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炳元 内心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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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你先稍坐一下，我很快记两个音”，崔炳元匆匆看人一眼，便又把头低了下去，黑色的水笔在谱纸上寥寥几笔，原本空白的五线谱即被填充。这手绘乐谱看上去只是若干单薄又朴素的音符，实际却是一个作曲家心中的万马奔腾。

当聊起音乐，聊起作曲，聊到作品，他自然而然热情喷张，内心好似热浪翻滚，口中道出来的故事，勾勒出一个东北汉的细腻形象，无论是对一个地方的理解上、对一种文化的解读上，甚至对一个音符的拿捏上，他都相当妥帖，倾注心之情感，完成一部又一部让人过耳亦过心的交响乐，也完成了约翰・克里斯多夫曾经的渴望――在热情的火焰中喷射出的美丽花朵――那皆属于创造的快乐。

“山村野娃子”的自娱自乐

没什么征兆，没有伟人出生那样天降异象，也没有对某种乐器怀有天然的好感，崔炳元走上音乐道路，纯属歪打正着。

崔炳元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辽宁，从小生长在一个地处偏僻的三线建设工厂，每天有大量时间用来玩：滚铁环、打弹子、掏鸟窝，没人想过谁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重复了两遍，“没有那么雅，完全是一种山村野娃子的感觉”。单单“”之前几首革命歌曲，就可以让大家从游戏中停下来，领会这种“让人心里感觉到特别美好的东西”。想学音乐也没有专业的老师，从一些业余音乐爱好者那里学点东西就已经很满足了，然后大家在一起自娱自乐，没想过太多其他的。

也是因为有业余老师的提醒和鼓励，上世纪70年代初的崔炳元，开始跟随专业老师学习中提琴。中提琴调和了高音乐器和低音乐器，弥补了弦乐和管乐的音色差异，略带忧郁之美。崔炳元直到现在依旧钟爱中提琴，他领悟其美妙的角度似乎有些特别：“中提琴的英文名viola，它的词根是紫罗兰，多美！”他还愿意从某种哲学高度去评价中提琴，“我觉得交响乐就是中国先秦哲学中‘和而不同’的一个伟大解释，谁跟谁都不一样，但和在一起丰富多彩，又极具个性，还能为人所接受。中提琴在和而不同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一种调和连接的作用。”

3年中提琴的学习之后，崔炳元有机会来到歌舞团工作，在那儿他有幸遇见很多的优秀的音乐家，包括王洛宾。他为崔炳元开启了一扇民族民间音乐的大门。王洛宾先生时常会让崔炳元帮他抄歌，也就是借此机缘，崔炳元能够接触到民族民间音乐。“我当时还很小，不到二十岁，当时没有能力去汲取他更多的东西，但有一个重要的感觉就是他对民族音乐以及民间音乐的尊崇、认识和改编的技术。”在对民族音乐的看法和认识上，对民间音乐素材的初步处理上，王洛宾先生对崔炳元来说，可谓是启蒙老师。

1985年，崔炳元从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5年后，崔炳元来到陕西，一扎就是二十多年，在这里他创作出了两百多部音乐作品，广涉交响乐、室内乐、戏剧、影视、仪式等多种体裁与题材，成为陕西音乐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

用音乐表达不动声色的存在

长安作为中国历史孕育出的一个独具魅力的经典文化符号，大周姬发在这里礼驭天下，大秦嬴政在这里法制神州，大汉以这里为起点开辟丝绸之路沟通世界，大唐以这里为终点令寰宇之内万邦朝拜……13朝1100多年的建都史，给予巍巍长安举世艳羡的历史文化遗存。

二十多年前崔炳元来到古城西安，在一次陕西省文化厅音乐创作座谈会上，著名作曲家饶余燕老师暂停座谈会，说“我看到了一个新面孔，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从甘肃调来我们这儿工作的青年作曲家崔炳元同志。在全国第四届音乐作品（室内乐）评奖活动中我作评委，他的钢琴曲《素描》色彩绚丽很有艺术魅力，让我记住了他。”语毕，赵季平老师从离崔炳元座位很远的位置走过来，跟他握手，说“欢迎你”。“我当时就有种特别温暖的感觉，后来我找到了这种温暖的理由。那是开放的唐朝人的历史积淀，这种接纳是有渊源的。”

崔炳元始终记得一句玩笑话：“西安的苍蝇都是唐朝苍蝇的后代！”说完他爽朗地笑起来，“故事遍地、传奇也很多。但我更看重的是什么也不说的这种底蕴、这种底气。”崔炳元喜欢低调的人和物，但那种低调不是低到泥土里的卑微，而是一种看似不张扬但存在感极强的底气。“西安就是这样，它什么都不说，但就有它独特的意蕴，那种不动声色的存在感。这种不事张扬的存在感，给我很多感受。”这种踏实厚重的文化存在，变成崔炳元的音乐语言，有时大气磅礴，有时可能四两拨千斤，“我不一定用很复杂的表达手法，但我一定是在用心表达这种气韵，也可能是从容淡然的。”崔炳元显然汲取了古城长安的积淀与稳重，几乎是将身、心、灵同时融入这座城市，与她一起呼吸一起积淀，血脉一张一弛，连气质也变得相像。

如此，当喜欢植根于传统文化、重视精神积淀与探索的崔炳元，和西安这座具有雄厚历史积淀的城市相遇时，必然发生源源不断的催化反应。崔炳元将诸多陕西元素融入到他的音乐创作中，对陕西本土交响乐来说，这也是一场“崔”化反应。他说他没有过多思虑过如何去将陕西特色、传统文化与创作的音乐做以精准的契合，他只是想怎样从自己的角度去展开一幅关于大唐气象的精致画卷，只想去寻找“老崔内心世界里的大唐气象”。

无疑，他的寻找是成功的。单单是2005年为大雁塔北广场的音乐喷泉所做的交响组曲《大唐》，至今已播放三千余次，这不仅为崔炳元奠定了他的业界地位，更重要的，他完成了一次精神层次的成功探索，这部被界定为西安市标志性音乐的交响乐，令陕西乃至全国人，收获了一次民族自尊的觉醒。编制完备的交响乐队将崔炳元心中关于陕西的声音变得立体：从弦乐以及木管的六连音群所表现的雁塔鸣钟之壮美；到英国管演奏，弦乐、木管、木鱼以及碰铃烘托出的清幽水流梵音；到琵琶主奏的西安鼓乐曲牌《杨柳枝》所勾勒的霓裳艳影；再到中提琴、竖琴和通关以及打击乐器配合的极富西域、中亚特点的古道驼铃；最后再现第一乐章的大唐盛世雄风。“通俗一点讲，咱们平时老百姓衣食住行满足之后，就上升到精神层次的追求，希望接触到一些可以滋润到我们平凡生活的一些要素。再往前走一点，耳朵眼睛，最后要作用于心。”他不希望在大雁塔整天听到来自于德奥的声音，那与大雁塔的风格不符；他更不希望听到大众耳熟能详的流行乐，那与大雁塔的意境大相径庭。他希望有专属于大雁塔的原创音乐，“是和大雁塔可丁可卯的交响乐，要很精准，丝毫不差。”

崔炳元始终坚信一点，音乐作品应常态地存活在音乐会上，能常年在人耳里听到，这才是音乐家存在的必要，这才能体现音乐家存在的意义。“音乐家的本质就是给人提供音乐，而让人听到了，才是提供了，没听到，就不能那么说。”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崔炳元身上没有太多官员的含蓄与艺术家的风流，他言笑直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举手投足，都是自信与豁达，性格中东北人的豪爽显而易见，但面对音乐，他好像由一口大井变成了一张细密的筛子，精准而又细腻起来。

在他的概念里，作曲大部分情况类似于时间放大器，“比如说你听我这5秒钟的音乐，或者说一分钟的音乐，它是用一天时间甚至更久来写的，我这一天当中要思考，在横的线条当中想要让你听到什么，起伏、错落有致；竖的地方，同时有多少个乐器在发声，发声的和谐程度、尖锐程度是怎样的，选择什么样的乐器，是什么样的音色，跟灵感关系不大，严格说是一个很精密的组织结构。”崔炳元对作曲的把握，更多的是对音乐素材的选择、对审美风格的选择、对自己个性的塑造，以及社会的接受度，这是他在音乐上遵循的原则，基本上没什么天马行空的灵感和信手拈来的素材。“相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群，存在一个最大公约数。我觉得在中国做音乐，就应该追寻这个最大公约数。”等于他又重新强调了一次创作的实质，是要大家都能听到，都能为之感动。

作曲家的态度成就了他的音乐，作为人类共同的语言，当灵魂凝结于乐谱，当乐曲奏响民族的文化，听众在音乐中读懂了长安，读懂了一个顶礼民族文化的作曲家的心。去年5月的《长安回响――崔炳元交响乐作品音乐会全国巡演》，除西安之外，崔炳元还将音乐传播到了南京、天津、北京，巡演大获成功。外地人在音乐中觅到长安的气息，甚至听完演出还想要来西安看看。“那我觉得还要怎样呢，这就很好了。因为我们不是娱乐，我们是在做文化的东西。我们当然希望带有陕西元素、陕西符号的东西走出去，影响越大越好。”下一步，崔炳元将带领乐团在10月29日和10月30日分别在国家大剧院和北京音乐厅演出新组台的音乐会《丝路新交响》，“我们会把咱们的音乐源源不断地带出去。”

语毕，他打开C D和音响，播放2008-2011年间创作的交响合唱组曲《南海观音》中的第七乐章――中提琴与打击乐《愿》，在这部乐曲中，他将《大悲咒》用中提琴重新改编，别具质感与韵味的音色用完美的组合将愿望娓娓道来，令人清凉舒畅，打击乐的适时出现，将幽远之禅也变得灵动起来。这是他的细腻之处，用少许细节变化为整体作最完美的点缀；这还是他的细腻之处，心中不只有《轩辕黄帝颂》《大唐》那样的气势磅礴，也有如《愿》这样的细思沉吟。

如此看来，崔炳元的音乐创作糅合了民族的历史、政治、宗教因素，以及文学、美学等等各方面的文化因素，加之对人类民族情感的充分模拟，由粗到细、由浅至深地探寻音乐美的本质。

在赵季平眼中，“母语”不仅是崔炳元与听众交流的载体，更是他表情达意的原则。饶余燕更是认可崔炳元其人其音，“他了解民族民间音乐的生成环境，掌握民族音乐的传统规律，熟悉其语汇，理解其深层次的精神气质和审美情趣。”

《礼记・乐记》中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正因为他的敏感、丰富、精准、开阔、细腻，以及长期的耕耘，才在他的心中，奏响了在天与地、古与今的过渡中，一种不可或缺的慰藉更多人心灵的交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