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操论范文精选

这是总理五次推荐的大师巨著，也是台湾著名学者、《国富论》译者谢宗林的权威全译本。

亚当・斯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代表作《国富论》为国人熟知。但是他本人最喜欢的却是另一代表作《道德情操论》，在他活着的时候就改版了6次，甚至在《国富论》首页上还着重标明“《道德情操论》的作者”。其目的就是向世人强调：道德和正义对于社会乃至市场经济的运行是多么的重要。

“情操”这个词，在汉语中多用来指高尚的道德情感，但是斯密这本书并不是道德说教或是励志的读物。在斯密那个时代，道德情操有着特定的含义，它是指一个在本能上是自私的人克制私利的能力。《道德情操论》阐述的核心问题就是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他的感情和行为，以及怎样建立一个有行为准则的社会。这些准则有的是成文的规定，有的则属于行为约束的“软制度”，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亚当・斯密所认同的道德情操。亚当・斯密的道德理论的核心是同情心理论，“同情心”也无关心肠好坏，而是一种情感上的换位思考能力。换句话说，将心比心、情感互动构成社会生活天然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尽管人具有自私自利的本性，但是，一个人在与他人相处时，也还存在另外一种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于是，他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人人都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力，但这种追求是在一个审慎、有序、公正的道德基础上进行的。

在揭示人类行为和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过程中，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来形容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神奇力量。他认为，同情仍是利己，隐藏在人性中，但最终能导向宏观上好的结局。“是什么促使人为了他人更大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呢？它是一种在这种场合自我发挥作用的一种更为强大的力量，一种更有力的动机。它是理性、道义、良心、心中的那个居民、内心的那个人、判断我们行为的伟大的法官和仲裁人。每当我们将要采取的行动会影响到他人的幸福时，是他，用一种足以震慑我们心中最冲动的激情的声音向我们高呼：我们只是芸芸众生之一，丝毫不比任何人更为重要；并且高呼：如果我们如此可耻和盲目的看重自己，就会成为愤恨、憎恨和咒骂的合宜对象。”

具有人文关怀精神的经济学家，似乎更不能容忍社会的不和谐与不公正。总理在跟文学艺术家的一次“谈心”中，特别提到《道德情操论》里的话，即如果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里，那么它在道义上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

我们要建立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工平正义的社会，是一个让每一个人

在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下得到全面发展的社会。 2008年，两千年前的古希腊名著《沉思录》骤然走火，一年之间出了16个版本，其共同的宣传语是：温总理读了百遍的案头书。而2009年另一本西方名著、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也在几个月里冒出了11个版本，这次的封面上写着：温总理五次推荐的大师巨著。

总理推荐《道德情操论》是在访英期间。在剑桥大学演讲时和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时他都引述了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论述：“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后来在新华网与网友交流时总理有一次引用了这段话。

时值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温总理多次引用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这段话，普遍被解释为对这种金融危机起因的分析或者说批判。确实，在剑桥大学演讲时引述这段话时明确说到：“有效应对这场危机，还必须高度重视道德的作用。……道德缺失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一些人见利忘义，损害公众利益，丧失了道德底线。我们应该倡导：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作为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就是《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但是这两本书在其身后的命运却大相径庭，在中国也是如此。《国富论》1902年就被严复以《原富》之名译介到中国，这一年也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学诞生之日，而《道德情操论》则到1997年才有中译本。

《国富论》中的利己主义人性假设和《道德情操论》中人类同情心的人性假设看似互相矛盾，所以历来被视为斯密悖论。但这二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就说：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由于人们只看到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重视经济人的谋利心理和行为，强调“自利”，却相对忽略了其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重视的社会人的伦理、心理、法律和道德情操，从而曲解、误读了亚当斯密学说。

但是我们也不可把温总理对《道德情操论》的偏爱仅仅当作是一种“时事评论”，事实上，早在2004年接受《爱尔兰时报》助理总编采访时他就提到了这本书：“他(亚当斯密)在这本书(《道德情操论》)里写道，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对于我们来说，第一是发展。第二是协调发展。我们要特别重视社会公平与正义。”此后在2005年到2007年间他还多次在不同场合谈到这本书，其交谈对象有参加两会的代表，有《财富》论坛的企业家，有文学艺术家，也有人大青年学生。可见温总理对这本书和这段话是“于我心有戚戚焉”。

以温总理最近两次谈到《道德情操论》而言，在中国政府网、新华网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有网友提及“不同行业间收入差距太大的问题，一些垄断行业收入非常高”，总理以《道德情操论》里的这段话开头，表示“我们非常关注解决贫富差距问题”。

好书，用心读，生者新，熟者亦新。所以，小到一小片报角，大到一厚本辞典，我都会随意拿来浏览，或深叹，或浅笑，或漠然，一念之间即可轻抚丝丝沉思、看透淡淡迷局。

我们尊敬的总理始终提倡读书好、读好书、好读书，更倡导读书活、活读书、读活书。读书是人的一种内在心灵需求，在读书中学做人应该成为领导干部热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是一种高尚精神的思想境界和追求。把读书作为生命的一部分去读,去思考的读；读出精神，读出人生智慧，明智的去读书,读出做人之道理，读出立身处世；书本中传递出做人智慧和经验，带着强烈的时代感去读书，全心全意读书,全心全意做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感觉影响我以后人生的好书是《道德情操论》。

今天，我们身处急剧变革的市场经济大潮之中，每一个普通人都面临着贫富差距拉大、企事业单位转制改革、房市非理性繁荣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人们身处其中又常常感到被自私、虚荣、妒嫉、仇恨、贪婪和背信弃义等不道德的情感所包围，因而更加向往感恩、大度、慷慨、正直、勤俭、自我克制等人性的美德。三鹿奶粉事件后，国家质检部门对所有奶粉进行检查，发现有奶粉问题的多系人们认为完全可以信赖、绝对安全的名牌企业和免检产品，于是人们的安全心理大厦立即倒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不仅只是奶粉产品和企业，而是整个奶制品以至整个食品安全，不仅只是对企业的信任危机，而且产生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总理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了《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的演讲，受到剑桥学子热烈欢迎。演讲中，他批评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在于道德缺失，一些人见利忘义，损害公众利益，丧失了道德底线，并进而倡导：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无论是三鹿奶粉事件还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它使得某些行业某些企业某些个人道德的丧失和情操的低下被暴露无遗，说明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千万不能丧失诚信、同情心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否则，市场经济就会引发灾难。因为斯密设想和倡导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有道德的市场经济，没有同情、仁慈、公正、责任心等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就无法正常运行。“富之路”与“德之路”必须统一。

弘扬道德美德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无论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还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都以高尚的道德作为他们的至高境界。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道德情操可以没有上限，但是不能没有底线，作为一名国家公职人员，更加要注重加强道德情操的修养。目前公务员队伍中仍然存在着很多不尽人意之处，道德失衡、情操失守、行为失范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主要表现有：公仆意识淡化、创新精神失落、本位主义严重、腐败现象蔓延等。公务员职业道德的特殊性和当前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紧迫性，决定了我们必须把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来抓，当作全社会职业道德建设的重中之重来抓，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等手段来加强国家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

道德是衡量人思想境界的试金石，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要注重培养自己的道德观念，做到知、情、意、行的统一。“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我们如果能够从身边小事做起，严于律己，那么我们每做一件事情，我们的道德水平就会得到一次升华。积跬步，以至千里;汇小溪，以成江海。只有从一点一滴做起，践行道德规范、增强道德意识，养成良好习惯、培养高尚品质，正确处理好知与行的关系，注意实际行为的锻炼，在实践中增强道德情感和意志力，才能真正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任何一个大国崛起都经历三个阶段：准备，争议，接纳。而我们所处的中间阶段是最危险的，很多大国都是在这一阶段败下阵来，所以我们务必警惕。目前我们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国，而只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我们不仅需要经济上的崛起，更加需要道德上的崛起，只有这样，我们这个国家、民族才能真正崛起并傲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之林，诚如斯密期望，经由市场达致富国裕民，必须与道德的维系和提升一致起来。只有我们每一个人素质的提升，才能有社会整体素养的提升，才能有我们中华民族的再次腾飞。

用心读书，感悟生。用心读书，在字里行间眼神的跳跃，心灵的融，神思的驰骋，使自己渐渐进入佳境……品读古，忆不尽的美丽华章；品读自己，品不完的峥嵘岁月；品读生，读不败的奋斗历程。书香安慰我守护那份宁静，书韵滋润我生的心路，书房教导我做的真谛，每前进一步都要感悟，都要超越，都要快乐，一辈子不放弃追求精神生活的充实与富有，这是必须的，但不一定非得物质生活的殷实富贵。

思想、政治素质是教师整个素质结构中的统帅，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教师职业活动的目的、方向和动力，对学生的成长有着深远的影响。

1.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2.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

3.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师对社会文明的承前启后起着重要作用，是人类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者，理应一身正气，为人师表，道德情操高尚，堪为学生的楷模。

1.热爱学生，献身语文教育

教育的事业是爱的事业。师爱超越亲于之爱，友人之爱，因为它包蕴了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爱不是姑息，不是迁就，爱是“严”的孪生兄妹。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教书育人，要有严格的要求，要以党的教育方针为准绳，以语文教学大纲为规矩，不能凭主观臆造。“爱”是“严”的基础，爱是对事业的忠诚，是对莘莘学子的无限期望；有了爱满天下的胸怀，“严”才会有效果，“严”要严在“理”上。“爱”中有“严”，“严”中有“爱”，学生就会健康成长。

语文教师对学生要满腔热情满腔爱，对所教的学科同样要满腔热情满腔爱。语文是工具，是学习其他学科和从事各项工作的基础工具，要教会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这个工具表达情意。要做到坚持不懈地对语文教学探索、追求，必须对学科倾注极大的爱心。对祖国语言文字有深切的爱，对语言文字宝库中无数瑰丽璀璨的名著佳作心向往之，才会有钻劲，才会有持久的内驱力，也才会真正体味到其中的甘甜。

摘 要：亚当・斯密是经济学鼻祖，更是西方伦理学的代表性人物。斯密从人性作为切入点进行考察，对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价值取向进行深刻论述。同情、利己和合宜思想作为亚当・斯密伦理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挖掘其思想内核，对我国现代化发展有强烈的现实作用。

关键词：道德；同情；利己；合宜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2-0036-02

一、两本巨著――致富与行德的统一

说起亚当・斯密，几乎所有人都拜读过他作为经济学鼻祖的神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又称《国富论》）。它的首次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18世纪结束以前，《国富论》就已经出了将近十个版本。人们以“一鸣惊人”来形容《国富论》的出版，并一致认为亚当・斯密是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斯密的另一本巨著《道德情操论》中所倡导的，是一个对弱者同情，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拥有着正义、仁慈、同情的人间。这仿佛与他在《国富论》极力推崇的“利己主义”完全背道而驰，特别是在《国富论》的风头远远盖过《道德情操论》的背景下，斯密努力倡导的道德规范似乎并没有太大吸引力。

其实则不然。这两本巨著是亚当・斯密思想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互为支撑，缺一不可。首先，在分析两本书关系的问题上，不少国内外学者认为由于《国富论》完成时间晚于道德情操论，所以表达的观点更成熟。然而，《道德情操论》出版于1759年，斯密自出版来共修订六次，甚至在逝世之前仍在进行一次最重大的修订。1776年《国富论》问世，在创作《国富论》的时间里，斯密共修订四版《道德情操论》。这无疑告诉我们这本书是斯密非常关注的著作。其次，斯密并非持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以证明自己的客观不偏不倚，而是因为在当时，经济学并非已独立出来作为单独的学科，经济学与哲学、心理学交融在一起，若以现在的学科专业化来要求两百多年前的古人，未免太牵强。从经济的角度看，所谓“经济人”即指以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但从道德的角度看，现实的经济人不应当是单一地谋求利益最大化的人，他也有非理性地偏离最大化的一面。对此，斯密从经济哲学的角度对两者如何在统一于市场行为者的现实活动中进行了分析。《道德情操论》所阐述的主要是伦理道德问题，而《国富论》所阐述的主要是经济发展问题，作为斯密道德哲学的基础部分的伦理学，回答了两个问题：一是美德究竟是什么？二是美德依托人们心理的哪些机制才能形成，我们为何赞许某一种行为，又会责备另一些行为？总体说来，《国富论》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增加国民财富，《道德情操论》关注的是如何使人民行德。斯密整个写作计划和学术思想体系是由两个有机组成部分构成的。《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两部巨著是交替修订完成，是当时学术理论界两本辉煌的巨著。两部巨著互为犄角，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是教民致富与行德的统一。

二、谈伦理思想――同情、利己及合宜

（一）同情是道德论的起点

我只听过《国富论》，《道德情操论》还是头一次听。百度一下后居然是总理推荐看的。

也许是由于作者的缘故，一个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作品应该与经济发展挂钩。但并意味着对青少年毫无用处。譬如，他指出的经营之道要讲诚信，这对我们就有点用了。

亚当斯密这本书对人类丰富多彩的情操世界作了简明扼要的说明。本书告诉我们相互同情的愉快，同情既能增加快乐也能减轻痛苦。人的风气和习惯对有关道德赞同和不赞同情感有直接影响。个人的品质，我们应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它：一是他对那个人自己幸福所产生的影响；二是它对其他人的幸福所产生的影响。道德和法律一样规范着我们的行为，只不过法律有强制力保证实施。

我是班长，这本书给我的不仅仅是这些。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句话告诉我，要从身边小事做起，严于律己，做好每一件事情我的道德水平就会得到一次升华。我们要善于由大及小，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绝不要以微小儿而不足道，细小而不足为。班长要有先人后己，先公后私的思想觉悟，始终把大家的利益，他人的利益置于自己利益之上，好事喜事首先想着大家，不搞近水楼台先得月。要做到艰巨任务抢在先，严控班级整体态势，加紧改革创新。

亚当斯密耗费毕生心血写成了这部至今唯一的一本全面系统分析人类情感的作品。他想告诉我们——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受到道德的约束，不要伤害别人，而要帮助别人。总理推荐这本书，我想总理认为这对维持整个市场经济和谐运行，甚至民族强盛是至关重要的。

亚当斯密在书中说：“如果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地分到大众手中，那么他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他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对于我而言，我必须考虑到我的计划要符合同学们的需求，不能有偏私的成分。今后，我的第一任务是解决班级较为突出的问题，重视公平与正义。

亚当斯密作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其功绩是无法衡量的。这本书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不意味着只对经济有用，对任何一个人都有着巨大的帮助。

到最后我不把这读后感当成累赘了，反而谢谢他，因为这本书给我带来了太多，无论是个人还是以后的班级发展。

《道德情操论》在中国的接受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此书是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主要著作之一。在过去的近10年间，斯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中译本可谓国外学术著作中版本最多的两本书。遍览图书市场，此书不同译本的封面、封底或腰封上大多印着“总理推荐”“作者五次修改”等广告语，甚至不加分辨将其好友大卫·休谟那段“主教到米勒书店购买此书”的戏谑之语（参见：欧内斯特·莫斯纳、伊恩·辛普森·罗斯编：《亚当·斯密通信集》，林国夫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65页）写上作为此书受欢迎的明证。的确，此书自1759年由伦敦的米勒书店首次出版以来，各方好评如潮，出版商更是欢欣鼓舞。休谟言及的宗教人士、文人贵族、政客书商的赞誉、喝彩之声，却有遮掩《道德情操论》真正价值的嫌疑。作为斯密好友，休谟勾勒欢迎者的身份与心态时似有“明珠暗投”的惆怅语气。在他看来，获得一帮有迷信观点的人的称赞，对一本杰作的作者来说实在不是件好事；如若大众真正理解而不迷信盲从，这倒真是此书之大幸。当然，《道德情操论》堪当赞美。它言辞优雅，乃英文写作之典范；而且，其理论博众家之长而有所发展创新，确实值得进行严肃的学术探讨。同时代其他严肃的学者如拉尔夫·格雷菲斯、埃德蒙·伯克以及法、德两国的知识界，也都提出了严谨的学术批评。因此，此书堪当经典，值得反复阅读。

然而，造化弄人。两百多年之后，《道德情操论》当年在不列颠的命运又在当代中国重演：“跟风”出版与草率的翻译比比皆是，一片推崇喝彩声下掩盖了真正严肃的阅读。1997年，《道德情操论》有了第一个中文译本，即由蒋自强先生等人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本。从1997年到2012年，《道德情操论》已经有将近30个译本出现。一时之间，不同版本的《道德情操论》充斥图书市场，令读者眼花缭乱。以学术出版著称的各种大大小小的出版社，都将出版《道德情操论》视为一线商机。

这跟风而来的众多译本，突显出中国翻译著作出版的种种乱象。不同译者几乎都很少说明各自译本与其他译本的不同之处，很少提到是否参考、借鉴了其他译本，或者指出各自译本的优点和不同理解。如此反复翻译、出版，是否是后来的译本就在前面译本的质量或理解上更胜一筹？对照几个译本即可看出，有不少译本只不过是在已有译本的基础上稍加改动、修饰罢了。比如，2008年北京出版社的译本、2010年华夏出版社的译本，与1997年商务版在很多地方都有雷同。也有译本对英文本进行了大胆编排，在章节内容上做了极大的改动，而这些改动有何理由却未告知读者。比如，2011年商务印书馆国际出版公司的译本、2012年华中师大出版社的译本，就对《道德情操论》的章节做了大胆的改编：或将某些章节提前，或将同一卷内容拆分，或直接砍掉第七卷的内容。如此翻译，是否真有新意还是故弄玄虚？若是因为这样重复翻译、出版，必须突出各自译本的特色，大可以写一段“告读者”，告诉读者译者心中的斯密和《道德情操论》是何种模样，该译本的理解角度和特色等等。然在对此书一知半解的情形下随意翻译编排，无论是作为学术著作还是心灵鸡汤，都是极不严肃的。针对这种随意编排的现象，2008年，李华芳曾撰文《总理推荐书，人们就该读？》（参见http：//book. /review/1419181/），详细评论过2008年中国城市出版社的译本，批评该译本对《道德情操论》第七卷的删砍，并指出翻译界存在的复译、抄译以及翻译态度等种种问题。

诚然，一个文本一经诞生，的确无法阻止读者以怎样的心态接受。读者若要砍头削足，取其脏腑，或手足鳞爪，是读者自己的事情，他人无权干涉。就像鲁迅先生谈到《红楼梦》的接受时所说的那样，“一部《红楼梦》，道学家看到淫，经济学家看到易，才子佳人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了排满，流言家看到了宫闱秘事”。一本书内容丰富方能“横看成岭侧成峰”，这也未见得就是坏事。中国读者中，有人将《道德情操论》理解为伦理道德经，有人用之作为处世箴言，或视之为严谨的学术总论，统领经济、政治、语言等各门学科之纲；这些不同读法本身无关紧要，只要读者能够从中获取正能量即可。但译者如此引导读者，则不知想要通过这一媒介传达怎样的信息了：是将此书视为道德说教呢，还是当做风雅谈资呢？在这个读图比读字多得多的时代，估计连“附庸风雅”都谈不上了。尽管现代的大众传媒如此发达兴盛，众多译本也让人们有各种选择的余地，但真正深度的阅读恐怕不多。或许，当年的英国读者还真正读过此书，没有将此书作为书柜、床头的装饰品，而现今中国如此众多译本的购买者，是否真正读过此书，则实在难料。

翻译作品的接受需要准确的翻译和学术研究的推动，需要研究型翻译。早在2005年，罗卫东先生就在《老调重弹：研究型翻译的重要》一文中谈到，对斯密经济学、伦理学思想渊源的理解影响译者对《道德情操论》文本中一些关键词的翻译。（参见《博览群书》2005年第3期）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merit、demerit的翻译，译为“优点”“缺点”显然与斯密所谈的“正义论”不匹配。另外，sentiments、principle、sympathy、Nature等词语都是需要译者审慎对待的。研究型翻译需要学术研究的推动。这些年来，伴随国际斯密研究的热潮，国内的斯密研究也有兴起之势，尤其是斯密的伦理学，不仅吸引了伦理学研究者的关注，同时也让经济学家得以重新思考斯密的整个思想体系。随着1997年《道德情操论》的出版，以及对“斯密问题”的追问，经济学家们也开始正视斯密研究中的某些问题。晏智杰先生就曾撰写《晏智杰讲亚当·斯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这样介绍性的著作，向广大读者介绍斯密的经济、伦理等思想。同类的著作在国内也有几部，而学术界内以斯密伦理学作硕士、博士论文主题的文章并不少见。但是，伴随着《道德情操论》出版而来的斯密伦理学研究，也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抬高斯密伦理学的地位，贬低经济思想的重要性，此种现象归根到底也还是因为我们对斯密的思想缺乏整体的认识和解读。（参见罗卫东：《情感秩序美德———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世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38页）同时，对斯密思想缺乏整体认识这种现象也造成了译本众多却良莠不齐的后果。

研究型翻译，需要全面理解斯密的思想体系。既然中译本有广告打出此书是斯密生前五次修改的杰作，那么，翻译过程中参考一下这五次改动就显得很有必要。从1759年到1790年，六版《道德情操论》出版，而且每次都有或大或小的改动。这30多年的时间中，正是英国和欧美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每次再版，斯密一方面要回应这些批评，一方面也加入自己的思考。相比《国富论》的四版三次修改，斯密对《道德情操论》六版五次修改的呕心沥血非同一般。译者或读者从这五次修改中能获得些怎样的信息呢？

根据格拉斯哥版斯密全集第一卷编辑拉斐尔、迈克菲撰写的《格拉斯哥版〈道德情操论〉编者导言》第四部分的说明，此书版本及改动如下：1761年第二版除了篇章的调整，还有一些重要的修改，比如，斯密在第一卷第三篇第一章第九段的脚注中再次阐释同情的含义，作为对休谟的答复。在第三卷第二章增添了16段，尤其是无偏旁观者理论的修改，为良心论提供本源上的解释，作为对艾略特的答复。1767年第三版，斯密将《论语言的起源》作为本书的附录出版，此文1761年在《哲学杂录》第一期发表，在四、五、六版中一直保留。笔者猜测斯密附上《论语言的起源》，或许是想以同情在语言起源上的作用来补充《道德情操论》中的同情理论。1774、1781年的第四、五两版，斯密做了一些细小的修改，包括词语书写的现代形式，例如将tho’改为though、compleat改为complete以及一些标点符号的改动。这也可以看出斯密对英语写作的严谨态度，以及对读者阅读的尊重。1790年第六版做了很大修改，增加了很多内容，包括第一卷第三篇第三章；改写第三卷第二、三章的内容，包括对良心、无偏旁观者理论以及自我控制的论述；增加整个第六卷；改写第七卷第一篇第一章；增加《告读者》，说明其改动的内容。另外，两位编辑还提到了《道德情操论》1792年第七版的来龙去脉，认为这一版是斯密没参与校对的。

我们知道，第二版中对休谟的回应，是斯密对自己同情理论的一次申明。在斯密之前，苏格兰启蒙时代其他思想家也提出过同情理论，比如哈奇森、休谟等，尤其是后者的同情理论，在其《人性论》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且该理论也非常明确：同情是情感交流的媒介。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承袭了先前同情理论的某些观点，但也对同情的内涵提出了新看法。这个脚注正是对此的解释。在此，斯密赋予同情以认同（approbation）的含义，以此论证同情的愉悦，这一层“认同”的内涵对《道德情操论》中的正义论、良心论的论证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在斯密文本中，同情究竟有多少层内涵，分别起到什么作用，虽然已有沃哈恩指出（帕特里夏·沃哈恩：《亚当·斯密及其留给现代资本主义的遗产》，夏镇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34页），此观点还可进一步探讨。而在对艾略特的答复中，斯密则提出以不同层次的旁观者的同情共感论证良心和义务感的形成，比他前辈们将良心寄托在宗教情感或无凭据的道德感上要更进一步。

【摘 要】本文对亚当斯密的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中提及的同情，仁慈，谨慎，正义，节制等美德进行解读，对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恻隐，中庸，仁义，责任，阐述两者之间的共同点，最后简述《道德情操论》对我国道德建设的启示。

【关键词】道德情操论；中国；传统文化；契合点；启示

亚当斯密被世人称作“经济学鼻祖”和“现代经济学之父”，他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大师，同时还是一位伦理学家。他一生从事学术研究，花其全部心血，留给后人两本传世杰作《国民财寓的性质和原凶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

一、对道德情操论的解读

《道德情操论》开篇第一章：论适宜感，提到，“人，总有一些与生俱来的本性，这些本性促使我们关注他人的命运。不管一个人是善是恶，皆会因为本性作用而关注他人的命运，会去关心他人的幸福和痛苦。” 文中也提到：因为我深深理解你的痛苦，明白你的情绪，所以我心生怜惜之意。作者所说的同情不具有是非判断的意义，是中性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谴责或者称赞。

斯密从同情开始着手，然后谈到可敬可爱的美德。“那些为了维护自尊、体谅他人而努力保持镇静，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做到处变不惊的人，他们高贵得体的风度总是令人难忘”。“人性的至善至美，就在于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在于克制我们的私心，培养公正无私和慈善博爱的情操”。

审慎，审慎的人总是严肃认真的学习他需要的一切知识，了解他想了解的东西。他们始终是真诚的，谈吐也许并不犀利、富有机锋，但绝不会令人反感。他们具有坚毅不拔的勤勉品质，为了长远利益牺牲眼前的享乐。亚当斯密认为，审慎是一种比较受人欢迎的人品。

仁慈，亚当斯密认为仁慈是一种习惯性的同情，人们之间的关系越密切，互相间的同情就越强烈，反之，越淡漠。慈善好比是给建筑物增添光彩的装饰，并不是支撑建筑的栋梁，正义却是支撑人类社会这座宏大雄伟建筑的中流砥柱。

摘要: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弊端使得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和探索市场经济本质的意义。本文通过追本溯源，回到“看不见的手”的提出者――亚当斯密的两本著作中，试图发现具有本质意义的启示，并得出市场的意义――激励性和约束性的统一。

关键词: 市场经济 激励性 约束性

一、引言

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承认对利益的合理追逐，而社会上的涌现的市场道德问题却日益增多，从“瘦肉精”事件到“毒海带”事件；从肯德基“苏丹红一号”事件到“三聚氰胺奶粉”；从“砒霜门”再到“紫砂煲”事件，各种破坏市场秩序行为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日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也折射出了当下市场经济问题的严重性。

亚当斯密被誉为西方经济学之父，同时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伦理学家，其主要经济思想与主要伦理思想分别在《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中得以体现。《道德情操论》的主题是“欲望的约束”，主要阐释的是道德情感的本质以及道德评价的性质，强调道德正义对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性。《国富论》的主题是“财富的激励”，《国富论》主要阐释了人的自利形成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从而实现社会财富的增长，斯密从人的利己性出发论述了利己主义的利益观。本文认为斯密写国富论的目的是论证：自利性与自由竞争可以到达市场的自我调节和社会财富的增长，而写道德情操论的目的是论证：具有利己本性的个人在追逐自身利益中需要受到道德的约束。

亚当斯密对《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书的创作也是交替进行的，本文认为在本质上两书的思想体系也是一致的，并且要正确认识亚当斯密的写作目的，理解其经济思想及伦理思想，需用宏观整体思维把握《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而不能割裂开来研究。

二、从《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来认识市场经济的本质

斯密通过撰写《道德情操论》论述了人在市场经济中追逐物质财富的同时，要受道德情操的约束，强调了道德正义对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性，通过撰写《国富论》阐释了人的自利形成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从而实现社会财富的增长。两本著作说明了在一个成熟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国民在追求富裕的过程中同时练就了道德修为，从而使富与德得以同时实现。而市场经济本质上也恰恰是经济人对自己合理利益追逐带来激励与市场道德伦理对逐利主题的约束的有机统一体。市场经济其本质应该是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的结合体，也是利益驱动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的结合体。

摘要：本文通过对亚当 斯密 道德情操论的深层次分析，总结道德情操论对于企业文化的一系列作用，进一步阐述这些作用所造成的影响，本文首先在适当的行为中讨论同情和激情对组织文化基础――愿景的作用，然后在团体文化的优缺点讨论团体文化的分化和冲突，其次，在团体责任感中讨论如何将不同的团体文化整合于同一目标下，再次，在团体习惯及个体风尚习俗中，讨论同一目标下的干扰因素，最后在决策团体文化权威与正义中讨论如何建立组织文化及强文化的建立。

关键词：适当的行为 优点和缺点 责任感 习惯和风尚 权威与正义 组织强文化

组织弱文化 团体文化

1.适当的行为产生近似感情观，继而产生愿景，形成团队文化

亚当 斯密在适当的行为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同情和激情，我们先来讨论同情

1.1同情

同情在这里理解为对于相同或近似的事物或情况，不同个体表现相似态度，或者说同情的人具有相似的感情观。当组织中的个体都具有同情时，组织容易产生一个共同目标，即愿景；而当组织不具有同情时，组织不会产生愿景。而上述两种情况，是组织同情的极端表现，而大多数组织趋于两者之间，愿景的统一程度，和同情个体的多少有相关性，相关性如图一，

1.2激情（passion）差异程度构成团体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