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于厦台郊行的闽商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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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晋商、徽商而言，闽商的概念在读者看来有些陌生。何谓闽商？回顾历史我们发现，这一概念的产生与发展的背后，隐藏着一段两岸间的商贸传奇，让我们剥开历史的迷雾，走进两岸间渐渐为人们忘却的郊行。

闽台地缘造就郊行崛起

厦台之间，一衣带水，血脉相融，特殊的地缘优势注定了厦台商缘的结合。清朝康熙年间，台湾收归版图、实现祖国统一后，在1684至1784年共一百年的时间里，厦门是与台湾往来的唯一口岸，大陆与台湾的贸易通过厦门来实现。到19世纪60 年代开港前，台湾开放了5个口岸对渡祖国大陆相应的口岸，主要与厦门对渡的港口有鹿耳门、鹿港、海丰港，集中在台湾中南部。按照当时清朝对两岸贸易的严格控制，一切对台贸易的船只，要经厦门商行作保，才可以与台湾进行贸易。厦门商行支配着两岸的贸易往来。

厦台两地虽地缘接近，但在生活物品和其他需求方面却不尽相同，需要两岸资源的互补，诸如农产品及生活用品等。据厦门文史专家洪卜仁先生介绍，当时厦门与台湾的这种商贸都用帆船进行，因此这一历史时期形成一种特有的帆船贸易现象，据史料载，当时厦门来往于台湾的商船有1000多艘，每日穿梭往来于厦台海域之间，这种繁荣的景象可谓盛极一时。由于两岸特有贸易联系的发展，商行规模越来越大，从事于不同行业的经营越来越多，厦台的闽商逐渐在这一历史时期崛起。其中一些批发商（亦即顶盘商）联起手来，形成一种商业组织，那就是闽台两地特有的郊行。

郊行创造厦台两岸互惠双赢佳话

厦门和台湾的商缘在特定的历史机遇下得到了发挥。到清朝中期，厦门和台湾 （包括澎湖）之间的对渡港口增加，厦台商运更加繁荣，台湾形成了很多特色行业，贸易的兴盛繁荣使两岸的闽商有意识地携起手来，利用当时最佳的经营模式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大约在清朝雍正年间，台湾鹿耳门经营两岸贸易的“郊行”已经很红火，最著名的有“台南三郊”，即“北郊”、“南郊”和“糖郊”。其中，“北郊”规模最大，以苏万利为首，由专营厦门以北各港口贸易的20多家店号组成。除了鹿耳门之外，鹿港也有“泉郊”、“厦郊”，主要是与泉州和厦门地区进行贸易。八里坌位于台湾北部，开发晚但发展迅速，尤其是临近内河的港口艋及大稻埕，商业繁荣鼎盛，在道光、咸丰年间出现了经营与厦门贸易的郊行，形成了与“台南三郊”相对应的“台北三郊”。这些郊行的来往货物都必须经过厦门口岸才能转运或行销大陆地区，厦门是厦台对渡的基地之一，也是各种郊行开展贸易运输的中转站。因此当时“郡城（台湾）郊商生理多在厦门”，“台、鹿两处郊商，大半家于厦港”。

台湾郊行迅速发展的同时，厦门也与之相呼应，出现了开展与台湾贸易的郊行。比如经营台南贸易的“台郊”，经营鹿港贸易的“鹿郊”。至今在厦门的洪本部老街里，仍存有郊行的遗迹，作为历史的见证，告诉我们昔日它们曾有的辉煌。郊行除了对厦台两岸的经贸往来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外，另一方面，郊行也把行进的足迹延伸到了大陆内部及海外的东南亚等地区。比如当时厦门有一种往来于厦台之间的商船叫“透北船”，同时也兼做大陆沿海，特别是北方各口岸的贸易，主要运输糖。台湾南部生产的米和糖，经鹿耳门由 “透北船”运到厦门，其中的米主要销往福建各缺米地区，而糖则仍直接由“透北船”运往华中、华北、上海、宁波、天津一带销售。厦台闽商所到之处，促进了当地该类匮乏商品的解决，刺激了其他商贸的发展，也开拓了厦台闽商的行商路线和范围，传播着闽商的海洋文明的气质。

厦台闽商留下珍贵的文化遗产

两岸的郊行在日本侵占台湾之后逐渐走向衰微。但郊行的闽商们产生过的积极作用和社会协调功能及对海洋文明的传播却成了一种文化遗产。郊行在长期的经营和发展过程中，还成了培养分赴各地闽商的摇篮，许多郊行的伙计在郊行中不仅学到经商的知识，同时还受到郊行的诚信、互助、热心公益等文化的熏陶。这些伙计中许多人分赴南洋甚至世界各地，另设商号，自行经商，但他们仍然秉持郊行闽商的经营作风和文化理念，许多人都事业有成，因此郊行文化得以在各地的闽商中代代相传。当时的厦台闽商，在经商的同时还广泛吸纳了海洋文明，他们把西方文化、南洋文化带到了台湾，带到了厦门。至今，台湾和厦门的一些古建筑上还可以看到这种海洋文明的印迹，甚至在餐饮文化里也可以搜寻到这种韵味。

厦台闽商在增进商业利润的同时，还参与地方公益事业，如兴办教育、修筑寺庙和慈善活动等等。正如洪卜仁老先生所言，厦台闽商的身上包含着商人、文化吸纳和传播者的特性，本质上代表的是一种海洋文明。船之所经、所至之地，都是海洋文明在传播和散发其独特气息的航线，因而在这一层面上又成了海洋文明传播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