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效率投资论文范文精选

内容摘要:非效率投资是一种不以企业或全体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损害企业长远利益的非理性投资行为。主要表现为过度投资、投资不足、盲目多元化等。导致非效率投资的因素很多,本文主要从融资约束和利益相关人之间的冲突角度来分析。并提出只有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才能真正减少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关键词:过度投资投资不足信息不对称冲突

投资决策是企业的三大核心财务决策之一,其决策行为是否有效直接关系到企业价值能否最大化。然而,现实中企业却大量存在着过度投资、投资不足、盲目多元化等非效率行为,这不但影响资本的最优化配置、浪费大量的资源和生产要素,还形成呆、坏帐加大了企业的财务风险。探究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内在形成机制,进而提出治理约束措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非效率投资行为及其成因

(一)过度投资行为及其理论解释

过度投资(overinvestment)是指在投资项目的净现值小于零的情况下,决策者仍实施的一种非理性投资行为。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导致过度投资的主要原因:

股东—经理之间的矛盾。现代公司的典型特征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两权分离导致企业所有者股东与负责企业日常经营决策的经理层之间出现利益冲突。Jensen&Meckling(1976)认为经理努力经营的成果由股东和他们一起分享,而成本却由经理人独自承担,这势必降低其努力水平,表现在投资上,经理会选择有利于自身而有损于股东的投资项目。而经理牟取私利的最直接方式就是扩大企业规模,建造“企业帝国”以满足获取由企业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各种货币、非货币收益的欲望。的确,经理收益是企业规模的增函数,大规模企业经理的货币非货币收益都远高于小规模企业经理(ConyonandMurphy2000)。因此,目标的偏离使经理倾向于消耗企业的资金进行过度投资以追求私人利益的最大化。

同时,股东与债权人之间也存在利益冲突,这也可能导致过度投资。在股东与经理目标一致的前提下,Jensen&Meckling认为,当企业以负债契约的方式融入资金后,股东倾向于选择投资高风险项目,因为风险与收益成正比。一旦成功,股东就享有投资带来的高收益,而债权人却只能获取合同事先规定的固定利息收入;如果项目失败,按企业的有限责任制股东也只是承担其出资额的部分损失,而债权人却要蒙受超过股东损失额以外的全部损失。这种股东与债权人收益与风险的不对称性使得股东有动机进行过度投资。

摘 要：回顾了非效率投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详细梳理了融资方式、自由现金流、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因素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的相关资料，并在现有研究基础之上对非效率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提出了未来展望。

关键词：非效率投资；融资方式；自由现金流；公司治理；内部控制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23008802

投资决策、融资决策、股利决策是企业财务管理重要的三大决策，而投资决策作为财务决策的起点相较于其他两个决策，更加成为了相关研究领域的重点和难点。非效率投资包括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投资不足会使投资者错失良机，而投资过度会产生资源浪费。近年来，大量文献研究上市公司非效率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总结其立论依据不至为委托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以及金融行为学，并在理论基础之上，建立数学模型对非效率投资影响因素度量并进行大量实证研究。但本文并未以其立论依据为出发点，而是将非效率投资影响因素分为外部融资方式、自由现金流、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四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回顾、分析及评述。

1 融资方式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

（1）债务性融资。大多数研究认为负债比例越高，债权人会通过契约条款加强对企业的投资的约束，企业投资过度的行为也就会越少（童盼，2005；Mohun & Hemant，2008；黄乾富等，2009）。但也有其他学者得出不同结论，吴婧（2008）认为负债融资并没有起到抑制过度投资的作用，在我国由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已经过高，再通过提高负债率来抑制过度投资并不现实。朱磊和潘爱玲（2009）也发现负债、负债类型结构及负债期限结构均不能起到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的作用，并进一步提出是负债对企业投资之间存在着“状态依存”的关系，即不同类型企业，债务融资的作用机理有所不同。负债按其来源划分主要可分为银行贷款和商业信用，王治和周宏琦（2007）认为不同的负债来源对非效率投资有着不同的影响，并实证证明银行贷款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对投资行为的约束，而商业信用却有效抑制了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但同时，商业信用也导致公司投资不足行为更为严重。

【摘 要】 文章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10―2014年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金融发展下的股权机制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提高金融发展水平能够显著改善企业的投资效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增加改善了投资效率，而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降低了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机构投资者持股及产权性质在影响投资效率上存在替代关系，即机构投资者和产权性质对投资效率的改善作用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削弱。

【关键词】 金融发展； 股权治理； 投资效率

【中图分类号】 F2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02-0060-05

一、引言

金融发展在经济活动中处于重要地位，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如果有较大提高，能够带动地区的经济繁荣。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一直处于关联地位，而最早关于两者的理论代表主要集中于货币的中性和非中性的争论。中性货币论者认为金融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是微乎其微或忽略不计的，而非中性论者则认为金融的发展在经济活动中通过货币的流转，能够极大地促进经济的增长。于是有许多学者从宏观金融发展视角研究经济的增长，但是Rajan and Zingales、Love认为在此层面下的实证研究存在问题，主张可以将研究方法从宏观层面转向微观机制，这就能够很好地克服两者的内生性问题[ 1 ]。

目前，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两者关系在微观层面的研究处于发展阶段，而以投资效率为切入点，研究金融发展改善公司的投资效率，正是从微观机制进行研究的体现。各地区的金融发展存在差异，同一地区所在的不同类型的公司也可能存在差异，这就使得金融发展和投资效率的研究需要根据股权性质加以区分。在投资过度中，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金融发展的改善作用更为有效；在投资不足且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情况下，非国有企业的金融发展抑制作用明显[ 2 ]。对于两者通过在金融发展情况下研究企业的融资约束来进一步改善投资行为是较为直接的研究[ 3 ]，但在融资约束下的投资效率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并不能代表全部，而企业治理下的投资效率更能突出两者关系，如股权结构。

由于股权治理是公司治理的基石，股权结构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是，研究股权结构对投资效率的影响，需要将股权结构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分解，不能只关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影响作用，还要增加研究其他类股东甚至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等相关因素[ 4 ]。许玲玲、成沛祥在研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基础上，加入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股权集中度的变量，丰富了股权结构的多元化[ 5-6 ]。在此基础上，结合金融发展的制度环境，将企业进行股权分类，能够更为客观地研究企业投资行为及其效率。

本文的贡献在于：（1）以金融发展为切入点，研究在微观层面下的股权治理与投资效率的关系，拓展了金融发展理论框架下的公司治理研究；（2）通过交乘效应考察了金融发展和股权结构对投资效率的综合影响，得到了一些具有较强实践意义的研究结论。

投资决策作为企业最根本意义上的财务决策，决定了企业经营活动创造现金流量的能力，从而决定了企业的价值。对于企业而言，对投资决策进行分析、判断的过程，就是对企业价值进行长远规划的过程；效率投资行为实施的过程，就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过程。然而，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相对于一些理论分析中的最优投资行为，企业总是会存在投资不足或者过度投资等非效率投资问题。这些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不仅会降低企业自身配置资金的能力，给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障碍，使股东财富遭受损失，也可能会导致宏观经济的投资过热或者过冷，给整个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带来损害。因此，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于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成因以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很是重视，经历了一个从完全理性假设到有限理性假设的发展过程，旨在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寻求能够有效制约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措施。本文通过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的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归纳，从理论上阐释信息不对称、冲突、融资约束和管理者有限理性等因素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从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周期出发，提出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环境影响因素是我们未来需要关注的重点。

一、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界定

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是指企业采纳了不能满足资本成本的投资项目，或者放弃了能够给股东创造价值的投资项目。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不仅不能为股东创造价值，反而使股东财富遭受减损。

由于企业投资行为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和不可逆转的特征，这就使得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判断可以从是否选择了合理的投资规模和投资时点两个角度展开：如果企业投资超过了合理投资规模的话，则意味着企业把大量资本投入到预计报酬率低于资本成本的投资项目上，会导致投资行为的净现值出现负值，从而毁掉同等数额的股东财富；而如果企业投资低于合理投资规模，则其机器设备可能无法满足生产质量和数量的需要，从而使企业丧失一定的市场份额，而重新抢占市场份额往往需要支付相当大的成本。投资时点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从本质上来看，企业投资过早就是进行了过度投资。这是因为企业投资过早，不仅会占用大量资金，而且由于投资行为的不可逆性会使企业丧失一定的投资选择权。如果投资过晚，一定时期内会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投资不足行为也会给企业发展带来不良影响，例如会造成企业丧失市场份额，降低企业在该领域内的竞争力等。因而，无论是投资过度还是投资不足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其最终结果均是给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导致股东财富最大化理财目标的不能实现，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如果不及时进行战略性的调整，将会最终导致企业的失败或者倒闭。

二、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综述

在完美资本市场假设下，新古典投资理论把企业看成一个“黑匣子”，仅仅从预期盈利能力、资本使用成本等纯技术指标来研究如何选择企业投资决策，完全没有考虑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存在。而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客观存在，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企业进行非效率的投资行为呢？

（一）信息不对称是影响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客观因素 新古典投资理论在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进行解释的过程中遭遇了较大困难。这种局面一直到阿克洛夫发表了其作为信息经济学诞生标志的《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一文，在该文中，阿克洛夫提出的“柠檬市场”问题为解决新古典投资理论的困境提供了思路，同时也为解释企业的各种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成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非效率投资行为的不对称信息影响理论认为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成因是由于不对称信息的客观存在导致了对项目投资机会的高估或者低估。在企业投资决策中，由于企业内部经营管理者与企业外部潜在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的不对称， 甚至企业内部经营管理者对项目投资机会的信息不完全情况的客观存在，这些都会导致对企业投资项目的高估或低估，从而形成非效率投资行为。

【摘 要】 以我国2012―2015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内部控制、非效率投资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非效率投资现象，其中投资不足更为普遍；内部控制与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显著负相关，表明内部控制可以@著降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水平；可以改善企业的投资效率，提升企业价值，保护股东的利益。

【关键词】 内部控制； 投资过度； 投资不足； 企业价值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04-0079-05

投资作为公司重要的财务活动，既是公司积累资金和不断成长的动因，又是连接公司当前和长远利益的纽带。高效率的投资可以使得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但是，委托关系、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利益不一致，造成了非效率投资现象的广泛存在。投资过度会让公司的发展背上沉重的包袱，造成资源浪费；而投资不足会使公司丧失良好的发展机遇，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由此可见，不管是投资过度还是投资不足，都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不仅增加公司的经营风险，而且损害企业价值。因此，寻求合理的途径，有效地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针对普遍存在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大多着重于从公司治理角度，研究如何改善投资过度与投资不足现象。本文从内部控制的视角，研究内部控制、非效率投资以及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

一、文献回顾

在现代企业的四项财务活动中，投资居于核心地位，投资决策合理与否对企业的价值和长远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实践中，委托问题的存在会引起非效率投资[1]，信息不对称会造成投资不足[2]，无法实现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我国企业的投资效率不高，张纯和吕伟[3]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现象普遍存在。

非效率投资对企业价值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杨兴全和张丽平[4]指出投资过度行为损害公司价值，尤其在高自由现金流的公司更为明显。蒋东升[5]通过案例分析，指出投资过度行为对企业价值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杜兴强和王丽华[6]选择国有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发现投资过度行为损害了企业的价值。

【摘要】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一般分为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两种形式的非效率投资都会降低企业的价值。本文首先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进行了实证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从三个方面探讨了股权结构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对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而言，投资不足比投资过度更加常见，但投资过度时偏离的程度更为严重；股权制衡度没有发挥应有作用；股权集中度对非效率投资的有显著正向影响；国有控股会显著增加非效率投资。

【关键词】股权结构 非效率投资 制造业 公司治理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投资增长率近年来一直处于高位水平。据统计，1981-2012年我国GDP名义增长率平均为9.99%，而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率平均达到21.25%。然而，在投资不断增长的同时，单位投资的GDP贡献与发达国家相比却相去甚远，我国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现象非常普遍。对此学界、业界和政界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研究者们将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统称为非效率投资，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分别从制度、法律、人文、公司治理等层面对影响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由于内部公司治理反映了相同外部条件下的个体差异性特征，而股权结构又是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本文将焦点置于股权结构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实证研究分两步进行，首先试图构建一个实证模型对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进行定量分析，其次在此基础上再考察股权结构对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有何影响。

一、实证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1.股权制衡度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普遍存在一股独大和股权高度集中的特征，从而经常发生大股东侵蚀中小股东利益的现象。针对这个问题，理论界进行了许多的理论探讨，并提出了一些缓解的办法。其中最被大家广泛认可的一种方法就是加强股权的制衡，使除具有绝对控制权的第一大股东外的其他大股东发挥积极的监督和制衡作用。增加非第一大股东的其他大股东的投票权和主动性可以降低第一大股东的绝对控制力，从而既可以减少“隧道行为”的发生几率，又可以提高在投资机会面前的决策效率。白重恩（2005）首度提出用第二大至第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作为对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指标后，国内理论界后续的研究中就都模仿了该方法。但是，我们认为，与该指标相比，以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数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数的比值作为衡量股权制衡的指标更加合适，因为这样才能更好地显示出“比较”和“制衡”的因素。基于股权制衡可以提高股东治理的效率，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摘要]

本文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非效率投资问题的研究文献进行综述。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与完善，企业的投资率逐年上涨，但是投资效率却没有相应上升。在我国上市公司中，非效率投资现象确实存在，且比较普遍，主要表现为投资不足与投资过度。管理层作为决策的直接发出者，可以说是企业过度投资的源头，所以国内外专家学者致力于从股权激励角度，探索股权激励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以期为非效率投资治理提供依据，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

管理层；股权激励；非效率投资；抑制作用

一、引言

21 世纪以来，我国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得企业投资规模迅速上升，但是较高的投资率却不能带来高的投资效率。如何对上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进行激励，充分发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在现有的能力和条件下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一个理论界和实业界都普遍关注的课题。但是总的看来，大量学者对非效率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治理、股利政策、资本结构、会计稳健性方面，股权激励对非效率投资影响的研究比较少，所以探索股权激励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以期为非效率投资治理提供依据，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我国1999年开始推行股权激励计划，并且有相当数量的上市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方案。股权激励作为一种长期激励机制显著地影响高管人员的投资决策，股权激励是否有抑制非效率投资的效果，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研究结果，目前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认为股权激励会进一步扩大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

摘要：传统Q投资理论认为，企业投资仅仅由其投资机会决定。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并不完善，企业外部融资存在限制。这必将使得企业投资受到融资情况的约束，从而导致投资效率的下降。本文利用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探讨了外部融资约束条件下企业持有现金行为对其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的现金持有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企业投资的无效率。进一步根据产权类型进行的区分研究表明非国有企业现金持有对投资无效的减弱作用强于国有企业。

关键词：现金持有投资效率产权性质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

一、引言

在企业所有财务决策中，投资决策是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传统的Q理论认为，在完美的市场中，企业的投资支出仅仅取决于其投资机会（Hayashi，1982）。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企业投资并不仅仅受到投资机会的影响。广受学者关注的一个因素就是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而现金持有的目的之一就是缓解融资约束。那么，企业现金持有是否真的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提高了其投资效率呢？我国企业按照产权性质可以区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国有企业较容易从银行获得贷款并且得到国家支持（张长征和黄德春，2012）。因此，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要远比国有企业严重。那么，企业现金持有行为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是否会因为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呢？本文试图对以上问题进行回答。当前学者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衡量主要是借鉴Richardson（2006）的方法，构造计量模型利用回归残差定义企业投资的过度和不足。此种方法的缺陷就是无法定量测算企业投资的效率值。本文利用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定量测度企业投资效率，进而对以上问题进行研究。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自20世纪90年代末，国外企业如通用汽车，IBM等持有高额现金的现象出现以来，公司的现金持有行为引起了学者的高度关注和广泛研究（Opler等，1999；Bates等，2009）。在中国市场中，企业现金持有行为也较为普遍。其持有比例甚至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俞红海，2012）。当前关于企业现金持有的解释有两种主流理论――权衡理论和成本理论。权衡理论认为，企业外部投资者与内部经理人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当好的投资项目出现时，信息不对称将导致企业无法以一个较为合理的成本筹集投资所需的资金。从而使得企业的投资水平低于最优投资水平，进而降低企业投资效率。为了避免这一问题的出现，企业将内源融资作为融资来源的首先，在企业内部囤积大量现金，以满足企业投资的需求。Jensen（1976，1986）指出，企业内部的大量现金将进一步加剧委托问题。经理人倾向于留存超过能够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现金。从而利用多余的现金进行在职消费或者进行企业帝国的建造。虽然就企业持有现金的动机而言有上述不同的两种观点，但是在国外已有的研究中，企业现金持有更多表现为较强的预防动机，而较少表现为源自于成本解释的动机（Bates等，2009；Haushalte等，2007；Fresard，2010）。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而言，由于资本市场建立较晚，发展并不成熟，企业的融资方式和渠道受到较大限制。因此我国企业存在较为普遍的融资约束现象。企业的现金持有也多是为可能的投资项目进行准备（彭桃英和周伟，2006；周伟和谢诗蕾，2007；于国红，2011）。本文认为，在企业融资约束的条件下，企业现金持有更多是为投资做准备而非为满足管理者的私利。因此现金持有可以有效减少融资约束导致的投资不足，从而实现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同时，考虑到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不尽相同。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在得到银行贷款和国家政策的扶持方面难度更大。因此，非国有企业会更加合理的利用手中的现金。因此假设：

假设1：限定其他条件，企业的现金持有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假设2：限定其他条件，非国有企业现金持有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强于国有企业

摘要：行为金融理论表明，投资者非理性情绪的变化会影响上市公司的投资水平，本文利用2001-2010年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投资水平和投资效率受投资者非理性情绪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投资水平与投资者非理性情绪正相关，投资效率与投资者非理性情绪负相关。

关键词：投资者非理性情绪 投资水平 投资效率

一、引言

关于股票价格和实体经济相关性方面，传统理论一直认为股票的价格是能反映出实体经济的状况的，但是众多的实证研究发现这两者并不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股票的价格经常偏离其理论上的经济价值。在这个基础上，行为金融理论对传统金融理论提出了挑战，行为金融理论认为在市场上套利是有限的，而投资者并非是完全理性的，常常受到心理因素等影响，做出非理性的选择，从而使股票的价格偏离其基本的价值。因此，自然就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投资者非理性情绪所导致的股票市场的错误定价是否会影响到上市公司的财务行为？

事实上，近几年来，关于投资者非理性情绪影响公司财务行为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众多研究者研究了投资者非理性情绪对上市公司股票发行、债券发行、固定资产投资、兼并收购等财务行为的影响，但是研究并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我国资本市场刚刚起步，投资者没有西方发达市场那么成熟理性，常常会受到自身心理的影响作出错误的投资决策。而上市公司或利用股票市场的错误定价，迎合投资者的情绪做一些并不正确的投资；或受到股票价格的影响，融资受到限制而不能进行最有效率的投资，从而使企业的投资效率大打折扣，严重阻碍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关于投资者非理性情绪如何影响公司投融资决策的问题已经成为我国资本市场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试着从投资者非理性情绪是否影响上市公司投资决策以及投资效率这一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包括：（1）公司的投资水平是否真的受到投资者非理性情绪的影响？（2）如果公司的投资水平受到了该情绪的影响，那么公司的经营效率是否也会同时受到影响？

二、文献综述

对于投资者非理性情绪如何影响上市公司投资决策，行为公司金融主要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做出了解释。第一是Stein（1996）提出的股权融资渠道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投资者情绪产生的股票错误定价限制了公司的股权融资渠道从而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第二是Polk和Sapienza（2004）提出的迎合渠道理论，该理论认为上市公司管理者会关注股票价格所带来的治理压力，会迎合投资者非理性情绪产生进行非有效率的投资。围绕这两种理论，众多国内外学者进行了研究，得到了一些成果。

1导论

1.1选题的背景及研究的意义

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想方设法促使储蓄充分地转化成投资。包括新古典经济学的“储蓄论”、凯恩斯学派的“投资论”或者基于发达国家经济实践的“经济增长理论”在内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均没有考虑储蓄-投资的转化过程,而只分析研究了储蓄与投资的这两个端点及其数量上的均衡。他们假设储蓄投资转化效率一直处在理想的状态中,储蓄能够充分地、有效地转化成投资,这明显与实际情况不一致,也不够全面。资本形成的的物质基础来源于丰富的储蓄供给,但反过来说,充足的储蓄供给却并不一定意味着较髙的资本形成水平,这其间的关键在于储蓄投资转化效率状况。我国目前储蓄投资转化旳基本现状是国内储蓄大量剩余和引入巨额外资同时存在。即国内大量的储蓄资金处于闲置的状态,而同时我国又花费巨大的代价引进外国资本进行投资,这是我国经济目前所特有的现象,在其他国家甚至在我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个现象本质上反映出的是我国储蓄投资转化的低效率。同时在现实经济中,各部门中各主体的储蓄规模和投资需求很难在时间和空间上达成一致,资金亏细部门的投资可能会受到储蓄规模不足的限制。这就需要一个有效的机制来实现资金盈余部门的储蓄向资金亏绌部门的转化,从而提髙资本形成的数量。这个机制就是金融机制,这是由储蓄、投资主体相分离决定的。储蓄向投资转化需要中介机构,这是现代经济社会的必然选择,金融机制在储蓄投资转化中的重要作用使得金融机制成为储蓄投资转化中的核心机制。约翰.G.格利和爱德华.S.肖早在1960年《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就对此作过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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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本文的写作思路和框架结构

本文以储蓄投资转化相关理论为基础,研究思路总体为:提出研究目的——国内外文献综述——重庆市储蓄投资转化效率现状判断——分析重庆市转化效率低下的金融体制成因——最后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采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国内外储蓄投资转化理论的回顾和评述,从理论上分析储蓄投资转化效率,并对本文的研究范围和主要概念进行界定,为后面的深入剖析奠定基础。同时搜集、整理了重庆市历年来大量的经济数据,分析得出了重庆市历年来的储蓄量、投资量以及转化效率的状况,并以重庆市金融业相关数据来说明了造成重庆市储蓄投资转化低效的成因,为提出政策建议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第一章是导论,主要介绍了文章储蓄投资转化率的选题背景、研究的意义,以及写作思路和全文的框架结构。第二章主要介绍了国内外储蓄投资转化效率理论,并对各家理论做了简单的评述。第三章主要是通过数据来分析重庆目前的储蓄投资转化现状,包括储蓄和投资总量上的现状、储蓄投资缺口和转化效率以及投资低效率格局反作用于储蓄投资转化等多个方面。第四章介绍了重庆市储蓄投资转化效率低下的金融体制原因。主要影响重庆市储蓄投资转化效率低的原因有重庆市金融中介的信贷配置效率低下、资本市场上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和工具较为单一、重庆市证券市场发展水平低、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还不是合格的市场主体、利率非市场化等等。第五章主要提出了提高重庆市储蓄投资转化率的方向建议。建议继续深化国有金融企业改革,大力发展非国有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建立以利率为引导的储蓄转化机制,大力发展证券市场,提高直接金融转化效率,疏通民间投资渠道,加快资本跨区域跨部门流动等等。第六章对全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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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外储蓄投资转化效率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