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理论论文范文精选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指出:“所有的‘后’(post)字都是一种序列符号，表明那些事物是处在现代之后并接现代之踵而来。”①既然“后现代”是“接现代之踵而来”，如果持着历史的目光，就应该深刻地理解或走进现代性，否则不可能准确地理解各种后现代思想和理论。所以，我认为，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而言，还不能急切地“走出现代性”。我这样说，是因为在我看来，一方面中国儿童文学在创作实践上没有完成应该完成的“现代性”任务，另一方面目前的儿童文学理论在“现代性”认识上还存在着诸多的语焉不详乃至错误阐释。反对“现代性”必须“在场”，必须首先身处“现代性”历史的现场。人们曾经对激进的后现论的代表人物博德里拉作过这样的批判:“博德里拉的这种‘超’把戏，只是一名唯心主义者匆匆路过一个他从未莅临、也不了解，甚至根本没有认真去对待的环境时，浮光掠影地瞥见的一点皮毛而已。”②中国儿童文学界屈指可数的几位操持后现论话语的研究者，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不在“现代性”历史的现场这一问题。吴其南的《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和杜传坤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是两个用后现论批判现代性的典型文本，前者的“结语”以“走出现代性”为题，后者的第一章“反思与重构: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中的一节的题目就是“发生论辩证:中国儿童文学起源的现代性批判”。对于儿童文学史研究的这两部著作来说，通过对史料的梳理、辨析，通过对当时的思想、文化、教育的中国“环境”的历史性把握，来阐释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历史，乃是应该具有的“在场”行为，但是，在我看来，这两部算得上运用后现论的著作，在解构“现代性”时所提出的重大、重要的观点，都出现了不“在场”的状况。下面，我们稍稍作一下具体的说明和分析。吴其南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经历了三次启蒙高潮。……前两次，从戊戌维新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儿童文学尚处在草创阶段，启蒙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不可能在儿童文学中有多大的表现，……只有新时期、八十年代的新启蒙，才在儿童文学内部产生影响，出现真正的启蒙主义的儿童文学。”
③我的观点恰恰与吴其南相反，纵观中国儿童文学的百年历史，“真正的启蒙主义的儿童文学”恰恰发生于“草创阶段”，它以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为代表。我在《“儿童的发现”: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思想源头》一文中指出:“以往的现代文学研究在阐释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一文时，往往细读不够，从而将‘人的文学’所指之‘人’作笼统的理解，即把周作人所要解决的‘人的问题’里的‘人’理解为整体的人类。可是，我在剖析《人的文学》的思想论述逻辑之后，却发现了一个颇有意味、耐人寻思的现象———‘人的问题’里的‘人’，主要的并非指整体的人类，而是指的‘儿童’和‘妇女’，并不包括‘男人’在内。在《人的文学》里，周作人的‘人’的概念，除了对整体的‘人’的论述，还具体地把‘人’区分为‘儿童’与‘父母’、‘妇女’与‘男人’两类对应的人。周作人就是在这对应的两类人的关系中，思考他的‘人的文学’的道德问题的。周作人要解放的主要是儿童和妇女，而不是男人。《人的文学》的这一核心的论述逻辑，也是思想逻辑，体现出周作人的现代思想的独特性以及‘国民性’批判的独特性。”“其实，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所主张的‘人’的文学，首先和主要是为儿童和妇女争得做人的权利的文学，男人(‘神圣的’‘父与夫’)的权利，已经是‘神圣的’了，一时还用不着帮他们去争。由此可见，在提出并思考‘人的文学’这个问题上，作为思想家，周作人表现出了其反封建的现代思想的十分独特的一面。”①在《人的文学》发表两年后撰写的《儿童的文学》一文，其实是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表述的一个方面的启蒙思想，在儿童文学领域里的再一次具体呈现。此后，周作人在《儿童的书》、《关于儿童的书》、《〈长之文学论文集〉跋》等文章对抹杀儿童、教训儿童的成人本位思想的批判，都是深刻的思想启蒙，是吴其南所说的“专指意义上的启蒙，即人文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冲突”。周作人的这些“思想革命”的文字，对规划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方向至为重要。“吴其南认为‘只有新时期、八十年代’才‘出现真正的启蒙主义的儿童文学’，其阅读历史的目光显然是被蒙蔽着的。造成这种被遮蔽的原因之一，就是对整体的历史事实，比如对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理念，对周作人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思想的全部面貌，没有进行凝视、谛视和审视，因而对于周作人作为思想家的资质不能作出辨识和体认。”②再来看看杜传坤的“中国儿童文学起源的现代性批判”。杜传坤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这部著作中对“儿童本位”论这一“发现儿童”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了批判，认为“五四儿童本位的文学话语是救赎，也是枷锁。”③杜传坤这样分析现代的“儿童的发现”———“儿童被认同才获得其社会身份，而其社会身份一旦确立，马上就被置于知识分子所构筑的庞大的社会权力网络之中———只有满足了国家与社会需要的‘儿童’才有可能获得认同，因此，成为‘儿童’就意味着获得监视。监视实践要求为儿童立法的那些人，比如儿童文学专家、教育专家、心理专家从事一门专业的监督任务，在这一监督中，一种社会无意识逐渐得以形成———儿童具有内在的不完美性、有欠缺，为了能够在未来的成人世界里生存，儿童必须习得成人为其规定的知识、道德与审美能力……”④我认为，这也是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的不“在场”的阐释。要“在场”就得从笼统的宏观叙事，走向具体的微观分析。在中国，“儿童的发现”的代表人物是周作人，“儿童的发现”具体体现为他的“儿童本位”理论。当杜传坤指出“成为‘儿童’就意味着获得监视”时，最应该做的是在最能代表“现代”思想的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中发现“监视”儿童的证据，发现周作人认为“儿童具有内在的不完美性、有欠缺”的证据。我翻遍周作人的著作，非但找不到可以支撑杜传坤的批判的只言片语，反而随处遇到的是她的指控的观点。我们信手拈来两例。
“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岁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全生活只是一个生长，我们不能指定那一截的时期，是真正的生活。我以为顺应自然生活各期，———生长，成熟，老死，都是真正的生活。所以我们对于误认儿童为缩小的成人的教法，固然完全反对，就是那不承认儿童的独立生活的意见，我们也不以为然。那全然蔑视的不必说了，在诗歌里鼓吹合群，在故事里提倡爱国，专为将来设想，不顾现在儿童生活的需要的办法，也不免浪费了儿童的时间，缺损了儿童的生活。”①周作人的这样的言论不恰恰是对杜传坤所说的“只有满足了国家与社会需要的‘儿童’才有可能获得认同”这一观念的批判吗?“昨天我看满三岁的小侄儿小波波在丁香花下玩耍，他拿了一个煤球的铲子在挖泥土，模仿苦力的样子用右足踏铲，竭力地挖掘，只有条头糕一般粗的小胳膊上满是汗了，大人们来叫他去，他还是不歇，后来心思一转这才停止，却又起手学摇煤球的人把泥土一瓢一瓢地舀去倒在台阶上了。他这样的玩，不但是得了游戏的三昧，并且也到了艺术的化境。这种忘我地造作或享受之悦乐，几乎具有宗教的高上意义，与时时处处拘囚于小主观的风雅大相悬殊:我们走过了童年，赶不着艺术的人，不容易得到这个心境，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既不求法，亦不求知，那么努力学玩，正是我们唯一的道了。”②在这样的话语里，我们看到的完全是与“儿童具有内在的不完美性、有欠缺”这一观念相反的儿童观。如果按照杜传坤的观点，即将“监视”儿童视为“现代性”，那么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就是反现代性的;如果认为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是现代性的，那么杜传坤所判定的现代的“监视”儿童，就不是现代性的。我本人是将周作人的“儿童本位”论视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的最为杰出的代表。我在《论“儿童本位”论的合理性和实践效用》一文中指出:“绝对真理已经遭到怀疑。但是，真理依然存在，我是说历史的真理依然存在。
‘儿童本位’论就是历史的真理。‘儿童本位’论在实践中，依然拥有马克思所说的‘现实性和力量’。不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对于以成人为本位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国，‘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都是端正的、具有实践效用的儿童文学理论。它虽然深受西方现代思想，尤其是儿童文学思想的影响，但却是中国本土实践产生的本土化儿童文学理论。它不仅从前解决了，而且目前还在解决着儿童文学在中国语境中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根本问题。作为一种理论，只有当‘儿童本位’论在实践中已经失去了效用，才可能被‘超越’，反之，如果它在实践中能够继续发挥效用，就不该被超越，也不可能被超越。至少在今天的现实语境里，‘儿童本位’论依然是一种真理性理论，依然值得我们以此为工具去进行儿童文学以及儿童教育的实践。”③钱淑英在《2013年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热烈中的沉潜》④一文中，指出了当前围绕着“儿童本位论”的学术分歧。从钱淑英的“与此相反，以吴其南为代表的研究者则站在后现代建构论的立场，对‘儿童本位论’进行了批评和反拨”这一表述里，似乎可以读出关于“儿童本位论”的认识、评价上的分歧，似乎是“现代”与“后现代”的分歧这一信息。可是，我却想说，在本质上，我与吴其南、杜传坤的分歧不是“现代”与“后现代”的分歧，而是是否置身于“现代性”历史的现场，准确、客观地把握了“儿童本位”这一现代思想的真实内涵的分歧。我对于哈贝马斯将“现代性”视为“一项未竟的事业”，抱有深切同感。现代性思想的相当大部分，依然适合中国的国情。在中国这个正在建构“现代”的具体的历史语境里，或者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在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还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的时代里，我们只能、只有先成为现代性的实践者。不论在现在，还是在将来，这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合法性。至少，我们也得在自己的内部，使“现代”已经成为一种个人传统之后，才可能对其进行超越，才有可能与“后现代”对话、融合。这体现出人的“局限”，但是也可以看做是一种规律。
二、必须“走进”的后现论
我虽然批评了杜传坤、吴其南的后现代话语中的某些观点，但是对两位学者积极汲取后现论资源的姿态却怀着尊重，并且认为，这样的研究能够把对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我从他们的研究中悟出的道理是，在儿童文学、儿童文化的发展方面，现代思想和理论依然富含着建设性的价值，可以在当下继续发挥功能，而后现论也可以照出现代性视野的“盲点”，提供新的建构方法，开辟广阔的理论空间。现代社会以及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结构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出现的某些后现代思想理论就是对这一变化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反应。后现论关注、阐释的问题，是人的自身的问题，对于知识分子，对于学术研究者，更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从某种意义、某些方面来看，后现论是揭示以现代性方式呈现的人的思维和认识的局限和盲点的理论。与这一理论“对话”，有助于我们看清既有理论(包括自身的理论)的局限性。因此，“走进”后现论是中国儿童文学学术研究不可绕过的一段进程。后现论中具有开拓性、创造性和批判性的那些部分，对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后现论中有我所需要的理论资源。不过，如同“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吉登斯语)一样，后现代主义理论也存在着很多的悖论。我的基本立场，与写作《后现论———批判性的质疑》一书的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的立场是一致的———“我们并不接受那种认为历史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断裂，需要用全新的理论模式和思维方式去解释的后现代假设。不过我们承认，广大的社会和文化领域内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它需要我们去重建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同时这些变化每每也为‘后现代’一词在理论、艺术、社会及政治领域的运用提供了正当性。
同样，尽管我们同意后现代对现代性和现论的某些批判，但我们并不打算全盘抛弃过去的理论和方法，不打算全盘抛弃现代性。”①“自觉地进行学术反思，在我有着现实的迫切性。我的儿童文学本质理论研究和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在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上，面临着有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它们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我愿意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其中最为核心的是要回答本质论(不是本质主义)的合理性和可能性这一问题，而与这一问题相联系的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起源即儿童文学是不是“古已有之”这一问题。”②我所说的“有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指的就是来自吴其南、杜传坤等学者的后现论话语式的批判(尽管没有指名)。在中国儿童文学界操持“后现代”话语的研究者混淆了“本质论”与“本质主义”的区别。吴其南在批判现代性时说:“关键就在于人们持一种本质论的世界观，现实、历史后面有一个本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在那儿，人们的任务只是去探索它、发现它。”③杜传坤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一书中认为:“联系当代儿童文学的现状，走出本质论的樊笼亦属必要。对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而言，五四儿童本位的文学话语是救赎，也是枷锁……‘儿童性’与‘文学性’抑或‘儿童本位’似乎成了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创作的一个难以逾越的迷障。如同启蒙的辩证法，启蒙以理性颠覆神话，最后却使自身成为一种超历史的神话，五四文学的启蒙由反对‘文以载道’最终走向‘载新道’。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同样走入了这样一个本质论的封闭话语空间。”①我的立场很明确，“本质论”与“本质主义”并不是一回事，我赞成批判、告别“本质主义”，但是不赞成放弃“本质论”，为此，我特别撰写了《“反本质论”的学术后果———对中国儿童文学史重大问题的辨析》一文，以事实为据，指出了以吴其南为代表的“反本质论”研究的学术失范、学术失据的问题。我在文中说道:“犯这样的错误，与他们盲目地接受西方后现论中激进的‘解构’理论，进而采取盲目的反本质论的学术态度直接相关。从吴其南等学者的研究的负面学术效果来看，他们的‘反本质论’已经陷入了误区，目前还不是一个值得‘赞同的语汇’，‘反本质论’作为一项工具，使用起来效果不彰，与本质论研究相比，远远没有做到‘看起来更具吸引力’。”在论文的结尾，我作了这样的倡议:“我想郑重倡议，不管是‘反本质论’研究，还是‘本质论’研究，都要在自己的学术语言里，把‘世界’与‘真理’、‘事实’与‘观念’区分清楚，进而都不要放弃凝视、谛视、审视研究对象这三重学术目光。我深信，拥有这三重目光的学术研究，才会持续不断地给儿童文学的学科发展带来学术的增值。”②近年来，我本人也在努力理解后现论，希望借鉴后现论，解决自己的现代性话语所难以解决的重大学术问题。尽管我依然坚持儿童文学的本质论研究立场，但是，面对研究者们对本质主义和本质论的批判，我还是反思到自己的相关研究的确存在着思考的局限性。其中最重要的局限，是没能在人文学科范畴内，将世界与对世界的“描述”严格、清晰地区分开来。有意味的是，我的这一反思，同样是得益于后现论，其中主要是理查德•罗蒂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在借鉴后现论的过程中，我反思自己以往的本质论研究的局限性，明确发展出了建构主义的本质论。我做的最大也是最有意义的一项运用后现论的学术工作，是运用建构主义的本质论方法，解决中国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这一文学史起源研究的重大学术问题。
一直以来，以王泉根、方卫平、吴其南、涂明求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而我则反对这种文学史观，认为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它没有“古代”，只有“现代”。但是，在论证各自的观点时，双方采用的都是将儿童文学看成是一个“实体”存在这种思维，而这种思维具有本质主义的色彩。所谓将儿童文学看成是一个“实体”存在，就是认为儿童文学可以像一块石头一样，不证自明———如果一个文本是儿童文学，那么就应该在所有人的眼里都是儿童文学。在我眼里是儿童文学的，在你眼里如果不是，那就是你错了。这样的思维方式使中国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的讨论，陷入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局之中。然而，中国儿童文学的起源问题不说清楚，儿童文学这一学科就没有坚实的立足点。是借鉴自后现论的建构主义本质论帮助我打破了思考的僵局，我认识到儿童文学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而是现代人建构的一个文学观念。依据建构主义的本质论观点，作为“实体”的儿童文学在中国是否“古已有之”这一问题已经不能成立，剩下的能够成立的问题只是———作为观念的儿童文学是在哪个时代被建构出来的。于是，我撰写了《“儿童文学”的知识考古———论中国儿童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一文，对“儿童文学”这一观念进行知识考古，得出了“儿童文学”这个观念不是在“古代”而是在“现代”被建构出来的这一结论。在《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念的发生———以美国影响为中心》①一文和《现代儿童文学文论解说》②一书中，我进一步考证了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概念的建构过程。
三、未来指向:融合“现代”与“后现代”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幼儿的一日生活离不开家庭与幼儿园.这是他们学习与生活的基本场所.家庭的基本结构，父母的关系，家长的教育观念无一不影响着幼儿自身的心理变化.对学前儿童社会性适应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幼儿在家里依赖父母，在幼儿园依赖老师.因此，如果幼儿所处的环境是不融洽的.就很有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心理的良好发展.父母对幼儿的心理健康承担着主要的教育责任在日常生活中，家长应关心爱护孩子，使孩子得到足够的母爱和父爱的温暖.有些家长因为工作忙造成和幼儿的交流时间过少，不够关注幼儿等问题.并且很少真正从孩子兴趣出发考虑，给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从而致使幼儿产生攻击和反抗.由此而产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不断出现.要帮助其通过合理的方法宣泄出来，减轻幼儿的心理负担，使其获得平衡的心态，不至于在心理上或身体发育上形成障碍.在幼儿园里，教师的行为容易引起幼儿的模仿.教师教育幼儿时的言行举止非常重要，教师可能觉得是无意的一次训斥幼儿，动机是好的，但也有可能导致幼儿形成自卑、孤僻的心理.幼儿园的各项活动的规划是否符合幼儿成长的需要，也会影响幼儿心理健康的形成.教师的病态人格将严重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在情绪不稳定的教师所教的班级里，出现人格障碍的学生人数也较多.这些细微的过程贯穿幼儿成长阶段的始终.并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2对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策略
2.1在幼儿一日活动中的渗透
幼儿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都蕴涵着丰富的教育内容,因此,是心理健康教育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源，应充分利用一日常规生活来实施心理健康教育.游戏是贯穿始终的.幼儿园教育倡导玩中学：“活动游戏是独立性培养和合群性养成的极好手段.”让幼儿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受教育,维护心理健康.并从中学习到如何与同伴和谐相处.通过这种具体且形象的活动方式,幼儿的心理不断地得到成长与发展.作为教师也应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日常教育活动当中，并要预防幼儿抵触情绪的产生.教师也应该多表扬幼儿，幼儿往往渴望获得老师的赞扬和喜爱.并从中获得信心“.在有些具有较强规则的游戏里，孩子们还能够学会如何对待挫折，面对挑战，这些游戏都有助于孩子们品质和意志的发展”心理健康教育并不是一门独立的教育活动，教师要将心理健康教育有效渗透于幼儿园一日活动中.幼儿每天都在进行多种多样的活动，教师要牢牢把握住不同年龄阶段幼儿的发展特点，有的放矢的进行渗透性教育.将对幼儿的心理健康教育方式，从原始的在书本上的教育，延伸至其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利用幼儿园的进餐、午睡等生活活动进行随机教育.设立生活角区域角，开展角色游戏.通过做游戏，唱儿歌，讲故事等多种多种多样的形式，吸引幼儿的注意力.幼儿通过与同伴在游戏中协助、分工、合作、谦让等,锻炼了幼儿的交往能力,对幼儿形成良好的性格有很大促进作用.让每个幼儿养成健康的心理，不放弃任何一个幼儿.让他们健康快乐成长，是我们幼教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工作.
2.2良好心理环境的建构
生态学指出，要把幼儿的心理发展放在多个心理系统中并加以整合.而幼儿发展的环境并不是在一个家庭中，一个幼儿园中.而是特指那些以人际文化为主要元素的人文环境.除了必须保障幼儿人身安全的安静、舒适的生活环境.更重要的是对幼儿心理环境安全的保护.教师、家长要学会换位思考，不要过多的厉声责备幼儿.尽管他们的心理年龄尚且还小，但是他们对这种安全的心理氛围的要求也就尤其重要.我们作为幼儿最依赖的人，更应该多站在他们的角度为他们考虑问题.不能仅凭主观臆断，觉得幼儿年龄尚且比较小，不懂事.就可以不顾他们的心理想法，做一些伤害他们的事情.而是应该多鼓励、表扬幼儿，培养他们的自信心.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来面对生活.对于问题突出的孩子还要和家长联系，咨询专家，进行心理治疗.
2.3幼教工作者的整体素质
据笔者了解，现今我国幼儿教师的基本素质还不是很高.很多学前教育缺乏新的师资力量，原有的教育理论还在比较低的水平.幼儿教师一般而言，基本是一些高职专科院校毕业的.相对别的国家来说，还存在十分大的差距.她们对于儿童表现的心理特征不能很好的进行分析与矫正.也更没有能力来预见和干预了.一些幼儿园教师在解决幼儿特有的心理方面的问题时,则是把有关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用于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中.这种状况带来的后果,不仅没有对症下药,还有可能恶化幼儿的心理问题.而心理健康教育是一个专业化水平要求相当高的职业,因此需要专业化的师资培养.进行心理学知识的培训是解决幼儿心理健康教育专门师资缺乏的重要途径.可以把这种心理学专业知识的培训作为幼儿园教师继续教育的一个内容,通过专业化的教育,无论是在基础的理论知识方面还是在实际的操作技能方面,都能使幼儿教师得到很好的职后训练，从而保证其能胜任幼儿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推动幼儿心理健康教育的顺利开展.然而，心理问题对于幼儿在该阶段的成长是十分重要的.这需要我们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要壮大幼儿教育群体的师资力量尤为重要.我们要重视幼儿教师的职后培训工作的开展，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提高他们的基本素质.和自身的心理水平.这也是幼儿心理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幼儿教育是启蒙教育，作为一名幼教工作者，要不断学习,提高认识.加强理论知识，学习系统的教育的途径和教育的方法等.
2.4加强家园共育
幼儿是在周围环境中各种条件的相互作用中成长起来的.在幼儿期，他们对周围环境的辨别力差，对成人依赖性强，教育的作用体现在生活中的人、事、物对幼儿的影响，幼儿生活直接作用于幼儿发展.家园犹如一车两轮，只有同向运转，才能共同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幼儿良好心理环境的创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幼儿园教育与家庭教育的一致性.利用时间等方式与家长进行交流，随时了解幼儿在家情况，并向家长反馈幼儿在园表现，以取得家园一致性教育.同时转变家长的教育观.重视对幼儿的个别辅导.对于某些内向的幼儿来说，也许会有一些问题不愿意与老师和家长进行沟通.就憋在心里.这时，我们可以采取个案法，给予特别的关注，及时矫正不良的心理行为.必须十分关注个体幼儿的心理健康，实施个别教育.根据不同，制定出不一样的教育方案，因材施教.然而，正因为缺乏有效的交流，才会引起幼儿的心理健康问题.其实很多问题，我们通过老师、和家长可以对幼儿进行适当的沟通.应该充分的认识到幼儿在学习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并能及时、积极的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家长应多关注幼儿的心理健康.作为教师，也应常常与家长联系、沟通.加强家园共育.教师对幼儿的心理健康教育是离不开家长的配合的.只有在学校与家长的双方共同努力的条件下开展教育，才能更加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其次，多倾听幼儿的心声.倾听并不是简单的听，而是全身心的投入，专注的倾听儿童诉说的态度、方式及内容，是儿童对辅导者建立信任感的重要因素.当儿童与教师诉说一个他所遇到的问题时，教师必须积极倾听，并不时给予反馈，让儿童知道你在专心倾听，以促进良好的沟通.只要教师做个有心人，在幼儿教育过程中能及时发现幼儿心理健康问题并及时引导，才能引导幼儿心理的健康发展.因为学前教育是对于幼儿的一种启蒙性教育，它又在幼儿教育中起着导向的作用.理论研究表明：幼儿身上表现出的问题，往往源自家庭教育.由此可得，教师要引导家长使用正确的教育手段，确保家园共育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机统一，应该使双方达到统一的认识高度，幼儿的心理健康问题才能得到科学合理的解决.进一步加强了家长与幼儿园的双方的主动和创造,使教育一致性原则得到了真正落实.幼儿园多于家长沟通，力求创设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对幼儿实施有效的影响和教育，让家长从培养幼儿良好的心理素质入手，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来，在观念上和行动上真正尊重孩子.对于幼儿的心理健康教育问题，深感任重而道远.随着我国幼儿教育事业不断蓬勃发展，陆续有很多专家学者开始关注幼儿的心理健康.
3结语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罗尔德•达尔儿童作品中语言方面的幽默就是属于这种类型。读者如果读到语言结构等不同寻常的文字是就会发笑。[2]所以达尔在其儿童作品中运用了很多不和谐的语言使得小读者甚至成年人都被他的幽默所折服。这些不和谐的语言在达尔作品中随处可见，它们看似不和谐，但却引人发笑同时发人深省，这就是达尔式幽默的独到之处。达尔在其儿童作品中应用的这些文字游戏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创新词创新词即新词的使用，是达尔在其儿童作品中应用的一种处理语言的幽默方式之一。简单地说，达尔在书中根据我们所熟知的词语创造出一系列的新词。这些新词的使用给人以新的视觉、听觉甚至味觉的冲击，在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例如达尔的作品《吹梦巨人》（TheBFG）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HUMANBEANS：这个词显然是在humanbeing（人类）的基础上创新而成的。因为在书中所有巨人城堡里的巨人（吹梦巨人除外）都以人类为食，包括全世界的人类，从土耳其到日本，从丹麦到中国。这些人在书中被称为humanbeans（人豆）。一方面因为beans的发音和being很像；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巨人的眼中，人类如此渺小，他们以人类为食就如同吃豆子一样轻松。这种比较兼顾了词的发音与意义两个方面，让读者觉得妙不可言。SNOZZCUMBER：作为巨人城堡里唯一不食用人类的吹梦巨人BFG，他的食物就是这个snoz-zcumber。这个词可以分为“snozz”和“cumber”两个部分。词的第一部分是作者创作出来的，它的发音给人以一种不愉快且恶心的感觉。词的第二部分使读者很快想起了黄瓜（cucumber）这个词，所以可以推论它应该是一种瓜类。这样一来，“snozzcum-ber”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像黄瓜的蔬菜，但形象丑陋，口味令人作呕。书中的描述和插图证明了我们的想象是对的。尽管这样吹梦巨人也不苟同于那些吃人的巨人同伴们。他的一日三餐以这种蔬菜为食，可见他的心地有多么的善良。FROBSCOTTLE：这个词完全是作者原创的，没有任何依据，但根据书中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这是吹梦巨人喝的水，是一种甜甜的、混合的、浅绿色的起泡液体，就像人类喝的汽水一样。DILLION：这是达尔在书中创造的一个表示数字的新词。他在书中这样描写吹梦巨人，说他可以做无数个梦。(BFGcanmakedillionsofdreams.)我们只知道一些表示巨大数字的词，如“million”，“billion”，“trillion”，达尔造出的这个“dillion”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它比前三个词还要大，大到数不清的程度。此外，达尔还创造出了几个巨人城堡中奇怪动物的名字，例如：SCOTH-HOPPER，WRAPRASEAL和CRUMPSCODDLE。我们只能根据词的发音和自己的感觉来想象这些人类世界中并不存在的动物。这些看似很拗口的词不但不会使小读者心生畏惧，反而能激发他们极大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二）首音误置首音误置这个词来自于一名牛津大学的专家威廉•斯普纳。一次，他在对学生说话的时候误将“downtrain”说成了“towndrain”，不小心把这两个词的首音“d”和“t”，互换了一下。而更巧的是互换完的两个词竟然组成了一个新的词组，有它新的含义，“回去的火车”变成了“城镇的下水道”。[3]这种现象在英语中被称作首音误置。达尔在其作品《吹梦巨人》中就特意运用了这个语言现象。DAHL’SCHICKENS：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首音误置，它的原词是英国著名作家CHARLESDICKENS。吹梦巨人因为没有上过学，所以英文水平欠佳。当误把CharlesDickens说成了Dahl’schickens。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变化后的新词竟然包括了作者的名字达尔（Dahl）和一个有新的意义的词—小鸡（chickens）。这样一来，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在吹梦巨人的口中变成了达尔的小鸡。这不仅在发音上显示了奇特的效果，而且意思上也诙谐幽默。
（三）变位词变位词是改变某个单词或短语的字母顺序后构成的新词或新的短语。这种语言现象在达尔的《小乌龟是怎样长成的》一书中运用得恰到好处。他在书中描述了一只神奇的小乌龟，它有神奇的力量，能看懂人类看不懂得语言。可能成年人会觉得这个歌谣很幼稚无聊，但孩子们却非常喜欢。而且书的题目（ESIOTROT）也选自于这个歌谣，这会使小读者们产生好奇，迫不及待地阅读下去以发现更多的奥秘。
（四）发音和语法错误在达尔儿童作品中塑造的喜剧人物或反面人物形象中，有许多存在着发音和语法错误。这是作者为了完善他们的滑稽或丑陋形象而有意为之的。这些形象的代表集中于《吹梦巨人》和《女巫》两部书中。吹梦巨人由于没有受过教育，在说话时常常犯一种可笑的错误。他每说一句话，无论句子的主语是什么，谓语一律用第三人称单数。这种蹩脚的英语听起来令孩子们发笑，同时也提醒他们要使用规范的语言。读者随着阅读的深入会很快适应吹梦巨人的这种系统性的语法错误。然而按照这个规律，偶尔他也有用对语法的时候。这时读者反而会觉得诧异可笑。幸运的是，在故事快要结束时，小女孩儿苏菲教会了吹梦巨人拼写和语法，规范了他的语言，并鼓励他阅读书籍。最终吹梦巨人在苏菲的帮助下可以说出并写出一些标准的英语了。这同时也给小读者们做出了一个好榜样。再如在达尔的另一部儿童作品《女巫》里，大女巫有一种特殊的说话方式。她的一些发音非常怪异。例如，她不会字母“w”“r”“v”“g”的正确发音。下面是书中大女巫和其他女巫的一些对话。大女巫的这些特殊的发音使她在读者心中的形象更加丑陋和残忍。和吹梦巨人不同的是，她一直不能也不想改变这种说话方式。
二、罗尔德•达尔的幽默对儿童读者的作用
书籍对儿童读者的作用通常有两点：娱乐儿童与教育儿童。但这两点很难达到平衡。一些作者只关注书籍对儿童的教育作用，认为书籍应该帮助孩子学习知识。这样的书籍只会给儿童带来枯燥无味的体验，甚至使儿童对阅读失去兴趣。另一个极端是作者只关注书籍的娱乐效应和销售量，这种书籍只能供儿童娱乐和消磨时间。而孩子们会很快忘记书中的内容，同时也学不到任何东西。这两种极端的书籍都不是我们想要的。达尔在其书中运用的乖讹幽默使他的儿童读者在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达尔让儿童在快乐中学习的本领展示了一位作者的神奇力量。
（一）娱乐儿童儿童文学首先要做的是吸引儿童的注意力，让儿童喜欢阅读。一部作品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关键在于读者和作品内容的亲疏程度。儿童在阅读的时候总是喜欢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儿童喜欢在书中找到共鸣，找到自己的影子，实现自己的愿望。只有这样的书籍才会引起他们的阅读兴趣。达尔作品中幽默拉近了他和孩子们的距离。达尔作品的所运用的幽默都源于儿童的生活。作品中幽默的人物使用幽默的语言。这种语言的不和谐性引起了儿童的极大兴趣，使他们陶醉其中，期待在下一本书中找到同样的幽默情景。
（二）教育儿童儿童作品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给儿童正确的引导和良好的教育。通常儿童作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他们应该读的，另一类是他们想要读的。现实中，这两类书籍很难重合。儿童不想读他们应该读的书籍，而他们想要读的书籍又不被老师和家长认可。一本好书应该结合这两种类型，让儿童喜欢读他们应该读的书籍。达尔幽默的文学作品巧妙地结合了这两点。儿童可以轻松愉快地从他的书中学到东西。例如达尔在书中运用的文字游戏培养了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儿童在猜测这些文字游戏的过程中又会学到新的单词。学会单词的喜悦会激励他们学习更多的句式、语法等等，从而慢慢懂得去欣赏文字的魅力。达尔在一次采访中曾这样解释他对儿童作品的观点：“它教给儿童如何运用语言和用语言做游戏的快乐。总之，它帮助儿童学会不再恐惧书籍……如果我的书籍可以帮助儿童成为读者，我会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三、结语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从近现代学科建设的意义上来考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学科已经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学术跋涉和知识积累历程。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外来学术文化资源，尤其是西方学术文化资源的输入和传播，构成了近百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学科建设的基本知识背景和主要学术源头之一，影响着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作为一种知识活动的现实走向。
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学术建设最早的参与者们，在西方哲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文艺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知识的熏陶和装备之下，以“儿童本位”为核心观念，以令人惊诧的学科跨度，完成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知识体系最初的言说和构建。20世纪50年代，苏联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移植和影响，在满足了一个时代的儿童文学理论渴望和需求的同时，也把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改造成了相对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并且随着历史的演进日益显露出其学理上的贫弱与尴尬来。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进程中，人们继续延续着这种集体学习的激情和渴望。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批评和建设，就其基本的学术依托而言，是人们不断借鉴外来学术资源、不断集体学习的结果。
最近30年来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在借鉴外来理论资源方面，走过了一条特殊的学术路径。起初，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和文艺思潮变革的大背景下，人们对西方文艺学乃至整个当代西方人文学科都产生了朴素的热情和学步的冲动。神话原型批评、接受美学、精神分析理论、英美新批评、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批评，还有发生认识论、格式塔理论、系统论等等周边学科的理论学说，都成了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者、尤其是中青年儿童文学研究者们所热衷的学习内容和知识领域。尽管这些学习和吸收所带来的理论转化和建设成果十分有限，而且其后也遭到了某些保守人士的抨击，但这一吸收和借鉴，对于那一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者们的知识更新和拓展，对于那一时期儿童文学的理论转型和建构，无疑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而若干年来，我们对国外儿童文学理论资源的直接关注、吸收和借鉴，也构成了一份虽然有限却也持续不断的出版清单。能够列入这份清单的译介著作主要有周忠和编译的《俄苏作家论儿童文学》（1983年，中译本年份，下同）、上笙一郎的《儿童文学引论》（1983年）、安徒生的《我的一生》（1983年）、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永恒的魅力――童话世界与童心世界》（1991年）、《长满书的大树》（1993年）、鸟越信的《世界名著中的小主人公》（1993年）、穆拉维约娃的《寻找神灯――安徒生传》（1993年）、麦克斯?吕蒂的《童话的魅力》（1995年）、约翰?迪米留斯等主编的《丹麦安徒生研究论文选》（1999年）、松居直的《我的图画书论》（1999年）、维蕾娜?卡斯特的《成功：解读童话》（2003年）、杰拉?莱普曼的《架起儿童图书的桥梁》（2005年）、奥兰斯汀的《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2006年）、松居直的《幸福的种子：亲子共读图画书》（2007年）、艾莉森?卢里的《永远的男孩女孩：从灰姑娘到哈利?波特》（2008年）、王逢振主编的《外国科幻论文精选》（2008年）等等。毋庸讳言，在最近20多年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进程中，这些著作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影响了（或将要影响）我们在儿童文学相关论域的理论思维和学术建设进程，同时，从学术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它们的出版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借以了解世界的愿望和努力。
二
或许，今天我们对外国儿童文学的学术译介工作已经抵达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就是：根据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现实需要和学术走向，对当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更加自觉、更加系统，同时希望也是更加有效的译介和引进阶段。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几位研究者、译者和出版社共同努力，推出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化理论译丛”第一辑（四册，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收入这套译丛的四部儿童文学理论著作，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欧美儿童文学理论著作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它们是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梅维丝?雷默的《儿童文学的乐趣》（陈中美译）、英国学者彼得?亨特选编的《理解儿童文学》（郭建玲、周惠玲、代冬梅等译）、美国学者杰克?齐普斯的《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赵霞译）、美国学者蒂姆?莫里斯的《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张浩月译）。
《儿童文学的乐趣》是一部论题组合新颖、开放，论述方式严谨而又不失个性的概论性著作。该书涉及对儿童文学概念和范畴的理解、儿童文学教学活动、儿童文学阅读与接受、童年概念、儿童文学与市场、儿童文学与意识形态、儿童文学基本文类及其特征等内容，并提供了将各种当代文学理论应用于儿童文学研究的示例与可能。该书主要作者佩里?诺德曼是当代北美儿童文学理论界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研究和批评文章频繁地出现在各种重要的英语儿童文学学术刊物上，并以其广泛深入的话题探讨和活泼诙谐的论述风格始终吸引着评论界的关注。《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一部著作，它较为综合地反映了诺德曼本人的儿童文学研究和批评理路。他在书中所提出的对于儿童文学文类特征的再认识，对于“儿童文学的乐趣”及其实现途径的思考，以及对于如何将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运用于儿童文学批评的尝试，对当代英语儿童文学教学和批评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儿童文学的乐趣》第一、二版分别出版于1992年和1996年，纳入本次译丛的系诺德曼与同事梅维丝?雷默合作修订的第三版，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以来儿童文学领域出现的一些学术话题也得到了新的探讨。该书已经成为目前北美地区高校儿童文学专业的主要教材。
《理解儿童文学》一书是编者彼得?亨特从《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International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Children's Literature）中精心选摘的14篇论文，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基本面貌。这些论文主要涉及儿童文学传统概念（如儿童文学、童年等）的理解以及新历史主义批评、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与文体学批评、读者反应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互文性批评、精神分析批评、文献学批评、元小说理论等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应用等等。彼得?亨特是英国知名的儿童文学学者，也是《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的主编。这一组从《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第一部分“理论与批评方法”中摘取的学术论文，其作者都是英语儿童文学研究相关领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学者，它们从多维的研究角度展示了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在理论上的拓展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它们在运用、借鉴不同批评方法进行儿童文学理论阐发的同时，也显示了这种借鉴和运用所可能具有的理论上的创造性。
《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是西方当代童话研究的代表著作之一。作者杰克?齐普斯以童话的古今发展与演变为基本背景，从五组个案出发，细致解读了童话中所蕴藏的“神话”因素。他指出，许多经典童话在今天已经成为代表着永恒真理的神话，但恰恰是在这些仿佛来自久远年代的“真理”中，积淀着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内容。当代童话阅读与创作不应仅仅成为对于这些古旧的意识形态内容的全盘接受，而应当致力于发现和揭示出那潜藏在真理假象之下的“神话”内涵。本书最后，齐普斯在测绘当代美国童话可能的发展方向的同时，也提出了在当代童话创作中打破童话“神话化”的樊笼，挣脱传统的、旧有的、神话式的意识形态束缚，以求发挥童话的社会批判功能的期望。本书作者齐普斯是当代西方童话研究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切入童话及其当代形式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在西方儿童文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研究对象涉及文学、电影、电视等多种文本形式。有人甚至断言，自齐普斯以后，人们再也不能无动于衷地欣赏迪斯尼对于经典童话的各种改编了。这本《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是齐普斯一个阶段的童话研究论文集，但个中许多论点基本上代表了作者本人童话研究的主要立场和观点。本书中，齐普斯的分析和论述同时结合了历史的厚重感与当下的现场感，他对于古典和现代童话的“神话”内涵的提取过程展示了理论分析本身的魅力。
《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一书站在儿童文化的大背景上，从具体的儿童文学和儿童电影出发，论述了成人、儿童、风俗、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并揭示了当前电影中的儿童成人化和成人儿童化倾向。此外，本书还用相当的篇幅论述了儿童图画书的相关品质等问题。作者的论述涉及从纸质图画书到电影屏幕、从传统的经典文本到当代流行文本的广阔论域，并结合自己的教学和养育经验，探讨了历史上和当下的儿童文化所传达出的矛盾讯息。他指出，童书与儿童电影同时也是特定的时代焦虑与成人欲望的写照；而许多儿童文学和文化经典在呈现种族主义、男权主义与暴力的同时，其自身也总是与权力的运行紧密相连。在本书中，作者所拷问的并非儿童应当得到什么的问题，而是成人给了儿童什么。通过揭示我们的文化是如何通过视觉媒介看待儿童并与之对话的，本书提出了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中呈现的世界观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莫里斯的论述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另一部曾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度引起争论的《以彼得?潘为例，或论儿童小说的不可能性》（Jacqueline Rose. The Case of Peter Pan,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Fiction, 1984）。如果说莫里斯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罗丝在《以彼得?潘为例》一书中所揭示的儿童文学的成人话语权问题，那么通过将图画书、电影等儿童文化领域的新媒介纳入其论述范围，他的这部著作不但拓展了罗丝的理论，也大大加强了其当代意义。
三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越来越多的西方儿童文学研究者将研究目光投向了与儿童文学相关的儿童文化领域，致力于寻求和探讨儿童文学与童年文化之间的复杂关联；而这种探求构成了对于传统儿童文学研究话题的重要丰富与拓展。这一研究视野的开拓在本辑丛书中得到了十分鲜明的反映。例如，《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除了探究儿童文学及其阅读活动的方方面面之外，还探讨了诸如玩具、电视和电影是如何影响体验和理解文学的方式等话题，其主要作者佩里?诺德曼本人也是对于儿童文化始终保持学术敏感的一位研究者。早在1982年，他就为美国《儿童文学学会季刊》（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编辑了题为“为儿童的商业文化：童书的一种语境”（Commercial Culture for Children: A Context for Children’s Books）的专栏，其中收入了包括大众市场与儿童玩具、当代少年电影趣味趋势、儿童电视观看等话题在内的九篇论文。其后，儿童文化、尤其是儿童通俗文化也一直是诺德曼关注的焦点之一。同样，《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一书将传统童话和现代童话纳入到广阔的人类社会文明史和意识形态背景上加以分析；而作者齐普斯从来不把童话的呈现仅仅限定在纸本意义上，他的许多研究都是以当代童话电影、卡通等为对象展开的学术探讨。《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一书就专辟一章，就迪斯尼动画的“神话”性进行了“祛魅”分析；而在其他各章的论述中，齐普斯的分析也时常跳出印刷文本的限制，将童话的现代呈现媒介也同时纳入论述范围。《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一书则将儿童文学、儿童电影等的研究置于错综复杂的儿童与成人的“文化-权力”关系中加以探讨，同时也显示了鲜明的美国文化色彩和意识。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1.以“儿童”为基本立场的儿童数学教育思想体系
首先，我们确立了以“儿童”作为数学教育研究和实践的基本立场“。儿童数学教育”就是以儿童发展为本，满足儿童发展需求，符合儿童认知规律的教育。进一步，我们需要提炼能反映儿童数学教育系统本质特征的因素。英国学者欧内斯特(P.Ernest)在《数学教育哲学》中，提出了数学教育哲学应围绕以下四个基本问题展开：数学的本质、数学学习活动的本质、数学教育的目的、数学教学活动的本质。参考这一框架，儿童数学教育思想提出了儿童观、儿童数学教育价值观、数学观。（1）儿童观儿童数学教育思想的“儿童观”是：儿童是活生生的人、儿童是发展中的人。“儿童是活生生的人”，意味着儿童是具有丰富情感、有个性、有独立人格的完整的生命体。因此，教师要尊重儿童、理解儿童、善待儿童，使得每一个儿童都能有尊严地生活在集体中。“儿童是发展中的人”，意味着儿童是有潜力的人，但又同时具备不成熟的特点，因此教师要充分相信儿童，要注意开发、挖掘儿童身上的潜能，儿童能做到的教师一定不要包办代替，促进儿童的自我成长，让其在自主探索中形成自信和创新能力。儿童又是未成熟的个体，所以教师要包容、悦纳他们的错误，并善于利用错误资源，使之成为促进儿童再发展的新能源。因此，儿童的学习应是学生的主动建构及与同伴和教师互动交流的活动,是一个自产生、自组织与自发展的过程。教育的任务就是激发和促进儿童“内在潜能”，并使之循着儿童成长的规律获得自然和自由发展。（2）儿童数学教育价值观儿童数学教育思想的“价值观”是：数学教育的价值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数学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在数学学习的过程中汲取知识、增长智慧、浸润人格。为此，教师要教与生活联系的数学，要使学生体验数学知识产生的生活背景，感受数学的发生、发展和应用过程，感受数学的价值；要教相互联系的数学，在学习新知识中播下知识的“种子”，在沟通联系中体会数学的整体；教有思想的数学，注重数学的基本思想，使学生收获数学思考和问题解决的方法，启迪学生的智慧；教美的数学，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会数学的内在魅力，从而产生好奇心和兴趣，进而为形成美的心灵和情操奠定基础；教能完善人格的数学，使学生形成“做真人、懂自律、负责任、有毅力和会自省”的品格。（3）数学观关于数学本质及其作用的认识对学校的数学课程，教学与教学研究的发展有着关键的影响(J.Dossey)。M.Niss更是强调数学教师数学观的重要性，他有一段应当引起所有数学教师深思的话:“缺乏多元多维的数学观也许是今天数学教师的致命弱点。”对于“多元多维”的理解，至少可以体现在如下方面：数学不仅仅是计算，而是包括着数量、关系、图形、规律、不确定性、解决问题等丰富的内容。数学不仅仅包括静止的结果，更包括生动活泼、富有创造的发生、发展和应用过程。数学不仅仅需要演绎推理和证明，还需要观察、分析、类比、归纳、实验等火热的思考，还需要好奇、自信、毅力、实事求是…………
2.以特色课堂为核心的教学策略
在数学教学实践中，吴正宪团队创造了体现儿童数学教育的八种特色课堂：真情流淌的生命课堂、经验对接的主体课堂、思维碰撞的智慧课堂、机智敏锐的灵动课堂、纵横联通的简捷课堂、以做启思的实践课堂、追本溯源的寻根课堂、充满魅力的生活课堂。“真情流淌的生命课堂”的基本特征是：用真心引领学生进行学习；用真情营造学生敢说敢为的学习氛围；用真情唤起学生成长的力量。“经验对接的主体课堂”的基本特征是：运用情境唤起学生的经验；用学生经历过的例子帮助学生学习；鼓励学生形成自己的理解和表达方式。“思维碰撞的智慧课堂”的基本特征是：激发学生在“问题串”中不断深入地进行思考；鼓励学生在比较中辨析；促进学生在解决“冲突”中提升。“机智敏锐的灵动课堂”的基本特征是：预设灵动的学习资源；创造灵动的学习机遇；激发灵动的学习智慧。“纵横联通的简捷课堂”的基本特征是：梳理学生心中的数学；在联系中启发学生新的生长。“以做启思的实践课堂”的基本特征是：鼓励学生在操作和实践中体验；促进学生在体验中进行思考；激发学生在思考中进行创造。“追本溯源的寻根课堂”的基本特征是：体现数学发生和发展的创造过程；在数学思考过程中体验数学的思想方法；感受数学的文化价值。“充满魅力的生活课堂”的基本特征是：从生活实际中创设情境；鼓励学生运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积淀生活经验回归数学。
二、“再起航”：儿童数学教育思想理论内涵的提炼与创新实践
2014年12月8日，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儿童数学教育研究所正式成立，研究所的成立是为了真正体现北京教科院基础教育教研工作的价值，促进实现既体现教育真谛又具有首都特色的北京儿童数学教育教学，提炼北京市儿童数学教育思想和教育教学研究成果。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儿童数学教育思想研究和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开展“儿童数学教育思想理论内涵与创新实践”的研究。这项研究工作正是对儿童数学教育思想的深化。深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新课程背景下的深化。在课程标准中，对于数学教学提出了一些新要求，比如培养学生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能力。这些应该在儿童数学教育实践中得以体现。第二，在价值分析、学生研究基础上的深化。儿童数学教学实践，离不开对于教育价值全面实现、遵循儿童学习规律的这些基本问题的叩问。本研究将选择小学数学的某些核心内容开展教育价值分析、学生学习路线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教学和评价的整体设计。第三，在实践效果检验下的深化。教学研究和改革的效果如何，需要进一步做教学实验，在实践中加以检验。
1.进一步完善和构建“儿童数学教育思想”
本研究将进一步提炼和总结儿童数学教育思想的内涵，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儿童观、儿童教育观、数学观，指导数学教学的实践。具体说来，需要回答以下几个主要问题：第一，儿童数学教育思想下的儿童观、儿童教育观、数学观是什么？第二，儿童数学教育思想体系的核心要素及其关系是什么？第三，儿童数学教育思想指导下的课程设计、教学、评价的特点和原则是什么？
2.开展儿童数学教育视角下的整体教学实验
能够对课程与教学实践产生最直接、最为具体影响的教育研究可能非教学改革实验莫属，儿童数学教育思想指导下开展的教学实验必然具备“整体”的特征：第一，教育价值在儿童发展中的整体实现；第二，基于价值分析、学生研究的教学评价的整体设计。根据数学课程改革的新要求、教师实践中的困惑、本课题的研究基础，本课题选择以下两个方面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培养学生发现和提出问题能力的整体教学实验、发展学生数据分析观念的统计教学整体实验。（1）培养学生发现和提出问题能力的研究和实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数学问题提出的教学研究引起了国内外数学教育界的关注。其主要原因在于：以“问题解决”为核心的数学教育改革运动的兴起，以及知识经济社会对数学教育提出的创新人才的培养要求。许多国家都把培养学生的问题提出能力作为一项重要的课程目标，在《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也把原来的“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拓展为“发现和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围绕着“培养学生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能力”，以下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实践：第一，一个“好”的数学问题发现和提出的过程一般经历了哪些环节？学生的思维过程是什么？第二，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发现和提出数学问题的目标和过程方面有何差异？促进他们提高的策略方面有什么不同？第三，从整体设计上看，培养学生发现和提出问题能力不仅仅局限在学习之前，素材也不仅仅停留在根据情境提出问题上，特别是如何培养学生运用数学的眼光从生活中发现问题，还有哪些培养目标、培养时机、选择素材和活动设计？第四，发现和提出问题，对于不同学生的作用和价值是什么？（2）发展学生数据分析观念的统计教学研究在《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将数据分析观念作为统计课程的核心，并阐述了数据分析观念的内涵“：了解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问题应当先做调查研究，收集数据，通过分析做出判断，体会数据中蕴含着信息；了解对于同样的数据可以有多种分析的方法，需要根据问题的背景选择合适的方法；通过数据分析体验随机性，一方面对于同样的事情每次收集到的数据可能不同，另一方面只要有足够的数据就可能从中发现规律，数据分析是统计的核心。”这实际上也体现了人们对统计课程教育价值的深入理解。在教学实际中，无论是教材编写还是教学实施，大家普遍感觉统计知识和技能的落实比较容易，但数据分析观念在各个年级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如何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设计合理的活动来发展数据分析观念，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以上的两个切入点，我们将采取教学实验的研究方法，设计基于价值分析、学生研究的整体教学实验方案；按照新的教学实验方案进行教学实验；对于教学实验过程中和之后学生的变化和发展进行评估；分析实验的效果，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的能力、学生的数据分析观念是否有提高，有哪些方面的提高，其典型表现(群体表现和个案学生表现)是什么；在实验的基础上对于教学和评价提出建议。
3.儿童数学教育思想指导下的课例研究
课例研究将主要通过以下两种途径：第一，运用量化和质性的方法刻画特色课堂的具体特征。本研究将进一步提炼和明确课堂的具体特征指标，一方面运用这些指标对于课例进行量化分析，另一方面对于具体案例进行质性分析，由此描述儿童数学教育思想指导下的课堂教学的具体特征。第二，分析和开发围绕着核心内容的课例。围绕着小学数学教学的核心内容，选择已有体现儿童数学教育思想的优秀案例进行再次验证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开发新的课例，从而形成案例资源库。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范文第6篇
当读者保留自身的期待视野，进入原文文本的世界之后，对其中的内容进行分析、理解、判断、总结，直到期待视野与文本视野相融合。从这个角度来看，读者在文学作品的阅读过程中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既是原文文本的读者，也是译文文本的作者。由于对原文文本会有差异化的理解，所以不同的译者会译出不同的译文文本。因此，译者在翻译之前对原文文本的理解就显得尤为重要。通常，为了能够尽量了解并反映原文文本的真实意义，译者需要对原文文本中涉及的历史、地理、风俗等有一个前期的学习。如前所述，视野融合是接受美学的核心原则。在翻译过程中，译本是译者与原文文本进行多次交流的成果，当然也是译者的期待视野与文本视野相融合的结果。在整个过程中，译者必须面对两次接受与交流活动的影响：其一，译者与原文文本的交流，这与译者对原文文本的理解直接相关；其二，译者还应该预测到译文读者通过译文与作品进行的第二次交流，这一点对译者的翻译过程也有直接影响。
而这两次接受与交流活动都是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参与因素的。在翻译过程中，原文文本中尚有很多空白需要译者来填充、完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是译者在阅读和理解原文文本的基础上进行的具体化的、积极的创造性活动。翻译过程中译者自身的期待视野同样会影响到他的第二次交流活动，也就是译文的生成过程。根据接受美学理论，文学作品的意义包括文学自身的意义以及读者的理解两个部分。在进行第一次交流的过程中，译文的质量与译者的接受水平直接相关，并使得译者的期待视野和原文文本实现最大程限的融合。显然，这种融合会受到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如历史环境的不断变化等，都会使得译文的质量出现波动。不同的历史时代或者是同一历史时代的译者对知识以及期待视野的理解都不尽相同。而第二次交流活动是译文读者与译者之间的交流，因此译者在追求自身期待视野与原文文本相融合的同时，还应该考虑译文与译文读者视野相融合的问题，关注读者的接受能力与期待视野，在原文文本和读者之间发挥桥梁和媒介的作用。
二、基于接受美学理论的儿童文学翻译原则
（一）准确估计儿童读者的期待视野基于接受美学理论的儿童文学翻译对原文文本的意义没有一个绝对的解释，只有儿童读者自身的阅读才能使得文本的意义具体化。儿童读者在期待视野下开始阅读，对文本进行持续的分析与判断，直到和文本视野相互融合。在儿童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充分调动其自身的知识储备，尽量挖掘原文信息，只有这样才能翻译出更好的文本。儿童读者和成人译者在期待视野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在儿童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注意到两者之间的视野转换问题，准确估计儿童读者的期待视野。
（二）以儿童为本在接受美学理论视域下，文学作品翻译的重心应该从传统的重作者、重文本向重读者的方向转移。接受美学理论认为，作品只有被读者所理解与接受，才能真正实现其美学价值与文学意义。这个理论不但有效地拓展了文学作品的研究空间，同时也为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向。接受美学理论对传统翻译的“文本中心论”是一个极大的颠覆，有效地提高了译文读者与译者的地位与价值。由于儿童文学作品的目标读者是儿童，因此其翻译应该以儿童为本，这个原则决定了儿童文学翻译应该以儿童读者的地位与作用为基础。因此，在儿童文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要结合儿童自身的特点，对他们的期待视野进行分析与预测，分析其与成人接受能力的不同点，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尽量保证译本能够为儿童读者所理解、所接受。
（三）注意原作的封闭性接受美学视域下，原文作品是一个未知的、半开放式的统一体，它不但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同时也具有固有的封闭性。其开放或封闭的程度受到作品图式化结构的影响。因此，面对众多的译本，除了从历史环境以及译者人文素养等方面进行合理解释之外，还必须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标准对它们进行分析、比较和判断，寻找各个译本的优点和不足之处［4］。否则，文学作品将失去其导读、评价与引导等方面的作用，从而使得翻译学习者、译文读者以及翻译理论研究者失去方向。而这个评价的标准是什么呢？应该是原作，这是分析与比较的根本基准。虽然译本可能由于历史与环境的变化而出现一定的变化，但是其根本是原作，只是由于译者的审美能力、个人经历、语言能力及其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译作才发生相应的变化。文学翻译过程中的所有活动都是建立在原作之上的，这就需要译者在一定程度上遵从原文，即考虑到原作的封闭性。
三、结语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儿童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成人化”
就我国儿童文学的研究现状分析，许多零散问题研究缺少较大的结构背景，价值和功能不足。以文学经验观察，人们均是先理解文学，再对其提出期望，指导创造和批评。我国儿童文学是受动发生，离不开西方语境，依旧是理论资源和经典作品。儿童的审美标准和思想总是被成人思想所压制，因此很难形成真实的儿童文学理论。只有把儿童文学归于文化结构中去思考，才能辨析出儿童文学理论中的基本问题，并非是以儿童文学去分析儿童文学。
1.儿童文学的定义
从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精神分析，本位儿童文学的概念最易让人接受。不单单因为本位儿童文学认为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也是因为他拥有全面系统的阐述。儿童文学应当是实用、透明的，应当改变后现代主义浮夸做作和写作风格。它是儿童心理成长和情感生活的必需品，儿童文学应当是感性、审美和愉快的。儿童文学的娱乐性推动了儿童文学的发展。许多儿童文学作品是成人以自我感官为儿童读者所创作的，一些优秀作品能和儿童共享。但有些作家并不是为了儿童写作，只是因为作品中的审美因素和儿童审美能力相符，可供儿童读者阅读。此类作品也属于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和没有一个特殊的界限，故此，我们不能一味判断儿童文学本质，儿童文学最重要的是能不能被孩子接受。当然儿童文学也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最基本的就是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需要，它基本上是为儿童而存在的。
2.儿童文学批评的评价准则
儿童读者鉴别文学作品的能力不够，因此不能进行文学批评。而成人读者在阅读儿童文学之后，会有信心的判断儿童文学作品的质量。这就使得儿童文学控制权交予成人。成人作家创作只要针对儿童读者便可，成人批评者会用自己的方法或标准判断作品。儿童文学“成人本位”，会给批评者和成人作者较大的权利，忽视了审美要素。在批评儿童文学时，要明确批评的评价准则，而不是用成人的批评标准看儿童文学。
有的儿童文学先行者对儿童阅读故事进行区分，做出清晰的划界。正如现如今我们将通话故事看作儿童文学最佳的文体。童话是先隶属于儿童文学，后分在了大文学圈中。如果消除童话内的文学属性，自然会形成童话类型的作品，会引起儿童文学理论的混乱。另外，民俗学研究民间故事的方式对儿童文学有借鉴价值，却不能和儿童文学批评相同。儿童文学批评应当有自己的方法和目的。
3.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
儿童文学理论主要资源来源于文学之外的许多学科，比如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和哲学。有的学者认为儿童文学是一种教育儿童的文学，这是错误的。过分强调儿童文学的文学性，会偏离儿童文学创作的初衷，使得儿童文学的意义失衡。儿童文学的教育，是文学作品以审美方式影响儿童读者的程度。当然，这种影响和学校教育、家长道德教诲不同，但偏近于社会学沟通。儿童文学教育是成人和儿童的民主、平等交流，而不是灌输式和思想禁锢的教育。人的道德判断、思想观念、人生价值等，都能在儿童文学作品中找到影子。比如《汤姆·索亚历险记》中的同情、勇气、公正、坚韧，《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活泼、机灵、聪明、可爱、善良等。
4.儿童文学内的“成人化”
有学者认为“成人化”会误导儿童文学作品转变为非儿童文学作品。固然“成人化”是儿童文学的重大问题，但儿童成长需要“成人化”有目的、有计划的引导。比如詹姆斯·马秋·巴里的《彼得·潘》描写了彼得潘神奇的本领和故事，可以勇敢无畏的对抗强盗胡克船长。《彼得·潘》长不大主题并不是所有儿童都喜欢，反而吸引了较多的成人读者。儿童并不愿意像彼得·潘一样长不大，这样的文学内容反而使得儿童文学不够健康。
儿童文学中许多作品故事都是以成人思维解决人类情感矛盾，比如《白雪公主》的故事。有些儿童文学的“成人化”严重，蕴含着悲观主义的血腥、厌世、黄色、自私自利。这些思想影响到了儿童读者的纯真思想。而有些作品也过于偏窄，不顾及儿童感觉事物的方式，简化了成人话题。这类现象在儿童文学中很是常见，许多批评者褒扬这类作品的纯儿童性。但是，如果有意识的将现实问题和儿童文学保持距离，便不能从角度转移至儿童读者方面，反而使得儿童文学存在缺陷与不足。
结束语：
儿童文学理论的定义应当明确，便是儿童能够看懂并理解的文学作品。儿童文学的价值性不是单纯的研究纯粹理性指导，而是能够和儿童读者进行对话。到目前为止，儿童文学仍没有读者和批评者有效沟通的方式，但并不代表该方式是不可能或不必要的。儿童文学理论发展，要完善新型的儿童文学批判。研究儿童文学要突出儿童读者和文学的基本概念，重视儿童文学批评的评价标准、文学教育和“成人化”因素。
参考文献：
[1] 张美红.中韩现代儿童文学形成过程比较研究[D].2008.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范文第8篇
一、功能翻译理论
功能翻译理论主要包括凯瑟林娜•赖斯（KatharinaReiss）的文本功能类型学（texttypology）、汉斯•威密尔（HansVermeer）的目的论（skopotheorie）和贾斯塔•赫兹•曼塔利（JustaHolzManttari）的翻译行为理论（translationalaction）。文本类型学理论将文本分为三大类：信息类、表情类和操作类，根据文本类型的不同，可以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信息类文本采取直白的语言，表情类文本注重传达原文的形式，操作类文本注重言后效果，唤起读者的反映。目的论认为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的过程，译者应该根据翻译的目的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决定翻译目的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预期的读者。翻译的原则分别为目的规则（skoposrule）、连贯规则（intratextualruleorcoherencerule）和忠实规则（intertextualruleorfidelityrule），目的原则是首要的，其他原则则从属于目的原则。翻译行为理论强调翻译要求（translationbrief），认为翻译是翻译发起人、译者、原文本作者、译语读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种交际行为。功能翻译理论将翻译的交际目的纳入考虑范围，不再将源语文本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实现了翻译的文化转向。除此之外，传统的翻译等值标准也受到了挑战，功能翻译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批评标准，即适当性（adequacy），实现了翻译批评的动态标准。
二、儿童文学翻译的特殊性
儿童文学翻译是文学翻译的一个分支，学界对于儿童文学并未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可以肯定的是儿童文学是以儿童作为目标读者，适用于六岁到十二岁的儿童阅读。这一阶段的儿童，世界观和价值观处于萌芽时期，对于阅读一般有着自己的认知和期待。儿童文学的语体要求其语言不但要富有意义，而且要听起来悦耳，读起来愉快顺畅。訛譹因此，儿童文学可以归类为表情性文本，兼具操作功能，具有审美价值和教育价值。在功能翻译理论的指导下，译者应该以目的语读者儿童的反应为最高目标，选择适合儿童阅读的语言，必要时可以牺牲对源语文本的忠实，但也不能一味地为追求可读性而丧失源语文本的审美价值，译者应在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之间权衡，创造出一种适当的译语文本。
三、儿童文学翻译策略
儿童文学翻译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儿童童趣的一种再创造。任溶溶是儿童文学翻译家、作家，曾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和中国译协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本文以任先生2006年翻译的译本为例，具备一定的权威性和代表性，同时从词汇、句法、语音层面入手，分析儿童文学翻译所应采取的策略。儿童的语言正处于学习和发展的初步阶段，与成人相比，词汇量比较有限。在翻译过程中，应注意儿童的语言接受能力和水平，如果使用过长、过难或者过于生僻的词语，势必会对儿童造成阅读障碍，使得儿童丧失继续读下去的兴趣，无法引起儿童心灵的共鸣。即使译文再精彩，却超越了儿童的接受能力，这样的译文也不能算是成功的。在此句译文中，任溶溶将kissed巧妙地译成“亲亲”，符合儿童的认知，同时使用叠词，既朗朗上口，又充满童趣。如果译成吻，则显得文绉绉，不符合儿童的表达习惯。
原文：Oneofthepigsisrunt．译文：有一只小猪是落脚猪。Runt在字典中的意思是小家畜，任溶溶将之译为“落脚猪”，落脚猪是上海方言，是指母猪诞下的小猪中的最后一个，通常这只猪又瘦又小，各方面状况都差强人意，这样的翻译是符合原文的。然而，落脚猪毕竟是上海方言，只局限于部分人的语言认识中，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比较陌生，更何况语言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儿童。同时，这一情节对于后来威尔伯和夏洛的故事发展至关重要，如果儿童对于这个原因不懂，则很难理解后面的故事。鉴于此，笔者认为，此句译成为“有一只小猪又瘦又小”会更符合儿童的阅读认知。英汉语言分属不同的语系，有着不同的句法特征。英语呈树状结构，单词或词组靠语法标记链接，逻辑关系严密。而汉语呈竹状结构，一节一节地累积起来，可长可短，靠语义连接，自由度较大。在儿童文学翻译中，尤其要注意将译语应符合目的语表达习惯，这是基本要求。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英语中出现的复杂长句，汉译时应注意简化，这样儿童在阅读时才不会觉得拗口。原文：Forasecondyouseemedtobefallingtothebarnfloorfarbelow,butthensuddenlytheropewouldbegintocatchyou,andyouwouldsailthroughthebarndoorgoingamileaminute,withthewindwhistlinginyoureyesandearsandhair.译文：你仿佛一下子要掉落到下面离得很远的谷仓地板上去，可绳索猛地把你拽住，你以一分钟一英里的速度飞出谷仓门，风在你的眼睛、耳朵和头发间呼啸。在原文中，使用了but、and作为连接词，with、in引导的介词短语，tobefalling这样的短语，将分散的词组或短语连接成了句子，且具有连贯的意义。在翻译成汉语时，如果直译，则意义分散且语句不连贯，对于儿童来说，也难以理解。而任溶溶的译文将原句切分成小的语义单元，按照汉语的语言表达习惯进行重组和重构，主谓语交代得非常清楚，并且顺序正确，有利于儿童的持续阅读。《夏洛的网》是一部儿童文学著作，语言的生动形象是儿童文学的基本要素，可以唤起儿童的阅读兴趣。由于英汉语言习惯的不同，在进行细节的描写时势必会造成部分缺失，导致源语趣味性的减少。在汉语中，象声词和叠词的使用是一种特色，具有韵律感，加之以语气词的使用，在语音层面无疑会增加译文的可读性和趣味性，符合儿童的阅读心理和阅读习惯。原文：Hewalkedtothetroughandtookalongdrinkofslops,suckinginthemilkhungrilyandchewingthepopover.译文：它走到食槽旁边，稀里哗啦地吃了半天，贪馋地吸牛奶嚼蓬松饼。
在原文中，作者使用了tookalongdrink来描写威尔伯吃食物时的馋态，在翻译时，任溶溶使用了稀里哗啦这样的象声词，通过声音的传递，使威尔伯的形象跃然纸上，有利于吸引儿童读者。原文：Rainfellinthebarnyardandranincrookedcoursesdownintothelanewherethistlesandpigweedgrew…译文：雨水落到谷仓院子里，弯弯曲曲地一道一道流进长着蓟草和藜草的小路……叠词指两个音、形、义完全相同的词重叠使用，增加语言的生动性与形象性。原文中ranincrookedcourses描写了雨水落下时的状态，译成汉语时，任溶溶使用了“弯弯曲曲地一道一道”这样的叠词，读起来朗朗上口，又充满趣味性，生动地传递了雨水的形态，可以获得与原文近似的效果。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范文第9篇
2006年年底，看到了吴其南的新著《守望明天――当代少儿文学作家作品论》（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方卫平的《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集》（明天出版社出版）、朱自强与何卫青合著的《中国幻想小说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舒伟的《中西童话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可以说，整个2006年（连同2005年末）出版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毫无疑问成为这一年儿童文学界不可错过的风景。这些著作还包括《中国少年儿童电影史论》（张之路著，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儿童文学论》（朱自强著，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儿童文苑品评录》（张美妮著，新世纪出版社出版）、《能歌善舞的文字》（金波著，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为了儿童的文学》（金波著，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王泉根、赵静等著，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重绘中国儿童文学地图》（谭旭东著，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图画书：阅读与经典》（彭懿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童话创作散论》（谢乐军著，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儿童文学创作论》（王瑞祥著，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等等。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很多问题在这些著作中得以阐释或被提出，甚至这些著作本身又隐含或生成了很多问题，儿童文学研究正是在对于各种“问题”的思考过程中越行越远。可以说，儿童文学研究在今年的确出现了“新的拓展”，而非重复性研究。
儿童电影有了“历史”
首先是张之路的《中国少年儿童电影史论》给了儿童文学界一个惊喜：是啊，早就应该有这样一本书了！在中国电影百年之际，儿童电影终于也有了自己的“历史”。从1922年算起，中国儿童电影已经历了80余年的历程，虽然几十年来也有不少关于儿童电影的论述，但大多零零散散、只言片语，即便偶有富有见地的研究也被淹没了，在大量的史中又难见儿童电影的踪影。在这种情况下，这部史论可以说是在这块空白之地上砌下了第一块砖。它不但留存了许多史料，而且梳理了学界对“少年儿童电影”的种种定义和印象，尝试着对中国儿童电影进行了最初的阶段划分和分类。虽然，像作者所说，由于“在电影理论上既孤陋寡闻，又缺乏理论素养和训练”，“书中一定有不少疏漏和错误”，但是，无论作者本人和后来人对这块砖是多么地不满意，他们都要在这块砖的基础上往上垒，这个领域的研究也才能向着系统、严谨并极具学理性的方向发展。
图画书的“狂飙突进运动”
整个2006年的下半年，儿童文学界甚至是所有关心儿童文学的人都被彭懿带着图画书从南到北、从北到南的宣讲激荡得热血沸腾。彭懿的研究经常是走在本土创作的前面。虽然最近几年，儿童文学界和出版界都相当关注图画书，但是能够熟悉图画书的历史、图画书的文本特征的人，却没有几个，原创图画书的创作仅仅处在起步阶段，因此，这部《图画书：阅读与经典》对很多人来说便是一部迟到的教科书：从结构到方法，从史料到评析。同时，在铺垫基础、展现图画书魅力的同时，彭懿也告诉了我们研究图画书的难度：从他对封面、环衬、扉页、封底、拆页与散页、色彩、节奏、方向等方面的介绍便可看出，图画书的阅读和研究绝对绝对不是我们惯常的文字阅读和研究，它需要新的学术素养和知识储备。但是，就研究来说，彭懿的著作还仅仅是个基础，不过，是一个铺垫得比较规范、踏实的基础。
教育的文学与文学的教育
最近几年，随着语文教改的推进，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关系成为儿童文学界和教育界的一个热点话题，“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以及新课标全面实施的重要举措，就是使儿童文学重新走进语文教材和校园文化建设”（见《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育》）。我注意到王泉根教授在此用了“重新”一词。“重新”针对的是上世纪后半叶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的“分家”。这个现象很有意思。恰恰是从上世纪后半叶开始，文学的教育功能被空前看重，儿童文学被直接表述为“教育儿童的文学”，也正是从这时起，儿童文学被从语文课本中剥离，也就是说，加强了文学中的教育性，削减了教育中的文学方式。所以，在今天，一批学者强调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的结合，不是儿童文学教育工具论的死灰复燃，不是号召作家本着“教育儿童”的目的去创作，而是正视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的“亲缘”关系（而非同一关系），二者携手面对他们共同的对象――少年儿童。 王泉根、赵静等合著的《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育》在这项工作的学理依据、途径和具体方法上都提供了一些参考。
现在，很多儿童文学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的关系。朱自强、周晓波都在这个研究方向上做了很多尝试，方卫平也因为参加《新语文读本》的编选，学术思路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对儿童文学的思考开始与当代中小学的语文教育、与少年儿童的实际阅读生活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而我业已形成的儿童文学阅读趣味和评判尺度也经受了一次革命性的打击和洗礼。”
幻想文学备受瞩目
在幻想文学这个称谓尚未流行，甚至这个文体的独立性尚未被意识到的时候，朱自强便在1992年发表了《小说童话：一种新的文学体裁》，敏锐地发现了童话大家庭中的异己分子，并将其命名为“小说童话”，对“小说童话”的语义、本体及艺术风格都做了一些探讨。1994年，他的《人类幻想精神的家园――论童话的本质》再次考证童话和幻想之间的关系，仍旧使用“小说童话”的称谓。但是在这之后，他已经明确使用“幻想小说”一词，如《论幻想小说与童话的文体区别》、《中国大陆幻想小说的沿革》。这种变化体现的正是我们对“幻想小说”（幻想文学）这种文体的认识和接受过程。在幻想小说大行其道并成为阅读宠儿的今天，朱自强、何卫青在新著《中国幻想小说论》里，对幻想小说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文体的“正名”和辨析，而是对这个文体在中国的源头、发生及其流变进行了考察，并直接进入到具体作品的分析当中，以“幻想小说”的角度重新解读了很多作品，包括许多被作为“童话”阅读的作品，新的角度展现出作品新的内涵。这部专著和彭懿的《西方现代幻想文学论》以及刚刚出版的舒伟《中西童话研究》，构成了目前对童话本体和幻想文学研究的主体，他们的学术观点各不相同。
作家作品研究有了新收获
说儿童文学缺少有分量的作家论，应该不会有很大的疑义。作家研究，特别是对与自己同时代的作家的研究，经常是件费时、费力却不讨好的事，但它又是最为基础和根本的研究之一。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看到的多是印象式的评论，或者与新书有关的时评，真正富有学理性、方法独到而得当并探究到作家心灵深处的研究并不多，吴其南扎实、恳切的著作《守望明天》在作家作品研究方面有了新的开拓。在对象的选取上，作者兼顾了小说、散文、童话和诗歌等不同的体裁，达到了“作者希望，本书虽只是一本作家论，但合在一起，能对这一时期儿童文学发展的总体面貌有一个大致的描绘”的目的。他所说的“这个时期”，也就是他一向关注的“社会转型期”。作为一部作家论，必然要有对作家和作品的新发现、新阐释，吴其南抓住了韦伶写作中的“少女”，发现了《男生贾里》系列作品中“叙述者和人物的分离”，关注到“结构”在周锐童话中的重要性，等等，都显示出他丰厚的文艺理论储备，摆脱了印象式的批评，切入到了作品的细部。在著述中，能够感觉到吴其南对研究方法的注重，特别是在《班马：一个任命地走向儿童文学的东方精灵》一章中，面对班马这个特殊人物，他绕开生硬的切割，而是以札记的方式、对话的态度试图走进班马的精神。
重新认识“童话”
2006年岁末，舒伟的《中西童话研究》对童话进行了追根溯源的研究，它在童话本体论和儿童文学比较研究两个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不容忽视。对于童话本体的考察、童话与幻想小说（幻想文学）的异同、中国古代的童话存在等方面的研究，在整个儿童文学研究中是比较零散和薄弱的，朱自强、方卫平、彭懿在这方面有一些研究成果，舒伟的研究是一个继续，但却不是观点上的继承，这部专著使得之前几位的研究不再孤伶冷清，缺乏参照、对话和争论。舒伟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托尔金的童话观，在中与西、童话与神话之间做了深入的比较，并用托尔金的童话观来求证中国童话的源流。“人类基本愿望和愿望的满足性”，托尔金的这种童话观更趋向人类学的、统括的定义。但它是一种“童话观”，绝非是童话的“定义”。
舒伟对于童话和幻想文学的讨论有点“逆时而动”，如果他的这些考察成立，特别是对于托尔金的童话观和作品的考察，那岂不是有些“拨乱反正”的意味？但是，我相信，在今天，每个人的研究都是对答案的“寻找”，而非盖棺定论。观点的分歧恰恰证明了问题的重要性。彭懿在《西方现代幻想文学论》中，也以很大的篇幅阐述了托尔金的思想和作品，特别是他的“第二世界”，连同《中国幻想小说论》一起比较阅读，想必会生出很多话题。
舒伟对《山海经》和《西游记》的研究，不但是童话本体研究的深入，也延续了儿童文学界很久以前即有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的问题：中国古代有没有童话（儿童文学）？很多人也会顺口说一句《西游记》是童话，但并非言之凿凿，似乎只是为争得个“祖上既有”的英名，舒伟在对《西游记》的“童话性”和“成长性”认定上却是认真而严谨的，那这是否是对《西游记》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就像很多人注意到了《西游记》的成长小说特质一样？（见施战军《论中国式成长小说的生成》，《文艺报》2006/12/21）这本身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西游记》在文体上是“童话”还是“小说”？舒伟对中国古代作品的这些阐释，其实也是他在儿童文学史观上的选择。这部著作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生成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将带来的讨论也是很有价值的。
面对这些著作，我想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做了这么多的努力之后，我们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梅子涵认为，“我国的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应该说已经成熟了。几代人的相继努力，终于在今天，开始更为科学和完善”（见《中国儿童文学》2002年第1期）。在这个问题上，王泉根教授显出他乐观而实干的性格。他认为目前的儿童文学研究正在向着深度和广度发展，儿童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与其他艺术形式的结合都出现了新的成果，在图画书、童话、幻想文学、科幻文学的研究上不断拓展。面对儿童文学研究还存在的不足，他更愿意去以实际的行动去填补。这是事实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则是，目前的儿童文学研究仍旧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是批评的问题。方卫平认为现在的儿童文学批评真正富有批评锋芒和批评勇气的声音实在太稀缺、太微弱了。仔细想想，雷达在《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中对于文学创作的批评，何尝不适宜于当前的文学批评呢？但是，相比之下，儿童文学界显得更为严重。儿童文学理论资源的匮乏也是个时常被讨论的问题，在这些著作当中，我们再次面对这个问题。吴其南在写作这部作家论中坦言：“近年虽也读过一些学术前沿的理论，尝试过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但画虎类犬，感到还是在原来的思维轨道行进方便些。”王泉根认为，儿童文学研究的一个薄弱之处就在于理论视野的封闭，我们经常是自说自话，缺少与西方的交流；二是在儿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上也亟需突破，目前关键要有新思维、新观念、新方法。
最近两三年，两本西方论著――《阅读儿童文学的乐趣》和《童年的消逝》中的观点不断地出现在各种儿童文学论文中，明显地感觉到它们对于儿童文学研究者的启发。这么反复地引用是否恰恰印证了我们在理论资源上的匮乏？其次，为何我们已有的儿童文学理论没有这么强大的思想能量？我们已有的这些著作当中，有哪些能够成为我们长久的理论资源？
其次，在最近几年出版的各种论著中，可以说没有一本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史，哪怕是当代儿童文学史，原因何在？有没有必要？王泉根教授认为，这种现象很正常，正说明了研究者们的严谨。他认为，写作文学史需要大量的知识积累、深厚的学术能力，要对历史负责，对文化负责，对作家负责，不能随便动笔写史。如果是就个人学术风格而言，我非常赞同这种观点。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一个学科，如果没有几本有分量的文学史或教程、概论，那也是很成问题的，毕竟，每个初学者都有这样的需要。王泉根教授介绍说，现在全国的初等教育学院就有80多所。我听到这个数字后想到的是，这么多学生在学习儿童文学，他们不需要较有权威性的文学史吗？初等教育作为一个新兴学科，这么多从业的儿童文学教师依据什么来教授这些学生？
但是对儿童文学研究的抱怨，并非是对研究者的抱怨，不尽如人意的现状之责任与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之少也有很大关系。专业人士的缺少便容易造成自我重复。每个人的学术思维是较为固定的，学术资源是有限的，精力也不是用之不竭的，这便使得很多理论问题的探讨上气不接下气，没有形成对这些问题循序渐进的、系统的认识。比如，关于儿童文学的幽默问题和少年小说的问题，几位研究者的早期论文中都有一些思想的灵光，但是随着个人研究兴趣的转移，很快也就中断了，没有人续接上，当娱乐的、搞笑以及真正幽默的儿童文学大量出现的时候，当青春文学、成长小说和伪成长小说大量出现的时候，我们的研究和讨论要从头开始，而不是在已有的高度上继续走高，这些都是资源的浪费。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范文第10篇
纵观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不难发现他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呈现出的优势、特色：
注重教育作用陈伯吹从不讳言儿童文学所担负的教育任务和儿童文学作品应有的教育意义。在坚持儿童文学的教育方向性上，他的态度一以贯之，极其鲜明，斩钉截铁，毫不含糊。他紧紧扣住儿童文学的特点、特殊性，反复论述、强调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年龄特征和艺术特征，以及思想性、艺术性与儿童性的统一。他强调教育意义应该“融合在儿童情趣之中，深藏在艺术形象里头”，“附丽在具有诗情画意的想像本身”，“是个轻松愉快的过程”；明确否定和反对那种一味强调思想性和教育意义而忽略、轻视艺术性的错误观点。陈伯吹1956年提出的、曾当作“童心论”批判的那个著名观点：“一个有成就的作家，愿意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是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能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实际上是对儿童文学特殊性首先要照顾儿童年龄特征的一个形象的、生动的诠释。无非是强调了解儿童、熟悉儿童是儿童文学作家第一位的工作。只有了解熟悉少年儿童的思想、感情、趣味，才能写出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作品，从而也才能发挥它的教育作用。
长于宏观研究陈伯吹在理论研究中坚持从实际出发，力求从宏观上把握儿童文学现状，对成绩、发展趋势、存在的问题和发展前景作全面考察、透辟分析和判断。发表于上世纪40年代的《儿童读物的编著与供应》《儿童读物的检讨与展望》和50年代的《关于儿童文学的现状和进展》《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谈儿童文学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等论文，都是陈伯吹作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占有大量材料，条分缕析，深思熟虑，作出的概括和总结。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陈伯老作为一个儿童文学领军人物所具备的那种高瞻远瞩、洞察全局的气魄和才能。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年届耄耋的陈伯老依然坚持每年对“儿童文学园丁奖”（后改名为“陈伯吹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作鸟瞰式的述评，并结合年度创作状况作概括的回顾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