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道德教育范文精选

一、卢梭的道德教育观：从“自然人”到“道德公民”

1“.以人为本”的自然主义道德教育

卢梭批判传统教育的封建性，认为传统教育是对自然教育模式的严重违背和偏离，提出教育应是遵循人的自然发展规律的道德教化。首先，要培养具有自然本性的善良公民的自然主义教育观，即培养能充分展现人的自然本性的自然人。“自然”指人自身的天然属性，而“自然教育”是指遵循顺从大自然不可取代的一切法则，顺应人的自然发展规律所进行的教育。他认为人性本善，人的自然、本性和良心构成人善良的天性，这不会因为人的贵贱有所不同。罪恶不是先天的原罪，而是后天残害的。因此，只要让人的自然本性得到发展，人就必然是趋向善良的。其次，自然人的核心是人的天性。因此，“人的本质”是培养与封建贵族和僧侣完全不同的新人，而不是回归自然的原始状态。卢梭认为在封建教育体制下，自然与社会相互对立，教育无法既培养人又培养公民，所以要推崇的教育体系必须是不同于传统的、打破束缚的开创性方式，培养遵从法则的自然人，为实现社会性的理性公民做准备。

2.培养道德公民的“爱国教育”

自然人与道德公民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是密不可分的。“爱弥儿”从自然人属性的状态逐渐成长为社会集体形态的本质是个体自由上升为普遍自由的实现，要追求自然人的普遍自由，尊重大自然中的理性自由。因此，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有道德的公民，这种道德公民的个人意志已经完全消解在共同意志之中，并且仅以道德共同体的共同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个人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道德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首先，“国家没有平等自由，美德自然就无所存在；没有美德，何来所谓的自由；没有公民，道德即不复存在；拥有理想公民，则有你所需要的物质保障；丢弃公民，你将空空如也。”国家需要有美德的道德公民的支撑，培养有德公民需要通过教育途径来完成。“公共意志”是整体道德人格魅力实现的最主要途径。其次，国家是每一位公民所聚集的共同体，公民的首要国家性义务就是热爱自己的祖国。因此，培养热爱国家的理想型爱国公民是进行道德教育的最终职责。最后，卢梭认为，理想型道德集体公民认同感应积极向深刻的社会道德情感向心力渗透，采取一种全心全意为道德教育服务的国家集体信仰———“公民宗教”。根据卢梭培养道德型爱国公民的思想，个体公民的平等自由是通过个人与国家即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来最终实现的，这是更高层次的政治性道德自由的升华。因此，道德教育的任务是通过思想教育，重塑自然完美的气质。在“公意”思想的指导下，创建爱国的气氛，并借助于爱国主义教育和“公民宗教”，培育社会教育的整体形象，完成道德阶段任务，最终使人重获自由。

二“、自然人”培养观对我国道德教育的启示

1.道德教育的目标

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社会对道德教育活动所要培养的人的思想品德所做的规定，是对其活动结果的具体要求，也是这个活动所要达到的预期目的。卢梭的“自然人”培养观所提出的道德教育的目标是有着自由、独立、善良乃至幸福的“自然人”。当然，我们的道德教育目标还应该加强对人的道德意志的锻炼以培养其自立能力，阶段目标设定要尊重人的个性以及通过对个体道德情感的陶冶来巩固其良知等方面。卢梭反对溺爱孩子。他强调，当一个女人过分地关心孩子，她可能采取了相反的方法：她为了使孩子不感到病弱，渐渐地却使得孩子越来越羸弱；她不想孩子遭受到大自然自身的风险，所以让他远离所有痛苦，但灾难在遥远的未来却全部累积到他身上。“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告诫我们的教师、家长乃至社会，要做的不是给青年人现成的东西，而是让他们自己动手去获得生存的途径。

一、蔡元培与公民道德教育

蔡元培的公民道德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以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阅历为基础。1873至1883年间，蔡元培求学私塾，熟读儒家经典，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从1894至1899年间，蔡元培留学德国，期间广涉西学，包括哲学、历史、政治等多种领域。这些为蔡元培提出新教育思想奠定了必要的知识基础。在中国近代，甲午战争的惨败及之后高潮迭起的民族救亡运动，使蔡元培深刻地认识到，面临西方列强的入侵，清统治腐败无能，唯有教育才是救国、强国的根本。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理想，蔡元培于1907—1911年再赴德留学，“专修文科之学，并研究教育原理，及彼国现行教育之状况。至少以五年为期，翼归国以后，或能效壤流之助于教育界”。当时的德国正值统一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需要大量懂技能、有素质的社会劳动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该时期著名教育家凯兴斯泰纳，顺应社会发展需求，积极提倡公民教育，将培养责任感、爱国心作为公民教育的主要任务，迎合了当时德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使公民教育成为当时德国教育思想的主流。这对蔡元培产生了较深刻的影响，成为其回国提倡公民道德教育的思想来源之一。此外，蔡元培认真翻译了德国康德派哲学家腓力•泡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撰写了《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教科书》。这些专著和译著兼容中西文化，既梳理了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也介绍了西方的伦理学说，还阐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适于今日社会”的道德教育内容。1912年1月，回国后的蔡元培担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上任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教育事业，确立新的教育方针。他在深刻反思清末“尊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教育方针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育于一体的“五育并举”教育思想。他认为，在中国传统教育中，“君”即“国”，“国”即“君”，“君国一体”的思想很严重，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培养出来的多为忠君的顺民、臣民，国民因此缺乏国家意识和公德精神;并且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相符，尊孔与信教自由不相符，而提倡公德、尊重人权、追求平等、崇尚自由是共和时代的主要因素，从而否定了清末教育方针中的“忠君”、“尊孔”两项教育主张。1912年9月，教育部颁布了蔡元培的“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主义、军国主义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新教育宗旨。综上所述，公民道德教育思想是蔡元培在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在深刻反思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借鉴吸收西方公民教育思想基础上的思想产物。

二、蔡元培公民道德教育思想

蔡元培的公民道德教育思想内容颇为丰富，可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具体阐述:

1.教育目的

面对中华民族的内忧外患，教育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才能够挽救国家危亡、民族得以延续，成为当时诸多仁人志士艰辛探索的时代课题。他们怀有教育救国的理想，反思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和缺陷，以期通过教育改革改变国家和民族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命运。时任民国教育部长的蔡元培在充分反思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基础上，于1912年2月11日发表了关于新教育方针的意见，提出教育分为两种类别，一是“隶属于政治”的教育，另一是“超乎于政治”的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军国民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则隶属于政治的教育，“世界观教育”“美育”则是超乎于政治的教育，且把公民道德教育作为实利主义教育、军国民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育的核心和根本。在此之后，当时北京市教育部则将这一思想作为“教育宗旨令”予以颁布。由此，公民道德教育作为教育宗旨的重点内容出现在官方正式文件中。基于上述时代背景和社会需求，在蔡元培看来，培养具有健全人格、共和精神的公民，唤起国民的公民意识、国家观念、民族责任感，使之既能够认识到国家、民族对于个人的存在价值和重要意义，也能够意识到公民个体对国家和民族所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是公民道德教育的主要目的所在。

2.教育地位

蔡元培指出:“当民国成立之始，而教育家欲尽此任务，不外乎五种主义，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是也。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是一个不可偏废的有机整体，公民道德教育思想处于这一整体的核心地位。其原因在于:国家发展固然离不开实利主义，但倘若国民缺乏公民道德意识，对本职工作不能够尽职尽责，长此以往势必会影响国家的长久发展。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职业团体中，一个职业团体内的成员若缺少公民道德意识、协作精神，也会影响该团体的整体和长久发展。再者，军国民主义相比较于实利主义，更需要公民道德意识，公民道德意识是维持军队团结、培养军人互助精神的源源动力。倘若军队里缺乏公民道德，一盘散沙，那么，这个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此外，世界观教育、美育与公民道德教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是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道德教育也是世界观教育和美育的内在旨归。综上所述，在蔡元培看来，公民道德教育比实利主义教育、军国民主义教育的意义更为深远和重要，实利主义、军国民主义只是人类通往幸福的手段，而公民道德才是人类追求幸福的终极目标。此外，蔡元培还强调“必以道德为根本”的思想也应当一以贯之地体现与贯穿其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女子教育中，这足以显示公民道德教育思想在整个民国初期教育系统中的核心地位。

摘 要：幼儿时期是人生的启蒙期，是学习做人的奠基期。“一岁看小，三岁看大。”幼儿德育将影响到整个德育工程的质量。因此，德育应从小进行，即从家庭和幼儿园开始。我园在如何合理、有效地与家庭合作，发挥幼儿园优势，促进幼儿公民道德教育优质化方面作了一些研究与探索。

关键词：幼儿教学；道德教育；亲子活动；幼儿园

中图分类号：G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12-275-01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刻，迫切需要不断增强公民的道德素质，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但是我们随机摄取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场景：

镜头一：亲子活动结束后，幼儿运动场上一片狼籍，糖纸、酸奶盒、果核、饮料瓶……垃圾桶近在咫尺。

镜头二：亲子活动结束后，设置在公共区域里的活动材料东倒西歪，工作人员整理后发现：除去被损坏的物品，还有不少遗失。

虽是一件件小事，却发人深思，说明幼儿公民道德意识的淡化。

一、以“讲、学、做、评”为手段，引导幼儿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明是非、知荣耻

摘要：大学校园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期承担着公民道德教育的历史使命。大学校园文化与公民道德教育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这种内在逻辑表现为大学校园文化对实施公民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认识这内在逻辑，有利于拓宽公民道德建设的路径。

关键词：大学校园文化；公民道德教育；必要性；必然性

大学是高层次的教育系统，在公民道德建设环节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而大学校园文化作为承载和传递大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中介，对生活其中的成员具有强大的潜移默化影响。因此，充分理解认识大学校园文化参与公民道德教育之间的内在逻辑，对于公民道德建设和大学校园文化的建设二者均有重要意义。

一、大学校园文化实施公民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1．教育对象的特点决定了大学校园文化必须实施公民道德教育大学教育的对象是大学生。与中小学生相比，大学生具有自身的特质。这些特质决定了必须对其展开公民道德教育，才能真正发挥大学生应有的社会作用。大学生的特质之一表现在：其已是法律承认的独立公民。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应该加强对大学生的公民道德教育。在适当的年龄有针对性地展开系统公民道德教育，才能保证大学生正确地行使法律赋予的责任，自觉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否则，大学生就有可能因为没有明确的公民道德意识，不能承担应有的责任和义务，甚至做出有违公民道德的事情。有研究者对当代大学生个体公民道德素质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当前大学生个体公民道德素质整体不容乐观，虽然公民道德认知水平较好，但在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上表现得相对薄弱。”［1］可见，大学生的公民道德素质教育还任重道远。大学生的特质之二表现在：其是高智商的观念不稳定体。大学生是社会中的特殊群体。他们是同龄中佼佼者，在认识世界、分析问题方面具有超群的智商。但是他们思想活跃、喜欢接受新事物、富于批判精神，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处于成型期，认识能力和辨别是非能力还有待提高。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面对社会生活、文化思想的复杂化、多样化，大学生容易受到消极思想的侵蚀，滋生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思想，甚至做出道德失范的事情。大学生的这种矛盾综合体特质决定了必须对其进行公民道德教育，只有使其树立了社会主义公民道德规范，才能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强大学生的公民道德教育是必要的紧迫工作，也有诸多切入的路径，如发挥“两课”的作用、引导和鼓励学生参与公民道德实践活动、运用现代传播手段创新大学生公民道德教育等，而其中校园文化对大学生公民道德教育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大学生的心理和学习特点决定了不能采用中小学说教、灌输的教育方式，校园文化具有重要的隐形感染力量，对大学生的人格培养、文化养成、思想熏陶具有特殊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因此，要重视校园文化的力量，发挥校园文化的独特作用。校园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就有德育的作用，然而，以往的校园文化并未明确将“公民道德”教育纳入到德育工作的范畴。在当今全社会进行公民道德教育的背景下，大学校园文化应明确、系统地把公民道德教育纳入建设的系统工程中，充分发挥校园文化在公民道德教育中的作用。

2．教育环境的变化决定了大学校园文化必须实施公民道德教育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推进，我国高等学校的育人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面对变化，高等学校只有积极探索新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才能应对新环境带来的挑战，真正发挥高等学校的育人作用。我国高等教育的巨大变化之一是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美国学者马丁•特罗曾提出过高等教育“精英—大众—普及”的发展理论。该理论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指标，指出国家适龄人口入学率在15％以内的高等教育阶段为精英型高等教育阶段，15％～50％为大众型高等教育阶段，50％以上为普及型高等教育阶段［2］。教育部于2016年4月7日的首份《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里提到，截至2015年，我国的高校在校生规模将达到37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各类高校数量达到2852所，位列世界第二；毛入学率达到40％，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此外，报告指出：预计到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50％以上，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根据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满足了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为我国各行各业培养了的大量高素质人才，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也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巨大毛入学率意味着高等教育入口开始放宽。进入高等学府的不再是精英教育阶段经过“严格筛选”的精英，大学生在学习能力、认知水平和个体品德、行为心理素质等方面呈现良莠不齐的态势。作为道德教育重要阵地的大学，如果不能把数量如此庞大、地位如此重要的大学生培养成道德合格的公民，那么大学生有可能从建设社会的中坚变成社会的不稳定力量。因此，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大学更应该高度重视德育工作。当大学处于精英教育阶段时，高等教育具有边缘性的特点，对社会来说，高等教育更多的体现在观念上的需要。高等学校的主要职能是培养凝聚大学精神的社会精英，从思想观念上引领社会发展。而在当今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的背景下，高等教育的功能也要相应地发生一定的变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中国正悄然进入人民社会，人民社会的良好运行，要求其主体———公民具有相应地素质，而其中公民道德素质是重要的方面，所谓“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良好的公民道德素质的形成需要学校的参与。高等学校作为教育系统的最高层级，在培养公民道德素质方面更是具有关键性作用。因此，走向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应该从以精神来引导社会发展的精英时代的发展观念中走出来，把培育公民道德作为新时期高等教育的历史使命。如果说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是大环境的话，那么高等教育的内部育人方式应是小环境。育人小环境的变化要求在实施公民道德教育时重视校园文化的作用。在学年制条件下，班级不仅是教学管理工作的有机单元，更是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载体。实行学分制后，班级的实质性作用减弱，以班级为单位的教育活动减少，这势必会减弱集体主义的观念。再有，传统的大学德育方式单一，缺乏实效。在大学生道德认知方面，只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强调教师对学生的理论说教，导致学生道德认知贫乏，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脱节。面对大学道德教育的现状，现阶段，在大学里实施公民道德教育必须积极寻找新的载体，以保证大学育人功能的实现。校园文化是弥散在校园中一种有形和无形的文化环境，与课堂教学相比，在道德教育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隐性影响作用。因此，在实施公民道德教育中，要积极发挥校园文化的作用。

二、大学校园文化实施公民道德教育的必然性

一、小学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价值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员，是参与公共生活的公民。公民的道德水平对社会发展程度有着直接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除了需要巨大的物质支持之外，更需要有现代化的、能够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具有良好道德素质、法律素质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现代公民。培养合格的现代公民是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学校公民道德教育是公民教育的基础，在中小学进行公民道德教育是培养合格公民最有效的途径。公民教育贯穿于人的一生，必须要从“娃娃”抓起，这是公民教育的必然要求、是时展的必然要求。小学阶段是九年义务教育的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的道德教育对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起到奠基作用。道德教育是小学阶段重要的教育内容之一，将公民教育与小学德育融合在一起，是提升小学阶段公民教育、德育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我国公民教育的引入走过了漫长的、曲折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小学、中学、大学等不同教育阶段公民教育的不同侧重点。小学德育重在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道德品质，这就决定了这一阶段公民教育应该重在培养孩子们的公民意识，帮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公民道德习惯。小学德育是公民教育的重要载体，有助于实现德育教育、公民教育的“双赢”，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公民教育融入到小学德育课堂中弥补了公民教育缺失的不足；（2）将小学德育作为公民教育的载体突破了传统公民教育系统性不强的“瓶颈”限制，开拓了小学德育、公民教育的新途径，提升了德育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3）公民教育的融入有助于促进小学素质教育的转型，突出教育过程中小学生的“主体性”，逐步培养小学生独立、平等、责任、自由的意识、能力。小学德育过程中公民教育的融入，实施小学公民道德教育，是教育民主化的重要体现，是满足小学生个体发展必要诉求。将公民教育融入到小学德育，实现了德育与公民教育的接轨，是对传统德育教育、公民教育的一种创新。

二、小学公民道德教育的现实问题

公民道德是基础教育的核心，公民道德教育是小学公民教育的核心。小学公民道德教育的关键，在于其内容和形式是否适合时展，是否适合小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是否形成了公民道德生长的生态。按照这些标准审视，当前小学公民道德教育存在以下需要迫切化解的现实问题。

1.教育内容陈旧。

受各种因素影响，当前小学公民德育教育依然存在内容陈旧、僵化的问题，具体表现为：表现为重视时事政治的教育，不重视健全人格的教育；重视先进性教育，不重视普遍性教育，道德教育基本上是“伟人教育”和“英雄教育”，较少通过普通人的生活来体现公民基本的权利、义务、责任等普遍性要求；重视道德教育的完整性，不重视教育的阶段性和连续性，小学公民道德教育内容大而全，但是对各个年级的内容分层不够明显；重视对小学生义务的教育，不重视权利的教育，学生守则中规定的几乎全是学生的义务，而学生的权利没有明文规定。

2.教育形式生硬。

当前，一些学校公民道德教育还停留在道德知识的传授上，把灌输道德规范、准则、条例等看成是公民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务，忽视人格的培养，不善于把道德教育与提高小学生道德价值选择的能力结合起来，公民道德教育实效性不高。为了某种短期效果而采取背诵、默写等简单生硬手段，很少以平等的姿态与小学生一起思考为什么要遵守这样的规范、为什么要执行这样的准则。教师训诫成为一种外在的约束力量，小学生机械地、被动地按照道德规定的要求去行动，长此以往，容易养成被动、脆弱甚至是虚假的道德人格，而导致公民道德价值认同和道德价值实践的困难。

摘要公民道德建设的完善是社会走向成熟和人类走向文明的一个必要条件。如今全球的经济正在迅速发展，人们的物质需求也极大丰富，但是，在不显著的地方有些社会弊端也在逐渐凸显。如道德滑坡、人性淡化等等。因此，亟待解决的就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问题。本文从新加坡公民道德教育途径的特色出发，借鉴其成功的经验，以启示我国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公民道德教育，以及如何提高公民道德教育的实效性。一、强化道德教育，将道德建设的高度提高到国家战略目标上。二、重视儒家伦理，吸取传统道德精华。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道德教育的引导作用。四、拓宽道德教育途径，实现家庭和学校以及社会三者相结合的模式。

关键词新加坡；公民道德教育；启示

与新加坡的工业奇迹一样，它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别具一格，影响着众多国家的道德教育模式。“敬业乐群、廉洁奉公、勤劳进取、讲求效率”是新加坡精神的体现，新加坡政府办事高效廉洁，整个社会有着良好的风气，公民遵纪守法，整个社会的道德教育水平不断提升，这些都与新加坡成功的公民道德教育密切相关。众多学者总结出新加坡公民道德教育实施的特点有如下四点：一、培养国家意识，增强民族认同感。二、综合运用东西方公民道德教育上的优秀成果。三、注重用教育实践活动来强化道德教育。四、学校、家庭、社区等全方位渗透公民道德教育。通过新加坡的特点研究，有助于我国公民道德教育更好地开展，从而为我国公民道德教育建设提供启示。

1将公民道德建设置于国家的宏观战略中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相继提出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国策和方略，这体现了我国更加重视道德教育。而新加坡自建国以来就把道德建设放到极高的地位，作为国家的战略目标加以实施。这个出发点如同我国的“以德治国”。对道德建设的重视主要是因为：一、最重要的因素是关于人的素质，人关乎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李光耀强调“新加坡成功的一个最强有力的因素，就是到70年代那一代人的文化价值观。由于他们的成长背景，他们肯为家庭和社会牺牲。他们也有勤劳简朴和履行义务的美德。这些文化价值观帮助我们成功。”两国对公民道德教育的关注就是因为道德教育的重要和不理想的教育效果。我国层出不穷的道德滑坡和道德失范等现象要求我们对本国的公民道德教育更加重视。从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的发展来看，早就提出了要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把其归为我国公民道德教育建设的基本途径和教育目标。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的指导方针《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了“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即“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以此来作为规范和衡量公民行为的准则。在2013年11月考察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时讲道：“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要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这些话向全社会传递了重视公民优良道德的信息。

2重视传统儒学，吸取传统道德精华

中国和新加坡有着相似的文化根基，儒家文化都对其有着深厚的影响，在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的方式上两国有所不同。新加坡在潜移默化中向公民灌输的具有国家文化特色的儒家道德观念是传统儒家文化向前发展的新鲜血液，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新加坡的公民道德教育。“新加坡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儒家伦理编成教科书来倡导忠孝纲常的国家，教材中编入的有关儒家伦理和东方价值观的故事和典故，对新加坡的文明发展起到很大作用。”传统儒家伦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中国道德教育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我们不能忽视其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其对人才建设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我们应该充分运用辩证的态度，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客观合理的方法批判地继承传统儒家文化，用新的时代特征重新诠释传统经典。“第一，深刻认识并不断发现中华传统道德的现代意义，避免将传统与现代机械地对立起来，第二，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地促进中华传统道德的现代性转换，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对此，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相关论点进行分析，并且结合当今社会发展的现状，批判、合理地继承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弃其糟粕，并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3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道德教育的引导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以及网络的盛行，使得各种道德相互激荡，再加上西方文化的侵蚀和网络文化的洗礼，模糊了道德善恶界限和评价标准，造成了人们道德上的困惑与行为上的失范。而职业院校的部分学生由于没有了升学压力，成天不学无术，没有法制观念、无视校规校纪，讲哥们义气，打架斗殴，酗酒起哄，扰乱校园秩序，大大损害了职校生的整体形象。并且也腐蚀了一部分本来道德规范做的比较好的学生，严重破坏了学校的正常生活和教学秩序。

二、问题的分析

（一）社会原因

职校生与普通教育学生相比，接触社会、接触实际、接触世界的机会更多。在社会中看到了许多善行，也看到了很多恶行，还看到了许多善恶交叉错综复杂的事情。尤其是在道德“滑坡”的今天，一些人把追求物质享受作为人生目标，沉醉于歌舞酒宴、声色犬马之中，污染社会风气；一些干部贪图享受，挥霍公款，甚至收受贿赂，贪污腐化；市场上出现的一些钻空子的非法分子和不道德现象，假冒伪劣产品的横行，偷税漏税，黄色音像书刊、，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再加上网络交流中的攻击、谩骂、粗俗、下流的语言腐蚀；致使一些人道德沦丧，见利忘义，哥们义气……这一切的一切都影响着职校生的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

（二）学校原因

由于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社会转型还很短暂，职业教育改革滞后于社会发展，这就使得目前职业院校教育的理念、制度和行为均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另外，随着计算机网络走入大众的生活，传统的先教后学的师生关系已经不复存在，职校学生的课余时间相对普通教育的学生要充足得多，他们获得知识的途径大大超过最起码等于教师，而网络文化可谓沙泥俱下、精华与糟粕并存，尤其在道德领域，处于道德和世界观尚未形成阶段的学生受到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正面影响。在加上职业院校重视专业知识学习和技能的训练，学生接受公民道德教育受排挤，实效性非常差。

（三）家庭原因

一、大德育模式下的两种需求动力

德育概念是中国德育学界长期以来存在论争的一大问题。我国解放后，特定的国情使得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采取的是大德育模式。“大德育”主要包括了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大德育模式出现了两个明显的弱势空间（见图1）。一个是在传统德育影响范围与法治体系影响范围之间出现了“公共空间”。另一个是在传统德育作用力范围之上的“道德信仰”领域。

“公共空间”是现代生活的活跃区，是时展的产物，比如网络道德、公民权利与义务等。“公共空间”的出现及该领域德育研究与实践的滞后性，使得这个领域往往成为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的薄弱区。例如有学者指出，我国目前在公共空间内表现出一种相互矛盾的公民素质缺陷，即：一部分人公民意识冷漠，缺乏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民主的热情，使得本来可以因为公民的有效参与而避免或降低的负面社会现象不能得到应有的、有效的遏制。而另外一种情况是许多人常常过激地使用自己的民利而产生的对于国家、社会和其他公民生活的伤害。[1]这种新现象和新问题正是德育所需要面临的时代挑战。

“道德信仰”领域是随着传统道德文化力量的减弱及外来多元价值的影响等因素而成为问题的。社会的道德信仰出现了大面积的萎缩化，表现在人生信仰方面往往存在着空白，而这个区域往往是大德育所难以达到的深度和层面。同时，很多社会问题，究其根本，又往往要追溯到这个层面。因此，这个领域对德育解决实际问题的需求十分迫切。

面对来自这两个方向的需求动力，在德育界内部也出现了德育的“适应论”与“超越论”两个导向。适应论导向着眼于德育的实用、适应现实的性质并指向对市民生活的底线伦理要求。超越论导向着眼于道德生活和道德教育的本质并指向对人生自我超越的德育本质追求。

在改革传统德育的同时，公民教育的发展势头日趋强劲。在这种情况下，有学者提出德育应该向公民教育转型，认为公民教育与德育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公民教育丰富创新了德育，或公民教育比德育更宽泛，可以整合德育。[2]也有学者提出公民的培育乃是全部现代教育的终极目标，公民教育应该是全部教育的转型乃至整体社会的改造。[3]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观点是就教育意义和培养目标而言的，并非指道德教育的整体转型。因此，对“大德育”模式之后的新时期的道德教育与公民教育的定位以及相互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二、超越“大德育”模式的德育新格局预期

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传统的伦理宗法与封建法律组成了社会教育的主体。封建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在根本上是以培养与教化忠臣、顺民为指向的。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00）

摘 要：发达经济体在社会转型期间，社会问题频出，这些在公民道德教育的上走过的弯路和经验将对我国当前的公民道德教育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公民道德；自律；诚信

罗马并非一日建成，公民道德养成并不能短时间养成。发达国家的良好社会公共秩序也是逐步形成的，在类似中国目前经历的新常态下社会转型时期，美德韩等发达经济体社会也曾出现种种社会道德问题和危机。

在经历了二战血与火的洗礼后，德国在如何清洗法西斯对社会道德侵害，唤起人们优良品德和良知上做了不少努力和大量有益的工作。著名德国教育理论家鲍勒诺夫提出了“朴素道德”的新德育观，告别否定一切道德的时代，向人们提出重建新道德，挽救德国的历史任务。鲍勒诺夫认为，朴素道德具有自然健全性，是基于人类社会生活本身的，不在于抢占道德制高点，而是确立普通人的道德观等。德育只有坚持培养朴素道德，才能为学生建立真正的高尚道德打好良好基础。

公平与公正，对国家和社会有负责感，有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等等，这些都在德国道德教育规范中可以找到。通过这一套道德教育，有利于未成年人培养良好的道德素质，远离偏激和不良思想。德国现代教育理论认为，德育的目标应为塑造品格，品格对人的行为意识和精神状态会产生重要影响，品格养成不可能与生俱来。德国人认为，道德教育应该陶冶人格与精神，注重培养责任感、互助精神，对善恶美丑的判别能力，培养民主和爱国精神。遵纪守法，克己奉公；了解公民的社会责任。德国拜恩州的社会科与历史、地理、教育、社会、劳动、家政与经济等科目结合，普及社会和国家的有关知识，发挥社会性和政治性教育作用，德国人从小培养成为承担社会生活赋予责任的公民。

作为东亚较发达的经济体，韩国历来重视道德教育，把公民道德教育视为国家存亡兴衰成败的根本。早在建国之初，韩国就在学校教育中开设了德育课，确立德育立国之本的首要地位。重视公民道德教育，把公民道德教育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发挥公民道德教育营造民族精神的重要基石作用。纵观韩国历次教育改革，不难发现其中的重要特征就是从不忽视道德教育。例如，1992年公布的第六次课程改革方案，设定目标为培养有主体精神、创造精神和有道德的韩国公民。为引领二十一世纪的信息化、开放化、国际化做好准备。韩国第七次教育课程改革的方向明确说明“为主导二十一世纪的信息化、全球化时代，必须培养具备自律精神和创造性的韩国人”。面对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韩国不会固守本国传统文化，也不会盲目照搬照抄西方文化，抛弃本国固有传统文化。结合本国国情，韩国对东西方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并创造性地发展本国的公民道德教育，既保持了本民族的民族文化传统，又吸收了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使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有机结合，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上世纪初生产力快速发展，美国社会物质财富迅速增加，维持了长达7年的“柯立芝繁荣（Coolidge prosperity）”。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美国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8%，确立了强国地位。经济迅速发展，放任资本的逐利性带来的无序竞争和对社会责任的无视，教育改进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脚步。经济大跨越与社会生活与道德紊乱相生并发。美国民众的消费价值观发生了巨大转变，消费主义道德观和享乐主义生活方式成为社会主流。传统的新教徒道德准则渐渐给忽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道德准则尚未确立，此时盛行的拜金主义和提前过度消费成了随后的经济大萧条的导火索。

“公民道德教育”，即以公民为主体，以培养有德性的公民为目的的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的实施不仅要以国家之公共善的实现为最终归宿，而且要考虑公民（学生）的内在需求，使个体在满足公共善的同时走向自我的实现。然而，当前的教师往往从国家的政治及经济共同体、家族或家庭的私人共同体视角出发，对公民（学生）提出空洞的道德要求。于是，“公民道德教育”未能落到实处。

一、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的“公民道德教育”中，教师付出巨大努力使学生掌握道德知识。因此，在认知层面，学生了解道德原则与标准，但在情感层面，学生不认同教师灌输的道德原则与标准。于是，在行为层面，学生缺乏道德的行为表现。

1.注重道德知识的灌输，忽视道德情感的体验，导致道德感的缺失

学生作为公民，接受了教师或家长实施的道德教育，并知晓相关的道德知识，却不一定产生与之相应的道德行为。因为，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他们没有形成与道德认识相一致的道德情感。由于目前的“公民道德教育”过于强调知识的灌输，忽视情感的培育，致使学生遇到问题时，第一反应不是（出于同甘共苦的情感）帮助别人，而是成为冷漠的旁观者。

2.注重道德义务的宣扬，忽视道德自由的赋予，导致道德责任认同意识的缺失

当前的“公民道德教育”主要在课堂上进行，即教师从外在道德义务层面对学生提出诸如“不可以破坏公物”“不可以伤害他人”的要求。这样，在教师的约束下，学生没有行动的自由。当学生的所有行为都在成人倡导的道德义务下进行时，学生就很难形成爱护公物、珍视他人的道德责任认同意识。

3.注重公共善的实现，忽视个体善的实现，导致“公民道德教育”形同虚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