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范文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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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国赛珍珠研究回眸 姚君伟

松枝茂夫的中国文学缘 徐静波

时代文学语境与穆旦译介择取的特点 张曼

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1894-1949) 许光华

对学科名称和课程名称的思考 邓楠

铺讲·讨论·研读--谈"比较文学"教学的三种方法 王辽南

莫雷的《波西》 谈瀛洲

一、基本原理研究：构建“世界文学”体系

作为一门历史并不悠久，尚在成长中的学科，比较文学尚有许多原理性的“疑难杂症”，如定义、根本属性、可比性和中国学派等未获有效解释。比较文学家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志趣和专长，择取其中一二加以考辨。自踏入比较文学界以来，胡良桂对比较文学基本理论进行了持续性和系统性的关注，只不过他侧重于另一个原理性问题的探索：“世界文学”。1996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比较文学论文《“世界文学”的成因与现代意义》[1]，拉开了追问“世界文学”奥秘的序幕。该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同年第6期、《文艺理论》同年第12期全文转载，还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同年第6期转摘。这些热烈的反响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廓清“世界文学”概念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要性。胡良桂继续用系列论文和42万言的专著《世界文学与国别文学》，从“何谓世界文学”、“世界文学提出的背景”、“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以及“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等角度，构建起一个自成一家的“世界文学”体系。胡良桂以“世界文学”为中心和起点，通过建构“世界文学”体系来建设他的比较文学理论，较为符合比较文学发展的内在轨迹，因为，比较文学本身就起源于歌德在1827年所“发现”的“世界文学”：“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2]“何谓世界文学”？它通常有三种含义：①世界各国文学的总和。②超越族界、时代，广为流传的世界名著、经典。③世界各国文学将成为一统的时代，各国文学融为一体。胡良桂认为，歌德所倡导的“世界文学”显然指第三种理解，即静态、孤立、封闭的世界各国文学，以世界名著、经典为代表和载体，通过相互的交流、互识、互补，构建起一个动态、联系和开放的“世界文学”。

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背景是什么呢？在胡良桂看来，这一观念的提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产物。资本主义以世界市场为市场，以世界资源为资源，它的侵略性和开拓型客观上推动了文化、文学的交流，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身居德国的歌德才有机会阅读到来自遥远中国的《玉娇梨》、《花笺记》和《风月好逑传》等小说，从而领略了另一种独具魅力的文学和文化，这也引发了歌德的“世界文学”畅想。歌德发现了“世界文学”，实际上也为后人设置了一个文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因为“世界文学”固然呈现出一种趋势，但是趋势不等于现实。首先世界文学的基本构件，即“国别（民族）文学”是丰富而庞杂的，如何认识把握它们非常困难；其次，国别文学之间的交流非常有限，就像歌德那时还只能读到三部三流的中国小说，对于李白、杜甫等主流文学还一无所知；再次，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歌德那样形成了“世界文学意识”，大部分人恐怕还只是局限于自己的民族视野。所以说，“世界文学”不仅对歌德来说是一个远大理想，就是对今天和未来的人来说，也将是一个美好的祝愿。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文学”的提出毫无意义。对于人类而言，理想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希望，而人类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完成了理念的升华和自我的超越。何况，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是倔强的人类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歌德也向世人发出邀请，“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就算“世界文学”在事实上不可能来临，那么，我们至少要用自己的努力来逼近这个境界，就像人类无法成为上帝，但至少应该朝着至善的方向跋涉一样。这样，歌德在提出“世界文学”的同时，也就提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国别文学”如何通向“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的提出正是后人响应歌德的号召，出力促使“世界文学”早日来临的结果。“世界文学”的基本构件是国别（民族）文学，因此，要实现“世界文学”的理想，必须从“自觉”推动国别文学之间的交流起步。如何“自觉”推动国别文学之间的交流呢？“比较文学”便“与时俱进”地诞生了。为此，胡良桂撰文《比较文学是横向沟通的形式》[3]，清晰阐明了“国别文学”、“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关系：“比较文学”是“国别文学”通向“世界文学”的一个必然和重要的桥梁。这样，比较文学的基本任务和根本性质也随之浮出水面。

胡良桂认为比较文学的基本任务在于沟通。由于异质性的存在，“国别文学”之间很容易产生冲撞和摩擦。比较文学张扬用世界的眼光看本土文学，乃至用世界的眼光看世界文学，可以引导国别文学在相处的过程中求同存异、相互敬重、取长补短。比较文学需要并且能够承担这样的重任，这是由它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胡良桂认为，“比较文学”的根本性质在于它“是一种自觉的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与对话”[4]，简洁而又切中要害。通常认为，比较文学的性质在于“四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5]这样的表述很容易造成语义上的重叠和含混。首先，“跨民族”的未必“跨文化”，如美国是一个多种族文化国家，但不同种族的文化都属于“美国文化”。其次，“跨语言”的未必“跨文化”，如印度有上千种不同的语言，光法定语言就有十六种，但印度的十六种语言不等于十六种独立的文化。再次，“跨国界”的未必“跨文化”，如韩国和朝鲜是两个国家，但他们属于同一种文化。最后，“跨学科”则使得比较文学的学科边界变得模糊不清，容易让比较文学研究走向非文学的研究。因此，把“跨文化”视为比较文学的必要条件，较好地解决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作为个体的比较文学学者，由于语言、身份、学识等方面的局限，无法跨越所有的异质文化，但如果每个学者都可以立足自己的文化语境，跨越两种或以上的文化，那么，无数个体的跨文化交融在一起之后，“国别（民族）文学”也就面向“世界文学”的方向，遥望、爬行、最后有节奏地大踏步了。在追寻“世界文学”的路途中，如何处理好“民族（国别）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胡良桂为我们提供了几种思路：第一，“民族文学”应该保持自己的民族性。“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终极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学完全丢弃自己的民族性，臣服于某些抽象的世界性。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不单纯指民族文学认识、学习他人，也指民族文学走向世界舞台，被他人所认识和学习。第二，世界文学既是民族文学的目标，也是民族文学自我完善的动力。“民族文学”的演进有纵向的动力源，它来自民族文学自身的传统，还有横向的动力源，它源于异质文学之间的相互碰撞和交融。只有两种动力的“合力”才能造就更具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学。第三，要努力揭示民族文学的世界性，即通过民族文学的相互参照，揭示民族文学的共通因素，这些共通因素也就构成了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而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则构成了世界文学的特殊规律。#p#分页标题#e#

二、“平行—贯通”法：超越“X比Y”模式

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是胡良桂致力于探索的一个领域。为此，他发表了《世界文学中的20世纪意识》[6]、《文学的人类性、世界性及其与民族性、时代性的关系》[7]、《异化：一股世界性的文学思潮》[8]等论文，并在专著《世界文学与国别文学》中设置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总体人类关怀”、“全球化：世界文学的总体形成”、“世界总体文学的发展脉络与阶段性特征”、“世界文学共同体的形式选择模式”等章节。这些总体性的探索显然不是“X比Y”式的两项或两极对比可以完成的，它需要多项、多极的旁征博引的比较研究才能承担。在比较文学提供的研究方法中，平行研究运用最广，由于它常常只涉及两种异质文学之间的比较，因此被称为“X比Y”模式。不少比较文学专家对这种模式批评多于认同。比如季羡林就认为：“试问中国的屈原、杜甫、李白等同欧洲的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有什么共同的基础呢？……勉强去比，只能是海阔天空，不着边际，说一些类似白糖在冰淇淋中的作用的话。这样能不产生‘危机’吗？”[9]钱钟书对平行比较也充满担忧：“看到人家大讲‘比较文学’，就记得小学里造句：‘狗比猫大，牛比羊大’；有个同学比来比去，只是‘狗比狗大，狗比狗小’，挨了老师一顿骂。”[10]平行研究之所以饱受诟病，并不是比较文学不需要这种研究方法，而是因为人们由于视野和能力的局限，常常将平行研究机械化、简单化成为两国文学（包括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等）的简单比附，缺乏问题意识和深度挖掘。至于多国、多民族文学现象之间的关联，自然让这种“X比Y”模式无能为力，而世界文学的共通规律和特殊规律则更让它束手无策了。钱钟书不仅在语言上揶揄这种平行比较，他更是用实际行动为超越这种“X比Y”模式作出了表率。王向远正是以他的《管锥编》为范本，提炼出一种完善版的平行研究：“平行—贯通”法。[11]

王向远发现，《管锥编》在论及古今中外的文学时，很少使用直接的、表面的比较，它们更多是把多种文学现象连缀在一起，不做过多的展开和发挥，给人留下了许多思考和想象的空间。这种“比较”类似于修辞学上的“排比”，即用一连串相关和类似的材料来反复强化和凸显同一主题、同一观点或同一结论。这些材料本身来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体系，一般没有事实联系，但一旦在特定的议题下把它们摆在一起，它们就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各条例证材料之间就能相互显发，有了密切关联。通常的“平行比较”常常流于“X比Y”式的两相比较，而《管锥编》运用的则是“X1∶X2∶X3∶X4∶X5……”这样的多项式“排比”；一般的“X比Y”式“平行比较”只是说明被比较双方的“异”和“同”，而钱钟书先生的多项式“排比”却不是简单地求同存异，而是发现和呈现隐含于这些材料中的某些规律性现象，在材料例证的连缀和排比中，古今中外就被“打通”了。一般的“比较”常常缺乏可比性，未必能有“打通”之效，不免穿凿附会，流于皮相之见，而钱钟书的将古今中外汇而通之的方法，是水到渠成的自然而然的“打通”，也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上下贯穿、左右相连的“平行贯通”。来自不同民族、不同语种的材料，在表达内容与表达方式上竟如此相似和相通，就不由地使读者产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文化认同感，而作者的观点也就自然呈现，有时无需多费一词，便有很强的说服力。[12]在《世界文学与国别文学》的后记中，胡良桂表达了对《管锥编》的敬意，“原计划这是一部百多万字的多卷本，很想写成像钱钟书《管锥编》那样———古今中外囊括于中———探索人类文学共同规律与特殊规律的皇皇巨册。”[13]虽然该著作的规模离《管锥编》还有一些差距，但在某些方面确实深得《管锥编》的神髓，比如在寻找世界文学的规律时，它同样将“平行—贯通”法运用得自然和充分。不过，钱钟书偏爱于静态的案例类比，不喜做理论和价值判断，这一点，胡良桂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在谈到《管锥编》、《谈艺录》中的比较方法时，他认为“类比与对比虽有简洁、明确和方便的优点，但也有其局限性。它的思维方法基本上是线性的，是在一个层面上直线式地分辨一物与它物的同与异；而且，随着参照系的变换，比较所得的结果也往往大相径庭。”[14]

为了避免静态类比的不足，胡良桂不仅继承了《管锥编》的“平行—贯通”法，而且通过大量的案例，从学理上对多种世界性文学现象做出了明确的价值判断。不妨以他对“20世纪世界文学的演变轨迹与基本特点”的探索为例[15]，从中可以看出胡良桂确实拥有宏阔的视野、丰富的学识和出众的理论建构能力。胡良桂首先提出了“20世纪世界文学观”，即从宏观上来关照世界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其次，他从这种“世界文学观”出发，通过审视拉丁美洲文学、日本文学、法国文学、苏联文学、美国文学、德国文学、中国文学等多国文学的发展状况，寻求20世纪世界文学的演化轨迹。第三，从多国文学的发展状况中，他再次提炼出20世纪文学的基本特征：主观内倾化、非人化、理性化、没落化、分析综合化、方法的变革与艺术上的发明。最后，他理性思索了20世纪世界文学的局限和问题。尽管钱钟书惯用的浑然天成的“平行—贯通”法远比一般的“X比Y”模式优良很多，但长时间以来，鲜有比较文学理论家发现它。王向远虽然发现并且推介了这种方法，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因此“X比Y”模式的论著依然层出不穷，成为平行研究的主流。其深层原因恐怕还在于很多“比较文学学者”缺乏足够的“世界眼光”，也缺乏横跨和驾驭多国文学的能力。所以说，胡良桂对20世纪世界文学的整体把握，尽管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可能，但显然是比较成功的，其“比较方法”不露痕迹的运用，更是一种境界。#p#分页标题#e#

摘 要：对于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所表述的比较文学中的比较观念，众家纷争的着眼点于两处：其一是关于所谓“比较”的提法是一种“比较”观念的纲举目张式的梳理还是一种学科自觉的油然生发；其二是是否是在坚持所谓影响研究的合法性，而反对平行研究。研究学科初始的“元”系列的研究人物时应当，切实联系学科出发点，要还原本真。

关键词：陈寅恪；比较文学；比较观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240-02

“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比较文学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1］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是陈寅恪针对清华大学1932年夏考国文科目有对对子一事向委托人中文系主任刘文典写的一封信。信中洋洋洒洒五千古白话主要讨论的是比较语言学的问题，同时还涉及到比较文学甚至发展至一般比较研究的法则。上述一段话则是被比较文学研究者封为经典论断而揣摩深重、评论不一而足。

陈寅恪先生专治史学，擅长佛教对中国文学影响关系的研究，并兼及语言、宗教、文学等多种学科，是学贯中西、会通古今的大家。对于比较文学而言，囿于时代以及个人学科兴趣、研究方向的限制，陈寅恪先生并没有详细地系统性的论著，但是由于多方涉猎，不可避免会于众多书信、论文中提及自身对于具体研究对象的一种归纳与慨叹，多为宏观方面的文化研究，寥寥数语却字字珠玑。这些极富启发意义的探幽烛微，成为如今比较文学学科在比较诗学、影响研究、文类学、译介学等范畴的研究借力点与生长点，生成了丰富的学科探究成果。《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就是在比较诗学（比较文学理论）范畴上的典型例证。

你知道《西游记》中孙悟空72变和大闹天宫的情节是怎么来的吗?观音是如何一步步演变为现在的形象的?中国画与中国诗又有何共通之处?……如果你想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那么不妨走进“比较文学”的世界。

比较文学≠文学比较

“比较文学”是法语littérature comparée的直译,很多人可能会望文生义,把比较文学和文学比较画上等号,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

自古以来,国家或民族间的交往会带来许多领域的相互渗透和影响,由此就出现了以下文学现象:日本的古典小说《源氏物语》中,引用了不少我国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作;我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72变的创意,其实是吸收了印度佛经中神猴哈奴曼会36变的成分;而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情节又借鉴了印度《贤愚经》中顶生王闹天帝宫殿的故事……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反映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而“比较文学”正是致力于在两种民族文学之间,或是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寻找这种联系和影响的开放性学科。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们单纯地将中国诗人李贺与英国诗人济慈放在一起比较,认为他们同样才华横溢却又早逝,而且作品中又都体现出某些浪漫主义的色彩,那么这项工作只能算作文学的比较。同样,单纯地将荷马与屈原放在一起,比一比《荷马史诗》与《离骚》的异同,也不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内容。但是假如你能在济慈的作品中找到确实的事实或材料,说明济慈曾经受到过中国文化的影响,那么我们就可以就“中国文化对于济慈的影响”这一课题作一番深入研究,而这就是比较文学中常见的研究方式之一――影响研究。

由此可见,比较文学远比文学比较要复杂,虽然同样是以文学为立足点,但比较文学的着眼点要大得多。比较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推动了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相互宽容,它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文学促进文化沟通。

我们耳熟能详的钱钟书、季羡林等人都是我国比较文学领域的大师,他们的许多作品都是比较文学研究史上的名篇。如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就探讨了中国古诗与中国画相辅相成、相互渗透的众多事实联系,揭示了两者共有的美学价值关系,提示了文学与艺术这两门学科的交叉关系。而季羡林的《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中则列举了在印度、古希腊、法国等许多国家的故事集和寓言中找到的大量类似的故事,考证了《黔之驴》的故事并非原创,而是“漂洋过海”“走”遍了世界,最终来到中国的。而这正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受其他民族文化影响的证明。

由上述举例我们也可以发现,比较文学的研究范畴并不限于文学领域,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如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心理学等的关系,也是比较文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比较文学已走过了一百多年，但比较文学的“比较”内涵依然没有得到有说服力的梳理或界定，其中的主要根源是传统研究的“总体论”取向。通过开辟一种有别于传统研究的路径，即“个体论”取向，依据“观念”与“方法”的关联性（即两者之间的相生性与疏离性），可将“比较”分为“他律性比较”与“自律性比较”。“他律性比较”是指与“观念”相生的“比较”；“自律性比较”是指与“观念”疏离的“比较”。对“两个比较”的揭示，使比较文学的“比较”内涵得到一次学理性的朗照。

[关键词]个体论；跨际文化观；他律性比较；自律性比较

[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7-0082-05

林玮生（1966-），男，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广东外语艺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广东广州 510632）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西文化范式发生的神话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2BZW128）、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西‘神话形态’蕴含的‘文化范式’研究”（项目批准号：11YJA751045）、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中西‘神话形态’与‘文化范式’的全息性研究”（项目编号：11WYXM056）的阶段性成果。

一、“比较”内涵界定的困惑及主要根源

作为一个学科，比较文学已历经了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的历程中，比较文学并没有一帆风顺，而是在曲折艰难的步履中走来。造成这一“曲折”境况的原因并不在于比较文学自身，而在于比较文学缺乏一套有机的、系统的学理支撑。其中一个表现是对“比较”含义界定的乏力与贫困，而“比较”含义的界定则关系到比较文学是否能在学科之林中安身立命。对“比较”阐释的乏力，使比较文学遭受克罗齐们的不断非难，尽管玛利·伽列抛出“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加以回击，但至今仍然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比较”内涵的阐释系统。

长期以来，为了解读“比较”含义，不少比较学者从“比较”术语人手，去探求“比”/“比较”（包括“可比性”）的内涵。殊不知，这是一种本末颠倒的溯求。“比”/“比较”只不过是一种表面操作性的东西，而不是第一性、本质性、独立性的东西。在“比较”的背后，还有更为本质、更为深层的主人，那就是“观念”，“比较”受到了这个“观念”的制约。离开了“观念”的“比较”，就如一个断了线的风筝，“比较”只能在空中无的放矢地飘游。“比较”只有与“观念”建立关系，才能拥有定性的言说空间，而不再飘游不定。

胡亚敏，著名文学教育家，本刊顾问。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社社长，教育部中国语言文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一直从事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具体领域为叙事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中外文学批评研究。出版专著《叙事学》等多部。近年来多次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励，《叙事学》、“詹姆逊研究系列论文”等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作为一门新型的边缘学科，诞生不过百年左右，但它已在世界文坛站稳了脚跟，并以其独特的理论建树和批评方式，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帮助人们从更开阔的视野总结文学的普遍规律，概括丰富的文学现象，从而在更宏阔的背景下认识文学。从文学教育的角度来说，了解比较文学的有关知识，也能更好地促进我们的文学教育。

我先说说什么是比较文学。

给比较文学下定义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一些比较文学家认为比较文学这个词本身就是当初未起好的名称，容易造成误解。韦勒克认为，“比较是所有的批评和科学都使用的方法，它无论如何也不能充分地叙述文学研究的特殊过程”。同时，由于各国对“比较文学”一词在表达和翻译上的差异，使其所强调的重点也有所区别。如“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在法语中是过去分词(compare)，它暗指的是文学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各国文学关系；在英国，comparative是作为literature的修饰语，是形容词；而在中国，“汉语中的‘比较’二字更容易让人想到比较的动作，同时，汉语中比较文学一词字面上也没有文学研究的含义”。尽管各国对比较文学的理解不尽相同，但由于语言本身的契约性，“比较文学”这一概念已在世界各国约定俗成，人们普遍接受了这一简略说法。在本书中，“比较文学”中的“比较”一词被理解为方法的代名词，它包括考证、演绎、统计、对比等多种方法；“文学”在这里也是广义的，它不仅仅指作品，也包括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批评等，即具有文学的综合性研究之意。

给比较文学下定义的困难还不仅仅在于它的名称，更主要的在于它发展过程中的动态性。由于比较文学对象和方法的开放性，使任何对它的概括都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勃洛爽克在《比较文学的新动向》一文中指出：“我认为任何给比较文学下精确细致的定义，把它上升为一种准科学体系或者把比较文学家同其他学者分开的企图都是不妥当的。”但是要从事理论研究，概念的界定又是不可缺少的，每一研究都需要构造自己的基点，需要人为的划界，这就构成了给比较文学下定义的悖论。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的“比较文学”词条中界定：

比较文学是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它是历史地比较研究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学科。这是一种描述性的且兼收并蓄的定义，主要说明了比较文学的历史发展及研究范围。这一定义虽在中国被普遍接受，但仍存在着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必须承认，任何定义都是一种片面，确定事物的某种性质必然以忽略该事物其他方面的性质为代价。随着人们对比较文学认识的深化，更多的比较文学定义将会继续出现。

接下来，我谈一下学习比较文学的意义和作用。

比较文学是一门最具国际性的课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的国际标准分类”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学历层次、研究内容作出了十分具体的规定。在我国，比较文学已被国家教育部列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成为文学系学生的必修课。比较文学在人才培养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下面仅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谈谈学习比较文学的必要性。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内容摘要：长久以来，文章和文学的界限模糊不清，在语文实际教学中也不被教师区分，更不对二者的教学异同做科学的比较分析。但是究于二者存在一定的差异，对其进行相应的比较分析有利于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效果的作用，所以在教学中教师应该了解他们的异同，有针对性地对不同文章和文学作品采用合理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关健词：文章 文学 比较

一.文章与文学的异同

（一）联系

1.文章和文学都是以语言为依托，语言是作者进行表达、论述或者传情达意的工具，文章和文学作品都离不开语言。

2.文章和文学都有一定的价值，是作者的精神产品，具有美的特质。特别是教材中精选的文章和文学作品，不仅是人类社会智慧的结晶，更具有教育价值，依托语文教材中的作品进行教学，不仅是对语文基础知识的传授，也是对优秀的人文精神的传承。

（二）区别

文学和文章也有一定的区别。文章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章包含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属于他的一部分;而狭义的文章专门指没有添加作者艺术虚构的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科技文等。本文主要探讨语文教材中具有明显文章特征的作品与添加艺术虚构的文学作品在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上的差异。

本文作者：王楠 单位：河北省保定职业技术学院

一、跨文化研究的缺席

比较文学首先从欧洲兴起，到现在其研究中心也依然是欧美。它是一门年轻学科。从1816年“比较文学”这一术语提出算起，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历史表明这是一门内容广博的学科，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的学科。它的这种属性要求我们的研究不能离开文化研究。但是恰恰是这一点在过去一直被忽视。法国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镇，为比较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聚集在《比较文学评论》周围的法国比较文学家们标举影响研究，崇尚实证主义，他们有时着重探讨歌德在法国和英国或欧辛、卡莱尔、席勒在法国的威望以及影响和声誉等问题。这一学派发展了一套方法学，除了收集关于评论、翻译及影响等资料外，还仔细考察某一作家在某一时期给人的形象和概念，考察诸如期刊、译者、沙龙和旅客等不同的传播因素，考察“接受因素”，即外国作家被介绍进来的特殊气氛和文学环境。法国学派的这种影响研究对于梳理民族文学关系，促进民族文学的了解.有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这种死抱“事实联系”的做法并没有注重起跨文化研究，没有从文化的角度去考察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没有探寻比较文学间的文化内因，甚至对文化交流熟视无睹，淇视比较文学的文化土壤，现在看来这肯定是它的历史局限。平行研究是美国学派的理论，美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崛起于二战之后，他们不满于法国学派漠视作品审美欣赏这种停留于外部考证的研究方式。

1953和1958年，注重文本批评的英美新批评派代表人物韦勒克，分别在《比较文学的概念》和《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对法国学派重事实、讲考证，只求“事实联系”的研究方法提出全面尖锐的批评。1962年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亨利雷马克发表了《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重新定义“比较文学”：“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而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音乐，建筑）、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学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理论要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信仰领域也就是广艺术之间的关系，它提倡“跨学科研究”，体现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但是却又把比较文学的范围扩大到无限，而且平行的扩大常常导致牵强附会的乱比，造成“无限的可比性”，“那也就很难说是严格的科学了”。从这一派来看，学科间的跨越性是很大的，然而它对于文化的差异的鉴别和分析，对于寻找文学文化的兼容和可比性，对于探求文学文化的互补互证，对于发现特定文化的文学映射仍然是十分欠缺的。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发展史上的最基本方法，平行研究是影响研究的修正和补充。它们共同构成比较文学的理论框架和批评基础。比较文学正是循着这一道路发生发展并且走到现在。同时这些理论也构成了比较文学存在的基础。这是其巨大的理论贡献。可是尽管比较文学有这两大学派的理论支持，仍然可以发现其文化研究的不足。影响研究重实证、重考据，根本就排除了美学的文化的批评：它的跨越性也仅仅体现在法、德、意等欧洲国家中，显然其跨文化研究是不在场的，是缺席的。美国的平行研究虽然改变了“事实联系”，扩大了跨越，但是其文化显像仍然是虚弱的；由于它的随意性，主观性，让人很难相信其为科学。它的大跨越并没有体现大文化，因此其跨文化缺席是有目共睹的。文化是文学的土壤，文学的解读和比较必然要寻求文化之间的话语实践，跨文化的缺席也必然要被它的出场替换。

二、跨文化研究的出场

比较文学的磨难不断，它的危机严重影响到其自身的存在。因此，为比较文学研究找出路显得十分关键。只有在危机中寻找出路，寻求突破，比较文学才能不断发展。如果说是比较文学的历史局限造成了它的跨文化研究的缺席的话，那么，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跨文化研究的出场应该属于“堂而皇之”，适应了比较文学的发展和新时代的研究需要。第三次科技革命有力地推动了国际间的联系，特别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更是打破了国家间的壁垒和界限，全球性的时空紧缩使全球结合为一个紧密联系、彼此依存和互相联动的信息整体,使得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变成了真正意义上“地球村”。商业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带动了人员的大流动、文化的大传播，在这种全球化语境条件下，经济多元化，政治多元化，文化多元化是世界的总体面貌。世界的多元变革也促成了人们思维的改变。多声共奏，杂语喧哗，这就是全球一体化的特征。一体化是世界交流的需要，文化多元化是保持自身身份的选择，一体化和多元化成为新世纪的特征。在全球多元化的语境里，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成为必然的出场了。实际上，比较文学中的文化研究当然还有一个学术背景；二战以来，西方学术界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化理论特别活跃，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心理批评、符号学、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流派竞相登台，其中的不少代表人物本身即是比较文学家，由此对当前西方比较文学研究择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其自身来说，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第十二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1988年)的主题为“文学中的乌托邦”，已带有社会学研究的性质。至于此后几届年会的主题，如1991年第十三届年会的“欲望与幻想”，1994年第十四届年会的“多元文化与多语种社会中的文学”，以及1997年第十五届年会的“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包括不断发表的论文都已经显示了跨文化研究的倾向。苏珊巴斯奈特还断言：“一旦脱离了民族文化和文化身份这些关键问题，比较文学就会迷失方向”。

国学大师季羡林也曾说过：“比较文学的研究属于文化交流的范畴”。由此可见，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化之思已经是比较文学界的共识，跨文化研究已经登上比较文学的舞台了。跨文化研究作为新世纪比较文学的发展道路，将会促进比较文学的繁荣。在全球化的语境里，文化一体化是不可能消灭多元文化的。尽管存在文化大交流和国际间的文化大融合，但是“每一个民族都将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合奏中演奏自己的声部”，异类文化在相互交融和吸收的同时，仍然保持个体的存在。恰恰是由于“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愿意放弃它的个性”，所以在全球一体化和文化一体化的背景下，多元化将是新世纪的格局。这样，在这种文化交流频繁，多元共生的局面下，跨文化研究将会因为被给予的新的契机而大有用武之地。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研究，它首先要求研究在不同文化和不同学科中人与人通过文学进行沟通的种种历史、现状和可能，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文学研究，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坚持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改善人类的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跨文化研究就是要走出比较文学的单一影响或平行研究，把思考的焦点对准多种文学的多元文化背景，寻求人类相异文化之间的对话和平等交流，探询不同民族的个性的文学流露，建设新的人文环境。正因为这样，跨文化研究才把比较文学的研究带到一个更为开放的领域，它深人到文学的文化背景，掘动了文学之间最丰富的沃壤；它从文学中获得对他者文化的认可，体认相异文化的文学映射，并在跨越文化的对话中获得互补、互识、互证，推动比较文学进人新世纪的新天地。作为一种文学研究,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以不同文化和不同学科中人与人之间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互相沟通、理解、尊重和宽容为研究内容。新人文精神为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为促进文化沟通，改善人类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实现不同文化间的尊重宽容、和谐统一、和平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指导作用。#p#分页标题#e#

三、国内的跨文化研究立场

涂慧(以下简称“涂”)：曹老师，您好!很高兴能与您面对面，近距离感受您的学者风范和学术理念!我们知道，您的导师是以研究《文心雕龙》著称的知名学者杨明照先生，而您现在则是中国比较文学方向的著名领军人物和知名学者，您的研究领域似乎有所转向，您可以谈谈其中的缘由以及杨先生对您在求学治学上的影响吗?

曹顺庆(以下简称“曹”)：我于198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同年考上四川大学研究生，拜在杨明照先生门下，1983年获硕士学位，1987年获博士学位。在我的求学过程中，明照先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先生对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严谨求实的治学理念和博雅亲切的人格熏陶两个方面。

先说治学理念。明照先生曾师从著名学者郭绍虞深入研究《文心雕龙》，出版《文心雕龙校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等著述，被誉为“龙学泰斗”。综观先生的学术历程，其学术上的最大的成就是校注和研究《文心雕龙》，其爬罗剔抉、考辨源流之细致，其考证辩驳、辨章学术之严谨，足以堪当今人治学之典范。无论在资料搜集、文本校勘，还是理论研究、体系建构上，他都能独树一帜。这种严谨、务实、求真的精神，影响着包括我在内的众多学人。我在做博士论文选题时曾打算以《文心雕龙》为研究对象，但先生说龙学研究佼佼者众多，建议我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学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开辟新的古代文论研究路径。于是，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写出了中国第一部以“比较诗学”命名的专著《中西比较文学》。此时恰逢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积极复兴中国的比较文学学科，从此，我便走向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

再说人格熏陶。在一般人看来，先生对学问研究是严厉而苛刻的，对学术是敬畏而真诚的，对学生是高标准和严要求的其实，从内心来讲，先生待人是极其和蔼而坦荡的，而待己则是严格而严厉。每次和先生谈完话后，心中总会充满温暖和激情。先生已经真正达到学术即生活，生活即学术的物我两忘的逍遥境界。总之，无论是治学的严格，还是人格的熏陶，杨先生都在学生的心灵中都树立了～块值得崇敬而难忘的丰碑。如启功先生在《祭杨公明照》中所言，可谓“后学仰止，千载留声”。先生虽已离我们远去，但先生的高尚遗风永远与我们同在。这让我又想起先生那琅琅的川音，那飘飘的白须，那激情的手势，那亲切的笑容，仿佛他又回到我们身边。

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股经久不息的“读经热”，包括《文心雕龙》在内的传统文化成为大众消费的对象。您对此有何看法呢?国内出现“读经热”的原因有哪些呢?

曹：所谓“读经热”，又可称为“国学热”。“读经热”在19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出现和兴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文化转折。这其中的原因大概有三：

第一，对待传统的偏激态度和过激行为。中国知识界曾有人对传统文化持负面看法，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国被动挨打的“祸根”，是实现现代化的“绊脚石”，不打倒传统文化，中国就不能进入现代，就不能繁荣富强。然而，抛弃传统文化的结果不仅没有达到我们当时的且的，反而使我们失去了文化之根，由此导致很多严重的后果。

第二，当代文化的失语与混乱。由于我们都对传统文化不熟悉，这就造成了我们文化上的“失语”时代，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创新能力的衰减。所谓”失语”，其根本的害处就是缺乏创新力，缺乏自主刨新性。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读不懂中国古代典籍，必然会形成“失语”现象，这是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