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西莫夫短文两篇教案范文精选

教学建议

一、主题思想

恐龙是古爬行动动物，种类繁多，体型各异，小的体长不到一米，大的体长数十米，重达四五十吨。有食肉的，也有食植物的。它们在地球上的陆地或沼泽附近生活，在地球上曾称霸一时。

6500万年前，在地球上生活了1.6亿年的恐龙灭绝了，成为生物史上最大的谜案。这两篇短文，一篇依据在南极发现恐龙化石的事实，佐证了大陆漂移假说；一篇通过对“被压扁的沙子”的反思，证明外星撞击导致恐龙灭绝。

课文所选两篇就同一问题从不同角度思考，从而发现新的论据或得出新的结论。文章给了我们一个有益的启示：不同领域的科学发现可以互相启发，从而有新的发现；要学会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

二、思路分析

《恐龙无处不有》开篇提出科学领域是紧密相连的，各自的发明都有可能得到相互启发，以引起读者的兴趣：“紧密相连”表现在哪里？有哪些事实能证明它们是互相“产生影响”的？然后举南极发现恐龙化石的例子，提出既然寒冷的气候不适应恐龙的生活，恐龙是如何越过大洋到另一个大陆去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引出板块构造理论，说明是大陆在漂移而不是恐龙自己在迁移，得出在南极发现恐龙化石这一事件，为板块构造理论的成立提供了有力证明的结论。

《被压扁的沙子》起笔提出导致6500万年前恐龙灭绝原因的一个新观点——一个巨大的小行星或童星对地球的撞击，引起人们对这一曾经主宰过地球的生灵突然灭绝的兴趣、并且说明科学家们研究的目的在于“多地了解这种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因为当将来面临这种事件时，我们可以采取某种应急措施”。然后从地质学发现的证据上论证造成恐龙灭绝的原因应该是撞击。

【总体点拨】

议论文的主要考查点就是论点、论证和论据。阅读一篇议论文，要明白文章的中心论点是什么，围绕中心论点又有哪些分论点；要明白论证的过程，还要了解文章用了哪些论据，属于何种类型的论据。为解答好议论文阅读题，在平常的学习过程中，就要注重信息检索和概括能力的培养。

【例题展示】

善于舍弃

①现代社会充满了各种诱惑，这就需要我们在选择中善于舍弃。

②“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鱼和熊掌都能得到，当然是最理想的，但这种可能往往是最小的。一般情况下需要在鱼和熊掌中做出选择，即使仅得到鱼，也是一种成功；如果哪一个都不愿舍弃，盲目地追求鱼和熊掌“二者得兼”，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那才是悲剧。

③舍弃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

④号称“飞禽之王”的欧洲金雕，一窝只生两只幼鸟。有时由于食物不足，两只幼鸟就会“手足相残”，强壮的一只便把弱小的一只挤出巢穴，摔死在崖下。金雕妈妈面对饿死两只幼鸟，还是保全一只幼鸟的现实，别无选择，只能容忍这种残酷的“舍弃”。东北狼被猎人的铁夹夹住后，面对断腿和丧失生命两种选择，毅然把被夹的那条腿咬断，然后逃生。东北狼凭着这种痛苦而果断的“舍弃”，保存了生命。

翻译俄罗斯著名作家季尔・布雷乔夫的科幻作品已有十多种。每当为译本写序，作者名字首次出现时，往往习惯地注明：(1934～)。可这次，在为又一本译作《外星地球村》作序时，我心情沉重地写下：(1934-2003)

增添的阿拉伯数字，无情地确认了一位异国挚友生命的终结。通信十六年，眼看即将会面，不料……取出厚厚一叠珍藏的异国来信，不禁黯然神伤，思绪朝着往昔伸展。

早在1987年，我着手翻译季尔・布雷乔夫的一部少儿科幻作品。原版书发现于上海图书馆，书中搏动着童心，闪烁着童趣，令我惊喜。于是，给作者去函。1988年2月10日，季尔‘布雷乔夫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您是一位如此坚强的上海人，得知您在翻译我的书，我感到欢悦……”

从此，书信不断地传递着跨国友谊的温暖。他佳作问世，常常在第一时间赠我，甚至成书之前就寄来打印稿。我偶有拙著，也兴冲冲寄去。

会面的愿望，双方心中都在增强。我年少即重残，虽借助刊创作译作，进灵霄殿、登灵鹫山，乘时间机、游外星球，仿佛不受时空约束，自由潇酒得很，实际上靠怪模怪样样的手摇车代步，并逐渐几乎足不出户，远赴莫斯科更是难以实现的奢望。他则再三表示，要来中国，到北京登长城，去西安看兵马俑，并一定赶至上海和我相见。我和爱人郑懿商量着该请远方的朋友吃些什么有中国特色、上海特色的菜点，准备些什么既有意义又携带方便的礼品。红烧狮子头、南翔小笼、大闸蟹?文房四宝、丝绸料子、集邮册?

然而，他的中国之旅久久未能成行。

《独闯金三角》和《大战微型人》这两部书的拙译本，由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作为“当代外国科幻名著”系列开首两本推出，责编李重民刚把崭新的样书寄往莫斯科……―对，正是李先生于2003年9月14日来电称：“据说季尔・布雷乔夫已逝世。”我不敢相信，更不愿相信，慌忙打开电脑，查看俄罗斯的相关网站。岂料噩耗竟得到证实――

“（05.09.03)布雷矫夫专页俄罗斯著名小说作家季尔・布雷乔夫（伊戈尔・福谢沃洛多维奇・莫热依科）已于今晨逝世。追悼障会定于……”

关于诵读篇目和课外读物，新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提出了一些建议。但是这一建议至少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建议虽然指定了一些诵读篇目和课外读物，但是也有未指定处。这包括四个地方：第一是“白话诗文”的诵读篇目；第二是虽指出了具体作家的某类作品，但未指出其具体篇目，如“莫泊桑短篇小说”；第三是“当代文学作品”的书目；第四是“科学与人文”方面的书目。二是建议没有为指定的和未指定的篇目和书目排列一个科学合理的顺序。为了使学生的学习有章可依，也为了便于教师的指导和学生的交流，从2004年开始，我们就着手准备这一工作。在充分研究课程标准、教材、学生的基础上，经过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我们终于拟定了一个高中诵读篇目和课外读物的阅读顺序。（具体内容见下文的“附录”）

我们的拟定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准备阶段

这一阶段，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逐步确立“诵读篇目和读物书目”，二是划分时段。

考虑到课程标准中指定的诵读篇目较少，我们进行了补充，主要参照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高中生必背古诗文40篇》，这样就由原来的14篇扩展到了40篇，基本满足了学生的需要。对于未指定部分，我们主要是向学生推荐一些“诵读篇目和阅读书目”，由学生自己选择，或者师生双方共同拟定。白话诗文，我们重点推荐了薛一凡选编的《一生要读的60首诗歌》、彬彬主编的《一生必读的名家诗歌》、蔡天新主编的《现代诗100首・红卷》和《现代诗100首・蓝卷》、薛一凡选编的《一生要读的50篇散文》等，并且规定了诵读的篇数不得低于同“时段”的三倍。对于指定作家的未指定作品，我们推荐的是“选集”或“精选集”，如《莫泊桑短篇小说精选》《普希金诗选》；当代文学作品，我们重点推荐了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世纪文学60家”的作品。科学与人文读物，我们推荐了依・尼查叶夫著、滕砥平译的《元素的故事》，高桥升平主编的《一分钟探案》，黄禾娟编著的《人生哲理故事150则》，杨梅、李晶晶编著的《101篇影响世界的经典演讲》，禹田主编的《最勤奋的102个学习故事》等。我们规定至少要选读一本。

我们将高中三年的时间划分成11个时段，即高一上学期、寒假、高一下学期、暑假；高二上学期、寒假、高二下学期、暑假；高三上学期、寒假、高三下学期。

二、起草阶段

在把“诵读篇目和阅读书目”分配到各时段时，我们确定了以下原则：

这些笔记是王敬恒先生妻子葛凤珍女士，在平时的生活中，记录下来的一些生活片段，充分表现了王敬恒先生童真的生活趣味，活泼泼一个非常现实中的王敬恒，对我们全面真实的认识王敬恒先生及其艺术有很大的帮助作用，若能从中受到一些人生的启发，感悟到生活的真谛，或许还能改变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使大众受益。

我吃豆腐干，是南溪出产的，王要讨点尝，我不给，说他有牛肉吃，他打定注意，等我上班去了再偷，这是后来他告诉我的，他说他将切下豆腐干的一片，很薄的一片，让我根本看不出遭了“劫”。

晚说腰痛，他躺在床上休息，我想为他念书，他说，他要唱歌，于是他就唱开了（阿妹站在山岗上），他唱：“阿哥阿哥，我手里捏着一根针，嘴里含着两根线。”

阿哥唱：“含线作什么？”

阿妹唱：“一根拴你的脚，一根拴你的手，拴住你的脚，你莫到处走，拴住你的手，你别到处摸，哎哟……哎……哟……”

阿妹又唱：“我还要你的眼睛只盯着我，只盯着我呀，眼睛不许眨。”

阿哥白：“是，是、是，我只盯着你，只盯着你。”

阿哥唱：“请问妹妹，我打瞌睡怎么办？”

一般读者读作品，光凭直觉就能判别小说的档次；但是，感觉到的可能不一定很正确，就是正确也可能很肤浅，不能深刻理解，而只有理解了才可能纠正直觉的错误。课堂上的阅读，或者专业的阅读，要有理论的指导，才能更好地挖掘出作品的审美价值。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文学理论都可靠。有些错误甚至荒谬的理论，极可能破坏读者的艺术感受。

一

目前，在中学和大学课堂上，有一种关于小说情节的理论广为流行：一分析情节就是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个部分。这是非常荒谬的理论。这样的理论，并不符合现代小说，特别是中学课本中短篇小说的实际情况，许多小说没有高潮，有的没有结尾，有的没有开端。其实，到了19世纪下半叶，以契诃夫、莫泊桑和都德为代表的短篇小说家，就已经废弃了全过程式的情节（在我国古典小说中，叫作一环扣一环），代之以“生活横断面”的结构。这种结构不追求中国传统传记式的连续性叙述模式，而是从生活中截取一个侧面来表现主题。最明显的不同是，开端显得非常不重要，往往是从事件的当中讲起，开端退化为后来的某种不着痕迹的交代，更不在乎严格意义上的结尾。现代短篇小说的好处恰恰是对于完整过程的大胆省略。比如《项链》，明明发现耗费了十年辛劳的项链是假的，却戛然而止了。如果再写下去，把真项链要回来，换成现金，在艺术上就煞风景了。

早在五四时期，胡适就在《论短篇小说》中说，所谓短篇小说，并不是篇幅短小的意思，而是有一种特别的性质。他为短篇小说下了这样的定义：“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的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1]

他把这种现象比喻为树身的“横截面”，看了“年轮”就可能知道树的年纪。胡适以他翻译的都德《最后一课》《柏林之围》，和莫泊桑《羊脂球》《二渔夫》为例，说明这种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片段”的情节构成方法，针对的就是传统所谓有头有尾、环环紧扣的情节构成。这在五四时期新锐小说家那里几乎已经成为共识。鲁迅有时走得更远，他的《狂人日记》几乎废除了情节。《孔乙己》则把孔乙己之所以成为孔乙己的故事全都放在背景的交代中，只写酒店的三个场景，其中第二个场景孔乙己还没有出场，而这恰恰是鲁迅最精心的设计。

这说明，早在五四时期，全过程的情节早已不是经典作家的追求，相反横断、纵切、省略连贯性环节，才是小说艺术的新生命所在。关于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理论”，据我考证，是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的一个二流学者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中来的。这个《文学原理》，原为苏联教育部核准的文学理论教材。原文是这样的：“和生活过程中任何相当完整的片段一样，作为情节基础的冲突也包含开端、发展和结局。”[2]在阐释“发展”时，又提出“运动的‘发展’引到最高度的紧张，引到斗争实力的决定性冲突，直到所谓‘顶点’，即运动的最高峰”[3]。这个补充性的“高峰”，后来就被我国的一些理论家与英语的“高潮”结合起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苏式文艺理论教条早已被废弃，季莫菲耶夫的“形象反映生活”“文学的人民性”“文学的党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早已被历史淘汰，而“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情节教条仍然在中学甚至大学文学教学中广泛流行。

20世纪80年代，花城出版社出版了英国作家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此书继承了俄国形式主义者把情节和故事（素材）加以区别的精神，把情节和故事加以划分。例如，国王死了，然后王后死了，这还不是情节；要成为情节，其中必须有一个因果关系，国王死了，然后王后也死了，因为王后悲痛过度。有这个因果关系，就是情节了。[4]

这个理论讲得很通俗，但实际上它是很古老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讲情节、动作，就是一个“果”、一个“结”和一个“解”。“结”就是打一个结，然后把它解开，从结果中寻求原因。[5]例如，《俄狄浦斯王》中先有一个“结”，这个孩子生下来，祭司就预言他将来会杀父、娶母；人们千方百计逃避这样一个结果，然而阴差阳错，种种巧合，他最后还是杀死父亲，娶了母亲，逃避的原因变成了逃避不了的结果。这就是“结”和“解”的关系。福斯特的理论，最初源头就在这里。然而，用这样的理论解读小说还是不到位，因为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多种多样，那些理性的、实用的因果关系就不能构成小说的情节。好的小说是一种非常感性的因果关系，是由情感来决定的。从理论上来说，就是审美情感要超越实用价值。

关键词：马尔克斯；接受；影响；创新

摘要：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与思潮的发展离不开外国作家的影响，“异域作家与中国”的关系研究也因此成为中国学者不断关注和探讨的课题，马尔克斯作为一个广泛影响了中国新时期的文学的外国作家应该受到重视。以文化研究的视角，简要指出了马氏在本土与中国的所处的境况和对马氏译介及研究现状做一番梳理。通过选取中国两个代表作家与马氏的比较分析，用事实证明中国大批创作活跃的前线作家创作方面的变化是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借鉴、吸收和创新引起的。

中图分类号：I 106.4 文献标志码：A

一 马尔克斯在中国的命运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当代著名作家，1954年开始登上文坛。除一些中篇小说外，迄今为止写了15个短篇小说和4个长篇。他的许多作品都引起了文坛的强烈反响或争议。至80年代末，马尔克斯作品先后获得一次哥伦比亚全国文艺家协会奖，委内瑞拉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这都是极其难得的荣誉。尤其是《百年孤独》对世界文坛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这部小说已被译成三十五种文字，此书仅在阿根廷就再版不下四五十次，畅销世界各国，销售量已达一千万册以上，这在西班牙文学史上是罕见的。

20世纪50年代初，马尔克斯于《观察家报》上发表《第三次辞世》等十余篇短篇小说，由于政治原因，整个社会陷入动乱之中，他便辍学从事新闻工作和文学创作，产生了一系列的经典作品，我们将这些创作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创作：表现个人对死亡的忧虑，写了一些富于哲学意义的作品。主要有《死亡联想曲》(1948)、《在猫身上转世的爱娃》(1948)、《兰彼罗的眼睛》(1951)、《有人弄乱了玫瑰花》(1952)、《枯枝败叶》(1955)。

中期创作：20世纪六十年代的小说作品，具有鲜明的民主思想倾向，具有否定现实以及个人对死亡的忧虑。主要作品有《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1)、《恶时辰》(1962)、《格兰德大娘的葬礼》(1962)、《百年孤独》(1967)o

半个多世纪前，在遥远的墨西哥，一位对文学抱有梦想的青年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大乡村。回来后将沿途所见付诸笔端，出来一篇篇故事，这就是薄薄的《燃烧的原野》和《佩德罗・巴拉莫》。

半个多世纪后，在中国江南小镇一家公立图书馆。我读到了这两本小书。作者鲁尔福的半身像镶嵌在书卷后，黝黑的脸庞带着深邃的眼神，仿佛想对即将翻开书页的我诉说什么。阅读鲁尔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相比马尔克斯坦言《佩德罗・巴拉莫》让他重温了当年读到卡夫卡《变形记》的激动，我则想起接触博尔赫斯的那些日子，只是博氏给我冲击，鲁尔福让我沉溺。

很难想象还有哪位作家能把乡村写成鲁尔福那样，它不是沈从文笔触轻盈的田园牧歌，不是福克纳深恶痛绝的种族歧视。而是火与血的熔炉，犹如在人的神经上垂一块铅，清脆地直接崩断，不留一丝余地。是什么导致乡村的一片狼藉?通过翻阅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的资料，得到的答案全是：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前面必然加上“不彻底的”。听多了。不免觉得单调，《燃烧的原野》十七个短篇，除了两篇是直接涉及革命武装冲突的，其他都只是将革命作为故事隐性的背景。显然，鲁尔福想写的远不止这个。

一种很强烈的感受，鲁尔福的身上有一股鬼气，这和他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幼年丧父母，被送进孤儿院，长大后求学不成，找工作又不顺心，如此大才竟去跑销售。我相信磨难能让人成熟，但不相信它会让人阳光，一个见惯事态冷暖的人，如果不是无奈地看淡，只会变得阴郁。鲁尔福的鬼气表现在他刻画的人物上，《佩德罗・巴拉莫》是写鬼的，进入一个村庄，所有的角色都是死人。死人对活人说话，而那个活人其实也已死了。鬼气还表现在氛围上，我尤其钟爱《卢维纳》这个短篇，利用一个农夫之口，讲出一个被风占据的村庄，那些躲在教堂后面探出半张脸的妇女，其阴森之气丝毫不下于那个鬼村。村里的男子为了生计都出走了，只剩下留守的老人、妇女和孩子，这和如今中国的乡村又何其相似!

鲁尔福之前，个人觉得中外作家写人最带鬼气的是鲁迅，但鲁迅笔下，《无常》、《女吊》、《孤独者》这些无须说，就连《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都是刚性十足，他们有一种很强的攻击性。但鲁尔福呢，单从《求他们别杀我》、《都是因为我们穷》、《我们分到了地》这些小说的题目就看出，人物充满卑微和怯弱。仿佛每个人都丧失了抵抗。丢了灵魂，只剩一个空壳。在他们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以为以下这些主题是鲁尔福作品中最常出现的：

一、

包括《你还记得吧》――乌尔瓦诺和他表妹；《清晨》――胡斯托和他外甥女；《塔尔芭》――塔尼罗的妻子和他弟弟；《安纳克莱托，莫罗内斯》――父亲和女儿。当然代表道德的堕落，但鲁尔福没有将这一点大肆渲染。而是一笔带过，有的甚至只有一句话。这就让他的批判性退到了次要位置，从而凸显出人物本身具有的野蛮性、原始性、劣根性。鲁尔福式的还带着浓浓的原罪味道，伴随着“罪”，“罚”是他们必然要承受的恶果。《塔尔芭》的“我”最后被忏悔淹没，生不如死，而其他人物的下场都是被杀，死得很惨。

二、逃跑与追杀

题目中的“好意”，专指为孩子推荐阅读书目。阅读原本就是个性化很强的行为：一盏黄灯之下，独自捧着本书，静静地读着，浸淫其间，思想随着文字畅游。读到精彩处，拍案叫好，早忘却身在何处。个中滋味，“不足为外人道也”。我是酷爱阅读的。可能是因为职业缘故，我常受家长委托为孩子推荐阅读书目。每逢此时总感为难，因为我反对为不熟悉的孩子做阅读推荐。源于家长的迫切，常保守地讲出几个名目，但仍如履薄冰，心有余悸。为此，特意撰文呼吁：孩子们，我的好意，你别领！

鲁迅也曾委婉地推辞为青年推荐书目，他说：我不想把自己没看过的书让诸君去啃，还是自己寻去吧。这话说得在理。试想一下，一本适合孩子阅读的书籍，必须与孩子的喜好、生活环境、理解水平等因素相匹配，这样的推荐才能深得孩子的心，也才能促进他阅读。可是掌握这些信息谈何容易，没有亲密接触怎能得证？不得证就推荐，不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吗？

说到推荐，新课标正大张旗鼓地做着这件事，附录上罗列了一长串所谓“必背”篇目，大家一致叫好。我看未必真好。此举产生很多效应：其一，富了出版商，许多冠名“新课标必背篇目”的书刊如雨后春笋，雄踞书店醒目位置就是证明。其二，苦了孩子，说是供六年内阅读记忆，可是考试中出现这些诗句时，倒像是“黑白无常”一般，没有序列，没有节制，让孩子措手不及。几次碰壁后，老师们只好来个万全之策，“宁可背诵完整，不可遗漏一句”。在强制实施的短期记忆下，经典篇目面目狰狞。其三，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因为有了这所谓的重点推荐，许多教师、孩子的眼中就只有这些篇目，至于其他的当然熟视无睹。殊不知“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好的文章如同大海。可是因为推荐，众多的名篇佳句就这样被拒之门外。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两个案例吧：据2007年10月24日《北京晨报》报道，萨科齐出任法国总统后颁布的第一个命令，是强制要求全国高中生阅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反纳粹小英雄居伊•莫凯的绝笔信。他希望通过这一举措，让青少年学习莫凯热爱祖国、反抗压迫、勇于牺牲的精神。但此举在10月22日莫凯遇害纪念日到来之际，遭到法国不少教师、史学家及各党派人士的批评。出于爱国传统教育之目的的强制阅读令受到了强烈批评，这在我们看来可能是一个让人意外的消息。可法国教育界人士认为，总统无权规定教师的教学内容。正如巴黎历史教师皮埃尔•阿尔贝蒂尼在法国《世界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所写的：“虽然我尊重这位年轻人的事迹，但我不认为总统能命令我教什么。”无独有偶，旅美华人林达夫妇在一篇题为《用灵魂的力量抵御暴力》的文章中介绍：在美国，联邦政府是无权干涉老百姓要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的。教材的选用、课外必读书籍的选择、考试的范围等等，都是由每个学校的校管会决定的。那么，校管会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学校所在地区的居民们选举产生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当路易斯安那州决定将介绍美国第一位总统华盛顿的有关章节从该州学校的历史教科书中删除的时候，大多数人仅仅一笑置之的原因。审慎的推荐尚且如此，带有个人认识局限的就不消说了，张口即来的更应该杜绝。如果您还认可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健全公民的意识，如果您还尊重教育的独立性，尊重个体，包容崇尚自由多元，那么，请不要再对这种带有“强制性”的推荐麻木了。所以，我不喜欢给不熟悉的孩子做阅读推荐。

我遇到过一个好动孩子的家长，要我推荐几本书。我一问，孩子非常喜欢看漫画书，于是我“顺水推舟”推荐了《动漫界》、《幽默大师》等杂志。可家长却反对了：我就怕他看漫画，越看越调皮。我希望您给推荐一些文艺类的书……看来，家长试图以书为“镇静剂”。但这明显是徒劳的，孩子的秉性不会因为手执书卷而改变。如果是那样，全民族的进步也无须努力，人类文明的传承也将不费吹灰之力了。倘若硬要让孩子看他不喜欢的书，只会让他更加讨厌阅读。一旦那个孩子得知我是推荐者，恐怕要讨厌到我啦。冤枉！

难道说，教师在阅读上就没有指导和引领的义务吗？当然有，而且很必要。对于儿童而言，阅读无疑是件好事，但不是唯一的好事。孩子的主要任务是游戏，他们通过游戏认识社会、生活、自我，同时还要获得成长的经验。如果在游戏之余有阅读的兴趣，那么，小心呵护，那比黄金还珍贵。如果没有，请从兴趣开始培养，不把阅读作为任务或惩罚，不急于在作文中看效果，不以阅读能力高低论优劣。教师如果能激发他们阅读的兴趣，养成阅读的习惯，使其具有阅读的持续力，那就算是功德无量了，因为你影响了这个孩子的一生。不妨从小事做起，教师们可以在这几点上下些功夫：每天为孩子朗读20分钟，欧美等国均有此良好习惯，且成效明显；在班级里宣扬读书之好，以集体带动个人；定期开个阅读交流会，分享阅读心得；不管他读什么，让阅读成为习惯。注意，做这些事，教师得有包容的智慧，允许孩子在和同伴的交流中找到自己的差距，不要横加干涉，更不要推荐你觉得好的书目给他，他的认识层次决定了他对书本的选择。读书这回事，还是孩子自己说了算！

（作者单位：福建教育学院二附小）

阿多诺致本雅明

纽约 1940年2月29日

我亲爱的瓦尔特：

这么长时间才给你写信，这容易得到解释。对于（上次）拿一种外语给你写信，我确实觉得这是一种几乎难以克服的尴尬。尽管就经验性而言，这可能不合适，但就其可理解性而言，这里面又有些合适的成分。我希望，也相信你会原谅我。

你亲自到纽约来这样做，是我最大的希望。拉佐夫斯基小姐提供的书面保证相当有用。当然，马克斯完全同意，你应该提及你在1933年前与研究所的关系――从所有的文件来看，你目前和研究所的关系已经十分明显。请不断地告知我们你（移居美国这件）事情的进展。我也建议，就这个问题，你无论如何也要立即给夏皮罗写封信，尤其是这关系到他为了改善你的经济状况，已经为你在这里安排了几门课程或其他事情。如果他成功了，我认为这只会以最有利的方式促进整个进程的发展。（夏皮罗为你设置的）这种课程当然不会占用你多少时间的。

你是了解我阅读你有关波德莱尔的论文的热情的。在你收到的（电报体式的，或说简省的）我们对你论文的种种回应中，并不存在丝毫的夸张。马克斯是这样回应的，我也是。我相信，将这一著作视为你自论巴洛克戏剧的书和论克劳斯的文章以来最完美的文字，这丝毫不夸张。如果说我有时在此事上显得固执己见和吹毛求疵的话，那么现在我可以说，我这种烦人的道德感已经变成了一种相当虚浮的骄矜感，你应该对此负责――不管我们两人的论文之间如何保持一种辩证的关系。因为你论著的每个部分都同样地紧扣中心，以及你文本的成功组织，所以很难从你的文本中挑选出任何特定的部分（来作单独的评论）。如果你允许我打比喻的话，你的关于赌博者的理论，是从你的“拱廊研究计划”的图腾柱上掉下的第一个成熟的果实。自不必说，你有关灵晕的段落是怎样的一个神来之笔。（对你的论文）我只想评论一二：你的遗忘理论和“震惊”理论确实非常密切地关联到我的音乐写作，尤其是关于热门歌曲所涉及的感觉问题，这一联系你几乎从来没有想到过，因此这使我更加高兴，因为这证实了我研究的独立性。在此，我想到了我在论拜物教的文章中（第342页）讨论遗忘、记忆和广告的段落。对你在反射和经验（Erfahrung）之间所作的比照，我和你的感觉很类似。确实，我可以说，因为我身处美国，我对唯物主义人类学的所有反思都变得围绕着“反射性特质”（reflex character）的概念。在这里，我们两人的意图再一次地若合符契：确实，人们可以将你的波德莱尔视为反射性特质的前史（prime history）。我原本感觉，你不是真正喜欢我论拜物教的文本――这是我德文文本中，唯一处理这些议题中某些方面的文本――这或是因为它看起来引起了一种误解，认为其目的是为了“拯救”文化，或是因为（与之紧密相连的）我文章的组织不是很成功。请你基于这些考量，再看看这一文本，如果在你阅读这一文本之后，在你的眼中，它将如其该当的那样碎片化，那么也许你自己能和它的一些面向达成一致。请原谅我对你的波德莱尔研究之回应如此自私，但是它当然不是一种反射性的回应。如果它触动了读者全然特别的兴趣，那么我觉得它几乎是对这样一个文本之客观性真理的证实。

我对你的波德莱尔研究所作的所有批评很大程度上都无关紧要，但是我要在此简单提到一些事情，免得我以后忘记它们。你对弗洛伊德作为抵御某种刺激之防卫机制的记忆理论的挪用，以及你将其应用于普鲁斯特和波德莱尔，在我看来，并不完全明晰。这一极其复杂的问题涉及到基本印象的无意识特质问题；如果后者（基本印象）属于非意愿记忆而不是属于意识领域的话，那么它自然就具有这种无意识特质。但是我们真的能以这种方式谈论一种“无意识印象”吗？普鲁斯特品尝玛德琳蛋糕，从而激起他的非意愿记忆的时刻，实际上是一种无意识的时刻吗？在我看来，一个辩证性的因素从这一理论中消失了，这就是遗忘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遗忘”是这两者的基础：它既是经验（Erfahrung）领域或者非意愿记忆的基础，也是一种已然以遗忘为前提的、突然的回想（recall）行为之反射性特质的基础。一个个体是否有能力具有这种经验，归根结底取决于那个人如何遗忘。你在一个脚注中涉及到这个问题，在那里，你指出弗洛伊德在回想（recall，Erinnerung）和记忆（memory ，Gedchtnis）之间并未作出明确的区分（我将你的这一意见视为[你对弗洛伊德的]一种批评）。这里的真正任务，难道不是要将感性体验（Erlebnis）和本真经验（experience proper， Erfahrung）之间的全部对立，带入到与一种辩证性遗忘理论的关系之中去吗？或者人们同样也可以说，带入到与一种物化理论的关系中去。因为所有的物化都是一种遗忘，当客体不再持续展示它们的其他面向的时刻，也就是当它们中的一些东西被遗忘的时候，这些客体就变成了纯然物态（thing-like）的东西。这就提出了问题：到什么程度，这种遗忘是可以形塑经验的、我差不多称之为史诗性遗忘（epic forgetting）的遗忘？到什么程度，这种遗忘是一种反射性的遗忘（reflex forgetting）？我今天不想就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答案，只想尽可能准确地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我也相信，只有与这一物化问题联系起来的时候，你在文章中所作的根本区分才能够获得其普遍的社会力量。在这个方面，我几乎不必说，对我们而言，这里绝对不存在仅仅重复黑格尔对物化的裁决的问题，而是存在如何阐明一种适当的物化批判的问题，也就是说，存在如何展现此种遗忘所涉及到矛盾性时刻的问题；或者人们也可以说，这里存在如何阐明好的物化和坏的物化之间的区别问题。在你编辑的通信集的某些段落，例如你为康德的兄弟书信所作的介绍之中，看的出来是朝着这一方向努力的。在此你可以看出，我试图在你论约赫曼的文章和论波德莱尔的文章之间划出一条连线。

另外一件事与你论灵晕的章节有关。我相信，我们最好的思想，总是那些我们不能彻底想清楚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灵晕的概念对我来说，仍然不是被彻底“想清楚”（thought out）了的。确实，人们可以争辩，是否它应当被如此彻底地想清楚。然而我还想指出你的研究进路的一个方面，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篇文章，这次我对瓦格纳的研究，尤其是其中的未发表的第五章，在论波德莱尔的文章中你写道：“去经验一种现象的灵晕，也就是给予（lending）其反观的能力。”此处的“给予”概念使得这与你早先的表述有了区别。但是这一“给予”的概念难道不是一个时刻的标志？那一时刻难道不是在我的瓦格纳研究之中，幻景的营造得以建基的时刻，也就是人类劳动的时刻？难道灵晕不总是在物体之中被遗忘的人类时刻的一种痕迹？难道它不是恰恰通过这种遗忘而被直接地关联到你称之为“经验”的东西吗？或许是人们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将唯心主义思想之思辨下的经验领域视为一种保持这种痕迹的企图――企图在那些恰恰现在已经变得异化的事物中保持这种痕迹。也许唯心主义哲学作为一个整体，不管其戏剧性的外观有多么富丽堂皇，也不过是你在波德莱尔研究中以一种典范性的方式发展出的那些“情景”（occasions）之一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