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软实力与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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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力（Softpower）”，中文还有译为“软权力”，二者同属一个概念。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著名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概括出来的，他认为：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为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准则与制度能力，都是它重要的力量来源。在当今国际政治中，那些软力量来源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在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强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新的国家竞争力构成观念。在之后的论述中，约瑟夫・奈又进一步对“软实力”进行了梳理：“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都是有形的、能起到支配作用的力量，可以用来促使他人改变立场。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国家达到了它想达到的目的，可能是因为别的国家想追随它，崇拜它的价值观，学习它的榜样，渴望达到它所达到的繁荣和开放程度。这种力量――能让他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称之为软实力。它强调与人合作而不是强迫人们服从你的意志。” 这里指出了软实力的特征在于其不同于传统的强制性力量，其特征就在于吸引合作的感召力、凝聚力。关于软实力的来源，约瑟夫・奈进一步指出：“软实力很多产生于我们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通过我们的文化、我们在国内实行的政策以及我们处理国际问题的方式表现出来。”这里不难看出文化资源作为软实力来源的重要地位。

近些年来，软实力观念在我国得到了不断认识和发展，王沪宁就曾提出：文化传播总是体现一种趋势，可以超越国界传播，一旦一种文化成为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或主流文化时，发源这种文化的社会自然就有了更大的“软权力”，明确强调文化对于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意义。他还谈到软实力发挥力量的条件：“软权力”更加依赖于国际间对一定文化价值的体认，依赖于一定的体制在国际上得到的支持，所以国家的“软权力”更加依赖国际文化的势能，即国际整个文化和价值的总趋向。谁的“软权力”构成最适应国际“软权力”的势能，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国际政治的议程。所以从一个国家在当代国际政治格局中发展实力的战略考虑，从“软实力”来看，应该在工业文明的推进方面，在科学技术大发展方面，在政治系统的现代化方面，在本国文化的国家化和国际文化的本土化方面，在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国际认同方面多下功夫。原因就在于：接受一定的文化，往往就会引起心理和感情的向往，理性的认同。凡是来自这种文化圈的东西均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显然，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播地越广，其潜在的“软权力”就可能越大。 实际上也就是说顺应潮流是充分地发挥软实力优势的先决条件。

王沪宁的观点着重强调了文化作为“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国家力量竞争中的重要意义，意在突出“软实力”对外的属性。然而，软实力还有另外一种不可或缺的要素：内部凝聚力。由此看来，“软实力”不仅仅是对外的一种优势，更是内部优势的综合外显，内部的力量聚合是软实力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外部的感召力是软实力作用的形式和表现，不可两者偏废。

近几年来国内学者对软实力的研究日益升温，“随着软实力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核心成分，把发展软实力置于战略高度成为实现国家总体目标的根本要求，将软实力纳入国家实力的总体评估并对其基本要素进行整合，正在成为中国战略思考的一个着眼点。” 软实力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从学者到政府，大家都已经认识到“软实力”理应成为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

而文化遗产是特定价值的物质载体，传承着过去，影响着现在，铺垫着未来。文化遗产也因其凝聚着一种超越时空的价值判断，不仅能够促进内部的团结和向心力，而且还能够发挥对外传播过程中的感召力，已经不断发展成为国际交往过程中重要的价值判断标准，所以也就使它具有天然的软实力属性，就此而言，遗产保护事业对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提升、增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于遗产凝聚着与其所在地区、社会和族群的历史、自然环境、精神联系，因此，它既可代表一种社会规范的传承，又可表征一种政治与意识形态延续的合法性。在西方国家，不仅将文化遗产视为一个社区、一个族群、一个国家的‘文化身份’，同时也从政治上视为‘国家身份’和‘民族身份’。遗产客观地见证着一个群体、一个国家的发展历史，维系着特定群体的生存与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罗毕建议》（1976）中提到：历史地区是各地人类日常环境的组成部分，它们代表着形成过去的生动见证，提供了与社会多样化相对应所需的生活背景的多样化，并且基于以上各点，它们获得了自身的价值，又得到了人性的一面；自古以来，历史地区为文化、宗教及社会活动的多样化和财富提供了最确切的见证……考虑到面对因循守旧和非个性化的危险，这些昔日的生动见证对于人类和对那些从中找到其生活方式缩影及其某一基本特征的民族，是至关重要的。这里的历史地区是遗产的一部分，其对于塑造它的共同体具有的身份认同具有直接的物质见证作用。欧洲学者曾指出：遗产是培育居民民族国家身份的最有效工具，遗产是已经被证实的民族国家观念及以国家建构意识形态为特征的民族主义的必不可少的组成要素，民族是由遗产生发出来的一种抽象体，但民族国家需要一种民族遗产来维系其生存，因此也需将民族遗产的存在作为政策的重要内容。内部凝聚力是软实力的力量重要构成要素之一，所以，遗产可以通过发挥国家身份标识的作用来促进内部凝聚力的加强，从而提升民族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软实力。这是其作用的一种表现。

遗产价值的实现，不仅体现在精神文化层面，对于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也是一个有益的补充，谨慎呵护各类遗产是实现永续协调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

全方位地评价我们的文化遗产，将其视为先辈留传给我们的财富，同时认识到将它们完好无缺地传递给未来子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明智的。实际上，若一个国家认识到（遗产）是其历史及身份的影响因素，那么最好是努力利用遗产来经营建构好同其他群体的和平关系并以此来不断推进未来的发展。不过遗产并不仅仅是限于意义和价值方面的内容，它还是一项重要的发展指标。

在实现遗产文化精神价值的同时，遗产推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方面的作用同样需要重视。遗产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遗产资源一方面促进旅游业发展，为遗产所在地的经济发展带来活力；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当代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不竭的源泉。遗产科学保护合理使用的永续性要求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保护”的目的在于为合理使用保存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依托遗产的相关产业必须做到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其经营的首要条件，这势必为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树立榜样，从而能够引导社会走上全面健康发展之路。

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合理使用可以为社会发展引导光明的前景，一个社会的发展前景状况也是整个社会群体对外形象的重要方面，一个拥有未来的社会也才是拥有魅力的社会，也才是他者所向往的社会。遗产可以为社会描绘出充满希望的未来，这可以作为其提升国家软实力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文化遗产是他者认识本土文化的可靠途径。

不同社会群体之间进行以遗产为基础的交流增进了对彼此文明的认识、丰富了彼此人民的生活并激发了相互之间的尊重和了解。“假定为了解释一个时代的思想感情，在考察环境之外再考察种族；假定为了了解一个时代的艺术作品除了当时的中心倾向外，再研究那一门艺术进化的特殊阶段和艺术家的特殊情感；那么不但人类幻想的重大变化和一般变化，可以从我们的规律找出来源，并且各个民族流派的区别，各种风格的不断变化，知道每个大师的作品的特色，都能找出本源。”这是丹纳在论述艺术品产生过程中提出的理论。同样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道理：特定社会群体的遗产作为其历史文化的载体，可以作为外部世界认知了解其社会历史思想观念的媒介。因为遗产同样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并流传下来的，凝结着社会群体的多方面的历史积淀，作为异域文化他者，若要获得对该社会的深层认知，借助于遗产作为工具未尝不是一个重要路径。德国学者雷德侯通过对中国文字系统、青铜器、兵马俑、建筑构件研究认识到：在面临全球人口压力的严峻形势下，中国人在千百年来运用模件体系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能力与社会道德，会在未来再次证实自身的价值：满足极大多数人口的需要，他们习惯于在一个紧密社会结构中尽可能少地使用自然资源而将人的才智与努力发挥到最大程度，以满足尽可能多的人口之生存需要。且不说其结论的可信度如何，至少它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不同文化成员间的相互了解，通过彼此遗产的交流是一个可靠的路径；因为大家都接受这样的观点：眼见为实，都认为活生生的遗产所传达出的信息是真实可靠的，由此得来的知识也就是可取的。

因此，一个国家的遗产资源在国际社会的传播，不仅能够促进其对外部世界的交流沟通，而且还是其社会观念对外传播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来自异域文化之他者深入了解其观念的最具说服力的力量来源。

二、文化遗产保护是争取国际事务话语权一种有效途径

处理国际事物中的话语权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体现的重要方面，一方面它是国家经济为基础的硬实力表现，另一方面也需要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软实力作为支撑。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过于强调硬实力的作用，往往会造成霸权主义倾向，尽管能够称雄一时，却难免失之于道义不足，绝非长久之计，美国强权政治在世界范围内遭遇的挫折良足为鉴。就此而言，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掌握是一个长期的积淀过程。对于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直接的经济、政治话语权取得不仅不切实际而且也决非能够持续发展的上策之选，因为它不但容易引发外部世界的猜忌，引发现实的直接冲突，而且还不利于软实力的发展提升；在此情况下，以文化为主轴的软实力培育可以成为一种明智的战略选择，因为文化领域内的交流是在和平的条件下实现的，不会引发直接的现实利益冲突。在这一过程中的话语权取得需要充分发挥各自的文化积淀资源，而遗产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集中体现，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其保护与传播日益成为国家间和平环境条件下话语权竞争的一个重要平台，这一点可以从国际遗产保护组织的各类规约制度的制定方面看到具体表现。

世界遗产保护事业兴起于上世纪30年代，纵观1990 年之前的国际遗产保护文件，没有出现一个能够依据亚洲国家地区遗产保护需要而制定的。而在此之后，依据中国遗产资源保护的特殊要求而提出的保护观念、保护标准在国际遗产保护事业中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认同，无疑为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在世界的传播开辟了广阔路径。毫无疑问，随着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我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势必为掌握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打下坚实的道义基础。

总起来说，文化遗产作为一种重要的软实力资源，不仅能够促进国家内部凝聚力提升，而且还能够在对外交往中不断增强自身感召力，从而在多方面增进软实力的提升与加强。所以说，做好遗产保护工作对于国家软实力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而文化遗产是国家软实力建设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其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具有特殊的先天优势，并且其在国际交流中的作用也在不断提升。遗产同软实力发挥作用有着相似的规律，因此尊重遗产规律做好遗产保护工作，合理使用遗产资源理应成为软实力建设的战略选择，也是软实力建设能落在实处的战略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