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语言学论文范文精选

【摘要】本研究运用ESP体裁分析理论，结合语料库技术，基于自建两个自建语料库，对比分析中国学者与英语本族语学者应用语言学科研论文结论部分的语步结构及语言特点。本研究对学术英语写作教学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对中国学者撰写应用语言学科研论文结论部分有一定的指导帮助作用。

【关键词】应用语言学科研论文结论部分；体裁分析；语步结构；语言特点

中图分类号：H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2-123-01

一、引言

近几十年来，对科研论文进行的体裁分析研究也成为了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对科研论文的体裁分析能够提高学者们在其领域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的能力。Swales被认为是体裁分析之父，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将Swales的CARS分析模式应用到学术论文的其他部分， Yang & Allison对应用语言学科研论文如何从研究结果部分过渡到结论部分进行了研究，并对提出了结论部分的体裁结构模式。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从国际语言学杂志Applied Linguistics上2005至2010年间发表的论文中，选取由英语本族语者撰写的应用语言学科研论文的结论部分，组成了一个包含30篇语料的英语本族语者结论部分样本语料库APP，从《中国应用语言学》杂志上2009至2010年间发表的论文中，选取了中国学者撰写的科研论文结论部分，组成了一个包含了90篇语料的中国学者结论部分样本语料库CAPP。本研究提出了新的体裁结构模式，即“背景信息”、“总结研究”、“解释研究结果”，“评价研究”、“研究推论”。

二、研究结果

西方文艺学派译论与语言学派译论对比分析

一、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历史

翻译是人类一项古老的文化活动。无论论文联盟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实践都有着几乎和语言一样悠久的历史。古代不同部落、民族在交往和发生冲突时,都少不了翻译。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势必会产生理论,翻译理论也不例外。西方的翻译活动自古至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它是整个西方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回顾两千多年来的西方翻译理论史,特别是回顾构成西方翻译理论体系的上述主要发展路线,我们不难发现:从古罗马时期,到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到近代,再到现代,虽然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发展高峰,但就整体而言,自20世纪中期、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当代则可视为迄今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最高峰。

二、西方翻译理论思想派别分类

谭载喜曾说道,如果从思想流派的层面来研究和探讨西方翻译理论,特别是现当代的西方翻译理论,也许更能反映出新时期西方翻译理论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西方的翻译理论体系主要是由两条清晰可见的路线串联起来的。一条是文艺学翻译理论线,另一条是语言学翻译理论线。西方的翻译理论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两种倾向,在后来还出现了文艺学派与语言学派之争。本文意在抓住此两条理论线,也即两派翻译论点进行比较分析。

三、文艺学派译论与语言学派译论述与分析

1.两派人物代表及其理论主张

文艺学派在20世纪上半叶以前一直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其代表有古罗马西塞罗、英国的德莱顿、泰特勒和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在苏联国家,文艺学派翻译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有楚科夫·斯基、卡什金、索伯列夫、加切奇拉泽等。楚科夫·斯基在其《崇高的艺术》一书中,用大量的翻译例子论证了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的观点。由此说明翻译是一项创造性的活动,是文艺创作的一种形式,属于美学的范畴。

摘要：通过对中外学术论文摘要中模糊限制语的对比研究，总结出模糊限制语在摘要语篇中的分布状况、语用功能和文体风格，以及中外学者在模糊限制语使用方面的异同和原因。旨在帮助学生掌握摘要语篇中的模糊修辞，增强学术英语写作能力，为更好地开展ESP教学研究作出一些有益的尝试。

关键词：中外学术论文摘要；模糊限制语；对比研究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3-0159-02

前言

摘要，作为一种学术体裁，其主要功能是迅速而准确地反映作者的研究成果。因此，摘要以其内容的客观性和信息传递的精确性而著称。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科学探索的不确定性，摘要无法真正做到“准确”和“客观”，因此，一些模糊限制语便出现在摘要语篇之中。模糊限制语是指“有意把事物弄得模模糊糊的词语”，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生成语义学家拉科夫于1972年在他的论文《语义标准和模糊概念逻辑的研究》中首次提出来的。由于人们一贯关注学术语篇的准确客观性，因此忽视了学术语篇中模糊限制语的修辞作用，而对于摘要中模糊修辞的研究则更是少之又少。为了深入理解摘要中模糊限制语的人际功能和语言特色，本文将通过对中外学术论文摘要中模糊限制语的对比研究，总结出模糊限制语在摘要语篇中的分布状况、语用功能和文体风格，以及中外学者在模糊限制语使用方面的异同和原因。旨在帮助学生掌握摘要语篇中的模糊修辞，增强学术英语写作能力，为更好地开展ESP教学研究做出一些有益的尝试。

一、研究方法

本文将采用Swales学派的IMRD结构作为分析语料中摘要宏观结构的参照，即学术论文摘要的宏观结构分为引言、方法、结果和讨论四个语步。对于模糊限制语的分析，本文将主要研究由Varttala划分的以下五类词汇形式的模糊限制语：认知情态动词模糊限制语、认知动词模糊限制语、认知副词模糊限制语、认知形容词模糊限制语以及认知名词模糊限制语。

二、结果与讨论

摘要：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是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最基本途径和方法之一，是翻译研究系统化和科学化的依归。“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是语言对比和文化对比的合二为一，既是英汉翻译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也是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基础科目和培养方向之一，应以“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统一术语确立科目名称．

关键词：科目理据；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

中图分类号：G633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06)09－0070－02

“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是部分高校面向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一门基础课，有专家提出其“设置缺乏理论支撑，培养目标不明，需要进一步加以论证，丰富其内涵”(许钧，2001：222)。本文以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与翻译及翻译研究的关系为基础，以译学建设与翻译教学之目的为切入点，认为“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与翻译，应以“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之名称统一术语，确立科目名称。

一、翻译教学不仅是培养翻译人才的有效形式，而且也是译学思想具体化的过程

翻译教学及教学研究不仅对译学建构和其学术地位的确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翻译学理论对翻译教学更具直接的理论指导意义。从翻译教学的指导思想看，翻译教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翻译的学科发展同步而行，其指导思想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当翻译是一门技能的时候，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教学所能做的只是传授自下而上的语言技能(bottomupskills)。当翻译被视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时，教学则根据语言学理论在目标文本中寻求恰当的对等语言单位。当翻译被视为是一种跨语际文化交流活动时，以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为目标的功能主义翻译教学法兴起。从中外译学研究和相应的教学模式看，主要有释意―交际型译员培训模式；翻译语言学的教学模式；翻译文化论的教学模式；文理渗透型翻译教学模式等。尽管各种模式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对比研究及其理论是翻译教学的主干理论这一点，在中外翻译教学实践中却基本一致。

翻译教学的过程是一定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的证实、证伪的科学论证过程，是使理论深化、升华、系统化、模式化和科学化等学科构建的基本途径和有效方式。因此，译学建构、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密不可分。虽然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符号转换活动，更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但翻译过程本身却始终是一种语言符号转换活动。因此，作为培养翻译人才的翻译教学和教学研究就不能忽视两种语言文化转换规律的研究。所谓的转换规律，就是两种语言文化对比分析所得的结果。

要对翻译进行理论探讨，首先应明确翻译的性质。语言学翻译理论认为，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是翻译研究的直接理论和方法。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话语在保持其内容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成另外一种语言话语的过程，而转换这一术语指的是两种语言之间言语单位的等值关系。对于翻译学作为研究翻译的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威尔斯形象地描述为：翻译学好像古罗马神话中长着两副面孔的守门神雅努斯。一方面涉及翻译过程，并研究其内在的转换技巧，是一门前瞻式学科；另一方面又研究其推出的成品，是一门后顾式学科，从译语出发对比译作与原作的质量，通过对比两者以找出译语话语形成的过程，并确定如何恰当地达到预期的目的(廖七一，2000：112)。释意派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旨在两种不同语言表达的篇章间建立等同，这种等同不是以译出语和目的语为基础，而必须永远以两个篇章的种类、对象，以两国人民的文化、伦理、知识、感情氛围等为基础，以不同时期的各种情况为参照”(刘和平，2001：1)。“等同”即转换的单位与标准。

摘 要：“文化语言学”自提出至今已经近30年。这30年间，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几乎涉及语言学研究的所有领域，并且出现了一系列的学会、研讨会和刊物，促进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近五年间，中国文化语言学学科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本文简要评述近五年间文化语言学的研究状况，在此基础上指出这一学科发展的不足。

关键词：2011～2015年 文化语言学 综述

一、综述

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罗常培所著《语言与文化》一书是文化语言学的先导；80年代，陈建民开设“文化语言学”的课程以及周振鹤、游汝杰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中首次使用“文化语言学”这一学科名称，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的正式提出；90年代，邢福义《文化语言学》和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出版，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理论的基本形成。从此之后，出现了“文化语言学中国潮”，文化语言学得到了持续广泛的发展。

二、总论

文化语言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理论建设意识，即对其对象、任务、性质以及方法有一个纲领性的认识。但在近五年间，这方面的研究却不多，笔者查到的资料仅有《文化语言学初探》（《时代文学》，2014）、《浅谈对文化语言学的认识》（《青年文学家・语言研究》，2011）、《从符号的角度看文化语言学》（《商业文化》，2015）等，这些论文所论述的要点大多在之前学者论述的观点范围之内。本文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经过近30年的发展，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已经先后建立了众多较为完整的体系，现如今再想有所创新有一定的困难；第二，构建一套完整的关于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需要长时间的学术积累，但五年是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段，所以不足以有所创新。

由于文化语言学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其理论建设已经非常之多，所以近几年学者们开始对文化语言学进行总结性的认识。游汝杰、周振鹤的《耦耕集（文化语言学存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一书为论文集，这一系列文章的结集出版进一步梳理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完整地呈现出文化语言学在国内的发展历程；邱智晶、任雪莲、窦晶主编的《回顾与展望：语言与文化问题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2）以及赵明发表的《近十年文化语言学研究：回顾与反思》（《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一文回顾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旨在促进文化语言学的发展。

由于之前已有不少对中国文化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所以这五年中许多学者将视角转向少数民族语言和国外语言，致力于建立其中一种语言的文化语言学体系，如王健宜的《文化语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日语，金荣晃的《文化语言学》（民族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朝鲜语等。

摘 要： 作者从对比语言学角度分析相关中韩文章共75篇，总结出中韩两国韩语助词与汉语相关语法范畴对比研究的现状和特点。通过对研究现状的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该领域对比研究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同时存在着问题和不足，对此，作者尝试性地提出了未来该领域对比研究的发展趋势，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 汉韩语言 Ρ妊芯 发展趋势

一、引言

随着全球一体化格局的逐渐形成，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频繁，第二语言教学及习得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这一趋势将语言对比研究推到了语言学研究的前沿。对比语言学是语言学中的一个分支，其任务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共时性的对比研究，描述它们之间的异同，并将这类研究应用于其他有关领域。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之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频繁交往，在这样的背景下，汉韩语言对比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韩语助词主要位于体词之后，表示某种语法关系或表达某种语义。汉语的词类中也有助词，虽然名称相同，但韩语助词与汉语助词在语义和语法功能上完全不同。对于中国学生来讲，韩语助词的学习是韩语学习中的重点，也是难点。本文在对比语言学框架下，对1998年到2015年中韩两国韩语助词与汉语相关语法范畴的对比研究现况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带来启示，为教师教学提供参考，为两国学生的汉韩语言学习提供帮助。

二、韩语助词与汉语相关语法范畴的对比研究现状

自1998年来，中韩在韩语助词与汉语相关语法范畴的对比研究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下面从研究类型、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三个方面对其研究现状进行统计分析。

（一）研究类型

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

赵奎英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おお

赵奎英教授的著作《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从统观中西语言哲学的高度，对中西诗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比较分析，内容宏富、体系完备，并且针对语言诗学中的盲区和难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诸多学术难题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提出了诸如广义的“语言诗学”；“名”与“逻各斯”的比较框架；中国古代的“名”言观和“无名本体论”；西方传统的“逻各斯语言观”和“逻各斯本体论”；“有韵的逻各斯”与西方传统的“纯诗学”，“有象的道”与中国古代的“大诗学”；中国古代诗学文化具有“空间化与诗化”特质等一系列富有洞见的论题。这又使得这部厚重之作充满了理论创新的锐气。而在诸多的突破与创新中，该著作为中西诗学比较研究开辟的新领域、提供的新视野、确立的新框架尤应被提及。

赵奎英著作以最广义的“语言哲学”和“语言诗学”作为理论起点，重构了语言哲学与诗学一贯的源始关联性，确立了中西诗学比较研究中的语言诗学领域和语言哲学视角。该著作指出，一提到“语言诗学”人们往往会联想到20世纪西方的俄国形式主义，并且与此后兴起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流派联系在一起。但这些只是伴随着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出现的“狭义上”或“较广意义上”的语言诗学。语言哲学与诗学的本然关系要远远早于20世纪西方文论对语言产生普遍的兴趣，对于语言观念与文学观念内在关联性的关注，在中外文论史上自古就有。由于文学本来就是一种“语言事实”，人们的语言观总是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人们的文学观，语言哲学总是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文学的生成运思方式。因此那种最广义的“语言诗学”，亦即那种“受到某种语言哲学观念或语言学研究状况影响的、从语言角度切入文学研究的文学理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的文学理论史上一直都是存在的。一提到“语言哲学”，人们也容易想到英美分析哲学这种最狭义的语言哲学，但这里的语言哲学同样是在最广义上使用的，它泛指“一切从哲学的角度思考、研究或关注语言的普遍性质或一般问题的哲学和一切从语言学的角度关注或回答了哲学的基本问题的语言学”。这种最广义上的语言哲学观念潜含于文化的最根基之处，通过它可以更清晰地确定诗学研究最基本的命题，透视中西诗学精神传统的生成特质。但这种广义的“语言哲学”和最广义的“语言诗学”在当前学界的研究中都是相对地被忽视的。而赵奎英教授的著作正是选取最广义的语言诗学作为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领域，并以最广义的语言哲学的两大基本问题作为透视角度，对中西语言诗学的基本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和比较分析。这种理论旨向决定了此书博大厚重的研究风格。

宏大的理论视野是以对传统理论的重估为前提的，正本清源的理论梳理必然带来理论的创新。在中西文化比较平台的界定上，“道”与“逻各斯”因其代表了中西哲学的最高本体，长期以来成为中西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比较哲学的基本框架。学界虽有极少数的对这一框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批判质疑，但这一框架的流行性、统治性地位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真正被撼动。该著作对这种几成定势的比较框架进行了一次更彻底的检视，它通过“名与逻各斯”和“道与逻各斯”的重重对比，让人们看到“名与逻各斯”实际上比“道与逻各斯”更适合做中西哲学、诗学、文化比较的基点和框架。该著作指出，“逻各斯”是西方哲学文化的基点，西方传统最初正是以逻各斯领会语言的，也是视逻各斯为最高本体的。西方传统的语言观是一种“逻各斯语言观”，西方传统的本体论是一种“逻各斯本体论”。“逻各斯”亲近“理性”、肯定“逻辑”，是“言说”性的本体，逻各斯语言观和逻各斯本体论共同为西方传统诗学的生成提供直接的语言学依据。而“道”作为中国哲学的最高本体，它混成无形、无极无分，是一种“非名言性”的无名本体。“道”与“逻各斯”虽在本体地位上具有相似性，但相异大于相通，很难建立合理的对话关系。相反，被以儒家为代表的各家推崇为“天地之纲”、“圣人之符”的“名”则与“逻各斯”更具有可比性。“名”渗透于中国古代的语言学、逻辑学与政治伦理学中，具有“概念名称”、“书写文字”以及“名分名誉”的含义。中国古代的语言观是一种“名”言观，中国古代的逻辑学是一种“名”学，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学则与一种“名分”之学难解难分地纠结在一起。“名”对于中国诗学传统以至整个文化传统的生成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如果说“逻各斯中心”与“反逻各斯中心”构成西方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国古代语言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则是围绕着“名”与“无名（道）”展开的。“名”与“逻各斯”堪称中西诗学文化精神生成的基点性依据。但同样作为中国哲学文化基点的“名”却长期被掩盖于“道”的光辉之下。“道”与“逻各斯”比较框架的确立，更使“名”对于中国诗学、文化生成所具有的基点性意义得不到有效梳理。而赵奎英著作重新厘定中西诗学比较的平台，把“名”与“逻各斯”作为中西语言哲学、诗学比较研究的框架，在中西文论比较研究上也因此具有重要的突破性意义。

把“名”与“逻各斯”作为中西语言哲学、诗学比较研究的框架，并不是要排斥“道”与“逻各斯”。赵奎英明确指出：道家之“道”排斥“名”，但以儒家为代表的各家所尊崇的“名”却向往着“道”。因此，以“名”与逻各斯作为比较的基点和框架，并不会把“道”排除在外，而是要把“名与道”同时纳入视野，在对“名与逻各斯”、“道与逻各斯”、“名道（无名）悖反”与“逻各斯中心”的同异比较中，说明它们对于中西诗学精神生成的复杂意义。由此可以看出，“名”与“逻各斯”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框架，以此为基点，更有利于揭示中国传统诗学精神的整体风貌和诗学结构的复杂格局。

正是在这种新的“名与逻各斯”的比较框架下，中西诗学的内在理路逐渐明晰，中西诗学的对比研究豁然开朗，它让我们看到中西传统诗学在诗学观念、诗学理想、诗学形态方面深刻歧异以及中西诗学传统生成的不同的语言文化逻辑。但比较研究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要寻绎差异，中西文化比较的最终目标，是从不同走向相通，在充分认识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跨越思想的藩篱、观念的隔阂，从更高的层面、更新的视角构建包容中西的理论。赵奎英敏锐地认识到，西方现代、后现代语言哲学的发展变化为中西语言哲学与诗学的当代汇通提供了契机。20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对西方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发起了挑战，并解构了“逻各斯”语言观。与此相一致，西方现代、后现代语言哲学与诗学出现了两种明显的转向：即“从逻辑化到诗化”的转向以及“从时间化到空间化”的转向，而这种转向使得西方现代、后现代语言哲学与诗学与中国传统语言哲学与诗学出现了某种意义上的汇通。以此为起点，赵奎英对西方现代、后现代语言哲学出现的两大转向及其诗学意义进行了系统梳理，对中国语言哲学和诗学“空间化与诗化”倾向的宇宙时空意识根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且试图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构建涵盖中西基本诗学观念的当代文学理论。这一理论建树无疑把握到了中西诗学文化的发展脉络，拓宽了新世纪文论建设的道路。评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诗学比较研究的新突破

摘要： 本文从对比分析理论本身的缺陷和后人研究的角度，分析了对比分析假设的不完善、理论基础上的不完善和对比内容上不全面的缺陷，探讨了其在外语教学中的对策――加强母语和外语文化差异的对比分析，合理地纠错，关注个体差异，因材施教。

关键词： 对比分析 外语教学 对策

一、引言

对比分析又称对比语言学或对比研究，“其任务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共时的对比研究，描述它们之间的异同，特别是其中的不同之处，并将这类研究应用于其它领域”［1］（P4），在外语教学中，被广泛应用于课程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测试中。对比分析开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然而，随着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深入，它也得到了人们的重新认识和评价。

二、对比分析理论本身的缺陷

对比分析理论虽然盛极一时，但在语言习得领域，似乎没有一种理论能够经久不衰。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随着行为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衰落，以及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的兴起，特别是以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为代表的心理语言学派转换生成语法的提出，对比分析理论不断受到质疑。

（一）对比分析假设的不完善

对比分析的心理学基本原理通常称为对比分析假设。Wardhaugh（1970）把对比分析理论分成强假设和弱假设两种，强假设是指对比分析理论可以预测学习者学习困难的观点，而弱假设是指对比分析理论只具有解释学习者的学习困难功能的理论。［1］（P30） 一些批评者指出，对比分析所预测到的一些错误在实际外语学习中并不出现，而许多在外语学习中实际出现的错误，对比分析却不能预测。这种批评导致了弱假设的产生。弱假设认为，对比分析并不具有预测能力，而只有诊断能力，只是用来解释学习者所犯的错误。有的学者说，这等于是放马后炮，因为没有预测能力的理论是没有价值的（Eckman，1977）。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对比分析并不能完全预测外语学习者在学习中具体会碰到的困难和会犯的错误。

一、隐喻存在具有普遍性

不仅频繁出现在日常用语中，亦存在于专业领域语言中。从普通用途英语（EGP）和特殊用途英语（ESP）的角度，我们认为涉及的隐喻还可分为普通隐喻和专业领域隐喻。例如，针对英汉体育报道、英汉财经报道、英汉学术书评、英汉科技语言等领域内隐喻的对比研究，大大拓展了隐喻研究的范畴。综上分析，近年对英汉隐喻类型的对比研究仍相对缺乏。未来研究应进一步修正和完善已有的隐喻分类和标准，同时应更多关注英汉隐喻类型的对应和不对应关系。

二、研究层面为实现特定的研究目标

跨层面多维的隐喻研究已成为必要。早期的隐喻研究主要限于词汇层面，近年越来越多的国外研究扩展到了语法、语用、语篇、非语言等不同层面[4]。国内英汉隐喻对比研究主要涉及认知层面、文化层面、词汇层面、语法层面、语篇层面，基本跟上了国外隐喻研究的步伐。客观来说，不同的研究层面本质上并无优劣之分，均有其价值所在。隐喻研究层面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具体的研究目标、研究条件、研究方法、理论框架等因素。

三、隐喻理论与英汉隐喻异同的阐释

英汉隐喻对比研究的核心任务是揭示英汉隐喻异同的规律，并对造成异同的相关因素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和解释。隐喻类型研究和跨层面研究为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英汉隐喻对比研究也离不开相关理论的支撑。因此，有必要理顺近年研究中隐喻理论的应用，探讨其对英汉隐喻“异”和“同”的阐释力。

（一）隐喻理论的应用和探索

近年研究对英汉隐喻异同的阐释，主要涉及现代隐喻理论、语法隐喻理论及国内学者的理论探索。1.现代隐喻学理论。具体主要有Lakoff与Johnson（1980）的概念域映射理论，Lakoff（1987）的理想化认知模型[5]，Johnson（1987）的意象图式理论[6]，Fauconnier（1994）的心理空间理论[7]，Fauconnier与Turner（1998[8]；2002[9]）的概念合成理论。概念域映射和意象图式理论是用来阐释隐喻语言的常规模式。由于始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是单一的，概念域映射和意象图式理论对隐喻的解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概念合成理论则从两个心理空间开始，建立跨空间映射，并借助背景框架知识、认知和文化模式、建立层创结构以实现认知运演，弥补了意象图式理论映射单一性的不足。此外，Talmy（2000）的运动事件词汇化模式理论[10]在英汉隐喻运动表达的对比研究中得到了有效的应用。2.语法隐喻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Halliday首次提出该理论，极大地扩展了隐喻研究的范围。他认为隐喻不仅出现在词汇层面，也发生在语法层面；当语法形式或语法范畴发生转换时，就产生了语法隐喻。1999年，Halliday和Mathiessen提出新的语法隐喻体系[11]，详细地论述了语法隐喻的本质、种类、意义等。从本研究选取的论文看，语法隐喻理论在英汉隐喻对比研究中的应用还不多。因此，从语法隐喻角度进行英汉隐喻（类型）对比研究仍有极大的拓展空间。3.英汉隐喻对比研究的理论探索——语言世界观。很多学者对英汉两种语言中的隐喻认知作了对比研究，但对英汉语隐喻认知对比的哲学基础则很少被论及。陈家旭（2006）[12]认为语言世界观是英汉语隐喻认知对比的主要哲学基础：语言世界观揭示了语言的本质，反映了语言和思维的辩证关系，能从哲学的高度解释语言研究和语言学习的许多根本性问题。语言世界观的问题是由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普通语言学的创始人威廉•洪堡特提出来的。概括地讲，语言世界观的主要观点是：思维影响并决定语言；语言影响思维和思维方式，不同语言认识世界的图像和方式不同；语言世界观与语言的民族性是一致的。语言世界观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语言是各个民族的世界观，语言间的对比就意味着世界观的对比。因此，应更加注重从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的角度对英汉两种语言中的隐喻认知进行对比研究。第二，语言世界观不仅承认语言的共性，更强调语言的个性和民族性。由此可见，英汉语隐喻认知对比研究不仅要注重共性的对比，更要注重个性差异的对比。本研究选取的论文中，约79%采用了现代隐喻学理论，从词汇、语法、语篇、认知，文化等层面探讨了英汉隐喻的构建与作用机制，并阐释了造成异同的动因；约15%的论文采用了语法隐喻理论，主要对英汉情态隐喻、英汉语气隐喻、英汉科技语篇中的名词化隐喻，以及英汉科技语篇中的语法隐喻类型进行了对比研究；理论探索方面的论文则仅占6%，可见英汉隐喻对比研究的理论构建方面略显薄弱。

［摘要］以对比修辞学和翻译研究为研究对象，首先概述对比修辞学的概念、内容，再从翻译的定义等方面概述翻译研究，继而对对比修辞与翻译研究的关系进行评述，以期更好地促进这两门学科的结合研究。

［关键词］对比修辞 翻译研究 关系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5－0041－02

引言

对比修辞学可谓是当今语言学研究的热门领域之一，它主要通过对修辞模式的差异分析来研究跨语言、跨文化写作的异同，与第二语言写作、翻译教学及英语多元化研究有密切联系，对认识了解跨文化语言和写作上的文化差异有重要影响。近年来，出现了将对比语言学与翻译理论结合研究的趋势。这种结合形式的研究主要探究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在句法、篇章结构方式上存在的文化异同，尤其是比较其间的主要差异。本文将结合国内外的有关研究成果及作者的认识，从以下几方面对对比修辞与翻译研究进行概括性评述。

一、对比修辞研究概述

对比修辞学（Contrastive Rhetoric）是应用语言学领域的一个跨学科研究分支，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创于1966年，以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母语的修辞模式对第二语言写作的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美国应用语言学家Robert Kaplan可算这一领域的拓荒者和领路人。“对比修辞”这个概念是他在对近六百篇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所写作的英语作文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后率先提出的。Kaplan认为“每一种语言及其文化都具有独特的修辞传统，逻辑与修辞是相互依赖的，在特定的语言中思维与语法是互相联系的”。同年，他发表了《跨文化教育的文化思维模式》这一奠基性文章，率先对母语的语篇结构和修辞方式在第二语言中的表现进行研究（杨玲，2002：1）。Kaplan提出假设：向美国学生(指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学生)和外国学生（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教授阅读和写作的方法不应相同。这一教学方法上的差别主要是由于修辞性质上表现出来的文化差异所致（胡曙中，1989：40）。同时指出：学生的第二语言创作会受到母语、文化、修辞模式和修辞传统的影响（这影响主要体现在干扰方面）。Kaplan认为修辞模式不是普遍存在的，它是依附于文化而产生的，并将修辞模式归纳为以下几种：英语的直线式模式，东方语言的螺旋式模式、闪族语的平行式模式、俄语的偏离式模式和罗曼语的拐弯式模式(见图1)（穆从军，2007，22）。

实际上，每一种语言都向其使用者提供了其对所处文化氛围的现成的解释。譬如像中国人在表达自己感想的时候会通常使用“我们认为/得觉……”这类的具有集体色彩的句子，这表示了中国人往往把作用于自身的感官印象主要以委婉间接的集体活动形式来表现，而美国人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不说“We think/believe…”，而以更为直接的表达方式“I think/believe…”，这里的差异源于印欧语系语言使用者与汉藏语系语言使用者文化传统的不同。不同的文化传统继而影响到表达方式的不同，当然表达方式包括各种修辞的使用。由此可以说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语言的表达方式，会产生不同的修辞模式，而修辞模式对人们交际、理解和翻译有一定的影响。正如Clayann Panetta所指出的，成功的交际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普遍的，而是文化的、修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