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行政论文范文精选

2010年，厦门大学美国史研究所与厦门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一套“新城市化丛书”。这一套丛书共5册，涉及美国新城市化时期的地方政府、公共住房政策、市民社会与城市公共空间、百年来的纽约大都市规划和禁酒运动等。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王旭教授和厦门大学政治学系罗思东副教授合著的《美国新城市化时期的地方政府：区域统筹与地方自治的博弈》系这套丛书之一，该书从新城市化的视角，探讨了美国新城市化时期的地方政府如何在区域统筹和地方自治之间博弈求存，以及美国文明如何在民主和效率之间折中取舍等问题。

本书首先提出了“新城市化”的概念。王旭教授钻研美国城市史多年。他认为，大都市区化是20世纪美国城市史的基本特点。美国在大都市区化方面先行了一步，其他国家或地区迟早也要步入这一阶段。这些认识在本书中升华为“新城市化”的概念。作者在总序里即明确提出，美国城市史应分为传统城市化和新型城市化两个前后衔接但迥然有别的阶段。在传统城市化时期，中心城市占尽风光，而郊区只不过是城市的陪衬。但是到了新型城市化时期，人口、就业、财富等都涌向郊区，郊区与中心城市呈现出新的态势，大都市区形成多中心、多节点、分散化趋势：郊区或城市地区逐渐反客为主，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引擎；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辐射效应依然存在，但在区域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在郊区普遍兴起的城镇中，出现一些经济独立性很强的次中心，与原有的中心城市共同构成复中心或多中心结构，优化了区域资源配置和生产力布局。这样发展的结果就是城乡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良性互动，城市化从单纯的人口转移型向结构转换型过渡，进入高级发展阶段。与此相适应，城市与区域规划、市民社会和社会群体关系、地方政治和政府政策等，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笔者认为，“新城市化”概念的提出，超越了先前的“大都市区化”概念，从内涵和外延上阐释了美国城市演化的新规律，它的学理意义在于纠正了近年来一些学者所鼓吹的中心城市大势已去的错误观点，契合了“中心城市与郊区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的事实。

但作者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选取了地方政府这个切入点来进行研究。事实上，新城市化时期的一个突出矛盾是，一方面地方政府数量多如牛毛，分化割据；另一方面大都市区又不断出现很多管理缺口或真空，与大都市区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要求背道而驰。为此，在实践上，百年来美国城市出现了兼并、合并或联合的种种试验，但成功者寥寥；理论上有区域主义(Regionalism)、公共选择学派(Public Choice)和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互争雄长。从本质上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治的发展，折射了整个美国政治基本架构的问题及深层因素。美国城市史名家戴维・腊斯克(David Rusk)也曾断言，一方面，“美国真正的城市问题是种族和经济隔离，是它在美国主要城市地带催生了众多的底层阶级”；另一方面，“正是地方政府的碎片化导致了种族和经济隔离。”王旭在《美国城市发展模式》中探讨新型城市化时发现，地方政府如何适应新型城市化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后来以此为题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正式开始这一系统研究。

作者阐明其思路是，以历史学研究方法为主，辅之以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20世纪美国城市化转型以来大都市区发展的总体背景为切入点，梳理美国大都市区化过程中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化对地方政府权力分配的影响，总结其成败得失，为不同地区对于大都市区经济、社会问题管理模式的选择提供合理的解释和分析。遵循这种思路，作者对章节做了精心安排。第一章概述了美国城市从乡村到城市的传统城市化阶段和从城市到大都市区的新型城市化阶段的具体表征，第二章对大都市区的横向蔓延和地方政府零碎化现象做了概括，第三章则阐述了“进步主义运动”之后三大市政体制的确立及其各自利弊和采用情况，尤其对城市经理制和市长及议会制的亚型――“首席行政次官制”做了十分精确的评析。接下来的三章则是本书的精华所在，作者对区域主义、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区域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切中肯綮的分析。

二

融史实于理论，是本书的一大特点。这集中体现在对公共选择学派的概括和评析中。通过对诠释美国民主的经典著作《论美国的民主》的研读，以及对公共选择学派主将查尔斯・蒂堡特(Charles Tiebout)等人代表性著作的撷取，尤其是对公共选择学派集大成者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encent Ostrom)的《美国地方政府》、《美国联邦主义》和《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等著作的阅读，作者认为，美国人的自由和自治传统，是从思想上和行为习惯上理解现代地方体制的出发点。如果政治民主被理解为多数的民众对政府的控制与操纵，那么实现这类控制的方式就是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广泛参与、领导权的分散，以及个人能力在政治中发挥作用。在规模适当的地方社区，政治上的草根民主与经济上的市场价值得以相互融通，成为公共选择学派解释地方政府“百衲被”现象的思想源泉。具体而言，无论是蒂堡特的“用脚投票”(vot-ing with their feet)的公共服务市场模型，还是以“多中心体制”(polycentricity)提供公共服务的契约模型，都是以消费者的共同偏好作为标准，来确定提供服务的范围和水平，进而确定地方政府的功能与边界。一言以蔽之，地方居民发展了作为公共选择条件的大量地方自治单位，也将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和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落实到了基层，多层次的、包含众多政府单位的复合制共和国成为联邦主义的独特产物。美国式自治和民主应以地域为基础。接下来，作者对最能体现公共选择学派主张的专区做了颇为详尽的分析，明确了作为“次优选择”的专区的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此凸显公共选择学派对市场经济普遍性价值的肯定和对民主精神、公共参与的强调。循此而进，作者对公共选择学派主张的多中心治理在城市化中的表象――居住区协会和社区发展公司，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前者的封闭性和后者的开放性。最后作者对公共选择学派进行了评价：公共选择学派与区域主义的基本分歧在于，前者将地方政府仅仅视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因此注重效率；而后者则认为政府应该代表公民共同体承担更多的政治与社会职能，注重的是平等与公平。概言之，前者在逻辑上属于实然范畴，而后者属于应然范畴。

深度的延伸是与广度的扩大相辅相成的。“只有将不同层次的正式政府组织和各类准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企业和利益集团等社会组织综合起来考察，才能理解美国地方政府和施政过程。”全面系统因此成为本书的第三个价值所在。

在区域主义的论述中，作者先对标志大都市区政府理论形成的代表性著作，即保罗・斯杜邓斯基(Paul Studenski)的《美国的大都市区政府》和维克多・琼斯(Vic-tor Jones)的《大都市区政府》，做了简洁有力的介绍。随后，作者直接进入与此理论探索并行的大都市区政府改革的实践，首先对兼并(即中心城市对周围没有建制的

摘　要：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我国中等以上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城市公共资源的短缺，使得经济效率大打折扣。从公共财政视角重新审城市公共资源的供给与管理的经济学理论依据，确立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目标与原则，是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基础，关系到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成败。

关键词：公共财政；城市公共资源；城市公共资源整合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2-0148-02

城市化既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而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带有浓重的转轨经济色彩，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口增加基于以下三个主要因素：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经济发展引致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以及随着计划经济时期被人为控制在各行政区划的人口的解禁而增加的流动人口。

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使本来隐性的城市公共资源短缺很快显现出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城市公共资源短缺的集中爆发从大城市逐渐蔓延到中小城市，并且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如水务问题、公共交通、垃圾处理、供暖问题、城市管网建设等。各城市在极度被动的状态下开始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堰”的城市公共资源供给的攻坚战，但政府很快就发现这是个无底洞，政府的投入永远无法满足城市化带来的公共资源需求膨胀，政府开始寻求其他的途径提供公共资源。在这方面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前面，如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公私合作体制)模式。在国外比较著名的是英国撒切尔时期进行的私有化改革，在国内较早对这一领域进行探索的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公用事业研究。由于转轨经济的特殊性，在我国可参照的经验不多，更无可直接引用的案例，天则的公用事业研究也是边理论边实践，至今已有一些正待检验的案例。因此，可以说在我国城市公共资源的供给从理论到实践尚无比较成熟理论体系和可操作性规范。本文尝试从公共财政的视角分析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目标与原则，而这恰恰是进行城市公共资源整合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本文包括如下三部分内容：城市公共资源内涵(本文所讨论概念的界定)；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研究的范围界定；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目标与原则。

一、城市公共资源的内涵

(一)城市公共资源的界定

城市公共资源是指自然生成或自然存在的资源以及由政府作为供给主体，被全体人民共享并具有一般公共物品特征的、城市生存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物品。它能为人类提供生存、发展、享受的物质与条件，这些资源的所有权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共同所有的基础条件。

摘 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在不断提高自身物质文化生活的同时着眼于社会整体价值观的提升，母婴室作为社会对母亲关爱程度的集中体现，近期成为社会舆论讨论的焦点。公共政策是政府与社会共同的重要渠道，公共政策也承担着引领社会发展导向的重要作用，本文对母婴室这一新兴概念进行了定义，并且结合公共政策的相关作用和对南京市母婴室的调查情况，讨论了公共政策如何引导母婴室的提供。最后以公共管理的视角对公共政策的制定给出了一点建议。

关键词：公共政策；母婴室；引导；不完全；公共物品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积极倡导人类共同体概念，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表明国家间的交流不断加深，各个国家间的联系日趋紧密。与此同时，国家间的竞争不仅仅限于军事，经济等几个宏观层面。在微观方面的竞争也逐渐升级，比如城市间的竞争，其中就体现在城市公共领域的竞争。而城市在公共领域的发展水平是提高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孕妇群体在城市中虽然是一个比较小的受众群体，但是越来越受到重视，比如2015年再次引起舆论讨论的“地铁哺乳事件”使如何在城市开发中建设母婴室成为了摆在城市政府面前新的问题。

母婴室的供给是一个不断变化，连续不断的政策制定的过程，过程中各种要素联系密切，相互影响。首先母婴室的供给与所在城市的整体经济水平有关，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城市的公共场所设立“母婴室”就成为一个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重要参考标准。并且，公民素质、人口与数量，生活水平以及道德等方面的要求共同推动“母婴室”成为城市的基本生活设施。表明人们对更高城市道德文明的追求。城市政府的公共政策，如何引导母婴室的提供是本文主要讨论的方面。

二、南京市母婴室调查情况

笔者对南京市母婴室的情况做了问卷调查与访谈和实地调研，调查结果如下：走访了南京7个主要城区的25个公共场所，包括政府部门、商场、旅游空间、医院等，发现只有个区域内建有母婴室，并且主要集中在商业场所和交通枢纽。共发放100份调查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00份，进行12次访谈。调查发现“有些商场内设施比较好，比如宜家每层都在卫生间旁设有一间独立的哺乳室，内设沙发、水池、架子、婴儿操作台等，还免费提供尿不湿和湿纸巾。”禄口国际机场的母婴室设施完备，但是有损坏。南京南站的母婴室名存实亡，成为保洁室。但是南京主要城区公共空间的母婴室建设数量相对较少，像夫子庙、中山陵、万达广场、新百商场、省人民医院等旅游空间、商业场所、医院等都没有单独的哺乳空间。调查发现，德基广场母婴室使用频率高，妇幼保健医院母婴室，比较简陋，仅仅设有座椅，但是有很多哺乳小知识。从调查问卷数据结果整理情况看，南京市民对南京市母婴室了解较少，但需求较大。南京市母婴室亟待建设与规范。

三、公共政策的起源及重要性

[提要] 城市管理与社会管理、公共管理是行政管理学的三大基本内容。在这三个概念中，公共管理所涵盖的内容最为丰富，而相对于社会管理，城市管理范围虽小，但内涵更加丰富。我国国内的城市管理理论起步较晚，且较国外理论相对滞后。本文以中国全文期刊网中与城市管理相关的核心期刊文章为研究样本，进行综述。

关键词：城市管理；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5月17日

我国城市管理理论研究涉及的内容较为全面丰富，研究领域涉及城市管理的主体、客体、管理手段体系以及城市管理理论的变革等内容，并且与社会现实联系紧密。但是在研究的深度上有一定的局限性，研究方法较单一，诸多论文在研究过程中均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分析应用较少。鉴于城市管理理论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密切联系，通过对相关样本的分析研究，本文进一步明确新公共管理理论对城市管理理论的重要意义，同时指出定量研究对于城市管理理论的改进所具有的现实应用意义，并做出较为系统的分析和综述。

一、城市管理主体理论

（一）政府主体。城市管理作为政府工作的一部分，其最基本的主体无疑是政府部门。因此，诸多学者在研究城市管理理论过程中选择政府主体作为研究对象，如论文《履行政府职能，加强城市管理》。该文总结了北京城市建设进程中取得的成绩及，并指出以后努力方向，但是此类文章属于总结性文章，学术意义不大。又如王霞、蔡晓辉、李茜的《政府在城市管理中对灾害事故的应急处理机制探析》本文针对类似“9・11”、非典等一系列紧急事故，灾害处理过程中政府扮演的角色，强调政府在处理此类事件应建立宣传、法律、预警、反应四种机制。对于各级政府在紧急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采取的措施给予了较为明确的分析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政府无疑是城市管理的最直接的主体，起到基础（日常管理）和核心（突发事件）作用。日常政府活动都可以被认为是城市管理工作的一部分。但是通过对文献的总结发现，以城市管理为主题，研究政府主体的文章仍然不够丰富。

一、关于市政管理基本理论的研究

1.市政管理

市政侠义上可理解为城市的国家行政机关对本市范围内各种行政事务与社会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管理活动的过程。市政管理与市政比较，争议性颇大，我个人比较倾向的观点是对城市公共产品和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市政管理所涉及的对象，包括城市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的所有领域。市政管理目标是，提供城市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满足人们日益增强的社会需求，增强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2.市政管理学的研究内容

（1）市政管理主体

城市公共管理的责任人，一般视政府机关为管理主体，事务裁决由其行使。现在市政管理则倾向于城市利益相关人员的积极参与，让政府机关与其他人员形成一种战略伙伴关系，拧成一股绳，共促发展。

（2）市政管理客体

即市政管理内容，由于市场机制可能出现市场失败或失灵问题，须有公共管理机构介入的城市管理区域。市政管理客体包含城市发展与建设规划管理，基本设施与公共设施管理，城市财政和税收管理，城市人口与治安管理，城市社会保障管理，城市基层社区管理，城市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公共事业管理，城市生态环境管理等。

1城市规划的现实问题与复杂性

1.1城市规划的现实问题

我国的城市规划作为工程技术已十分完善。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已颁布《城市规划法》，但作为行政法的城市规划，其发展仍然没有较大的进展。“我国城市规划立法均有这样一个普遍的特征：重实体性内容的规范，轻行为实体的约束”(张萍，2000)。姚昭晖(2004)在总结规划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时提到，城市规划目前存在动机的庸俗化、内容的技术化、过程的简单化、调整的自由化等问题。这些均说明我国目前的城市规划作为行政法是存在缺憾的。

作为对物质要素层面进行控制的城市规划，面对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和投资主体的博弈，其作用显得十分乏力，规划调整的自由化随之产生。城市规划在处理个体案例时，要么因过于刚性而显得僵化，要么因自由裁量权过大而显得随意。法定规划与指导性规划的界限模糊，导致一任领导一个规划，规划的多变成为一个常见的现象。由于规划编制与审批的效率低下，规划“滞后”成了社会评论规划的常用语，也成了规划在地域空间上遭到肢解的借口。规划的编制程序和实施过程由于缺乏公众参与，公民权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这些均是作为行政法的城市规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面临的困惑。

1.2城市规划的复杂性

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城市规划制度，必须认识到城市规划的复杂性。城市规划的复杂性可从4个方面来认识：①产权的多元化带来了利益的多元化；②未来的不确定性；③整体性和全面性，即城市的全面发展能提升城市的竞争力；④规划中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即城市规划应公平、公正、透明地介入社会经济的发展之中。这些都使得城市规划如何干预城市发展、如何更好地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等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工程技术的城市规划已难以适应引导与控制城市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应从规划行政权的角度来认识城市规划。如何规范城市规划的行政行为，如何建立高效的城市规划制度变得十分重要。规划行政权的发挥与制约，规划行政的效率与效益，对公民合法财产和合法权益的保护，应是目前作为公共行政管理的城市规划要研究的课题。

2积极行政与有效制约

2.1宏观调控与政府职能

摘要：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我国中等以上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城市公共资源的短缺，使得经济效率大打折扣。从公共财政视角重新审視城市公共资源的供给与管理的经济学理论依据，确立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目标与原则，是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基础，关系到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成败。

关键词：公共财政；城市公共资源；城市公共资源整合

城市化既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而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带有浓重的转轨经济色彩，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口增加基于以下三个主要因素：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经济发展引致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以及随着计划经济时期被人为控制在各行政区划的人口的解禁而增加的流动人口。

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使本来隐性的城市公共资源短缺很快显现出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城市公共资源短缺的集中爆发从大城市逐渐蔓延到中小城市，并且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如水务问题、公共交通、垃圾处理、供暖问题、城市管网建设等。各城市在极度被动的状态下开始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堰”的城市公共资源供给的攻坚战，但政府很快就发现这是个无底洞，政府的投入永远无法满足城市化带来的公共资源需求膨胀，政府开始寻求其他的途径提供公共资源。在这方面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前面，如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私合作体制)模式。在国外比较著名的是英国撒切尔时期进行的私有化改革，在国内较早对这一领域进行探索的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公用事业研究。由于转轨经济的特殊性，在我国可参照的经验不多，更无可直接引用的案例，天则的公用事业研究也是边理论边实践，至今已有一些正待检验的案例。因此，可以说在我国城市公共资源的供给从理论到实践尚无比较成熟理论体系和可操作性规范。本文尝试从公共财政的视角分析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目标与原则，而这恰恰是进行城市公共资源整合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本文包括如下三部分内容：城市公共资源内涵(本文所讨论概念的界定)；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研究的范围界定；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目标与原则。

一、城市公共资源的内涵

(一)城市公共资源的界定

城市公共资源是指自然生成或自然存在的资源以及由政府作为供给主体，被全体人民共享并具有一般公共物品特征的、城市生存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物品。它能为人类提供生存、发展、享受的物质与条件，这些资源的所有权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共同所有的基础条件。

(二)公共资源的特点

摘 要: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我国中等以上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城市公共资源的短缺,使得经济效率大打折扣。从公共财政视角重新审视城市公共资源的供给与管理的经济学理论依据,确立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目标与原则,是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基础,关系到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成败。

关键词:公共财政;城市公共资源;城市公共资源整合

城市化既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而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带有浓重的转轨经济色彩,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口增加基于以下三个主要因素: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经济发展引致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以及随着计划经济时期被人为控制在各行政区划的人口的解禁而增加的流动人口。

城市化速度的加快使本来隐性的城市公共资源短缺很快显现出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城市公共资源短缺的集中爆发从大城市逐渐蔓延到中小城市,并且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如水务问题、公共交通、垃圾处理、供暖问题、城市管网建设等。各城市在极度被动的状态下开始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堰”的城市公共资源供给的攻坚战,但政府很快就发现这是个无底洞,政府的投入永远无法满足城市化带来的公共资源需求膨胀,政府开始寻求其他的途径提供公共资源。在这方面实践走在了理论的前面,如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公私合作体制)模式。在国外比较着名的是英国撒切尔时期进行的私有化改革,在国内较早对这一领域进行探索的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公用事业研究。由于转轨经济的特殊性,在我国可参照的经验不多,更无可直接引用的案例,天则的公用事业研究也是边理论边实践,至今已有一些正待检验的案例。因此,可以说在我国城市公共资源的供给从理论到实践尚无比较成熟理论体系和可操作性规范。本文尝试从公共财政的视角分析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目标与原则,而这恰恰是进行城市公共资源整合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本文包括如下三部分内容:城市公共资源内涵(本文所讨论概念的界定);城市公共资源管理研究的范围界定;城市公共资源整合的目标与原则。

一、城市公共资源的内涵

(一)城市公共资源的界定

城市公共资源是指自然生成或自然存在的资源以及由政府作为供给主体,被全体人民共享并具有一般公共物品特征的、城市生存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物品。它能为人类提供生存、发展、享受的物质与条件,这些资源的所有权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共同所有的基础条件。

(二)公共资源的特点

内容摘要：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是未来世界城市交通的主导方向，这已成为政府决策层、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共识。而现实中，我国城市公共交通的有效供给与现有资源远远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本文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公共交通领域采用公私合作制（PPP模式）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结合我国实际，为我国城市公共交通供给方式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公共交通 公共产品 竞争机制 公私合作制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建设取得突出成就，特别是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全国范围的城市公共交通市场化改革， 包括明晰产权关系、强化激励机制、推进财务独立、改革补贴制度等。这些措施效果显著，城市公共交通服务的供应数量和质量都有大大增加。

然而从2003-2004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再次兴起城市公共交通国有化的趋势，这是因为政府在1993年起开始推行市场化改革，过度依靠市场机制作用，导致私人企业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质与城市公共交通所具有公益性的功能出现巨大的矛盾，引发了公众对城市公共交通过度市场化的不满。但是回归到“国有国营”模式，即意味着而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旧有循环中，无法避免地出现国企垄断、效率低下、政府投入增加，导致财政负担沉重的恶性循环中。

在这种形势下，推行公共交通特许经营，并且在更广的范围内探索和发展PPP模式，应当是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协调市场化和公益性的主要模式。这不仅可以改善公共交通发展的资金短缺﹑提高公共交通服务水平，还能确保公共交通行业的长期有序发展。

城市公共交通的公共经济学理论界定

（一）公共产品理论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城市化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速度、规模和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城市管理水平。城市管理在现代城市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城市管理作为人类对城市公共事务进行科学管理的活动，其根本目的在于充分利用城市资源，维持和促进城市发展，以持续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谋取城市居民的公共利益。城市管理系统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它不断的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流，不断的随环境的变化而进行自我完善和自我更新，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是城市管理的唯一主体，而且在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上表现为权力控制、行政命令、制度约束是主要手段，如以罚代管、管理的非人性化相当突出；在管理的范围上，偏重于经济建设领域，而很少顾及经济和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导致城市发展财政不足，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质量差。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城市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经济竞争和社会交换的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中产阶级的迅速壮大、城镇化进程中带来的越来越严重的城市问题等，给现代的城市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压力，也暴露出传统的“管理型”城市管理的弱点，迫切要求政府正视现实问题，勇于变革，寻求和探索一种更为有效的城市管理模式。

一、人类对理想的城市管理模式的追求和探索

日益严重的城市问题和错综复杂的城市矛盾，严重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城市的健康发展，寻找一种能够有效解决各种城市问题和矛盾的理想城市管理模式，成了古今中外政府和公众的共同理想和追求。早先一些哲人、智者就对人类这一理想的居所作了各种创造性的想象和理想设计，对此，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在其《乌托邦系谱》一书中，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以至于20世纪的乌托邦文学，搜寻出24个乌托邦的系谱，考察了人类近几百年来对“理想的城市管理是什么样子”的思考，发现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文学家，他们对未来理想的城市设想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把田园的宽裕带给城市，把城市的活力带给田园”，目标是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两者融合为一体。英国学者霍华德是现代城市科学史上的划时代人物，他的《明日的田园城市》创造性的提出了一种新的城市设想即田园城市。所谓“田园城市是为了安排健康的生活和工业而设计的城镇，其规模有可能满足各种生活，它被乡村所包围，全部土地归公众所有或者托人为社区代管。”霍华德的构思将20世纪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推想到了科学化的高度。1933年，现代建筑国际会议在希腊雅典通过了《雅典》，意味着城市科学在城市建筑学、规划学发展的基础上获得了新进展。《雅典》的重要立论在于城市是居民的生活空间，所以城市规划要以市民为主体，也就是说要以人为规划的主体。从此，现代城市科学开始由近代城市单一规划、设计理念向现代综合管理建设理论过渡的重要里程碑。到20世纪末，改善城市管理成为一项全球关注的运动。2005年5月，联合国人居中心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发表了《关于健康城市管理：规范和框架》的宣言草案，旨在发起一个健全的城市管理全球运动，“该运动的目的是通过改进城市管理而实现包容性城市”。而世界银行在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可持续发展》强调通过实现良好的城市管理争取城市的最佳功效。该报告认为，良好的城市治理机制应包括以下内容：在利害相关群体之间适当分担责任，协调利益相关者；广泛参与战略规划；从业者与利害相关者之间的有机联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治理、善治理论的兴起，治理理论所倡导的多主体之间的互动合作，全社会对城市公共事务的参与等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许多国家城市管理改革的基本趋势是走向现代城市治理和善治。于是，构建治理、善治型城市也逐步成为人们探索理想城市管理模式的希望之光。

二、“善治”城市的内涵和特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术界，“治理”一词十分流行。正如研究治理问题的专家鲍伯・杰索普所说的那样：“过去15年来，它在许多语境中大行其道以至成为一个可以指涉任何事或者毫无意义的时髦词语”。治理理论之所以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就在于“治理”与传统的统治不同，传统的管理偏重于运用政府的权威进行单向度的控制，而治理则是一种上下互动的协调过程，它寻求各个主体间的协调；管理的主体是政府，而治理既涉及政府又涉及私人部门；管理依靠正式的规章制度，治理主要是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和确立共同的目标来实行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当然治理本身也不是万能的，治理也会失效的，那么如何克服治理的失效呢？对此，在治理理论的基础上，不少学者和国际组织提出了“善治”城市的理论。概括的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优状态。

治理理论提出的“善治”，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方式，被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城市管理实践中，是当前西方各国在城市管理改革中所追求的目标，也是我国城市管理改革的方向选择。结合“善治”理论和我国城市管理的现实情况，对比传统“管理型”的城市管理模式，我们认为“善治城市”应该具有如下的特征：

（1）城市管理职能的转换，从传统的全能型、管制型政府向有限型、服务型政府转变。在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下，城市政府充当起整个社会的保姆，城市政府事无巨细，无所不包，政府权力可以不受限制的深入并控制城市社会的全部领域和各个层面，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空间十分有限，作用很小。政府的过度干预不仅使政府管理效率低下，也严重制约了城市社会的活力。而建立服务型政府管理模式就是政府一切工作从服务社会出发，政府社会重管理、重服务，政府除了执行改进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外，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注重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城市的教育科学文化和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促进城市管理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