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传承范文精选
非遗文化传承范文第1篇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主要表现在：一些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后继乏人，面临失传危险。青年一代崇尚现代文明，对民族传统和文学艺术逐渐失去兴趣，不愿学习继承。
鉴于此，有代表认为非遗，产业化是关键，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笔者以为，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上的觉醒。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文化自觉”一方面是要对自己民族文化有深刻认识，能够讲清楚本民族文化的历史；另一方面是自觉地增强民族文化修养和人格品行。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缘起于群众的“文化自觉”，依靠群众和社会团体最大限度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支持和参与实现其保护。如果说自然生态环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先天土壤”，那么，群众的文化自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人文养分”。
而培养传承人的论点笔者表示赞赏。笔者认为，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者都应当充分尊重传承人的意愿和实践体验，起到一种宏观的指导作用，确保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的原生态性，使创造、延续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群体和个人能最大限度地参与，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传承群体。
此外，我们可以通过采取政府津贴或补贴的方式资助传承人，以命名的方式吸引传承人，以完善的政策措施保护传承人，努力培养和造就新一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促使他们健康成长，确保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祖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非遗文化传承范文第2篇
最值得一提的，要数极具朝鲜族民族特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鹤舞》。《鹤舞》起源历史悠久，是16世纪传说的产物，高句丽时被人们创编成舞蹈，展现在舞台上，是朝鲜族独有的一种舞蹈表演形式。这个舞蹈反映的是大自然中，人、动物、植物、山水之间的共存与和谐，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理想，对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祝愿。
姜丽华是安图县文化馆四级演员，同时也是《鹤舞》的传承人。她积极参与《鹤舞》资料整理和创编表演工作，熟练掌握《鹤舞》的基本要领，并将舞蹈的神韵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传承工作付出了很多努力。同时，多次参加省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等活动，在万宝镇红旗村培养了一支表演队，常年为游客进行表演，为旅游景点的民俗旅游开发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和便利。在姜丽华眼中，《鹤舞》与其他朝鲜族舞蹈的表演有所不同，动作和舞蹈语汇比较特殊。一方面要模拟仙鹤的动作，另一方面要遵循舞蹈表演的规律，在两者相互融合中求得表演的精美细致，不能以完成基本表演动作为目的，要传达情感和思想给人以美的享受。
《鹤舞》以鸟类原型编入舞蹈表演之中，在众多朝鲜族舞蹈中还是第一个。2007年，《鹤舞》被列为安图县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同年6月被列为中国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于2008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这也成为到目前为止，安图县唯一一个被评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
拔草龙，是朝鲜族古老的传统民间游戏之一，最早起源于朝鲜半岛。二十世纪初，随着大量朝鲜移民迁入延边地区而传入中国，流行于安图县的长兴、新屯、石门等地，现在已成为具有表演性质的项目。拔草龙游戏最早就是古代朝鲜族部族之间比拼力量的一种方式，后来拔草龙游戏主要表现部族之间联姻而采取的力量比拼方式来进行。
古人的足迹随着历史已经远去，但拔草龙这种古老的游戏却被代代传承下来。随着历史的演变，拔草龙游戏已经成为深受朝鲜族群众喜爱的民间游戏之一。它来自民间，传承也在民间，以往，很多地方的朝鲜族村民在丰秋之年，两个村屯的农民要进行拔草龙比赛来庆祝。
如今，拔草龙游戏从田间地头，走进了朝鲜族的大型娱乐活动中，表演机会也越来越多。表演拔草龙游戏时，两队人要打着旗从两个方向进入场地，旁边还要有乐队，要边打击乐器边跳舞入场。比赛获胜的草龙会被人们高高举起，人们都围着它跳舞，输的草龙要退出场地。每次表演拔草龙游戏，因为参与活动人数不限，观众也可以参加，最多可以达数百人，甚至上千人参与。因此，这个游戏的现场会非常热闹。
柳逸是安图县文化馆外联部主任，安图县《拔草龙游戏》唯一传承人，他对《拔草龙游戏》有着深刻了解和深入研究。多年来，柳老师不断参与此项活动，逐步对这一游戏的表演技巧掌握并熟知。在继承朝鲜族拔草龙游戏的基础上，还融入了现代游戏表演的特点，使其更加群众化，增强了娱乐性和趣味性。在草龙道具制作方面，柳老师改进了一些筋骨结构，更加易于运用和保存，外观保留了传统草龙的样式，增加了龙环，表演时更加方便。
除朝鲜族民族特色舞蹈《鹤舞》、拔草龙游戏外，安图县还有汉族传统民间工艺美术代表性技艺松花砚、宫廷派舞蹈的代表作品《牙拍舞》、朝鲜族传统游艺《龙头游戏》等众多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2008年和2009年的全面普查，目前，已挖掘掌握的非遗项目28项，共五大类，其中，已列入非遗名录国家级1项，省级7项，州级9项，县级6项，拟列入县级6项。同时，这些非遗项目在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朝鲜族民俗舞比赛等活动中取得令人骄傲的成绩。
非遗文化传承范文第3篇
山西唐人居古典家居文化有限公司，正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南贾镇的东牛村。在东牛村村口，有一座气势恢宏、极具山西晋南民居风格的四合院。谁也难以想到，这样一座古院，竟然是异地高价收购后斥巨资整体搬迁回来的，每块砖瓦、石雕都遵循了原有的规制。门口除了挂着“唐人居古典家居文化有限公司”的牌子，还挂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晋派明式家居制作工艺研究所”“山西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牌匾。
立足文化 唐人居蹒跚起步 唐人居鸟瞰图
在晋派家具的收藏和仿制中，曹运建发自内心地喜欢上了这个行业。他从一件件古家具中看到了古人的智慧与精湛的手艺，开始了全面深入地研究。与国内古典家具的泰斗王世襄，收藏大家马未都等的接触与请教，使曹运建对古典家具的理解从一件件家具实体走向了传统家居文化。
“古典家具在实用的同时，还融雕刻、油漆、绘画与一体，容纳了人们生产、生活以及喜剧人物、故事等内容，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粹，传统思想都在家具上有充分的反映。当你使用一件件古典家具时，你才能理解中国古人‘坐有坐相’的深刻含义，当你在古典家具中看到一个个雕刻的故事，一幅幅绘制的图画，你就会潜移默化地感受到真善美。古典家具的每一个实体，它摆放的位置、所处的环境，和它搭配的其他摆件、装饰都透露着传统文化的信息，共同反映着明清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这就构成了我国传统的家居文化”。曹运建说，每次当他端详古典家具时，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有了这些理性的思考，曹运建把它的企业定位为“唐人居古典家居文化有限公司”。从“家具”到“家居”，带给曹运建和他的企业的不仅仅是对家居文化内涵认识的升华，而且给他带来了新的市场机遇。
十年磨一剑，在曹运建一帮人的不懈努力下，一项意义深远的文化产业在不自觉间孕育并蹒跚起步。唐人居自1989年至今，已经成为集晋作家具收藏、技艺研究、产品开发、仿古家具制作、家居文化研究为一体的名扬华北，产品行销国内外的文化企业。
风格独特 制作技艺以家庭传承为主 唐人居员工在人民大会堂山西厅安装老红木屏风
唐人居生产的晋作家具，总体保留了明式家具简洁大气、线条粗犷的风格，但是材质上多以高端的红木、草花梨为主。生产种类已从单纯的仿古家具扩展到古典砖雕、古典灯饰、玻璃画及家具古典装饰等领域。在功能上也比老式家具有了很大的改进。比如桌椅系列，因为古人房屋一般较高，有4米左右，为了保持屋内陈设的协调感，原来的老家具桌子一般在0.85～0.8米，椅子在0.55～0.6米，下面带脚踏，能起到防潮的作用。现在的房屋一般在3米左右，所以家具不需要做得太高，桌子就降到了0.8米，椅子不超过0.48米。这样的高度更适应人体的舒适度。还有一点，因为用料的讲究，现代家具的工艺细节也比原先更为讲究。比如描金五彩工艺会运用得更多。唐人居运营的这十几年来，产品远销海内外，包括人民大会堂等国家级建筑里面，都有唐人居晋作家具的身影。
曹运建介绍：“晋作家具制作技艺主要以家庭传承的方式沿传，逐渐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地方传统技艺，也正是这种传承方式，造就了晋作家具的独特风格。在中国四大流派古典家具中，京派偏向于皇室家居，广派偏向西式风格，而苏派家具生产因为注入了流水线作业和批量性生产的特性，所以从家具的外形设计到质量，都不能和晋作家具相比，这也是现存的明清晋作家具很少能遇到重复样式的主要原因。”
随着家具制作造型、结构、彩绘、发光等技法的发明，晋作家具拥有了“龟裂纹漆作”“竹藤木三木结构”“五彩与描金术”等技术绝活，成为独立的一门家具制造工艺流程，并通过家庭作坊父系相传的传承方法流传下来，演变为一种具有历史传承的地方特色工艺，是一份重要的文化资源和遗产。
曹运建表示，唐人居的立意是不仅要做生意，更要挽救山西古文化。明清家具代表中国传统家具的最高水平，中国传统建筑中的榫卯结构与雕刻艺术的各种手法，很好地体现了中国儒学、禅理的审美内涵，在实用功能与艺术欣赏价值之间达到完美的平衡，唐人居一定要抢救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并要进行保护和传承。虽历经坎坷，晋作家具的血脉依然在延续。 曹运建指导员工工作
与时俱进 彰显晋作家具魅力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唐人居也面临着订单减少、库存增多的发展难题。如何将“非遗”技艺保护好、传下去，又如何把古典家具这项文化产业做强做大？“传承‘非遗’不是一成不变，只有以传统技艺为根本、以时代需求为方向，不断研发、革新，创制出融传统制作技艺与现代生活需求于一体的晋作家具，才能将晋作家具制作技艺保护好、传承活，将晋作家具产业壮大。”曹运建说。
推进制作技艺创新
针对传统画案费料多、难于搬动的“短板”，唐人居研发团队在不改变木性的前提下，革新煮、泡、烤、磨等制作技艺，在上、下案面分别设多个开楔形槽的组合块，通过楔形块与楔形槽的插合，将两个桌面紧密连接成画案桌面，既有效解决了独板桌面自然收缩开裂的问题，突破了传统技艺靠收缩缝防止家具因湿度、温度变化而变形的技术瓶颈，又保持了传统画案大体量的风格，增强了家具的流畅美感和实用性。这款历时一年半、前后改进近20次的新型画案，已获得实用新型、技术发明两项专利，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致力产品外形创新 唐人居的多功能婴儿床
运用镶嵌、丝翎檀雕工艺的卧室瘿木、红杨镶嵌双人床，适宜卧室摆放的带翘头多功能高电视柜……三年来，唐人居推出了百余种古典家具新品，这些古典家具既保持了中国传统家具的“魂”，又顺应了现代人快节奏生活的需要。被众多客户青睐的一款多功能婴儿床，曾历经百余次改进完善，它以明式圈椅为座、明式轿车轱辘为轮、雕有象征富贵的踏板，椅背后的木档扣扣起时可做儿童餐椅，扭起档扣，椅座前推，椅后架下压则是一辆儿童推车，这款多功能童车获得了2014年“中国原创・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铜奖，2015年被前来实习的中央美院师生作为教学蓝本。
加快企业内涵创新
唐人居与中央美院、省林业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联姻，形成了“产―学―研”联盟，增强技艺、产品的研发力量；举办两届唐人居“非遗”文化节，弘扬传统家具所蕴含的“祥瑞”文化，把公司作为临汾市摄影家和作家的采风、创作基地，开展摄影、文学创作比赛，唐人居的传统文化情怀，由自发走向自觉。抓住了科技团队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唐人居企业内涵日趋丰富，在业内的品牌效应不断凸显。
晋作家具制作技艺传承人――曹运建
非遗文化传承范文第4篇
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不?就是人死了,钱没花了!
如今再看小沈阳这句话,还真是至理名言。不信你问问侯耀文、迈克尔・杰克逊或者季羡林先生。先后辞世的这3位中外文艺工作者生前八竿子打不着,死后终于有了共同语言――回头下望人寰处,但见亲朋抢遗物。3位老师生前寂寞不寂寞咱不知道,反正现在家里都热闹着呢,一派“分田分地真忙”的大好景象。有的是斯文了一辈子,尸骨未寒有人就在葬礼上迫不及待地搞事,把本该悲痛肃穆的场合弄得鸡飞狗跳,斯文扫地。有的恰恰相反,尸骨已寒还没能够下葬,而且看目前的情况,入土为安遥遥无期,看来死者还得再挺一阵子。这些经常在电视台“情感纪实节目”中看到的俗套故事,在故去的名人身上一再上演。
怨谁呢?都是遗产惹的祸!
据媒体报道,季羡林先生的遗产包括他收藏的齐白石字画,珍藏版古籍、古墨、田黄、名人信札,先生朋友赠送的字画、艺术品以及数以百万计的稿费等。据说,季羡林先生收藏的齐白石作品多且精,有些是完全超出常人想像的。比如,他藏有齐白石的整开巨幅豹子。偶一挂出,精彩流淌,满屋生辉,观者无不目瞪口呆,不敢发一词。
相声名家侯耀文的家产据称也有千万之巨。他的徒弟郭德纲就在博客中质问:“师父的万贯家财哪去了?那些珠宝名表田黄石羊脂玉哪去了?那些饰品家具字画藏品哪去了?”
一向挥金如土的杰克逊最近10多年陷入财务危机,生前负债约5亿美元。尽管如此,他死后仍遗留了巨额遗产,估计将逾12亿美元,加上歌迷抢购他的唱片及纪念品,均令他的遗产仍会有逾亿元增长,甚至有人说迈克尔死后的身价反较生前更高。
除了前面提到的3位,最近还有一宗遗产纠纷很引人关注:海峡彼岸的商业巨子王永庆去年10月去世,围绕3300亿台币遗产的一场豪门家族争战,在王永庆去世半年后骤然激化。王永庆长子王文洋在美国当地法院要求法官公布王永庆遗产总额,并指定他担任遗产管理人。
看看,这就是“钱没花了”的害处。死者无罪,怀璧其罪。数额巨大的遗产,不惹出麻烦才怪。
学者们忙着缅怀季老留下的学术遗产和精神遗产,有的人则对这些不感兴趣,他们紧盯着的,是物质遗产。如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跟大熊猫一样罕见,“非精神文化遗产传承人”却从来都不缺。这几天,一句“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成了网络流行语,还被很多专家研究出了社会学意义。其实,贾君鹏之所以迟迟不露面,是因为“回家吃饭”太没有诱惑力了,如果改成“回家争遗产”,无数个贾君鹏马上会站出来。
有遗产还不是最要命的,最怕的是有遗产,无遗嘱。在这一点上,季老和侯耀文犯了共同的错误。
非遗文化传承范文第5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 （2017） 04-0250-01“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什么？说到底，所谓“非遗”就是那些来自于先辈们生产生活的语言、文字、道德、哲学、艺术、技艺、风俗等等一切的习惯和技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很多人不明白，在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这些文化遗产数不胜数，历经世世代代流传而不绝，干嘛还要大张旗鼓地去保护与传承？一个沉重的现实是，在两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承载着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特征和生存方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一点点地衰退和消失，民族文化的大家族在一点点变小，民族精神的DNA发生了变异。在建党95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近年来，非遗做为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部分，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大力推进下，非遗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大力弘扬。但在文化活态传承的过程中，如何做好有效保护少数民族非遗工作，又如何让非遗教育传承不再流于形式，使其逐渐与当代艺术创作、城市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等，很多问题摆在文化工作者的眼前，亟待解决。
一、存在的问题
1.目前非遗保护工作采取主动保护方式缺乏活力
政府主动进行保护方式的优点是见效快，作用显著，能用最短的时间保留住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而言是被动接受，自身缺乏生存活力。
2.非遗保护工作资金投入不足
近年来，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资金投入力度不断加强，但因地方财政困难，部分市县级非遗项目投资力度还是不大。由于缺乏资金来源，一些项目仍处于自生自灭的生存状态。
3.缺乏相应的专门工作机构和专职人员且业务人员基础薄弱
现从事非遗工作的都由各级文化部门兼任，而且没有专业人才或人才流失严重，现有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兼职人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缺乏基本知识，缺少业务培训。
4.传承人的培养问题
各地在为传承人提供权利保障的同时，均规定了传承人应当承担相应的义务，特别是传承人必须授收徒弟。但实际上大多数传承人很难完成他们授徒义务，其原因并非传承人不负责任，而多半是“无徒可教”。因此，传承人的危机问题，不仅在于对现行传承人的保护，更在于年轻人不愿意学习老年人的技艺，民族文化传承后继乏人。
5.外来文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冲击
普遍来看，世界各国对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尚处于起步阶段。同时，当今时代下，时尚文化、外来文化都充斥着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盲目的追逐所谓的时尚文化，崇拜外砦幕。加之广大的人民群众缺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和认同，外来文化和时尚文化就很容易先入为主影响非物质文化的发展；二、相应对策及建议
激发生存活力，政府主动保护与自身开发保护相结合。在政府继续加大保护力度的基础上，由政府引导，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市场机制，参与市场竞争，以市场竞争的压力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活力，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存价值，使这些项目的传承能够进入活态传承与发展的良性循环之路。一方面应加强与省、市财政部门的联系，多争取非遗保护专项资金，并使其充分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加强与旅游部门的沟通，建立协调机制，整合域内许多可观赏性的非遗项目（包括濒危的、失传后根据相关资料挖掘整理复原的），将其组织成为一台或几台非遗精粹节目进行展演，这一做法不仅可以使来旅游的人更全面的了解当地历史文化背景，增加非遗保护收入，打造出旅游城市的一张靓丽的名片，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活态保护传承引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一是设立专门非遗工作机构，配备专职非遗工作人员，加大人员的非遗培训工作力度，全面提升工作人员的非遗业务水平，使工作人员能真正为深入发掘基层民众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好申遗各项工作，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作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开展。
非遗文化传承范文第6篇
【关键词】非遗文化；传统传承；媒介融合；黄酒技艺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240-03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媒介融合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同时也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热点与前沿课题。近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及其对内对外传播过程中，在口头传承、实物展示、亲身实践和传统的媒介传播方式之外，由于新的传播技术与媒介手段的综合运用，形成了媒介互相融合、互相协同的传播效应。为此，本文将选取典型案例来深入探讨非遗文化传播中的传统传承与媒介融合的理论问题。
一、黄酒技艺：作为一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活体媒介，中国凭借其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浙江省人杰地灵，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浙江省的项目数量位居榜首。近年来，浙江省在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上也走在前列。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被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酒文化无疑具有较高的世界公共认可度，而产自中国的黄酒堪称世界上最古老的酒之一，它与啤酒、葡萄酒并称世界三大古酒。在黄酒当中，以绍兴产的黄酒最为悠久有名，不仅具有广泛的市场认可度，完整精湛的工艺，还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持续的技艺传承。其中，“绍兴黄酒酿制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绍兴花雕制作工艺”则被列入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前者系黄酒本身的酿造技艺，而后者主要表现在黄酒外包装上的绘画雕刻设计等工艺，这表明绍兴黄酒不仅有内涵之质，也有外在之美，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一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传统传承：非遗文化传播中的日常形态与媒介影响
在国内外的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绍兴黄酒文化得以传承传播，其实与其嵌套在日常生活中的传播方式息息相关，也与传统媒介的传播有着密切关系。绍兴黄酒技艺能够得以保护、流传和不断优化改进，不仅由于它的产品本身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还与黄酒传统的广泛的传播方式有着深切的联系。与黄酒技艺有关的宣传、普及融合了各种传播媒介，形成隐性传播与显性宣传互相作用的传播模式，使得黄酒为中国百姓所熟知，黄酒文化、黄酒技艺也借此得以传承传播。经过考察分析，其传播主要有以下重要方式。
（一）借助传统酒俗与日常生活消费进行传播。绍兴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古老城市，它的风俗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而酒俗正是这种地方特色的重要内容。在绍兴，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与酒发生联系，寄托着当地百姓的美好愿望。例如，剃头酒的传统习俗。当孩子满月时，要剃头，要在家中祀神祭祖，摆酒宴请，还要向邻里亲友分送染成红色的“红鸡蛋”等。在拜过天地祖宗之后，就有理发师用一盅酒代水，给婴孩润发，然后剃“瓦片头”。接着就是亲友轮流抱过小孩，最后坐在一起同喝“剃头酒”。与此类似的，还有所谓的“得周酒”，即孩子长到一周岁，同样得办酒席，以款待亲朋好友。还有寿酒、白事酒、忌日酒等等。在绍兴酒俗当中，最为著名的是“女儿酒”，又名“花雕酒”。晋代嵇含《南方草木状》记载：“女儿酒为旧时富家生女、嫁女必备之物。”一般人家生了女儿时，就酿酒埋藏，嫁女时就掘酒请客，形成风俗。到后来，生男孩子时，也照样酿酒埋酒，盼儿子中状元时庆贺饮用，又叫“状元红”。可见，在绍兴，酒俗渗透在日常生活当中，黄酒成为当地人的日常消费品，其传播的主要方式为人际传播、口碑传播和群体传播。
（二）借助言传身教的知识传承与亲身实践。“绍兴黄酒酿制技艺”主要是借助师傅带徒弟式的言传身教进行知识传承。根据2010年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专访绍兴黄酒酿制技艺省级传承人潘兴祥的解说介绍，尽管目前已经有了现代化的机器设备，但是在酿制过程中，还需要有经验的师傅把关，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即所谓的“开耙”，他反复演示和操作，初看起来很轻松，但是经由潘师傅现场讲解起来，开耙里面的手法技巧特别细腻，不仅有操作工具上的若干注意要点，还有手感温度、抓握起来的粘度等，都需要师傅的准确把握，一个酒厂里面，往往仅有少数人能完全把控其中的要诀。另据2011年12月9日《绍兴县报》头版报道，当年87岁高龄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被誉为中国“黄酒博士”的王阿牛在塔牌绍兴酒有限公司的酿酒车间，为新酿手工黄酒开耙，并向酿酒师傅们传授开耙技艺。这说明传统的手把手传授，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传统价值。学徒要掌握其中的技巧，不能脱离长期的亲身实践和持续的熏陶训练。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隐秘的传播方式，还是心口相传和体验学习过程。当然，现代的传播媒介已经可以将影像完整记录下来，但可记录的形态并不一定都可复制、可实用，内在的精髓难以仅仅借助媒介传播而完全传承到下一代。
（三）借助传统媒介的信息传递与文化传播。在新媒体和融合媒体出现之前，黄酒文化必然借助传统媒介进行传播，在当今，这种传统媒介依然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借助书籍对酒文化的传播。由于酒文化在中国有着独特的地位，得益于中国人对酒的热爱与讲究，各种与酒相关的书籍、书中与酒相关的桥段不胜枚举，黄酒文化得以在各类书籍中散发魅力，而其背后的黄酒酿造技艺、花雕制作工艺也得到无形的传播。对酒文化的介绍比较有意趣的书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夏晓虹教授携杨早博士编选的《酒人酒事》[1]，书中有多篇涉及黄酒文化的记录，多为文人轶事，具有故事性，容易引发二级传播，从而形成较好的口碑效应和文化影响，同时此类作品适于对黄酒品牌进行二次传播和文化形象塑造。
此外，对于黄酒文化传播起到重要影响的是报刊，作为传统的大众媒介，报刊的文字图片传播具有便于阅读检索和便于携带投送等特点，是酒文化传承的重要媒介载体。例如，《钱江晚报》《绍兴日报》《绍兴晚报》《华夏酒报》等报纸长期以来持续关注绍兴黄酒文化的各类活动，关于绍兴黄酒本身的介绍有文章《持蟹饮酒，绍兴黄酒是绝配》等；关于黄酒文化活动介绍方面则涵盖黄酒节开幕、黄酒博物馆开放等；关于黄酒产销方面则有《绍兴黄酒恋上“创新营销”》等。除此之外，这些传统媒体还致力于保护黄酒品牌，澄清舆论，在黄酒酿造用水遭受公众质疑时，《浙江日报》等主流媒体发文《绍兴黄酒可放心饮用》以抚人心。再如，一些黄酒生产企业也办有自己的企业报刊，具有传播黄酒文化和提升黄酒制作技艺的潜移默化作用，以及重要的文献文档价值。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限公司（控股上市公司古越龙山）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一家黄酒生产经营企业，该公司定期出版酒品文化期刊，周期为一个月，发放方式为在固定的高消费酒店进行免费发放；该公司还出版《古越龙山报》和《古越龙山》电子杂志，该杂志的封面口号即“让世人了解黄酒，让黄酒走向世界”，这恰恰体现了一种传承传播黄酒文化的使命与责任。
三、媒介融合：非遗文化传播中的数字化、参与性及产业化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的过程中，当前已经越来越多地运用了数字化的新媒体传播手段，例如运用新的互联网技术可以获取与传播相关的历史资料和数据信息，运用影像技术、动漫艺术可以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术细节和工艺过程等，可以给人以惟妙惟肖、身临其境的感觉。有研究者在借鉴国内外已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成功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从“产业化、数字化、规范化、传承化”四个方面提出了“构建出科学、可行性较强的绍兴黄酒酿制技艺传承与发展模式”[2]，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过程中的媒介融合及其发展趋势。
所谓媒介融合，其实它作为新闻传播学和媒介研究的一个学术术语，主要是指“在数字技术推动下，不同媒介生产者、内容、渠道、接受终端之间，传统边界日渐模糊、趋于融合的轨迹日益清晰的现象和过程。”[3]（P5）媒介融合的主要类型包括：“媒介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终端融合”[4]（P5-6），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的过程当中，由于越来越多地采纳新技术，事实上也呈现出媒介融合传播的趋势，为了便于讨论，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互相关联的三个层面。
（一）数字化与影像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融合传播的基础。数字化，实际上将各种信息资料都变成可以在互联网上传播、在计算机中进行制作交换的基础信息，不论是文字、图片、符号还是影像、音响、音乐、动漫等都可以混合在一起。这其实也是媒介内容融合的一个基础。数字化传播技术意味着传受双方可以清晰地传递各类精准信息，在内容平台上达到了某种融合共通。对于黄酒技艺方面的信息，数字化记录可以做到将非遗文化传承人的各种动作、形象、语言及姿态等都保留下来，还可以通过动漫化，形成更易于理解的知识点，让人们易学易记，获得直观印象。
对于黄酒文化的各种仪式和相关酿制活动，也可以通过数字化、影像化的方式，加以记录保护，或者制作成纪录片，拍摄成电视剧、电影引起大众的关注、了解、喜爱乃至吸引后继者的努力学习传承。例如，《舌尖上的中国》中就有拍摄到黄酒酿制技艺在食物转化过程中的情形，其中解说辞写道：“立冬的清晨，绍兴的天空开始下起小雨，这对酿酒师傅们来说是个好征兆。酵母菌喜欢江南冬季，这种绵长而又不剧烈的冷……每一年的仪式都是酿酒师们对自然表达的一种尊重。绍兴的黄酒冬酿即将开始。”这里面就有种文字之美与影像之美的内在融合。此外，还有浙江电视台拍摄的专题片《千年陈酒》，著名编导刘郎在片中根据绍兴黄酒的酿造工艺流程，精心设置一条明晰的主线：原料糯米经过筛选、浸米、蒸饭、摊冷、落作（加麦曲、淋饭、鉴湖水）、主发酵、开耙、灌坛后发酵、榨酒、澄清、勾兑、煎酒、灌坛陈酿（3年以上），即为成品酒；同时他又将绍兴黄酒文化作为一条副线，依次展开叙述绍兴千年的历史文化，其中有酒祭的大禹，有用酒激励军士的越王，有兰亭的“曲水流觞”，有沈园的借酒浇愁，还有当地酒俗、绍剧风韵，以及鲁迅、秋瑾、徐锡麟等人的典故。这也是在内容层面的传播融合，即将工艺技艺与历史文化的贯穿融合。
（二）参与性与仪式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融合传播的动力。参与性是指在内容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中，要让广大的受众、消费者成为内容的生产者。在互联网上有着大量的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即用户原创内容，就体现了广大网民的参与性，这种自主自在的表达，所创造出来的内容，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介融合传播创造价值。第一，用户可以将其参与（包括饮酒、自酿酒、学习体验酿酒技艺、学习体验花雕工艺）的内在体验进行充分的表达，这样，就能有助于文化的理解与文化的传承传播，让更多的人获取切身感受；第二，可以允许更多的人对具有某种隐秘性和神秘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更大开放度的接触，或者有更大的展示空间得以亲自体验。例如，在中国黄酒博物馆中，据笔者访谈，相关负责人说，目前已经在博物馆中展示绍兴花雕制作工艺过程，游客可以近距离亲身感触到工人在绘制雕刻的细节，看到灰坛、沥粉、油泥堆塑、彩绘装饰等工艺环节。同时，黄酒博物馆还将增加具有吸纳游客体验参与的传统绍兴黄酒酿制技艺的生产作坊，游客可以在其中感受到酒香扑鼻，感受到原汁原味的生产过程；第三，营造仪式化的传播空间，形成更为鲜活生动的传播场域，从而形成更高层次的文化认同感和价值感。例如，2015年11月8日立冬之际，15家绍兴黄酒企业代表举行盛大仪式共庆冬酿，按传统之仪恭请酒神，诵读祭文，上香祭拜，其辞曰：“……稽山青青，朝晖夕映，三十六源，万壑归流。良心酿酒，神灵昭鉴，团结携手，黄土变金……”在这个过程中，媒介内容的生产与消费也产生了互通融合，隆重抽象的文化仪式与盛大集聚的户外场景在更高层面和更大空间形成了文化意义的融合升华。
（三）产业化与互联网+――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融合传播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当然，最为重要的且能将技术技艺完全落到实处的是产业化，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当作一项可以赢利、可以创造新价值的产业活动，将其纳入到健康有序的经济轨道当中，使其通过商业化运作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比如，电视剧《女儿红》2015年9月在绍兴开机拍摄，希望或许能带来如同韩剧带动韩国饮食文化流行的溢出效应，带动酒文化和黄酒饮品在世界的流行。目前，最为火热的“互联网+”概念也将助力黄酒文化产业化。例如，可以通过“众筹”和互联网金融的方式，获得民间资本的青睐，从而投入到更多有益的可操作性项目当中。浙江省政府在2015年初提出建设“特色小镇”的战略规划，“以新理念、新机制、新载体推进产业集聚、产业创新和产业升级”，第一批37个小镇名单已于6月，其中就有“越城黄酒小镇”，即绍兴东浦镇。这将为黄酒文化产业化带来新的契机，不仅包括黄酒酒业本身的发展，还有以黄酒文化为引领的旅游、休闲、养生、健康、创意、设计等多方位的协同发展创新，这就可能带来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融合传播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即绿色、生态、共享、融合的文化传播与社会创新。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黄酒技艺的传承传播案例研究充分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传统与现代的深刻辩证关系，即一方面传统文化礼俗、日常生活生产方式和传统媒介传播依然具有持续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数字化、影像化、动漫化等新技术又不断渗透到非遗文化传播过程当中，在内容生产、渠道建设和终端呈现中形成不断的媒介融合趋势，并且在文化产业化过程中推陈出新，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化传承传播形态，同时吸引更多的社会大众积极参与，从而在更大的社会空间中创造出更丰富的文化内涵。黄酒文化和黄酒技艺的传承保护，一旦能够在浙江省政府引领的特色小镇或者创意文化小镇的建设中，得到落地开花，则有可能形成新的传播媒介空间形态和创意文化产业形态，这一点还有待未来进一步的观察研究。无论如何，在非遗文化传播中，多种媒介的融合发展，传统传承与时代创新密切结合，必将开辟出越来越宽广的发展道路和美好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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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邵鹏.媒介融合语境下的新闻生产[M].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
[4]蔡雯.媒体融合与融合新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
廖卫民（1971-），男，浙江平阳人，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浙江省舆情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传播理论、新媒体、网络传播、文化产业等；
高 晶，张泽茜，景 歌，均为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传播系本科学生。
基金项目：2014年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项目“非遗文化传承保护中的媒介融合及其传播影响：以绍兴黄酒酿制技艺为例”（编号：2014R406065）；
非遗文化传承范文第7篇
【关键词】新媒体；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灵魂，它是民族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映，生动展现了民族的风俗特色。当前，新媒体时代已经到来，数字化是新媒体的核心内容，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较大的改变。新文化逐渐出现、传统文化逐渐衰落是当前文化发展的趋势。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显得更加迫切。在信息时代，新媒体文化的锋芒逐渐显露，它在于传统文化产生激烈碰撞的同时也在促进社会的进步。在新媒体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既要保持自身的特色，又要充分发挥数字化技术在文化保护与传承方面的优势作用。利用数字化技术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发挥出来，是当前非物质文化的一项重要工作。新媒体语境下的数字化技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需要我们妥善解决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产生的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开发之间的问题，进而推动社会的文化建设。
1.新媒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关系
对社会遗产的传承是大众社会传播媒介的一项基本责任。大众传播媒介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舆论支持和技术条件。但由于大众传播媒介自身的局限性，导致该椽笔方式并不能满足不同水平的需求，导致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失传。以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新媒体出现以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有了新的发展机遇。借助新媒体，非物质文化异常能够更便捷地走进人们的生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民族文化的韵味，而不再仅仅是存在于研究性文献中。这是因为新媒体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它能突破空间的限制，为新型的文化交流互动提供可能。在数字化技术下，新媒体能够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进行融合，并能够保持各民族文化的特色，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协调解决。新媒体语境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必然会对当前的文化格局和文化结构造成较大的影响，也会对人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审美产生较大的影响。
2.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现状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多样，需要我们根据非物质文化自身的特点进行针对想的保护和传承。当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作虽有较大的发展，但缺点和不足之处依然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自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后，世界多国政府和民间组织均开始制定相关法规、积极清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筹备资金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但我国近年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依然存在较大的盲目想和片面性，急功近利的现象严重，甚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了新的损失和破坏。陕西作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具备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很厚文化积淀。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类繁多，具有显著的文化优势和重要的文化代表性。陕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欲研究工作开展焦躁。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陕西曾进行过全省民间文化的抢救与保护工作。在对陕西民间文化手机、抢救、保护以及研究的基础上，编撰成了《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陕西卷》(十人集成)，对濒临消亡的地方民间艺术进行保存和传承。陕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目多样，如西安鼓乐、社火、腰鼓、民间剪纸、秧歌、皮影戏、关中秦腔、长安古乐、方言、传统节日、风味小吃烹饪工艺、紫阳民歌、镇巴渔鼓等。陕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是促进陕西文化认同、提高民族凝聚力的有效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陕西省深厚的文化渊源。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正在面临着重大的危机和众多的困难，众多的经典民俗和民间艺术逐渐消逝，民间艺术珍品和民俗文物都处在消失的边缘。这主要是因为社会、政府以及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不足，导致保护与传承工作缺乏科学的认识和正确的方法。由于保护资金的缺乏，导致所示用的手段并不适用于客观现实。人们在认识方面的不足和偏差导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传承缺乏自觉性。现代人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严重，非物质文化遗产难以对他们形成加大的吸引力，保护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短缺。另外，政府文化部门对民间文化资源保护的力度不够，由于资金、技术的限制导致保护传承的力度有限。民俗旅游在开展的过程中逐渐背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人们对民间原生态文化价值的认知比较浅薄，缺乏规划性和科学性，盲目建设的现象严重。一些伪民俗民间文化不断出现，甚至出现一些封建迷信的内容，不仅对游客形成误导，还影响了旅游事业的正常发展，影响了民俗文化资源和文化旅游的良好形象。
3.新媒体语境下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对策
当前，电视、广播、手机、网络等多媒体盛行，新媒体借助影像数字技术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对古老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方面，新媒体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项目是近年来过的热点内容。国内建立了数字博物馆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下面就新媒体语境下陕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提出一些建议。
3.1利用数字化技术保持信息的完整性
在新媒体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需要利用数字化技术的有点，开展对文化信息的采集、储存、处理以及显示和传播，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转换、再现和复原，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享和可再生的数字形态。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实现对信息的存储和利用。坚持系统性、完整性的原则对陕西地区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实行综合性的保护和传承，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性。通过现代数字化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资料进行数字化的存储，包括音乐、影像、图片、手稿等，采用新媒体的方式进行文化的保存和传播，已达到良好的保存效果，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水平。利用数字化技术将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数字化处理，并制作成可视化的虚拟产品。可以采用2D或3D数字动画技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再现和解读，通过视频、图片、三维动画等形式，将陕西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可视化的形式展现出来。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体系建构，确保能够将陕西的文化生态资源进行完整、系统地保护，进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3.2构建数字化视觉传播平台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化技术的水平正在不断提高，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数字网络技术的支持下，可以进行整合包装。通过新媒体的综合运用，搭建立体的数字化视觉传播平台，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网络技术条件下的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平台应当坚持展现传统文化的内涵，通过多种渠道塑造文化效应。数字化平台的建设应当以文化性作为重点，讲传统文化进行整体、系统地展示。陕西数字博物馆、网络传播平台的建设中，可以将陕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整合，形成统一文化数据库。结合多方面的整合各种多媒体信息，采用视频、音频、图文的形式建立起综合性的视觉传播平台，大众在平台上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信息进行查阅，研究工作人员也可以根据最新的研究进展，实时更新平台上的相关内容，由技术人员完成对平台的搭建和维护。通过网络平台让更多的人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资源共享。
3.3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产业化相结合
新媒体技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新的机遇，民间艺术的数字化能够将传统的小作坊式的生产转变成为具有产业化、规模化特点的生产模式。充分发挥新兴媒体在文化传播和文化传承方面的优势，将新媒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孕育出新的文化产业，实现促进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相结合。陕西生的非物质文化传承结合软件、动漫等方面的优势，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承，并搭建新媒体传播平台，实现民间艺术的开发与保护。并结合当代的艺术形式，创新出新的艺术形式，实现文化、信息与传媒的融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要注重知识产权的维护，通过文化产品重塑地方文化品牌，同时，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促进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提高，推动陕西的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
小结
保护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该区域内文化的传承、保护以及发展创新具有重大的意义。新媒体语境下，应结合数字化技术展开对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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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化传承范文第8篇
关键词：辽宁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特点 传承效果
根据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公布的信息，截至目前，辽宁省共有35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录。他们担负着辽宁省的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等七类二十四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播的权利与义务。他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方面的效果要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如国家相关部门（国务院、文化部等）颁布制定的有关政策、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以及扶植力度、周边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可度等。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自身特点也是影响遗产传承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总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自身特点、分析传承人特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的影响并探索出相关的解决对策就显得十分必要和有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信息整理
要想归纳总结出这35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特点，首先要解决的是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工作、生活状况的全面了解。这就要求分别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信息进行广泛收集和整理。第一步，笔者现根据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公布信息以及网络、报刊、新闻报道中有关传承人的信息进行整理，结果如表1所示。
之后笔者又通过个别走访、相关调查以及对地方文化部门收集的相关资料阅读，归纳出辽宁省35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六个特点，这些特点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传承效果。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特点归纳
（一）年龄特点：跨度比较大、平均年龄偏大
由图1可见，在上述35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当中，年龄最小的是评剧表演艺术家周丹，年仅41岁，年龄最大的是辽宁鼓乐的国家级传承人刘振义，已经是97岁高龄老人，二人年龄跨度达到56岁之多。35人当中，年龄超过六十岁的达23人，占总数的65％以上。人均年龄67.2岁。由此可见，辽宁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老年化明显。
（二）数量特点：偏少
由表1可知，35名传承人担负着24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平均每一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的传承人不到2人，所以表中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多有三个传承人，大多数是一个传承人，这一方面与国家的相关政策有直接关系，同时传承人的多（三个）少（一个）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种文化的影响力大小。
（三）区域分布特点：相对集中
这有两层含义：一是从总体上看，辽宁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地域分布相对集中。相对集中的第二层含义是从单一类别非物质文化遗产看，传承人分布区域较为集中，如京剧、评剧传承人集中分布于沈阳、蒙古族乌力格尔分布于阜新、满族剪纸分布于锦州等。
（四）居住特点：有城市有农村、与受众市场暗合
经过分析发现，辽宁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居住地基本反映了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受众范围和受众层次。比如京剧、评剧是流行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传统文艺，受众市场是全国范围；而评书、二人转属于雅俗共赏、风靡全国的艺术形式。上述四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着广泛影响，受众市场广大。与此相一致的是，上述四种类型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都居住在大城市。此外，玛瑙和玉石雕塑在传统文化中属于上层文化，在今天属于生活奢侈品，面向的市场主要是人口聚集、生活水平较高的城市，其传承人王运岫、李洪斌也都生活在城市。而皮影、高跷、剪纸、民间故事、乌力格尔等都属于流行于民间某一区域的“下里巴人”式文化，生长土壤在农村，创造者和欣赏者也多是地道的农民，因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都居住在农村。
（五）学历特点：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整体学历偏低
在上述35名传承人中，研究生学历的只有刘兰芳1人，大学学历的有单田芳、周丹等6人，高中学历（包括中专、技校）的2人，其他是初中、小学、甚至文盲，低学历为主体，占74％以上，如图2所示。
（六）经济条件：生活水平参差不齐
总体看，生活在城市的传承人远好于生活在乡村的传承人。生活在城市的传承人基本上都是以自己担负传承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职业和生存手段的，而且生活无忧。而生活在农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如果只依靠自己承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职业或生存手段，则连温饱都保障不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传承效果分析与验证
第一，年龄偏大，精力有限，影响传承人的传承效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老龄化意味着他们的时间不多，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力有限，这就直接影响到他们所担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少，影响文化传承传播的覆盖度。每一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只有一到三个，因此即便每个人能够拿出全部精力（实际上很多人因为年龄或生活原因还做不到）进行相关文化遗产的传承传播，能够接受的传承人数量也是有限的，能够传播的范围也是有限的。尤其是在现代化、全球化文化浪潮冲击下，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影响日渐萎缩。笔者在学校中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在校大学生对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度非常低。
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地域分布集中，不利于向更大范围传播。分布集中，一方面反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辽宁省的地域分布差异（区域中心多，边缘地区少）；同时也反映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范围有限。如医巫闾山满族剪纸主要流行于锦州北镇市，凌源皮影流行于朝阳凌源县。这些偏于一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大的展示舞台，没有更广范围的受众，不利于更大范围的传播。
第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居住地差异反映了生活状况差异，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所承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受众市场大小、等级高低。如单田芳、刘兰芳、赵本山等生活在大城市的传承人，生活富足、衣食无忧，他们担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城乡民众中的知名度较高，喜欢的人也比较多；而像谭振山、孙德深、赵有年、汪秀霞等人生活在农村，生活拮据，为温饱奔波，他们的知名度范围大多就是周边十里八村的农民。
第五，传承人个人水平的高低、能力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其所担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效果。经过调查分析发现，总体看，传承人学历水平高低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力基本成正相关性。如评书的传承人中，单田芳学历最高，1995年赴京创办北京单田芳艺术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是“开评书走向市场先河”第一人。二人转的传承人李秀媛和赵本山，前者在造诣上强于后者，也培养了上百个传承人，但是其影响还仅限于辽西一隅；而赵本山则把二人转推广到全国。学历上，李秀媛是小学文化，赵本山是初中文化；活动范围上，李秀媛主要活跃于辽西城乡，赵本山则从乡村挺进城市，从辽宁走向全国。这只能说学历、见识在起着作用。传承人水平高低还反映在他们利用现代传媒如网络、电视、视频等方面的能力上。单田芳、赵本山就是借助现代传媒扩大自己作品影响的成功案例。
第六，生活水平高低也影响到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生活无忧者可以一门心思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传播；而生活拮据者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在生活奔波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积极性、影响力、传承人的说服效果都大打折扣，严重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传播。如汪秀霞的女儿不愿意女承母业，理由是剪纸不能致富脱贫；皮影戏后继乏人，因为演出机会少，经济收入少。
结论
本文以辽宁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例，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自身特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自身特点直接能动地影响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效果。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中，特别要注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一“传承主体”的特点和影响。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来发扬其积极影响，消除其消极影响，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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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继富.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的批评与反思.文化遗产，2008（3）
非遗文化传承范文第9篇
一、羌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的基本概况 2008年6月3日，四川省文化厅公布了《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初步重建方案》，根据该方案，保护区的建设要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地区习俗界限，整合羌区的羌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持羌族原有的建筑风貌、民俗风情，体现羌文化的原生态环境和地质结构特点。2008年11月14日，由文化部牵头组织的“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授牌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根据规划方案，绵阳市境内的羌文化保护实验区包括羌族主要聚居区北川羌族自治县以及毗邻的平武县的部分相关乡镇。按照实验区规划，北川将以青片乡为中心，在青片河流域、白草河流域10多个乡镇，以民俗文化为主题，打造羌族原生态风情走廊。从北川新县城到青片河沿线，所有建筑、布局都将突出羌族文化风貌。建设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保持文化多样性、文化生态空间完整性、文化资源丰富性和抢救保护传承羌文化的重要方式。通过完善保护措施和开展保护工作，加强对与羌民众生活关系密切的“非遗”项目的整体性保护，构建起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而使具有独特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的羌文化得以世代传递，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二、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青片乡概况 青片乡位于北川羌族自治县西北部，西南与茂县为邻，北与松潘接壤，南与白什相连，东接小坝乡。1981年9月，青片羌族藏族乡成立，1984年1月改称青片羌族藏族乡。2003年10月25日北川成立羌族自治县后更名为“北川羌族自治县青片乡”。2004年成立了小寨子沟旅游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建立了于青片乡党委政府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管理机构。青片乡地貌以山地为主，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1200—4769米，垂直高差达3569米。乡辖6个行政村，29个村民小组和一个社区居委会，是北川建立最早，最边远的民族乡。2010年末全乡1004户、3819人，其中羌族人口占总人口数的98%。 三、青片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1979年9月在青片乡境内建立的小寨子沟自然保护区，是全国第11个以保护大熊猫为主的自然保护区。小寨子沟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质量优良，真正称得上是“一年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一步一换景，四季景不同”的天然氧吧。与保护区相称的小寨子沟风景区是纯正的羌民族聚居区，有地道的羌歌羌舞，有正宗的羌族咂酒，有奇异的羌民族婚俗，有古朴原始的民族风情。青片的民俗文化包括羌族文化、大禹文化和红色文化，其中羌族文化最有保护价值与开发潜力，以小寨子沟旅游景区扬名省内外。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青片乡作为羌族的主要聚居地，有着深厚的羌文化根基。作为一种文化资源，羌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民居、饮食、器乐、婚俗、等几个方面。 民居：因为碉房和碉楼兼有民用和防御的功能，所以历来被官军仇视。历次官军征伐北川羌寨，都将其当作军事目标进行摧毁，并把摧毁数目作为战功记录上报。公元1547年，明朝松潘总兵何卿征伐北川羌族时，就拆毁碉房4870多座，都坝河流域、白草河流域、青片河中游地区的羌人住房几乎全部被夷为平地。 羌碉与汉族的传统民居风格截然不同，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因而也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异类文化的象征。在民族关系比较缓和的清代，石泉县的地方官员大力劝导羌人全面接受汉文化，在住房方面也不例外。由于地方官员大力提倡羌人把传统的羌碉改建为木结构房屋，加之受汉文化的影响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从清代后期开始，北川羌人的住房逐渐发生改变，木结构房屋逐步取代羌碉，成为主要的民居样式。 北川羌人往往靠山一方把木屋修成一楼一底，同时向山谷方向的坡地延伸，连接一间两楼一底的楼房，其二楼与屋基齐平，几根大木柱立在低于屋基2-3米的山坡上，老远看去，很是别致，因而叫做“吊脚楼”或“虚脚楼”。 吊脚楼屋顶呈人字形，盖小青瓦或者薄岩片或者杉板。底层砌石墙，其余各层大多以装嵌木板为墙壁，也有以竹块编制而成或再附粘性泥巴。每层都开小窗，窗户一般为木制花格窗或牛筋窗。房梁两端各悬挂一尾木刻的鱼，意寓年年有余。 吊脚楼与羌碉的内部功能基本相同。夏天特别凉爽。虽然吊脚楼不是北川羌人的传统住房，但北川羌人向来喜在房前屋后栽竹种树，木质吊脚楼掩映在翠竹绿树丛中，与周围大山和谐相融，也称得上极具特色的民居了。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环境的改变，北川羌人的住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在低洼沿河地带，砖混结构的小洋楼正在取代吊脚楼，成为羌人住房的新选择。但是，在北川羌族自治县青片河流域的尚武村还保留着一些比较完整的碉房遗址；而正河村，却有10余座完整的碉房，且有3户羌人居住。而吊脚楼的分布就很广了，湔江、都坝河、白草河和青片河流域的河岸台地、半山和高山都保留有羌人的许多吊脚楼。 饮食：在羌族生态实验保护区内，景区和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城恢复、重新设计羌族特色的餐饮食品，在服务行业和旅游区推广羌族特有的的锅（鼎锅、火锅）、碗、壶、杯、盘等器具，都是以青片乡为源头，青片乡充分利用山区特有的气候条件，为旅游区和餐饮行业提供可靠的原材料，如青片的荞面、凉粉、玉米、洋芋、糍粑、搅团等五谷杂粮以及各种馍，山羊、土鸡等本地畜禽。青片乡为此大力发展传统的种植养殖业，专人搜集民间风味小吃，整理成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食谱，在餐饮行业广泛推广，利用庆羌年、过春节等重大节庆活动来展示以青片乡为源头的特色饮食。 器乐：流行青片河流域的羌笛，是一种六声阶的双管竖笛。管身用高山特产的油竹削成，方块形，长约15—20公分，粗如小指，两管并列，以细线捆紧，竹簧插于管头，竖吹。演奏时多独奏，用特殊的“鼓腮换气法”，不断地吹奏，音色柔和纤细、悠扬婉转。 #p#分页标题#e#
婚俗：青片羌族传统婚俗程序纷繁复杂，最突出的特点是歌声、器乐和押韵的对话祝词贯穿婚礼全过程。 ：青片羌人祭山、拜神树等习俗是原始自然崇拜观念的遗存。羌民崇拜白石（乳白色的石英石），所信仰的诸神大多以白石为象征，这一文化渊源在营造文化环境方面有不同寻常的效果。 释比与绝技：羌族释比，汉人称为端公，是羌族文化的传承人，羌族的历史、文化乃至许多传统的民俗活动，都依靠释比演唱的经典和主持各种活动而得以承传和延续。青片的羌族端公已断绝了传人，但不少民间人士也掌握了这类绝技。随着时代的进步，羌族端公因后继无人最终可能自然消失，但民间绝技在北川还可以找得到。吹翳子、喝鱼骨水、吞绣花针、穿铁铧、舔锅铲、上刀山等绝技表演将给游客带来刺激和享受。 四、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青片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情况 （一）建立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基地 保护原生态民族文化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建立民族文化保护区，保护基地的建设和申报工作将是正河在恢复旅游资源的同时做得比较好的一项重要工作。正河民俗村要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基础上，广纳众家之长，将羌族文化中最有特色、最有代表性的内容广为吸纳，使之成为展示羌文化的活的博物馆。开展特色旅游商品的研究和生产，聘请专业人员设计开发刺绣以及以竹、木、藤、棕、漆、石、茶、药等本地土特产为原材料的旅游纪念品。这方面已有相当的加工技术和不少技术人员，目前缺乏成功的工艺品样式。 （二）重视羌族历史文化常识的普及 为树立青片羌族的良好形象，需通过宣传教育，让广大干部群众充分了解羌族灿烂的历史文化，以增强民族自毫感。同时，应继续鼓励唱羌歌，跳羌舞，能讲几句简单的羌语，如日常礼貌用语，营造民族文化气氛。在中小学增设乡土文化课，通过编印有关简易读物和开办专题讲座普及羌族的历史、文化常识，也是比较成功的。 （三）重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 开展文化活动离不开相关的人才。青片乡多年以来研究、保护和开发民族文化的实线，培养了一批从事文史、音乐、舞蹈和组织大型活动等方面的人才。文化的传承离不开人，我乡将从年龄结构，文化结构，专业结构等方面考虑，积极采取相应措施培养、引进、留住有利于羌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传承的人才。 （四）青片乡以上五村、正河村为重点，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 上五村古属“上五族”，因几十年前才废止土司制度，位置又极其偏僻，因而在青片的村落中，羌文化的保存最为完好；正河村虽然早在两百多年前就改土归流，但取代土司制度的却是羌寨自治，直到辛亥革命前夕才废止“番寨”，改由石泉县地方政府直接管辖。和上五村一样，正河村的位置也极其偏僻，所以民族文化至今仍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虽然从表面看，现在上五村和正河村等青片河上游各村寨的村民与其他地方并无多大区别，但他们的心里却还保存着对民族文化的深刻记忆，很多人在茂县叠溪、杨柳沟等地还有亲戚往来，因而对羌族文化的认同感是县境中部及东南部无法比拟的。青片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占北川羌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的百分之五十，传承人占百分之四十。 （五）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青片乡的特色团队 北川羌族自治县民间艺术团（以下简称艺术团）是2008年6月30日，以原北川青片乡五龙寨演出队为基础，在山东省威海市及北川县委、政府的支持下组建的。原五龙寨演出队作为专业艺术队伍，已经存在十多年时间。2009年5月18日，北川羌族自治县民政局批准艺术团注册登记正式成立。艺术团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羌族原生态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发展，因此艺术团主要以表演原生态的羌族歌舞、展示现代羌族风貌以及歌颂灾后重建精神和成果的歌舞节目为主。目前，艺术团是北川羌族自治县境内唯一合法的羌族专业艺术团体。 艺术团团长杨华武，是北川羌族自治县青片乡正河村党支部书记，北川五龙寨生态旅游开发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羌年传承人。艺术团组建以来，先后有140余人参加，培养了一批艺术人才在各单位发挥作用。现有演职员51人，分别来自北川、茂县、汶川、理县、松潘等羌族聚居地区。其中，舞蹈演员46人，原生态声乐演员4人，器乐演员4人。在这批演员中，有包括羌年、羌笛、口弦、多声部、羌绣、羌族民歌、推杆、皮鼓、羌族舞龙和羌族器乐等11项国家和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16人。其中，艺术团团员、羌族民歌传承人王安莲，在2009年中国南北民歌大赛中获得二等奖；羌笛传承人黄景何、羌族民歌传承人王安莲等先后多次在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大型展会中演出并获奖。 艺术团组建成立以来，共搜集、整理羌族民间歌曲300余首，民间舞蹈120余个；培训羌族民间文化艺术的学员600余人次。在灾后重建期间，艺术团先后赴北川境内各援建单位和乡镇进行慰问演出40余场次；参加各种大、中型演出100余次；承担绵阳市和北川县及县直各单位安排的各种接待活动及其他演出400余场次。艺术团还先后多次在中央电视台、四川电视台、山西电视台、山东电视台、陕西电视台、湖南电视台参加演出。2010年9月，代表北川参加四川省第六届少数民族艺术节表演的舞蹈节目《映羌山》获得二等奖。2011年参加《中国原生态民歌盛典暨中国民歌山花奖》演出及比赛，获得金奖和银奖。 近年来，青片乡大力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鼓励和扶持全乡群众大力开展转山会、庆羌历年祭祀等民俗活动，全乡95%的群众都不同程度参与到了弘扬和传承羌族原生态民俗活动中去，一些古老的、濒临失传的民俗服饰、民俗活动、民间技艺通过这样的活动得到了保护和传承，青片因此也被誉为是整个北川羌族自治县羌族最原生态、羌族文化保存最完整的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p#分页标题#e#
非遗文化传承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川西地区；少数民族特色体育资源；开发；利用
现代社会信息网络的快速发展，全球经济文化也飞速交融发展，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有被融合取代的可能。这些年，我国政府出台了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政策方案，为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依据和帮助。川西少数民族特色体育资源是川西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川西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独特，地域相对比较封闭，保持了传统的少数民族特色体育资源的原真。同时，由于发展空间狭小，传播推广的范围有限，加上当地居民外出务工会受到西方健身方式的影响，很多传统体育项目慢慢被现代体育项目取代，传承非常困难，有可能最终走向消亡，不利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所以，合理地开发利用川西地区少数民族特色体育文化资源，可以有效保护川西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原生态的民族特色体育文化资源进行创新式的重新整理和开发利用，为保护和传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1川西少数民族地区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发展由来
四川西部地区与交界，位于青藏高原东南方向的横断山脉，包括1个县级市和4个民族自治县，其内有藏族、羌族、彝族等14个少数民族居住，康巴藏族文化、茶马古道文化、羌巫文化等在这里交融传承，地理位置非常独特，蕴含深厚的少数民族人文情怀。岷江、大渡河、金沙江、怒江等红军长征途中的知名河流，都从其区域内纵穿而过，还有贡嘎雪山、巴郎雪山、邛崃山脉等众多非常著名的高山雪域[1]。川西地区居民主要以藏族、羌族和彝族为主，其他民族为辅，相互杂居生活，并保有各自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主要信奉藏传佛教、巫教、道教等，少数民族特色体育活动一般为祭祀祈祷活动、当地节庆日特色竞技体育娱乐活动为主。
1.1川西少数民族地区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的主要项目
川西地区内高原冰川峡谷等特殊的地域环境造就了各种不同风格的少数民族特色体育资源，川西地势相对平坦的农业种植区的居民，开展的体育娱乐项目对场地条件要求不高，体育器材制作简单，居民能广泛参与，主要开展比如抱青稞、赛跑、格吞等适合农区的体育娱乐竞技项目。牧区一般都是高山高原地域，主要以放牧牛羊畜牧为生，牧民非常喜欢赛马、赛牦牛、斗羊、跑马射箭等与动物相关的体育娱乐竞技项目；而川西城镇地区由于受到现代体育文化理念的影响，民族特色体育活动极少举办，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少，仅有少部分参与耍坝子、登山、放风筝等休闲娱乐性的体育活动。相较而言，川西广大的农村少数民族地区还延续开展如扭棍子、羌族跳莎朗、磨秋、毛古斯等颇具少数民族生活和宗教祭祀气息的体育竞技比赛活动[2]。川西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特色体育具有非物质性、独特的文化生存空间、人本性等基本特性，除了鲜明的民族特色，还具有体育竞技特征，是我国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1）
1.2川西少数民族地区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特点
川西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孕育着这些少数民族居民，少数民族特有民俗习惯、节庆、祭祀仪式形成了民族传统特色体育活动，拥有特定的和民俗背景。特定民俗、时间、空间才能促使少数民族特色体育活动独一的开展，如凉山彝族的跑罐子、飞石索等独具当地民族特色的体育休闲活动[3]。川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居民的性格一般比较粗犷淳朴、勇敢善良，由于所处的特定社会地理环境，当地居民喜欢通过民族文化生活来追求全身心健康和抒发内心情感、释放压力。而开展传统特色体育还能促进当地的居民之间相互交流沟通，并能强身健体、增强社会凝聚。川西少数民族地区传统体育文化以其特有地方少数传统特色，应大力的发展和外界推广，吸引来自国内外民众的关注。目前，随着现代社会的经济水平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更多的民众喜爱外出旅游观光，而川西少数民族地区拥有的高原山区美景如画，可以吸引大量的世界各地的游客来此游玩。地方政府可以在开发景区旅游资源的过程中，把川西少数民族地区传统体育文化向前来观光的游客展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文化推广，提高当地的知名度和居民的收入。
1.3川西少数民族地区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发展潜力
传承和开发川西少数民族地区特色传统体育项目、少数民族特点、传统体育历史文化，保护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川西政府部门为促进当地的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会定期组织当地民众参加省级以上级别的大小型少数民族运动会和少数民族地区学校体育文化建设的活动，押加和民族式摔跤等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受到了广大民众的热捧，体育部门还会经常组织当地的少数民族运动员长期进行训练和比赛。除了政府极力宣传和发展当地少数民族体育旅游文化以外，一些民间旅游企业、组织和宗教系统会尽可能的开发利用当地少数传统民族体育活动和宗教祭祀活动。每当各少数民族进行重大节庆日时，如彝族火把节、藏族的转山会等，当地民众一般会自行组织和参与，他们以强身健体、娱乐身心为目的，按照当地少数民族的习俗，牵着自己圈养的赛马，聚集在体育比赛场地。川西地区少数民族特色传统体育活动的组织和开展，有效地传承了我国少数民族特色体育文化，如每年五月阿坝州曲谷乡西湖寨羌族组织的歌仙节，目前已被列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日期间，羌寨所有老幼妇女都会前来进行表演唱歌、跳羌族舞蹈等活动，羌族的母系民俗和羌族歌舞、羊皮鼓舞等传统特色体育文化通过这些体育活动得到了传承[3]。
2川西地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目前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2.1政府行为主动性不足，法制规范力度不够
川西地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需要当地政府的积极主动参与、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支持、社会民间组织等一起协同努力，合理规划、持续良性发展。我国政府除了制定相关完善的政策法规，设计出整体的规划蓝图，还应引导广大的社会民众积极的参与。据调查，我国大部分的政府部门十分重视社会竞技体育的发展，但仅有少部分专门制定相应的发展政策和法规，来促进少数民族传统特色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导致地方少数民族传统特色体育的发展无法可依，从而得不到有效的法律法规保护，不能有效的深挖少数民族传统特色体育资源的发展潜力，更谈不上自主创新。
2.2部分少数民族群体注重眼前利益，缺乏社会责任感
由于川西地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性特点，其发展会受限于社会环境和当地少数民族居民的思想观念改变，部分少数民族群体注重眼前利益，缺乏社会责任感，导致其随着传承者的日益减少面临消亡的窘境。川西地区少数民族居民受外界价值观的影响，对本民族体育文化的内涵缺乏深刻认识，很难承担起传承和维护川西地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使命。而一些旅游企业宗教组织没有从深层次认识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资源的文化价值，缺乏社会责任感，开发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资源过程中，只是片面的追求经济利用价值，忽略了对少数民族传统特色体育文化资源的保护。
2.3开发利用度低，体制创新不够
经调查，很多负责川西地区少数民族特色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开发的旅游企业负责人，不能完整的认识少数民族传统特色体育文化资源的价值，仅依托当地优美的自然环境的优势，把登山、骑马、表演、定向越野等现代体育运动项目作为主打开发项目，反而忽略了如锅庄、押加、赛马等当地少数民族传统特色的体育运动项目，使游客慕名而来、扫兴而归。企业缺乏大体育旅游文化融合发展的思想理念，没有从多样性共同发展的角度深挖川西地区少数民族特色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潜力，缺少文化、旅游、民生的创新发展机制。
3川西地区少数民族特色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发展对策
3.1政府应充分利用其行政职能便利，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
川西当地政府应充分利用其行政职能便利，根据当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色，制定相对较完善的政策法规促进川西少数传统特色体育文化的发展。深入的发掘当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发展潜力，鼓励和保护相关的科研立项成果，通过媒体大力宣传，提升当地少数民族传统特色体育文化资源的知名度，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当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发展现状，并参与其中。同时，地方政府还应想办法解决当地一些贫困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人的生活问题，了解目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状；通过与教育部门的合作，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人请到学校，把宝贵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知识传授给我们的学生，培养他们的少数民族文化自信心，鼓励青少年成为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中坚力量，使我国的少数民族传统特色体育文化发展后继有人，从而持续性的向前发展。转变经营模式，不过于追求眼前的经济效益，利用川西少数民族地区丰富体育文化旅游资源优势，重新评估整合，使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还可以参与其中，相互接触了解和融合，让游客充分感受当地的人文景观和独特体育文化特色资源。
3.2提高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旅游资源的利用度
从川西少数民族地区丰富体育文化旅游资源中挑选一些游客参与度高、竞技性和趣味性强的项目进行适当的修改，创新发展、与时俱进，把拥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民族特色体育项目和现代竞技体育相互结合，打破少数民族传统界限，促进全民共同健身娱乐。采用保护性手段，转变功能，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传统体育项目进行重点包装宣传，并大力推广，树立川有的特色品牌，进一步促进川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发展。
3.3加强学校教育的宣传和推广
宣传和推广川西少数民族地区体育项目，可以先从学校教育入手，当地教育部门可以尝试把一些竞技性、趣味性强的川西少数民族地区体育项目，统一编入学校的日常体育课程中，丰富学校体育教学的同时，也向学生普及当地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知识。学生也会把自己喜欢的传统体育项目带入家庭和日常休闲生活，并介绍给朋友和家人，有利于川西少数民族地区体育项目的传播和延续。
4结束语
伴随全民健身运动和阳光体育活动的开展，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中。应创新发展川西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鼓励更多参与者共同参与，把霸王鞭、秧歌等传统体育项目进行改编创新，更加简单易学、旋律优美，把体育的竞技性和娱乐性、趣味性完美结合，观赏性更强，使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川西地区的民众参与当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增添民族特色和自豪感，吸引更多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民众共同参与，使我国社会更加的和谐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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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董亮.历史传承与现代创新:四川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问题的思考［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9(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