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山让我学会面对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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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时有人问我：“你冒险去登山，不怕死吗？”我回答：“不登山就不死了吗？”

问的是“怕不怕死”，回答的却是“人必有一死”，虽所答非所问，涉及的却是一个人必须面对的“死亡”问题。

当懵懂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死的时候，莫名的恐惧笼罩全身。好在，那是遥远的未来才会发生的事情，在自己成人之前是不必面对的。我盼望长大，又害怕长大。时间如流水，17岁出校门当兵，复员当工人，上大学，当铁路技术员、外贸业务员，结婚育女，深圳创业，过了不惑之年，却仍然困惑于死亡话题，采取回避的态度。

1997年到旅游，在珠峰大本营遇到两位职业登山家，其中一位是中国登山协会户外部的高级教练金俊喜，1991年梅里雪山山难的幸存者。这次山难中，中日联合登山队的17名队员在即将冲顶的突击营地遭遇罕见雪崩，在睡梦中全部遇难。专家估计大约30万吨冰雪压住了那片营地。时任联合攀登队中方队长的金俊喜差点是死亡名单上的第18个，只因左肩麻痹提前返回大本营治疗，得以幸免于难。

“我能活着全凭偶然。”个子瘦小的金教练淡淡地表示。

“死神擦肩而过啊，为什么还继续登山呢？”潜台词则是：你不怕死吗？

“登山是我的职业，这把年纪不可能改行了，生活还要继续。”语气淡淡的。老登山家面对死神的淡定，对职业危险的平淡态度让我感到意外。

从1957年到2007年，我国共有55人在山难中死去。其中2000年以前33人，基本是专业运动员；2001年以后22人，基本是业余登山爱好者。滑坠和雪崩是导致山难的主要原因，也有少数是因患上高山病而遇难。

1999年，攀登青海玉珠峰。突击营地上，狂风呼啸，勇峰队长、大刘和我挤在一顶帐篷里，强风挤压得帐篷杆弯曲，压迫在脸上，呼吸困难，感到一种世界末日的恐惧，一夜不眠。

1999年博格达峰小雪崩区，曾经孤身冒进，结果进退两难，险象环生。2002年攀登麦金利峰遭遇滑坠，好在反应快，及时用冰镐止住……

2000年5月，我正在攀登章子峰，哈尔滨山友阎庚华前来探营，随后只身挑战珠峰遇难。从章子峰下来，我和王勇峰、马欣祥、大刘等山友立即参加了玉珠峰山难的救援。在这次山难中有5人死亡，其中有两位来自深圳的山友。2002年，北大山鹰社登山队在希夏邦马峰遭遇雪崩，5位学子遇难。

置身不可知的、令人敬畏的雪山，面对死亡随时降临的可能，经历身边山友倒下死去的悲恸，我学会了坦然面对死亡。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协作手段的改进，攀登雪山的难度降低了很多，对民间登山爱好者来说，登顶珠峰也不再是可望不可即的梦想，但无论如何，攀登高海拔雪山依然是一项可能带来生命危险的极限运动。从概率上讲，即使训练有素的职业登山家也不能100%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当然，在登山爱好者看来，恰是这种不可预测的风险才是高山极限运动的魅力所在。

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高大、险峻、气候复杂。1921年英国人开始尝试登顶，此后33年间先后15次失败，死亡十多人，才换来第一次成功。北坡更是有着“不可逾越”的神话，到1960年才由中国人实现登顶。虽然攀登珠峰的遇难率不像乔戈里峰、干城章嘉峰甚至安纳布尔纳峰那样高，但也有9.3%的记录。

世界第三高峰干城章嘉峰，遇难率22%。第四高峰洛子峰遇难率4.5%，至今尚无人从中国境内的东坡攀登成功。第五高峰马卡鲁峰，遇难率11%，在前16次攀登活动中，只有5次获得成功。第六高峰卓奥友峰，遇难率2.5%。第七高峰道拉吉里峰，山势险恶，路线充满了明暗交替的冰裂缝与悬垂的刃脊，有“魔鬼峰”之称。遇难率18%。第八高峰马纳斯鲁峰，山脊有如利剑，异常险峻，遇难率22%。第九高峰南伽・帕尔巴特峰，有十分不稳定的冰川，气候恶劣，遇难率28%。第十高峰安纳布尔纳峰，在首登成功之后20年，极其可怕的雪崩阻止了所有人登顶，遇难率高达41%……

正如法国金冰镐奖的“金冰镐精神”所倡导的，在攀登所传载的人类价值中，生是最高的价值。攀登使我们更加认清生命中那些本质的要素，能够坦然面对死亡――这是登山经历带给我的最大财富。

登山无法回避死亡问题，进山之前，就必须考虑到如果出不来，公司会怎样，家庭会怎样，妻子、孩子、朋友……把身后事一一考虑好。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一个人会更好地活在这个世上，可以面对自己必须面对的问题，面对自己原来回避的问题，做什么事情都会更坦然、更平和，包括坦然、平和地行走在攀登路上。

对公司、家人、朋友负责任之外，怎么做才算是对自己负责任呢？――就像人们常常说的，让自己的生命充满意义，让自己的一生并非虚度，而且做到生死无悔。

坦然面对死亡――不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这是一种返璞归真的成熟，还是麻木不仁的冷漠？除非有相同或相似的经历，否则经过极端体验之后的感受是无法用语言传递的，再好的文字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