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边城》中的“端午情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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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俗事象在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众多作品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富含民俗元素。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分析沈从文《边城》一文中“端午”民俗审美意境的创造和审美意象的安排，由此解构作者的端午情结和创作心理。
关键词：端午；审美意境；审美意象；创作审美心理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4-0000-01
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由三个端午节事件贯穿始终，“端午”成为这篇小说发展的一条主要时间线索。其文与“端午事件”有关的篇幅占到全文的三分之二左右，在众多的民俗节日中，沈从文为何钟爱于选择“端午”来构建全篇？由此，本人试图解剖作者的“端午情结”。
一、宏观视角下析“端午”审美意境的创造
倾向于民俗化的文艺作品在创造审美意境时经常依托具有鲜明地域性的民俗环境，从而彰显浓郁的地方情调，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端午节”是《边城》作者精心营造的审美意境。小说前两回主要在营造气氛，为全文铺垫基调。小说第三回开始正式写到端午节，端午气息由此一直蔓延到小说的第十七回。
文中故事发生在湘西边陲茶峒一个苗汉杂居的地方。书中提到，端午是这个地方一年中最热闹、最有意义的日子之一，这个地方的所有人都将参与进来，这为故事主人公的相遇做好了准备。端午节不是苗族或汉族所独有的节日，而是属于整个民族的节日，苗汉两族的大融合更加丰富了这里的节日元素。端午节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与轴线自然而贴近生活，故事的发展水到渠成。
文中主人公翠翠和傩送在第一个端午节里互相倾心，“爱情”萌动。端午时节里最适合“走马路”，满山碧翠，情歌飘荡。作者这样的安排营造出了梦幻与唯美的氛围。“在苗族区域，爱情及婚姻仍延续着原始的自由形态。男女间的结识与相爱，多以对歌方式进行，任何未婚男子都有权向自己钟情的未婚女子，表达爱慕之情。”翠翠的父母通过对歌相爱而私定终生，翠翠的血液里流淌着这浪漫的情愫，她自然会钟情于走马路的二老，而非走车路的大老。
《边城》中的端午节不但为故事的发生及发展提供了浪漫的时空环境，而且是人物进入故事情节的关键之所在。作品中故事情节的深入展开，人物命运的起伏变化，整个悲剧情调的高扬，都与端午这一民俗事象的描摹融为有机的整体。
二、微观视角下析“端午”审美意象的安排
审美意境的创造离不开审美象征物，作家往往会精心选择一些与意境创造相关的风物，以此来传递和表现他们的主观情思，从而达到情景交融的意境。沈从文将端午节作为整个故事发展的大情境，其全文的构思和意象的选择都与此相匹配。我们从文中可以找到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民俗符号，如：龙舟、鸭子、虎耳草、蒿艾、粽子等等，它们都具有着特殊的意韵，并对剧情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龙舟
龙舟是湘西边地独特文化的载体，龙舟竞渡是端午节期间当地居民十分关注的盛大活动。在湘西地段，龙舟竞渡的最终胜利者不但享有英雄的美誉，而且往往能俘获少女们的芳心。文中写到傩送和天保都精通水性，皆是当地泅水划船的好选手，但文中只对傩送在端午节龙舟竞渡的表现进行了正面描写，而天保几次都因办货而错过。龙舟竞渡是傩送的强项，这样的安排可以突出男主人公的身心和性格特征，这是其他民俗节日所达不到的效果。
（二）鸭子
民歌中，动物属于民间情爱意象的一类，《边城》中的鸭子同样具有这种意义。沈从文在文中写到，不拘谁把鸭子捉到，谁就成为这鸭子的主人。二老捉到鸭子后，别人就说：“你这时捉鸭子，将来捉女人，一定有同样本领。”此处便透露出追赶鸭子的游戏包蕴着男女追逐欢会的模式和意念。在文中，傩送与翠翠的初次相遇发生在第一个端午节里傩送捉鸭子的场景。翠翠在岸边等爷爷，发现“原来水中还有个人，那人已把鸭子捉到手，却慢慢的‘踹水’游近岸边的。”此处的鸭子让两人有了交集。第二个端午节，天保捉鸭子回家，正好遇到守渡船的爷爷，船总顺顺要天保将鸭子送给翠翠，翠翠在回家的路上说了一句：“谁也不稀罕那只鸭子”、，话外音是不是“真正稀罕的没有得到”呢？端午节捉鸭子这一风俗是湘西地区独有的，鸭子是人们对情爱的向往，在苗汉大聚居的湘西，人民追求着质朴的情感。
（三）虎耳草
虎耳草在端午时节里长得尤其硕大。当地俗称“走马路”的求婚方式就是示爱者站在高崖上为心爱的人唱三年六个月的歌，唱到对方心动为止。美妙的歌声是傩送传达给翠翠的情意，翠翠接受到傩送传递的爱的信息以后直接梦到虎耳草，虎耳草成为翠翠对傩送爱的回应的象征物。虎耳草在文中出现五次，有四次都出现在翠翠的梦里，只有一次出现在现实生活中：除了节日外出的翠翠，一大清早便出去掘竹鞭笋了，当翠翠回来时，“把竹篮子向地下一倒，除了十来根小小鞭笋外，只是一大把虎耳草。”这一次因翠翠去采虎耳草而错过了与傩送相见的机会，这一次的错过直接导致了两人的分离。文中虎耳草意象以其丰富的内涵引导着情节深入新的层面，成为情节发展不可替代的因子。
三、作者端午情结的创作审美心理
沈从文在湘西水乡世界里长大，他“谙熟川、湘、鄂、黔四省交界的那块土地，谙熟那绵延千里的沅水流域及这一带人民的爱恶哀乐的鲜明生活样式和吊脚楼淳朴的乡俗民风，因此形成对民间的，世俗的东西具有特殊敏感的审美情趣。”民风民俗潜移默化地影响在其环境下生长的每个个体，往往会“成为某种精神的、心理的积淀和思维定势，有意无意支配着他们的意识活动和行为方式。”
例如，“水”的孕育使得沈从文在乡土题材的作品中经常营造出一个水的世界。《边城》故事开篇就迫不及待地写到缓缓流淌的溪水，有渡船，有龙舟，有水鸭，还有淅淅沥沥的雨水等。傩送的出场是从水里冒出来，傩送和翠翠有了第一次交集；天保、翠翠父母的死都与水有关；边城整个故事发生在多雨水的端午时节。文中三次写到端午，除了第一次翠翠和傩送相见的端午，后两次端午都有雨水伴随。俗信端午节下雨预示着不吉；反之则吉。神秘化和宿命观在沈老的文学作品中多有表现。此处，端午雨的安排为天保不祥的结局与整个故事以悲剧结尾埋下伏笔。
综述所述，通过端午事件，作者的审美意境和审美意象得以自然呈现，不留雕琢痕迹。作者以端午民俗构架全篇，故事的发展人情人理，这是换以其它民俗节日所不能表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