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范文精选

[摘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重视人的发展和人的潜能，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成为时代的要求和人类发展的现实趋势。在日益重视企业文化的时代，如何建立企业文化成为研究的重点。这篇文章以Z理论为基础，以我国传统文化为依托，以“家”作为参照物，指出一种建立企业文化的思路，并通过本族企业海尔集团成功的企业文化作了印证。

[关键词] 企业文化 凝聚力 供应链

俗语说得好：“家和万事兴”。只要家庭成员和睦相处、互相帮助，整个家族就会兴旺发达，推而广之，整个国家就会富强昌盛。其实这里所说的就是凝聚力的问题。同样的，企业凝聚力的大小决定了企业能走多远。要提升企业的凝聚力就要使其成员建立一种互相信任、互相理解、互相帮助的亲密的“家庭”关系，也就是在企业中建立一种“家”文化。

将“家”文化引入企业是可行的。一方面，重温历史我们会发现，我们是一个有极强凝聚力的民族。抗日战争年代，人们团结一致，亲如兄弟姐妹，打击日寇、保卫家园。这种保卫家园的愿望产生巨大的力量，支撑我们取得最后的胜利。中国人是重感情的，对家的眷恋也强于西方人。另一方面，现在人们生活在高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大部分时间用于工作，工作对人们来说不单单是机械地完成任务，还应给予人们满足。所以，企业应为员工提供一个和谐、平等、信任的工作环境，使员工社交、工作、生活各方面的需要都可以在企业中得到满足。

在“家”文化指导的新型企业内部关系中，企业就像家长一样，履行自己对内对外的职责；员工就像子女一样履行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培养一种外人无法理解的信任、微妙与亲密关系。一方面，员工要学会建立共同的责任感和共同意识，像建设自己的家园一样建设自己的企业。企业要为员工提供“家”一样融洽的氛围：在这种环境中员工可以民主参与决策，共同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工作热情高涨，人际关系和谐，产生很高的生产率。另一方面，企业作为家长应该做到：第一，为员工提供各种发展机会，并提供及时的培训，使之能够把握这些机会。第二，帮助每一个员工制定职业生涯规划，并为这些规划的实现铺平道路。第三，要考虑员工的生活状况，尤其是生活困难的员工，时时给他们以安慰和帮助，解决其后顾之忧。最终，企业与员工建立起共荣共辱的紧密关系，企业迅猛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和谐的企业关系在海尔集团得到了很好的印证。海尔的企业文化带着东方文化特有的人情味和亲和力，其核心部分体现了对员工和顾客的尊重。在海尔人的意识当中，海尔是一个大家庭，而每一个海尔人都是其中一分子。“海尔为家”就是海尔文化的精髓，它铸就了海尔人对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赢得了广大员工对企业的“真心”和“实意”。

在海尔从来听不到员工对企业的抱怨，人们看到的永远都是员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主动进取的“主人翁”姿态。无论是对人才的选拔、考核，还是对人才的激励和培训，海尔都做到了平等待人，择优选人，充分释放了每一个员工的生命潜能。海尔集团在为员工着想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如办理各种国家保险；上下班有班车接送；解决职工住房等等。让员工体会到企业的温暖，从而形成对企业的归属感，激发了主人翁责任感。

企业的“家”文化不只局限于企业内部，它还可以融入到企业所在的供应链系统中。

有西方战略学家认为：“中国崛起成为一个大国，将是21世纪国际关系中最为确定的发展趋势之一”。这个看法应该说是有远见的。大国崛起，要有经济准备、政治准备，也要有文化准备。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脉。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已经被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持续发展硬实力的同时，必须不断增强文化软实力，这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内涵。

国家繁荣富强靠什么呢?主要靠两种力：一种是硬实力，一种是软实力。一切可以表现为物质力量的实力都是硬实力，一切可以内化为精神力量的实力都是软实力。硬实力主要体现为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科技力量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软实力主要体现为文化感染、价值认同、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理论思维、舆论引导、战略策略、制度设计、政策法规、国民形象等影响力、吸引力和说服力。在国际较量中，一个国家硬实力不行，可能一打就败；一个国家软实力不行，可能不打自败。而贯穿软实力经纬、维系软实力灵魂的，就是文化。因此，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和长远上看，关系民族兴衰，国家强弱，人民贫富。

从发达国家发展经验来看，文化因素已成为经济竞争的重要因素，谁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在竞争中获得主动。增强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国内业界共识。文化产业迎来黄金时代，有专家预测，中国文化产业正在提速，未来在5年内将实现年均15％的增长。2009年电影产量超过450部，票房有望突破660亿元，增长近40％；2009年我国手机游戏市场年增长率为97.5％，包括网络游戏和手机游戏等在内的游戏产业总收入预计将超过700亿元人民币。

文化是国家的根脉。从大国崛起的历程和经验中可以看到，深刻的文化变革和文化进步，是近代以来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重心转移的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因素。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谁不认识文化的价值，谁不重视文化建设，谁就将犯历史性错误。经过建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艰苦奋斗，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但文化发展落后的状况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确立一个战略目标：要经过较长时期的奋斗，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文化的落后状况，要努力建设适应时代要求、符合中华文化优良传统、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健康的精神文化需求、体现大国风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使中国文化走在世界的前列。

一国要产生世界影响，重要的是依靠文化力量。要成为世界强国，首先必须成为一个文化强国。文化是流淌在每个人血液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文化是一种坚守。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就是文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就是文化。当社会中出现为某些世俗的利益趋之若鹜时，总有一些人为了心中的国家梦想和民族目标孜孜以求；当许多人都心情浮躁地这山看着那山高时，总有一些人时时牢记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担当，不受外界的干扰，不为世风所动，仍然默默地坚守。这就是文化。

中国人的行为、思想靠什么来规范呢?靠的是中国的主流文化。主流文化的缔造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要将主流文化灌输到人们的血脉里，要从幼儿开始进行教育，进入血脉来规范行动。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又决定行为，这是中华民族优秀个性绵绵不绝的保证。同时我们要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是因为它有很大的包容性，可以丰富人类文明。中国在21世纪能够为世界作出贡献的应该包括中华文化。这个文化奉献给世界，会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文化追求属于文化自觉的范畴，是一定主体对文化的普遍价值和崇高境界的追求，也即文化理想、文化目标的实现过程。文化追求是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一种开放的文化视野、一种执著的实践行为。一个个体追求道德修养的完善，一个民族追求民族文化的繁荣，一个国家追求文化软实力的强盛，都是文化追求的表现。激发全民族的文化追求，追求崇高的理想，献身美好的事业，完善高尚的人格，是维护国家的文化根脉的重要机制。

国家形象是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对外延伸与和谐展示。这种展示属于跨国家、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跨政治文化的高层次对外展示。必须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背景下进行，必须体现特定国际环境下的特殊社会规范和社会实践特征，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些客观因素的制约。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就是全球化。国家实力越强大、国际地位就越高，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形象作用也就越重要。

国家自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是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前提

冷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综合国力是国家形象的定位依据。一个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和谐发展充分体现出国家自身形象设计的能力。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形象、尊严、责任、利益是一体的。因此理论界一直在探讨跨文化（文明）传播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新作用和现实意义。

大国的崛起或发展是政治文明、经济发展、军事强大与文化复兴的复合现象。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体现出的国家实力，不仅是为追逐物质利益和保护国家的安全，也是为展示国家形象，以此维护和提升国家的威信。在大国之间，国家形象已经成为相互依重、进行利弊权衡的指标。中国和谐、和平、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外交理念，在本质上包含塑造国家形象的内涵。

和平发展是当代中国对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科学的定位，也是中国对世界作出的郑重承诺。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全局性战略，而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前提是国家自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社会充满生机活力；富有人文关怀；精神文明、政治民主；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文化繁荣昌盛，国家对内的凝聚力和对外的吸引力自然就体现其中。

良好的国家形象不仅决定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将直接关系到能否提升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力。一个国家的形象往往会反过来影响其他国家对其制定外交政策。中国在国际社会交往中优先强调大国的责任与义务，注重国际道义。诚信负责是中国国家形象的核心所在。因为具有信誉的国家形象对政府实施外交政策会产生良好的因果效应。

中国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国际社会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就必须构建自身强有力的文化认同

一个有实力的国家同时应该是一个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征的国家。文化特征最重要的内涵之一就是体现民族性，展示民族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观念。国家外交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在阐释政治主张的过程中，彰显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因为文化被世界认可和接受的程度，已经成为衡量国家兴衰的重要标志性因素。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论文关键词：余法社会　家族文化　批判

论文摘要：忠、考、礼、义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骄傲。然而，这种文化的挥垃却更多地体现在典籍之中，考察历史的实际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中国文化中，文献芳述与社会现实的分裂令人睦目，“家族式”传统丈化的庄伪性使人深思。

论及文化问题，先得从文化的定义谈起。文化，一般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又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从本质上说，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关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本文试就中国家族式文化在精神与物质方面表现的不同特点及其成因，以及因此而形成的中国人的人格在文化层面的二重分裂做一些粗浅的探讨。

中华民族自从进入宗法社会，就一直维持着宗法制度和宗法文化。宗法制度，就是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等文化都是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而做它的表层构造。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个人是没有权利的，全家人都听命于家长。《诗经》说:“君之尊之。”政治首脑和宗族家长是一样的。(礼记》说:“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这种家国同构，父为家之“君”，君为国之“父”，家国一体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最底层。孟子一语开中国两千多年传统社会的文治武功。

宗法文化尊家长，所以教人以孝，“百善孝为先”，其余各个方面，都由此而来。国家政治、国家组织，都像家族内尊重家长一般尊重帝王、尊重统治者，所以又教人以忠。忠，是孝的道德信念在社会组织中的自然延伸。“以孝治天下”，孝道转化为治国之道。忠、孝不能两全，往往牺牲孝而尽忠，因为“君”是家长(家庭)的“家长”—最大的家长。天下大约所有的家长都是爱护自己的孩子的，统治者自然也应爱护自己的人民，因而人民百姓就是统治者的孩子，叫做“子民”。家长们做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己及人”，于是构成一个“君仁巨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的充满爱的社会。寄希望于“诚意正心”，潜意识里亲子爱民的渴求对应着的“忠”、“孝”二字，是宗法社会的根本道德，也是古老的中华民族主流意识形态所鼓吹的一贯精神。

传统的家庭里，没有因为领导无方而自动下野的家长。家长再无能也是天定的。宗法社会的中国便是这样一个传统家庭的自然放大。只是在这个大家族制的社会中，“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天定”的“家长”打上了欺骗的烙印，因而在一定的循环周期之内往往就要来一次天翻地菠。中国文化表面上不尚力争，更不提倡战争，穷兵默武向为国之大戒，却到底改不了一治一乱，造反有理。鼓吹宗法文化的儒家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评说“春秋无义战”，不厌其烦地向世人描述一个人人安居乐业、遵循着繁复的“礼”的世界;道家主张小国寡民，“使有十百之器而不用之”，兵者是凶器;佛教也反对杀生，极力营造一个所有生物都和谐的人间天国;不受欢迎的墨家也是一再梦想着“兼相爱，交相胜”的理想社会;勇于向前看的法家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却无人理会。因为在一个相当于家庭的社会里，掌握话语霸权的家长要维持自己的家庭秩序，先是“尽收天下之兵”，然后无视自然产生的竞争，制造出充满着爱和忠孝的温暖的家庭氛围，以此掩耳盗铃。而在事实上不可能时，就使出高压钳制的手段，让人连动口都不可能，更不用说动手。因为动口是容易激起动手的。传统的领导艺术是要达到让人既敬又畏，和平头百姓保持距离。温情文化的传播者在理想与现实矛盾的两难境地中学会的是逃避现实，自欺欺人。莱溺向子路嘲笑孔子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避人之士也，岂若从避世之士哉?”接舆也说他“何德之衰”。在万马齐暗的时候，中国人做着大家庭的没有战争的温情梦。中国式的爱好和平有时不过是被家长们的结果，当然就体现不出中国文化的实质。长期的对外“协和万邦”的现实和理想不过是“攘外必先安内”的被迫做法。家长们深知孩子们内心的躁动，隋场帝杨广抚着自己的脖颈笑着对左拥右抱的妃殡们说“不知此头何人砍去”—毕竟“家天下”不等于宗法的家庭，孩子们和家长的角色转换随时可能发生，“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为了集中力量随时防备“祸起萧墙”，中国文化中成为定论的“善邻怀远”、“不事侵略”等得以变为表面现实。汉初高祖欲烹曾经教唆韩信自立为王的齐辩士蒯通，蒯通说:“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烹之邪?”一语揭示了表象之下的全部真实，乃是“安内”的无所不用之其极。“爱好和平”，往往不过是宁愿忍辱负重也要苟安着得过且过的卑劣根性的反映，哪能高谈礼教文明?“乱”的时候，各方势力机巧变诈，狱君犯上，挟天子以令诸侯，均贫富、等贵贱，南征北战，四处杀戮;“治”的时候，为了欺骗人们相信君权神授，实现主子和奴才之间“尊卑有序”，极力维持每个人都想打破的社会秩序，讲求“礼”的文化人至此才成了“天子”的宠物。每一次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形成之后，既得利益者就成为了“天定”的“家长”，重新洗牌，厘定规则，山呼万岁，社会分工不同，百姓各认其命，“人人皆可为尧舜”变为在自己的固定位置上死心塌地。社会分割，“安贫乐道”。既定的伦理关系取代了个人的努力奋斗，家长意志凌驾于任何人头脑之上，必然地导致权利与义务不相对等。最终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任子制、恩荫制、顶替制横行，老子英雄儿好汉。“民为贵，君为轻”在现实的统治秩序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人人在暗地里对家长的权威垂涎三尺，社会地位改变之后就变本加厉，“替天行道”不过是壮烈牺牲一次社会生产，然后重新开始原始的游戏，人治的弊端到底改变不了，还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天定”与“宁有种”成为家长的“主流文化”和子弟的“非主流文化”分流的源头，冠冕堂皇的教育文本和民众的思想脱节了，中国文化由此分裂。被统治者的文化，外在文本的文化、内在精神的文化构成了同质的两面。

宗法社会中，一切似乎充满人情味。家长实行一言堂，一个脑袋肆意指挥。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人生最大的修为，在强烈的功利心的驱使下，在位者“为民做主”，社会个体的独立自主遭到“好意”的遏制。宗法社会讲求伦理关系，必然导致不讲纪律的恶习。伪饰的感情成为社会的厚厚面纱。凡事讲究关系如何，如父子，则为父之责在慈，为子之责在孝。父亲的心里以儿子为重，念念为儿子着想，虽有牺牲而不辞;儿子长大了要以父亲为重，念念为了父亲着想，为了延一口老朽的残喘，儿子要抛弃自己的一切来想办法。亲人死去，要守孝多年，把一切事业、前途、个人的发展置之无地。哪里顾得为社会尽责，为人类谋福利?个人发展既不得，父慈子孝也往往成为空话。人情上金钱交流，混为一谈。仰视富贵，人人不免。个个企图从豪门之中捞取一点便宜，其结果却是使富者视其亲戚朋友为盗贼。时至今日的华侨返乡，往往还深感人人期盼洋货重礼，世情浇薄。游惰成习，诚信缺失，社会经济，因而大乱。种种恶习，都因为民风伪饰，滥用感情。浅见之人从表面立论，往往以为感情为重是风俗淳厚，“君子寓于义，小人寓于利”，其实人人都是表面上感情深厚，内心满怀猜忌，通常先君子后小人，最后不欢而散。受益者贪婪成癖，为成一己之利不惜坏全局利益。社会生产在表面上的“一团和气”中停滞不前，而又在家族利益纷争的社会大变中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每隔若干年社会就要实现治乱的循环，使社会生产不断遭到巨大破坏，人民的身家性命尚且没有保障，逞论多年积累的各种财富，一旦化为乌有。因此，人生无常的思想充斥民间，上流社会也是及时行乐，“昼短夜苦长，何不秉烛游”，略略有识之民怀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思想，斗志已经完全消灭殆尽。人们经常感到的是“他生未卜此生休”、“又只恐流年暗中偷换”，哪里还有什么雄心壮志?宗法社会中家庭是社会的缩影，社会只是家庭的放大。家庭、家族的关系扩展到国家，温情脉脉的“主流”就掩盖着猜忌防范的真实心理，文化因而表里不一、精神分裂。

尊长要竭力维持现有的秩序，就要引导文化向旧有的道路上去，保守必将成为宗法文化从娘胎里带来的劣根。孔子把西周社会看作是最理想的社会，孔儒学说的主要内容就是为了“克己复礼”，回到西周甚至尧舜的原始社会中去。所以儒家最终能够和一心考虑维持现有秩序的封建统治者亲密联姻，至两千年而不绝。文化成为了助封为虐的工具，知识者用以帮助权势者扼杀异端，镇压来自另一个角落的不同声音，还要用“真理”来解释扼杀的残忍，用主流的虚伪面目掩盖潜流的污浊不堪。焚书坑儒和独尊儒术同样是为了保守文化于一个狭窄的圈子之内，而独尊儒术的恶果远比焚书坑儒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焚书坑儒是从既有的躯体上了文化的雄奇，独尊儒术则实际上从娘胎里已经消除了其演化成为雄性的基因。保守、内敛已经内化为了文化的特质。而潜在的心理冲动和体能的缺失就必然使中国文化表象与真实之间形成巨大的断层，因而导致文化人格的二重分裂。

摘要　韩国是亚洲文化商业化成功转型的典范之一。韩国影视在儒家传统文化的保存和现代化以及商业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是泱泱文化大国，在社会的转型期传统文化却被慢慢湮没，客观上有所停滞不前，制约了社会文明的传承。分析比较韩国的文化发展模式，总结发展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韩国影视；儒家文化；文化心理

一、韩国当代影视的发展与流行

韩剧从20世纪80年代舶来中国，从爱情剧《蓝色生死恋》、家庭伦理剧《爱情是什么》到本世纪初的《大长今》，随着中国电视受众群体的增多而迅速在国内流行。

韩剧对于中国的观众可谓深入人心。大街小巷从音像店到商铺和手机铃声到处响起的《大长今》的主题歌，随处可见的某方便面的韩女广告、某矿泉水的韩星广告，各大小电视台热播的韩国影视剧给国人的生活也带来了变化，如韩式餐饮生意兴隆，韩服婚纱摄影成为很多年轻人结婚相册中的一部分等等。韩剧不仅丰富了国人的业余生活，而且影响甚至左右了很多青年尤其青年女性对爱情婚姻的价值判断。

韩剧在国内的流行主要由于东亚文化圈共存的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感。不仅韩剧，新加坡和日本的影视剧曾同样在国内深受欢迎。这种文化的同质性是东方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在当代文化形态及价值的转型期国人的迷失和对传统宁静和谐文化精神的渴望。尤其韩剧，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更为纯净雅致唯美。优美的画面、无论朴实还是华丽但都生动传神的对白、悠扬动人的音乐、准确细腻的表演、细致深刻的心理刻画、东方文化特有的仁义、礼孝、含蓄、内敛，切近而遥远的熟悉，感动着世纪之交的中国沧桑巨变中渴望亲情和谐生活的人们。从韩国的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很久以来被忽视的纯净和温暖。而且儒家思想在现在的韩国依然保存得很好，这些都会让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二、韩国影视的民族文化心理与儒家文化

1、积极进取、达己达人的人格精神

“软实力（Softpower）”，中文还有译为“软权力”，二者同属一个概念。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概括出来的，他认为：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为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准则与制度能力，都是它重要的力量来源。在当今国际政治中，那些软力量来源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在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强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新的国家竞争力构成观念。在之后的论述中，约瑟夫・奈又进一步对“软实力”进行了梳理：“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都是有形的、能起到支配作用的力量，可以用来促使他人改变立场。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国家达到了它想达到的目的，可能是因为别的国家想追随它，崇拜它的价值观，学习它的榜样，渴望达到它所达到的繁荣和开放程度。这种力量――能让他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称之为软实力。它强调与人合作而不是强迫人们服从你的意志。” 这里指出了软实力的特征在于其不同于传统的强制性力量，其特征就在于吸引合作的感召力、凝聚力。关于软实力的来源，约瑟夫・奈进一步指出：“软实力很多产生于我们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通过我们的文化、我们在国内实行的政策以及我们处理国际问题的方式表现出来。”这里不难看出文化资源作为软实力来源的重要地位。

近些年来，软实力观念在我国得到了不断认识和发展，王沪宁就曾提出：文化传播总是体现一种趋势，可以超越国界传播，一旦一种文化成为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或主流文化时，发源这种文化的社会自然就有了更大的“软权力”，明确强调文化对于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意义。他还谈到软实力发挥力量的条件：“软权力”更加依赖于国际间对一定文化价值的体认，依赖于一定的体制在国际上得到的支持，所以国家的“软权力”更加依赖国际文化的势能，即国际整个文化和价值的总趋向。谁的“软权力”构成最适应国际“软权力”的势能，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国际政治的议程。所以从一个国家在当代国际政治格局中发展实力的战略考虑，从“软实力”来看，应该在工业文明的推进方面，在科学技术大发展方面，在政治系统的现代化方面，在本国文化的国家化和国际文化的本土化方面，在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国际认同方面多下功夫。原因就在于：接受一定的文化，往往就会引起心理和感情的向往，理性的认同。凡是来自这种文化圈的东西均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显然，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播地越广，其潜在的“软权力”就可能越大。 实际上也就是说顺应潮流是充分地发挥软实力优势的先决条件。

王沪宁的观点着重强调了文化作为“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国家力量竞争中的重要意义，意在突出“软实力”对外的属性。然而，软实力还有另外一种不可或缺的要素：内部凝聚力。由此看来，“软实力”不仅仅是对外的一种优势，更是内部优势的综合外显，内部的力量聚合是软实力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外部的感召力是软实力作用的形式和表现，不可两者偏废。

近几年来国内学者对软实力的研究日益升温，“随着软实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核心成分，把发展软实力置于战略高度成为实现国家总体目标的根本要求，将软实力纳入国家实力的总体评估并对其基本要素进行整合，正在成为中国战略思考的一个着眼点。” 软实力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从学者到政府，大家都已经认识到“软实力”理应成为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

而文化遗产是特定价值的物质载体，传承着过去，影响着现在，铺垫着未来。文化遗产也因其凝聚着一种超越时空的价值判断，不仅能够促进内部的团结和向心力，而且还能够发挥对外传播过程中的感召力，已经不断发展成为国际交往过程中重要的价值判断标准，所以也就使它具有天然的软实力属性，就此而言，遗产保护事业对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提升、增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于遗产凝聚着与其所在地区、社会和族群的历史、自然环境、精神联系，因此，它既可代表一种社会规范的传承，又可表征一种政治与意识形态延续的合法性。在西方国家，不仅将文化遗产视为一个社区、一个族群、一个国家的‘文化身份’，同时也从政治上视为‘国家身份’和‘民族身份’。遗产客观地见证着一个群体、一个国家的发展历史，维系着特定群体的生存与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罗毕建议》（1976）中提到：历史地区是各地人类日常环境的组成部分，它们代表着形成过去的生动见证，提供了与社会多样化相对应所需的生活背景的多样化，并且基于以上各点，它们获得了自身的价值，又得到了人性的一面；自古以来，历史地区为文化、宗教及社会活动的多样化和财富提供了最确切的见证……考虑到面对因循守旧和非个性化的危险，这些昔日的生动见证对于人类和对那些从中找到其生活方式缩影及其某一基本特征的民族，是至关重要的。这里的历史地区是遗产的一部分，其对于塑造它的共同体具有的身份认同具有直接的物质见证作用。欧洲学者曾指出：遗产是培育居民民族国家身份的最有效工具，遗产是已经被证实的民族国家观念及以国家建构意识形态为特征的民族主义的必不可少的组成要素，民族是由遗产生发出来的一种抽象体，但民族国家需要一种民族遗产来维系其生存，因此也需将民族遗产的存在作为政策的重要内容。内部凝聚力是软实力的力量重要构成要素之一，所以，遗产可以通过发挥国家身份标识的作用来促进内部凝聚力的加强，从而提升民族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软实力。这是其作用的一种表现。

遗产价值的实现，不仅体现在精神文化层面，对于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也是一个有益的补充，谨慎呵护各类遗产是实现永续协调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

全方位地评价我们的文化遗产，将其视为先辈留传给我们的财富，同时认识到将它们完好无缺地传递给未来子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明智的。实际上，若一个国家认识到（遗产）是其历史及身份的影响因素，那么最好是努力利用遗产来经营建构好同其他群体的和平关系并以此来不断推进未来的发展。不过遗产并不仅仅是限于意义和价值方面的内容，它还是一项重要的发展指标。

摘要： 本文以中国传统“家文化”为基础来解读《史记・刺客列传之聂政》，认为聂政的事迹从三个方面体现中国的“家文化”，其一为孝道与家庭间密不可分的骨肉之情。其二为家人相互扶助，宁为家人的自我实现而牺牲自己。其三为中国的“家文化”的荣誉价值，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图抱负。

关键词： 中国家文化； 三晖亲情； 知遇之恩； 荣誉价值

中图分类号： G0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2-0084-01

一、中国家文化之“三晖亲情”

《刺客列传》中的主人公聂政，“避仇隐于屠者之间”，严仲子不远千里前来拜访，“奉黄金百溢，前为母寿”，聂政辞谢再三，当严仲子说明来意请他为其复仇时，聂政回答说：“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养老母；老母在，姐未嫁，政身未敢以许人也。”终不受严仲子之礼。志可降，身可辱，养母之心不可忘。对母亲的爱，对母亲的孝，使他拒绝了严仲子的请求。这也符合中国传统的孝道：“父母存，不许友以死”。孔氏曰：“亲存需供养，则孝子不可死也。若许友报仇怨而死，是忘亲也”。他把对母亲的供养当作一件快乐的事。“臣幸有老母，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养亲，亲供养备，不敢当仲子之赐。”

母子情深，同样也姐弟情深。对于姐姐聂荣，聂政也是很照顾的。到了韩国后，聂政仗剑从街上直接杀到侠累面前，如探囊取物般完成了任务。他还顺手刺伤了当时坐在旁边的韩国国君韩哀侯。随后，聂政大呼不止，又连杀数十人，看到无法逃脱，为了避免有人认出自己，连累姐姐，他用剑自毁面容，然后剖腹自尽。其姐聂荣自言：“然政所以蒙污辱自弃于市贩之间，为老母幸无恙，妾未嫁也。”即使行刺成功后，残酷地“皮面决眼，自屠出肠”，是因为“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聂政生前虽不曾料想自己原想救姐姐，却导致姐姐的自杀身亡，但其爱姐之心，真真可见。

梁漱溟先生说：“任何一处文化，都自具个性，惟个性之强度不等耳。中国文化的个性特强，以中国人的家之特见重要，正是中国文化特强的个性耳”。在此，梁先生指出了中国文化中亲情在家文化的核心地位。“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聂政情深，感人肺腑。如同荆轲与高渐离的互为知己，他对伦理亲情的付出，都是爱的需要，爱的追求。

二、中国家文化之“知遇之恩”

《经济》记者初见耿莹是在她的家中，78岁的年纪并没有给人以服老之感。满屋的书籍体现出她是一位爱读书的人，传统文化、量子力学等她都有涉及。她为人很低调、谦和，有一种实干家的劲儿。在相熟的人口中，她是值得信赖的“耿大姐”，在兰州大学学生的眼中，她是和蔼可亲的“耿奶奶”。耿莹笑着说：“我自己就是一位没读过什么书的老太太。”

谈非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耿莹创办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有10年的时间，她告诉《经济》记者，当初历经万难创办基金会，就希望它能像“小灯泡”一样，24小时亮着。“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孩子们玩累了，想回家了，想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了，基金会都能帮助他们照亮回家的路。”

10年前，耿莹就提出以兰州大学为中心，鼓励大学生重走丝绸之路。“多则3个孩子，少则两个孩子，利用暑假时间，从甘肃省境内开始走。”这样坚持了10年，每年耿莹都会收到这些大学生给她写的信，“信中的文字表达出孩子们的欢呼雀跃，感觉丝绸之路就在脚下。”今年，他们要走出国门，去丝绸之路上的哈萨克斯坦，“我心里无比欣慰，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一点点扩大领域。”

耿莹表示，每年基金会都会资助一些去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生。“这些学生没让我失望，每年回来都会给我很厚的一摞调研报告，包括每一分钱花在哪儿，给了谁，有怎样的收获。”

试想一下，每个做非遗的人都能沉下心来，深挖下去，那将是怎样的一幅画面？

当记者问及如何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时，耿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活”起来应该就像星星之火，这些小火苗被吹到哪里，哪里就能燃起来，由点及面，最终形成燎原之势。“我想这是最好的办法。”

耿莹提醒说，我国非遗现在处在的发展阶段是，很多传承人自己家的孩子都不愿学习，还谈什么传承。“承、传是现在的重点，没有承，何来传？”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正定距河北省省会石家庄8公里，距北京、天津仅两小时路程，石家庄机场就座落在这里。

与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毗邻的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AAAA级旅游景区、全国巾帼文化单位隆兴寺，始建于隋开皇六年（586年），占地面积82500平方米，是我国北方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寺院。寺内六处文物堪称全国之最，其主殿大悲阁内所供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像，高21.3米，是世界古代铜铸佛像中最高大者。据《隆兴寺志》记载，此像自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奉宋太祖赵匡胤之命铸造，时现“地涌铜、河漂木”灵瑞之气。佛像铸成后，“赤光满殿、地皆金色、万民顶礼，传为菩萨放光”。隆兴寺遂声明远播而倍受历代帝王的青睐。元、明、清各代帝王、后妃曾多次驾临，乾隆皇帝六次驻跸正定，拈香礼佛，题诗作赋，御赐匾额……

城内四座古塔风格迥异，各具特色。广惠寺华塔雍容华贵，开元寺须弥塔庄重古朴，天宁寺凌霄塔高大雄伟，临济寺澄灵塔玲珑典雅，它们犹如颗颗明珠与隆兴寺遥相辉映，展示着古城正定的千年魅力！

荣国府地处正定大佛寺附近，它是为拍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而修建的一座大型仿清古建筑群，建成于一九八六年，一应建筑，除忠实于《红楼梦》的具体描绘，还严格依照中国清代木构建筑的通行规范和（《大清会典》规定的王公府第建筑制度，力求反映清初（十八世纪）的历史风貌。

门前新的四柱七楼的木牌楼高八米，气势雄伟，显示了荣国府的豪华气派。过影壁迎面朱红的大门上悬一黑底金字大匾“敕造荣国府”。

荣国府分为中、东、西三路。各路均为五进四合院，荣国府青砖瓦，雕梁画栋，富丽堂皇，轩昂壮丽，院内佳木成阴，花草繁茂，象征玉堂富贵，吉祥长寿的玉兰、海棠、银否、紫荆等珍奇草花木比比皆是，府内西侧“怡园”内四季花亭古色古香，小桥迂过，山水秀美，宛如一座小巧别致的苏州园林。

宁荣街位于荣国府右侧，是一条仿古味极浓的商业街，店铺林立、旗幌招展，再现了康乾盛世景象。现在已开为中国古文化一条街，经营传统的古玩字画、文房四宝、碑帖拓片、手工艺品等。

一九九零年，荣国府又进行了大规模装修，增设了二十三个场景，一百五十个不同形象的人物、添制了红木、仿红木家俱等五百余件，古玩、瓷器、字画一千六百多件，精美华贵的服饰，典雅气派的陈设，再现了“钟鸣鼎食之家”的富丽堂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