城市精英”的手中，财富分布的不均自然引出支付能力问题。印度的房价在过去两年里平均上涨了3倍，孟买南部CONDO的价格已逼近曼哈顿的水平。同时，进城务工人员经常住在用纸板搭建的棚户里，无力负担哪怕是最起码的住宅。
印度的日益繁荣正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
商业惯例与法律系统
自英国人统治以来，私有企业、私人财产和法制在印度就已司空见惯。虽有民主传统，印度办事程序之繁琐闻名遐迩。官僚们炮制了迷宫似的规章制度，延滞投资进程。尽管司法制度颇为强大，但不同的州对法律的解释和执行有所区别。
另外，与土地购买、物权登记、房地产税收、房租调控、以及城市土地发展相关的法律还未得到修订，不能反映近年来印度的发展。所有权不明，而且购地成本非常高。商业关系在任何国家都重要，在印度也不例外。但是印度看起来比较客观，比较开放。你不需要建立那些“特殊关系”来开办自己的房地产业务，取得必须的信息，或开始置办产业。
2005-2006上半年时间里，印度的土地价格上升了30％到100％，房地产股票价格飙升了2000％。高盛公司亚洲房地产投资主管迈克尔・史密斯说：印度是亚洲最令人兴奋的房地产市场，是亚洲正在上升的几个主要市场之一。
海外市场投资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个人社会关系网络；双边投资协定；国家行为；非市场能力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3）07-0092-10
一、导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最新的《2010-2012年世界投资前景调查报告》表明，2012年中国对外投资额652亿美元，投资数量虽然比2011年有所下降，但投资额却增长54%。其中，涉及私营部门的对外并购交易额增长171%，显示出私营部门在中国对外投资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不同于传统的对外投资模式，海外直接投资的原因、规律等特殊现象为FDI的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样本，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FDI制度效应理论，从而改变了传统的垄断优势理论（龙云安，2013）。从制度视角研究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更加合理地解释当今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特殊现象。张宏、王健（2009）、陈丽丽、林花（2011）等人做出了开创性工作，他们利用投资国区位选择模型，研究投资国制度质量或者两国制度差异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对制度变量进行假设推演时，把制度效应作为理论基础。阎大颖等（2009）从制度质量探讨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宗芳宇等（2012）从双边经贸制度展开研究，但没有系统研究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投资国制度效应。为了揭示投资国制度效应，必须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过程和内部作用机制来研究。FDI的区位选择过程反映了母国与投资国互补或匹配的选择性互动，彼此提供信息，分析投资流向，了解该国海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区位条件的偏好；了解该国海外直接投资对区位条件更加偏好的因素。两方面信息的互动过程就是FDI非市场因素作用机制的过程。所以，普适性经济规律和国别特征内部作用机制，决定了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同时也决定了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偏好和特性。然而，从制度视角来看，投资国制度环境影响FDI的区位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本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流向与特性。
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研究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非市场因素的作用机制。把影响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状况作为研究基础，采用回归模型分析，从国家行为和特殊的优势资源出发，研究投资国制度、个人关系网络、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调节作用，并通过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验证调节效应的显著性。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理论假设与分析
邓宁（Dunning，1977）认为制度是人为设计、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约束机制，是一种博弈规则。制度理论就是研究个体对各种规则的反映。中国企业在“赶超”战略基础上，构建海外直接投资的全球化体系，并以此作为企业国际投资战略的依据（Buckley，et al 2008）。本研究从国家行为对投资的影响机制和特殊的优势资源出发，提出非市场因素对海外直接投资影响的理论假设并加以分析。
（一）国家行为的作用机制
李飞跃、林毅夫（2011）认为通过国家行为完善和影响市场机制，直接改变经济发展速度，改变经济发展的自然时序，在国际经济合作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战略构想，通过“走出去”。加速中国经济国际化步伐。然而，海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前提是企业必须拥有“垄断优势”，而此时中国企业尚不具备这种垄断优势和跨国运营经验。裴长洪、郑文（2011）认为，中国企业完全不具备全球性主导能力以及重构全球生产链条的主动性。这对于中国企业来讲，它们并不是利用自己的垄断优势向海外自然扩张。也不是源于内驱动力而展开国际化经营，它们一般都是响应国家“走出去”战略，采取被动措施。所以，国家行为中的超前战略，促成了海外直接投资加速发展，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海外直接投资的原始动因，也与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基本规律相悖。同时，叶广宇、黄怡芳（2010）认为，制度环境会直接影响企业战略选择和能力构建。DiMaggio，et al（1983）则认为，任何企业的存在都必须从所处社会制度来取得合法性，所以，尽管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个性化特征，但在不同制度环境下，企业组织结构和行为都必须具有同构性和集体理性。这些学者都一致认为，制度环境影响企业行为，通常来讲，同一制度环境下，群体内部企业同质性强。群体之间的企业异质性明显。
国家行为与市场竞争法则交互作用。Granovetter，M.（1985）认为，市场竞争法则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起到筛选作用，然而，不同的国别制度作为企业运营重要的外部规则，仍然直接影响企业行为。市场竞争法则决定了企业成长方式、战略框架和资源结构，从根本上限制了企业行为。Tan，D，and Meyer，K.E（2010）认为，发达国家作为FDI的主要来源国，基于完全市场机制，政府一般不干预企业的经济行为。在健全的法律制度下，通过完善的产权保护机制和充分的市场竞争，企业完全按照市场规律配置资源，而且把战略重心始终放在积累竞争性资源和提高核心竞争力上。Peng et al（2000）认为，企业通过积累技术、管理知识与品牌等战略资源来获得生存与成长，在自由市场环境中公平竞争。这种制度环境较少受到国家行为的干预，能够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不断累积和培育自身企业优势，以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为内核，逐渐形成国际化扩张的企业所有权优势。
中国企业成功应用国家行为和市场法则，找到了获取资源的特殊途径。阎大颖等（2009）认为，中国的制度环境和市场化程度都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市场规则的透明度差、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在这种差距下，中国企业逐渐形成了获取资源和能力的特殊途径，也就是中国企业特有的非市场能力，这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市场能力的缺陷。在特殊的制度环境下。中国企业彰显出非市场能力的优势，灵活应对制度的不透明和复杂的商业环境，并运用个人和制度的力量来处理好各种商业关系。叶广宇等（2010）认为，当中国企业在投资国遇到类似的制度环境，他们能够快速复制国内经验，非常自如地运用非市场能力成功应对。
基于上述分析，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尽管缺乏所有权优势，但在制度环境相近的国家。却有着自身特殊的资源和能力，所以中国目前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向一般属于制度环境与我国相近的国家和地区。如果以制度环境质量为标准，把世界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聚类群，制度环境相对较差的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它们一般经济水平较低，法律制度不健全；而制度环境相对较好的国家为发达国家，它们经济水平高，法律制度健全。全球范围来看，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在制度选择上缺乏连续性，然而，在聚类群内部，其连续性又表现简单。为此，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假设：
假设1：投资国的制度环境越差，中国越偏好于对这些国家直接投资。
（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机制
中国千年儒商文化和特殊制度环境，形成了非制度性约束机制，在商业运作中，中国企业通过“关系资源”等非正式机制来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由于关系资源是以家庭为中心，通过逐渐培养和拓展家庭成员的外部社会关系，构建起独有的个人关系网络。建立在关系网络基础上的商业联系，基于情感互信，逐渐培育企业特有的商业环境。企业通过长期的商业交往和特殊的商业友情，形成类似家庭关系的人脉资源，以此获得高度互信，在此基础上开展商业活动（Granovetter，1985）。中国企业就是在这种非正式制度作用机制下运行和发展（Peng andLuo，2000），这种非正式制度作用机制影响着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在不确定性增加和资产专属性背景下，企业海外投资行为和交易行为很大程度上依赖个人关系来完成（Zhou et al，2008）。
可以看出，依赖个人关系网络来实现商业运作，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的商业习惯，因此，它们的海外直接投资也必然会流向自身关系资源丰富的国家。所以假设：
假设2：在海外直接投资的国家，中国企业拥有丰富的海外关系资源。
除此之外，中国与投资国签订的双边协定，也会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为了解决企业内生能力的不足，政府通过国家行为，签订多边或双边投资协定，为中国企业提供外部支撑，协助中国企业实现国际化。
显然，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具有明显的所有权优势。中国企业应用这种特殊的所有权优势，把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和地区作为海外直接投资的首选。当然，作为外资企业，在制度不健全的国家投资，必然会承担更大的风险（Johanson，J.，and Vahlne，J.2009）。为此，政府会与投资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BIT），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制度保障。宗芳宇等（2012）认为：一般来讲，投资国制度越差，就越需要BIT来提供保护；在制度不健全国家，对中国企业投资进行保护，为中国企业构筑一个良好的运营环境，使其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特有的所有权优势，进而将企业优势与政府支撑有机统一起来。因此假设：
假设3：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可以促进中国海外直接投资。
三、实证研究
（一）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选取
为了深入研究中国海外直接投资非市场因素的作用机制，选择了《2011年度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近百个国家2004～2011年718个有效观测值为对象，其中发展中国家有效观测值512个，发达国家有效观测值206个。通过对各种观测值分类研究，在建立回归分析模型前，把其中的部分变量确定为解释变量，把其他部分确定为控制变量。
首先，将投资国制度环境、海外关系网络以及双边投资协定等非市场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投资国制度环境主要包括话语权与问责、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法律制度与遏制腐败等分类指标群，本次研究把法律制度作为测度投资国制度质量的指标；把海外华侨数量作为测度海外关系网络的指标；把中国政府同投资国政府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作为投资保护体系指标，意在鼓励、促进和保护两国投资。
其次，选择六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由投资国GDP测度市场规模；用人均国民收入测度生产要素成本；以自然资源丰裕程度测度自然资源禀赋度：用投资国高科技产品占制造业出口的比重测度投资国知识资源储备；用首都至首都的地理距离测度两国间的地理距离；按照经济发展水平确定国别类型，与不同类型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可以促进海外直接投资。
（二）回归分析模型
通过研究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的关系，确定海外直接投资非市场因素分析模型：
OFDIu=α+Varuβ1+Con varuβ2+εu
式中OFDIu表示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在第i个国家的年度流量，α为常数项，Varu为自变量，即解释变量，包括第t年在i国的制度质量、华裔人口数量、是否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向量Con varu为控制变量，包括在第t年i国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知识资源储备量和资源禀赋度等变量，同时还包括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和国别类型。εu为扰动项。
（三）分析与结论
1.数据处理和模型回归。
尽管发展中国家制度环境明显不同于发达国家，在数据处理和模型回归的具体过程中，通过对变量固定效应回归检验，结果均通过了F检验。但应用LSDV方法作进一步验证时，结果大多数个体虚拟变量均不显著，样本国家中，仅有17个国家显著。鉴于此，使用混合回归模型分析，“所有个体虚拟变量都为0”这一假设符合逻辑。然而。固定效应模型却无法验证第二个假设，因为自变量“海外华侨人口数量”作为“关系网络”的测度值，以及空间距离上的时间维度变化为零，而且在进行固定效应回归时，STATA却自动删除了这两个变量，因而无法反映关系网络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效应，因此，采用混合回归模型来验证核心自变量“关系网络”。同时，把分析样本分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个聚类群，分别进行回归，这样可以对上述全样本混合回归的缺陷进行完善。由于制度环境在两个聚类群内部差异并不明显，所以，可以不考虑对子样本进行固定效应回归，而直接选择混合回归方法。
在实证过程中，应用了“OLS+聚类稳健标准差’’估计方法，以确保回归系数和标准差估计不出现偏差，保持一致性，而且确保估计结果更加稳健。通过回归，各变量的VIF值均不超过10，因此，模型中没有出现多种共线性问题。而且，中国向各投资国直接投资的数量不大、时间较短，对投资国经济发展没有太大的推动作用，也不足以改变投资国制度，所以回归模型尚不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基于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以及具体情况，在样本年份加入投资国通货膨胀率、中国外汇汇率、进出口总额等变量，再进行分析，结果通胀率和外汇汇率并不显著。然而，变量进出口总额较为显著，与投资国GDP高度相关，偏相关系数为0.8447。可能导致多重共线性。但是在模型中加入变量进出口总额后，即使VIF值在10以下，但其他变量以及模型的VIF均值都明显增大，而且核心控制变量GDP在模型中变得不显著，甚至完全相反，所以在研究中不再考虑这一变量。
2.相关性检验与分析。
通过矩阵分析各变量的相关系数（见表1），除少数变量外，多数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显著。而且，从相关系数矩阵发现，制度变量与预期存在差异，海外关系网络和双边关系与预期基本一致。
应用回归模型分析发展中国家聚类群的子样本（见表2），结果发现，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为负相关，投资国制度环境的显著性水平小于10%，表明发展中国家制度环境越差，对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吸引力越大，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1的正确性。然而，在回归分析发达国家子样本时，尽管投资国制度环境的显著性水平也小于10%，但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则也呈负相关，表明即使发达国家制度环境好，但对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并不具有太大的吸引力，这也正好进一步验证了假设1。应用同归模型分析全样本，结果发现投资国的制度优劣系数与预期一致，这一结果表明与假设1基本相同。而且还意味着，中国企业并没有遵循投资国制度质量的优劣，保证海外直接投资的连续性。不过，通过考察其他变量后，发现发达国家自然资源子样本的显著性十分明显，满足了显著性检验1%的水平。然而，在发展中国家的子样本中，显著性检验值虽然大于零，但并没满足显著性检验要求。这表明，很多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是寻求自然资源，因此，这一现象严重影响了连续性检验的测度，使投资国制度质量在全样本的回归验证中表现为负相关。其实从客观现实来看，在样本年问，中国国内宏观经济严重依赖外部资源，确实急需构建稳定的外部资源供应体系。然而，中国企业为获取更多的自然资源，在发展中国家大量投资，可由于缺乏规模效应，投产严重滞后于投资时限，没有能够快速获得国内急需的自然资源。为此，中国企业，尤其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改变海外投资战略，选择了市场供给充分、技术成熟的工业化国家直接投资，如澳大利亚、加拿大、阿根廷、巴西等国家以及欧洲国家。实际上，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14%，其中西欧市场是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并购的最主要目的国市场，欧洲许多成熟的原材料企业，矿企成为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选择，中国国有企业占绝大多数比例，不过私营企业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不过，在回归分析中，分别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内部，都明显存在负向线性关系，表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与投资国制度质量的优劣，没有连续性负向关系，证明中国企业目前还是较多地偏好于制度质量较差的发展中国家。这也相悖于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然而，对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这一特殊现象，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证明。张建红、海柯·艾伯斯等（2010）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流量分析后发现，投资国制度环境对外资具有负向影响效应，尤其是海外直接投资流量前五个指标显著性十分明显；Luo，Y.D.，&Tung，R.L.（2007）也认为，一般来讲，投资国制度质量越差，该国资源就越丰富，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越具有吸引力。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发达国家是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因为，他们具有发展中国家缺失的经济实力和先进技术，也就是他们的垄断优势，按此逻辑，海外直接投资就遵循着一种自然、顺向的投资轨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作为中等发达国家。海外直接投资既有顺向流动，即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也有逆向流动，即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从资本流动基本规律来看，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更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与逆向资本流动相比，更具有正向优势势能差。一般来讲，选择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的国家，也就是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可以获得更大的优势势能差。
在回归模型分析中，变量“海外关系网络”检验值为正，而且在发达国家模型与全样本模型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达到5%。表明中国企业还是倾向于海外关系网络最好的国家投资。从世界范围来看，变量“海外关系网络”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假设2一致。其实，模型检验出变量“海外关系网络”在空间距离上不显著，符合Johanson and Vahlne（2009）的研究成果，他认为随着交通通信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国际化运营经验日益丰富、全球化进程对各国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不断推动，缺乏“海外关系网络”所导致的“外部者劣势”（Liability of Outsidership）已经严重阻碍了企业全球化进程，并不是文化距离所形成的“外来者劣势”（Liability of Foreignness）。他的结论同时也证明了“海外关系网络”在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意义，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商业文明的行为习惯和价值取向，也显示出经济全球化对企业国际化影响的新特征。
在回归模型分析中，变量“双边投资协定”的检验值为正，与预期一致，而且只在发展中国家聚类群的子样本模型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尚不能确定双边投资协定是否促进了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但是，在回归分析中，选择制度环境较差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回归检验，得出变量“双边投资协定”的显著性水平为5%，呈现正相关关系，表明与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可以促进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与假设3一致。
现实来看，选择制度环境较差的发展中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发达国家在海外直接投资时，也是采用同样的方式。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海外直接投资的制度环境要求上，都需要法律透明、制度稳定，这完全符合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
四、结论与对策
通过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非市场因素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非市场因素的影响机制，使中国企业逐渐形成了自身独有的非市场能力和非市场战略，因此，与传统的对外投资路径比较，很多中国企业通常并不完全是首先培养所有权优势和垄断优势，而是充分发挥非市场能力，选择中国企业特有的海外直接投资路径，较多地倾向于直接投资到制度环境较差的发展中国家。为此，中国政府应当加大“走出去”战略的政策支持，充分发挥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正向效应，积极推动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
其次，考虑个人关系网络的重要意义，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一般都选择海外华人密集的国家和地区。通过构建互信关系网络，减少市场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为此，政府必须积极营造稳定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环境，与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友好互信的国际氛围，建立完善的投资保障体系，帮助中国企业减少对个人关系网络的过分依赖，从而降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