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涉者 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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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渴望机会，但机会之于人，却往往只是短暂的一瞬。能否抓住机会，关键便在于那瞬间的抉择。四年前，孙维舟就面临着这样一种抉择：或者继续当他的设计室主任，或者去领衔创办一个电子技术研究所。

1980年4月×日，合肥市电子局内。局党委书记陈发祥把34岁的孙维舟召来，进行了如下谈话。陈：这个研究所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不吃国家事业费，怎么样？孙：不吃“皇粮”的研究所，国内还不曾有。这要成功了，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改革。

陈：这个研究所不但搞科研，还承担生产任务，使两个环节紧紧相扣，怎么样？

孙：这正是我们电子行业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两人一拍即和。陈发祥满意地从烟盒中取出两支香烟，一支给孙维舟扔过去。轮到孙维舟问话了。

——所址在哪儿？

——没有。

——设备仪器呢？

——没有。

—一人员？

——也还没有。

孙维舟两道眉峰逐渐向中间聚拢，终于形成了一个凸起的疙瘩。接下来他被告知，上级只给一次性拨款七万三千元。七万三，盖房子，买设备，开工资；大到运输工具，小到桌椅纸笔，一切开支皆由此出。换句话说，你拿着这七万三千元，就得从平地上冒出个研究所来！孙维舟大口大口地吸着烟，这烟够呛！

孙维舟所在的无线电三厂设计室已初具规模，拥有40名技术人员。从个人角度看，孙维舟目前处境很不错。假如按部就班地走下去，他还将有一个稳妥的前程。而眼前这个机会，却充满了未知的风险。

“这只算征求意见，你也可以不干。”陈发祥不慌不忙地吸着烟，他知道孙维舟会如何答复。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电子行业是怎样的不景气呵。产品老，技术开发慢，科研和生产脱节，一些落后厂家生意萧条，门可罗雀。孙维舟不止一次地向陈发祥发过感慨。办个研究所，扭转被动局面，也是电子局早已有之的想法。然而两次上马，两次失败。这第三次，陈发祥把希望寄托在年轻气盛的孙维舟身上。

孙维舟把半截烟蒂按在就近的烟灰盘上，站起身：“嘛不干！”

我只提了一个条件：研究所的人员得由我定。我当设计室主任的经验告诉我，大小一个领导，往往要把三分之二的精力用在处理人事关系上，实在让人陪不起。我选人的条件是这样的：一要技术好，二要不安于现状，三要豁得出去。我看上眼的，死磨活缠也要弄来；看不上眼的，送上门来也不要。对徐志良（他是助理工程师），我的办法是下班在厂门口堵，堵住了就一块儿回家，路上海阔天空地聊；对郭本仁（他是无线电技师），我则天天买好早点，准时送到宿舍，然后什么话也不说，转身就走。结果，徐和郭都来了。另一名技术人员也想来，可他老问我工资呵奖金的，我就把他拒之门外。小郭说我偏激，我说：“不是我偏激，是他自己豁不出来。”

刚建所时，我只找了六个人。兵不在多，而在精。“我们将放开手脚干一番事业。”这是我招兵买马时唯一的许诺。可你想，对于不甘碌碌的年轻人来讲，还有什么许诺比这句话具有更大的诱惑呢？当然，对于研究所的前途，我也作了不少具体设想。我把这些设想和大家交流过，结果是：志同道合。

一条曲曲弯弯的小路，随着地势的起伏，绕过半亩池塘、一片乱葬坟地，悄无声息地向远方延伸。小路的尽头，有一座被主人闲置多年的小院。1980年10月，就在这里，诞生了一家不吃皇粮的研究所。

建所之初，他们一时顾不上搞什么科研项目，他们先得为研究所创造一个生存下去的起码条件。为此，他们先须干一些纯生产性的工作。于是，徐志良、郭本仁这样的在原单位看图纸，搞设计，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便整天和电烙铁、活扳子打开了交道。而学计算机出身的田新华，则干上了买粮买菜，烧火做饭的行当。孙维舟统领全盘，身兼数任：从副所长（正职暂缺），到夜间守门人。他把铺盖也搬来了。

那个秋天多雨。小雨，中雨，大雨；淅淅沥沥，随风飞舞，倾盆而下。那条黄土小路，一下雨就寸步难行。人在路上走，脚抬起来了，鞋却被留在地上。于是，他们那辆担负全部运输任务的130卡车就时常在泥淖中，就不时要靠大伙儿光着脚板把它推出来。也有实在推不动的时候，孙维舟就到附近村子里借头牛来帮忙。

“一、二、三喽！一、二、三喽！”人和牛一起用力，130卡车喘着粗气，爬出泥淖。

但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又还有多少泥淖。

对于创办研究所，主管局内是有不同意见的。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个研究所办不起来。以前不是有过教训吗？办了两次，都黄了嘛。要是明知不可而为之，那么好，就让他们去折腾，我们听其自然。

这座孤零零的小院，还真折腾不开。它不但远离市区，去最近的村子，步行也得十多分钟，交通、邮政、洽谈业务都成问题。孙维舟四处张罗，想另找一处较理想的所址。

他们跟本系统一家工厂商量，借工厂的围墙，搭一排棚子，作为研究所的安身之处。“不行。”答复非常干脆。“可我们不妨碍你们。”“不妨碍也不行。”没有商量余地。

市内另一家单位倒好说话，同意在自己楼顶上加盖一层归研究所使用。孙维舟他们高兴极了，马上行动！他们跑建材，跑运输，请设计，请施工，四面奔走，八方交涉，甚至和泥搬砖当小工。可是加层的墙已经起来了，这家单位突然变了卦：拆！为什么？这家单位同研究所的主管局闹了矛盾。可这又干研究所什么事？那不管，拆！

孙维舟和他的同伴站在人家的楼顶上，亲手拆下那一块块浸透着他们汗水和希望的长方形灰砖。神情严肃，气氛穆然，他们仿佛在举行一个葬礼。大伙儿的心情压抑到极点。

半年多了，他们什么科研项目也没搞，他们的精力全消耗在与科研并无关系的事情上。起步维艰，这话不错。可他们只是在原地打转。在原地打转也不容易，转着转着就会陷入绝境。眼下就是绝境。合肥之大，却不容他们这个小小的电子技术研究所安身。

前不久，孙维舟吐血了。他本来就胃下垂12厘米，又急又累，旧病复发。医生命令他休息，他躺下了。可很快又爬起来，同伴们再次把他强劝回床上。他开玩笑说：“我这病没事，你们别管它。等咱们房子一盖成，它自己就好了。”可现在，那眼看就要盖成的房子却要在顷刻之间拆掉。