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医务人员工作压力及相关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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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疫情下基层医务人员的工作压力状况，并探讨其相关性的因素。方法采用典型地区抽样和便利抽样的方法，对武汉市1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15名医务人员进行横断面问卷调查。采用工作压力源量表测量基层医务人员工作压力。进行单因素分析和logistics回归分析，以探讨基层医务人员工作压力的影响因素。结果武汉市基层医务人员的工作压力处于偏高水平。男性以及工作年限较长的基层医务人员工作压力更大。工作压力与社会支持与激励（R=-0.234）、应急能力（R=-0.149）和应急态度（R=-0.110）呈负相关。结论基层医务人员工作压力主要来源于工作负荷，与性别、工作年限有关，受到社会支持与激励、应急能力和应急态度的影响。政府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者可以通过加大对基层医务人员的关心与支持，提升其应急能力等干预措施，缓解基层医务人员的工作压力，以便其适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关键词】病毒肺炎；基层医务人员；工作压力

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已成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截止到2020年9月中旬，全球肺炎确诊病例超过3000万，死亡病例达93万例，对全球健康、政治、经济、社会和健康管理等领域造成了影响，对所有政府和卫生机构构成了巨大挑战[2-3]。我国仅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取得了肺炎疫情防控的阶段性胜利，其中，充分发挥基层在联防联控中的作用是成功的重要原因。中国动员了近400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参与防控工作，基层医务人员在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预防和控制感染中一直发挥着“守门人”作用。由于防护物资缺乏、工作任务繁杂等原因，基层疫情防控面临着极大的挑战[4-5]。武汉市作为我国肺炎疫情的首发地和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当地医务人员承受了更多的工作压力，他们的工作压力更需要关注。因此，本研究以武汉市为例，分析肺炎期间基层医务人员工作压力状况，探讨影响其工作压力的因素，为缓解医务人员压力，使其更好地适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参考。

一、资料来源与方法

1.研究对象。通过典型地区抽样方法选取疫情较为严重的江汉区为样本地区，采用便利抽样方法在每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选取50名医务人员作为调查对象，共1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计650名医务人员。共发放65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615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4.6%。2.研究方法。一是基层医务人员压力源量表。借鉴陈建萍[6]编制的医生压力源量表，结合突发公共卫生实际情况改编。该量表包括工作负荷、工作自身、组织管理、人际关系和外部环境5个维度，共计20项条目。每个条目的回答包括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得分赋值分别为1~5分。得分越高，表示感知到的压力越大。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59。二是社会支持与激励量表。它包括3个项目，这3个项目是根据肖水源[7]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改编而成的：受到疫情防控团队的支持、获得相应的荣誉和奖励、获得相应的补贴与福利。题目采用5点计分，分数越高说明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与激励越高。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60。三是应急能力量表。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殊背景，测量基层医务人员应急能力[8]。应急能力包括：有判断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知识、具有公共卫生事件救治能力、能为患者提供心理辅导。所有问题以5个项目等级来衡量，范围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这部分得分较高的人则表示应急能力较强。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66。四是应急态度量表。它包括3个项目：应该熟悉公共卫生事件的识别、应该进行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教育培训、应该提高公共卫生事件和情景风险意识。问题范围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这部分得分较高的人则表示应急态度积极。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35。3.统计分析。调查结果逐项录入Epidate3.1，采用双人录入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应用SPSS26.0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根据工作压力的平均得分，将工作压力转化为二元分类变量。平均得分高于3.50分的分配到高压力组，其余的被分配到低压力组。采用卡方检验、Spearman相关性分析及Logistic回归分析武汉市基层医务人员工作压力的影响因素，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1.研究参与者的特征。共有615名基层医务人员参与了本次问卷调查，男性93人（15.1%），女性522人（84.9%）；工作年限5年以下90人（14.6%），5~9年143人（23.3%），10~19年212人（34.4%），20~29年94人（15.3%），30年及以上76人（12.4%）；中专及以下55人（8.9%），大专215人（35%），本科及以上345人（56.1%）；医生165人（26.8%），护士217人（35.4%），公共卫生人员111人（18%），其他卫生技术人员95人（15.4%），管理人员27人（4.4%）；413人（67.2%）参加过应急管理教育活动，202人（32.8%）未参加过应急管理教育活动；328人（53.3%）参加过公共卫生事件演习活动，287人（46.7%）未参加过公共卫生事件演习活动；270人（43.9%）参与过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工作，345人（56.1%）未参与过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工作。2.基层医务人员工作压力源。基层医务人员的工作压力均分为（3.74±1.11），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其中，工作负荷维度均分最高（4.21±0.86），其余依次为工作自身（3.98±0.93）、组织管理（3.74±0.97）、外部环境（3.54±0.96），得分维度最低为人际关系维度（3.22±0.86）。3.基层医务人员感知社会支持与激励、应急能力和应急态度情况。基层医务人员在社会支持维度得分为（3.62±0.80），感知到的社会支持程度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其中得分最低的项目是获得相应的补贴与福利（3.29±0.99）。基层医务人员在应急能力维度得分为（3.78±0.86），应急能力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其中得分最低的项目是能为患者提供心理辅导（3.72±0.96）。基层医务人员在应急态度维度得分为（4.41±0.77），应急态度处于较高水平，其中得分最低的项目为应提高情景风险意识（4.36±0.82）（见表1）。4.基层医务人员人口学特征及工作相关因素对工作压力的影响。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工作年限、是否参加过公共卫生事件教育活动、是否参与过公共卫生事件演习活动、是否参与过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工作对基层医务人员工作压力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最高学历、工作岗位对基层医务人员工作压力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5.基层医务人员压力与社会支持、应急能力、应急态度的相关性。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工作压力与公共危机事件下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与激励呈显著负相关（r=-0.234，P<0.01），即社会支持与激励程度越高，基层医务人员感知到的压力越低；与公共卫生应急能力呈负相关（r=-0.149，P<0.01），即公共卫生应急能力越强，基层医务人员感知到的压力越低；与公共卫生应急态度呈负相关（r=-0.110，P<0.05），即应急态度越消极，基层医务人员感知到的压力越大（见表3）。6.基层医务人员工作压力影响因素回归分析。为明确各变量对基层医务人员工作压力程度的影响，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差异的因素作为自变量，基层医务人员工作压力作为因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表4显示了影响基层医务人员工作压力的5个因素，包括性别、工作年限、社会支持与激励、应急能力和应急态度。是否参与过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教育活动、是否参与过公共卫生事件演习以及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工作不是基层医务人员工作压力的独立影响因素。具体来说，男性基层医务人员的工作压力是女性的2.203倍（OR=2.203，P=0.003）。工作年限与基层医务人员工作压力呈正相关，工作年限在20~29年的基层医务人员是工作年限5年以下基层医务人员工作压力的2.235倍（OR=2.235，P=0.012）。社会支持与激励、应急能力、应急态度与工作压力呈负相关。

三、讨论

本研究调查了我国肺炎疫情期间基层医务人员的工作压力源，并探讨了其相关因素。此外描述性分析了受访者的概况。本研究的特殊价值在于，它不仅关注武汉市疫情风暴中心的医务人员，更是从基层医务人员角度调查其工作压力状况。目前，关于COVID-19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行病学调查、预防和控制、诊断和治疗上，从基层医务人员角度很少被研究。1.疫情下基层医务人员工作压力处于偏高水平。这项研究的结果显示，武汉市基层医务人员在肺炎疫情爆发期间工作压力得分为（3.74±1.11）分。这一结果表明，基层医务人员工作压力处于偏高水平。其中工作负荷是导致基层医务人员工作压力大的最重要压力源。疫情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主要承担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负责社区发热患者的筛查，做好预检分诊和门诊登记、隔离、转诊等工作；二是对密切接触者和康复期的患者的入户流行病学调查和随访；三是对居民树立正确的防控观念，规范防控行为，广泛动员和宣传[9-10]。基层医务人员工作量和工作强度激增，工作压力也随之增加。本次调查中，男性和工作年限较长的基层医务人员工作压力较大。究其原因，这类医务人员多为家庭和单位的中坚力量，在单位里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因此承担着更重要的工作任务；在家庭中肩负着养育子女的责任和义务，因此这类人群压力感知较大。2.社会支持与激励是影响医务人员工作压力的重要因素。本研究结果显示，基层医务人员压力与社会支持与激励呈负相关（P<0.01）。说明医务人员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与激励程度越强，工作压力就越低。社会支持与激励是基层医务人员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感知到的社会对其工作支持、价值认同和利益关心。良好而稳定的社会支持与激励可以缓解工作压力，相反，社会支持与激励的缺乏容易导致压力大、焦虑、抑郁，对工作和生活造成极大影响[11]。疫情爆发初期，卫生机构卫生资源紧张，医用口罩、防护服、消毒液等基本防护用品匮乏，引起医务人员与社会公民的恐慌与焦虑。2020年2月中旬，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部署联防联控机制，强调要全力做好医务人员及其家属保障工作，要求各地从生活、心理、安全和待遇上为医务人员提供保障支持[12]。国家迅速出台了一系列待遇保障政策，包括工伤认定，明确医务人员因履行职责而感染的肺炎应认定为工伤；落实医务人员待遇政策，向一线医务人员发放临时性工作补助、核增绩效工资以及卫生防疫津贴，其中工作补助按照风险程度等因素，给予每人每天300元、200元补助；加大对医用防护用品的保障力度等[13]。此外，企业组织向中国红十字会基金捐款，设立抗击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医务人员人道救助专项基金，用于为防治病毒感染的一线医务人员提供人道救助。如果医务人员在一线不幸感染，将获得10万元救助，对突出贡献和付出的医务人员予以最高100万元的资助[14]。通过增强对基层医务人员的工作支持，保证医务人员得到良好照护，保证充沛的精力抗击疫情，缓解医务人员工作压力。3.工作压力与应急能力、应急态度密切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基层医务人员压力感知与应急态度呈负相关（P<0.01）。说明应急态度及意识越高，工作压力越低。应急态度是指基层医务人员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所持有的心理倾向，蕴含着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主观评价以及由此产生的倾向。应急态度决定处置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高度。虽然在经历SARS疫情后，医务人员对公共卫生事件有了初步认识，公共卫生危机认知和应对能力也有所提升，但是仍然存在缺乏危机意识等问题。因此，要着重对基层医务人员培养应急态度，引导其合理正确的行为。研究结果显示，基层医务人员压力感知与应急能力呈负相关（P<0.05）。说明应急能力越强，医务人员感知到工作压力越低。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基层医务人员没有接受过公共卫生事件演习活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危机意识淡薄，对公共卫生应急能力自我培养的重要性仍不足。基层医务人员应急能力越强，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会越发表现地积极主动。基层医务人员工作压力主要来源于工作负荷，与性别、工作年限有关，受到社会支持与激励、应急能力和应急态度的影响。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管理者的角度，相关部门应重视基层医务人员压力状况，给予男性、工作年限较长等医务人员群体更多的支持与关注，同时要采取相应针对措施转变基层医务人员的应急态度、提升基层医务人员的应急能力，缓解基层医务人员的工作压力，以便其适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作者:张霄艳 孙枫华 郭莎莎 单位:湖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