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中国·雪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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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梦想将来做一个自然科学家

惠营进入自然纪录的圈子不过三年时间，却有这样的好时运参与《我们诞生在中国》，让人羡慕嫉妒恨。但机会向来是给准备好的人留着的，如果他不是幼时在生活过、对高海拔适应无压力，如果他不是在参与过万科基金下的珠穆朗玛峰雪豹计划、积累了野外考察与布设红外相机的经验，如果他不是倔强地在学着汽车动力系统专业的同时还浸淫在从小热爱的生物学里，那他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我从小就喜欢生物，梦想将来做一个自然科学家。2014年5月的珠穆朗玛峰雪豹计划是我第一次跟雪豹触电，从此爱上了这种自带王者之气的高山物种。幸运的是，影像生物调查所（IBE）的徐健老师了解我的工作背景，是他推荐我去正在招募的《我们诞生在中国》剧组，当时熊猫组、藏羚羊组、丹顶鹤组都在招募，我选择了条件相对艰苦的雪豹组，我要把与雪豹的缘分延续下去。”

雪豹是中亚高山生态系统中的旗舰物种、顶级的捕食者。2013年在札达盆地发现了最古老的猫科动物化石，与现在的雪豹极为相似，说明雪豹这个物种最早就出自青藏高原，至今它们的分布范围仍是以喜马拉雅山脉为中心、延及周边12个国家。雪豹在中国的分布范围包含、新疆、青海、四川、甘肃省等区。惠营告诉我们，由于雪豹分布地域范围广泛，加之大多分布在遥远的西部，过去几十年中被人发现和打扰较少，因此很难测算出雪豹的实际数量―有数据推算国内有2000～3000只，到底有多少其实并不确定。

雪豹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国际濒危物种，生存状况面临着许多问题，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我们曾经把野生动物当作一种有利可图的资源，乔治・夏勒博士在八九十年代的调查中也指出过这个问题，当时人们大量猎杀岩羊出口创汇，岩羊的肉制品甚至出口到德国。雪豹也面临同样的灾难，雪豹的皮毛、肉、牙齿和骨头都成为商品。后来国家严格控枪，并且开始重视环境保护，随着西部地区的野生动物保护、植被恢复等工作的开展，再加上当地居民意识的提高，雪豹的数量才得以稳定。”

人类拍摄野生动物，一定会遇上它们相爱相杀、生老病死的场景，不管有多心疼，“不干预”是最基本的原则。不以主观意识给野生动物的种群生态带来变化，动物界有自己的自然规律，弱肉强食也是其中一条。“作为一个生命体，我们会对另一个生命体产生同情怜悯，想要救助动物是人之常情，但在尊重生态平衡和物种平衡的前提下，减少人为干预为好。”

结缘：《我们诞生在中国》剧组里的生活

面试通过之后，惠营很快就跟着剧组出发去青海，在那里断断续续生活了八个月。对于接下来要面临的一切，他并没有太多期待，更多的是未知。

“许多人觉得野外考察、拍摄野生动物特别艰苦，其实还好，这种苦只是相对而言的，无非就是住帐篷、每天徒步进山寻找雪豹痕迹、日出前出发、日落后回营。况且我们的物资补给都很到位，人手也足够，没想象中那么苦。”

为了使影片场景覆盖到雪豹生活的一年四季，摄制组在青海的拍摄也持续了一年多―2014年4月到2015年6月下旬。他们先进山里拍一个月然后回来休息一个月，再进山拍摄两个月然后出来休息两个月，第三次连续拍摄了四个月。三辆车、十个人，来来回回找雪豹。雪豹是晨昏型的动物，日出前后与日落前后比较活跃，晚上有一段时间也比较活跃。他们就把生物钟调整得和雪豹一样，在晨昏出没，午间光线不妙，雪豹也懒得出来，他们就休息。

“青海的野生动物种类繁多，尤其是大型的食肉动物，从生态学来讲，如果一个地区生存着许多大型食肉动物的话就意味着这个地区的生态系统比较完整。”刚到青海的惠营被这意料之外的收获震撼到了。青海最美的时节是从5月底到9月，有绿油油的草地和漫山遍野的花儿，而其他季节就是枯黄的大地色。冬季的青海比较苦寒，时有下雪，偶尔还会大雪封山;野生动物变得不爱出没，有些动物需要冬眠，如棕熊和旱獭。不过冬季也有让人期待的瞬间―拍到雪豹在雪地里的场景，影片里有几个风吹起雪花飞舞的画面相当唯美。

冬季的高原满目荒凉，再加上长时间看不到雪豹，日子有些百无聊赖，惠营已经开始思念旱獭―旱獭的出现几乎就代表着夏天的到来。当漫长的冬季过去第一只旱獭出现在眼前时，人类竟满心欢喜。“看憨憨的旱獭互相打拳的样子特别可爱。当感觉受到威胁时，它们就会直立着站起来，发出高频的叫声向同伴报警。旱獭是雪豹的主食之一，我们很乐于听到旱獭发出‘NNN’的警报声，那意味着周围很可能有雪豹出没。”

剧组需要补给，补给车每隔两个星期就会去县城里采购蔬菜水果，如果有队员感觉自己需要调节一下，就跟着补给车去县城里放松和休息。在野外，人与人之间没那么多芥蒂，更多的是互相照应。惠营说如果他们用望远镜或单筒都看不到雪豹身影的话，就需要带上设备徒步深入，去寻找雪豹的痕迹。这种情况必须两个人以上一组，不能单独行动，而且保持对讲机随时开着。有一次，两个队员晚上出去拍延时，回来的路上遇上了狼，还不止一只，连忙呼叫大本营，大本营的队友把车开出去，对着队员所在方向把车灯调到最亮，用这种方式把狼赶走了。“虽然在这种地方狼与人一般是相安无事地存在着，但深更半夜、两个人在山里遇上几只狼的情况还是很吓人的，好在我们不是孤立无援的，能够互相照应。”

在野外长期作业，最愁的就是一日吃几餐、餐餐吃什么。雪豹组团队里配备了一名厨师，专门负责准备餐食，但时间一长，同一个口味的饭菜特别容易让人失去胃口，于是惠营提出一个办法，若有小伙伴某天休息不进山，就让他代替厨师为大家准备晚饭，借机换换口味，而厨师则进山去体验一下寻找雪豹的感觉。

最惨的时候，他们连续几个星期都拍不到雪豹，而运气最好的时候一天能看到六七只雪豹。要看到雪豹并非易事，许多科考和野保工作者很多年都没有见过一次。一是由于它们的分布密度本来就很低，二是它们的毛色花纹与环境融合得非常好，不容易让人发现，三是它们害羞，或者说是猫科动物的通病―高冷。

于是雪豹组成员之间展开了一场竞赛：谁发现雪豹的次数最多，主摄影师就把他的望远镜奖励给谁。在奖品和荣誉感的刺激之下，大家找雪豹的劲头就更高了。最后竟然是剧组里的一位司机老胡赢走了望远镜。来自北京的老胡眼神特别好，总能很快发现雪豹。果然高手在民间。

续缘：与乔治 ・ 夏勒同行

2015年6月底，随着青海夏季的到来，惠营在《我们诞生在中国》雪豹组的工作结束了，而他与雪豹的缘分延续了下来。

“我喜欢这种动物。雪豹和老虎亲缘关系很近，但老虎比较凶猛――前段时间发生动物园老虎袭击人事件，而雪豹是一种害羞、喜欢独居的猫科动物。我经常被人问到，在野外遇到雪豹会不会很危险？ 并不会，因为遇到雪豹的机会很少，发现它的时候就更少，通常我们发现雪豹时，它们都是远远地盘踞在山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一副无所谓的高冷模样。”

机缘一个接着一个，2015年11月，惠营跟着乔治・夏勒博士去了青海省海西州做雪豹调查，2016年4月又一起去了青海省黄南州和海北州。在海北州，他们发现了两只雪豹，看上去是一只亚成体的雪豹和它妈妈在一起，所谓亚成体就是指一岁到两岁之间的动物。雪豹是独居动物，幼崽长到成年（通常是两岁时）就会被母豹赶出家门，自立门户。“真亲眼见到了雪豹，还拍到了照片！”惠营说这话时兴奋又得意。

乔治・夏勒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博物学家、自然保护主义者和作家之一，从1980年开始，夏勒每年都会来中国。最初，他的工作是在四川卧龙寻访大熊猫，后来应邀进入青藏高原做野生动物调查，去了新疆、羌塘研究雪豹、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等动物。他的足迹遍布全世界。

“夏勒博士做物种保护几十年，有十分老到的经验，曾为国内的物种保护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也非常乐于帮助年轻人，跟他出去能学到很多。”惠营说。“他随时都在记笔记――这是乔治・夏勒博士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他工作态度非常认真，你能感受到他对野生动物和自然环境的热爱，他在不停地观察、思考和记录――这也是所有做自然考察或者保护工作的人身上共有的特点，他们都属于Naturalist（博物学家）。”惠营仍然怀揣着那个“成为一名自然科学家”的梦想，当他看到夏勒博士虽然已是八十多岁高龄，在野外做调查时仍然身体力行，背包负重、跋山涉水，三分之二以上的路程都能自己走下来，深深地被夏勒博士这种执着、求知的精神所感染。

惠营回顾以往的野外调查经历，一时感慨：“其实，我们常常登山。有时候是负重几十斤在雪地上徒步登山，上下山的动作和姿势都有讲究，还要想着如何防备棕熊，也算户外探险了。”

纪录片是一个时代的灵魂

虽然在剧组的职务是现场制片，惠营不需要像主摄影师拍摄素材那么拼，但也做了不少拍摄相关的工作。在涉足摄影圈之前，惠营就特别喜欢影像的东西，曾经自己购置拍摄器材，自己摸索，在这过程中结识了许多影像方面的朋友与老师，再加上一些偶然的商业拍摄，逐渐把他推上了摄影道路。

雪豹组里有汉族、藏族、外国人，每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工作方式也不一样，各有分工。惠营说这种在一个综合的集体里做事的方式与他以前单枪匹马或与两三好友一起干活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也由此见识到，国外真正把电影做成了一门工业，每一部电影都有详细的流程，每一个步骤都非常严谨。

惠营曾参加过一次法国阳光纪录片大会，借机了解到国外纪录片市场的运作模式。“国外纪录片市场是这样的：主创人员先根据自己的创意，写一个简单的脚本，拍出一个简短的概念性的片花，带到纪录片大会上去展示介绍，就像一个创业项目一样，剧组需要面向各种各样的投资方提需求。有的剧组可能需要资金，有的需要后期的发行，你都可以提，就像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一样。”也许这是我们可以向国外学习的地方。

那国内的纪录片市场是什么情况？惠营觉得还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国家近年比较注重推广纪录片市场，提出了一些硬性要求，比如每年在卫星电视播出的纪录片时长必须达到某个标准。现在做纪录片创作的个人、公司也越来越多，拍摄器材越来越便携，手机、运动相机、无人机等都在广泛地运用于纪录片拍摄，所以门槛已降低。”

“有一位电影大师说过，纪录片是一个时代的灵魂，这个时代没有纪录片不足以称其为一个时代。纪录片是对社会、生活现状最真实的还原。”惠营说，虽然在五花八门的纪录片题材中，自然类题材偏少，但发现近些年人们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度有所提高，自然教育正在融入年轻人和下一代的生活，所以当《我们诞生在中国》悄然诞生时，受到的关注超出了所有主创人员的预期。导演陆川曾在采访中说票房达到4000万就可以开庆功宴，但明显出品方低估了片子对观众的吸引力，在排片率极低的情况下，本片票房最终冲破了6200万，打破了由《海洋》保持的自然类电影最高票房纪录。

中国的荒野之美不亚于任何一个国家，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也排在世界前列。但是我们国人以及全世界对这种美的认知和赏析还比较缺乏。惠营肯定，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中国人制作的关于中国自然之美的纪录片呈现给观众，通过欣赏和认识，我们会更加热爱和珍视这片土地。

对话惠营

惠营

野生动物纪录片导演、摄影师、北京自然影像纪录（NFD）创始者，不过他通常会在这张名片后面加上更多称谓：摄像、录音、剪辑、包装、大厨、司机、背夫、龙套……自嘲身兼多职。最让人感兴趣的是他在《我们诞生在中国》（Born in China）中的角色――担任雪豹摄制组的现场制片。

outdoor：《我们诞生在中国》这个剧组对你个人而言有什么吸引力？

惠营： 当我听到“诞生在中国”这个主题时就来兴趣了，预感到这部片子出来之后一定会非常受关注。选择几种中国的代表动物，系统地讲述它们的成长和生活环境，对中国人以及全世界人来说都非常有吸引力。再加上能和国际电影界的大公司迪士尼自然、SMG以及陆川的环球艺动一起合作，能参与到他们项目里面学习、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感觉挺荣幸。这些都是吸引我的地方，另外，青藏高原对于我来说也十分具有吸引力。

outdoor：在青海拍摄那么长时间，你们会无聊吗？有什么娱乐活动没？

惠营： 我们每个人电脑里都有些电影，但除非是真的什么都没拍到，我们才会看看电影打发时间。其实我们每天还是围绕着工作来分配时间，当天工作完成了才有可能考虑娱乐的事情。每天我们回到营地，都会聚在一起整理素材，看看拍到些什么、给素材分类等等，也会分享当天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吃晚饭时，大家再讨论一下第二天的工作安排。另外，我们还会做一些体育锻炼，比如俯卧撑大赛，看谁做俯卧撑做得多。

outdoor：网上流传着一个搞笑的小视频，一只直立的旱獭突然张大嘴巴发出一声粗狂的怒吼，那是假的吧？

惠营： 那是网友恶搞做的配音，反正我从未听到旱獭那样叫过。旱獭和岩羊的报警声音很相似，都是高频的“”的那种声音，这两种声音都是我们在拍摄雪豹过程中最期待听到的，那就意味着雪豹很可能就在附近。

outdoor：目前国内有哪些组织机构正在从事雪豹研究与保护？

惠营： 2015年我参加了在玉树举办的首届国际雪豹论坛（编者注：采访当天第二届国际雪豹论坛正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说明有很大一拨人对雪豹很关注。国内从事雪豹研究的组织主要有几个：

一个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开始也是在乔治・夏勒博士的鼓励和帮助下进行的，主要考察区域在青海三江源地区，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另一个是北京林业大学的时坤教授带领的团队，在甘肃的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疆塔什库尔干、珠峰雪豹保护中心以及青海等地区都进行过雪豹研究。

中国最早关注雪豹的是中科院新疆的马鸣老师，他和徐峰、程芸共著了一本《新疆雪豹》，看后让我获益匪浅。马鸣老师特别受人尊敬，也特别耿直，当地流传着一句话叫“防水、防盗、防马鸣”，因为马鸣老师太直爽了，有什么看不惯直接说，哈哈。

另外，“荒野新疆”志愿者团队也在雪豹研究和保护工作方面作出很大贡献，他们付出很多精力在野外布设红外相机、做调查，在乌鲁木齐南山监测到22只雪豹，现在准备扩大监测范围。

除了以上这些机构，在四川卧龙保护区、贡嘎山自然保护区也有科考人员用红外相机拍到过雪豹。

outdoor：你前面谈到不干预野生动物的生死规律，那么令人困惑的是，那些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救助动物的行为算不算干预呢？如何去考量？

惠营： 我们认为需要被救助的动物是那些濒危野生动物、国家级保护动物，比如斑鳖，是龟类中最濒危的物种之一，全球已知存活仅三只，这种情况下通过救助能多保存一个物种是一个。另外需要救助的还包括由于人类的因素受到伤害的动物，例如被毒害和被兽夹鸟网伤害的动物等。若一个物种的丰度、数量还可以，自然状态下的弱肉强食或生老病死，在生物保护界认为是不需要救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