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立军:论花鸟画写生中的“三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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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花鸟画的写生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循序进行的，除了对其浅层次的外部形态结构之“理”的描写之外，还要关注对其本质特征之“神”的表达以及高层审美人格精神之“意”的抒怀。

关键词：花鸟画写生　理态　神态　意态

宋代范中立云：“师古人不如师造化”，南朝谢赫在其“六法”论中把“应物象形”作为一法，皆指出了艺术创作以自然为师的重要性。我国花鸟画有着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从艺术的角度来看，重视生活、重视写生，是花鸟画的时代特征，也是花鸟画发展的必然趋势。有见识的画家从宏观着眼，从微处着手，虽画小景却也有大寄托，而不满足于只知模仿自然，做前人之墨奴。花鸟画的写生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循序进行的，除了对其浅层次的外部形态结构之“理”的描写之外，还要关注对其本质特征之“神”的表达以及高层审美人格精神之“意”的抒怀。因此，优秀的花鸟画作品应不仅体现出当代人文气息和审美精神内涵，还应处处散发出时代的光彩。

一、“理”态

“理”态是客观事物最基本的形式状态，“理”是万物生长的客观生态规律和结构特征，亦即自然属性。无“理”不成为物，无论是自然之物，还是人为之物，都有其“理”。朱熹有一段语录说：“问：理是人、物同得于天者，如物之无情者亦有理否?曰：故是有理。如舟之可行于水，车之可行于陆。”又如“问：枯槁有理否?曰：才有情，便有理。天不曾生个笔，人把兔毫来作笔，才有笔，便有理。”宇宙中任何事物都是如此，各类事物各有其自己的理。因此，照朱熹的说法，不是一切事物都有心，即有情，但是一切事物都有其自己的规律性和特殊性，即有理。(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P253-25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中国早期的花鸟画皆以精准细腻之手法所表现，这正是因为画家对自然生态之理的深入观察和认真研究之后才能所及的，中国花鸟画是采用艺术的手法再现外物所蕴含的自然之理。特别是两宋花鸟画在儒家理学重“物理”，尚“真气”的哲学思想影响下，“究物之微妙”，追求“极至的真实”，在“理”中求“神”。发展到现在的工笔花鸟画，仍然秉承追寻真理的作画特点。而元意花鸟画的出现，便是将理做到了精简和浓缩。求“理”的思想，首先是做到了形似，自然物象在外在特征达到了肖似状态。南朝齐范缜有“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之说，虽然“形似”不等于“神似”，但“形”永远是“神”的前提，“未有形不似反得其神者。”(清・邹一桂)万物皆以笔取形，以形取神，即是常理，也是顺序。

具体来说，对于“理”的表现，就是要正确描绘物体的生长规律，结构形态以及相互之间的微妙关系，从自然结构中找到造型设计的根本，在符合艺术审美的前提下，有取舍，有加工，并选择有典型特征的某一局部或全部进行写生归纳，以体现出物象的真实感，这是花鸟画写生的基本要求。

二、“神”态

“神”态指的是客观事物的精神面貌和气质特征，是高于“理”之层面上的本质状态。人们说花卉“活色生香”，禽鸟“活泼可爱”，动物“憨态可拘”等等，都是指所表现的对象达到了韵足神具的境界。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我们的先辈就知道“神”的重要性，强调要“传神写照”，“畅神”达意。宋宗炳说：“万物融其神”。对“神”的要求，既是花鸟画本体的需要，也是花鸟画高层审美意识的需要。由形似到神似，是客观到主观，表象到意象的一种深化。有神之物，气通韵畅、活灵活现，而无神之物，僵化空洞、毫无生气。传说中的“画猫者张壁而绝鼠……”说的就是画出了猫的神采。即使在壁上画的猫，但猫之神态呼之欲出，老鼠见了都吓得惊恐四散。有文字记载，南朝画家张僧繇“画鹰、鹞如生，致使鸠、鸽看见惊飞而去。说明张画，生动之至。”(王伯敏《中国绘画史》P85,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

画家在刻画对象外形基础上，要达到传神的境界，就不能只是对物象进行简单如实的描绘，而是要完成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上升到艺术表现完整的过程。要使艺术形象比原来生活形象更概括、更典型，更注重内在本质特征的表现，从而才能达到传神的目的。所以，同是画鹰，在动物学辞典上所绘的图形，只能用文字来说明鹰的形状、体态、特征，如嘴钩曲利锐，背羽暗褐色，腹白色，却看不出鹰的孤傲与威武的雄姿。画家以传神之笔表现的鹰就不同了，从李苦禅先生所画的鹰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雄鹰搏击长空、雄霸万里之态势。因而绘雪要绘其清，绘月要绘其明，绘花要绘其馨，绘鸟要绘其啼，绘泉要绘其声……这些雪之清，花之馨，鸟之啼，泉之声……就是物体形象之外的“神”。

三、“意”态

“意”态是客观事物在人赋予其主观情感之后上升到的一种最高审美理想状态，也是花鸟画艺术的最高境界。中国的花鸟画艺术是一个以“意”态始，又以“意”态终的表现过程，“理”、“神”都不是艺术表现的最终完成，因为它还留有人类原始、外在理性的痕迹，只有在审美的“意”中，才实现了理想人格的生成和超越。花鸟画艺术的表现，无论写其“理”，还是绘其“神”，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抒发人们对美好的向往和大自然生命热爱的真挚情感，并用比兴的手法赋予花鸟以人格化的精神魅力。

大思想家孔子早就说过：“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自然万物在儒家学者眼中已经具有了人格化的特征，特别是在儒家理学向心学转向的背景下，花鸟画的写生逐渐转向重“意”，强调意趣，强调人文情怀的抒写。自然界中的万物都可以与人的品性相联系，这虽然是由物的天然本性而生出的联系，但实际上，自然事物的外形在形态的表现上已经退到了次要的位置，而表征意味变得重要并且典型。

中国的花鸟画艺术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花鸟咏春，草木敷荣，陶冶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清代画家石涛有诗云：“对花作画将人意，画笔传神总是情。”画花并不是简单的“为花写照”，而是“借物抒怀”，历代画家画梅、兰、菊、竹题材，表现的却是其君子风度，从而把花鸟画的审美，从基本的“形似”上升到“神似”，最后回归到了“寓意”的审美高度。因而，当我们写生描绘高大花艳的红棉树时，就要表现其高大魁梧的英雄气质；画叶大花大的牡丹、芍药时，就要表现其富雍容华贵的妇人风韵；画兰草、水仙时，则要表现其闲情雅逸的文人胸禁……佛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真是大千世界处处有神机，处处存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