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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在实践中还得出一个重要思想:在很小的、有限的空间探索出来的正确理论,如果不加分析,任意向很大、甚至无限的空间去推广,那就会导出荒谬的结论
美国时间2017年4月26日,好莱坞导演乔纳森・戴米(Jonathan Demme)因病逝世,享年73岁。虽然名望不及好莱坞一线大导演,但戴米的成就却鲜有人企及:代表作《沉默的羔羊》在1992年奥斯卡上斩获“大满贯”――囊括最佳影片、导演、男主角、女主角、改编剧本五个主要奖项,历史上只有三部电影实现过如此壮举,另外两部分别是《一夜风流》和《飞越疯人院》。
因为《沉默的羔羊》,戴米曾被视为史上最伟大的惊悚片导演之一,但事实上,他当了40多年导演,只拍过这么一部惊悚片。如果说每个优秀的导演都是一方艺术领土的统治者,那么戴米的领地就是“美国亚文化”――连环杀手、同性恋、艾滋病患者、卡车司机、雅皮士、摇滚乐……他就像是电影导演中的吟游诗人,用讽刺、幽默、恐怖、真实的电影语言,向主流观众传颂最非主流的美国风情曲。
执念于边缘文化
“边缘”是戴米职业生涯的关键词,他的导演生涯就是从电影的边缘产业――低成本B级片――开始的。但在上大学之前,他的志向是做一名兽医,直到大学第一堂化学课,他发现自己“连最基本的化学概念都理解不了”,才弃理从文,当起了影评人。当时法国新浪潮正在革电影的命,美国的文艺青年不断被弗朗索瓦・特吕弗这样的大师刷新三观,戴米就一直记得第一次看特吕弗的《射杀钢琴师》:“有这么一场戏,男主角对审问他的黑帮说,如果我撒谎,我妈妈就坠楼而死,这时影片马上切到了一个老妇人坠楼的面。我当时就震惊了!”
戴米不曾想到,他写的影评能让他见到偶像特吕弗。1966年,联艺影业的制片人约瑟夫・E. 勒文去迈阿密出差,下榻枫丹白露酒店,负责酒店公关的恰巧是戴米的父亲罗伯特。罗伯特把儿子写的一篇《祖鲁战争》的影评推荐给勒文,这部电影正是由后者担任制片。于是,勒文成了戴米的第一个伯乐,他安排戴米在联艺影业担任电影宣传――最适合非科班出身的有志青年进入电影行业的工作。1968年,特吕弗来美国宣传新作《黑衣新娘》,戴米负责安排他的所有行程。临别之时,戴米拿出一本《希区柯克与特吕弗对话录》让特吕弗签名,后者用法语写下了:“致乔纳森・戴米,为我们的友谊和他的第一部电影。”几年后,戴米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在联艺工作了五年后,戴米遇见了B级片教父罗杰・科曼。戴米是“看着科曼的B级片长大的”,而科曼也非常欣赏戴米在电影制片和营销上的想法,两人惺惺相惜,戴米不带任何犹豫地跳槽去了科曼的新世界影业。
有了科曼的支持,戴米完成了在编剧和导演领域的处女作,虽然都是成本不足20万美元的B级片,却都盈利百万美元以上。更重要的是,戴米学到了受用终身的电影技巧:“观众看电影的最主要器官是眼睛,如果你不能保证电影在视觉上有趣,就无法虏获观众的大脑。摄影机的移动一定要有足够的动机,如果空间太小,要想办法找不同的摄影角度,这样你在剪辑上就有足够的素材。不要忘了,演员永远是刺激视觉的最佳素材,一定要挑那些有趣的演员。”
上世纪70年代,好莱坞进入百花齐放的“新好莱坞时期”,斯皮尔伯格和马丁・斯科塞斯的成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电影人得到大制片厂的支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戴米与罗杰・科曼分手并进入大制片厂发展是必然结果。1976年,戴米为派拉蒙拍摄了喜剧片《民用波段》,他用特吕弗的喜剧方式,表现以卡车司机和电台为主的“美国农村文化”。这部电影现在“烂番茄”网站上仍是100%好评,虽然票房失利,但评论界的一致叫好,让戴米留在了大制片厂。1980年,戴米导演的《天外横财》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和最佳原创剧本奖,这本应是个继续扶摇直上的好机会,但他对边缘文化题材的执念,还是与主流体制发生了矛盾。
1984年,华纳兄弟影业邀请戴米导演《小夜班》,这部“二战”题材电影的制作过程后来成为研究好莱坞明星、制片人、导演等不同角色之间博弈的经典案例。当时,戴米主导剪辑的版本偏向于一部展现蓝领工人生活的剧情片,但女主角兼制片人歌蒂・韩对此大为不满,她与华纳兄弟对影片进行了重新剪辑,并补拍了一些镜头,让这部电影变成了彻底的轻喜剧。结果可想而知,面目全非的《小夜班》在口碑和票房上都是一次灾难,而后来推出的“导演剪辑版”却被普遍认为是一部杰作。
戴米认为《小夜班》是他导演生涯中“最糟糕的经历”,他离开了大制片厂,回到了独立电影世界。1984年,戴米为“传声头像”乐队(Talking Heads)拍摄的演唱会纪录片《别假正经》,成为历史上第一部完全使用数码录音技术的纪录电影,获得当年国家影评人协会奖最佳纪录片,被《纽约时报》评为“几近完美”的摇滚电影。
伟大的理想
好莱坞依然钟情戴米,不断有人找上门来送剧本,虽然在戴米看来,“有些本子是真的好”,但终究抵不过被体制伤透的感情。1985年,拒绝了一部又一部大制片厂的剧本之后,戴米选择了一个由不知名编剧写的故事:名叫查理的华尔街白领,被名叫露露的奇怪女子绑架后,开始了一段充满性、和暴力的奇妙旅行。戴米没有把这个剧本交给大制片厂 ,而是带到了猎户座影业――一家从联艺破产灰烬里重生的独立电影公司,拍出了公路片中的经典之作《散弹露露》。
戴米与猎户座影业的合作堪称业界典范,《沉默的羔羊》便是巅峰之作。最初,影片的版权和导演权在吉恩・哈克曼手里,但这位凭借《法国贩毒网》拿到影帝的法国人嫌剧本“太暴力”,拱手把版权让给了猎户座影业。戴米接过导筒后,有人认为他拍不了这么暴力惊悚的电影,因为他之前的作品都是温暖、幽默、善良的,而戴米的回应是:“你们觉得我是一个暖男,但是我告诉你,每一个导演的内心都想拍一部吓死人的电影。”而且,戴米不仅想要“吓人”,他还洞察到了故事的核心:一个女警察和一个连环杀人犯之间的精神对决。在好莱坞历史上,以女警察为主角的电影本就罕见,而赋予这个角色更深层次的精神世界,让观众去理解和定义她,则是前无古人。而对于“汉尼拔教授”这个角色,戴米的理解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人道主义者,一个被锁在疯狂的精神世界里的好人。”
毫无疑问,《沉默的羔羊》是一部伟大的电影,但它并非完全没有负面评论。电影上映后,遭到了同性恋人群的强烈抵制,他们认为片中对连环杀手“水牛比尔”的塑造,有歧视同性恋和变装癖人群之嫌。抵制人群散发“好莱坞恐同和反同”的主题传单。戴米看过传单后说:“我觉得他们写得非常好,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这件事,去关注他们在说什么,因为好莱坞确实是有罪的。”
两年后,戴米拍出了《费城故事》,讲述一个恐同的黑人律师,帮助一位患有艾滋病的同性恋律师伸张正义的故事。就像《沉默的羔羊》让B级惊悚片得到主流电影工业的认可,《费城故事》也是好莱坞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同性恋与艾滋病患者的大制片厂电影,戴米让一直处于产业边缘的“新酷儿”电影潮流,注入了主流电影世界,之后的《男孩别哭》《断背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等同性恋电影都受益于此。但戴米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并不是要为同性恋或艾滋病患者摇旗呐喊:“为艾滋患者和他们的爱人拍一部电影没有意义,他们就生活在疾病中,不需要一部关于艾滋病的电影。我想拍的是那些对艾滋病一无所知的人,以及歧视艾滋病患者的人。”
《沉默的羔羊》和《费城故事》是戴米的顶峰之作,他之后的作品再也没有超越甚至比肩这两座高峰。2008年,《蕾切尔的婚礼》是他晚期生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片中新人在婚礼上宣誓那场戏,是诠释戴米艺术风格的最佳注脚。在这场戏中,新郎清唱着尼尔・杨的歌曲,戴米用伪纪录片的手法,拍摄婚礼现场每一个人的表情――“我们不认识参加婚礼的人,但我们在观察他们。”已故影评人罗杰・伊伯特如此评价。此时,戴米不再是电影导演,而是每对新人都想雇请的婚礼摄影师。他只用了几分钟,就拍出了很多导演一辈子都无法捕捉到的伟大画面。
戴米逝世后,朱迪・福斯特发表长文悼念好友,她回忆了1992年的奥斯卡之夜,戴米的获奖感言冗长而又温馨,“因为他不愿落下任何一个共过事的伙伴”,因为他的电影世界就是一个大家庭,是“由一群快乐忠诚的男人和女人组成的团体”。在朱迪・福斯特看来,戴米这一生为之奋斗的,不是“微不足道的小目标”,而是那些“伟大的理想”:和平、爱、正义,还有……快乐。
(作者为影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